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塌糊涂

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现在我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文中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 传统中国的士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2. 知识分子的出现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从“士”变为知识分子自然有一个过程，不能清楚地划一条界线。不过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象征的年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的废止也许是十分合适的。科举既废，新式学校和东西洋游学成为教育的主流，所造就的便是现代知识分子了。清末有一则趣闻可以象征从士到知识分子的转变（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页340）：   　　光绪三十年后，开考试东西洋游学生之例，由考官会同学部，考取游学之毕业生给以进士、举人，再经廷试，高第者授翰林院编修检讨，数年间至百余人，一时称为洋翰林，谓其学由外洋而来考试，与未出国之翰林有异也。恰是时湖南王闿运年逾七十，以宿学保举，于光绪三十四年授为翰林院检讨，正值游学生之进士颇多，王曾有句云：“上无齿录称前辈，尚有牙科步后尘。”上句言科举已停，已无齿录之刻、翰林前辈之称，下句谓游学生考试有医科进士，而医科中有牙科也。此老滑稽，传为笑谈。   　　此事之所以可笑，正由于科举出身的“士”和游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混在一起实在不伦不类。王闿运可以说是传统士大夫的一种典型，但试以从英国游学归来的“工科进士”丁文江为例，他正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是极其显著的。1912年民国创建，翰林、进士、举人都成为历史名词，士大夫的来源枯竭了，从此以后便只有知识分子了。   　　3. 过渡阶段的落日余晖   　　但是政治制度的崩溃并没有立即在社会结构方面引起重大的改变，更没有触动社会心理。因此在民国初期，中国社会仍然尊重知识分子如故，而知识分子也保存了浓厚的士大夫意识。大体上说，从十九世纪末年到“五四”时期是士大夫逐渐过渡到知识分子的阶段，边缘化的过程也由此开始。但是在这二、三十年中，我们却看到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一幕接着一幕的重头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曾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仰慕。所以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不在边缘，而且还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   　　但是这一短暂的现象并不足以说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它毋宁反映了士大夫的落日余晖。当时一般社会人士是以从前对士大夫的心理来期待于新一代的知识领袖的。而刚刚从士大夫文化中转过身来的知识分子也往往脱不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梁漱溟先生在1918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是典型的士大夫心态，现代知识分子决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梁先生一生都体现了这一精神。事实上抱这样态度的人决不止梁先生一人，他不过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胡适在美国受过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他在提倡白话文时也明白反对过“我们士大夫”和“他们老百姓”的二分法。但是他后来在讨论中国的重建问题时，稍不经意便流露出士大夫的潜意识，所以他把日本的强盛归功于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言外之意当然是寄望于中国少数知识领袖作同样的努力（见《信心与反省》）。   　　4. 士大夫观念的死亡   　　必须说明，我并不是责备当时的知识分子，说他们不该有这样的心理。从他们的文化背景来说，这种心理是很自然的，而且也是很难避免的。我只是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即这些早期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自觉认识到：他们提倡各种思想文化的运动之所以获得全国的热烈反响，除了因民族危机而产生的种种客观条件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托庇于士大夫文化的余荫。“五四”运动便是一个例子。胡适在答梁漱溟的一封信中曾说：“当北洋军人势力正大的时候，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见《我们走那条路？》附录）我觉得“文治势力”是一个未经分析的模糊概念。严格说来，北洋官僚和武人都是清代传统的产品，多少还保留了一点“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而且康有为“公交车上书”的记忆犹新，他们对于知识领袖和学生的愤怒抗议是不能不有所顾忌的。   　　到了20年代末期，士大夫文化基本上已消失了，知识分子正迅速地边缘化。但经历了过渡时期短暂余晖的人却往往以边缘的身份念念不忘于中心的任务。事后回顾便显得十分不调和了。例如1932年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写了一篇《士大夫》的论文，他仍然希望中国能产生一批新的“士大夫”，足以构成社会的重心。他说：“士大夫者以自然人为国负责，行事有权，败事有罪，无神圣之保障，为诛殛所可加者也。”不难看出，孟森的“士大夫”已经过了现代化，因此是没有任何特别豁免权的。但“士大夫”的本质依然未变，他还是“为国负责，行事有权”的。这个原则在当时不但与政治现实格格不入，而且也得不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同情了。“士大夫”观念的彻底死亡大概是40年代的事。闻一多、吴在左倾以后对“士大夫”的讥笑和辱骂具有象征的意义。这时，知识分子早已放弃了对中心的幻想并且心甘情愿地居于边缘的位置了。   　　 二、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表现得最清楚的是在政治方面。戊戌变法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无疑是处于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在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章炳麟的位置已在外围而不在核心。据章氏的《自编年谱》，孙中山最喜欢接近的是会党人物。对于知识分子像宋教仁和章氏本人，孙中山并不特别重视。这一点和中国的政治传统有关，不能不略作交代。中国史上所谓改朝换代和现代所谓革命都不是知识分子所能办得了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谚语确有它的真实性。中国史上的成王败寇大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近人张相辑了一部《帝贼谱》，可以使我们看到他们的社会背景。清初吕留良曾大胆指出，历史上所谓“创业重统”的英雄其实多是肆无忌惮的“光棍”。这个道理本是很浅显的，无论士、农、工、商哪一行业中人，只要稍有所成，是很少肯去冒险“打天下”的。今天许多史学家研究“农民革命”，但带头闹事的极少是本分的农民。相反的，在士、农、工、商边缘的人物才不惜铤而走险。不过在传统社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英雄”或“光棍”在创业重统以后仍然要修成“正果”，即宋代文彦博所说的“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1. 