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结果: 新闻审查

BBC|“财新”发文揭露当局对新闻审查被删除

(财新原文谷歌缓存页截图) 相关阅读:蒋洪:俞主席讲话强调包容不同意见 不理解发言被屏蔽 中国著名新闻人胡舒立领导的新闻机构对中国审查制度以及遏制言论自由发出警示,该报道发出后不久被删。 《财新》旗下英语网站周一(3月7日)发表文章,就此前《财新》中文网刊发的一篇文章遭当局删除表示异议,该英文报道复述了“政协顾问要求言论自由的评论被从财新网上摘除”一事,并直言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是“政府新闻审查机构”。 这篇英文报导文章目前也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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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参馆|林培瑞:北京无以伦比的新闻审查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在中国,每天由政府部门发送给全国各地网站编辑的信息达数百条,如“明天关于省级新预算的报道,不要放到头版,不要与以前的预算作比较,不要列出关联,不要说任何可能招来质问的内容”;“允许刊登张副市长贪污的故事,但不许评论。”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审查人员不干脆立即封锁任何可能会冒犯北京的内容?为什么还要去调制和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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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百度在美胜诉:新闻审查受言论自由法保护?

华盛顿 — 在2014年3月27日星期四,美国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作出有关中国最大的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公司百度的裁决,引起各方关注。   2011年,一批希望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纽约居民(作家和电视片制作者)指控百度出于政治原因屏蔽有关中国民主活动的报道和视频录像,并将百度告上法庭。   星期四,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杰西·弗曼就此案作出裁决,裁定百度这种限制言论的做法也是一种受美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原告败诉。   弗曼法官的裁决传来, 美国信息技术新闻网站《 电脑世界 》(ComputerWorld)在3月28日发表记者迈克尔·坎的报道,大标题是:   “美国法官裁定:百度新闻审查受自由言论法律保护”   迈克尔·坎的报道说:   “弗曼在他的裁决中将百度屏蔽要求民主的作品比做一家报纸有权行使‘编辑控制’权,只是发表它希望发表的东西。就百度的个案而言,百度公司创造了一种搜索引擎,这种搜索引擎倾向于展示特定的政治言论。   “弗曼在判决中写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百度[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宣扬非民主的政府制度的权利,就像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原告宣扬民主的权利一样。’另外,他还写道,百度并没有阻止在美国的用户通过其他搜索引擎比如谷歌获取要求民主的作品。   “星期五(3月28日),百度公司没有对发出询问的记者作出回应。但是代理百度应诉的法律事务所表示,这一裁决是互联网搜索引擎的言论自由权的胜利。”   按照弗曼法官的裁决,一家公司对自己网站上的新闻进行审查筛选等于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因此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言论自由法律的法学教授尤金·沃洛克对弗曼法官裁决表示欢迎。沃洛克3月28日在美国主要报纸《 华盛顿邮报 》网络版发表文章说:   “我很高兴弗曼法官的判决词大幅度依据我的同行斯图亚特·本杰明的论文‘数学算法与言论’,以及谷歌公司委托我撰写的白皮书《第一修正案对搜索引擎搜索结果的保护》。斯图亚特在他文章中提出的分析和我在白皮书中提出的分析得出的结果跟联邦纽约地区法院得出的一样。”   然而《 华尔街日报 》却不以为然。在《华尔街日报》看来,百度其实是中国政府践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御用工具。《华尔街日报》记者亚历克斯·弗朗格斯在3月28日发表的报道这样描绘在纽约胜诉之后的百度公司:   “在纽约上市的百度公司代表很多东西,但宪法第一修正案显然不是其中之一。为了在中国政府设立的信息封锁制度下获得成功,很多公司要在中国当局不断变化的信息封锁/出版检查的规则中左冲右突,经常被撞得头破血流。百度根据政府的指令积极屏蔽搜索结果。中国当局最近对政治言论的打击让拥有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新浪公司和拥有微信的腾讯公司投资者感到惊恐。   “投资者应该喜欢百度在中国占有百分之七十的搜索引擎服务市场,喜欢它的利润。但坚信宪法第一修正案珍视言论自由的人最好是另外找凉快的地方。”   8位居住在纽约的作家和电视片制作人2011年在纽约联邦地区法院对百度根据中国当局的要求屏蔽搜索结果的做法提出起诉,索赔一千六百万美元。   在纽约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弗曼作出他们败诉的裁决之后,路透社记者乔纳森·斯坦佩尔发出 报道 说:   “(那些2011年对百度提出起诉的)民主活动家的代表律师斯蒂芬·普莱兹奥西说,他的当事人将提出上诉。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一个完美的悖论,这就是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压制言论自由。’   “普莱兹奥西还批评弗曼法官将百度屏蔽搜索结果的做法比喻为报纸编辑行使编辑量裁权。他说,百度‘更像是一个市镇广场,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到那里说他想要说的话。”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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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新闻审查跨向海外”

