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

网文选刊: 杨继绳:《墓碑》是黄色书籍吗?

杨继绳:《墓碑》是黄色书籍吗? 本台选刊网友来稿及网上时评类稿件。所刊文稿为一家之言,期望大家评头品足,也希望大家推荐稿件。摘选文稿以文明、理性、独立、多元为准则,本栏以此自励,并同大家共勉。 —法广编辑部 � 杨继绳2010年8月21日在第78期燕山大讲堂的演讲实录 (转自 《腾讯评论》2010年8月27日 ) 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可以不讲,我已经有两本书,一套书有80万字,但这本书不让国内未能允许 出版看,在国内为禁书,所以我不得不讲。武汉市教育局发通知给中、小学,收缴黄色、反动书刊——《墓碑》。教育局发动学校,中、小学。我没有想到这本书还 能进入中小学,感到很奇怪,而且还是被归为黄色书籍。由于因为是“黄色”书籍不让看,所以我就得讲讲。 大饥荒到底死了多少人 首先我介绍一下几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也是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官方承认的有三个数字,第一,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可以算出是1600多万,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应该是全面的。第二,80年代,各省公布了人口数据,根据各个省市的官方公布的数据,饿死2000多万。第三,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际级课题,同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国家计生委和统计局计算是很科学的。 1600多万、1700多万、2000多万这三个数字是官方承认的。现在有一些网站像乌有之乡说没有饿死人,官方都承认有饿死的人,而且主要承认的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老先生。 这些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分两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少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是饿死的,当时没有战斗、没有地质灾害,都是饿死的。少出生人口是因为饥饿,导致出生率降低。当时的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很多,所以出生率很低。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计算方法: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当年死亡率”和“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一年年底人口平均。死亡率、人口总数、出生率这些都是公布的。 “正常死亡率“是怎么算的?前三年加起来平均,后三年加起来平均,把两个平均数再平均一次,就是正常死亡率,没有饥荒正常年景死亡率应该是10.47‰ ,但按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少出生人口是怎么算的?某年少出生人口数=(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平均人口 “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年年底加在一起,除以2。出生率、死亡率都是按平均人口计算的。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算,前三年的平均加后三年的平均,再平均一次,为35.10 ‰。 为什么要平均?主要是排除偶然因素。 198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数据,在以前没有公布,这个数据可以看出,1960年公布的死亡率是25.43‰, ,为多年最高,自然增长率是-4.57‰ 。 1960 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1960年人口是66207万,1959年是67207万,正好差一千万。本应该是下一年人口比上一年人增加,可不 但没有增加,人口反而少了一千万。所以公布了以后,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日本共同社发表新闻说: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人口事件。 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 杨继绳/腾讯评论网 如上图所示,纵坐标为年龄(0—90岁),横坐标为不同年龄的人数,80年代0岁有多少,一 年一年地划,划到20岁那一年,是1960年,男女人口图留下了缺口。按说这个曲线是平划的,是延续的,但缺了一个口,1960年缺得最多。按照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画了一个图:21岁—23岁这一带人口缺了一大块。 1949年是和平年 代,没有战争,出生率是逐年提高的,而死亡率应是逐年下降的,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大跃进,1957年—1964年人口趋 势是连续的,死亡率是一条略微向下的倾斜的曲线,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线。各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分布在这两条曲线上。这是正常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预计。为 了排除偶然因素,我就以1958年的前三年和1962年的后三年来分析做。 这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官方数据。 这是按国家统计局的一个官方数据。 第 二是各省公布的人口数据,1986年以后出版了一套书,叫《中国人口》,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 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除了西藏、台湾以外,其它各省我都抄了下来,一个一个地计算,算出的 结果是2098万。 国家统计局算的结果是: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1619.92万人,少出生3150万人,人口总损失4770多万人。 如果使用各省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人口总损失了5318万人 官方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市数据有很多误差。总人口增加数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 数)应当是相等的,但实际不等,差别比较大,说明统计很粗糙,每年由各生产队统计,会计、队长一报,这个生产队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总数多少,就算出 来了。 大饥荒死亡数据如何被隐瞒 官方数据最大的缺陷就是隐瞒的死亡人口。总人口不会,但粮票、布票各种票证都是按总人口发的,死亡人口一般都会少报,少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可以减少当地 官员的政治责任,第二是可以“吃空额”,人死了以后不报,粮票还可以发下来,隐瞒死亡人口在那时是一个很强大的秘密机制。 我虽然讲了很多例子,但统计社是怎么隐瞒的?比如说河南信阳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 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然后分到各个队,各队去报,不能多,也不能少。当时发了一个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 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一队4人,二队5人等这么通知下来。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 (后又改为2907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河南唐邑县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就是尽量少说,死亡人口大量隐瞒。 