两个不同的边缘人集团   　　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有一共同之点，即在“打天下”的阶段必须以边缘人为主体，但在进入“治天下”的阶段则必须逐渐把政治主体转换到“士大夫”的身上。现代革命则是在中国社会结构逐步解体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革命夺权以后，政权的继续维持已不再有一个“士大夫”阶层可资依靠了。社会解体产生了大批的边缘人，怎样把这一大批边缘人组织起来，占据政治权力的中心，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主要课题。苏联式的“党”组织恰好趁虚而入。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和直接师法苏联的共产党便是两个程度不同的边缘人集团。从此边缘人占据了政治中心，而知识分子则不断从中心撤退，直到完全边缘化为止。   　　孙中山在本质上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国民党内最初也容纳了不少知识分子。但自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它便越来越和知识分子疏离了。北伐以后，社会上有“党棍子”的新名词流行，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这个名词在无意中说明了国民党的基层干部或是出身“光棍”或者已“光棍化”。北伐前后国民党和胡适以及其他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由友好变为敌对，也恰能说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孙中山本人对胡适是相当尊重的，他写成《知难行易学说》后，还特别要廖仲恺写信请胡适从学术观点予以评介。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和胡适在《建设》杂志上辩论古代井田制度的问题，双方的态度都是严肃而理性的。但是北伐成功以后，双方的关系迅速地恶化。最近《胡适的日记》已在台北影印问世。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在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之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是多么强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胡适的真正对手，还不是作了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而是一个名叫陈德征的人。这个人当时是上海市党部中的重要角色，他连中学也没有毕业，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国民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它的中下层干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即此一例可概其余。国民党上层中虽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如胡汉民、吴稚晖之流，但是在中下层“党棍子”层层包围之中，也不免自我异化了。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正式全面推行“党化教育”，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决裂的关键所在。1947年萧公权应聘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在就任后，教育长竟约同党方人员对他进行一场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这种事最能说明国民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轻侮达到了多么荒谬的程度。   　　但是国民党毕竟是一个不彻底的边缘人集团，它没有摧毁中国原有的一切民间社会组织的企图，而且也无此能力。知识分子即使拒绝“党化”，还是能在困难中觅取生存的空间。而且国民党虽然向往极权式的党组织，但它的基本理论规定它最后必须由“训政”回归“宪政”。它因此不可能完全无视于社会的压力，包括来自知识分子的压力。   　　2

  2003年底，北京的媒体都报道了盲人消费者状告北京地铁不对残疾人免票的新闻。当事人正是陈光诚。当时我在一家中央级法制报社做记者，看了几则报道，觉得此人应该还有故事可挖。电话联系上陈光诚得知，官司胜诉后，陈前一天刚返回山东临沂老家。转眼到了2004年1月临近春节，申请到山东出差采访。    2004年1月24日，坐火车到临沂，然后转大巴去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印象中这个村子离国道不远，按着电话里的指引，中途下车走进村子没几步，就看见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迎上来。袁伟静带我进家，屋里很阴暗。陈光诚戴着墨镜，坐在火炉前取暖，茶水已经烧开。他起身迎接，发现陈光诚身材高大，眼睛深不可测，但是脸上一直带着笑意。大冷天，陈光诚特意穿了一套剪裁粗劣的黑色西服，不知这是否是他心中认可的律师行头？    不光见到了陈光诚夫妇，也见到了他的哥哥、父亲，都是再朴实不过的山东农民。不会说冠冕堂皇的漂亮话，遇到不公惟有暗自神伤、希望求个明白人主持公道。而陈光诚则快言快语，一口当地土话，看得出心气很高很有自信。假如陈光诚也像他的父兄一样逆来顺受，选择趋福避祸做个顺民，当不会有今日遭遇。    当天沂南落雪。陈光诚拄着杖带我到村里转了一圈，那时他行动还不受限制，没有“还乡团”骚扰跟踪。他首先带我看邻居家一个精神失常的男子，因为无钱求医，被家人用一根铁链子锁在屋里十几年。房内臭不可闻，那人浑身破棉花裹身，大冷天露着下体，躺在四处露风的破床上傻笑。指着这个精神失常者，陈光诚慷概激昂地说：这，就是我们残疾人的处境。    陈光诚告诉我，他是在1972年4月因高烧哭瞎了双眼，直到17岁才接受正规的小学教育，然后才有机会走出东师古村，到青岛和南京读盲校。跟其他盲人不同，除了学习按摩等谋生技能，陈光诚还开始自学法律。因为不甘身为残疾人所遭遇的种种苦难，陈光诚开始尝试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临沂属于革命老区，此前去过当地采访很多次。一个突出印象是，当地很多农村依然没有摆脱贫穷，而不少地方父母官却很会邀功吹牛逼，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陈光诚家即便在当地也属贫穷，口粮收入一年不超过500元。但是在1996年，他一个人的“三提五统”加起来就要交360元。按照《残疾人保障法》，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不承担任何物质性的负担。陈光诚检索法规时发现了这一点。认为自己从1991年就不应该再负担这笔费用，但是乡镇一直强收到1998年前后。    陈光诚开始拒绝缴纳，于是这笔税一直被当地政府“记在账上”。陈光诚专门去质问收费的官员，被告知，“法律虽然有规定，我们就是不执行，你怎么办？”陈光诚方意识到，之所以基层敢不执行国家法律，就是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他总结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之所以不执行，是因为还可以不执行。”    倔强的陈光诚选择去济南和北京上访。上访和起诉，是陈光诚的两大武器。乡镇感到了压力，最终免除了陈光诚的费用，每年还给他200元。但是他的土地却被扣掉了40%，实际上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但这一有限的胜果，却让陈光诚成了当地农民眼中的名人。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农民遇到涉及土地侵占、乱收税费的事情时，往往无计可施。从这件事上，陈光诚意识到，不懂法的残疾人比自己命运更可悲。他说，“残疾人的权利不是靠乞讨和施舍，应当理直气壮站起来维权，法律如果得不到执行，则必须自己去争取。”     陈光诚成了远近闻名的赤脚律师。2001年5月，因为税费问题，邻近一个村子的村民找到陈光诚做代理，集体将乡政府告上了法庭，最终胜诉。说到这一段，一直在旁边倾听的陈光诚的哥哥，开始忍不住绘声绘色描述法庭上副乡长应诉时的窘状，陈光诚笑得很开心。这个案子在当地引起了很大轰动。