柬埔寨星期五（6月22日）拒绝中国引渡涉薄熙来案的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的请求。 柬埔寨当局在6月13日拘捕了被指涉及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妻子谷开来案件的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 柬埔寨政府说，逮捕德维莱尔的行动是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进行，因为他可能涉及英国商人海伍德去年11月在中国被杀一案。 但柬埔寨当局要求中国提供证据，才能把德维莱尔引渡到中国。 柬埔寨外长说，柬埔寨不会将德维莱尔引渡至中国或法国。他指出，“决定已作出。我们决定将他留在这里。” 德维莱尔目前仍被柬埔寨警方拘留。柬埔寨外长表示，当局将继续对案件展开调查。德维莱尔目前尚未受到任何正式指控。 柬埔寨外长发言人重申，该国没有引渡德维莱尔的计划。 曾有传闻说多维尔与谷开来关系暧昧。 他说，该国目前没有收到任何针对德维莱尔犯罪指控的证据。 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毒杀海伍德，而法国人德维莱尔曾同谷开来、薄熙来及海伍德关系密切。 柬埔寨内政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中国必须提供更多的证据才能考虑引渡德维莱尔。柬埔寨最多可以拘押德维莱尔60天。 发言人还说，“在柬埔寨，他没有做任何错事，如果没有确凿证据，他将获释。” 德维莱尔在上月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否认他做过任何错事。 据信，德维莱尔在2005年离开中国。他在谈到他的老朋友、被害的英国商人海伍德时说，海伍德是一个“高尚的人”。 之前有报道称，德维莱尔与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可能有暧昧的浪漫关系。 相关日志 2012/06/22 — 60亿美元! 《朝日新闻》报道谷开来已承认杀害协助她向海外转移资金的英国人海伍德 2012/06/22 — 朝日新闻:谷开来承认杀害海伍德 2012/06/22 — 英媒称薄熙来涉嫌侵吞重庆希尔顿酒店 2012/06/21 — 姜维平:拘捕和引渡多维尔意味着什么？ 2012/06/21 — 涉薄熙来法国人引渡案 柬埔寨要中国提交证据 2012/06/20 — 《金融时报》与薄熙来一家有关联的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在柬埔寨被捕 2012/06/20 — 柬埔寨逮捕一名和薄熙来有关的法国人 中国要求引渡 2012/06/19 — 《南华早报》分析：薄熙来问题定性和温家宝记者会定调不同 2012/06/18 — 重庆党代会报告提及薄案，称要与之严格区分 2012/06/18 — 北京官场风传王岐山举报薄熙来:你可以当总理, 我可以调动两个集团军

核心提示：周二，一名尼日利亚籍男子在广州的看守所里死亡，在广州的非洲裔人士举行了抗议活动。抗议引起对当地居民和居住在广州的大量非洲移民的紧张的关注。 原文： Africans’ Protests Highlight Tensions in Guangzhou 作者： Lilian Lin 发表：2012年6月20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周二，官媒《广州日报》的微博账户发出了一幅关于非洲居民在广州市抗议示威的照片截图 】 本周，一名尼日利亚籍男子在广州的看守所里死亡，在广州的非洲裔人士举行了抗议活动。抗议引起对当地居民和居住在广州的大量非洲移民的紧张的关注。 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消息称在尼日利亚男子的死亡事件发生后，”百余名”非洲裔人士参与了周二的抗议，并导致交通中断。 广州警方称，抗议的起因是周一下午一名尼日利亚籍男子就车费问题与一名中国的电动汽车主发生纠纷，双方都被带往派出所。在这之后，矿泉派出所门口开始出现抗议示威。大约四个小时之后，按照警方的说法，该尼日利亚籍男子”突然失去意识”并且于抢救无效后死亡。 大约300名警察沿路集合以对付这些非洲裔示威者。很多非洲人举着写有”将尸体还给我们”的横幅，站在警察局前。网上的照片显示，愤怒的人群使用砖头袭击了警车，警察使用盾牌试图驱散示威者。警方于周二就此事发表声明，指出警方的行动”合理合法”。 记者试图在周三与广州市公安局官员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 在中国的类推特——微博上，人们就此事议论纷纷。很多留言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在广州的非洲人，尤其那些非法居留的非洲人，指责他们到处犯罪并要求官方拿出有效的措施对付他们。 “示威事件显示出广州当地警方想管理非洲裔居民到底有多难。他们竟然抗议！我们自己人都从来不干这个，”一名博主这么说。 在这次示威事件发生前很久，在百度贴吧的在线论坛就曾有过针对在广州的非洲人的讨论。种族主义的言论充满了这样的论坛，很多用户抱怨非洲人”欺负”中国妇女，称”中国可以有第57和58个少数民族：非洲移民，以及他们和中国女人生的的混血孩子。”还有些人呼吁容忍，公平地对待非洲人，他们认为广州应该表现得像个国际化大都市。 这不是当地非洲族裔与广州警方第一次冲突。百余名非洲裔居民早在2009年7月就袭击过矿泉派出所，起因是一名非洲裔男子在试图逃避护照检查时跳楼身亡。 二十余年前，1988年12月，在一名保安阻止一个非洲裔学生带两个疑似妓女的中国女人进入他在南京河海大学的宿舍之后，南京爆发了中国学生反非洲裔大规模的示威。这一事件点燃了中国学生针对非洲人与中国女人在一起约会的所有负面情绪；13个学生在后来的校园示威活动中受伤。 九十年代末，被广州制造业中蕴含的商机所吸引，非洲人开始迫切地向这里迁徙。