国家统计局是1600多万,各省算出的是2000多万,国家统计局减少了死亡人口。 怎么样算出它的真相来?人口学家对中国统计局的数字进行分析修正: 1.1953年人口普查。他们认为人口普查效果比较好。 2.1964年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共九项。 3,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4.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订的数据计算结果,非正常死亡2987.1万人,少出生3119.5成人,人口减少总数为6106.6万人。 美 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 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用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Coale)修订的数据计 算的结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万人,少出生3068.3万人。人口总损失5549.3万人。 用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修订的数据计算的结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3197.85万人。人口总损失6048.8万人。 这是三个比较有名的人口学家算出的结果,一般三年是3000多万左右。加上1958年底到1962年可能就更多了一些。 彭 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 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有各种估计。 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一书中个绍了几个数据,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 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 中 国学者的计算最早是李成瑞老先生,他到欧洲开会,会议阶段跟班尼斯特、科尔进行交谈,他想,既然外国人能算,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算?自己算更好一些,主动 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李成瑞老先生回来以后就跟国家计生委主任陈慕华写了一个报告,要建立一个国家课题,进行招标,招标结果是西安交大的蒋正华中标。蒋正华 是学电机的,80年代初期很多人搞软科学,他也是。但他没有搞其它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后来在印度加尔各答学习一年人口统计,回来以后就搞人口所。人口所 刚成立不久,蒋正华就中标了。算出结果,他很聪明,按国家统计局以前的1600万稍微多一点,算1700万。李成瑞、陈慕华很高兴,说咱们中国算出的人口 是最科学的,最正确的,而且跟国家统计局的比较接近。后来蒋正华的官位一直顺通,一直到国家领导人,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美国的一个教授叫丁抒,他算的结果最低数字是3500万人。 上海大学金辉认为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英国一个记者搞贝克尔写了一本书,称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现实,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4600万人之间。还有一个数字是5000万—6000万。 这 个数字怎么来,当时有没有调查,不清楚。1961年有三个人,一个是贾启允(国家统计局局长),二是周伯萍(粮食部办公厅主任),三是陈国栋(粮食部长) 他们三个人就跟各个省打电话,统计死了多少人。搞了调查,统计以后,是几千万。他们写了一个报告,给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看了以后,马上说:立即销毁。 过了一个星期,周恩来不放心,就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这样,周恩来才放心。这事后来是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讲到的。2003年我找到 了周伯萍家里去,问他到底有几千万,他不说。当时我说是不是两千万,他说就是这个数,他不愿意多说。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估计就 是周伯萍这个数。周伯萍他们的统计是电话调查,也可能是正确的人口调查,在这里说是想做一个参考。 另 外一个人叫王维志,是人口所的研究员。他认为三年非正常死亡是3300万——3500万人之间。他是莫斯科统计学院毕业的(50年代),在莫斯科学习人口 统计,回来以后,就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统计工作,1961年、1962年跑到省里去进行人口核查的调查,他的数字没有向外国学者搞复杂的数据统计,他用他的 经验办法,算出结果是3300—3500万。 根据多方面估计,我觉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这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间惨剧,这个悲剧掩盖了五十多年。当时,报纸、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极力掩盖。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 方媒体据此发出了零星报道。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 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精心安排了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 的假象。 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 在 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 《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说我的《墓碑》是造谣。政府还将它列为禁书。从香港是不让带 过来的,带过来就要没收,所以我也只有这一本,我带不进来。 这么一个惊天惨案,被掩埋了50多年,到现在很多年轻人还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挨饿。 人吃人的惨剧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 极度强 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 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 人吃人的案例: � 甘肃省临夏地区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 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 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 被吃了。癿(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 人。 癿(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 挖出来煮了吃了。他的遗产就是一个心脏,其子女可以拿出来吃。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 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李磊(甘肃省妇联主任):《悠悠岁月》第149-150页) � 信阳人被吃也有很多,不是个别现象。江苏宜兴是很富饶的地方,这里也发生了人吃人的情况。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就写到了人吃人的情况。甘肃省通渭县也有很多人吃人。 � 河 南省息县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 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 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 死于狱中。