“自由之家”5月份就在发布《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时,批评中国加强新闻控制。 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中国逐渐将其令人担忧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伸展到海外。 这项研究报告的作者、人权组织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分析师萨拉·库克追踪了中国政府对中国内外西方媒体、中文媒体以及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其它媒体的影响后,得出上述结论。 库克说:“目前中国超过半数的人口都可以上网,虽然中国国内有审查,但一些政治性消息仍可以迅速扩散,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担心传入中国国内的海外新闻。” 国际媒体援助中心是非盈利机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个部门,这个机构宗旨是促进及推动全球的民主化,并向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及团体提供资助。 国际形象 上述研究将中国向海外媒体的施压分为4种方式:中国官员直接惩罚拒不听从中国对媒体报道限制的海外媒体;通过利诱引导媒体的自我审查;通过包括外国政府或广告商等代理人间接施压;最后是采取网络攻击和人身攻击(但报告表明无法追踪证实中国当局有这类行为)。 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该报告发传真要求中国外交部置评,但没有得到回应。 中国担心在与美国的软实力较量中败北,此外中国认为外国媒体有反华倾向。而近年来,北京渴望提升其国际形象,其中就包括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或影响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鉴此,中国政府花费亿万重金,扩大中国官方媒体的国际辐射范围,包括效仿半岛电视台的成功,建立中央电视台美洲分台。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加强了对国内海外媒体的限制。 适得其反 在西方媒体方面,这份报告还列举了西方媒体记者取得中国签证时面临的困难、发布批评中国报道的媒体机构遭遇的网络攻击和外国新闻网站在中国被封的问题,包括《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都声称曾遭到中国黑客的攻击。 报告称,中国政府也增加了对港台媒体和其他国家的中文媒体的压力。 报告还列举了一些中国政府对海外媒体高压给其带来的适得其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施压行动在媒体或社交媒体上曝光的情况下。 报告鼓励所有媒体公开其所面临的中方压力,并批评西方政府对中国压力的反应“懦弱”。 (编译:立行 /责编: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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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新闻审查给在华首届德国电影节蒙上阴影

十月十二号到二十六号,德国在中国第一次举办德国电影节。但是由于德国最著名的两部电影不能够上映,因此德国媒体和社会主要注意到的是,中国的新闻审查让电影节蒙上阴影。 三十多年前,一九七九年德国拍摄的影片《铁皮鼓》,这部影片在八零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为此象征着德国电影界的一个里程碑。由于十月十二号到二十六号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德国电影节,这部电影被禁止公开放映,而在德国网路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与此同时,对于为什么该片会在三十多年后依然在中国遭到禁止,该片导演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在开幕式上对德国记者的回答也广泛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德语的电台、电视台,报刊和网路流传。 施隆多夫说:“为什么某些影片不能上演,他们并没有对我们说明原因,他们只是说这些电影不符合规定。”对此他笑着说,“然而规定是什么,人们却不知道。我必须要说的是,拍摄电影《铁皮鼓》三十多年来,我已经逐渐适应了,就是不能上演也阻挡不了人们知道它,这部电影在中国几乎无人不晓。” 据记者了解,无独有偶,二零零七年德国影片,描述东德共产党社会秘密警察对民众监视迫害的影片《他人的生活》,是德国第三次获得奥斯卡大奖的影片,该片描述了在东德共产党秘密警察统治迫害下民众的生活。在有着类似经历的中国该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在首届德国电影节上,这部电影甚至不如《铁皮鼓》的命运,《铁皮鼓》在内部,在哥德语言学院得到放映。