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

综观十五年来发展，是次的信心指标与2004年时相若，当年北京官员挑起爱国论争并打压言论自由企图影响2004年的立法会选举。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在6月4日至12日访问逾一千名市民，结果有31.7%受访者信任中央政府，较三个月前的调查下降七个百分点；表示不信任的有37.3%，较上一次调查上升三个百分点，是15年以来新高。在97年5月同类型调查中，43.9%市民不信任北京。 另外，以1分代表非常不信任、5分代表非常信任计算，市民对中央政府信任度平均为2.8分，是发生沙士疫病的2003年4月以后首次跌破3分以下，亦是九年以来不信任的人首次比信任者多。深入分析显示，『50岁或以上』人士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比率为28%，明显低于其他较年轻人士，当中，18至29岁的80后和90后的不信任比率为51%。 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指出，众多侵犯人权的陈光诚事件以至李旺阳事件，均令港人质疑中央管治下级的能力以至防止贪腐；另外，中国内地对香港事务的过分干预，包括透过种票影响选举结果，均令港人对中央反感。他估计，中央或许会在经济上施予小恩小惠来转移港人不满。 另一评论员林和立指出，北京插手香港事务日见严重，而打压维权人士几乎达到无法无天，港人自然比15年前更害怕香港「大陆化」。 即使亲北京的香港民主建港联盟(民建联)，其主席谭耀宗亦慨叹为何民心这么久亦未回归，并承认中央政府有责任，须留意有关情况。 前途信心亦下降 另外，受访者对香港前途和一国两制的信心亦下跌，对香港前途有信心的港人有53.3%，较上季跌五个百分点；对中央治港方针的「一国两制」有信心的市民有51.1%，下跌四个百分点。 至于巿民对中国前途的信心，虽然颇为正面，但就大幅下跌十二个百分点至1998年以来新低，而对中国前途信心为负面的，有23%，比上次增加八个百分点，故此信心净值为正44个百分比。 新华社20日发布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彭清华就香港回归15周年接受的访问，彭说，港人与内地人因历史和制度不同而出现矛盾和磨擦，有客观原因，不必大惊小怪，亦不是两地交往的主流。他认为，要解决问题，一是要正确看待和尊重彼此差异，相互体谅和尊重，做到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对偶发事件，要做好疏导工作，不要无限放大，两地亦应完善合作机制，加强沟通协调。  

本周，香港媒体主要聚焦香港回归中国十五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的最大一条新闻：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后突然死亡。德国之声摘编如下。 中国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接受香港媒体采访后突然死亡，当地政府竭力隐瞒，导致香港社会群情激昂，并由此成为胡锦涛今年”七一”访港前的一个隐患。 宣布调查恐为缓兵之计 香港《明报》本周发表报道，题为《湖南突查铁汉死因，似为「七一」拆弹；李卓人﹕缓兵计》。报道写道：”湖南邵阳六四民运领袖李旺阳死亡案有新发展，湖南省公安厅表示，注意到境外传媒和人士的关注，除委托外省权威法医机构验尸，并已组织有经验的刑侦专家调查，此举似要在国家主席胡锦涛七一来港前「降温」。内地维权人士胡佳称，事态发展反映内地处理手法拙劣，李的遗体被火化，调查难有结果，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则称，宣布展开调查是「拖延时间」，担心是缓兵之计。” 《明报》的报道接着写道：”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昨于公开场合首度开腔，指注意到香港社会和媒体对事件的关注，已实时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现任特首曾荫权、候任特首梁振英及人大常委范徐丽泰昨先后就事件表态，曾荫权形容事件「有疑点」，他已向中央反映港人关注。熟悉内地法律的人士对本报说，组织刑侦专家调查，意味对李旺阳的死因仍未有结论，不能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除非是非常明显的自杀，比如一大群人看着一个人自杀，那才会免去调查程序，直接判断为自杀」。他解释，李旺阳是否自杀，最后是由刑侦专家判断，法医只是提供医学上的证据，而公安还须找出是否有遗书等「外围证据」；若是谋杀，也要找到证据，才能以杀人案立案调查。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相信今次内地承诺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响应境外及港人对李旺阳离奇死亡的关注，但他对内地刑侦工作信心不大，认为会受政治因素影响。内地维权人士胡佳对调查亦不抱期望，指李旺阳遗体已火化，即使进一步调查，亦难有结果。” 