(中央、省委联合调查组) � 安徽亳县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 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 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 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 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 我到信阳调查遇到过一个吃过人的人,问他好吃吗?他说蛮好吃的,口感比较软点。 � 除了饿死以外,很的农民被打死。打死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小偷小摸。地里的庄稼还没有熟,就偷着吃,干部看见,就打,然后被打死亡;在街上如果是拿一个东西在前面吃,后面马上有人就抢走了,抢吃的比较多,这样发生偷抢食品被打死的有很多。 �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 � 在 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 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 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年10月9日。)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过去可以逃荒,但在那个时候不仅不可以逃荒,还不能求救。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 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 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 岗把关,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非党员不能开。公社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 拷打。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 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 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审讯,搜查,毒打,强制劳动,不给饭吃。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 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饿,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干部调查时,要挺着胸膛走路,要装成没有挨饿的样子。 百姓大批饿死,干部却搞特殊化。公共食堂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 群众吃稀的,干部吃干的,群众吃菜,干部吃肉。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干部们尅扣克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长 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大足县土桥公社多吃多占的干部 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 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安徽凤阳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干部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 这些都是从档案材料馆看到的,这些档案里大部分都是基层干部怎么贪污盗窃,没有高级干部的,后来我到四川调查,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 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到下面考察工作时,同兰州饭店每天派专车送饭。这送的不是一般的饭。 1960 年7月信阳地在鸡公山召开会议,开会是为了掩盖死人真相,肯定“大好形势”,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鸡公山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鸡公山是著名的避暑胜 地,风景很好,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 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权力极其腐败,当时干部的权力那么不受制衡,所以许多吃的时候,当然会腐败,这也正常,这是制度造成的,并不是 品质的问题,品质再好,在那种情况下,也很难自制。 需要提到的几个重大事件: 信阳事件。中国死了100多万人。 通渭事件。饿死了三分之一。 山东省馆陶事件,济宁事件等,这些事件非常惨烈,有人向上告状,中央处理了。 罗定事件。广东罗定县,总共死了17000多人。 信阳事件。非正常死亡人口100万,占全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很多家庭死绝,一些村庄消失。没有人埋尸。人吃人不是个别现象。信阳附近的粮仓就有粮食,就是不开仓放粮。 通渭事件。反瞒产私分。千人现场会,万人斗争会。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打死、逼死多人。全县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共9万人。 山东省馆陶事件,济宁事件。食堂停伙,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死亡大量发生。 山西寿阳事件。寿阳“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 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 广西环江事件。 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反瞒产私分,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逼死13人。人口大量死亡,1962年,全县人口比只1954年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这一。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贵州省湄潭县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杀人而食者16起,吃死人的事件无法统计。 罗定事件。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广东罗定县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 。 � 一旦发生饥荒农民就会起义,揭竿而起,为什么大饥荒没有发生动乱?虽没有发生过大的暴乱,但小规模的还是有的。 部分地区都有,抢粮食,劫火车等。刑事案件增加,当时的刑事案件都是因饥饿造成的。 � 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控制极其严密。还因为前几年的肃反、反右,不仅消灭了反对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惧,不敢反抗,导致社会没有结社 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而且,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共产党控制的组织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体 控制。 过去说“普天之下,莫非黄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帝王的一种理想,很多 荒蛮之地他们的权力是达不到的,而现在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 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所以现在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各 省饥荒程度不一样,从1960年死亡率来看,四川为53.97‰,河南39.60‰,贵州52.33‰,安徽68.58‰,山东23.60‰,甘肃 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开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较早,到1961年就开始好转,如山东、河南等省。