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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 管不住新媒体党管媒体原则会被架空

人民日报3月21日在理论版刊发人民日报社长杨振武的署名文章——《把握好政治家办报的时代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这篇近8000字的长文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坚持政治家办报,就要管好用好互联网,这是新形势下巩固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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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周瑞金:党管媒体的科学路径

  【要点1】网络管理不应局限于消极的删帖和注销网友账号。关键是推动和保障社会各群体都能上网表达。要相信互联网有信息自净机制,比如日本大地震引发的中国抢盐风波,在微博上就没有任何市场;还要相信网络舆论具有某种对冲功能,不一定都由政府直接出面表态,不妨让左翼和右翼、精英和草根在网上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促成信息的自由流动,让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网上对冲,偏激的声音在这种对冲中会趋于消亡,而理性中道的声音会占上风。   【要点2】然而,这样灭掉的只是大众传媒中的“明火”,而不是基层村头街尾的“暗火”或“地火”,社会深层问题和矛盾尚未得到真正解决就被隐瞒下来,没能给基层官员以必要的警戒,却给老百姓留下腹诽,等到下一个突发事件爆发时,可能需要全社会付出双倍的成本来化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是新领导人虚怀若谷,高调宣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经常被遮蔽。从周口强制平坟,到山东地下水污染,从贪官假释,到清华大学朱令案、北京的京温商城女孩“自主坠楼”案,很多舆情热点,问题并未解决,后续报道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出现一些所谓“负面新闻”是相当正常的情况。不正常的,倒是一段时间以来,温水煮青蛙式的麻木不仁,社会舆情与主流媒体两个舆论场渐行渐远的尴尬。   今年一月,新任中央宣传部长刘奇葆考察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时,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鲜明的要求: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使报道贴近读者需求,符合干部群众的口味,富有吸引力感染力;抓住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抓住思想领域的倾向性问题,抓住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及时推出评论文章,抢占舆论高地,掌握话语权。这种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责任感,抓到了问题的要害。   当前新闻工作的现状是,新闻理念经常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脱离实际,不能切中时弊,特别是面对互联网微博客等“自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的活跃,“话语权”并不总是牢牢掌握在党和政府及其官方媒体手中。党的新闻工作如何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需要我们总结新中国成立64年来的经验教训。所谓经验教训,归结起来有两条:   第一条:党管新闻媒体的底线必须坚持,这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保障。1980年底,在波兰“团结工会”刚冒头的时候,陈云同志就告诫:“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的。”陈云同志把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并列,上升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一直警钟长鸣。历届思想宣传管理部门都不敢对宣传工作掉以轻心,守土有责,为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条:党管新闻的方式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针对时代的新变化、传播技术的新发展、人民群众的新需求,不断调整党管新闻的策略、途径和技巧,坚持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始终注重新闻宣传的实效。   我1962年秋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到解放日报社工作,31年后奉调人民日报社工作。回顾几十年由地方党报到中央党报的工作经历,我认为这两条经验对我们都太重要了。党管媒体的政治底线不能失守,同时长期沿袭的新闻管理方式亟待改进。   在十八大精神鼓舞下,我们应当下力气以改革为动力,努力探索党管媒体的科学路径,这对全面贯彻十八大精神,是很有意义的事。   