周二的抗议示威发生的小北路，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非洲城”。 按照中国媒体引用地方政府智库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报告，2008年广州市有两万经注册的非洲裔居民，但实际数字，包括短期居民和非法移民，估计有20万，约占广州总人口的2%。同一时期，在广州的为日本企业工作的日本人，才有5700人。 一项2011年的本地调查显示，广州居民对非洲裔居民越来越无法容忍。根据来自新加坡早报网2009年的报告，很多广州的非洲人宣称他们正遭受着种族歧视。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对薄熙来事件的关注近日再度升温。英媒《金融时报》6月18日爆出惊人内幕，称薄熙来曾利用“打黑”名义吞掉了重庆希尔顿豪华酒店资产。 据此前中国媒体报道，早在2010年6月20日，重庆希尔顿酒店“钻石王朝”俱乐部涉黄被查，一个卖淫集团被警方打掉。《金融时报》指，“钻石王朝”由与酒店无关的外来投资者拥有，案发后即消失无踪，希尔顿饭店表面一切又恢复正常。但表面的平静隐藏了其企业内发生的重大变化：酒店拥有者被关进监狱，而其资产则已经被政府控制。 据悉，重庆希尔顿酒店的拥有者——彭治民是重庆最富有的房地产大亨之一，他只是薄熙来“打黑”行动中被打倒的一个企业家代表。2011年11月，二审法院以彭治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而他的妻子陆舒在薄熙来被解职的当天即上诉要求翻案。 《金融时报》的调查显示，重庆希尔顿酒店事件暴露了今年早些时候被清除的重庆前书记薄熙来所留下来的法律问题和财务混乱的情况，也揭示了薄熙来控制民营企业所采取的一些手段。“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是现在，这些公司仍然没有由原来的所有人营运。而远在彭治民被正式起诉前，重庆警方已强迫他出让几乎公司的所有资产给由政府控制的公司。” 据熟悉情况的人透露，当彭治民于2010年6月被拘留期间，警方搜查了他的10家公司的办公室，拿走公司款项、文件和公司印章。3个月后，警方告知这个房地产大亨，说他已将他所有资产交给了市政府拥有的信托基金。 《金融时报》称看到了其中一份合同——彭治民被拘留之后，其公司陷入流动资金不足的境地，根据合同，政府安排的重庆国际投资信托基金将提供彭治民公司需要的流动资金。作为交换，彭治民一方必须交出所持有的股权。 而彭治民的律师于慧表示：“该信托公司和参与此项签约的另一家公司没有派人来签约。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无法联络这两方公司。” 据了解，根据重庆公司的注册登记记录，该公司的所有权没有改变，彭治民和妻子仍然是公司的法人。然而，在彭治民集团的金轮旗舰店工作的职员说，他们几乎有两年没有看到原来的经营人员，而且新的管理团队已进驻，原来金轮的总裁已被吴承惠女士取代。 新老板的身份很难确定。报道披露，渝富集团——这个由市政府为了资产重组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而成立的公司，是新的拥有人。渝富证实说，它“控制”金轮，但不确定所有权何时会合法转给他们。 负责办理转移程式的市政府资产管理部证实，所有权变更手续尚未完成，而资产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王超宇则声称：“我们正在等待上面进一步指示。” 报道最后指出，由于目前无法联络陆舒对此事发表意见，金轮公司拒绝发表相关评论。 相关日志 2012/05/29 — 薄熙来重庆打黑- 抹黑律师李庄会议实录 2012/03/19 — 薄熙来势如山倒 质疑“打黑”报道重现天日 2012/03/08 — 多维论坛:薄熙来无故缺席8日“人大”会 2012/03/06 — 重庆李俊案——美国华盛顿邮报与英国金融时报的两篇报道 2010/04/01 — BBC:薄熙来“打黑”和“没良心”的批评: 薄熙来形容那些指责“打黑”是“出风头”的批评“没良心”。 2010/03/06 — 中国足坛大地震 查赌黑指向薄熙来 2010/01/11 — 西西河关于李庄案的争论 2009/11/04 — 关于薄熙来的一点胡扯 2012/06/21 — 姜维平:拘捕和引渡多维尔意味着什么？ 2012/06/21 — 涉薄熙来法国人引渡案 柬埔寨要中国提交证据

摘要:从1999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共同开展了六次有关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集中在17个农业大省和自治区 土地问题是目前限制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增长的最大瓶颈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最大根源。土地问题牵涉到国家稳定发展的方方面面，关系到中国粮食安全、日益恶化的城乡差距。每年数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正被不断侵害和剥夺，问题紧迫而严重。更大力度、更为彻底的改革势在必行。 从1999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共同开展了六次有关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集中在17个农业大省和自治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和陕西）。这17个省和自治区拥有中国农业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最新一次调查访谈于2011年夏完成，覆盖了这17个省和自治区的299个县和662个乡镇，共入户访谈了1791名农民。 