然而《他人的生活》却不仅没有在展出之列,连“特别单元”里也没有。 对于第一届德国电影节,由于代表德国的招牌历史性的两部电影都没有得到上映,为此中国严格的检查制度,再次成为德文媒体的第一关注焦点。 对于德国电影界和文化机构来说,第二关注的则是中国潜在的电影市场。据媒体报道,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目前只有一万三千个影院。时下美国的好莱坞已经认识到这个市场对他们的重要性。为此,德国电影界希望通过这次电影节让中国观点更多地了解德国电影。 为期两周的第一届德国电影节分别在中国北京、成都、深圳和沈阳四个城市举行,电影节放映了十几部德国影片,其中包括,《欢迎来到德国》,《红酒烩鸡》,《芭芭拉》,《啊,男孩》,《汉纳•阿伦特》等影片。比较遗憾的是,很多专业影院出于商业考虑拒绝配合电影节,电影节更多的上映地点是在商业区域。据德国媒体报道,这次电影节总花销为十万欧元,其中三分之一是第三方资助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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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伊朗的图书新闻审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禁忌话题和词汇的目录很长,迫使许多作者实行自我审查。即便如此,当权者往往还觉不够。 2013年一月,伊朗安全部队搜索了德黑兰四家日报、一家周刊的编辑部,至少15名记者被捕,理由是他们和国外媒体有联络。 随后几天,伊朗不同的官方部门,其中包括情报与安全部,均发表新闻公告,称有一个国际阴谋在作乱,并称其规模在不断扩大。到如今,这类指摘已成为行文书写行业面临的家常便饭了。 过去几年,伊朗数十家倾向改革的报纸、报刊被禁。反对派人士估计,最近一轮逮捕行动是为了在今年六月总统选举前期,对媒体施加恐吓。 被指摘与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 伊朗情报部长希达尔·穆斯里希今年三月宣称伊朗揭出一伙由600来名记者组成的、与国外相勾结的团体,其中150名在伊朗国内活动,其余是在国外。 其后不久,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发现一些媒体机构与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其中包括德国之声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该声明还指摘”记者无疆界”组织,甚至还有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也和这个国际网络有关。声明称国际上有人共同谋反伊斯兰、谋反”伊斯兰共和国的神圣体制”。 受到指责的方面,也迅速做出回应。位于巴黎的”记者无疆界”国际秘书处的伊朗问题专员雷扎·穆瓦尼(Reza Moini)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记者无疆界”是一个国际组织,而非一个任由哪个人操纵的帮伙。穆瓦尼说:”一个国家怎么能指责整个世界都是某个情报机关的帮手呢。” 图书也受管控 反对派人士一致认为,伊朗政府一再搬出阴谋理论,就是为了给自己管控媒体、管控文化机构寻找借口。现如今,出版社也遭受同样命运。 在伊朗出版每一本书,都需要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简称”艾尔沙德(Erschad)部”的许可。而实际情况往往是,作家要等好几年才能得到许可,或者已得到许可并已出版的书籍突然又被撤架收回。 易卜拉欣·亚兹迪(Ebrahim Yazdi)曾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一届伊朗政府中担任外长一职。去年,他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他最新著作中的两部,以示对”艾尔沙德部”的抗议,因为他没有得到出版许可。其中一部是介绍伊朗革命后的第一任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的,另一部是关于上世纪40、50年代的伊朗学运的。 儿童读物也受审查 然而,不光是政治性书籍,就是儿童读物也在伊朗受到严格管控。伊朗Shabaviz儿童图书出版社曾多次荣获国际奖项,该社女社长法里德 卡拉特巴里(Farideh Khalatbari)说,有一套关于天使的儿童读物,其四部中就有两部没有通过审查,因为审查部门认为,这两部书中的天使表现的不”正确”。 卡拉特巴里在接受伊朗通讯社采访时表示,这套书头两部里画的是一模一样的天使,就拿到了许可。现在她不得不提出疑问,到底谁曾经看见过天使,使其有资格判断,到底天使”表现的正确不正确”。 曾获2006年度伊朗国家图书奖的艾哈迈德·比格德利(Ahmad Bigdeli)也在接受伊朗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他创作的一部侦探小说,等许可等了快四年,最后,”艾尔沙德部”跟他说,他们不喜欢书中一名手握警棍的警察形象,因此未予通过。比格德利表示,对这样的做法,任何人都没有办法。 维持读书文化 比格德利表示,过去几年,”艾尔沙德部”的管控不断加剧,以至原本已经很配合政府、主动进行自我审查的作者也对目前的状况感到灰心丧气。但在管控部门看来,自我审查显然还不够凑效。 伊朗知名出版社、以出版女性文学为特色的Roshangaran出版社社长莎拉·拉希基(Shahla Lahidji)也指出审查制度为伊朗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她说:”生产文化产品,是一个社会大脑活跃的证明。中止这样的生产意味着这个大脑不再活跃,社会在走向死亡。”拉希基表示,对喜好读书的社会,人们用不着害怕,怕的是没有读书文化的社会。 