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天灾人祸单靠自救行吗？
八月中旬，连日大雨袭击了华南和东北的大片地区。在广东省东南部的汕头市，暴雨致洪水一天之内迅速上涨，困住了许多住在城郊的居民。从当地民众上传的照片可见，在汕头峡山镇和陈店镇的部分地区，洪水覆盖了小镇，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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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制
广州公安微博表态：子产不毁乡校
昨晚9时49分，广州市公安局在官方微博上发布的一条微博(截图)。今日凌晨零时许，这条微博被删除。 南都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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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拒收被开除党员，保持群众队伍的纯洁性
继上海法官集体召妓事件被曝光引来疯传后，爆料当事人的“复仇”经历也迅即引来大量民众的关注，上海方面随后宣布开除其中三名法官的党籍并称要“坚决清除腐败分子”。8月8日，曾遭到实名举报的前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中央纪委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接连数名官员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引来许多网民的调侃，不少人戏称“群众队伍的纯洁性不容污染”，以此讽刺党媒中常见的诸如“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建设”等表述。
于建嵘：上海四法官涉黄，被开除了党籍，又成为了群众。搞得象我这样从没有加入任何政党组织的＂群众＂很纠结。你们一先进就是党员，一垃圾就是群众。可我们这些从不想先进的群众，并不想成为垃圾。据此，我建议在各种表格有关＂政治身份＂栏，增加这样的选项：中共党员、各民主党派、被开除的党员、标准群众。
文冤阁大学士: 建议将党纪处分相关规定从“嫖娼者一律开除党籍”改为“嫖娼被抓者一律开除党籍”。《动物庄园》里就是这么改的。
青岛老K：政治面貌以后要分成：中共党员，中共已开除党员，革命群众
阅读更多德国之声 | 薄熙来昔日“盟友”今何在？
薄熙来“世纪审判”在即，香港媒体曝出，薄熙来昔日“战友”王立军对该审判表示兴奋；而海外媒体也曝出薄熙来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周永康疑“摊上大事”。评论人士指这是一场“宫廷政治戏。” （德国之声中文网）自7月25日中国当局公布对薄熙来公诉消息后，外界普遍认为对薄熙来的”世纪审判”将很快到来。围绕该案媒体继续跟进报道，8月2日中国律师金晓光微博透露，早在7月26日，薄熙来姐姐薄洁莹为薄新聘律师顾玉树遭法院拒绝；中国政论人士李伟东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薄熙来案是一场政治大戏，排练已近尾声，难生变数。 随着这场政治大戏即将落幕，薄熙来命运定格，而他昔日”盟友”的际遇又如何？香港《明报》8月6日引述接近王立军家庭的消息人士透露，王的家人称8月初探访王立军时，告知薄案即将开审消息，王立军听闻后非常高兴。该报道还透露王的家人被允许每月探望一次，王立军在狱中生活很轻松，可以做健身、唱歌和练习书法等。有评论认为王立军是因举报薄熙来立下大功而获得狱中优待。2012年2月6日，王立军独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引爆”薄王事件”；2012年9月24日，王立军被判有期徒刑15年。 8月7日，海外”明镜网”也曝出薄熙来昔日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周永康疑”摊上大事”，继6月23日，中国官媒新华社通告周永康”心腹大秘”–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正在接受调查后，周永康之子周斌海外避风头，目前下落不明；被传为周家打点资产的关键人物吴兵，在本月初试图出逃时被抓；该网援引北京消息人士称吴兵的被抓将揭开周永康的贪腐行径。 去年”薄王事件”爆发后，海外”博讯网”曝料”周永康曾与薄熙来达成政治联盟关系，二人笼络大批媒体和写手，意图抹黑中共指定的下一届的领导人习近平及谋划’政变'”，目前这些传言尚不能证实。但据中国当局公开消息，薄熙来重庆任职时期，周永康多次会见薄熙来，去年两会期间的3月8日，周永康参加了重庆代表团的审议，肯定了薄熙来在重庆的工作。在王立军逃馆事件发生后，周永康成为第一个明确力挺薄熙来的政治局常委；2012年3月12日周永康也参加了重庆代表团会议。2012年4月10日，中国官方宣布薄熙来落马消息后，一度传出”康师傅”（网友规避审查，对周永康的称呼）”下架”消息，其后周永康多次露面打破传言并安然在18大时卸任常委。 薄熙来倒台，最直接相关的家庭成员命运也为媒体关注焦点，薄妻谷开来已于2012年8月20日被当局判处死缓；7月30日海外媒体”路透社”报道，薄瓜瓜已被录取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生。7月10日法广报道中，指薄的”受贿”控罪中，一项主要指控为大连富商徐明为薄熙来之子薄瓜瓜赴海外留学提供各种费用约六、七百万元。外界认为当局以不起诉薄瓜瓜的筹码使薄熙来配合当局认罪。薄熙来曾经的”金主”徐明于2012年3月15日涉嫌经济案件被控，海外媒体在今年6月初传言徐明死于狱中，但据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在大连中院受理一起和实德集团有关的案件中，显示徐明仍为大连银行董事，外界也在猜测徐明、谷开来、王立军、薄瓜瓜等人是否会以证人身份出现在薄案庭审现场？ 吊诡的是，海外”明镜网”早前曾报道中共书记处书记令计划与薄熙来家庭关系密切、且为薄熙来重要”政治盟友”之一，及另一位与薄熙来曾密切合作，在王立军闯馆后曾带武警围馆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各种传言中屹立不倒，目前令计划任职中共统战部长，黄奇帆再成现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拍档。