有的省的盖 子长期捂住,继续推行大跃进的政策,饿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一直到1962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为:15.17;46.9;53.97;29.42;14.82。 为什么各地不一样呢?哪里“三面红旗”举得高,哪里饥荒就重,。高指标、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个红旗,也就是三个万岁是不能反对;哪个省留下粮食最少,哪个省饥荒就重;哪个省问题揭露得早,饿死人总数就少;哪个省捂盖子时间长,哪里死人就多。 也就是说,哪个省对毛泽东的向心力最强,哪个省饿死的人就多。像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安徽饿死500—600万人。 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并非自然灾害 教科书、中央文件上写的都是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这样?我去了5次国家气象局,翻了一些资料,找一些专家进行座谈。天灾年年有,三年是正常年景。 中国这三年是风调雨顺?也不是。因为中国这么大,灾害还是很多的。今年就有很多的灾害。“三年是常年”,那什么是“常年”呢?有几个曲线:国家气象局对350个站点40年的一个气象资料进行分析,看这三年是不是偏离,正常年景是不是很大。有五条线,我就说两条。 第一条是: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就是40年平均的降水量,当年的降水跟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距离。这三年的降水量跟这条虚线的差距,差距越大,自然 灾害就越重,上面是水灾,下面是旱灾,这些年代,没发生过饿死人的情况,比1983年厉害得多,但1959-1961这三年却饿死人了,这三年是常年,偏 离比较小。 还有一个数字,植物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生长季影响作物增长,但也不是偏最大的,最大的是50年代和80年代。 还有其它几个指标,不属于天灾。“天灾天年年有,这三年是常年”。 是苏联逼债吗? 后来又说是苏联逼债,苏联撕毁合同。我通过查大量的资料,对这个历史予以否定。 苏 联1959年是撕毁了合同,但撕毁的是跟农业无关的合同,只是原子弹方面的合同。1960年7月16日,苏联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撤走在华专 家1390名,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这就说明我们的大饥荒和苏联是没有关系的。 说 苏联逼债,教科书上讲对苏联债务是怎么还的。实际上苏联没有逼债,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要提前还债。周恩来在1964年的报告中说:“我们不仅还清了债 务,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既然能够用“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小兄弟, 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更说明偿还外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比偿还外债花费更多的是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 据记载,当年曾从加拿大进口一船粮食,已经运到太平洋了,中央一个命令,就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尔巴尼亚。我们就挨饿,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其实比我们还要好。 天灾也好,是苏联逼债也罢,这都是借口,真正原因,是落后,制度的落后。 粮食在1949年建国以前不紧张,当时上海、天津一些沿海城市可进口粮食。1949年以后,沿海城市就不进口粮食了,所以就较紧张。后来城市人口增加,工业 化粮食就非常紧张了,1953年就开始搞统购统销。到1958年粮食却突然多了起来?为什么?当时放了很多“卫星”,苏联于1956年发了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中国人跟着高兴,跟着庆祝欢呼,跟着自豪,而自己干了什么好事,有什么成就,也叫发“卫星”,粮食单产叫发“卫星”,自己科研搞了一个小成就也叫发 “卫星”。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等。当时《人民日报》每 天都要大标题放“卫星”。发“卫星”是几万斤的产量。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用太 阳能的转化理理论,论证粮食高产的科学性。说产几万斤粮食是很容易的,是应该的,是科学的。 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陈毅可能是被骗了,当时在场地上堆了一些东西,外面是一层水稻,下面都是糠。陈毅副总理看到的可能是这个景象。 粮食这么多怎么办? 毛泽东很着急。就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种植方针。所以就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1958年秋收后,大吃不到两个月,不少地方年底就断了粮。 中国科学院组织科学学研究粮食综合利用。不久,这些科学家肚子也饿得不行,就把课题改为研究代食品。 向中央提出了大搞代食品的建议。说虫子怎么吃,青草怎么吃,虫子的营养价值比粮食还高得很,中央还发了文件,人民日报还登出来了。 1958 年8月17日到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所以就全国大炼钢铁,9月,全国参加大 炼钢铁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5000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多万座。10月,达6000多万人,最高达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 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中央也搞 了一个炼钢炉,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当总指挥。炼钢铁使全国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树被砍光,生态到现在还有影响,还没恢复。 出现钢铁后,各地就建厂,搞工业化,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 全省厂矿数猛增到220000个。其中,省办的2500多个,县办的15000多个,社办的185000多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 乡,50多个百厂社。 这些厂都是瞎搞,瞎折腾,浪费资源,粮食也不种了。 粮食是吹 牛吹出来的,说吹牛不纳税,但在当时,吹牛是要纳税的,由农民纳税。粮食产量高,征购的指标必然会提高。征粮食就是拿公粮,强制性征收的。1953年以后 就是统购统销,农民的余粮得卖给国家,不能卖给食堂,吃饱以后没有余粮,刚秋收以后,所有的粮食估计得交给国家。种子、饲料、口粮都卖了。粮食征购指标是 从中央下到各省,各省交到各县,粮食产量高,征购就高了,1957年是25.3%,1958年是28.3%,1959年是35.7%,到1957年就很紧 张,就征多了,当时的情况的是超过25%农民就没饭吃了,这些年很高。这么高的指标要征购,农民没有粮食交怎么办呢?就会瞒产私分,本来是产一万斤,农民 就说是产5000斤。所以后来在全国就搞了一个“反瞒产私分”运动。这个运动非常残酷。 案例: 1959 年秋,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反瞒会议,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会时说:“群众真正起来打 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 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 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打残病死1人。