作者:Behzad Keshmiripour / Shahram Ahadi 编译:施彦 责编:达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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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国际组织关注中国互联网监控及新闻审查状况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国际关注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二发布全球《互联网之敌2013》报告,再次将中国列为互联网敌人之一。另一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也发布报告说,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正面临民间的挑战。 3月12日是“世界反对互联网审查日”,总部在法国巴黎、致力维护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年度报告《互联网之敌2013》,列出今年全球的5个以互联网为敌的国家:叙利亚、中国、伊朗、巴林和越南。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目前控制着全球最大的数据王国,其日趋严格的“网络防火长城”构建的庞大监控体系,正有效控制着中国网民发表不同意见或访问境外网站。中国目前有30名记者和69 名网民因发布新闻信息遭拘禁,这一数字名列世界第一。 “无国界记者”组织高级顾问道兰茨沙希女士在报告发布当天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中国是我们高度关注的五个被称为以互联网为敌的国家之一,当局通过对民众网络活动等系统性的监控,借此侵犯甚至剥夺了公民的正当权利。我们在‘世界反互联网审查日’发布这份报告,更强调了中国政府的审查手段有悖于人权原则的立场。” 中国当局对互联网信息采取屏蔽、控制的政策已多年名列“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互联网敌人名单。道兰茨沙希女士指出,虽然中国互联网使用的普及程度近年大幅增加,但与往年相比,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信息的控制更日趋严格。“无国界记者”的道兰茨沙希女士说: “确实,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微博及互联网使用者,但中国政府的监控政策却一如既往。对与官方不同的观点冠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进行无情的打压。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控制信息,而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公然侵犯。” 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日前也发布了有关中国新闻检查制度的报告,题为《来自中国的挑战:审查与控制变化》。报告强调,中国仍然是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十年前发布的材料至今仍然可用作中国监禁记者的证据。 “保护记者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协调主管鲍伯•狄茨指出,今天的中国,民众通过互联网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各种信息,并且不在把中国政府的宣传当作新闻。但由于中国传统媒体都由政府控制,并受到官方宣传部门指令的干扰,中国网络经营者所面临的被迫或主动审查的压力日趋强大。 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就此表示:“在全世界范围来讲,侵犯言论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是首当其冲的。首先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最大,这就造成了它的规模。共产党一贯在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媒体的垄断以及现在在网络上大肆进行的审查制度,屏蔽关键词、屏蔽海外对中国有批评或不同意见的网站。也就是说,从它的体制到技术手段在全世界都算是做的极致了。”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还指出,由于世界上其他压迫性政权正以北京的模式当作限制本国公民言论自由表达的样板,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关注中国的情况。特别应该关注中国官方媒体在加快向海外扩张的同时,对互联网信息的过滤以及强制媒体进行自我审查成为常态的可能性。 胡佳认为,中国当局的互联网信息控制政策也同时产生了一种官方没有预料到的负面效果。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使用者在感受到言论受压制的同时,必将奋起反抗: “因为以前只有作家、电影导演还有新闻记者会受到言论审查制度的侵害,但现在不是了。所有媒体上那些微博的成员,只要想发布一些真实的言论,对于政党、对于这个体制贪污、腐败、滥权进行一点点批评或牢骚,都有可能被变成‘转世党’,就是被取消ID、删贴。这不是让人觉醒的过程吗?原来是记者享有的专利,但现在平等啦。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网民们开始从这个角度认清了国家的真相,这就促使他们觉醒了。而且那么多‘转世党’成员他们已经成为捍卫自己言论自由、进而同时也是捍卫这个国家公民整体言论自由的一支中坚力量。”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还指出,中国新领导人虽公开承诺反腐、加强诚信,及限制权力,但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当局对言论和媒体的审查、监控政策只会导致共产党信誉危机的持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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