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

编程随想 | 分享一些政治类电子书

一转眼,清明小长假都过了。今天是4月6日,还有不到两个月,就是5月35日了。 俺的《 回顾 六..四 系列 》,也写了快一年了,居然才写了不到一半(尚未写到关键处)。   期间有不少读者来信,抱怨俺连载的速度太慢了。 俺实在愧对各位热心读者!   为了稍微表达一下俺的歉意,最近两天,上传若干政治类的电子书(大都是禁书),放到 ” 编程随想的收藏 ” 这个站点。希望这些书对大伙儿有用。   今天上传的书籍,除了 六 四 相关的,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俺分类列在下面。 要下载的话,请用鼠标猛击” 这个链接 “(需翻墙) ★政治类/历史事件/改革 杨继绳:《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 此书介绍了朝廷高层改革派与保守派的长期内斗。作者杨继绳长期在党国的喉舌新华社工作,写出的内容真实且客观。 赵.紫.阳:《 改革历程 – 赵.紫.阳回忆录 》 作为赵.紫.阳的回忆录,对于了解80年代的朝廷高层,很有价值。 袁剑:《 中国 – 奇迹的黄昏 》 “黄昏”一词暗指天朝经济表面的繁荣。此书的价值在于:深刻揭露了天朝权贵阶层对社会财富的掠夺。 ★政治类/历史事件/六 四 张良(化名):《 天.安.门文件 》,又名《 中国 六 四 真相 》 此书的内容有争议。俺觉得,大部分是可信的;少数错误之处,俺会在《 回顾 六..四 系列 》中点出。 香港記者協會:《 人民不會忘記 》 此书是香港记者协会出版,汇总了几十名记者的 六 四 报道。 陳小雅:《 八九民運史 》 虽然此书的名气不大,但是俺在写《 回顾 六..四 系列 》的过程中,也参考了它的某些内容。 李鹏:《 关键时刻 – 李鹏日记 》 此书从保守派的视角,叙述了 六 四 期间高层的动态。在此书中,小李这个家伙处处不忘开脱自己。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 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 》 此书是朝廷官方出版滴,看的时候要 小心被洗脑 。 ★政治类/历史事件/文革 吴过:《 红卫兵档案 》 详细介绍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兴衰。 《 文革研究 》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书,而是几篇文革相关的研究文章的汇总。 ★政治类/历史事件/三年大饥荒 杨继绳:《 墓碑 –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 杨继绳的背景,前面已经提到了。此书又是一本大部头纪实,足见杨继绳写纪实题材的功力。 丁抒:《 人祸 – “大跃进”与大饥荒 》 书名”人祸”直接就点到了三年大饥荒的要害——根本就没有”天灾”。看完此书,你将更加明白这一点。 ★政治类/天朝的领导人 高华:《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 延安整风是老毛确立党内独裁地位的关键,高华这本书详细说明了这段历史。 辛子陵:《 红太阳的陨落 – 千秋功罪毛.泽.东 》 此书的名气挺大,以至于某毛左网站把辛子陵列为”头号汉奸”。 王若水:《 新发现的毛.泽.东 – 仆人眼中的伟人 》 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真理部内部的视角)来看毛太祖。 余杰:《 中国影帝温.家.宝 》 此书揭露了温影帝虚伪的一面。余杰因此书而受迫害,前不久移民美国。 ★补充说明   今天比较仓促,仅上传了手头的部分电子书。有些书是扫描版,比较大,来不及放上去。   过段时间,俺会再接再厉,把其它的电子书上传。   如果你想找某本电子书,可以翻墙到俺博客留言,或者翻墙到 电子书页面 留言。俺有的话,会分享给大伙儿。 版权声明 本博客所有的原创文章,作者皆保留版权。转载必须包含本声明,保持本文完整,并以超链接形式注明作者” 编程随想 “和本文原始地址。 学习翻墙 用国外邮箱发信给 [email protected] 可获翻墙教程 如有其它问题, 用 [email protected] 联系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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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农奴化了西藏

谁农奴化了西藏 谁农奴化了西藏 自08年“拉萨事件”以来,我党向藏独分子们打响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战,把旧西藏描绘成了“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农奴制,而达赖喇嘛则成了搞政教合一的万恶农奴头子,以此作为自己当年“和平解放”并统治西藏的合理依据之一。这话说得倒是煞有介事,但一个中国人只要对自己的祖国稍有了解,就会觉得这种宣传无比可笑,因为就在中国“解放”西藏后不久,我朝太祖毛爷爷就在中国的农村施行起了正儿八经的农奴制(而且正是此举导致了西藏50年代末的“叛乱”),虽然旧西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非常落后,但跟中国所谓的“人民公社”一比的话那简直就像是人间天堂了。 美国藏学家Goldstein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里对旧西藏的制度有大量细致的描述,和毛时代的农村做个对比,结果马上一目了然。根据此书所述,西藏的“差巴”(从领主手上分得“差地”的农奴)只要能够按时缴纳赋税,领主们对土地的使用方法并不过问,差巴们不仅可以雇人种地,甚至还可以把差地转租、典当,而这在毛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毛时代的农村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农民在土地使用问题上没有任何自主权,甚至于连种植什么作物都必须接受统一安排,至于出租、典当什么的在他们看来更是天方夜谭了。按照我党当时的革命观来看,像西藏农奴这种身为“奴隶”居然还敢雇人帮自己干活的,哪怕是打到“地主阶级”都不嫌过分。 但这点差距还只算是小意思。西藏的赋税类似土地税,交多少税由农奴能从领主手上分到多少生产资料(土地、耕畜)来决定,剩余的作物统统归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较多的农奴其实家庭条件相当不错,在日后甚至被共产党划到“中农、富农”之列。直到80年代我党才反应过来这种划分打了自己的脸,遂宣布“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个封建农奴社会,不存在富农经济和富农阶级”,要求“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1】。至于毛时代的农村税负则在大跃进前后变态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个农民除了可以保留一年三到四百斤左右的固定口粮外,剩下的粮食必须统统卖给国家,几乎相当于禁止农民拥有私人财产。有人可能要说了,既然是“卖粮”,那也不亏啊!这就完全搞错了,十块钱卖一斤大米和一毛钱卖一斤大米是有很大差别的,一般自发进行的交易才是双方主观上都认为“不亏”的,对方只肯出一毛钱的话你完全可以拒绝;相反,如果一桩交易必须依靠强制力才能执行,那么被强制的那方实际上是遭到了打劫。毛时代的时候政府是唯一合法的粮食收购主体,而且还是强买强卖,可以肆意压低粮食价格,这种“买粮”跟直接动手抢粮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和今天的强制拆迁是同样的道理。 更傻逼的是,假设中国政府规定的固定口粮是300斤,某农民一年的实际收成为400斤,那么理论上他只要上缴100斤粮食即可。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操作的,中国政府往往会给各地政府定下所谓的“农业指标”,完不成的话就把当地的领导给撸掉,大领导只好再去逼小领导,最后一直逼到农村,本来明明是产400斤征购100斤,最后谎报自己亩产万斤,变成“产700斤”征购400斤,所有的粮食统统上缴,那农民一整年都只能去啃树皮了。像58年的粮食产量明明只有四千亿斤,到老毛嘴里就变成了:“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到这么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途【2】。”一年就想让全国的粮食产量翻一番,这厮简直是把自己当成机器猫了。读过笔者《大跃进简史》或了解相关历史的人应该知道,60年代的大饥荒跟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无关,而是因中国政府从农民手里抢粮引起的,最终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而这样的破事在旧西藏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除了税赋以外,旧西藏最让人诟病的应该算是“乌拉差”,即免费或低价替政府当苦力,运输人员或物资。这种乌拉差和上文所说的赋税不同,税每年交多少那是固定的,但具体要出多少差则视政府的需求而定,有时会对藏民造成极大负担。但说到滥施徭役的话,西藏的农奴主们在我们的毛主席面前只能算是小弟弟,浮夸风那一阵中国是“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不把农民累死不痛快,当时就有人给彭德怀上书,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3】”,人民公社因为男人全部被拉去干活而被讥为“人民母社”,导致粮食产量严重下降。而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搞水利工程所挖出的土方量,“要是铺成一米厚、三十四米宽的大路,可以从地球直铺到月亮,或者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一百一十条苏伊士运河【4】。”这个土方量的数据固然吹了牛逼,但也足见毛时代的农民负担之重。 在人口流动问题上,西藏的农奴可以向领主提出申请、离开庄园,从“差巴”变成所谓的“堆穷”。堆穷不再从领主处得到生产资料,卖艺也好打猎也好都随你便,而土地税也变成了人头税。