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词，最近几年都引发群嘲。
但是，今年公众的反应，还是有所不同：曾经是南方报系重要的评论作者之一的宋志标，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文章《新年献词喜赢大众铁拳》，而“南方系”的资深媒体人西门不暗，也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了一篇个人版的“反调”献词。
这是内部的发难，是“自己人”的反省，也可以视为过去人们赞赏的那种献词背后的新闻共同体对如今献词的批判。并不意外，宋志标和西门不暗的文章都被审查机构删除，但是这删除其实也是一种标尺：真正的献词，已经不容于这个时代。
1 四十不惑：从面向公共到自哀自怜
南方周末2024年新年献词的标题是《守住不惑的底线，选择做值得的自己》，这是面向公众的表达，也更是对自己的鼓励：这份著名报纸将在2024年迎来40周年报庆。
但什么才是不惑的底线呢？这篇献词给出的定义是：“守住自己的内心，守住自己的生活”。这话如果是一个中年人说给自己，倒无可厚非，但如果这话是对公众说的，则明显流露出一种无奈，因为它强调的是个体可以不关心公共生活，不关心外部事物，而只是自己的“内心”以及“生活”。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过好自己的日子”。
“四十不惑”，来自于经典的《论语》，是指人生行至中年的一个阶段。那对一家媒体而言，所谓“不惑”是什么？献词的回答是“即使不知道答案，即使不知道前路，仍可选择做最值得的自己：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
这样的思考，没有了“宾语”，也就没有思考的对象。它强调的是一种“坚持”的姿态，至于坚持什么，谁来坚持，都是含混的。要知道，为社会和公共利益寻求“答案”和“前路”，在过去是这家报纸的使命，现在用一个“即使不知道”，不能不说是一种退步。
这篇献词的开头使用了他们最喜欢的“阳光”的隐喻，或许是因为新年献词在元旦前3天发出，开头第一句话成了“2024年的第一束阳光正在深处积蓄”，这样的抒情不仅苍白，也多少有点荒诞。正在深处积蓄的“阳光”，是否还能称之为“阳光”？
中国人对“不惑”的普遍理解，是在40岁时达到人生的成熟，拥有稳定的价值观和追求，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而对一家迎来40周年报庆的媒体来说，南方周末和当下中国的很多媒体一样，不仅没有“稳定”，反而呈现出不断的败退。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作者们呼唤的“守住”，或许多少接近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内心：媒体的环境能不能少倒退一些？
2 一场非正常“死亡”的案例：“献词事件”再回首
如果以新年献词作为坐标，南方周末甚至于整个中国媒体的倒退，开始于2013年元旦。那一年的南方周末，按照过往的传统写了新年献词，报到广东省委宣传部审批，几经修改后上版，在马上就要印刷的时候，报社领导接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的指示，要求必须再次修改。
经宣传部长亲自修改才最终刊发出来的这篇献词，很快遭到读者嘲讽，因为文章中甚至出现了常识性错误。随后，南方周末的“编辑伦理委员会”发布一则声明，向外界公布了新年献词修改的全过程，并引发全国网友关注，广州部分读者聚集到南方报业集团大院举牌抗议，支持编辑部，反对言论审查，这就是著名的“南方周末献词事件”。
现在回顾这个事件的过程仍然是有意义的：
这一年的献词主题是“中国梦”，来源于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的一次演讲。最早，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想在新年献词中把“中国梦”解读成“中国梦，宪政梦”，但是几经修改后，最终见报的标题是“追梦”，淡化了宪政，并强化了“爱国主题”。
广东省委宣传部处长几次要求修改，最后一次凌晨3点的修改，没有经过编辑和校对环节，而是宣传部领导指示报社领导，但是这些修改不仅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在文辞上也是低级的，让编辑蒙羞。这才有了“编辑伦理委员会”后来的声明。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闻史，审查和“最后一刻撤稿”始终是存在的，但是一直都在“内部”进行，像这样的公开化和引发广大读者抗议，是唯一的一次。这是一个分水岭，最表面是“新年献词”，下面一层肌理则是新闻媒体何去何从。而在最深处，则是在所谓的这个新时代，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观念转折：“中国梦”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今天回望，即使是在所谓媒体的“黄金年代”，也就是1990年代后期到2013年之前，常常有媒体因为报道“负面”而被整肃的消息传出，对媒体的控制始终存在。而2012年庹震到广东出任宣传部长，如今看来，很有可能是意识形态部门的“亮剑”，目的就是要规训市场化媒体“最后的山头”。