为此，陈光诚还成了2002年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并且这样评论，“他们第一次让农民知道，农民也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的方式，反抗恣意滥用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不公权势。” ——很明显，这段话是赞扬中国司法进步的，在一些人眼里，却成了陈光诚抹黑中国人权记录的证据。    2003年陈光诚状告北京地铁也是残疾人维权的一个典型案例。2003年12月以前，北京地铁只对北京《盲人证》的持有者免票，陈光诚虽然手持中国残联的《残疾人证》，却不能享受免票的待遇，为此将北京地铁以侵犯残疾人社会福利权为由起诉。最终，西城区法院判决陈光诚依法享有免费乘坐地铁的权利，至此，北京地铁才改掉了这个执行多年的不合理规定。    当时采访时，陈手里还有多起处在审理阶段的行政诉讼，主要涉及税费征收、土地侵占。原告都是农民，被告都是各级乡镇政府。在一些农村，给基层官员讲法律往往行不通，因此，农民偶尔会采取一些诸如到镇政府堵路示威的土办法，效果可能会好一些。陈光诚成了农民维权的代言人之后，毫无疑问，会在这种不可避免的对抗中得罪地方基层政府。一个盲人，究竟有没有罪，有多大的罪，都应该可以公开讨论。比较认同一个网友的评论：归根结底，下棋落子在体制内一方，回归最简单两个问题，陈光诚是否被软禁？这是否合法？体制内尽早给出答案。君不见，《环球日报》都发话“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了。    采访时雪逐渐下大，突然门外有人喊“陈光诚律师在家吗？”推门一看，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从邻近的费县以双手当脚，一步一步爬了7个小时找到陈光诚家，就是为了寻求法律帮助。这一幕让我记忆犹新。除了感受到陈光诚在缺少法律支援的弱势群体中的影响力。更让我对那句名言感同身受：农村真穷、农民真苦。陈光诚这样的人真的不可缺少。（杨猛）     作者： 杨猛 链接： http://bluesbeijing.blog.sohu.com/188137088.html

  我稻田里的兄弟 作者：崔卫平 | 来源： 经济观察网 2003年面世的这部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将镜头对准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最大的审查中心“S21集中营”，其全称为“第21号保安监狱”。1975年到1979年时期，这里至少关押了14000~15000名囚犯（有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最后幸存的只有六七个人，称之为“灭绝营”一点也不过分。 此地并不拥有高效率的现代杀人工具，能够将人整批地处死，如同纳粹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在经受了不同阶段的酷刑逼迫之后，囚犯们被木棒、铁棒、铁锹、镐、弯刀这些最简单、最原始的工具杀死，它们原来主要是劳动工具，连一粒子弹的代价都不付。将这么多人一个一个从后脑勺敲死，或用镰刀割断喉咙，这真是一桩令人难以想象的浩瀚工程。囚犯中也有一些人因为饥饿、疾病或者抽血过度等而死亡。 活下来的人数如此之少，年轻的导演只找到了他们其中的两位。因此而带来了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特色在于，不是众多幸存者，而是当年的看守来到镜头面前，成为影片中主要“出镜者”。他们一共有八九位重返旧地（超过整个活下来的人数），来到如今已经成为大屠杀纪念馆的场所，对着镜头讲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想法”。那些长眠于地下冤屈的人们不再开口，我们只能通过看守们的讲述，来想象和感受冤魂们痛苦的身影。 影片导演潘礼德1964年出生，11岁时与家人一起被投入集中营，15岁时逃出，经由泰国到了巴黎，考取巴黎高等电影学院，1989年拍出一部关于柬埔寨难民营的纪录片“Site　2”受到关注，此后拍过剧情片《稻田里的人们》、《战后的某个夜晚》。这部纪录片花了3年的时间得以完成，引起巨大反响。 一 不知道导演是如何说服这些人来到镜头面前的。他们看上去如此单纯，应该是刚刚从稻田里走出来，脸上挂着羞涩的微笑，身材单薄，穿着土制的衣服，肤色黝黑，个子不高，看起来仍然十分年轻，40多岁的年龄看起来只有30来岁，当年应该是十几岁的娃娃兵。任何人不能从他们的脸上读出他们的过去，若是放到人群中去，没有人会感觉到他们的不同，一点异常的动静都没有。 看看这一位吧，他叫Houy，窄额头宽脸膛，典型的当地人面孔。影片的开始描述了一段他的家庭生活。一个刚刚洗浴过的婴儿被放到他手中，应该是他的骨肉。他父母亲坐在地板上，母亲缓缓地说：“我的儿子从未举止无礼过，从未在家里侮辱老人。他们教导他，把他变成一个杀人的流氓。”母亲建议儿子去做一个仪式，超度那些死难的亡灵，从此不再见到他们，开始做一个崭新的人。Houy本人是这么说的：“如果是自己杀人，那是坏，但是坏是那些下达命令的人，他们手中有武器还有权力。在我心里，我害怕做坏事。” 与自己曾经“共事”同志们的见面，他们有一种老友重逢的腼腆和欢欣，各自欠着身，互相握手问候：“你老了”，“你还记得我”，“看着眼熟，想不起名字了”，“你再想一想”，“我们虽然都在这里，但是在不同的部门工作。别人以为我们是在一个整体里工作。”这位来自Takeo地区的男人看上去更年轻，他说当年他们一共200多个小孩子，被卡车运到某个地方，在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之后，就被送往不同的监狱充当“守卫”。 审讯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由不同的小分队担任。第一阶段是“好心”，主要是施加政治压力，目的是使得犯人服软。如果拒绝回答，就被送到第二“热”小组的手中，“热”施加刑罚，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如果再不招供，那么便送到“咬”手中。一旦“咬”成员的木棒打下来，原来的旧伤口马上破裂，喷出鲜红的血，很少有人受得了。影片中的一位幸存者就在这种情况下，供出了64个他所认识的人，指称他们是“叛徒特务”。 为了逼真地再现当年的生活，影片让这些看守站在如今的空房子里，扮演起自己当年的角色。Houg要去一间牢房提审一个犯人，他在手心里记下这个犯人的号码。到监牢时，对守在门口“娃娃看守”说：“把13号给我带出来提审。”“娃娃看守”便走到屋里靠近窗口的地方，大声说：“13号，起来。”这位看起来仍十分年轻的看守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我命令他站起来，把他的眼睛蒙上，从背后把手铐铐上，然后我把门再插上，把锁锁了又锁，我抓住他的胳膊，然后出去。”Houg站在门口等着，得到这个犯人之后，他“扭着他的胳膊，带他走”。 这应该是当年每天发生无数遍的简单事实，平淡无奇。然而正是无数这些平淡无奇的细节，构成了那场大悲剧的一个小的部分，积累起那个在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实际上，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恐怖事情，与人们眼下经历的所有事情一样，同样也是发生在日常时间、日常光线之下，是一点点添加进来，危机是一点点加深加重的。其中并不是每个细节都那么可怖。日常时间的节奏将事件分成不同单元，它们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时段，人们在经历它们的时候，是逐步接受和承受的。 事情的可怕正是在这里。所有这些单元，它们如何加在一起？当它们加在一起时，将通往何方？如何获得整体的意义？这是那些看起来普通的执行者们不知道的。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一个总机器当中的一个螺丝钉，这个长长行为的尽头是他们望不见的，他们只能做分配给他们的事情，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对于自己视野所及范围之外的事情，他们无法知道得更多，实际上也不会让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是在“无知之幕”底下行动。 那些遭遇者也不知道，正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最终结果如何？就像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这天，这座城市200万居民接到通知说，为了躲避美军轰炸，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城市，许多人以为也许三天就可以回来。结果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就地趴下，永远没有再站起来。 