至于批不批准则要看领主的心情,在土地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堆穷的人数越多,领主的额外收入就越多,但西藏地广人稀,堆穷跑了就是跑了,找都找不回来,为了确保能收到人头税,领主一般总要留几个亲属下来,不会让一家人全部外出打工,因此旧西藏民众的迁徙自由是相当有限的。但一说到迁徙自由,毛时代的农民又要哭了,我国是粮票制度加户籍制度双管齐下,你要是不带介绍信和粮票就往村外跑,那结果往往不是活活饿死就是被民兵活活打死,甚至于在大饥荒的时候我党依然在极力阻止农民逃荒,以免“国际形象受损”。 从Goldstein的描述可以看出,虽然西藏的农民没有土地,但在生产和生活上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就连老毛自己都说:“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5】。”而毛时代的农民则一切生产活动都要服从公社安排,你要是在工作之余自己跑去河里捞了两条鱼,那就是“自私自利、单干歪风”,很快生产队长就会让你见识到劳动人民的愤怒,工作组就会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种集体生产模式的效率极其低下,如果一个公社有一百个人,即使国家不来剥削你,你每创造一块钱的财富也只能让自己享受到一分钱的好处,与其努力干活,还不如寄望于别人。问题是,效率低为什么还要搞呢?除了我国领导人普遍没什么文化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搞集体生产就难以准确的掌控粮食产量,难保农民不私藏粮食。换句话说,搞人民公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保能把农民的财富压榨到极致。 一个毛时代农民的一生,就是生而为农、一世为农,一辈子拴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离开,被强迫加入公社替国家创造财富,自己得到的报酬则微乎其微、只够维持温饱(有的时候连温饱都维持不了),稍有懈怠便被克扣口粮关进牛棚。别人搞农奴制好歹是胡萝卜加大棒,我党那是大棒加大棒,除了人口贩卖以外,奴隶制的一切要素在中国都齐活了——但中国委实没有贩卖人口的必要,因为对我党来说,这只不过是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里罢了。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不能按马克思主义史观进行划分,古代有没有我是没研究过,反正到共产党当政之后肯定是有了,而且无论是西藏的农奴制也好,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也好,跟我党这套奴隶制一比那都是望尘莫及。只不过我党深谙语言的艺术,给奴隶制换了个名字叫“人民公社”,听上去也立刻牛逼了起来。 又有人要说了,光看经济制度还不够,要知道旧西藏的农奴地位极低,命贱如纸,可以被农奴主随意施加肉刑,断手断脚挖眼……这话还真不假,请看以下几段描述: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 “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 看起来是不是极其残忍?不好意思骗你的,以上文字第一段出自杨继绳的《墓碑》,第二段出自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克、张志新、严凤英这些人怎么死的我想也没必要介绍了)的《大兴屠杀调查》,第三段出自何清涟的《被遗忘的数千冤魂——记1968年湖南邵阳县大屠杀》,写的都是毛时代中国的故事,而类似的记录简直随手可得。当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以上这些事件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不是说国人真的就极其野蛮、没事儿就变着花样随便虐杀别人了。但是如果你很有“技巧”的把这些材料拿给一个老外看,而且又不允许中国人辩解的话,那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可就很难说了。 我党在旧西藏制度上的宣传便展示出了极高的“技巧”。比如我党素来喜欢展示西藏的人骨法器,一些网民再一传,标题前面加两个字“恐怖”,后面添一堆感叹号,看上去确实颇有感染力。但我党却没告诉大家,这些人骨实际上是由西藏的得道高僧生前自愿捐献出来的【6】,没一定的修为人家还不要,对捐献者本人来说是极大的荣耀,其它所谓“湿肠一付、头颅两个、人皮一整张”等也是同理。这和西藏的天葬习俗(死后让鸟兽虫蚁把死者的尸体吃掉,象征着“最后的布施”)其实有几分相似,在藏人的文化里只不过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共产党则利用汉人对藏人文化的陌生来进行泼污,搞得好像器官骨头什么的都是在黑监狱里摘下来的一样。比如一个党卫军飞行员的回忆录里就写道: “但是,当你走进这座庙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我们不时被它的阴森而战粟,只见那头骨,腿骨,手骨,人皮,布满着几个大厅。经解说员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农奴的处境……给人总的感觉就是贫穷,愚昧,惨忍。我们亲眼目睹了农奴制度是世界上最反动、最没落、最惨忍的制度,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将农奴制度消灭掉【7】!” 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更搞笑了,即西藏一直沿用到“民主改革”为止的《十六法典》和《十三法典》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命价各不相同,命贱之人(下下等人)只值区区一根草绳,说得仿佛农奴主们对农奴是想剐就剐想杀就杀还不用负法律责任一样。诚然,西藏的古法典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两部法典都将藏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一共分成九等,法律对不同等级的人约束力也不同。其中有所谓“杀人命价律”,即杀人凶手应对受害者家属进行物质赔偿,上中等人的命价为三百到四百两黄金,而下下等人的命价仅为黄金十两,中间相差四十倍,并不平等(妇女的命价还要折半)。但说成“一根草绳”则纯粹是瞎扯淡,十两黄金放到今天大概值十五到二十万人民币,放到十七世纪初的西藏则相当于20多吨青稞或80头牦牛【8】,假如十两金只能买一根草绳,那所谓的上中等人的命也不过就值四十根草绳而已。实际上“杀人命价律”的主要作用是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愤怒,以免冤冤相报何时了,法典中所规定的命价仅仅是个参考,实际原则是既要让凶手能够负担,又能让受害者家属感到满意,就连今天的藏民还在沿用这些规矩。86年一藏民失手杀人之后被法院判处12年有期徒刑,事后双方经过调解,凶手共赔偿受害人家属各类牲畜117头外加价值万元以上的经卷,而受害人家属则联名上书司法机关,要求对凶手从轻处罚【9】。 至于这个“一根草绳”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十六法典》中的原文如下:“下下是如旧法典所述的‘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彼等命价值草绳一根’,流浪未有固定居住的铁匠、屠夫和乞丐,彼等命价值十两金至十五两,也有慈悲者赔偿二十余两之习俗【10】。”换言之所谓“一根草绳”至少也是十七世纪前某个“旧法典”里的老黄历。而此后订立的《十三法典》则是在《十六法典》等众多法典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原文为:“昔之旧律谓:杀铁匠及屠夫等,偿命价为草绳一根【11】。”除此以外对下上、下中和下下三等人的命价都没做出具体规定。我党不知道是看不懂“旧法典”、“昔之旧律”这几个字还是怎么着,连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里都在公然造假,如果说《十三法典》的意思还有那么点模糊的话,那么把语义非常明确的《十六法典》也算进去则毫无疑问是在故意撒谎了。 对我党稍有了解的人对这种做法绝不会感到意外,共产党泼污阶级敌人那是历史悠久,足以让吴法天之流辟谣辟上一辈子。比如影响了几代人的反面教材大地主刘文彩,据说其家里有一座可怕的水牢,“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连修水牢的工人都被刘文彩杀人灭口;而我党兴办的地主庄园陈列馆里则布满了刘文彩是如何吊打农民、强奸妇女、残杀幼童和割人耳朵等等的罪证,等到文革后却查出全他妈是假的,当年地委宣传部的一份批示直接开宗明义的指出:“真人真事没必要。”【12】现实中的刘文彩其实还曾投资兴办教育,学校的建筑质量说不定比现在的要好多了。另外一个耳熟能详的大地主“周扒皮”的事迹同样也是虚构的,据说作者曾声称“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而现实中的周扒皮其实在土改时被活活整死了【13】。至于罗广斌那本《红岩》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革命小说,而是科幻小说,里面的美国鬼子居然都已经发明哈利波特里的吐真剂了;而且中美合作所实际上是个抗日组织,美国人跟迫害共产党人根本毫无关系【14】。罗广斌同志后来在文革中因不堪红卫兵折磨,高呼一声毛主席万岁之后自杀了,这娃连渣滓洞都混过来了,咋愣是没挺过幸福的新社会呢? 在这种人造阶级仇恨的灌输下,毛时代那会儿打死个把阶级敌人倒还真就跟过家家差不多,这在上文所引的三段文字中已有体现,无需赘言。做个总结的话,西藏和中国虽然都是农奴制,但农奴制和农奴制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西藏那叫普通农奴制,中国这叫二逼农奴制。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所谓的59年西藏“叛乱”,实际上就是普通农奴制和二逼农奴制之间进行的一场碰撞。 