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 “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 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 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1959年12月9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现场会上吊打7人,其中1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 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1179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汎河公社在查粮 挖粮时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 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沟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广仁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 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斗争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 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 “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安玉清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了70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 动”,送县公安局押了15天。购粮干部魏长久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用脚踢。这样的例子很多。 各 个省打死人情况很多。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饥饿,中央政府当时采取什么措施?1958年以后,因为胡闹,毛泽东当时看到了一些,1959年秋两次郑州会议、 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是反“左”的。毛泽东发现过后,就开始反左。1959年春,中共中央发三了个文件向农民让步(社员可以养猪和家离,扩大自留地),按 这个趋势下去形势会好转。但1959年7月开会庐山会议,进一步纠左,进一步恢复正常的情况,在这个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于7月14日,批评大跃 进,讲的一些真话,7月23日毛泽东就出来讲话,反左马上变成了反右,使错误政策变本加厉,饥饿加剧。3600万人当中的三分之二是庐山会议以后饿死的。 西方是议会政治,我们是会议政治 本来是反左,毛泽东一次的讲话,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毛泽东身边的高 官们迅速 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外国的政治是“议会政治”,中国政治是“会议政治”,“议会政治”是民主制度,而“会议政治”是专政制度。所以“会议政治”就是通 过开会来贯彻最高领导的意图,通过开会来围攻与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看法,“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 么多的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皇帝要惩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很多人还会说情,。会议制度下,连求情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彭德怀挨批评以后,刘少奇、 周恩来以及所有的将军没有一个人为彭德怀说好话,解放前,他们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 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 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打击。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将1959年春向农民让步的三个文件打成右倾。继续大跃进,坚持高指标。 执 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 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同时,继续扩大食品出口。1959年出口粮食416万吨,相当于1958年 的1.45倍。 一面大量的死人,一面粮食库存不断增加,1960年6月,全国粮食库 存为301.48亿斤,这301.48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安徽7.05亿斤;四川 41.61亿斤。当时饿死很多农民,农民在粮库旁边看着粮食,一边喊毛泽东主席救救我们,很多人饿死在粮库旁边,有抢粮的,但多数地方都是在等着政府放 粮,但政府就是不放粮。皇权社会还开仓放粮,在共产党执政下,饿死了这么多人,还不放粮,可见其制度的僵化程度。库存粮食在增加,而且还在出口粮 食,1958年出口288.34万吨,1959年出口415.75万吨,还出口花生油、鲜蛋、活猪、冻猪肉,活牛、家禽、冻家禽、水产品,还有各种水果, 这些看都看不见的东西,却在出口。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 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 “扣饭”是各地公共食堂比较普遍的情况。 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 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这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 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1927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 江 苏省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副大队长谢某自己经常多吃多占,谁对他的行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就对谁报实施复。社员卜金奎曾批评过谢某特殊化,谢某不让卜吃 饭,还用棍子打卜,卜气得把碗和饭票摔在食堂地上,说:“我不活了,不给吃,反正也是死!”谢说:“死就死,死了少一个吃饭的!”卜回家后就上吊死了。谢 还说:“死了活该!”保江大队勤劳小队60岁的饲养员员张昌荣,双眼失明,队长郭某为了让自己的姐夫当饲养员,让张下田劳动。张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饭。张 一到食堂打饭就挨打,一共挨打了10多次。张没办法,就偷了队里的东西,又挨了一顿毒打。张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1959年大年三十晚上,张死在滁河岸边 的草沟里。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 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喊同样的口号,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在召开 同样内容的会议。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 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 都没有。