其余抵达“新农村”的人们，一下子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原先“故事”的环节突然断裂，被导向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个谁也没有谋面的更高的“讲述者”，他凭着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并且正是因为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不需要对这些人作出解释和负起责任，便随意地决定了所有这些人的命运。 无论如何，当Houy和他的同志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演示自己当年的行为时，当他们大步跨到屋子中央，做出开门、关门、扭着胳膊带走某人的动作时，当他们对着不同的牢房，为了一点小事大声训斥时，观众会明显感到在他们的举止以及身材中，流露出无可救药的卑微，体现出某种猥琐。他们的脸上越是无辜，他们的胳膊和腿的举动看起来便越是下流。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无法令自己看起来更好一些，这是“工具”的特点，也是他们本人作为“工具”的代价。他们的确受人驱使，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接受了自己作为“工具”这个事实，同意维护那个吃人的系统。 这个系统叫做“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最初并不为人所知，他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一般人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由“安卡”掌权。一切命令均是由“安卡”发布的。1977年波尔布特访问中国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还帮助园林工人们修剪花枝，以体现自己保持劳动的本色。他喜欢用“细菌”这个词，来代表所有那些不同于他立场的人们，对于“细菌”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 二 影片中的另一位幸存者是画家Heng　Nath。作为S21集中营的受害者，他再次来到当年的看守面前，与这些人构成面对面的质询。这种对质的局面，也是影片的基本结构。 一行简短的材料显示，画家当时35岁，1977年7月1日被捕，排号18，在他的备注中有一条：“保留使用”，这几行字使得他幸免于难。具体原因是他为这所集中营的头头Duch画像，将此人的面部画得如同少女般细腻光滑，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感到满意。其余画家则几天到一个月、两个月不等，陆续被杀害了。 画家已经两鬓斑白，眼睛里流露出悲哀忧伤。他单刀直入地问那些看守：“你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吗？”“这么野蛮的原因是什么？”看守们显然被问过这个问题，有他们自己现成的看法，但是在表达时不能不是支支吾吾的。Houy答道：“这件事……我觉得，就像发生意外的那些人一样……”他的意思是谁都是不得已。画家不依不饶：“就一句话，你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吗？”“如果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受害者，那么像我那样的犯人，他们算什么？” 有人说，死去的人们应该叫做“被判刑的受害者”。言下之意，他们本身则是“施加刑罚的受害者”，听上去只是名称不同。“如果不服从，我们就会死，没有人能够逃得了。”这位画家继续追问：“你们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怎么能够对这样的苦难习以为常？”这是历史性的追问，任何在那种机构里呆过的人，都不得不经受这一问。每个人都有站在他“身后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在恰当的时候，将他带到某个“质询的中心”面前。 Houy的回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进入S21军部，他们对我进行灌输，S21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支柱，我们是国家的一只手，面对敌人，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犹疑。”这个回答符合人们对他们的基本印象。这些人刚刚从农田里上来，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来得及除尽，当他们突然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替这个国家清除敌人，这会让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带来那种决绝的冷酷表情。一个人本来意义稀薄的人，突然被充塞进无比崇高饱满的人生意义，这会让他觉得特别神气。 他们仍然习惯沿用“安卡”这个说法。另一位说：“安卡唤醒了我的革命意识，让我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阶级敌人的痛苦和愤怒。但我参加革命的真实原因，是1970年郎诺集团推翻了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号召他的兄弟姐妹们与游击队会合，共同解放自己的国家。”西哈努克是在北京发出的这个号召。1970年3月18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右翼郎诺集团，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际，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飞抵北京，3月23日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 1970年和1975年是两个不同的起点。最初这的确是被当做一场反美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然而到了1975年，轮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他们继而将战争延续到了民族内部，危害最烈的是革命队伍内部，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一条粗重的传统。事情在某个时刻起了变化。本来追求理想的人们，突然掉转过来，去追求和抓取最为现实的个人利益，但是却继续称自己从事的是全民的利益，或者劳动阶级的利益。 对于那些不同层次的个人来说，当他们一旦进入某种既定格局，他们就要变得适应这个格局本身，服从这个格局，被这个格局所引导，继而从这个格局里产生出新的东西，发展出新的面向和行为。本来也许的确没有个人权力要求的，后来就变得非常渴望，急于或乐于在小圈子里扮演一个权力角色，显得自己分量不同。到这个时候，仅仅用最初的单纯动机来说明则远远不够。源头上的东西经过一系列过渡，已经发展为别的东西，甚至相反的东西。 一个好的格局保留了人们得以上升和升华的空间，而一个坏的格局则把人性中最坏的一面调动出来，他们甚至显得比原先的那个格局还要坏。画家描述了他刚刚进S21时的某些情境。当装运他们的卡车半夜里到达，囚犯们的双腿还处于麻木之中，他们听到了两个年轻士兵欢快的叫喊，“像狼看到食物一样”。囚犯们的眼睛很快被蒙上，一根绳子将每个人的手拴在一处，像牵牛一样牵着这许多人，而周围的卫兵“他们全都在笑”。笑他们的可怜，笑自己的杰作。无疑，半夜里的这种笑声，属于这些人的自作主张，不在“安卡”的计划列表之内。画家将这个牵牛般的场景和尸横遍地的场景，通过回忆又画了出来，令人震撼。 年轻的看守也被看守，也需要写检查。他们的检查这样写道：“党禁止打他们，我们却打了。党让施加一种压力，我们却施加了另外一种。（我们会）不针对政治历史进行审查，而是针对道德败坏、针对女人。”第一句“党禁止打他们”，显然不符合事实，这是写给党看的。影片有谈到他们在审查中遇到“困难”时，上级则指示要进一步施加压力。但是看守们的确承认了存在许多极为恶劣的、虐杀性自选动作。比如针对女囚犯的做法有，将她们带到远离人群的房间里去审问，趁机摸她们的身子或强奸她们，在审问中烧烂她们的屁股。这是男人不会遇到的。而这些人实际上是有可能采取另外一些相反方向上的行为，比如保护这些无辜的女性。对这些已经遭受屈辱迫害的人们，不要来施加他本人的屈辱和迫害。留出良心的空间，也留下日后正义的空间。 有人谈到一位有名有姓的女性：“nay　nan非常漂亮，我喜欢她，也可怜她。但她是敌人，爱上敌人是禁止的。