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制

BBC | 点评中国:解中国困局之结应从何处入手?

乌坎群体事件爆发引发广东政府危机感 韩寒三文掀起的巨浪还未过去,正由国内网络波及到海外媒体。我因为写了一篇《民主政治离中国有多远——兼评韩寒“谈革命”、“说民主”与“要自由”》而受到波及。但这批评声音不是来自国内网友,而是少数能在海外发言的“纸上畅想暴力革命派”。 中国有没有暴力革命的现实条件?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目前实施民主,中国政府未准备好;发动革命(包括天鹅绒革命与暴力革命在内),中国人民也未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最务实的选择是大家各尽所能,做些启蒙工作,涵育各种变革力量,比如加强民间自组织能力,扩大言论自由空间等,尽量促成中国尽快转型。为了避免误解,我在文章中特别指明:以任何形式结束中共一党专政,都不缺乏道义基础,关键是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国人能够做些什么。 此文在国内博客登出,绝大部分网友赞成,认为这是非常务实的考虑。但在推特上,少数人忍不住了,有说我这是在为中共帮忙的,居心叵测;有说我是剥夺人民革命权利的;还有人说我因为在国内开微博,这样说别有隐情。由于讨论这个宏大题目很重要,推特上网友普遍年青,作为前辈学人,我认为有必要谈清楚一些问题。于是戏拟一段文字,发在推上: “如果要我来写一个《关于暴力革命之可行性研究》,章节大概如下:一、暴力革命的民意基础(在全国做抽样调查)及其可行性;二、在全国、一省、一市、一县进行暴力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预算;三、参加暴力革命的人员数量预估;四、对抗某地政府武装力量所需要的武装力量投入;五、外部游说成本(游说国际社会支持的人员及其相关费用)”…… 用这种层层剥笋式的说明,就是想让大家清楚地知道,尽管“飞机和大炮才是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但我们现在没有飞机与大炮,没法进行“武器的批判”。况且,暴力革命在中国现阶段,很明显没有民意基础。 我进一步说明: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推广一项产品,都得做市场调查与推销成本核算,更何况一场牵动甚广的暴力革命。战略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词汇,叫做“战略场景想定”。想要从事暴力革命,当然得考虑革命的事前准备,如可能参加者的数量,武器来源、给养、人员的军事素质训练,并以一城一县一地为目标考虑物质装备,进行沙盘演练,胜利或失败后的方案A(如何接管政府)、方案B(失败后如何保存力量)。这些事前的组织准备工作不做,甚至连有多少人愿意参加暴力革命都不知道,这样的暴力革命有可能顺利起航吗? 解开死结之道:政府放权、基层自治 有人说,现在的情况与清末相似,为什么清末可以发动辛亥革命,现在反而不能?我指出,现在与清末社会状况相比,有三点相当重要的不同:1、清末是朝廷小、江湖大。现在是党的“阳光”洒遍每一个角落(即党将统治神经末梢有效地延伸至每一处);2、清末政府军队与民间武装力量的差别是算术级差,即1与2、3、4的差别,如今是棍棒菜刀猎枪与最先进武器的差别;3、就政府与外部关系而言,那时是清政府害怕洋人,现在西方诸国对北京并无那样的影响力。 一位推号为“天雷无妄”的人在推特上妄言,中共是没有信仰的乌合之众,组织能力是其死穴,中国农民的组织能力比中共强多了,这完全是昏愦之言。中共没有信仰是真,说是乌合之众却毫无根据。中国民众缺乏的正是自组织能力。过去这些年来,工人运动与市民运动相对少,只有农民因地缘、血缘、亲缘等作为组织纽带,才能组织一些社会反抗,但这些反抗往往败于中共有高度组织的镇压行动。 我的看法是: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与中国人同属一脉的台湾,以及去年阿拉伯之春当中过渡最顺利的突尼斯,都是在民主化实现之前,整个社会已经做了大量涵育民主化力量的基础工作,如开放言禁,允许私人办报;开放党禁,允许民间结社。这些当然都是在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统治者为了求存而逐步让出来的空间。但正是社会空间的扩大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才最终促使了社会转型。 以政治开放度相比,中国现阶段有如突尼斯1990年代初;以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度比,中国沿海地区与大城市的民智水平已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前相若。在政治形态上,茉莉花革命前的突尼斯是开明专制,中国现在还处于半黑暗专制状态,要想象突尼斯与台湾那样成功转型,最佳的对应之策应该是先促成中国从半黑暗专制向开明专制过渡。 今后几年内,中国当局倘若能从国家利益与长治久安考虑,应该让农村与城市基层自治,使民众有机会涵育自组织能力,实现自治。这是为社会转型做基础工作,也是唯一能够解脱中国政局之结的方法。 变革压力来自执政者危机感 北京有没有危机感?有。