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台译“裴洛西”）2022年8月2日访台前后，在大陆某知名市场化媒体任编辑的高嘉瑜让记者密切关注美中台三方的发言动向，并琢磨如何拿捏报导的尺度。直到8月1日，新浪微博热搜出现“窜访”一词。
“直觉告诉我已经定性了，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报导基调，”她说，“果不其然”。
她手下的年轻记者对此表示不理解。这名记者认为，如果将这次访问置于国际秩序下的台海关系视角，中国处于有理的一方。“依据多方事实进行客观报导对国家是有利的，为什么非要用‘窜访’这个情绪色彩浓厚并且会限制报导空间的词汇？”
这名记者毕业于一所985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对专业表达有坚持。“非要写‘窜访’的话，整个事情的基调就不一样了，传递出去的信息也会不一样，对读者会形成误导。”他抗议道。
高嘉瑜同意他的观点，但同时向他出示了领导下发的报导指令——“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表述必须精确，不得使用‘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以外的任何表达方式”。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对俄乌战争的报导中。在与禁令赛跑的途中，高嘉瑜安排记者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采写了一篇分析俄罗斯行动背后的原因。她随后收到的报导指令显示，媒体一律不得使用“入侵”“侵略”等彰显“立场”的词汇，不得渲染乌克兰人的悲情、不得对俄罗斯此次的军事行动发表评论。之后，高嘉瑜只能依据外交部发言，安排记者笼统地概述美国和欧洲在这次区域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
她坦承无法给予记者报导自由，“这真的是千钧重担，我自己都没有的东西，怎么给他们？”
长期关注全球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2022年发布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中国的排名为175，全球倒数第六。与这一数据相伴生的是，中国大陆新闻审查力度的持续加大和异化，言论边界的不断收缩，以及新闻从业者被谈话、被训诫、被去职甚至被拘捕。
“久而久之，每个人的头脑中都会自我设置一条红线，甚至能分辨出哪些话题会被宣传部门定性为‘妨碍社会稳定’、‘引发官民对立’、‘激化社会矛盾’等等”，高嘉瑜说，“头脑中的审查开关一打开，我们都是国家需要的宣传机器”。
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审查之下，中国媒体人掌握了一种“炼金术”，为将信息顺利发布，他们将“战争”表述为“冲突”，将“封城”表述为“静态管理”；在面对八孩母亲、上海封城等社会热点话题时，因预知审查的到来，不少资深记者、编辑选择无动于衷；而在“讲好中国故事”、“做党的耳目喉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记者，留给他们的空间，究竟还剩下什么？
你们想要的自由我给不了，要么接受，要么离开
2021年7月21日郑州暴雨，多条地铁线路、隧道被淹，在某市场化媒体任职的记者张念奔赴一线，两天内几乎跑遍了所有受灾严重的区域，他发现在各个事发地和医院拿到的郑州市实际因灾死亡的人数总和远超官方通报数据。但他的领导表示，这些内容无法发布，并且更高层级的部门已经下发了指令，要求报导以救援为主，“写写救援，然后回来吧”，领导说。
2021年5月的白银山地马拉松事故中，在大陆一家颇为知名的媒体做记者的周小帅被要求报导要以地方政府尽全力开展的积极营救为主，不得突出地方政府在该事件中的责任、不得渲染死难者家属的情绪。一位同在现场的记者也收到了相似的要求，这位记者跟朋友吐苦水：“我明明听到一个负责处理这件事的官员对手下说，‘不就是几条人命，赔两千万够不够？’”。
2022年年初，丰县八孩母亲事件持续发酵后，张念于春节假期奔赴事件发生地董集村，彼时，这个小村庄已经以防疫之名被团团围住，外人不得入内。张念本想再周旋一下，但所在媒体迅速将他召回，并表示该事件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弹，单位已收到需以官方通报为准、不得自行采访的通知。