我心里火一样地烧，性欲折磨着我。我非常恼怒不能碰她，不能与她做爱。这让我很生气，我充满了怨恨，于是就打敌人。”这个属于非常恶劣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真正动机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换了一个出口来释放，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原意应该是彻底铲除这种“不健康”的现象，但是他最终收获的，仅仅是人性中最为肮脏、低劣的东西。 “当你把人带走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画家追问。Houy答道：“这期间，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不管多大年纪，都得服从安卡的命令。”画家凝重地说：“我不喜欢听这个‘服从安卡’的说法。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安卡，想着纪律，服从和执行命令，那么就是我们世界的末日，公正的末日。不再有理想，不再有人类良知。不再有人类与动物的区别。” 画家也谈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痛苦经历。当他被上电椅，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只有胡编乱造。这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强迫人说谎的法律系统。为了得到暂时的缓解，人们必须撒谎。然而这种欺骗的第一个对象，按照画家的说法，所要过的第一关不是审查官，而是人们自己，即首先是欺骗自己。 审讯官在得到了一些“故事”和“词句”之后，就再也不把他们看作是人，而将他们丢弃。在缺乏食物、医疗的情况下，这些人逐渐失掉了人的形状。画家悲哀地说，这连“杀人”都算不上。如果是“杀人”，所杀的也是一些人，而这些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将“人”杀掉，其中还有“人”和“人性”的成分，知道自己的对象是谁，而如果仅仅是“灭绝”，那么就丧失人性，或只剩下人性的灰烬了。 三 很少有电影像这部影片令我无法呼吸，如此痛苦，而这篇文章拖的时间也特别长。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过去，无法承担的沉重历史。尽管在今天，当年的血腥野蛮残忍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它们仍然让人感到十分晦涩，难以理解，是因为彻底无法接受。 令人痛苦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目睹了整个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时期。虽然隔着老远，但是诸如“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西哈努克亲王”“波尔布特”这些称呼，令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它们如同那些最初的语言一样，进入我们的耳朵，构成我们当年非常有限的世界的一部分。1970年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毛泽东发表针对支持柬埔寨的“5·20”声明，半夜里我敲开贫下中农的门，将他们的孩子从被窝里拎出来，把小伙伴们拉到一条新开的大河边去游行。那天的风很大，天很黑，我们呼喊的口号全被大风刮走了。 1975年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常举措，在他们看来正是吸收了中国的经验。1965年底至1966年初，波尔布特来中国，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传授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实际上，等到波尔布特自己能够去做时，则比“中国的同志”更加彻底。将城市居民全部迁到农村，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更加极端的还有取消货币、取消商店、邮政和学校，禁止一切传统信仰，实行集体食堂制，所有的人不得在家分灶起火。 残酷清洗的对象不同时期重点不同：早期为郎诺政权旧人员、有产有业者、地主富农、一切专业人士（教师、医生），被认为是“亲越”“亲美”“亲西方”的人们，会说外语便是一种罪过，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知识分子若不能彻底改造过来，那就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当暴行针对一部分无辜的人们，那么势必扩展到一切人。后来逐渐演变为任何对新政策不满的人们，乃至自己党内军内的高级将士，那些劳苦功高的人们，一概被列为整肃对象，对他们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人。 所有这些，是对于当年中国许多荒唐做法的滑稽模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这部影片的开头那个兴修水利的镜头，人山人海，红旗飘飘，歌声阵阵，与我们当年所看的新闻记录片没有什么两样。哦，对于那些在逃亡途中死在稻田里的人们，那些在高音喇叭的掩盖下被木棒打昏后又被镰刀割死的兄弟，那些被残暴虐杀的姐妹，作为中国人，是要负起某些责任来的，至少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面对这些冤魂也是面对我们自身。这就是我为什么称呼他们为“我稻田里的兄弟”，他们的姐妹也是我的姐妹。  

原载于《凤凰周刊》2011年9月5日 　　新疆内高班，全称为“内地高中班”，是仿照西藏内地高中班的经验，为让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接受更好的高中教育做出的一个特殊安排，即由教育部统筹协调，在内地多个地方设立专门为新疆学生开办的内高班，再从新疆——尤其是南疆农牧业地区——选拔成绩优异的孩子到内地上课。 　　新疆内地高中班学制四年，含预科一年，不分民族统一编班，使用汉语授课。预科阶段重点补习初中的汉语文、英语和数、理、化课程，以达到初中毕业水平。 　　2000年，第一届新疆内高班开班，迄今已整整10年。第一届约1000名学员，2011年将录取7000名学员。除内地高中班，目前还有开办不久的内地初中班。 　　内高班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为新疆培养现代化人才的制度安排。这些毕业生根植于新疆本土，又接受了与汉族学生一样的高等教育，无论在语言、知识还是理念上，都能与内地社会无缝对接，完全可以成为建设现代化新疆最重要的有生力量。 　　然而，这个长效的教育机制，在今天由于没有与之对接的人才“回收”机制，迄今罕有内高班毕业生感受到服务故乡的喜悦。 　　他们中，少数人选择留在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生活，更多人回到家乡。特岗教师成为回到家乡的内高班毕业生们最常见的选择——体制内，只有这个工作没有汉人和他们竞争。 　　而那些留在内地、有了工作的内高班毕业生们，却无法处理内心越来越强烈的分裂：我还要在内地待多久？到底要不要回家乡？ 　　　　　　　 柯木的选择 文 黄章晋 　　柯木，全名阿不力克木·艾依提（Abilikm Heyit），是新疆内高班第一届毕业生。 　　2000年离开新疆、远赴深圳时，柯木还是个孩子。10年间，他在内地完成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并顺利进入杭州一家私营企业，成为公司骨干。长期的内地生活，他的普通话已带有明显的江浙口音痕迹。新疆，似乎离他越来越遥远，父母的脸都不再那么清晰。但柯木的心，越来越焦灼。 　　2008年参加工作时，他给自己定下三年后就必须决定是否回到故乡的计划。现在离最后期限只剩两个月，柯木还是没法做出决定：回新疆，还是留在内地？ 　　在对《凤凰周刊》记者自述来内地求学、工作的经历时，他也希望在倾诉中，能好好整理自己被这个问号折磨了太久的内心。 　　 【在新疆的家庭】 　　我1984年出生，是新疆和田市地质队子弟。父亲来自喀什，是地质队技术骨干；母亲是市里东风商场的售货员。家里兄弟三个，我是老大。 　　地质队里有不少维吾尔族职工，平时孩子们玩在一起，不分民族。 　　上小学时我有两个选择：读维语学校，或汉语学校。父亲坚定地送我去了汉语学校。 　　可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老师也听不懂维吾尔语。