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 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在这种社会结 构里,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完全消失。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这是讲具体的制度,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公共食堂等等。 从根本来说,还是制度问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讲: 回 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 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 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 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 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 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各种信仰都可以存在。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诺贝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乌托邦,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出版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这就是以后人们简称为《乌托邦》 的传世之作。莫尔的这本小册子名传千古,在这本小册子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岛国,在那里废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消费品都属于全民所有。为 了杜绝私有观念的产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签调换一次。金钱被取消,没有金钱流通。那么黄金干什么用呢?“粪桶和尿盆,都是金银铸成的”,“奴隶身上的 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一项金冠”,“金银变成了可耻的标记”。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人参加劳 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但保留着奴隶。19世纪初期,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使社会主义理想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 变成了科学。其实,马克思全盘接受了从莫尔到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连他的关于“用黄金修建厕所” 的说法也是来自莫尔的《乌托邦》。他对这些核心内容并没有进行多少科学的分析。例如这些设想是否可行,实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他都没有进行科学分 析。但是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必然如此”,是一个规律。马克思用德国人特有的严密的逻辑把这 一理想妆扮起来,使社会主义由赏心悦目之花变成了历史必然之果。 世界上几乎所有相信共产主义的国家都发生过大饥荒:苏联发生过两次大饥荒。蒙古,柬埔寨,越南,朝鲜,都发生过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天堂之路是奴役之路、死亡之路 国 家控制了一切资源,全社会变成了一架听命于中央的大机器。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企业不能够通过改善经营得到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扼杀,首创 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这样,经济机体就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只能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从外部去激发热情和施加压 力。 既然全社会成了执行最高当局的指令的大机器,就不能有“噪音”和“杂音”,全社会只能有一个声音,就是最高当局的声音。舆论必然一律,言论就没有自由,民 主就成了奢侈品。 既然每个人的劳动、生活、消费都受最高当局和他的委派者的支配,那么从上到下,就是一层奴役一层。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两面人: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国民性。 大饥荒带来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改革开放。共产主义信仰在这个历史逻辑链条的演变中,信众越来越少,信仰完全崩溃。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出现了共产主义信仰危机以后,执政者不敢对这个信仰提出质疑,不敢放下共产主义旗帜,这不仅是“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 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如果放下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共产党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于是,就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理想被搁置以后,维护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成了最高目标,也就是把维护既得利益者集团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如果执政者把维护自己地位当成最高目标,没有理想,这个政权还有希望吗? 虽然以保卫执政者自我利益为目标的制度没有希望,但从这里产生了中国的新希 望:现代民主制度将在极权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然而,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足够的耐心、勇气和智慧。希望在座的朋友们,用你们睿智 的大脑、用承担千斤道义的铁肩、用饱含爱国热情的巨笔,全力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及早地用现代民主制度告慰3800万饿死的英灵! 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现场网友互动 主持人 :感谢杨老师,现在是提问环节,每个提问的朋友请清楚简短的表述你的问题,发表观点的时间在2分钟以内。 张耀杰:我来说几句,我应该算是一个见证人,因为我爷爷和大爷爷都是1959年春天饿死的,而且饿死时是被同村的不干活的人斗完不让吃饭给饿死的,有人说农民多少值得同情,或者说农民多少道德高尚,同情是应该的,但道德高尚不是,最穷的人对最底层的人的道德不会更高尚,往往是斗起人来底层的农民兄弟更狠一点。他们斗的都是同村的甚至是亲戚、最亲的人,斗自己的人是最狠的。我从小就见我村子里喊口号斗人,斗我的大伯父,喊口号的人就是我大伯家的儿子,这就是我小时候所见到的农村现实生活。谢谢。 提问 :杨老师您好,今天的讲座听完以后,心情比较沉重。结合今天的主题,是不是应该拿出更多的、更可靠的证据来让否认这段历史的人无话可说。 杨继绳 :我的书都是原始官方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真实的,我不敢乱写,依据档案记录写,是可靠的。我也调查了,在信阳、四川都有调查,每一个数字,每一个事实都有根据。反对的人可能没有看过这个书,所以才骂。 提问 :所以我想跟杨老师请教一个问题,除了你做档案调查以外,有关大饥荒死亡的数据还有没有别的方式进行统计?就像现在的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我们拿不出具体的数据来一样,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有没有别的方式?这位兄弟说,他家里死了几个人,那可不可以把自己家庭,自己知道的事做一个计划整理? 杨继绳 :这个很难做,死人在3000——4000万之间,可能更多一点,但真正准确的数据不可能得到。 