虽然我党吹牛逼说西藏的“叛乱”只不过是一场农奴主们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发起的垂死挣扎、是广大翻身农奴配合党卫军对一小撮反动势力进行的围剿,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像青海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中,一个叛区甚至有68.4%的党员、69.5%的团员都参与了“叛乱”【15】;而总人口16572人的兴海县,“叛乱”人数竟高达10840人,简直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因此被划为“全叛区”,最后饿死和被“歼灭”的藏民多达7217人,相当于全县人死了40%以上【16】,说是种族灭绝都不为过。按我党自己的话来说,当地的“叛乱”是“群众思想混乱,敌我不分……群众有意将垮牛赶在前面,将660头奶牛留在后面,被匪全部劫去……甚至有的群众与匪同睡同住,也不报告匪踪【17】”。到最后就连身为汉人的青海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都忍不了了,称共产党是“给农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18】,结果被第一书记批为“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必须批倒批臭”【19】,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大饥荒期间其秘书王志敏在农村考察,看到“一个个个在桌子下面爬着捡饭粒的乞讨者”,“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不禁感慨“农村竟变成这种光景”【20】。当时“平叛指挥部”的报告则指出:“该乡(温泉乡)去年11月至今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21】。”一个乡活活饿死四分之一的人,这在过去的藏族自治区可是千年未有之景象,这就是我党在藏区搞得轰轰烈烈的所谓“民主改革”。 这藏人的“叛乱”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从1958年3月到8月期间,“甘、青省内一部分反动的宗教上层分子和部落头人、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和本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集团的唆使下,掀起了反革命武装叛乱。先后参加叛乱的有13万余人,叛乱地区达42万平方公里……共歼灭叛匪11.6万人【22】。”这意味着甘肃和青海两省的藏人中有接近20%都参与了叛乱【23】。青海省委将局势汇报给老毛之后,老毛这个傻逼批复道:“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24】。”但很明显,青海的“叛乱者”本身就是他口中的“劳动人民”。实际上不光是藏族人在“叛乱”,这个二逼改革大家都有份,已经搞完了土改揍死了地主的汉族人理论上已经统统都是“劳动人民”,但当时也一样在造反。根据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所述,从55年到57年期间,安徽共发生农民暗杀基层干部事件100多起,被害人数114人,暴乱更是接连不断,“暴乱者”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等等口号,而参与者99%都是农民。单是57年1月2月,安徽就发生群体性事件89起,参与人数达到4.5万【25】。就连西藏驻军里都有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姜华亭叛变到了藏军的队伍里,据其口述回忆录称,当时某营参谋长徐金陵也曾在反右会议上公开向我党叫板:“我请假两个月,到家乡河北省去结婚,我一回家,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饿病床上,待见面第一句就说,每月只购粮十八斤杂粮,饿的真难受……可惜我手上没有兵权,有兵权早拉到山上打游击去了!”在这方面汉族人跟藏族人其实是同病相怜,只不过藏族人的骨头更硬一点罢了。 除了经济上胡搞之外,我党当时还有两套戏码,一是宗教灭绝,二是阶级斗争。比如青海省仅仅三个月内就将全省859座寺庙关掉了731座,近一半喇嘛被强制还俗,甘肃的196座寺庙只保留了四座,四川的320座寺庙仅余7座【26】。至于为什么要保留那么一点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27】。”“为什么要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28】。”我党是一边毁灭宗教,一边还要给自己立个贞节牌坊:“对外没有公开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彻底肃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样作,既策略,又达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29】。”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冀春光说得就更直接了:“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30】。” 至于搞阶级划分的方式则完全可以用“无厘头”来形容。比如国新办发布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中宣称:“占西藏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但就在前几行他们还宣称人口120万的西藏有“僧众114925人”,这就已经占到总人口的快10%了,那么请问这些在毛泽东口中“既不生产物资,也不生产人口”【31】的僧众到底是农奴主还是农奴?实际上这个“5%的农奴主”的比例是这么搞出来的:“农奴主和代理人的比例在人口和户数上仍以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为宜,个别县区较多一点是有可能的,但也拟不要超过百分之五点五为宜,以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之目的【32】。”95年“内部发行,禁止引用”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一书中的文章《西藏民主改革综述》里还有一段自抽耳光的文字:“不划富农是西藏划阶级中的一大特色……这样就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有利于改革运动的进行【33】。”换句话说这些比例都是共产党自己为了“革命需要”随口乱掐出来的。对我党的辉煌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对这种行为绝不会感到陌生,当年中共肃反的时候就提前认定反革命分子的比例为“大约百分之五”【34】,反右的时候则规定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有10%【35】,都是自己在家拍脑袋拍出来的比例,而下面的人还不得不跟着这个指标走,像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褚时健就因为无法完成指标,结果被批为“反右不力”,自己成了右派【36】,还有些地方为了凑指标,有自愿当右派、投票选右派、把外地人打成右派等各种千奇百怪的做法。 被共产党扶持起来的十世班禅11岁的时候就给共产党发电报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后来被我党评为“最好的爱国者(小平同志语)”、“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但62年时就连他都看不下去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七万言书:“……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进行了疯象闯入(南蛮入侵啊!)般的破坏。”“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所以使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驴、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虽然班禅同志已经深谙中国的官场文化,开篇先用大段大段的废话好好夸耀了一番共产党的英明神武,但最后还是被撤销一切职务,到文革时期更是被关押了整整十年。 上文所引用的绝大多数还是我国公开发行的史料,至于流亡藏人眼中的共产党那就更是不堪了,什么禁止藏民点佛灯、转玛尼筒、煨桑、念经、佩戴民族装饰,搞阶级斗争的时候逼迫亲属相互揭批、往喇嘛头上泼尿、上竹签刑【37】,甚至于改革开放后我公安干警还在用电棍捅反动尼姑的阴道【38】,完全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本文所摘录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民主改革”之后没几年,我党又来个“文化大革命”,篇幅所限我也不多说什么了,大家自己领会精神。还是那句话,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旧西藏也算不上是什么好地方,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相比之下更是比昔日的农奴主坏出百倍,对西藏社会造成了千年未有的严重破坏。奇妙的是我党的自我感觉还极其良好(就跟老毛58年时觉得中国两年就可以超过英国一样),79年时我党曾尝试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解,让达赖喇嘛派代表团来参观“西藏解放后日新月异的建设成果”——最搞笑的是我党还教育藏人要“讲礼貌”,千万不要攻击达赖喇嘛的代表。结果代表团在西藏溜达了一圈,不仅没有遭到攻击,反而受到了热烈欢迎,“不管他们到那里都被泪水盈眶的西藏人包围,他们也看到充足的证据显示中共当局以残忍而有系统的方式企图摧毁西藏的古老文化。此外他们也见证到无以计数的饥荒岁月,许许多多人饿死、遭到公开处决,诸如此类对人权形成显著而可怕的侵犯【39】”,已经出狱的班禅喇嘛还向代表团展示了自己在牢里留下的伤疤。这类交流又进行了两回之后我党自己都快被吓崩溃了,只好恢复了原先“汉贼不两立”的方针。 