与令计划和黄奇帆的”幸运”相比，挺薄的学者中，香港中文大学及清华大学教授王绍光，在薄倒台后从任职的香港中大中国学服务中心悄然离职；北京邮电大学前校长方滨兴也于今年的6月27日辞职，另外的挺薄左派人士司马南、吴法天和孔庆东等则继续活跃在网络上，力挺薄的《时代周报》记者宋阳标8月5日晚间被警方带走，现已证实遭刑事拘留；另一位挺薄的北京高校教师王铮被软禁中。 “以法律为包装的宫廷政治” 中国知名大律师张思之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薄熙来倒台整个过程，就是一幕宫廷政治戏，也是从古至今中国政治中不断上演的戏码,政治结盟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间或还有一些”无间道”。不同的是，当前的执政者以法律为包装，”薄王事件”引发的三宗案”王立军案”、”谷开来案”、”薄熙来案”莫不是如此。在法律戏码外，政治权力斗争才是真正的主线，因此薄的政治命运与”盟友”们的政治命运紧密相关：”基本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你要完全用法律的观点去衡量，有些问题是说不清楚的。他们不会吸取教训的，只是把这个事情了断一下。” 张思之也认为即使中共当局想通过审结薄熙来案，以彻底平息该事件爆发以来一年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个案件远未结束，包括令人疑窦丛生的谷开来案等，真相也许会有公开的一天：”他们不愿意彻彻底底的公开化，但薄的事情和谷的事情绝对有联系，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法律程度上他们是不愿意揭开了，实际上这个事情不能算完。” 等待周永康的命运是什么？ 张思之也指关于周永康的传言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中共当局在十八大前未动及周永康，有可能是考虑薄王事件如果扩大化，可能担心事件的影响危及执政者地位，现在也不排除这样的考虑。但周永康主持公安部的政法委期间，加强对维权人士、异见人士和媒体记者的打压，他也直接对法轮功练习者、新疆、西藏等地的抗议者进行镇压。因此周成为中共的负面形象代表。早前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周永康在任的角色相当于前苏联的克格勃头目贝利亚。斯大林时代，前苏共内务部长贝利亚暴力镇压异已；赫鲁晓夫接替斯大林上台后，1953年12月24日，贝利亚被秘密枪决。 张思之认为如果中共新执政层对周永康痛下杀手，从维护其执政利益来看，并不是一件坏事：”看看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吧，会带来好处，而且好处大一些，因为周的事情的暴露所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如果当局下决心处理问题，他们是要得分的。” 作者：吴雨 责编：苗子
阅读更多Co-China周刊 | 刘军宁：从终身制到限任制
如果让我来概括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项重大的改革。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关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改革，即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 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底启动以来，已经有整整三十个年头。在过去的一年，中国各界为改革作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作了各式各样的回顾。但是，其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总结少之又少。中国的改革几乎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同义语。究其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作了重大的改革，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基本上乏善可陈？在经济体制方面，通过改革，可以说，中国开始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关于政治体制，我们能说，中国从什么走向什么了吗？在政治体制上，中国还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统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许，在去年纪念活动中无视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似乎看不到什么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意上面看法的人会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他们会举出一下的例子：早年的党政分开，后来的村民自治，现在的党内民主，以及每五年一次的政府机构改革。 作为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由于职业的特点，我对政治体制更感兴趣，因此也对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做了盘点。如果让我来概括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没有启动政体体制改革的根本性举措。虽然有大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枝节性尝试，但是大多数改革措施只开花，未结果，只听雷，未见雨。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项重大的改革，甚至非常重要的改革。