面对年轻记者的不解，某家媒体的领导甚至直言：“这就是现状，你们想要的自由我给不了，你们要么接受，要么离开”。
2022年4月上海封城，周小帅所在的媒体为约束编辑记者的行为，专门下发了疫情报导指南，要求所有涉及疫情的报导，均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主；媒体及从业人员不得质疑国家的清零政策、不得评论地方的防疫手段、不得渲染民间情绪、不得自行采访专家学者、不得引用西方媒体报导、不得对比国外与我国的防疫政策、不得质疑国产疫苗效力。
取而代之的，该媒体报导了医护人员的艰辛、警察和社区为保障弱势群体的需求尽心尽力、上海市政府采取的多种措施保障市民日常用品供应、企业有序复工以及欧美国家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口数量等等。
近几年，周小帅任职的媒体有多位知名记者相继离开，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要以优质报导重拾该媒体的昔日荣光。但在这一系列事件后，周小帅开始质疑记者这一工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感觉特别压抑”。
没有母语的人民
成为记者的第一课是什么？
“安全培训”，前媒体人贾葭说。
十几年前他在大陆某媒体供职时，针对新记者的入职培训便是告诉他们哪些话题比较敏感或者干脆不能报导，比如台湾问题、宗教、新疆及计划生育。
这类培训在很多媒体被延续至今。而随着禁忌话题的增多和言论尺度的不断收窄，表述“非敏感”问题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将“战争”表述为“冲突”，将“封城”表述为“静态管理”，将“家暴”表述为“家庭纠纷”，将“降薪”表述为“差异调整”等。
“为规避审查或者迎合审查方而不得以做出的文字上的妥协，会导致整个语句的意思变味了。然后根本无法点明事件的本质，也无法让读者看清事情的本貌。”贾葭说。
随着官方主导的针对表达的限制手段升级，写作者为保障稿件的存续，只能不停地换词汇、换表达方式、字斟句酌，让审查人员轻易看不出稿件真正的意图。但这同时导致，大多数时候，稿件的目标受众也很难分辨出其中的真意。
因此，被问及当国内外大事件发生时，中国大陆网民表现出的情绪高涨、失控和言语冲撞是否与媒体表达的失意有关时，贾葭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理性声音被压制以及被国家垄断的社会议题叙事，必然会导致群氓的产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表示。
这位教授同时指出，中国媒体已掌握了某种神奇的“炼金术”，“媒体总是能将‘危机’形容成‘机遇’，将‘灾难’演化为凝聚人心的‘盛事’，将‘经济下行’表述为‘增长潜力待释放’”。
已在媒体行业工作近十年的高菲菲认为这种“炼金术”只是一种手段，不是记者的目的。比如，腾讯、阿里巴巴、美团等多家互联网巨头从年初持续至现在的大规模裁员在社交媒体引发恐慌，于是媒体内部自动将“裁员”上升至敏感词行列。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得已在稿件中将“裁员”表述为各大互联网公司不同事业版块的“人才架构优化”。“如何表达是一门学问，发声总比什么都不说好，稿件发出后，懂的人自然会懂。”她说。
但“炼金术”并不总是有机会发挥作用。对于网约车平台滴滴的大规模裁员，多家主流媒体接到了同样的报导指令——“不得炒作滴滴的裁员举措，不得将国家相关部门对滴滴采取的监管、处罚措施与滴滴裁员相关联”。
“很多事件发生后，网民都会指责媒体无良、对事情视而不见，可是像滴滴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报导？”高菲菲说。
而在程峰看来，所谓“根本原因”则是国家基底的不复存在。
2012年末，程峰收到领导下发的一份“敏感词”汇总列表，要求所有稿件不得出现列表中的任何词汇，其中包含诸如“民主”“平权”“宪政”“公民社会”等词语。
当时他供职的媒体的领导对所有编辑记者几乎采取了耳提面命的方式重复这些禁忌，以确保从新闻生产的源头杜绝这些词汇出现。
而仅仅在一个月之前，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自由、法治等词汇一直在被国家机器大力宣导。