这次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讲话中那句“群众被激怒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这就是危机感。目前胡锦涛任期即将届满,对一位指望平安下车、不在意社会痛感的“看守内阁”之大管家来说,已经不可能再做任何改革了。 但中国第五代领导层与第四代不同,接任时面临的是遍地烽烟、生态濒临崩溃、社会道德溃败的“溃而不崩”之局——这里的“不崩”指的是政权依赖高压维稳得以不崩溃。就在2012年元旦后这几天,广东东莞、四川米易县、宁夏河西均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暴事件。这些注定第五代领导人已经不能象其前任那样守成而不求变地熬过十年,应对危机将成为其日常政务。 中共这代50后领导人的基本特点是:无信仰,灵活务实(因有过底层经历),骨子里奉行机会主义政治策略。这就使得今天的中共统治有一定弹性,在压力下有可能做少许调整,今年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孤立后,外交政策立刻转向就是例证。因此,在压力足够大时,也许能在危机煎迫之下做出一些改革。这点审慎的乐观,是我基于假想他们是“理性人”这一前提。如果不是“理性人”,这话只能算白说了。 总结一下,解开中国局势死结的钥匙,就在第五代领导手中。步骤应该是:首先尽快放权实现地方自治(包括资源自管);其次,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切断掠夺民众生存资源的管道;第三步,政府从全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从无责任政治过渡到有责任政治。只要第一步棋走出,我相信,以沿海地区及大城市民众素质,中国民主化进程会比较快,目前在高压维稳之下的僵死之局才可能走成“双活”。 北京如果拒绝逐步放权,中国这口沸腾的高压锅找不到出路,前景非常不妙。这种结局只会是双输之局,中共输掉的是政权,人民输掉的是社会重建资源。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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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澧 : 红色是特色,美景即愿景

新年到,话唠叨,人人都在放大炮。老农我还是老规矩,赶着吃了俺从美国辛辛苦苦背回来的西洋猪草长大的零污染瘦肉型猪猪,到处送特供。那日送到宣战部,趁机和老同学聊几句。老同学问:有个叫韩寒的小青年,赶在重阳新年讲话之前,连写三篇文章,《论革命》什么的,搞得网上很热闹,你在美国知道不? 老农大笑:论革命,革什么命?老农我虽说没有亲身经历过革命,西方资产阶级也承认的二十世纪革命大师列宁的话,却还是知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在一篇分析当时动荡形势的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中说:要革命必先有革命形势(但并不是有形势必有革命),革命形势有两大特征,第一是下层有生存危机,民众不愿再按当前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第二是上层有统治危机,官方不能再按当前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如今大红朝处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盛世。放眼望去,见到的都是伟大领袖皮主席满腔激情赞颂过的景象:到处莺歌燕舞,更有喃喃娇语,高乳入云端。半点革命形势都没有,村长都亿元户了,怎么会想到论革命?现在我们尊敬地称陶金虎同志为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是出于党的传统,而且主要指他的坚定立场,并不是说重阳真的在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老同学叹口气:问题是一个小青年,党员都不是,他写的玩艺,凭什么比我们在六中全会后组织的七、八篇社论都有影响?老同学问:你经常混在美国,能不能帮忙写点东西,破破现在那些年青人对美国的迷信?老农我最爱显摆啦,自是一口答应。俺顺便调侃老同学:你也不要说人家抢在前面,你们的新年讲话、新年社论没人理,至少也有十年八年了吧。还是看我老农虽然晚发、却是既有重大现实意义又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新年致辞吧。 农家致辞似乎应该从韩寒文章说起。只是老农还没读过,无从置嘴。倒是在微博上见到一些评论,让俺想起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留下的一段记录。 因为写了以中国农民为主角的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赛珍珠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今年是她的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上世纪二十年代,赛珍珠的丈夫在淮北调查中国农业状况,后来他出版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系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一部专著。