截止今天为止,我党仍然没有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道过一次歉,甚至不断的制造出新的谎言去妖魔化西藏过去的文化传统和今天的流亡藏人。如今我党声称达赖喇嘛要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黑暗农奴制”,但实际上达赖喇嘛早在1952年就已经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打算由政府出钱购买庄园主的土地分发给农民【40】,这个良性的土地改革后来被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改革”硬生生的给打断了。59年达赖喇嘛刚逃到印度便开始推动正儿八经的民主化改革,60年藏人的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民选议会,63年的《西藏民主宪章》即规定议会有权罢免达赖喇嘛,到2001年达赖喇嘛又指出由他本人指定内阁候选人、议会批准就职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民主的发展,推动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一次首相全民直选【41】。今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则正式宣布退出政坛:“由精神领袖领导藏人的方式已经过时……我不想做穆巴拉克。”除此以外他还多次提出:“如果多数西藏人民觉得达赖转世制度已经过时,那这个制度就该消失。我没有问题。”。倒是中共对此反应激烈,摇身一变成了“宗教的守护神”:“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当然也包括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42】。”2007年我国甚至推出了一部让人哭笑不得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究竟是谁在试图用宗教操纵政治可谓一目了然。就我党这操性,西藏人要是不想独立才叫活见鬼了。 说来也好笑,我党用来妖魔化西藏的手法其实也不比当年斗地主、反右倾时更为高明,但中国人民好像总要过个几十年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又他妈的上当了。行文至此,鄙人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08年时的热闹场景:四月巨婴对CNN的无情揭批,海外华人声势浩大的反藏独游行,爱国网民对莎朗斯通的愤怒声讨,以及家乐福前躺着中枪的荷兰国旗。耳边则反复回荡着CNN主持人Cafferty的那句话——“一群五十年不变的暴徒和呆子。” 【1】《西藏发出通知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新华社1980年6月20日【2】1958年9月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3】《彭德怀全传》第七篇《庐山海瑞》【4】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5】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6】《狮吼棒喝》——大藏寺祈竹仁宝哲问答选录【7】江达三《西藏平叛》【8】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2【9】隆英强《浅谈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十三法典》,《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10】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 ,P39【11】周润年《西藏古代法典选编》,P96【12】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3】杜兴《真实的周扒皮是个厚道人:土改时被打死》,《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6期【14】《中美合作所和红岩屠杀毫无关系》,《“红岩”史事补正:江姐遭受“钉手指”酷刑为虚构》,均载于《北京日报》【15】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37-P1039。本文中凡引自《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的内容,全部转引自李江琳著《1959拉萨》【16】《兴海县志》,转引自李江琳《1959拉萨》【17】《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3【18】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28【19】王志敏《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20】同上【21】《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06【22】《新中国国防大事记》【23】藏族人口资料参照《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吗》【24】1958年6月24日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5】尹曙生《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26】李江琳《1959拉萨》,P69-P70【27】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84【28】《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730【29】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1070【30】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P432【31】1959年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毛泽东思想万岁》【32】《西藏的民主改革》,P199【33】《西藏的民主改革》,P32【34】《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35】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6】《褚时健的德与能:“不整人”和“让别人也好”》,凤凰网【37】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转引自余杰《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 》【38】纪录片《雪山狮子的哭泣》【39】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第十三章【40】达赖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P25【41】安乐业《初谈西藏流亡民主》【42】2011年9月2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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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阳光时务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5)  | 标签: 毛泽东 , 历史 , 大饥荒 , 真相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提要:冯客认为大饥荒绝非无意和失误造成的,而是高层有意为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早知道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却对人命视若无睹,继续推进共产乌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冯客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宣扬暴力的名言。 文/ 沈达明 2011年9月29日,由香港大学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所撰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年-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在香港出版面市。没有发布会,没有签名售书,但这本书的悄然上市,令内地与香港学界及知识界极为关心。 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大饥荒,是一场史无前列的人类浩劫,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还停留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认识里。 历史的真相总会浮出水面,短则数年,长则数十载。虽然官方的档案文献至今仍未曾全部开放,但不少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利用其他官方资料和田野调查,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深入的研究。 九十年代初,中国当代史学者丁抒在《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增长与死亡数据推算,中国大饥荒饿死了3500万到4000万人。 同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学术论文《合作化和1959-1961中国农业危机》(Collev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认为3000万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比较可信,承认大跃进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灾难。 