一、思想宣传工作要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绿叶配红花,加油不添乱。   胡耀邦同志在1983年整党中,曾要求思想宣传工作部门“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联系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考虑自己部门任务和党的总任务相适应。这是针对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有些领导,他们在思想宣传管理部门总是强调反倾向斗争,一会儿是“清除精神污染”,一会儿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80年代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工作构成较为严重的干扰,因而受到当时国务院系统老领导的一致抵制。邓小平同志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讨论十二届六中全会有关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时,说他们是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后来,有些领导也热衷于“反和平演变”,修整媒体人。这样的管理思路和做法,让党的思想宣传工作成为改革开放的绊脚石。进入90年代后,这种与改革背道而驰的做法才告结束。这是一个很大进步。   现在有意“另搞一套”,与党中央改革路线分庭抗礼的做法难以再有了,但由于思想宣传工作管理的不当而引发公共事件,仍需要注意避免。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政治局制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深得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协调推进各领域各环节改革,努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应当说,这就是党的总任务,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思想宣传管理部门的责任就是对此认真配合,切实贯彻落实。如果损害政治局八项规定所营造的官民融洽的政治氛围,损害攻坚克难推进全面改革的大好局面,影响到十八大党的中心工作这个大局,那就值得反思了。   二、党对新闻宣传的领导,主要是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路线的把握,对一个时期思想动向的正确分析及提出应对之策,以及对新闻干部的管理,而不是直接代替总编辑办报。   严格来说,当前国内不存在纯粹的体制外媒体,即使被舆论视为民间报刊的“南方报系”,其实也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旗下的子报子刊,归广东省委管辖。因此,党管媒体理所当然。据我了解,在体制内媒体工作的编辑记者,绝大多数是充分尊重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报纸编辑部的方针政策指导,思想动向的大局研判,以及干部的任用,体现党对媒体的权威性管理。如果有媒体干部不胜任党的宣传工作,也可以适当进行调换。但一旦任用了合适的总编辑,就应充分授权,不宜再越俎代庖,代替总编辑去过多地干预具体办报业务工作。   陆定一、习仲勋同志做中宣部长时,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十分尊重。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解放后第一次大改版,由胡乔木同志执笔的《致读者》提出:报纸“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不能“随时作出绝对正确的结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改进报纸文风,更要改进“党风”,“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这些迄今仍感耳目一新的提法,显然是与当时中宣部酝酿“双百方针”一脉相承的。在抓干部、抓大政方针的前提下,中宣部给报纸总编辑及整个编辑部充分信任,充分尊重,充分放手。那时候的人民日报密切配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线领导的工作部署,办得相当出色。   坦率地说,党的思想宣传管理部门有些领导同志,像管理“铁路列车运行表”一样,把行政管理方式搬用到新闻宣传管理中,直接介入了新闻报道方式和流程,管新闻的部长(甚至是局长、处长,乃至科长),颐指气使,俨然成为媒体的总编辑,而报纸总编辑反倒变成了总编室主任,等因奉此,照办不误。这种做法,表面看是强化了对新闻媒体的管理,确保任何环节不出一点纰漏,却扼杀了新闻工作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降低了宣传管理的实效,反而让党管新闻的位势降低了。按照这种管理做法,出现了千报一面,全国媒体按某个时刻表同时宣传树立某个典型,而不是由领导部门提出当前宣传某种主流价值观,让各媒体自行寻找与之相匹配的典型人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管得太细太具体,缺少对媒体人应有的信任与尊重。这样做大大影响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实效。   