赛珍珠则在宿州左近传教。她亲眼所见的当地农民生活,即是《大地》的素材。赛珍珠在回忆录里记道,有位年青教民,娶了大户人家发送婚配的一个丫环。婚礼上,年青教民对妻子说:他将尊从主的教导,婚后夫妻即为一体,他保证不会打她。那丫环却说:那是你怕我!随后的日子里,女的对丈夫很凶悍,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年青教民很苦恼,向赛珍珠哭诉。赛珍珠也毫无办法。她可以告诉教民《圣经》里的教导,却不知如何应付这类中国式泼妇。 这段记录的第一个教益是:西方确实有很多做法不适合于中国。年青教民说他不打老婆;但他老婆在有限的生涯里,只见过两类人——不是奴才,就是主子。她本来准备老老实实按着“夫为妻纲”的中国特色,换家主子继续做奴才的。老话说的嘛:娶来的婆娘买来的马,认我骑来任我打。然后你突然告诉她不再是奴才了!——这么巨大而迅猛的变化,她的素质转不过来(这一点大户人家要负主要责任)。你不要她作奴才,她就自然而然地选择当主子了——在她那封闭于大户人家下人后房的卑微经验里,只有主子或奴才两套台词,她多少能背一点,其他角色演不了。年青教民硬搬西方生活方式,他的家就失去秩序了,就不稳定了,就动乱了。唆使他这么做的洋大人也救不了他。 所谓美式民主也是如此。不要说中国人了,俄国人比我们在文化上接近西方吧?俄国的总统大选,形式上看着离美国不远;各省省长却不是选的,而是总统任命的。地方和重阳缺乏美国那样的长期磨合,职责撕扯不清,普京干脆废了选举搞任命制。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的俄国人都搞不了美式民主,中国人怎么搞? 那位年青教民不幸遭遇的第二个教益是:不适合我们的生活方式未必就是坏东西。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金虎同志严正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而不适合我们的美式民主,恰恰就是特别稳定。 最不稳定的人类社会是黑猩猩社会(很多研究者早就建议:将基因DNA序列99.8%与人相同的黑猩猩划入人类)。猩社会实行严格的男猩等级制度,每个男猩都知道谁是自己的上级,谁是自己的下级。最高处则是猩王。上级走过时,下级如果不是象猩俗要求的那样低头俯首、发出致意的柔声,而是眼看另一边,上级就会觉得感情严重被伤害,捶胸吼叫。猩社会成员间各种血缘关系很密切,两猩的对抗,会迅速波及各成员间的复杂的同盟/敌对关系,引起等级身分再分配,甚至导致猩王宝座转手。猩社会处在持续的男猩政治斗争之中。 猩社会位于稳定度坐标的负端;处在正端的,就是美式民主了。其他国家都在这两端之间,有的离猩社会近一些,有的离美式民主近一些。 美国不但总统是选的,各州的州长也是选的,而且所有市长、镇长都是选的,最绝的是这些选举之间没有直接政治联系——谁都不是谁的上级,当然也不是谁的下级。这些选举都是独立的,跟上下前后左右没关系。镇里有问题,镇里自己解决。至多是问问代表本地区的州议员或国会议员,是否有相关的州或联邦优惠政策。镇民不会去华盛顿上访。某个村子的土地出售,可能影响到某位联邦阁员的任期?——这在美国有点难以想像。美国南方有个路易斯安那州,曾是出名的腐败大本营。连着几任州长被FBI抓走,但对当任总统的威信毫无影响。 红朝视美国媒体如洪水猛兽,记者拍了某地民工讨薪,要被重阳有关部门找去谈话;但《人民日报》在美国尽管发行,央视在美国尽管播放。要报道美国的阴暗面?您里边请。某地出了坏事?外国人唯一关心的联邦政府都不觉得跟自己有多大关系。《环球时报》厉声责问美国国务卿:你们某地竟有这样的事,还好意思在国际上当民主教师爷?国务卿要能听到,大概会想:这都是哪儿和哪儿啊,国际上当然是联邦政府代表美国,对专制政府集权统治者下的事件提出看法;但那某地的事儿,根本不属于我们联邦政府的职责范围嘛。 俄国的省长是总统任命的,如果省长贪污腐败,就可能影响到总统的声望。去年12月的莫斯科反普京试威,就有人举着牌子说:普京任命的官员都是贼! 美国虽然有两大政党,却不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从上面一杆子插到底。美国的党争,只是在联邦层面比较激烈。地方上还是看个人魅力和具体政策。加利福尼亚州是民主党的钢铁票仓,每次总统大选都投民主党候选人。但他们也会选出共和党人阿诺·施瓦辛格当州长。市镇选举更是不看党派的。 借用李承鹏一篇文章的标题,美式民主可称为“民主就是不攀亲”。各路政府彼此不攀亲,一时一地的事件就很难撼动全局,社会在整体上非常稳定。 但美式民主的“不攀亲”,是建立在美国人的民族特点之上的。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见异思迁的移民就是对自己前途的主意特别大,把握自己命运的愿望特别强烈,美国人就是特别自尊自立。美国十九世纪评论家拉尔夫·爱默生曾如此形容他的国人和当时的美国:The country is full of rebellion; the country is full of kings. Hands off! Let there be no control and no interfere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kingdom of me. 这些美国人,都是自认为天帝骄子的“帝娃”(DIY,Do-It-Yourself)主义者。有这样的心态,才有那样的民主制度。 帝娃主义者各民族都有,但通常不会如美国般形成压倒优势。