2008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丶历史学者杨继绳,出版了颇受好评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向读者展示了大饥荒中,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事例,并援引官方资料,全面分析了大饥荒造成的各种破坏和它的制度原因。杨继绳在书中,依据官方记载与官方记录的人口消长数字,推测出大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600万人左右。 在海外,香港南华早报记者贝克(Jasper Becker),在1996年出版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是西方最早基於大饥荒当事人访谈的英文专着。在此之前,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全面分析了大跃进的起因丶经过和结果。他们都认为大饥荒受害者不少於3000万。 冯客花了四年的时间来写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在中国《新档案法》公布後,他和助手一共访问了河北丶四川丶河南丶安徽丶山东丶湖南丶浙江丶广东等城市和乡县的二十多个地方档案馆,参考了一千多份档案原本,并记录了许多大饥荒幸存者的回忆。 冯客根据各地政府部门的数据,推断出大饥荒总共造成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数字,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所做的国务院内部调查数据相吻合。冯客特别指出,在这些被害人之中,6%至8%的人,也就是至少有250万人因为遭受非人道的酷刑或枪决而死,这完全是有意的屠杀。 「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讳,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当地干部出於压力,千方百计迎合上面下达的指标,只抓数字,不顾人命,间接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因此丧生」,冯客总结道。 本书的出版人丶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鲍朴对《阳光时务》称,此书对大饥荒的历史研究颇有价值,因为冯客用大量第一手珍贵材料,分析了所谓浩劫,除了千万人头落地以外,对於中国的政治丶经济丶社会丶人口丶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是巨大的摧毁。 例如,大跃进造成有的省份高达40%的民房片瓦无存,还有的省份森林树木甚至被砍伐过半。仓促中兴建的水坝和河运,也同样灾祸连连。毛在大跃进的巨大失败後,曾一度心灰退出日常决策,但後来又无法容忍刘少奇和邓小平对左倾政策的调整,遂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毛式独裁体制下,人性的丑恶一面完全被激发出来,虐待丶强奸丶滥杀在全国各地频频出现。接受冯客访问的所有施暴者都表示,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你不打,你就要被别人打」。大饥荒时代的红色恐怖,一点不亚於之前的反右和後来的文革。 与《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後》作者迈斯纳(Maurice J. Meisner)的观点不同,冯客认为大饥荒绝非无意和失误造成的,而是高层有意为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早知道大饥荒饿死许多人,但却对人命视若无睹,继续推进共产乌托邦的幻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冯客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的这句宣扬暴力的名言。 冯客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特意强调,大饥荒的祸首虽然是毛泽东,但他手下的周恩来丶刘少奇丶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许多关键时刻都支持了毛,都对这场浩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虽然《毛泽东的大饥荒》受到西方出版界的好评。中文版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网络上也引起争议。面对有人对本书的客观性和学术价值的质疑,冯客以其他有关大饥荒的着作缺少关键数据和资料为例,表示学术性应该看是否拥有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冯客意借此书,揭发这一切的人间惨剧,是由从上到下进行的走向共产主义的极端实验造成。他说:「现代社会致力於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间寻找平衡;而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灾难,则时刻提醒人们:把国家干预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实在是错上加错。」 原载《阳光时务》第4期 www.isunaffairs.com 声光影像,多维体验,越互动、越精彩,都在《阳光时务》iPad版。弹指之间,触摸真相。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系统: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确保已在PC上访问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5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 2011-10-11 17:47 / 评论数( 0 )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属於我们 / 2011-10-03 19:10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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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大饥荒到底饿死多少人

作者: 杜君立   去年沸沸扬扬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曾经拍出《铁西区》的新锐导演王兵的第一部剧情电影《夹边沟》吸引了无数眼球。王兵自幼丧父,看杨显惠的纪实文学《夹边沟纪事》后,才知道父死于夹边沟,尸骨无存。 《夹边沟记事》可以说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记述了在席卷全国的大饥荒中,位于西北戈壁滩不毛之地的右派劳改营粮食断绝,导致大量在此囚禁的知识分子因饥饿而死。尽管王兵在电影中有极其直接的描写,比如劳改犯由于过度饥饿吃下其他人吐出的食物,死人被随意暴露在戈壁沙漠,有人从侧面说出人吃人的事实。但相对于小说所描写的更严苛的情况而言,电影的表现还是较为收敛。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观众忍受不了写实的描写,选择了提前退场。王兵之前拍摄了许多纪录片,这部电影的冷冽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没有感情,只是选择合适的方式冷静地记述。常年的劳动和精神打击,以及食物的短缺让劳改犯人极度麻木,在这里死亡每天都会出现,其他人要做的只是用被子把他们裹起来,然后扔掉或者掩埋,甚至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换成吃的。劳改犯居住的壕沟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没有尽头,没有希望。人们在这里死去,在这里煎熬,找不到任何出路。      可以说夹边沟是1959年到1961年持续3年的巨大饥荒的一个缩影。共党依靠暴力在占领全国并建立新政府之后,就开始了军国主义的工业化进程,全国实行军事化管理,将农民严厉限制在土地上,以粮为纲,依靠大量掠夺农村资源,出口农产品进行高比例的国家资本积累,以此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在反右运动消灭了所有异见和意见之后,人民公社和全民炼钢运动使全国陷入超英赶美的非理性经济狂热之中。 中国进入1949年之后,内战和混乱局面基本已经结束,土改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之后,中国重新又回到勉强温饱的糊口经济水平。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在和平时期迅速普及,使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战乱结束也大大降低整体死亡率。因此不到1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1个多亿。但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和农业技术并没任何大的改变,粮食生产依然与2000年来的传统模式一样,产量依然维持着极低的水平。 政府急于从粮食出口中积累建设资金,以提高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水平,因此左倾冒进投机分子在政治博弈中获得成功,从上到下张扬着拔苗助长杀鸡取卵的浮夸风和放卫星行为。原始低效的集体农业在丧失理智的管理者操纵下,很快便走向崩溃。集体大食堂停火断炊,农民原有的家庭积累经过土改、合作化、炼钢、大食堂和”颗粒归仓”等无数运动搜刮后已经完全破产,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当局谎报粮食产量和瞒报农业损失的双重挤压下,家无隔宿之粮的农民被推入饥荒的苦难境地而难以自拔。 