从这一系列研究来看，土地制度的弊端严重限制了农民在土地上开展投资、增加收入的能力。全面彻底解决土地制度问题已迫在眉睫，否则改革成本将越来越高。而2012年将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之年。 征地：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最大威胁 征地是目前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最大威胁。调查显示，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有43.1%的村经历了至少一次征地。从此可看出，征地的次数在最近十年里保持了一个不断攀高的趋势，最近几年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从2003年开始计算，中国的失地农民目前达到了4000多万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征地。 按照中国《宪法》和其它法律规定，政府可以为”公共利益”需要对土地进行征收。但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所以实际操作中大量的征地完全是为了商业或者私人利益。调查显示了引发征地的几个常见原因。 就补偿而言，调查显示64.7%的失地农民获得了一次性的现金补偿，有12.8%的失地农民获得了分期支付的补偿，有9.8%的失地农民得到了补偿的承诺但钱还没有到位，还有12.7%的失地农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一次性现金补偿支付属于最普遍的补偿方式，调查显示补偿的平均金额为每亩18739元（2005年的调查显示为每亩10765元）。被访农民大多不知政府卖地的具体价格，但有部分农民确实知道（主要涉及营利目的为主的征地），调查显示政府卖地平均价格为每亩778000元（中位数为每亩200000元）。应该说目前这些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都被政府占有，存在着很大的不合理性。 整体来说，不满意的人数是满意人数的两倍以上。另外”很不满意”的群体占到了16.7%，”非常满意”群体只有2.8%，前者是后者的六倍。如果每年的失地农民按照400万来算，16.7%就意味着每年有近67万失地农民对于补偿非常的不满。毫无疑问，这将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大来源。 在17.8%的征地中，农民反映地方政府采取了强制拆迁的手段，这也是失地农民不满的一个重大原因。调查数据显示，经历了强制拆迁的农民对征地表达不满的可能性要比没有经历强制拆迁农民表达不满的可能性高93%。 调查还询问了失地农民不满的具体原因。可以看出，农民的诉求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无论是偏低的补偿水平，还是说他们对于征地后生计的维持都表达了巨大的担心。很多被征地农民失去了他们主要的生产资料，而且也缺乏去城里打工的机会或技能，所以如何使他们的长远生计有保障将是中国征地制度改革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农民另外的一大诉求集中在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上。应该说，地方政府充当着决策者、实施者和最终裁决者的多个角色，在补偿标准、安置计划、土地利用等多个和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决策上很少获取民众的意见，存在着很多的暗箱操作。同时，农民的这些利益诉求很少能通过正当机制和途径得到妥善解决。 “农民上楼”：并非为了集约使用土地 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方政府推行了各种”农民上楼”项目，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同时也是为了集中利用农民的宅基地、耕地，进行各种开发。 调查显示平均每六个村就有一个在经历”上楼”。72.3%始于2008年及以后。这些地方项目名称繁多，主要有新农村建设（40.3%）、农民小区或新居建设（27.0%）、城乡一体化（20.4%）、宅基地换房（11.6%）、小康示范村（4.5%）和增减挂钩（4.3%）。 上楼之后农民原来的土地现在被用于各种目的。 上面的数据是值得警醒的。虽然地方政府在推行这些项目的时候都宣称是为了集约使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很多地方政府宣称会对村民原有的宅基地和其他集体建设用地统一组织整理复垦，实现耕地”总量不减、质量不降，占补平衡”，从而达到保护耕地的最终目的。但从调查数据上来看，这些口号基本流于形式。农民原来的宅基地仅有7.2%用于粮食生产，再加上6.5%的副业，用于农业目的的只有13.7%。工厂和商业开发一项就占了四分之一，再加上住宅楼建设，两项成为了首要的用地目的（54.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近五分之一的土地处于闲置之中，不仅违背了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口号，也说明了很多地方政府正在囤积土地。 工商企业包地：多有违反农民意愿 随着农村打工人口逐渐增多、工商资本对于投资农业或农地的兴趣提高、地方政府热心推动规模经营等多种原因，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在近几年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根据农业部的数据，截止到2011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两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3%。 