我们院子里一起读汉语学校的维吾尔孩子后来大都转到了维语学校，父亲却坚持让我读下去。我二年级留级了。但学得还是很艰难，在家里没少挨揍。 　　一直到五年级，我才完全能听懂老师在说什么，各门功课开始及格。因为之前基本上没听懂过老师、同学的话，除了一些逃课片断，我那几年的记忆几乎是空白。也许是因为我很抗拒这段时光吧。 　　1997年小学毕业，我到和田五中读书。 　　在小学，和汉族孩子打架是常事，不过大家根本没有民族意识，也不分民族，打完了很快就和好。但到了初中有点变化，有一次参与打群架，有大人来问：“你们是不是有民族情绪？”我那时候哪知道什么是民族情绪啊！ 　　当时我学习不算好，但我并不为成绩不好而紧张，我喜欢看书。我是地质队阅览室借书最多的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最爱读的杂志是《读者》。 　　后来，我们内高班去内地时路过兰州，我还特意去了《读者》的办公楼看了看。在我心目中，那是很神圣的地方。 　　 【进入内高班】 　　初中毕业那年，我赶上了新疆第一届内高班。 　　老师宣布，要选拔优秀的学生到内地读书，这当然谁都想去。当时报名者还要和学校签协议，保证以后回新疆。 　　我们那一届全疆总共1000个名额，喀什大概有300人，和田200个，大部分是南疆的人。当时名额分配很严格，年龄划线必须是1984年后生的。教委还要当面审核每个人，怕有人变造民族身份。 　　考试时我成绩不过线。但没想到，体检这一关，有成绩过线的同学不合格被刷下来了，指标空了出来，我正好补了上去。 　　那对我们是天大的喜事。父亲觉得特别有面子。爸妈特意花了65元钱给我买了一件新衬衣。 　　我们班上有三个学生上了内高班，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汉族人、一个满族人。维吾尔族学生的名额比例要比汉族高很多，新疆内高班80%的招生是面向农牧业地区的。 　　2000年8月，我们在乌鲁木齐集中。当时全疆1000个孩子住在新疆大学，停留了两三天。自治区领导来讲话，说我们是新疆的未来和希望，所有人激动得不行。 　　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到乌鲁木齐这么大的城市，好多人根本没出过远门甚至没到过县城。有个同学在库尔勒第一次看到火车，跑过去摸了一下铁轨。 　　在新疆大学，我见到了领队老师，也知道了要去深圳念书。我不知道深圳有多大、什么样，只知道那是特区。 　　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有这么多民族。以前我只知道维吾尔族、汉族和回族，没听说过哈萨克人、塔吉克人、柯尔克孜人、锡伯族、蒙古族。这一次，我亲眼见到了各个民族的人，大家长相、外貌差别如此之大，才算有了“民族”这个概念。以前，真的没有。 　　 【深圳内高班的新生活】 　　9月，我们来到深圳松岗中学。 　　这所中学以前是没有高中的。它想办高中时正好碰上内高班的任务下达到深圳。深圳有承办内高班的任务，但据说市内重点学校都不想接下这个担子，这所关外的学校就争取了这个机会，他们借此可以办自己的高中了。 　　松岗中学有很多外来打工者的子弟。争取到新疆班后，它在当地也招了一个班的学生。高一年级就有了四个班，一个当地的，三个内高班。 　　新疆班学生有120个人。学校很想办好新疆班，师资力量全力向我们倾斜。 　　松岗中学的一切都和新疆的学校不同，条件之好超出想象。教学全部是电教化的。好多人第一次见到电脑什么样。而且还有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的“校董事会”。 　　校方专门请来一对维吾尔夫妇开了一个清真食堂，大厨是维吾尔族的。还有一个专门的膳食指导老师。食堂会根据学生的意见或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菜单，甚至委员会可以直接指定配餐。各种营养搭配非常讲究，早上一定要有牛奶或豆浆，午餐必须是一荤二素，汤是免费的，晚餐更丰富些。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仅仅是吃，就让人终身难忘。很多人以前在家里从来就没吃好过。面包，我是到了深圳才第一次见到。其他各种点心我根本叫不上名字。大家都拼命吃。 　　第一年下来，一下吃出很多胖子。饮食过量让好多人得了阑尾炎。后来我问过，其他地方的很多内高班学生都是这样——到内地的前一两年，很多人因为阑尾炎住院。 　　学校组织我们去过几次深圳市区。第一次进入市区，看到沃尔玛，大家只觉得震惊，觉得看到了真正的文明世界。 　　松岗中学让我们开眼了。但是对内高班的学生来说，这里的学习也是残酷的。因为内高班实行末尾淘汰制，四年学习中，前两年都会把成绩最差或表现不好的学生中途送回去。走一个，新疆自动补来一个——内高班编制很紧俏，甚至一个学生身体不行了，那边都会马上来个人把他顶替了。 　　第二年，我也出了问题——我背了四个处分，分别是因为爬墙出校和一次打架。按照前例，我得被退回去。 　　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我要被退回去，伤心得脑子一片空白，只想去流浪。我向同学借了钱，准备偷偷带着行李走，不想留下来受那个侮辱。 　　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看到我这样，跟我一起大哭起来。校长得知情况后，对我说：“哪里有送你回去这回事？”我被留下了。 　　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位罗校长。他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这所中学里，我们和汉族学生相处非常愉快。我们来之前，学校就专门对其他学生交代过民族团结，学校本身也很尊重我们的习惯和文化。刚去学校时，初中班孩子第一次见新疆来的学生，很惊奇，好多人会跑过来要我们的签名，甚至就让我们签在他们的T恤上。 　　后来新疆班、本地班并班了，本地学生都很淳朴善良，大家就更是打成一片了。我和内地汉人的真正交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不过“9.11”之后，学校里突然有了政治教育，开始谈反分裂、民族教育等内容。这时，我开始对“民族问题”有了意识。 　　我们的高考指标不占新疆也不占内地的，有自己的名额安排。本来大家的成绩就不错，所以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最差也能读大专。 　　我当时很想考公安大学，想去当警察。因为在深圳，我第一次看到了维族流浪儿。我很震惊，想去解救他们。 　　但我没考好，没考入我的第一志愿公安大学，最后上了第二志愿浙江财大。 　　 【大学：歧视与包容中的维吾尔问题】 　　和深圳不一样，在杭州，我一下从封闭社会走向了开放社会。 　　从大学起，我就喜欢杭州，这里民营经济发达，商业意识浓厚，有钱人的孩子会在学校里推销电话卡卖袜子之类，同学们的求职意向都是找民企而不是公务员……对从小就喜欢做小生意的我来说，这才是我喜欢的开放社会的氛围。 　　但在这里，我也第一次碰到真正的考验。 　　在浙江财经学院，我们那一届第一次有了维吾尔族学生。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维吾尔人，很好奇。不了解新疆的同学会问些傻问题，比如我们在家是不是骑骆驼上学、家里是不是住帐篷，甚至有人问“新疆用不用人民币”。 　　这些好奇是正常的，我都无所谓。但外边赤裸裸的歧视，我很受不了。 　　文化歧视、民族歧视，我是到了杭州之后才第一次领略到——在深圳，我知道有好多新疆流浪儿当小偷，但并不知道汉族人这么歧视维吾尔人，不知道有些汉族人看到维吾尔人就像看到小偷一样。 　　我为这个受了很多委屈。比如，我和学校保安就发生过两次冲突。那时候学校学生都穿T恤，我因为兼职在民企打工需要穿了一身正装。结果，第一次，我被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时，我大吵大闹了。迫于压力，他们向我道歉了。 　　没想到，很快我又被一个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因为第一次的事故，他们其实都认识我，我觉得对方是故意刁难我。这次我气坏了，动了手，但吃了亏。我伤心透了，一个人哭得好厉害，第一次想：我为什么要到内地来受这个气？ 　　还有一次到杭州下沙去买裤子，我就听旁边人用方言对店老板说：“小心这个新疆人偷你的裤子。” 　　另一次，我和一个学妹在门外吃烤串，一个当地混混过来拍我肩膀说：“你个新疆人跑来干什么？”那段时间传说杭州延安路那边新疆人给人扎艾滋病针，这个人应该是因为这种传言，看我不顺眼，故意来挑衅的。 　　这种谣言短信，我自己都接到过。接短信那次，我去白羊派出所投诉，社会上出现了伤害我们民族感情的谣言。 　　几天后，派出所来了人，找我约谈。他们很认真了解了情况。之后，省公安厅的人也来调查了，调查结论说谣言是从萧山那边传来的。《杭州都市报》的记者也来为此采访过我，我说不希望自己的身份引起恐慌，当地报纸就专门发了文章辟谣。 　　从这时起，我开始对杭州有好印象。他们尊重人，可以讲道理，有隔阂可以沟通。一个城市的文明其实是体现在这些地方的。 　　