可惜，这项改革几乎被人们所遗忘了，虽然我们还在享受它的成果。这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关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改革，即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 限任制对权力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限制，尤其是对专制者的权力是一个很有效的限制，否则，专制者的权力只受到其寿命的限制。这样的话，其危害的时间就会大幅延长。如果毛泽东时代实行限任制，从1949年算起，他要在1959年退休，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生效算起，他要在1964年退休。不论在两年中的哪一年退休，他都不可能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限任制还大大增加了政治体制和政治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宪政民主的一个优越性，就是政治的可预知性大大增加。执政者及其竞争者行为的可确定性也大大增加。如果限任制是有效的，大家都能力断定在任者将在哪一年必然退休。任何现任者，不论多么恋权，都必须做好任满退休的准备，而难以贸然破坏规矩，轻易挑战限任制。 现代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执政者的有序更迭。更迭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执政党的交替更迭，另一种是最高领导人的定期更迭。中国虽然还没有第一种，但是毕竟有了第二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有了第二种更迭，第一种更迭也不会太久远了。毕竟，按规则更迭的大门已经打开。 有限任制不等于有宪政，但是宪政离不开限任制。对比普京与查韦斯的所作所为，中国这些年在政治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限任制的制度安排逐步得到确立。此中的意义将会在未来确立宪政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 实行限任制有效地阻断了执政者通向个人崇拜之路。实行限任制之后，像毛泽东被捧为神的领导人在中国已经难有再现的机会。关键是，一旦限任制能够在民众的政治文化中间扎根，他们就不会把任何领导人真心当作神了。在限任制下的民众看来，这些领导人，其实与他们一样，任期满了，也要离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甚至比一般领导职位更受任期限制。实行限任制等于宣布，任何领导人都不是神，而是与凡人一样，会犯错误，会衰老，因此不能让他们永远执政。一句话，限任制把最高领导人从神坛上拽下来了，而且永远不允许他们再上神坛。 从终身制向限任制的转变，是中国从极权主义政体走向后极权主义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莫过于限任制的推出与落实。甚至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限任制已经成为现行政治制度非常重要、非常稳定的组成部分。难得的是，这一制度迄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重大挑战。随着这一制度日益深入人心，未来僭越者若要挑战该制度，其所面临的难度无疑将更大。 限任制在中国成功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与两位人士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先生。他早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就作了“废止党和国家在事实上存在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发言，后来又力推动限任制入宪，并著有《终身制与限任制》一书和多篇重要文章宣传限任制的重要性。 另一位是中共高级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他在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一次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在他的主导下，一九八二年五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首次明文规定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虽然在掌权期间主张废除终身制，但是他在的态度和做法上是很不彻底的，并一手为八二宪法预留下重大制度漏洞。这就是限任制不适用于他当时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他也没有把限任制引入中共党章，因此党的总书记一职也没有任期限制。 碰巧的是，按照现在的宪法惯例，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总书记都通常由一人担任，这导致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连带适用于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位。因此，邓小平留下的这一宪法漏洞至今还未能颠覆限任制。不能不说，这是过去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难得的幸运之处！更关键的是，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也不应该止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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