一家一户调查。政府不可能这样做。 提问 :这个确实有难度,但我们自己可以来做这样的调查,在座的每个人是否问过自己的亲人、朋友、家里人饿死过人,我觉得可以做这样的事,我问过我家里的人,我的奶奶被饿死,我的舅舅吃泥给撑死。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就从身边开始。如果每个人做这个事,是不是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 主持人 :我非常赞成,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家史弄清楚。向长辈求证一下,作好记录。大饥荒的历史并不遥远,很多人都健在。 之所以有大饥荒的事出来,是因为80年时有一个人口统计,80年代初期,统计出当时有大饥荒发生,死亡很多人。官方在80年代时,有一个确认的数据是1000万。因为没有粮食,孩子不能生出来,这个情况您的书有谈到。少年、青年这个阶段死亡的人特别多。 杨继绳 :一年少1000万。 提问 :我觉得杨老师的书很有意义,我的年纪可能比杨老师小10岁,我经历过这段历史,死亡人数在三年灾荒时确实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是纠缠于死亡人数是 1000万、1700万,还是3000万的问题,这样的事发生,要反思社会制度有什么问题,这是杨老师最大的贡献。他能够在官方不允许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精神的去做这样的调查,让人钦佩。 从他你的报告来看,他的数据比较细致、科学,没有夸大,而是采取了比较中间一点的表达东西。 但有几点我想跟杨老师探讨,你在探讨社会制度时,您对马克思主义发出了冲击,指出他是乌托邦,马克思主义构成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来源,但也有其他方面的科学来源,杨老师的讲法可能简单了一点,能不能在这个方面,给其他人讲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逻辑结构上有什么问题给说出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性非常强。中国人的思维和外国人了思维很不一样,特别是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东西时,把它中国化了,中国化时,是不是要反思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做学问的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差距。这个要分开。 产生大饥荒出现人打人等种种丑恶的现象,我觉得您再找一些科学的字眼准确地表达,因为有些事是领导负责的,有些是下面负责的。 提问 :我爷爷最近刚刚去世了,他经历过这段历史。他给我说的一句话:郑州会议救了他一命,如果没有郑州会议,他可能就饿死了。 我觉得现在纠缠于这些数字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些事件不能单独地拿出来,尤其是大饥荒和文革的关系,您现在研究大饥荒时,这种饥荒的发生已经是不可避免了?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网友回应 :我也是大饥荒亲历者。一个是我经历的。刚刚那位先生说,最好拿出自己看见的、经历的事来说。1960年我小学毕业,我妈带我到乡下去,路边亲眼看了一个饿死的人,这个人很胖,但不是胖,而是在太阳下晒得浮肿。我妈就说了一句话:快走。这是一个事。 我经历了很多苦难,我吃过猪食,因为我饿得不行了,没有办法,猪栏里有花生做的糠,我一开始还我来得及在火上烤着吃,但后来饿得不行了,就在猪圈里直接吃,很香,而且那时候牙好。现在是“有饭没牙吃”,以前是“有牙没饭吃。” 春天出来摘油菜杆,直接吃,晚上饿得睡不着,我爸爸是一个老教师,部门给他配了三斤糠,那时候有东西吃是最美的,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饭,没有太多的奢望。我一直到1980年还是在饿着,没有很舒服的吃过饭。 第二,这位先生说马克思主义没有问题,这个社会制度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出的问题。追究死亡的数字,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永远是搞不清楚的,当政者就希望你搞不清,搞清了,也不让你说清,目的不是要搞清,而是要掩盖其罪恶。那么这些事是怎么来的,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我希望大家都要思考,为什么会产生那样丑恶、痛苦的历史,我认为,中国近百年的灾难,是来自于俄罗斯,来自于列宁,希望东方边境有一个弱小的而不是强大的邻居,希望我们的国家永远处于内乱之中,于是,所谓“一声炮响”之后,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现场笑)。 提问 :大饥荒的事发生农村,那城市是什么样的? 主持人 :杨老师的书上有专门的章节写到这事——“城市的饥荒”,有机会请看一下书。 提问 :杨老师您好,您做这么多的研究让人钦佩,但你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很难忘的挫折或者说阻力? 杨继绳 :这本书出了以后,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人找我“喝茶”,因为我讲的历史,没有讲现在。 这本书被禁了,对我没有打压。 主持人 :因为时间的关系,互动环节就到此为止。回看建国六十年,很庆幸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进步的时代。谢谢各位在雨天来到燕山大讲堂。下周见! tags: 网文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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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大跃进的人一点都不傻

大跃进可谓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惨剧,短短三年时间便造成了三千万以上国人的非正常死亡【1】,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但由于我党为人一贯低调,从不宣扬自己的功绩,多数中国人对此事知之不详。今人在谈到毛时代“亩产万斤”、“文革”之类的荒谬事件时,总是一笑置之,觉得前人太过愚蠢。其实等你了解了“愚蠢”的细节,可能会发现今人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聪明。 在说大跃进以前,有必要先谈谈始作俑者毛泽东。老毛这个人其实从来就不安分于只做中国的国王,而是打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在他眼里最多只能算是迈向下一步成功的垫脚石。各位可以回忆一下毛时代流行的雷人口号,什么“解放全人类”、“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地球管理委员会”、“地球统一计划”,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只是在开玩笑,实在是低估了这个狂人的野心,老毛的性欲很强盛,只不过是能力不足而已。正所谓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1950年斯毛金三人联手策划了朝鲜战争,不料遭到了美帝纸老虎的强力阻击,折腾了两三年也没能把人家赶下太平洋,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计划也因此宣告流产。毛泽东痛感中国还没有跟美帝叫板的实力,决心掀起一场社会主义建设风暴,在极短时间内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超级强国,“大跃进”正是由来于此。 在毛泽东的眼里,一个国家的强弱是由军事力量体现出来的。当时中国的军工主要靠苏联支援,这个援助当然不是白给的,要用真金白银去换,而中国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无非就是农产品了。为了把全国的农产品控制在自己手中用于出口换取工业,53年我国开始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制”【2】,农民不管种出多少粮食,自己只能保留三四百斤左右,刚够解决温饱,剩下的要统统卖给国家,用于保障工业需要和对外出口。这成了日后大饥荒的重要伏笔——当你宣称自己亩产万斤时,吹这个牛逼是要上税的。 光有粮食统购统销制还不够,我国的部分农民觉悟低不爱国,私藏粮食瞒报产量,跟国家大打游击战,中国有三四亿农民,政府自然应付不来。