遭遇歧视，应该是所有在内地读大学的内高班学生都会遇到的事。我听过上海的同学说过，有一次七八个维吾尔学生一起上公交车，走到半路，车突然停下来，他们被一大群防暴警察给包围了——车上的人，私下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他们全是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的高材生，却被周围的人当作恐怖分子看。 　　大三之前，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很冲动，想打人，有段时间甚至感觉自己不正常。以前，我以为柯木就是柯木，不是别的身份。可经历告诉我，外界看你，首先认为你是一个维吾尔人、一个新疆人，这就是“身份认同”。我开始感到自己缺少知识，不知道怎么看这些问题。 　　直到找到了“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我才在交流和帮助中得到启发，有了一些理性认识，有了信心。学校里，一位叫李景奎的老师也给了我极大启发。后来，我开始读社会学、民族学书籍，开始关心新疆问题。 　　我开始了解，新疆和内地，对彼此的认识都有多么大的误解。 　　我当时要到内高班读书，周围的亲戚很担心。大家觉得内地非常可怕。我的一个表哥，在上海做过烤肉串的生意。他回家乡后，把上海说得非常坏，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话，后来能理解他了。语言不通的维吾尔人来到内地谋生，要找个落脚的地方都很难，更不要说做生意会被城管抓、被本地人歧视和驱赶。我表哥是从家里偷钱跑去上海的，在上海吃尽了苦头，被毒打过，住在你不能想象的地方，没有赚到一分钱。能长期留下来的维吾尔人，几乎只剩坏人了，否则怎么活下来？ 　　到内地的维吾尔人基本上就是做那几行——烤串、卖切糕、当小偷。一个农村的维吾尔人到了内地，多半只能被黑社会控制，跑都跑不掉。 　　我是在杭州附近打工那段时间，开始接触到这些人。卖切糕的，几乎90%都是和田、墨玉来的；卖羊肉串的、做小偷的，是喀什来的。这些人让我又恨又可怜。除了做“大哥”的，几乎每个小弟都是一身伤疤，饿得瘦瘦的，根本吃不饱。 　　开小饭馆的，也有不少在做不正当生意。拿饭馆做掩护，私下卖白粉，带一帮小偷。我看到过一个30多岁的人，晚上卖烤串，下面有铁链子把他的脚和羊肉摊锁在一起的。汉人是不会注意到这个的。 　　我碰到过一个小孩，被人带出来偷东西，三天没偷到东西，什么都没吃，快不行了。我花了60元打车把他送到下沙一个朋友那里，之后把他送回了新疆。 　　在我的老家，有个手机市场，里面卖的全是从内地偷来的二手手机。现在那里的人也知道，很多人跑去内地以后从事的是不正当职业，所以他们一听到某人是从内地回来的，就说这个人是“口里齐”（Kuliqi，类似“在内地混的人”，带强烈贬义）。 　　 【杭州的工作经历】 　　我在“维吾尔在线”认识了一个汉族朋友，他在杭州工作过好多年，介绍我去杭州一个装饰工程公司实习。 　　这个公司有两个老板，一个姓张一个姓毕，张总最初一听是新疆人就不想要，新疆人让他想到杀人、放火、小偷、吸毒。但最后还是答应面试我。他问得很直接、很仔细，问我怎么看“9.11”、人体炸弹、极端宗教、砍手、石刑、吵架时会不会拿刀子捅人……我理解他的提问，并且把面试当成一个难得的纠正偏见的机会。所以，我回答得特别自信，也特别从容。 　　当时给这个公司投简历的人很多，别人的简历都很厚，我只递上了一张纸。对我来说，第一关是公司对我民族身份的认同，第一关过不了，资料再厚也没用。我把大学期间的各种兼职工作、社团活动和学习如实介绍后，张总当场就答应了让我来实习了。后来他说，通常这种场合他会说“我考虑一下”。 　　我当时想得最多的并不是工作机会，而是一种强烈冲动：我要去纠正大家对维吾尔人的认识。大四开学的前一个星期，我去了公司。 　　前两周打杂，熟悉流程和业务。当时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完全忘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都被公司的人看在眼里。有一天，大家吃饭，我说要去吃碗清真馆的兰州拉面。张总说了一句“我陪你”，就开着大奔带我去吃了一碗4元的拉面。我们边吃边聊，话不多，但感觉很特别。 　　我们的同事都是因为我而第一次接触穆斯林，对我极为迁就。他们集体会餐，可以为了我这个实习生，跑很远去一家清真餐厅。 　　我弟弟放假从山东过来看我，我没时间陪他，结果公司的毕总派司机去给接他，并到新疆餐厅给他接风。司机对我的评价很高，这些话再由我弟弟传到家里，父母就很放心了。 　　我在公司一直实习到快毕业，当时工作状态狂热到了做梦都在想工作的程度。我做的第一个项目，完成得非常漂亮。我拿到了很高的实习工资，而一般实习生是每月二三百元甚至白干。 　　到毕业时，我有了自信，并且明白：在这个公司，人际交流成本极低，不需要走非正常的人际关系，不要拍马屁，只要你在做事。 　　他们并不只是特殊照顾我，公司一线员工越来越多北方人，公司对人员构成的变化总能及时在细节上做出许多适应和调整。我以前很难想象一个民营企业会这样。我热爱这种企业文化，和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协议。 　　之后，我回家休了一个月探亲假。家里人反对我留在内地，希望我在和田当公务员。但父亲被我一句话打动了。我说：“我要在内地吃点苦，好好学习这些先进的浙商文化。你不在一家企业里全身心投入，是永远不知道其精髓的。” 　　我对家里说，也给自己说，给我三年时间。 　　三年，是我的导师说的。他告诉我：“干满三年再做判断。”我大学的毕业论文是《新疆少数民族人才现状与发展》，导师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论文，对我说：“你就拿自己当少数民族人才，好好培养吧。” 　　我很感谢我的导师，现在看来，这三年对我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时光。杭州的经历，让我对这个城市里的人有了特殊好感。就算他们开始有误解和偏见，但绝不固执。 　　除了公司给我信任和温暖，客户也都非常友善。很多人是头一次和维吾尔人打交道，当然会惊奇。但当我主动介绍民族身份，不回避问题时，对方的陌生和疑惧就会转变成好奇和好感。最后，维吾尔人的身份和文化差异不但没有变成我的障碍，还几乎变成了我与客户沟通的优势。有些人反而会因此私下关心你的生活，甚至通过对我的了解，慢慢产生对整个维吾尔族的关心。 　　现在，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是杭州人，我热爱我的第二故乡。 　　 【困惑和选择】 　　但我无法逃避心中的那个问题：三年到了，我回去吗？我们公司不大，但我能领会到它浙商文化的魅力，就算是偷师，我也真的很想再学几年。但我的时间拖不起。 　　我们内高班的人是最痛苦的，大家其实还是想回新疆。但在观念上又无法适应和接受新疆，事实上，新疆也不接受我们。 　　我是读大学后才逐渐了解自己的故乡，比起杭州，故乡并不那么美好。比如，在杭州，碰到警察执行公务，我可以先要警察出示证件，但在新疆，碰到一个协警、甚至一个带红箍的，你都得老老实实接受盘查。 　　最大的困难是就业。大家都想呆在乌鲁木齐。央企是不用指望的，我就没听说过哪个维吾尔大学生进央企的。能供我们选择的只有四个类型的岗位：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特警、特岗老师（编制外的教师）。特岗老师需求很大。新疆搞双语教育，合格的老师极为缺乏，任意一个内高班毕业生足够胜任了。 　　大学毕业后，我在松岗的哥们都回新疆了。一个在乌鲁木齐做基层民警，他是天津财大毕业的，还有一个哥们儿，回新疆后在家待业一年，做了狱警。他们都是家里有关系的。只要去考公务员，考前必须“关系”走到位。过了笔试阶段就来不及了。 　　我们的“班花”回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第一名，但面试没过。现在在下面一个县里当特岗老师。 新疆公务员太紧俏了，因为没有更好的工作可找，创业也想都别想。 　　在内地读书时，大家肯定是有想法和抱负的，但回到新疆，一切不由自己。从我们这届毕业生来看，当初到内地学习时，我们被重视、被抱以希望；但毕业后似乎完全被遗忘，变得不重要了。 　　在我看来，我们的优势早已不只是语言优势，而是文化上的优势。 　　一般的维吾尔人，过汉语关都很艰难。本地学校的那点汉语教育根本没用，生活环境里没有汉族人，学的是没法交流的哑巴汉语。而我们在内地汉族社会长大，习惯内地汉族人的思考方式。所以我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将来会有很大发展。 　　我们这届内高班最终有一些尖子生留在了内地，北京据说有两三个人。他们可能也正面临和我一样的问题，还在考虑是留内地还是回新疆。 　　在内地，我们要找到工作并不难。虽然有民族和文化的隔阂和误解，但发达地区对维吾尔人的歧视和偏见其实比新疆少，环境公平，机会均等。可内地毕竟不是家乡，生活上有很多不便，也会想家。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婚姻问题无法解决。 　　