全国一盘棋的大一统计划模式使这种人为饥荒迅速在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次第爆发。农民在饥饿中大量的死去,因饥饿而引发的新四病袭击了几乎所有的底层民众。(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难民潮引发了大面积的饥饿恐慌,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救,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灭绝人性地进行暴力镇压,阻止饥民外逃求生。后者往往导致饥民坐以待毙,使当地死亡率大大提高。臭名昭著的信阳事件就属于此类罪恶暴政。 在大跃进早期,与钱学森吹嘘亩产10万斤相反,彭德怀将军亲自种了一块试验田,以证明高产风的荒诞。饥荒发生后,他认为这场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持同样观点,并警告毛万岁说:”人相食,要上书的!”狂热的毛万岁认为他们是可恶的体温计–他之所以发烧是因为体温计,彭刘二人随后俱死于毛万岁之手。 这场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大的饥荒在中共官方文件和历史中都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无数在饥荒中因饥饿而死的人都被称为”非正常死亡”。官方刻意回避了”饥荒”、”饥饿”、”饿死”等直接表达。这是中国人惯用的自欺欺人的”曲笔”。批判人类的纪录片《地球公民》开头有一段话:人们接受真相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嘲笑、否认和接受。对于发生在50年前的这场大饥荒的真相,人们基本上也是三种态度:在丰裕中长大的新生代属于”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红卫兵的余孽则坚决否认;只有经过历史启蒙的理性主义者才会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 目前人们将这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原因简单的归结为”一低(减产)一高(征购)”。关于死亡人口,因为统计方法不一,以及政治因素影响,从1000万到4000万,甚至6000万都有,之间相差6倍以上。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减少1000万。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认为,从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来自中国民间的统计往往是官方数据的数倍。丁抒先生在《人祸》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先是估计为饿死两千万,但在修订本中又说:”3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千万相去不远。” 上海大学金辉先生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这与中国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估计相似。百度百科中记载死亡人数为386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导致这场饥荒的原因天灾人祸都有,人祸为主要因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单是1960年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饥荒。《饿鬼》的作者贝克先生说:有中国学者告诉我,我在书里写的数字太保守了,实际上死难的人数高达6千万。比如河南信阳,我说”有100万人死亡”,实际上的死亡人数是240万──其中一半是被打死的。 荷兰史学家冯克根据他接触到的大量中共官方文件发现,中国农民在4年期间因过度劳动、受飢或遭殴打致死的人数至少有4500万,而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为5500万。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最大的三大人类灾难,等于是波尔布特的杀人纪录乘以20倍以上。冯克是自中共官方4年前重新开放文件以来,唯一曾翻阅过这些文件的史学专家。他从这些文件中发现,共党只是将农村公社的社员看做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任何人若有不服从的表现,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受到严重惩罚。冯克甚至毫不讳言毛是”世界历史上的头号屠夫”。 一般来说,没有人否认这三年中确实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自然灾害,只是人们不相信这3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且是极其严重的–以中国之大,东边日头西边雨,总会有自然灾害发生,但全国每一处都遭遇灾害,而且是置人于死地的巨灾,那大概只能说是中国人不幸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魔鬼。 从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开始,永远伟光正的中共当局义无反顾地将罪恶进行到底,在”三年困难换来永久幸福”的谎言下,继续向苏联大量输出粮食。《中国统计年鉴(1989)》记载,1959年粮食净出口量为4155.5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一个黄河边的陕西农民侯永禄从民国29年开始记日记,这就是《农民日记》。他在1961年1月15日记载了几条民谚:”王书记想升官,打一石报两石,把社员饿得怪叫换。””人民公社好,顿顿吃不饱。””鼓足干劲,一天半斤。””毛主席万岁,喝糊糊站队。”同年1月24日写道:”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小孩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原籍豫南,他在一篇博客中记录了他母亲在大饥荒的遭遇: 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锨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 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想到小时候见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母亲说:”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怎么能吃我的妹妹!我娘也不同意,哭着说,我怎么能吃自己的闺女!宁饿死也不……晚上就偷偷把妹妹埋了,多了一碗稀汤……我家族饿死6个,全村饿死100多人。” 50年前的中国大饥荒对中国影响巨大,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毫不讳言地说,他之所以一意孤行地寻求水稻高产之路,就是深受那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刺激。”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他认为粮食多了就不会饿死人,我们常常也认为房子多了,我们就有房子住了。在中国一代作家中,都具有一种共同食物崇拜癖和饕餮欲。善于煽情的路遥写了《在困难的日子里》,那场政治饥荒的万般悲苦催人泪下。阎连科、刘震云、莫言、贾平凹等无不是为了能摆脱饥饿才走上写作之路–听说当了作家国家就会像养猪一样给养起来,那个猪圈叫做作协。 在这场发生在没有战乱,甚至没有大灾时期的旷世饥荒中,死亡越是严重的地区越是地方暴政最为残酷无情的地区。虽然面临同样的北京压力,一些地区死于饥荒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另外一些地区,讽刺的是,死亡最严重恰恰是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产量大省,比如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相对而言,关中和整个陕西虽然也遭遇饥荒,但并没有酿成类似”民国十八年年馑”那样的高死亡率。当时陕西政府发现饿死人现象后,果断地将原先高征购的过头粮返销给各公社大队,并及时撤销了大食堂,成立救助浮肿者的病人灶,将可怜的救命粮食分到各户,恢复自留地和集市……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非常有效,也使陕西成为饥荒严重的甘肃人心目中的天堂。 甘肃是这场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无数甘肃饥民不顾政府的层层阻拦,如同民国31年的河南饥民一样,沿着陇海铁路逃难到关中。在饥荒压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只身逃过来,又与陕西男人结婚生子。饥荒过后,甘肃男人带着孩子找过来,请求女人回”老家”。这种人间悲剧成为那场饥荒留给陕甘两省持续多年的伤疤。据说胡耀邦主持陕西期间,被遣返甘肃的这种”甘省客”达数百万。可以想象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和痛苦,绝不亚于饥荒本身之残酷。 很多年以后,我们村里的甘肃媳妇还是有很多,几乎占了1/3,她们大多是因为那场饥荒远嫁过来的。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甘肃乞丐挨家挨户乞食。他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扒火车东下关中,只讨食物不讨钱,而且不计生熟粗细。他们总是谦和悲切的样子,不偷不抢,不出恶语,令人大动恻隐。我们孩子们看见衣衫褴褛的乞者,就前呼后拥地领着他(她)逐户化缘,甚至不用他(她)下话,我们就跑进人家,去面缸里用小手抓了满满一把面出来,放进他(她)的口袋。那时农村可以说是昼不闭户,但乞者是坚决不会进人家里的。乡亲对他们既同情也尊重–人都会有难处。如果有孩子戏耍羞辱乞丐,会被大人严厉责打的。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乞食现象随着人民公社解散就消失了,以后走街串巷的多是些来路不明的和尚道士,他们只要钱而不要食物,这已经与饥饿没有关系了。 补一花絮:1960年中国大饥荒,青壮年每天定量3两米(150克),食物不足,人相食。茅台酒厂无米酿酒,相国周恩来闻讯,特批2200吨粮食给茅台酒厂酿酒。此期间,中国数千万人饿死,但茅台酒厂1959年到61年的产量并没有减少,且更有收藏价值。1958年土陶瓶茅台酒以145.6万元创中国白酒最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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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从经济到政治,毛泽东体现“最坏者当政”

