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结果： 闾丘露薇

很多人在和年轻人争论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要多。”以此证明自己更有判断力，似乎年轻人不是冲动，就是受人利用。 这样的逻辑其实说不通。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成年人，是否比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在开放环境中的年轻人更见多识广，更有判断能力？大家心中自有公论。 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判断和思考能力并不在于年龄，而在于教育程度、视野和见识。 去年我在这里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一对母女：妈妈 Melissa...

上个月出完差回到香港，终于有时间可以看场电影。只是看看电影院的排片表，基本上都是科幻动作大片，说实话，兴趣不大。正觉得有些无趣，朋友发来短信，推荐一部日本电影《永远的0》。...

乌克兰乱局仍在继续。自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21日与反对派妥协后，乌克兰形势急转直下。22日，季莫申科重获自由，并到基辅独立广场呼吁示威者继续抗议。当天，亚努科维奇离开基辅，去向不明。他于基辅郊外的豪华住所被曝光。凤凰卫视22日《新闻今日谈》栏目，凤凰卫视记者、评论员闾丘露薇对乌克兰局势进行点评，她表示，乌克兰2004年的“橙色革命”现在看不太成功，因为那只是民主转型的第一步；乌克兰乱局根源在于乌克兰的民主宪政落实不够，总统权力过大；流血冲突最大的责任就在于...