“自然”发展的社会都会经历一个复杂姻亲阶段。年景不好时,一个部落可以到姻亲的领地避难。这样发展过来,社会成员里会有大量的家庭至上者,或氏族至上者,或血缘至上者,或小团体主义者,甚至国家主义者。只有美国这种资源丰富的移民国家,奔着自我实现而来的各民族帝娃主义者才能汇成滚滚洪流,占据人口绝对多数,并按自己的理想建立一个“人造”新型社会。 一位阿拉伯同事告诉老农,他上了次美国法庭,改名字。护照姓名里十几个“穆罕默德”、“易卜杜拉”都去掉了——他笑说法官念得好辛苦——只保留了一个姓和自选的英文名。在北非沙漠的艰苦环境里,羊群常要进入姻亲部落的领地找水草。这时就要报出长串的名字,人家才能决定缘分有多深,是否放你进去。到了美国,氏族旧关系都用不上了。改个简单好念的名字,然后就靠你自己了。 上面提到的路易斯安那为什么腐败出名?这个州与美国其他州不同,是1803年美国从拿破仑手里买来的。那里的老居民并非自愿来美洲,而是遭法国政府流放。其首府新奥尔良还有天主教国家流行的狂欢节(Mardi Gras)。狂欢队伍经过时,街道两边露台上的女人掀起上衣,比谁的奶子长得好——据说这就是流放当地的妓女们的风流遗韵——这景象决不可能出现在清教徒开拓的新英格兰各州。老居民们不在乎谁当州长,只要许诺一点好处,他们任政客乱搞。法裔美国人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搞不好美式民主,中国人怎么搞? 赛珍珠这段记录的第三个教益是:中国还是在进步的,而且趋势是靠向世界先进文明,但是中国的每一点进步都需要大量时间。年青教民的故事发生九十年后,红朝居然向美国看齐,也制订了惩治家暴的法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没有这条法规的),虽说在内地二线城市,挨打的妻子向警差求救,警差通常懒得理会。红朝的女性自杀率、特别是农村妇女自杀率,仍然居高不下。但是,至少在个别地方,比如最西化的上海,打老婆近乎绝迹。 各民族的帝娃主义者成就了美国;反过来,美国的建国理想又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中共在内——追求社会进步的有志之士。或许,一千年之后吧,中国也会出现一种建立在个人自尊自立基础上的民主(这之前当然可以有其他形式的民主,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还被称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呢)。毕竟,经过四、五代人的努力,路易斯安那也在上世纪后半期搞起了中规中矩的美式民主。就连普京,宣布第三次竞选总统之后,为了笼络人心,也承诺将恢复省长选举。如果真的做了,俄罗斯就离猩社会远了一步,离美式民主近了一步。 老农的明白,有些朋友更喜欢伟大领袖皮主席的另一首诗: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或许,我们可以更全面地数一数中国的进步,包括上层大户人家的进步。已故世的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他所编《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1974)一书的序言中说: Curiously, howev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of recent decades has stressed the spread of literacy to ordinary people, 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s and pamphlets in the vernacular, education and equality for women, the abolition of arranged child marriages, the supremacy of public duty over filial obedience and family obligation, increase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rough the sinking of wells and improved tools, crops, and breeds, dike and road building for protection against flood and famine, public health clinics to treat common ailments and prevent disease, discussion groups to foster better conduct, student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healthy recreation and moral guidance, and the acquisition and Sinific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for use in remaking Chinese life. Missionar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ioneered in all of thes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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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85后大学生评韩寒