目前大部分的土地流转还是集中在农户之间，但工商资本近年来在农地流转中扮演了越来越活跃的角色。根据调查，目前有12.8%的村都存在着外面来的老板或者公司包地的现象。 这些老板或公司包地的规模平均为560亩；如果用更为保守的中位数，其规模也达到了100亩。在所有的包地中，69.5%的情况都是单独成片的一块地。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考虑到单个农户拥有土地的数量很小，这意味着很有可能部分农户是被迫出让其土地，老板或公司才有可能拿到单独成片的大块土地。 农户把土地出租给老板或公司的平均租约时间为10年，但有21.3%签的租约为25年或更长，而且涉及的是农户的承包耕地。按照目前法律和政策，农户的耕地承包期为30年，这个30年承包期绝大多数都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计算，所以到现在这个30年承包期已经剩下不到25年。这也就是说，有21.3%的租约已经超出了农户现有的承包期限，基本可以认定是违背法律的。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土地流转后存在着许多 “非农化”、”非粮化”现象。根据调查，有20.7%的情况为土地流转之后用于工厂或商业开发，还有4.7%用于住宅楼建设。这些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并开展非农建设的现象，违反了”农地农用”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影响了耕地资源的保护。 最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很多这些”土地流转”严重违反了农民的自愿。我们的调查问到这些老板和公司是如何在村里拿地的： –11.4%的情况为干部直接说”这是上面的命令”，农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还有14.0%的情况是干部给农民做思想工作或施加压力。加起来有25.4%的情况存在着明显的违背农户自愿的问题。 –还有41.7%的情况是干部和老板一起到农民那里做工作而达成的。可以肯定地说，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属于”被流转”行列。 “土地流转”从根本上来说应该属于市场行为，你情我愿才能达成交易。现实中，基层政府过度参与，甚至和老板、公司一起联手谋求利益，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农民的利益。 长期稳定的土地权利：农民投资土地的前提 世界多个国家的比较经验证明，农民是否在土地上开展中长期的投资，是其土地权利稳定性的最好指标之一。当然，农民在土地上投资的决定是由多个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土地权利的稳定性、收入预期、融资难度、市场渠道或者其它体制或家庭的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土地权利的稳定性是这些中长期投资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就中国而言，土地权利的稳定性取决于农民遭受各种威胁（比如征地、上楼或老板包地）的可能性，同时还得看农户是否拥有土地合同和证书以及它们符合法律规范的程度。 根据2011年的十七省和自治区调查，有77.1%的农户至少发了承包合同或者证书，另外还有22.9%的农户没有任何承包合同或证书。 除了发放的数量，这些承包合同和证书的”质量”也很重要。按照相关法律和通常的标准，一份真正符合规范的土地权利证明，应该明确指定承包期限的起始日期、相关方面的签名和盖章、足够详细准确的地块面积和位置以及边界等等。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只有20.9%的承包合同和40.3%的证书才能算得上严格符合规范。 从多方面可以说，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农户（33.2%）在其土地上开展不同程度的中长期投资（比如温室、鱼塘、养猪场、果园等）。其中的部分投资就是因为农户拥有了相对比较安全稳定的土地权利。初步数据分析显示，农民做这些投资的决定与农民是否拥有土地承包合同及证书、合同和证书的法律规范性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比如，土地承包证书的规范性和投资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拥有符合规范的承包证书的农民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要比拥有不符合规范证书的农民进行投资的可能性高76.5%。 调查显示，在2010年这一年，每个进行这些中长期副业投资的农户平均获得了14993元纯收入。据估算，从1998年算起，因农户拥有相对比较稳定土地权利而进行的这些投资，总共为农民创造了3630亿元纯收入。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但它其实来自于一小部分土地权利相当稳定并已开始中长期投资的农民。如果中国七亿多农民拥有真正长期、稳定的土地权利，那么这里面增加收入、创造财富的潜力将极为庞大。这对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内需、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将具有关键性作用。 