李旺阳遗像 一国两制渐行渐远 与此同时，《明报》也就李旺阳案件发表社评，题为《揣摩中央意旨看风驶舵， 权力中人未善用两制空间》。社评写道：”李旺阳与港人素未谋面，港人认识他，是透过本月2日有线电视播出的采访，才知道他因为六四事件坐牢21年，备受虐待折磨致失明失聪和行动不便。李旺阳这个遭遇，本已打动不少坚持要求平反六四的港人，而在访问播出4日之后，李旺阳的亲妹接获通知，赶到医院，发现他「挂尸」窗栏，当局说李旺阳自缢死亡，但是从现场照片和环境判断，自杀之说疑点重重。邵阳当局则快速地完成验尸程序，并火化了李旺阳的遗体。……李旺阳死得不明不白，邵阳当局有杀人灭迹之嫌，种种迹象显示，当局的所作所为，已经超逾人类可能接受的底线，港人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刚过去的周日，逾2万名港人走上街头，为素未谋面的李旺阳呼冤，港人为追求公义所显示义无反顾，使人动容。邵阳当局以为采取拖字诀，使事态转淡，然后公布一个所谓有专家背书的验尸报告，就可以含混过关，但是，他们小觑了港人的意志，近日，李案在香港社会继续发酵，若胡锦涛访港之前，就李旺阳之死，仍然未有一个使港人信服的交代，相信今年七一游行的场面，将会极为可观。为免胡锦涛访港期间被卷入风眼，处境尴尬，相信是促使中联办向中央反映李案的主要原因。” 社评写道：”一国两制的体现和落实，有很多标尺观察和量度，其中一个应该是在一国两制之下，港人所享有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等空间，与内地人民不同，港人理应珍惜和善加利用。就李旺阳事件，因为他在接受本港有线电视访问后离奇死亡，而港人群情汹涌，所以，特首曾荫权、候任特首梁振英、一众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实都有责任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一则搞清楚事件，平息民情，再则可以减轻国家和中央形象在国际社会所受到的损害。可惜，建制权力中人行事，只知看风驶舵，现在，许多人感到一国两制渐行渐远，从这个侧面反映，建制权力中人弃守香港的核心价值，争相揣摩及附和中央的意旨，实际是使香港特区变质、变味，政事凋零的原因之一。” “根治地方吏治，才是正途” 社评最后写道：”湖南公安厅介入处理李旺阳之死，与数月前广东省委处理乌坎事件，性质类近，都是地方出事，由省一级出手收拾。这个模式，总比明知地方涉嫌胡作非为，而上峰不闻不问来得积极，但是省委、省府事务繁多，动辄要他们介入处理，不是办法，根治地方吏治，才是正途。至于今次公安厅介入李案，期望调查要摆事实、讲法理，毋枉勿纵，做到秉公办理，拿出一个可信、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才可以消解港人怨愤；另外，调查结果不单向港人交代，也应该在内地公告周知，传达中央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的决心，以收阻吓地方胡作非为之效。” 香港抗议活动中的张贴 香港《苹果日报》本周则发表报道，题为《六月悲伤》，称北京迫于香港舆论压力才要求湖南彻查此次事件，报道写道：”港人过去一周悲恸上街、激情留言、哀痛悼念，用各种方式为李旺阳申寃。据了解，香港的反应震动中央，尤其周日2.5万人上街，敲响中央警号，担心胡锦涛 ……7.1到访时成矛头所指，处处受阻。……不过，当局声称彻查事件之际，李旺阳的家人仍然「被失踪」。自上周五当局未经李旺阳家人签字，强行解剖李旺阳的遗体后，李的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赵宝珠遭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本报昨多次致电两人都不果。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李旺玲和赵宝珠连续第四晚没有回到邵阳市的住所，手机中断，去向未明。……李旺阳的好友、现遭公安软禁在家的尹正安也指出，湖南当局感受到香港民众及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处理事件，但李旺阳的遗体已在上周六遭强行火化，有关人员要从其它渠道找证据作调查，无疑有极大难度。内地异见人士胡佳也认为事态发展至今，反映内地处理手法拙劣，加上李旺阳遗体已被火化，即使进一步调查也难有结果。 ” 李华 摘编 责编：乐然

  据报道，傅高义这本描述邓小平一生的新著，台湾中文版厚达一千页。傅高义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在记者会上谈到撰写该书，是为了让美国民众及社会政治精英了解中国。 中央社报道说，傅高义在当天的演讲中表示，他这本书是访问了上百名官员写下的，主要目的是要让西方人多了解中国的改变。傅高义说，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决策者，他透过访谈记录邓小平的生涯起伏，进而描绘出中国的近现代史。 演讲结束后，有读者问邓小平与蒋经国曾经一起留学苏联，这两名领导人谁的影响较大？对此，84岁的傅高义表示，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大陆，对世界的影响超过蒋经国。他还透露当，当年邓小平曾透过李光耀询问蒋经国是否愿意与他会面，蒋经国以不相信共产党为由拒绝。 