我记得上小学前后，七十年代末，进出弄堂，时常会遇到一个默默扫地的老人，带着眼睛，瘦瘦高高。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太小，于是，他显得很老。 奶奶一次次严厉警告，千万不要和这个“四类分子”讲话。我当然不懂啥叫“四类份子”，但是听奶奶的语气，那一定是一个“坏人”。在我童年的判断里面，人之分成两种：好人和坏人，这是看电影的结果，因为电影里面，不是“坏人”，就是“好人”。 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四类分子”，其实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后来又加上右派，也就是“黑五类。” 我已经不记得哪一年，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弄堂里面。后来，我时常会想起他，不知道他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当他在弄堂里面扫地的时候，他在想些什麽？他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可以不再做这样的事情，还是以为，生活就是这样了？ 八十年代初上中学，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中午吃过午饭，在学校的阅览室看杂志。我最爱看的是“收获”，“小说月报”，还有“人民文学”，里面有太多的中短篇小说，正是在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了“伤痕文学”，读到了一个个关于知青们的故事。 在家里面，插过队的长辈还有同辈，从来没有讲述过他们的经历，但是即便他们不说，当我长大之后，远远的回望他们的人生轨迹时，可以体会到命运对彼此的不同。 原本应该读书的年纪，他们去了农村接受“再教育”，不是自不自愿，而是根本没有选择；想要回城，但是因为没有“关系”，他们不可能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根据当时的规定，读大学按照毛泽东制定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也就是实行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推荐上大学。当个人的命运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的时候，公平成为了一种奢望，多少人为了机会，在权力面前牺牲了尊严。 这些年，有不少的文学作品把知青生活描述的单纯而浪漫，当年的伤痕，被轻描淡写，显然符合这个社会”向前看“的主流价值，当然，这种主流价值，是由那些”成功人士“所定义的，而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曾经的知青。 但是我会觉得疑惑，因为八十年代透过文字看到的那些痛，，那些不堪，那些丑恶，我旁观的那些人生，实在和摆在眼前的浪漫无法连接起来。或许，沉默的，是大多数，或许，可以看看网络上那些愤愤不平的微弱声音，或许可以问问那些曾经的知青，过去是否真的，那样值得留恋？ 八十年代，有一部叫做“枫“的电影，讲述文革期间，一对相爱的年轻人，各自加入了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为了捍卫各自的立场，不惜用枪指向对方，劝说对方投降。我那时根本看不懂，但是我清晰的记得自己的疑惑：都不是坏人，为何要相互残杀？ 06年，当我在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麥克法誇爾和瑞典学者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本书的时候，让我对暴力有了更深的了解，我第一次看到发生在北京郊区的大兴屠杀事件的相关史实资料，也看到了来自学术界的这样一个数字：从1966年到1976年，全中国有大约一百万人非正常死亡。 关于文革的研究，受难者的访谈很多，反思的文字也不少，不少还出自红二代，但是九十年代开始，鲜有在中国内地的媒体上出现，直到这两年，内地媒体开始零星有一些文革经历者的声音，他们大多是透过媒体为自己曾经的行为表示歉意。 八十年代，也就是我的中学时代，十年浩劫是提及文革的官方用语，尽管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但是对于像我这种想要了解文革的年轻人，有着充足的空间和资讯，除了审视伤痛，也看到经历者们对于人性扭曲的反思。但是现在，文革变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也因为这样，曾经的造反派，同时也是红二代的陈小鲁和宋彬彬的公开道歉，会让外界格外的关注，希望能够因此展开更多关于文革的讨论。 读到一个访谈，陶铸的女儿陶斯亮说： “。。。。。。不管在“文革”中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我们这些后代聚到一起，大家摒弃前嫌，回忆父辈走过的峥嵘岁月。我们不会去谈“文革”那些事。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过去的恩怨随风去吧。看到这个大融合的景象，我是很感动的。如果把父辈恩怨一辈辈传下去，这样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红二代们能够相互和解，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真相，明白身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缘由，但是对于普通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在没有真相的前提下谈论和解，显然太不公平，而没有和解，就无法消除怨恨。 因为不谈论文革这段历史，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文革，于是，迟来的道歉，他们只看到”一笑泯恩仇“的潇洒，不知道背后的伤口到底有多深。 本文免翻墙链接： 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相关日志 2014/01/24 — 陈破空：宋彬彬应该投案自首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21 — 杨猛：重庆往事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18 — 刘长：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的历史迷障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18 — 王思想家: 文革与日本侵华，谁该道歉？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18 — 关于道歉和真相的思考——读《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18 — 徐友渔：认识文革，反思文革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18 — 一句道歉不能令人心安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18 — “文革”的双重性：国家之罪与平庸之恶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18 — 徐内达：“宋要武”的道歉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17 — 追究卞仲耘慘案真兇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作者： 闾丘露薇 华商报专栏 ——————- 一名从内地拿着单程证移民香港的女士，花了五年时间，终于打赢了香港政府，终审法院认为，政府规定住满七年才能够申领综援的政策违宪，因为基本法写的清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而香港居民，包括永久以及非永久居民。 综援是香港政府提供的一项社会福利，从70年代开始，类似于内地的低保，给低收入人士和家庭提供现金补助，帮助他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特区政府在2004年，将申请综援的居港年限，从原本的一年增加到七年，理由是01年和02年申请的人数大幅度增加，而政府当时面临开源节流的压力。 法院的判决一出，在香港引发争议，一些人担心，申请综援的内地新移民会大幅度的增加。 准确说是拿单程证的内地新移民。如果因为工作，学习或者投资来到香港，收入和财产一定超出申请标准，但是那些持单程证，来香港和家人团聚的内地移民，不少来自穷困地区，而家人本身在香港就属于低收入，甚至无业。 单程证是由中国公安部门签发给内地居民的港澳通行证，主要是让家庭团聚，1995年开始，每天150个名额。一旦取得单程证，内地的户口，身份证，护照全部注销，而香港政府04年的新措施，让这批人里面的一部分面对这样一个状况：变成了香港人，当生活陷入困境，香港政府却拒绝提供帮助。 打赢官司的这位女士，05年来港和丈夫团聚，抵港第二天，丈夫去世。当时她54岁。因为不是永久居民，丈夫生前的公屋被收回，她住到露宿者之家，靠打散工为生。06年申请综援遭到拒绝。08年，在民间机构的帮助下，提出司法复核。 这个个案具有代表性：当事人令人同情的经历，政府处理手法的生硬，让人清晰的感受因为现行政策，一个本地居民陷入困境，政府却坐视不理。社会福利是制造一个安全网，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安全网有多大，要看政府的能力和决心，而香港政府说过，不会让人饿死街头。 五名法官一致裁定违宪，指出政府当初是为了省钱，好让福利政策长远维持，但结果真正节省的金额却微不足道，显然理由并不成立。律师也在法庭上摆出了一组数据，从99年到02年，也就是政府设定限制前，八成五申请综援的，是永久居民。 一些人担心新移民会隐瞒在内地的资产，不去找工作，滥用综援。香港确实有不少骗取综援的个案，比如一对退休法官夫妇，金融风暴后财政出现问题，于是申请综援和公屋，但被发现，隐瞒了二百万的存款，结果被判入狱十一个月。最轰动的是04年印度洋海啸，一对夫妇死里逃生，就在他们在媒体大谈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被发现，原来妻子曾经报称丈夫失踪，领取单亲综援。最后，妻子被判八个月。这些人，都不是新移民。 有人钻空子并且成功，那可能是审核，也可能是执行上出现问题，或者是制度本身需要重新检视是否需要更新。只是社会应该督促的是政府，要求它做的更周密，而不是针对某一个群体。是否做欺骗或者违法的事情，说到底是一个人的品行决定一个人的选择，而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身份。 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一个不被主流社会包容的人，用法律来为自己维了权，打赢了政府，本身不就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让人看到，香港还是一个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