以修法改革征地制度 就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而言，征地制度如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中国土地制度的大方向。 2004年起，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看似颇为严厉的政策和法规，但现实达到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原因之一是以往的许多政策举措都属于临时救火或者勉强修补式的制度改进，很少触动征地制度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所以问题愈演愈烈，矛盾冲突层出不穷。这次修改《土地管理法》，是一个把”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这一原则变成具体法律条文的绝佳契机。 总的说来，征地制度要在三个方面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和改进。第一，征地的范围必须大幅度缩小。一个政府对私人财产行使强制征收权必须是为了而且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这是全世界所有法治国家的一个公识，也是中国《宪法》的明文规定。我们建议新的《土地管理法》必须按照这个思路去缩小征地的范围。一切非公共利益但需要使用农民土地的最好由开发商和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协商补偿及安置方案，政府不得参与。谈妥了，开发商才可以去走相关的申请改变土地用途等手续。 第二，补偿标准如何提高。如果新的《土地管理法》做不到完全把征地限制在纯”公共利益”的范围内，那么营利性质的征地必须保证农民和村集体充分享受土地增值的利益。这个时候再用农地的年产值和某个倍数来衡量已经明显不合适，必须用非农用地的市场价值来补偿，正如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来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另外，要考虑设定一个明确的补偿费在失地农民和村集体之间的分配比率。 最后，必须大幅度提高征地程序的透明度、公正性和群众参与度。目前的征地程序大多流于形式，地方政府在告知和征询群众意见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我们建议新的《土地管理法》设定具体而硬性的程序规定，在公共告示、公开听证等环节上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及群众参与度的要求。 为了保障大多数农户的利益，避免地方政府过度强势介入，对于非公益性征收可以考虑设定一个最低程序标准：在充分协商之后，只有当一定比例（比如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全体被征地农民自愿接受补偿和安置标准后，政府才可以启动征收的相关程序。 作者：朱可亮 罗伊·普罗斯特曼 杰夫·瑞丁格 叶剑平 汪汇 （注：朱可亮为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律师，罗伊·普罗斯特曼为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创始人及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荣誉教授，杰夫·瑞丁格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及国际学院院长，叶剑平为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汪汇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生）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相关日志 2012/06/22 — 贺雪峰：评点《十七省地权现状》报告 2012/04/30 — 朱恒鹏:谁的新农村：土地何不归农民所有 2011/12/31 — 胡平:乌坎事件颠覆“中国模式” 2011/11/09 — 任志强评蚁族：这些人农村占着宅基地 城里还想占一份 2011/08/13 — 水木社区:听说上面在研究农村土地流转政策？ 2012/06/19 — 底层公务员惨了: 多个省份相继掀起新一轮干部上山下乡运动 2012/06/18 — 法学院老师不会教你的——中国土地法浅析、土地工作实务指导及相关吐槽 2012/06/16 — 长治久安：扩大公权还是还权于民——中国基层治理现状与改革路径选择调查 2012/06/12 — 网传无锡部分地区财政破产停发工资 因拆迁不顺利 2012/06/09 — 博讯:无锡政府资金断裂的多米诺骨牌疑已经倒下