去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此前,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宣传造势,据我从网络贴文观察,效果适得其反。对互联网信息安全,当然要立法管理,为配合立法的宣传造势也是必要的。问题出在我们的动机和效果不统一,只强调互联网信息有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一面,避而不谈保障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和监督权。其实全国人大制定的11条,大多是从保护网民权益角度立规的,基本上符合世界文明潮流,网民在法规公布后都松了口气。立法前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弹,就在于我们这种过时的、强势的、一边倒的主观宣传方式。   比较而言,我注意到《中国青年报》连发评论员曹林的9篇评论,每一篇都是从网民的关切提出问题,旁敲侧击地支持互联网立法,效果要好得多。原因无他,无非是《中国青年报》保持了新闻宣传的某种自主性和创造性而已。思想宣传管理部门应当充分尊重媒体人的这种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正如今年年初,上海市委领导视察当地报纸时说的一句话:“对报纸编辑记者要存敬畏之心!”党领导媒体,就包含有党的领导人应当尊重媒体工作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应有之义。千万不要低估多数编辑记者的政治责任心、职业精神和坚持改革创新的共同意愿。   三、宣传管理部门不宜只做地方政府的“灭火队”,更应成为全党全国意识形态的建设者。   常听到宣传部门的同志抱怨,成天疲于奔命,帮助地方政府应对层出不穷的突发公共事件,“不知道下一个小时自己要做什么”。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在积累和叠加,需要及时化解,警惕和制止社会动荡。但是,思想宣传部门毕竟不同于政法部门,我们既要帮助地方政府“灭火”,更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全国思想文化的生态治理上来。思想宣传部门要做浇灌国家意识形态的园丁,要做达成全民政治共识的强力粘合剂,要做知识界文化界的优秀统战工作者。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对互联网的切实有效管理。网络管理不应局限于消极的删帖和注销网友账号。关键是推动和保障社会各群体都能上网表达。要相信互联网有信息自净机制,比如日本大地震引发的中国抢盐风波,在微博上就没有任何市场;还要相信网络舆论具有某种对冲功能,不一定都由政府直接出面表态,不妨让左翼和右翼、精英和草根在网上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促成信息的自由流动,让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网上对冲,偏激的声音在这种对冲中会趋于消亡,而理性中道的声音会占上风。当然领导部门需要以适当方式放大理性的声音,缩小和孤立不理性的声音。   四、新闻宣传管理部门自身也必须接受监管,提高新闻宣传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避免公权私用和主观随意性。   自1992年市场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以来,行业监管者自身也必须接受监管,已成政府和民众的共识,大众传媒管理部门也不宜例外。能否遵照法定程序实施管理,管理规则能否透明公正和客观量化,被管理者有没有权利救济渠道,这些都是涉及一个行业正常运转和健康成长的基本条件。   我们看到,一方面,大众传媒的监管者十分辛苦,不舍昼夜,全神贯注,随时捕捉和制止负面新闻和议论的扩散。而网站运营商因为帖文管理任务重、所需人力多,硬是把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做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   然而,这样灭掉的只是大众传媒中的“明火”,而不是基层村头街尾的“暗火”或“地火”,社会深层问题和矛盾尚未得到真正解决就被隐瞒下来,没能给基层官员以必要的警戒,却给老百姓留下腹诽,等到下一个突发事件爆发时,可能需要全社会付出双倍的成本来化解。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监管者掌握着没有法律规范的无边际的权力,更应该谨防把自己当做党的天然化身和真理的垄断者。这里明显包涵了多重角色的混淆:中央级监管部门本应秉持“北京立场”,以维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公信力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为宗旨。但当地方屡屡以“维稳”相要挟时,经常为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某些无良官吏“背书”,默许地方政府间的“跨省删帖”现象,这些都在客观上消解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现行体制的公信。   同时,监管者的主观裁量空间过大,对新闻和帖文的禁与放,取决于具体监管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审美观乃至瞬间智力水平。监管过程缺乏上下的交流沟通,常常运用行政权力判断是非,轻率褒贬,这显然不符合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必然容易产生失误。还有关键的一点,是监管过程缺少质询和监督核查。这就给监管者的权力寻租提供了不小的缝隙。