傅高义在书中也提到，要让读者了解当代中国，通过书写邓小平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全书从邓小平的家世、出身谈起，一直写到晚年逝世。书中，傅高义对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微妙关系、“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美台外交关系内幕、台港及西藏问题，以及所谓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等主题，都有详尽评析。 另据自由亚洲电台发自台北的报道，对于邓小平的一生功过，傅高义给了“八二开”：八成功、二成过的评价。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成功包括推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重修对外关系，起用知识分子，开放出国留学等。至于错误，包括追随毛泽东时，眼见毛在大跃进、反右等时期犯下大错，邓小平没有尽力劝诫。但对于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傅高义稍早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认为，邓小平确实没有处理好“六四事件”，但在当时中国的情境里，谁也不知道，采取另一种做法会发生什么事。因此傅高义直言，“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初下的判断也许是对的”。 傅高义曾访问过邓小平的家人。他在书披露，邓的家人说，邓知道镇压不对，结果不好，但为稳定大局，维持党的威信，他只能这么做。 另外，也有读者询问傅高义，如果邓小平仍在世是否会对台湾推行“一国两制”。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会了解台湾人不想走香港的路，不会坚持采用“一国两制”，而会用其他作法。    

　　最近，台湾总统马英九继就职演说后再次表示，两岸关系的宪法定位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双方互动应当建立在“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基础之上。 　　早些时候，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北京也公开提出“一个中国，两个地区”，当时胡锦涛答复，两岸虽然还没有统一，但中国领土和主权没有分裂，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确认这一事实，符合两岸现行规定，应该是双方都可以做到的。 　　台北当局此时推出“一国两区”，着意以宪法位阶来强调和固化对“一中各表”的不同解读，但也说明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多年来维系双方互信的“九二共识”，多少已经无法适应形势需要；仅仅出于口头表述的这一共识，经常只是作为紧箍咒，来防范两岸逾越红线，擦枪走火，或者作为试剂，来测验台北的反独意向。 　 　两部宪法支撑一个中国架构 　　实际上，支撑目前台海“一国”格局的，是两岸现有的两部宪法。根据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领土包括台湾地区；依据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国疆域还涵盖大陆和外蒙古。中国的主权因此属于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鉴于两岸分治，无论北京还是台北，都无法完整地行使中国主权。 　　事实上，中国的主权属于两岸共有。台北认为其宪法定位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实际上承认目前台北无法代表全中国，因为中国领土还包括大陆；同时，对岸也无法代表全中国，因为中国领土还包括台湾。双方只能“互不承认主权”，的确是两岸的政治现状。 　　无论大陆宪法，还是台湾宪法，都明白体现了两岸中国人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强烈认同。即便民进党执政时期，也无法公然改宪或废宪。“中华民国宪法”的存在，是挡在台独分裂势力前面的一堵铜墙铁壁，无法逾越。几十年来，两岸因此能够和平相处，共创繁荣。 　　大凡存在，必有其道理。随着国共内战硝烟弥散，多少恩怨已随风而逝。谋求实现国家统一，固然需得夙思夜寐；“王业不偏安”，但在双方交流已经走上正轨，两岸还需从正面和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一国两宪”的历史现象；“汉贼不两立”的心态，并不符合当前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历史上，秦统一中国后，曾经多次出现几个政权并存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既是在维持分裂状态下地区间的政治均衡，也是在为重新统一，而且往往是更大规模的统一蓄积能量，创造条件；更多的族群和土地，因此被纳入新的中国版图。 　　