总部设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星期三在发给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份电邮中透露，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桌尔市乌拉特中旗日前发生数百牧民再度上街抗议活动，抗议草场被侵占而没有获得合理补偿。 中国各地都在发生官方称之为群体事件之类的群众抗议和示威活动，内蒙古自然也不例外。 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巴彦桌尔市乌拉特中旗，数百名牧民上街抗议他们的牧场被非法征用而没有得到合理经济补偿。 为此，设在德国的保卫内蒙古人权同盟主席席海明表示：“乌拉特中旗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它有个名字叫海鲁图，本来水草不错的，现在通过开垦、开矿，最后已经把草原搞得很差。这次事件出在乌拉特中旗，原来在曼曼旗也出过此类事件。这种事件会陆续出现，为什么呢？不是说因为牧民爱闹事或者想什么，他们是没法活了，他城的时候，城里的工人还要下岗，没法活。那么牧民进城他汉语都说不好，所以他根本没有竞争能力，最后只有起来反映问题。兔子急了还咬人嘛，你不让我活，总不能说等死吧。” 上街抗议的牧民打出标语，贪官侵占牧民草场，牧民要讨公道。他们的街头抗议立即招来防爆警察。乌拉特中旗的道路和公园被关闭。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星期三提供的消息说，乌拉特中旗的大多数草场要么被官商勾结侵占，要么被汉族人开办的企业以保护神态和恢复草原的名义占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但长期关注内蒙古环境问题的调查人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对牧民由于草原环境和生态被破坏而获经济补偿的问题，内蒙古各个地方政策和做法不同。 这位调查人士以锡林郭勒盟为例表示：“锡林郭勒盟煤矿的开采，乌兰的牧民都已经得到了补偿。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每一年的补助费一公里以内是20块钱一亩的牧栏补助费，一公里以外，两公里以内是十块钱的补助费，这个工作都已经开展，都已经发下去，去年发下去了，今年还没有发，但也要发。确实现在牧民从污染的角度当中看，污染费已经得到一定的补偿。那么我也问他们你认为合理吗？好吗？对他们来说比没有总要好一些。”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宗教蒙古语文网站上有公布的官方文件显示，受到影响的牧民每人应该获得5000元人民币的补偿，52万公顷被禁止放牧的草场影响到乌拉特中旗的1325户牧民，总共4363人。 席海明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网络间看到的南蒙古其实就是中国所说的内蒙古。 “南蒙古中国管这个叫内蒙古，就是内蒙古自治区。从蒙古人立场上觉得叫内蒙古有点倾向性，因为地理位置上是南北之分，不分内外之别。所以汉族管蒙古国叫外蒙古，所以现在有很多蒙古人愿意恢复原来的名字叫南蒙古。就像维吾尔人愿意管新疆叫东土耳其斯坦一样，所以我们蒙古人立场上，地理位置上南北不分‘内、外’这个词儿。”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有个名为巴音杭盖的大草原。 中国有报道说，曾经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巴音杭盖的大草原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里发现金矿后，已经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滥挖乱采，糟蹋得伤痕累累。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德国图书贸易协会在柏林宣布将本年度书业和平奖授予目前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以表彰他对中国时代背景下被压迫者真实的记录。这是该奖成立62年来，首次颁给中国作家。 （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21日，德国图书贸易协会负责人、戈特弗里德•洪内费德于柏林图书节开幕式上宣布，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评审委员会授予中国作家廖亦武为本年度和平奖得主，这也是一年一度的该奖自1950年设立以来首次颁给中国作家，奖金为25000欧元。 评审委员会在阐述授奖理由时表示：谨以这个奖项表彰廖亦武以有力的语言和无畏精神来反抗政治迫害，坚持不懈的为中国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群体发声。廖亦武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为中国社会“沉默的大多数”立下醒目的文学丰碑，这位作家亲自经历监狱、酷刑和镇压的滋味，自此转变为“时代的录音机”，为现代中国独裁体制下的弃儿们，担任起观察性作家和编年史学家的双重角色，写下不可磨灭的见证。《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他的记述中国监狱非人待遇和野蛮暴力的报道文学手稿，数次被当局没收，他经历无数次的重写终于得以在流亡异乡后出版，从一个广义的民族作家角度来看，他充分体现人类尊严、自由和民主的精神。 “一首歌和一百首歌”的文版封面 廖亦武历经16次出国被阻之后，于2011年7月通过中越边界，后辗转抵达德国。2010年以来，他的两部重要作品《坐台小姐和农民皇帝：中国底层社会》、《一首歌和一百首歌》先后出版并在德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今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廖亦武新著《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和死》德语版将正式发行。 “ 圣保罗教堂将迎来首位获得和平奖的中国作家 ” 据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向德国之声介绍，作为德国最高的人文奖之一，本奖也是表彰那些不仅是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有贡献的人，更包括在政治、科学、文化等方面有特殊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等，以色列作家、记者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曾获2010年度该奖；2011年度的该奖获得者为阿尔及利亚作家桑萨尔，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等曾获得过该奖项。 廖天琪也介绍颁奖仪式定于2012年10月14日的法克克福书展期间举行，并将在德国具有政治象征性意义的圣保罗教堂举行：“圣保罗教堂在德国的历史上是具有非常的意义的，德国的第一次国民议会就在这个教堂举行，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 “ 从中国底层的绝望中走向德国 ” 面对德国久负盛名的这个大奖，廖亦武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出乎寻常的透露冷静甚至是淡淡的伤感。他表示人事沧桑，从过去中走来，从中国的底层中走到德国，十几年间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忆及挚友刘晓波、忆及底层绝望中的岁月，他有着恍若隔世之感。十几年前的1999年，刘晓波第二次系狱后出狱之时，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中国公众对历史遗忘态度的愤怒，而那时的廖亦武正“混迹”于底层，开始他对中国社会最真实的记录。 “他当时给我写信，他说对中国民主真的很绝望，既没有哈维尔、也没有马丁.路德金，他就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他的信是要激起我的共鸣，但我不知道如何回复他的这封信。我读着他的愤怒感觉他是有理想的，当时我正在混迹在底层，是无家可归的状态，是一个没有指望的混的状态，当时我觉得我是一点理想都没有。因为我当时越写地下文学就越加绝望。” “ 回顾六四真相的契机 ” 一路从中国底层社会走过的他，所有的经历凝成作品相继在德国引起轰动。廖亦武坦言，这也是使他获得贸易和平奖的重要原因，而他自己表示从来没有冀望过有一天会站在圣保罗教学领奖：“我就是一个真相的写作者，是一个‘时代的录音机’而已，你能想象一个‘录音机’获奖吗？不过去年我推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今年马上要推出《子弹鸦片》，这本书是关于‘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普通抗暴者的记录，也记录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收集的202个死难者的名单，经历23年通过这么一个机会推出来，我真的觉得这个奖是天意。让人们去重新回顾这样一段历史。” 廖亦武也希望籍由德国之声的平台，与曾和他一起从底层走过中国友人分享这个荣誉，这位在中国备受打压,被边缘化的作家,带着很多人对自由的愿望、抗争精神在异乡德国后收获了迟到的赞美。 作者：吴雨 责编：叶宣

中国的煤炭需求近年来不断增加，后果是污染环境和损害健康，尽管政府采取了措施，然而由于巨大的能源需求，中国不可能告别煤炭。 《法兰克福汇报》6月20日写道：”当100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中讨论环境和气候保护之际，所 有化石燃料中污染最严重的煤炭正在中国经历危险的复兴。这个国家是远远超过其它国家的世界最大煤炭消费国，每年在中国有几十座燃煤发电站投入使用。煤是这 个崛起的经济大国的最重要燃料，对世界气候有着严重的后果：一座燃煤电站所排放的有害气候二氧化碳是现代化天然气发电站的一倍以上。” 煤是中国最重要的燃料 该报认为，”中国的崛起颠倒了全球的能源结构，还在15年前，这种在200年前推动工业化蒸汽机车的燃料似乎已经过时，现在巴黎的能源机构预计，煤 炭在今后几十年会取代石油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能源。……最近10年，中国的煤炭需求翻了一倍以上，因为这种燃料比较起来依然便宜。此外，与石油和天然气不 同，中国自己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中国每年的采煤量超过世界任何国家，尽管如此，中国从2009年起还是依赖于额外进口。 对自然和健康的灾难性影响 “对中国的气候保护记录而言，诸多燃煤电站是毒品。国际能源组织的能源专家预测，中国在1900年到2035年之间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明显超过欧盟全体成员 国的排放总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可以理解并且值得高兴的，然而新的富裕的反面是对大自然和健康的灾难性影响，这一点中国人今天已经感受得到。 据世界银行报告，全世界10个最肮脏的城市有7个在中国，80%的地表水受到污染。 “在许多大都市，几乎每天的粉尘都超过西方世界的最高值，国际学校一定程度地限制体育课，或者完全禁止孩子们离开教学大楼。肿瘤学家最近提醒说，粉尘对健康的危险不亚于抽烟，尽管烟草消费依然如故，北京的肺癌却在最近10年增加了60%。” 该报指出，”北京政府感到不得不采取行动，不仅因为国际社会有此期待，而且因为当权者害怕自己的老百姓上街抗议甚于一切。中国因此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现在已经成为风能和水能的最大利用国。……” 该报称，中国的专家认为结束煤炭繁荣是不太可能的，”……尽管政府关闭了一些污染大的小燃煤电站，但是，面对中国巨大的能源饥渴，改善几乎难以查觉。