“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基底已经亲自被他们自己打碎了。后果则是，房间内的大象在不断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迫使我们不断扭曲、异化自己的表达，以换取一线生机，这种情况也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体现。”程峰说。
一个重要的背景知识是，中国的国家体制决定了媒体从来都是归国家所有的。在中国大陆，直接由国家财政供养和党政机关管理的媒体被称为党媒，通过商业化运作自负盈亏的媒体被称为市场化媒体。但市场化媒体仅有经营自由，为得到与采编权相捆绑的发行刊号，需依附党政机关的下属机构，以方便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
基于媒体的这一属性，稿件内容服从国家意志成了中国特有的新闻表达方式。
在黄章晋看来，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观念的产物。语言被污染后，传递的信息价值大打折扣。
在一篇名为《没有母语的人民》的文章末尾，他写到，“对整整一代中国人来说，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却于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够的感知、表达能力；于曾经的历史，进行中的时间，缺少记忆和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是没有母语的人民”。
不能把世界让给坏人
如何对抗这种语言污染？如何在可能随时出现的报导指令与新闻自由表达之间进行平衡，老媒体人周琦一直在试图探索出一条规律。
比如，相关部门对媒体下发的报导指令要求，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项经济数据进行正面报导、不聚焦不好的数据、对就业问题淡化处理。对于这种官方要求，周琦采取的措施是，引用官方数据的同时，将相关数据并列处理，但不会直接比较差额，也不会直接输出观点，所有的潜在信息交由读者去感知。
再比如新出台的报导指令强调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式、失业率等信息不得暗示官方数据有水分、不得对数据进行猜测、不得暗示中国经济和就业环境不好。
“这种笼统的说辞相当于给所有媒体工作者扣了一顶大帽子，稍有不慎便是违反了禁令，会受到罚款、写检查甚至被辞退等惩罚。因此每说一句话都要小心翼翼，最好的方法是长篇大论、云山雾绕，一定要在委婉暗示国家政策有瑕疵之前，先猛夸一顿国家和政府在拉动经济增长、增强人民福祉方面的不懈努力，最后结尾一定要突出对国家和政府的信心。”周琦说。
程峰所在的媒体按照国家规定一直挂靠在某机关下属的出版社。中共中央宣传部一再收紧对媒体的管控后，上述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命令他提交待出版发行的所有稿件，以供其审核。
为了捍卫全体同仁的智力成果，编辑部决定在稿件出版前两天的晚上将样刊送交给上述出版社负责人，这意味着对方仅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对全部稿件进行审核、修改。编辑部曾多次尝试挑战那条越收越紧的红线，甚至策划了一期某政治人物的专题。
“我们每次都会故意把广告也发给他，要求他审。”程峰他们有自己的算计，希望时间的紧迫能迫使对方对内容网开一面。
但这种小聪明很快被识破，换来的是审查方的强势反击。于是，几乎每次刊物出版后，编辑部的负责人都会被要求写检查，检讨自己在这期刊物中的“失误”。
如此反复，整个编辑部都倍感疲惫，于是把报导方向转向软一些的故事。但即便如此，审查仍如影随形。一名记者曾采访一位男星，稿件中提到这位明星在未成名时曾与朋友喝酒至天亮，这种描述意在突出其成名前的困顿时光。但在审查方眼中，媒体此举意在宣扬明星的奢靡生活，并直指这会对年轻人带来不良影响，不利于社会发展。
与很多编辑、记者在表达上的字斟句酌、委婉含蓄不一样，自成立以来，运用写作技巧削弱文章主题的敏感性便是“大象公会”的风格，也是创始人黄章晋规避审查的一种妥协。以撰写党和政府的“说明书”的口吻，他相继在“大象公会”发表了《齐步走，以国家的名义》《“主席头”的起源、发展与定型》《你家小区为什么像监狱和集中营》《为什么红后代喜欢叫ABB》等文章。