南方周末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报道后，就不断被整肃。这次献词被删改事件，实际上是对南方周末的最后一击：在此之后，南方周末就不再是原来那家报纸了。
当“新年献词”事件成为一个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后，庹震的官位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后来反而被重用。其后，主要声援南方周末、谴责庹震的新浪微博，不断受到整肃，公共知识分子逐渐被清理出去，由大学教授、律师、媒体人组成的网络公共空间，也日渐开始萎缩。
3 “新闻专业主义”和权利话语体系的凋零
如今回望南方周末当年的新年献词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署名为“南周编辑伦理委员会”的一份情况说明。现在看来这是一次相当有勇气的抗争，也可以视作市场化媒体最后的挽歌。
“编辑伦理委员会”让人想起纽约时报这样秉持专业主义的媒体。事实上这样的委员会在中国媒体中长期并不存在。中国的市场化媒体普遍有“社长”和“总编”的双核机构，“社长”往往偏重行政和后勤，而“总编”负责编采业务。
南方周末的“编辑伦理委员会”代表中国市场化媒体能达到的最高理想：一个媒体应该拥有独立的编采权，刊发独立的声音，尽管中国媒体的“独立”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事实上，南周2013年的新年献词，也提前几天就报给了宣传部门审核，但彼时，一种基于业务和行业道德的价值体系，仍然是存在的。
这个所谓的“编辑伦理委员会”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实体，而是一个临时的“同仁“团体。他们反抗的基础，是捍卫“编采独立权”，也即没有编辑同意，即便是报社领导拍板，报纸也不能印刷。其实，这原本也是“党管媒体”下的一个原则，不过其原本的目的，是为了“政治把关”的需要，此时，被一个呼唤新闻专业主义的同仁群体利用，来试图捍卫真正的“独立权”。
这样的抵抗尽管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仍然不能奏效，因为在“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之下，中国媒体的政治属性，就是听党指挥，不折不扣听从宣传部意见。正因如此，这个“编辑伦理委员会”最后的声音，虽然是无效的抗争，但仍然能够进入中国新闻史。因为它代表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理想最后的呐喊。
这里所说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南方系”还有一些其它有抱负的媒体，给中国留下的探索成果。它是在不讨论价值观、不追求新闻独立、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一套技术层面的编采规范。
1990年代以来，先是南方周末，然后是各地的都市化媒体，最后甚至央视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评论部，也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到2008年前后，可以说市场化媒体发展出一整套权利话语体系，也赢得了大量读者。媒体不但报道新闻，也刊发评论，让这套关于公民权利的话语体系深入人心——最近几天，从河南商丘农村一名中学生“自杀”引起的抗议中，我们也能从一位演讲者那里听到这种话语的回声。
这个话语体系，在2008年的“零八宪章”中得到完整表达，既是中国改革开放话语的总结，也是“进一步”的展望。但是，这次价值诉求受到中共的警惕和弹压，而南方周末在汶川地震后被整肃，也多少和政治风向的变化有关。
从1998年的“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开始，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就是这种“权利话语体系”的集中体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1999）；“我们从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爱得深沉”（2000）“；愿新年的阳光照亮你的梦想”（2021）。这些标题和今天流行的献词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那些年的献词，往往因为集中表达中国人在过去一年的“抗争”和“争取权利”而打动人心。