国家证券监管业曾发生了王益那样的腐败大案,新闻传播监管中是不是也可能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呢?这也值得警觉。   新闻意识形态的管理,影响着社会体制和机制的弹性、活力。如果发展到对任何突发事件和负面新闻都要设法扑灭报道和议论,仿佛国家遍地到处都是敏感的G点,每一年都是大乱将至的末代心态,恐怕是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表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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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党指挥笔?—党管媒体的历史与现实——一五一十周刊92期

【编者的话】 1月10日,《南方周末》在新年献词事件之后出版的第一期报纸上摘编了《人民日报》评论《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并配发点评:“党管媒体是原则,但党管媒体的方式要与时俱进”——这实际正是此次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南方周末和宣传管理部门达成的共识。 在中国,“党管媒体”的原则究竟因何确立?党管媒体的方式有哪些,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因而受到怎样的影响,又作何感受,有何心得?本期一五一十周刊,我们聚焦“党管媒体”。 周刊第一部分,我们试图呈现“党管媒体”的体制原貌。陈力丹指出,“党管传媒”的说法在八十年代末之后“从内部转为公开”并逐渐“制度化”,“这种体制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但是却比宪法和法律还有权势,而且不容讨论”。《党管媒体的八手段》则具体展示了“党管媒体”的手段在新闻生产的全过程中如何实施。 在今天的中国讨论“党管媒体”,离不开市场化这个大背景。刘伟伟指出,对党报的政治控制手段主要有政工系统与单位体制两种途径。但随着党报的市场化,“党报正面临着党宣意识形态与逐利的角色冲突:既要继续发挥‘党的喉舌’的宣传功能,又被推向市场‘企业化经营’,时时刻刻都要在政治与市场之间小心地维持平衡。”周翼虎将国家管制新闻业的手段概括为三点:组织控制、话语控制、财政控制。对比组织控制、话语控制这样的“硬控制”,经济控制是一种“软控制”,结果是“‘市场’不仅没有成为新闻业独立的推动力,反而成为强化新闻业自觉对国家依赖的直接原因。” 周刊第二部分讨论党管媒体与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受到的影响。钱钢在2007年的演讲《中国传媒的发展路向》中用英文的“3C”来描绘中国传媒,即:Control、Change、Chaos(控制、改变、混沌)。他眼中的中国传媒“进了两步,又退了一步,但还是进了一步”;“改变受到控制,控制却正在改变,我们在控制底下改变,也发现控制出现了改变,控制与松动其实是同时存在。” 和钱钢对“改变”与“控制”间关系的判断类似,王毓莉和芮必峰都指出了媒体管理部门、媒体、新闻从业人员间权力关系的复杂性。《驯服vs抗拒: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专业抗争策略》一文试图分析“在面对中国高度国家权力控制下,新闻传媒在从事新闻报导产制时,新闻主管与工作者,在驯服与抗拒的过程中,发展出怎样的隐藏式抗争策略。”《媒体与宣传管理部门的权力关系》则关注党媒,指出“党管媒体”的“管”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或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在党报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也大量存在冲突中的合作、合作中的冲突,而不是那种要么是“对抗”要么是“合谋”的二元对立关系。 周刊最后一部分,我们与读者诸君一道分享两位报人的感受与心得。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南都周刊》执行总编辑的长平在2010年9月接受《旺报》记者杨伟中采访时表示:“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完全不能在大陆发文章,不想只写给美国人看,没意思。我希望更多大陆人看到,但另一方面,我绝对不能因为这样就委屈自己。我,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许多同仁,不是一下子站到对岸去,而是在试探边界。”《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回顾了他为这份报纸工作近20年的经历,他表示《南方周末》“尽管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但办报也有谨慎一面。为了报纸的安全我们提出‘四个维护’作为办报的红线,就是要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现行政策、维护现行政治体制、维护社会稳定。这四条红线必须守住,如果冲破这四条红线,我们早就完了。” 