但更进一步的妥协，他不接受。保持语言的本真和信息的准确是他的底线，他不想被剥夺用自己母语进行表达的权利。于是在被禁言四次后，在成立的第八年，“大象公会”倒在了被指责是“美国走狗”的舆论风暴中，被腾讯永久封号。被封原因与众多被封的自媒体和被删除的文章一样，笼统但不容辩驳——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对于封禁的原因，黄章晋说是源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指责他拿了美国人的钱、与东突分子交好。
沈逸与张维为、李毅、金灿荣等学者近几年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异常活跃，日常言论多以夸赞中国大国崛起、贬低欧美等国家为主，语言风格夸张，但一直被官方媒体奉为座上宾。因此外界一致认为他们的言行是被有关政府部门默许的。
这种默许带来的结果则是，这些人的言论引发了一众网民的追捧和效仿。
于是，沈逸的指控自然而然引发了大量“爱国”网民对大象公会和黄章晋进行攻击，黄章晋一度打算起诉沈逸造谣诽谤。但多家律所拒绝代理这个案子，“他们评估后认为这件事太敏感，没人敢接”。
从业二十余年，黄章晋历经报纸、杂志、门户网站等多个内容生产平台，不给平台带来麻烦是他对内容尺度进行把控的底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官方和网民都开始乐此不疲的翻旧账，于是曾经的所谓‘自由’表达在审查的红线逐渐收紧后，在现在就变成了不可原谅的越界行为。”
而对于曾经种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他说：“其实我是个拖延症很严重的人，但我发现傻逼和坏人都非常勤奋，很多时候我的表达冲动是被这些人激发的。尤其当面对下一代时，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会更强”，他补充到，“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对国家的喜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基于一种真正的自豪感、可以质疑国家的一种爱。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不能放弃任何努力。”
从业多年，周琦亲历了审查逐渐收紧，直至将一整套审查体系嵌入到新闻生产的整个过程的历程。而近几年，他明显感觉到，审查自上而下的推进以及自我审查自下而上的演化，对整个新闻生产体系和身处其中的人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
“最显性的体现是，新闻线索的减少。之前发现有价值的新闻选题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但是现在，除疫情话题外能发掘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在大量减少，很多问题在外界还没看到时就被层层审查掉了”。
而相比于有形的世界和看得见的问题，看不见的问题才更加可怖。
这种可怖通常以禁令的形式出现，比如北京大兴机场占用农用地但因补偿不到位导致的农民上访不得报导、外卖骑手联盟盟主失联以及东航空难中遇难者家属上访的问题等等均不得报导。
“在禁令中，发现真正的新闻。”他说。
在贾葭看来，做为中国人，审查在每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便与其社会身份深深捆绑在一起。“审查的荒谬之处在于，它已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思维交织在一起了。它并不是一个独立于言论自由之外的单独体系，而是变成和水、空气一样与个体的生命同构的一个东西”。
高菲菲有同样的感受。虽然还在坚守内容生产一线，但她坦言自己已经将自我审查内化为了一种能力。“有些事件可以通过转换词汇的书面技巧进行‘曲线表达’，但是更多的话题，当我们下意识的判断出连虚与委蛇的空间都没有时，我根本连做采访的冲动都没有”。
这种态度体现在了很多从业时间较长的媒体人身上，比如面对丰县被铁链拴住的八孩母亲、上海封城、各地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高菲菲所在媒体的资深采编岗位的记者们几乎都和她一样，无动于衷。
但更让周琦感慨的是，只有经历过自由或者说“相对自由”的人才有能力分辨出压制、羞辱和管控，而没有过这些经历的人很容易将现在的环境视作正常，并习以为常。
“成长中的年轻人比我们更可悲。”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