2013年献词事件不仅是南方周末的挫折，也是整个中国都市媒体的挫折。从观念上看，这个“衰落”从2008年“零八宪章”被弹压后就已经开始，此后“公民社会”、“宪政”，都逐渐变成了敏感词。
2013年1月7日，位于广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大楼门前的声援人群。 (wikimedia)
但是，彼时，市场化媒体在广告营收上仍然处在一个“黄金十年”，人们还存有幻想，以为退后一步，守住“新闻专业主义”就能等来变局，而南周“编辑伦理委员会”微弱的哀鸣，事实上宣告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正式终结。此后，南方系、新闻专业主义在互联网上就成为了贬义词，不仅官方打压，被鼓动起来的“小粉红”也在攻击。中国市场化媒体想通过“报道新闻”来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也宣告结束。
4 作为一种文体的“献词”大繁荣
过去10年中国媒体的收缩和颓败引人瞩目。“南方系”被打压，市场化媒体的深度调查和评论部，要么被撤，要么萎缩，央视和新华社又重新回到意识形态斗争的角色——那种进步的价值共同体已经不再存在，“新闻专业主义”也已经荡然无存。
2013年，市场化媒体成都商报悄悄删除了过去曾经派编辑记者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的介绍，因为这是“受到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影响。这个细节，实际上标志着市场化媒体开始从“做新闻”的追求中抽身出来，他们越来越依附于地方政府的拨款。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13年南方周末因为新年献词被打压之后，作为一种特别文体的“新年献词”，反而迎来了大繁荣（就其文章产量而言）。
在2013年尤其是2008年之前，很少有人讨论“献词”现象。人们被那样的文章感动，很少注意到它的文体风格，写得如何。一些市场化媒体也在元旦发表自己的社论，立足于本地，本行业，进行言之有物的回顾与展望。
一个诡异的事实是，2013年南方周末因为新年献词被打压之后，作为一种特别的文体的“新年献词”反而诞生了。在2013年尤其是2008年之前，几乎只有南方周末在写新年献词，人们为之感动，却没有人讨论献词，也很少有媒体模仿。2013年之后，“新年献词”却成为所有大大小小媒体的标准行动，每家媒体机构，都要发表一篇。
一个原因是媒体普遍采纳新的传播技术，开发APP或者使用微信公众号，一篇“美文”一样的献词，能够扩大传播，获得影响力。而另一方面，恰恰是“南周新年献词事件”，让所有机构媒体都知道了“献词”，开始模仿。
于是，一种抽掉了新闻专业主义和价值观内核的、强调华丽文风的独特文体，开始大行其道。2024年新年伊始，包括澎湃新闻、新京报、红星新闻等机构，都在南方周末之后发出了自己的“献词”，人们早早准备好，短时间内集中发表，就像一种作文竞赛。
央视2024年新年献词。 (央视时政)
“阳光”是排名第一的高频词汇，不会有任何一家媒体提到这两天各地的空气污染，而是期待“第一缕阳光”能够给人带来新气象。其它的还有“力量”，“你我”，“正义”，“美好”，“未来”，“坚持”等等。这些1998年以来南周献词常用的“美好词汇”，都被复制和继承下来。
这些文章没有任何“负面情绪”，不会总结过去一年的灾难。所有献词中，都没有提到去年河北的洪水，没有提到年初的新冠肆虐，即便是提到年底的甘肃地震，也只会谈到“感人的救援”。这样的献词，只有“正面感情”，也只有越来越强调“光明”，最终脱离了大地，漂浮在空中，注定无法让人产生共鸣。
它不仅和2008年之前的启蒙时代特有的价值共同体诉求无涉，也从“新闻专业主义”的底线上大大后退。只有华丽辞藻，没有任何内核；只有“能指”，没有“所指”；只有“方向”，没有“道路”。当新闻机构普遍放弃价值观甚至追求甚至也放弃新闻专业主义，而逐渐沦落成地方党委、政府的宣传机构的时候，“献词体”就只剩下空洞的叫喊。
笔者在朋友圈看到一个在宣传部工作的人，在某一篇献词下留言：今年还没看到好的——人们已经不再期待媒体能够报道新闻，又怎么能期待有好的“献词”呢？
可以想象得出，从2013年开始，撰写新年献词对南方周末的评论员来说，一定是痛苦的差事，因为他们在事实上已经和那个“想象的共同体”（读者）脱离，还要假装“在一起”。
他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感动自己，但是当一个媒体失去求真的勇气，要感动自己又是多么困难。在这个角度，或许人们能够理解他们的“坚守”。但他们的“不惑”，则真正让人伤感。因为，如果还能承认有困惑，反而还有残存的一点希望，而“不惑”则是真正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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