时至今日,还有人说,在这种种灾难中,是毛泽东带领人民走出阴霾,走出泥淖,带领全国上下走向光明。人们津津乐道“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竖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之我们的耻辱噎随着历史的车轮永远成为过去;津津乐道“新中国”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但是,谎言就是谎言,禁不住阳光的照射。历史资料告诉人们,“旧中国”上海的跑马场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纯属挑拨极端民族主义的杜撰,就和义和说西方传教士喜欢吃小孩一样;历史影像也告诉人们,1949年10月日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没有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 “建国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了一千个不平等条约”更是纯粹的谎言。查阅互联网“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就可知美国、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到1946年就已被中华民国几乎全部废除,只留下香港岛和新界以及澳门的尾巴,此外就是沙皇俄国的接班人苏联继续占领由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百度百科”云:“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而被废除不平等条约。1917年苏联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事后未完全兑现,亦无退还条约中获得的领土)。1943年,美国和英国自愿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意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中国的敌对国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1946年,法国放弃其在中国的特权。中国收回了租界,收回了关税主权,废除了领事裁判权与最惠国待遇。”数一下“不平等条约——百度百科”网页所列不平等条约的数量,也仅仅是34个。 恰恰相反, 毛泽东主政中国大陆以后,不但没有收回在苏联手中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还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还与苏联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不但不是外交巨人,其实连普通外交家的外交能力都比不上,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交侏儒 。在外交侏儒毛泽东的一系列胡作非为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得罪了地球村中众多国家,1951年还被联合国大会戴上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侵略者“桂冠”,成为全人类真正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敌。后来,毛泽东又与“同志加兄弟”的苏联老大哥反目成仇。文革初期,热衷于搞世界革命的毛泽东,夜郎自大说什么“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结果触怒地球村各地村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跌入空前绝后的孤立境地。而毛泽东梦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就拿贫穷至极的中国人的民脂民膏收买一些小国家,直接残害老百姓的生存权,祸国殃民 。 尤其是毛泽东的“ 大跃进惨败,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祸”——大饥荒 。始作俑者毛泽东非但不自省,其个人威望数年后不降反升,还积累了发动“文革”的本钱。以今人眼光观之,这似乎是咄咄怪事。但考诸当时的历史背景,却自有本原。因为,自毛泽东建政以来,大陆政局曾经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 如1957年从“大鸣大放”的“整风”到“反右”就是个转折。另一次重大转折是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在此,可以重点说一说后一次转折,这次转折,被喻为毛泽东从经济到政治的“华丽转身” 。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两次会议相隔不到8个月,可会议的基调却发生极大的变化。“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还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发扬民主”。八届十中全会虽然也通过了关于调整经济的若干决定,但毛泽东却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全会公报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会议的基调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疑是个重要转变,“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气氛顿时消失殆尽 。毛泽东此时所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在“文革”开始时成为清算刘少奇等人的指导纲领。史学家丁抒在《人祸》里写道,“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他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唬住了中央委员会。”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三面红旗”,再也没有人敢追究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人祸”问题,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毛泽东的是非了 。 “阶级斗争”与“两条道路斗争”的话语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考诸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造成这一转折的原因在于“大跃进”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满腹怨气;在外部,西方世界猛烈抨击,苏联则无情嘲笑,誓言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趁机宣称要“解民于倒悬”。此时此刻,不仅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连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大危机。正是这种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命运共同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威慑力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南下武汉,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主持了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国务院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并且提出一整套调整经济的措施。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3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了多数常委的意见,但强调不要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表面上看,毛泽东和刘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有所不同;其实,毛泽东何尝不知道形势严重,他只是反感别人把形势的严重性讲出来,那意味着他的错误更严重、责任更重大。接下来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先后召见了田家英和刘少奇。田家英主要讲的是农民“包产到户”的问题。事实上,当时中央的多数人(尤其是陈云和邓子恢)都比较倾向于“包产到户”。