多数留在内地的新疆学生，干了三五年后都回去了，原因就是找不到同族的结婚对象。没有哪个维吾尔女孩的父母会接受自己的女儿留在内地的汉族社会。 　　感情问题，是横在每个内地维吾尔人心里的一道关。 　　我的女朋友来自伊犁，她是上海的内高班学生，后来上了华东师大。我们是在青岛旅游时认识的，当时我在读大二。我觉得这是缘分。 　　我还在公司实习时，女朋友就来看过我。当时大家都说：“柯木，你小子行啊！”我女朋友很漂亮，个子看上去比我还高。 　　我们真是感情很深。但她绝对不可能在杭州落户，而我即使愿意回去，她家里也绝对不会接受一个回去以后只能当狱警或特岗老师的我当女婿。 　　女朋友的家庭条件比我好太多：父亲是知识分子型官员，两个姐姐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更重要的是，在维吾尔社会的传统里，伊犁人一直是被高看一眼的。伊犁离俄罗斯近，是最开放的地方，生活习惯欧洲化。那里的人也高大壮实，明显比南疆的穷人大一圈。伊犁在新疆，就好比上海在中国的感觉。 　　和田，却差不多是南疆最穷的地方。所以女朋友的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我去了两次伊犁，他都不肯见我。 　　他父母的看法也可以理解，维吾尔社会内部的差距非常大，不同环境下的成长起来的人，生活习惯和观念完全不一样，我知道很多民考汉（少数民族在汉族学校读书考试）的人与民考民（少数民族学生在民族学校读书考试）的人，虽然同是大学毕业，但结婚后因为观念习惯不一而最终离婚的。 　　我女朋友毕业后也没找到工作，在伊犁下面的中学当了特岗老师，教英语和语文。特岗老师将来有可能转正进入国家编制。一个月收入将近一千元，扣除社保之类拿到手的只有300多。 　　她现在的封闭环境，和她待过的上海完全没法比。我很希望她也能像我一样，保持学习的心态，不要在新疆待久了，就把她在内地学到的最先进最好的东西都丢掉了。 　　无论如何，我要在8月回新疆呆一段时间，看看亲人和女友，碰碰运气。 转自  柯木的选择

来自:  土摩托日记  有一个被急于表现爱心的影视明星和各路媒体大佬及公知们转了无数回的微博是这样写的： 西藏很快就很冷了。请问周围有没有四到十岁孩子的旧衣服和鞋子，因为小朋友衣服少，捐的人少，所以这个岁数的孩子缺衣服。 地址：西藏拉萨市扎基西路工商联小区内西藏攀德达杰职业技术福利学校 邮编：850000 校长：多吉13970062603 也许您的一下简单复制，就能给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冬天。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该校校长“太阳的味道”在微博上写的一封求救信： 求助！有没有一种办法让那条西藏攀德达杰需要捐衣服的假帖消失啊？这段时间校长几次被上级领导有关部门叫去谈话，求求大家了！不要再不落实就当自己原创帖不停贴，不要再盲目转发了！真的给学校添太多麻烦和危险了！不带这么做好事的！ 她还在微博上贴了一张该校员工们处理一大堆没有清洗的旧衣服的照片： 这类事情在微博上每天都在发生着。言论相对自由的微博，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谣言的集散地。不但微博提供商纷纷建立专门的打假微博，就连民间自发产生的辟谣联盟也出现了很多个，但还是比不过谣言的传播速度。 也有很多人对这种谣言满天飞的现象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只要造谣之人的本意是好的就没有关系，因为很多社会变革正是从谣言开始的。可惜的是，历史证明，绝大多数“善意的谎言”最终都被真相彻底击败了。 这个问题没法长篇大论，只能举几个著名的案例： 这方面的一个绝佳案例就是大麻在美国的遭遇。当年为了防止大麻从少数民族聚居区传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一家美国宗教机构出资拍摄了一部电影，取名《告诉你的孩子》（Tell Your Children）。电影描写了几个中学生受人教唆吸上了大麻，从此性格大变，从父母眼里的好孩子逐渐变成了强奸犯和杀人犯，最终精神错乱，成了一群疯子。电影拍完后被一个擅长贩卖惊悚题材的电影商买下，将其改名为《大麻狂热》（Reefer Madness）后送往院线，在美国社会引发了不小的轰动。美国政府借此机会大力宣传大麻的危害，美国年轻人相信了政府的宣传，把大麻当成一种极厉害的毒品，大麻的传播暂时受到了抑制。 问题在于，这部电影所描绘的危害都是谎言，大麻没有那么厉害，只是一种软性毒品。于是，不可避免地有少数胆大的青少年禁不住诱惑冒险一试，试过后却发现大麻根本没有政府宣传的那样严重，它基本上没有生理成瘾性，更别说毒死人了。这个消息很快在美国青少年当中传播开来，反而促成了更多的人尝试吸大麻，其中就包括后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许多当事人后来都撰文回忆说，正是大麻的例子让他们意识到政府是会对老百姓撒谎的，从此他们开始怀疑政府说的每一句话，最终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可以说，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抗议风潮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政府在大麻这个问题上撒谎所导致的一次必然的反叛，美国政府妄图依靠谎言来治国，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可是，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吸取教训，还在继续以正义的名义撒谎。据 报道 ，CIA为了抓住本拉登，曾经在巴基斯坦以注射疫苗为借口，提取当地居民的DNA。此事一经披露，在当地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巴基斯坦盛传美国人试图用疫苗给穆斯林绝育，结果很多人拒绝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导致很多儿童死亡。 这件事对美国人自己也没什么好处，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人加入了反美阵营，这恐怕不是美国政府希望看到的结果。 谎言的另一个重灾区就是环保领域，各类环保组织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夸大或者歪曲事实，试图以此来发出警告。比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为了引起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注意，在一篇调查报告中称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完全消融。事实上，这只是某位科学家的一家之言，并不是科学界的主流意见。当这条消息被媒体放大后，迅速演变为一场公关危机，反而在民众中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史称“冰川门事件”。 当然，不光是善意的谎言最终要栽跟头，恶意的谎言同样也会穿帮。比如，很多反对转基因技术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编造了很多谣言，《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他在报纸上造谣说中国某地农民种植了先玉335玉米后造成大面积老鼠死亡，并质疑先玉335为转基因品种，暗示读者老鼠是被转基因玉米毒死的。但农业部经过严格调查后得出结论，先玉335根本就不是转基因品种！这件事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位记者的可信度，他鼓吹的那些转基因有害论也就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市场。 谣言如此之多，甚至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宣传局也看不下去了。国信办的一位负责人最近在新华网发表 谈话 ，要求有关属地管理部门依法惩处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人员及网站，追究其相关责任。 看到这里我不得不补充一句：中国政府才是最大的谣言集散地，要想管好网络，必须先管好自己。 总之一句话，谎言就是谎言，总有被揭穿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善意的谎言”，任何试图利用谎言来达到某种目的的人，无论其本意是多么地好，最终必将自讨苦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