一五一十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状】 9-1 陈力丹:“党管媒体”的基本体制 9-2阳光时务周刊:党管媒体的八手段 9-3刘伟伟:政治、市场与党报的影响力 9-4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 【果】 9-5钱钢:中国传媒的发展路向 9-6王毓莉:驯服vs抗拒: 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专业抗争策略 9-7芮必峰:媒体与宣传管理部门的权力关系 ——以“命题作文”为例 【感】 9-8专访长平:大陆媒体:新的裂缝,新的光亮 9-9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 【洞见专栏】 【FMN新闻】   全文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4eb9477bf20db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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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陈力丹:“党管媒体”的基本体制

“1978年开始改革进程的时候,“党管媒体”的说法是没有的,在清算“文革”、拨乱反正的背景下,这样的说法显得不合时宜。然而,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这种说法逐渐从内部转为公开,而且说得理直气壮。现在它成为不可逾越的传媒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这种体制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但是却比宪法和法律还有权势,而且不容讨论。”   注:本文写于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   谈到中国的传媒体制改革,就不能不涉及“党管媒体”的基本体制。1978年开始改革进程的时候,“党管媒体”的说法是没有的,在清算“文革”、拨乱反正的背景下,这样的说法显得不合时宜。然而,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这种说法逐渐从内部转为公开,而且说得理直气壮。现在它成为不可逾越的传媒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这种体制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但是却比宪法和法律还有权势,而且不容讨论。 与此衔接的是我国传媒的所有权问题,以前一直说是国有,但有时也说得很含糊。2007年12月上海《解放日报》集团上市,宣布其产权所有人是“上海市委宣传部”,这可能是首次公开宣布传媒是党产。但是宣传部只是党的职能部门,不是党本身,怎么可以是上市公司的老板?这的确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然而,它现在是现实。在经济学理论上能说清楚吗?现在大多数市民传媒,都是各级党报的子报,母报是党产,子报当然也应该是党产。还有一些行业报,依据上面的逻辑,就是政府部门所有,算是国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由广电总局管理,广电总局属于国务院,当然也是国产。但是不论属于谁,党的宣传部下达的指令,是一定要坚决执行的,而且往往被执行得过头。 例如我主持的一个关于职业规范的课题,请部分实习同学做了工作日记,下面是其中一篇: “在台里做新闻的记者,每个人都要接触到一个叫索贝的新闻系统,因为所有的写稿,改稿和播出记录都在这个系统里面。而每次打开这个系统,都会先有一个对话框蹦出来,这个窗口叫做‘消息通知窗口’,内容都是来自上级对各种新闻选题和内容的宣传和口径限制,不得违反。每天这些通知的内容涉及到政治、工商、文化等等,五花八门,用红色字体标示,提醒大家注意。如今天我打开系统写稿子时就有一条:‘福建省工商局长***涉嫌行贿,并在被调查期间,私自出走到境外一事各档节目一律不报导。’” 还有以下是我记录的以前的一些,如: 7月7日,***主任通知:有关姗拉娜的负面消息一律不许报导。 6月29日,接到领导通知: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是一部重要法律,涉及面广,有比较复杂、敏感,社会关注度高,不要擅自报导,听从统一口径。 6月27日,接到领导通知:不得出版、转载、宣传《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世纪》。不报导查堵《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图书。 …… 像这样的消息,每个星期出现在系统里很多,这些选题都是不能做的。有意思的是,有一天当我在看这些消息的时候,部里一个老记者对我说道──‘这才是真正的新闻。’” 这些内部指令除了包括外部的直接指令,有时也包括新闻媒体的“自觉”禁令,以规避可能的犯规,比如禁止报导福建省某工商局长涉嫌行贿的指令,就是央视根据以往”犯规经验”进行的“自觉”行为。而这种禁令模式也成为央视某些部门谋取利益的工具,比如这里的“姗拉娜负面消息一律不许报导”出自央视的一个主任的通知,可见生产“姗拉娜”产品的企业与这个主任部门或者主任本身存在某种利益关系。 1988年我就谈到过新闻界长期形成的“对表意识”:“我们的体制具有心领神会、闻风而动的机制,可以保证将每一点指示彻底贯彻到连当事人都会惊讶的地步,只要专门端正别人方向的面孔在新闻学界出现几次,就可以保证几十次上百次自觉回到传统轨道上的行动。”又过去了20年,现在怎么样?新闻界的对表意识更加自觉了(因为制度化了),当然其中加上了传媒自身的利益;新闻学界多少有了一点判断问题的意识,但是也挡不住上级要求紧跟快转的指令。 中国传媒体制的改革,从1978年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至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种改革至今在”事业单位”的定性上,没有领导人和档给出过明确的说法,即传媒到底是不是企业。