拨开“毋忘在莒，反攻大陆”的历史迷雾，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对海峡另一边中华民国的客观描述：现在行政中心位于台北的中华民国，是成立于1911年，曾经统治而且代表中国的政权在国共内战后政体的实际延续。1949年播迁后，其辖治范围仅及中国部分领土，即台、澎、金、马，因此仅代表，也仍然代表宝岛2300万中国军民。 　　1949年以来两岸隔海分治，或许是上苍在百忙之中留给中国人的一道试炼，有其善意。六十多年来，台湾因此能够恪守市场经济体制，保存中华文化传统，完成民主宪政建设。大陆改革开放后，台商得以携带资金、技术、管理和资讯，协助对岸同胞实现经济腾飞。 　　两岸正处于统一前的弥合阶段，双边经贸规模迅速扩大。然而，和平统一是一个渐进和累积的漫长进程，需要有效地整合双方的政府资源，尤其进入政治与军事议题的谈判与协调阶段，两岸将无可避免地需要相互承认对方行政部门的资格与功能；目前经过授权的民间机构只能处理一般的事务性议题。 　　“一国两区”还需必要的约束条件 　　实际上，抗战期间中国就存在两个地区，即国民党管辖的国统区和共产党管辖的若干边区；“一国两区”也可说早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政治。马英九说，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今却是首次使用和平解决争端，这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创举。 　　应当看到，台北的“一国两区”，是“一中”架构下存在两部宪法和两个政府。这一构想固然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存在，但在目前台北秉持“不独，不统，不武”的无为政策，尤其台独分裂势力还有很大活动能量和空间的情形下，简单和贸然地把政治现实法理化，也可能导致将两岸分治固态化，甚至形成“两个中国”。 　　“一国两区”是否可行，从而成为现实，首先需要必要条件，那就是两岸经过长期的全面交流，已经达致高度的政治互信，能够打破历史遗留的框架。其次需要充分条件，那就是双方对实现国家统一，都承担明确和具体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并为此制定出中长期的规划，步骤和措施。 　　如果加以上述条件，“一国两区”和“两个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国两区”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对两岸现有政治格局给予客观表述，并为迈向中国最终统一形成过渡性安排。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不是导致国家永久分裂，而是通过构筑平台，来落实从而加快统一进程。 　　从历史进程来看，“一个中国”只是一个框架，处于持续不断地演变和进化，可以是进行式，也可以是未来式，在此期间，其内涵正在，也完全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两岸关系经年累月，错综复杂，本无完美的理论可言。从这层意义上说，台北推出“一国两区”，对两岸关系不乏有着积极和正面的作用和意义。 　　从理论上说，“一国两区”和“一国两制”构思并无矛盾之处。“一国两制”侧重从体制层面来说明两岸在“一国”之下能够和平共处，“一国两区”则着重从法制层面来规划双方在”一国“之下如何实际运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两区”是“一国两制”构思的必要延伸和务实发展，它体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特色。 　　“一国两制”的实质，就是在实现中国统一的进程中，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来谋求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化。“求同”即迈向统一，“存异”即允许差异，包括政治及经济制度，行政组织及运作方式的不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邓小平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其实已经为今天的“一国两区”埋下了伏笔。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的确有着非凡的智慧和前瞻的视野。 　　随着双方经济体制差异的减小，以地区来区分两岸的确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囿于岛内政治生态，台北的“一国两区”仅限于对政治现实的静态描述，从而缺乏动态规划。北京对于把两岸现状法理化的构想，因此只能犹豫再三，惟恐一步走错，今后跟着步步错。国台办对此采取冷处理，至今没有正面回应，大概就是出于这层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