一名85后大学生评韩寒 作者: 来源:网友推荐 来源日期:2012-1-9 本站发布时间:2012-1-9 21:09:59 阅读量:124次    推荐者来信    选网编辑你们好:   以下的文字,是一个正在美国交流访问的北京某著名高校在校大学生最近发给我的邮件,谈的是对韩寒的看法。由于发信人文笔流畅,思路清晰,我已经征得他的同意公布内容,但不具名,可否以“一名85后大学生评韩寒”这样的名义在贵网登出?   我想韩寒现在似乎是在和一群“大人”争吵,我们应该听听他的同龄人,甚至比他还小的人怎么说。文字方面我基本没有作改动。   谢谢。   伍国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   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助理教授   —————————————————————————————–   老师:   寒假出去旅行才回来,所以很抱歉现在才回复您的邮件。   有人说韩寒在国内是80后90后的精神领袖,他的书很多在我们同学之间也很流行,但是我没有看过。倒是看过他的一些博客,他常常用诙谐讽刺的口吻对社会事件做出点评。他主编的杂志《独唱团》也很流行,但是后来被查封了。这就是我对于韩寒的了解,一个喜欢赛车,常常点评政府,文章写得很犀利的公共知识分子。   对于他的这篇博客《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我看了之后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认为革命在中国不可能发生,“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这句话虽然有点狠,但是确实是存在的,尽管我去过的国内的城市还没有美国的多,对国内的情况也没有很全面的了解。   中国的情况太复杂了,真正要革命,代价会很大。我的感觉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底层的农民,他们希望的是安居乐业。而且目前党和政府的权力固若金汤,共产党的统治还不足以坏到让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地步。国人的确对反对不公,贪污,腐败,但当他们在需要办事的时候照样去贿赂。所以,存在一种心态是:不恨特权阶级,而恨自己成不了特权阶级。   这也就是他说的:“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   所以,我很赞同他说的,中国最不可能发生革命,但是急需要改良。这也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目前一党专政的局面将维持下去,但是民间的力量在生长,新一代人更加关心政治和社会,全社会的努力和呼吁,舆论的监督,司法,公平,民主会慢慢地完善。   博客中还提到关于国民素质和制度的关系。“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我觉得人性都是自私的,制度是约束人性中恶的成分的保证。但正像韩寒说的,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很好的执行力去实施也会变成一纸空文。   有人认为韩寒这篇博文是对现状的屈服,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我觉得这是他走向成熟理性表现。我们需要理想主义,但是不要激进主义。就像韩寒最后的呼吁:“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   不知道您对于这篇博客怎么看呢?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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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解说: 中共党报高度肯定重庆模式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今天在头版头条高度肯定重庆近年来採取促进共同富裕的做法,指出这符合胡锦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中共党报在广东乌坎村集体抗争事件余韵未消之际,策划这样的文章,令外界感到中共加大左转力度,试图宣告一党专制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同时,这篇文章也被看作是中共18大前权利角力的一个信号,显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跻身政治局常委又多一成胜算,但重庆模式将中国引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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