毛泽东先是静静地听田讲,一言不发,然后突然问道:“你是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田家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等他出来后对逄先知说:“主席真厉害。”毛泽东对田家英的质问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包产到户”是否有利于恢复经济,而是把问题变换成了要集体经济还是要个体经济这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问题”,顿时就使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人陷入了政治上的被动之境。当年的共产党人信奉的基本教义是集体经济优于个体经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也是共产党闹革命、夺政权、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信念基础。1949年以后,中共匆忙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大搞集体化,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如今要回到“包产到户”的个体经济,否定农业集体化,岂不等于走回头路,自己否定自己?!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然后又进一步提出:“从 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头脑 。”在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把话讲得更白了。他一开讲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这就明确点出政权危机问题。接下来毛泽东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毛泽东这样讲,不是危言耸听。 然而,“大跃进”既然造成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亲身经历着饥馑和压迫的民众,难道毫无触动?后人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时,最费解的可能就是当年何以不曾爆发大规模的反抗。据说刘少奇讲过: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早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可事实上,与其说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说是控制得太严密。 刘少奇所说的“饿死那么多人”、“人相食”,只是高层才能掌握的“国家机密”,老百姓不得与闻。无论是经济崩溃、人口大量死亡,还是国际社会抨击,民众均无法从媒体上知悉。那时候的报刊广播以及各单位的领导所作的报告,口径高度一致:数年大饥馑被说成是“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原因则是“连续3年特大自然灾害”再加上“苏修逼债”;总的情况是“形势大好,尚有困难,前途光明 ”。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高干们说得明明白白:“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的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后来万里也说过:“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在这样的制度下,当时党内的务实派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知道党犯了大错,不改不行,而且希望改得彻底一些;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正因为党犯的错实在太大了,一旦打开了纠错的口子,会引发连锁反应。所以,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我觉得悲哀、失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整个中央委员会,除了几个挨整的当事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真是大寂寞,大悲哀……。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做了些许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但他仍然保留了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项最重要的职务。在凭借意识形态统治的共产国家,谁在意识形态上占据正统地位,谁实际上就拥有最高权力。在1961年,毛泽东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此举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但正是凭借着“面子”,毛泽东对外维护住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重要伏笔。接下来,毛泽东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他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了个出气筒,又刺激与迎合了中国人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赢得了党内的附和景从。再接下来,毛泽东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在城乡展开了“四清运动”。更重要的是,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是毛泽东开始将自己打造为“神”,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也为自己的坟墓掘下了第一铲土。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按照毛泽东当时推出的“世界革命”话语,刚刚走出数年严重饥馑的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从贫困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 资本主义早就陷入“垂死腐朽”之境,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如何追赶西方(其潜台词是中国不如西方先进),而是中国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中国才是最先进的);同时,国际共运阵营的领袖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中国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中国的经济固然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封建王朝与国民党)的错,洋人(列强侵略)的错。深谙“国君”之心的林彪则在1965年进一步宣称: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而不属于他们。 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营造高潮。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不但要有足以令民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民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 。因此,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 。“玩”经济“玩”砸了就“玩”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 于是,毛泽东终于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钱。不久之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他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应该承认,中国大陆之所以爆发文化大革命,是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在专制集权压抑过久的社会里,毛泽东的“大民主”释放了广大人民的希望,人民只要服从一个大皇帝,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横扫全国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可以冲破各种以法律名义限制他们权利的桎梏。而这,也是至今很多人怀念文革的重要原因,更是毛左蛊惑人心的法宝。 按照汉纳•阿伦特的比喻, 极权社会好比洋葱头,越是外层的人越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则越是犬儒化 。而托克维尔早就发现,专制政权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纠正错误或改革之时。因为政绩最恶劣之时,往往也是民众最沮丧消沉、最绝望之日。而一旦统治者不得不大规模纠正自己的错误或改革原有体制,那就会使沮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不是苦难,而是希望,才能促使人们起来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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