现在出现了“文化产业”的概念,但是似乎不包括传媒,而是指剧团、影视公司之类。因此,目前中国传媒模糊而尴尬的性质,已经成为妨碍传媒改革的最大障碍。此前,能够在原有体制内所做的改革,几乎已经挖尽了潜力。 既然是党产和国产,那么获得的利润该上交党或国家吧,但是现在大都由传媒(当然是母报或母台)自行处理,于是,传媒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便被抛到一边。鉴于许多政治问题传媒没有权利自行报导,对一些敏感问题随时要听从上面的指令,剩下能报导的也就是明星轶闻、家长里短、罪犯新闻之类。于是,中国传媒关于这方面的报导,职业道德之缺乏。 现在中国管理传媒的政策,已经“制度化”了,不再有80年代一左一右的变化和调整。经历了八九政治风波后,中宣部的新闻宣传政策完全形成了一套僵化的模式。就是说,谁在那个位置上,不论他是甚么观点,都必须按照已经变得十分僵化的一套模式来做,除非他不想当这个官。而且,八九以后,首先是中宣部和中组部,现在是统战部,都升格为政治局委员级,这也反映了党对新闻宣传的控制力度大大加强,而且制度化了。精神生活一旦制度化,思想的交流便停滞了。但是,现在中国的传媒政策已经制度化了,扼制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2003年3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进会议报导和领导人报导的《意见》。该文件规定,除了具有全局性的重大会议外,会议报导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导与否和报导规格的惟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意见》要求地方党报关于地方领导的报导规格,不得简单比照中央领导,因为中央领导同志担负着国务活动的任务。这个《意见》给予了传媒一定的会议和领导人活动新闻的选择权。然而,这样一个很好的档,至今基本没有媒体在执行。仅有重庆市委2006年12月发布一个贯彻性质的档(共40条,其中26条涉及如何在一般情况下领导人的活动报导不上报纸头条,不上广电新闻头条),其它省级党委均没有反应,传媒依然把主要领导的活动报导,事无巨细地放到最高最前的位置,而且严格按照官位编排新闻顺序。 5月1日起,《信息公开条例》实行。然而,根据此前发生的“3.14”事件的报导和后来关于奥运火炬接力的报导,尽管已有十七政治报告说的保障人民的“四权”(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但我们对信息的控制方式,仍然完全是老一套,没有丝毫变化。我们的宪法关于人权的表述,是世界上颇为先进的,我们的环境法也很不错,但在实践中多被束之高阁。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责任教授。本文节选自《反思与展望:中国传媒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笔谈》,《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六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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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贰条 | 18条人命牺牲在西昌火场,宁南县却发了一份“封口令”!

这真是让人心寒的一天!3月30日,四川凉山西昌大火19人牺牲;一天之后,凉山州的宁南县,竟在4月1日下发了一份紧急“封口通知”。3月30日四川凉山西昌突发山火,造成宁南森林草原打火队员18人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1名当地向导。除向导外,18名打火队员均来自同一个县:宁南县;其中17人,甚至来自同一个镇:宁南县宁远镇。19名壮烈牺牲的英雄中,年龄最小的,生于1995年11月,仅24岁。一年前的3月30日,凉山木里火灾,31名救火英雄遇难,平均年龄23岁,最小的仅18岁。两次山火扑救,相隔一年,同一地方,数十条生命被填入火场。有网友质疑:这样的历史,恐怕“电影都不敢这么写”,“历史是循环的”难道已经升级成“历史是复印的”了?我的一位朋友,在朋友圈儿里贴出了这份来自宁南的“紧急通知”,并评论说:当地这种“管控方式”简直“落后”到匪夷所思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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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 总局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管理 坚持新闻立台方针 节目以央视为标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发布《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提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牢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舆论导向。”“要坚持新闻综合频道的定位,坚持新闻立台的方针;地方上星综合频道的节目要坚持高标准,要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为标杆,坚守底线,把好导向,努力攀登正能量高峰”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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