运煤的列车也将继续日复一日地向北京运煤。” IMF面临新挑战 “中国在IMF购买更多的发言权” 针对中国许诺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430亿美元的巨资，《世界报》6月20日报道说：”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同巴西和南非一样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即金砖国家。……它们尤其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以获得更多的发言权。 “中国在G20首脑会晤上还对提供危机应对资金保持低调，然而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就在敦促，要在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分量相应的更多发言权。” 摘编：林泉 责编：叶宣 （本文摘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德国之声中文网

课公司状告北京税务第二稽查局的案件开庭。发课公司指定的代理人艾未未却被警方控制不得前往。艾未未在推特上写道：这片神奇的国土，可升入太空，但没可能以1522万买回一个陈述清白的席位。  “我作为发课公司指定的代理人，原定是与三位律师一起出席今天我们状告北京税务第二稽查局的开庭。但是警方阻止了我的出庭。”6月20日，艾未未在家中接受了德国之声的电话采访。 2011年11月，北京市地税局第二稽查局认定北京发课文化有限公司偷税，并对其作出补罚1522万元的决定。随后一周，3万多名网友协助凑齐900万元借款作为纳税担保金，使发课公司获得复议诉讼资格。 “澄清自己的名声，是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 艾未未 6月20日，艾未未在Google+发文，指出整个发课税案过程中，执法部门处处违法。在问及他原本想在法庭上作怎样的陈述时，艾未未说： “我们还是根据一些事实依据，来帮助政府的机构来遵法、守法，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和中国对司法程序的要求。地税局在处罚北京发课公司的税务案中，在它 的每一个动作、或者每一个层面上都具有严重的错误。指出这些错误，是一个纳税人、也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我们从来认为，一个公民在澄清自己的名声和维 护法律最基本的权益的时候，是维护了一个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也是维护了一个法治社会的稳定。放弃、或者说忽视这种努力，都会造成社会的极度不稳定和不具 有信任感。那么这样，受到伤害的仍然是最广大的公民。”   “我们赢的只是年轻人的心” 艾未未家门外的监视摄像头 艾未未在Google+发文写道，这是”以经济犯罪为理由打压持不同政治观点、清肃言论自由的经典案件”。2011年4月，艾未未在北京首都机场失踪，警 方对他实施81天的秘密关押，其间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对他进行审讯调查。两个月后，新华社称艾未未实际控制的发课公司涉嫌巨额偷漏税。 6月20日下午，发课公司诉税务稽查局的案件在朝阳区法院开庭。艾未未则在家中。但他说，他在家里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对案件的审理”没什么好等待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经过了很多、很多步，不是一步走到今天的。那么每一步，–从对我的非法关押、到释放、到税案，甚至我们往前说，从5·12四川地震调 查时警方对我的暴力，上海对我工作室的拆除，都从来没有一个说法，我们都做过巨大的努力来申诉，也是这种申诉将我们带到越来越困难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这条 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在这条路上我们从来没有赢过，我们赢的只是一个社会公众的舆论，赢的只是年轻人的心和他们对公平和正义的一种期待。”   “不会辜负每一个人为我所做的努力” 艾未未在推特上有超过15万名”关注者”。有推友表示，已前往朝阳法院”围观”。据他们描述，现场有很多辆警车，还有外国记者被警察带离现场。 艾未未说：”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邀请。只是我也有义务把这个通知公开化，因为究竟关心这个案子的人非常多，我有3万多个债主和900万的欠债。那么我觉得 我有义务让他们知道这个案情的发展，和我在这个事情上所作的努力。我觉得我不会辜负每一个人为我所做的努力。我既然是被选择的，那么我会在这条路上奉陪到 底。” 工作室摄像被扭伤 艾未未的大门外 艾未未说，6月20日，他住所门前出现数十辆警车和很多警员。艾未未工作室的摄像出门去记录，警察企图将他带上警车，并抢夺他的摄像器材。摄像在保护自己器材的同时被扭伤，照相机镜头和他的眼镜也被公安收走，后来在艾未未的交涉下予以归还。 “我觉得我们做到了让公众能了解这个案件，我们也做到了告诉做出这种非常不明智决定的人：用经济或者其它问题来抹黑一个对他们持有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的 人，这是很愚蠢的，这样做他们必然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失去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信任，和他们失去了伦理道德上面的一个位置，这样来说对一个社会更加危 险。” 作者：苗子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