为了解决收不到粮的问题,同一时期毛泽东又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说通俗点,就是把若干农民集合为一个“公社”,共享生产资料,平摊劳动成果,每天按时上田,定点回家,还不准自己搞副业,你要是自己在家里养一只鸡,那就是搞资本主义,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对毛泽东而言,合作化有两大好处。首先毛泽东信奉“集中力量办大事”,合作化代表了更加先进的生产力,是共产主义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合作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将统治者的权力延伸到了农村的每个角落,把农民、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都牢牢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曾一语道破天机,说人民公社好,“便于领导”【3】,甚至放言要“把六亿人口的饭管起来”【4】。合作社不仅让征粮问题迎刃而解,也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跃进打下了基础。 要说这生产力有所提高吧,实际上又不是那么一回事。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道理,更不要说是打了水还得献给方丈了。失去了竞争和奖励机制,农民的劳作积极性大大下降,到最后形成了某些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的奇观【5】,农副产品产量一落千丈,例如福建省56年生猪数量减少20%,砖瓦数量减少27%,蛋类下降一半,茶叶产量仅有30年代的50%【6】。入社需要上缴所有的生产资料,农民也不傻,知道自己的财产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些人干脆砍掉自己的果树杀掉自己的牲畜,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全国掀起了一阵生产资料破坏大潮,按刘少奇的话来讲:“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7】。”而且加入公社之后劳动时间大大提高(这也是毛泽东提高生产力的方式之一),农民怨声载道,说入社不如去劳改,劳改还有星期天。一方面每天遵从公社的安排按时下地,一方面又没有劳动积极性,结果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每天都在田里混日子。 既然农民这么讨厌合作化,那不入社行不行?毛泽东很清楚这之间的矛盾,曾有言:“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8】。”他一方面表示入社全凭自愿,一方面却又给合作化下了指标,要求在57年底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入社【9】,并且将完成程度和官员的乌纱帽直接挂钩。如此一来下面的官员别无选择,只能逼迫农民入社,各个地区奇招百出,威胁说“加入公社就是跟毛主席走,不加入公社就是跟蒋介石走”,再一指旁边正惨遭批斗的富农,稍微明白一点和谐社会真谛的人都会乖乖屈服。万一遇到刺头怎么办?好说,出动民兵把人抓回来喝茶,先进分子轮番上阵,促膝长谈三天三夜,看你丫挺不挺得住。说实话,这还算是文明的了,那个年代法院这种东西比现在更可有可无,只要手上有权,个个都是土皇帝,区区几个农民想跟政府斗,那你还不是自寻死路?到58年初,某些地区的合作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的要求,达到了85%,到58年底全国农村基本都实现了合作化,远比毛泽东预想的要快,这让毛泽东精神抖擞,也充分体现出了专制体制相对于民主的优点:办坏事效率高。 我国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合作化”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属于没抓到问题的重点。合作化是好是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有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自愿的叫合作化,非自愿的只能叫集中营。有人甚至说毛泽东的公社化运动就是农奴制,这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当时中国农民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被控制在政府的手里,尤其是我党当年靠打土豪分田地收买人心,这才没过几年就把地全部收回去了,可谓空手套白狼的经典案例。农民在公社的强制要求下进行劳作,多余的粮食被强制收购,58年后更是连迁徙的自由都没有,而且一般的农奴制还没说是一下饿死全国百分之五的人口这么有才的。联想59年在西藏搞得轰轰烈烈的消灭农奴运动,就会发现共产党与西藏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变态农奴制与传统农奴制之间的冲突。 不光农民反对合作化,党内也有一小撮官员向毛泽东开了炮。1955年全国各地乱象浮现,副总理邓子恢紧急叫停,把浙江省的合作社砍掉了1.5万个,引得老毛大怒,说邓子恢的做法“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10】。”将邓子恢一脚踩翻。为了对付这类反动分子,这段时期老毛可没闲着,各种政治运动搞得风生水起。这其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57年的“引蛇出洞”,充分展现出了伟大领袖的政治智慧。57年上半年的时候,毛泽东屡次摆出姿态,说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要知识分子“百花齐放”、“言者无罪”【11】。要不怎么说书生天真呢,马上迫不及待的出来针砭时弊,还以为自己碰上了当世明君,一个个感激涕零。不过这老毛狡猾狡猾的,大鸣大放的场所只限定于部分大字报和座谈会,从中选出一些比较和谐的言论登在报纸上,让众人来了个内部交流、自娱自乐。到了6月12号,情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发文《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右派“最猖狂”,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这反右斗争就像搞合作化一样是带指标的,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中有1%到10%的右派,既然伟大领袖说了10%,下面的人绝对不敢只抓9%,不够的凑也要凑出来,最后500万知识分子中有55万遭了殃。这些人中有97%以上在二十多年后被平反,可惜很多人不是死就是精神失常。 55年的肃反运动也是如此,毛泽东指示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约百分之五”左右【12】,你少抓一个都不行。毛泽东不光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也受到过他的特别关照。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在工业上的投入过大,忽略了民生和基础建设,在56年时写了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个标题是很给老毛面子的,但老毛只在后面批了三个字:不看了。“骂我的我为什么看【13】?”直到58年全国实现公社化,毛泽东欣喜之余仍对周怀恨在心,心说要不是这孙子捣乱,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早就跨上新台阶了,于是旧事重提,向周发难:“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14】。”57年刚反完右,这个“右派”的帽子谁也戴不起,周不得不一次次的作自我检讨,而且将这次教训铭记在心,日后成了打酱油专业户。这一波接一波的运动为中国带来了足够的政治恐慌,从此领导人不敢忤逆毛泽东,知识分子不敢指出问题,老百姓不敢表达不满,只能任人摆布,否则随便一句牢骚都有可能被当成罪证,毕竟老毛的指标不是那么好凑的,老百姓不小心翼翼,官员们就会小题大作。这既为强制推行合作化创造了条件,更为日后的大跃进铺平了道路。 这么一来前期准备都已做好,只等毛泽东一声令下,千万螺丝钉组成的社会主义战车就可以发动起来了。1957年底,毛泽东前去苏联出席莫斯科会议,到场的有几十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取代赫鲁晓夫。毛泽东要想管理地球,除了得消灭美帝以外,也不能让苏联人永远骑在自己头上。斯大林挂点之后,这新上任的赫鲁晓夫又是跟美帝修好,又是裁军,又是削核武器,又是搞修正主义,又是破除个人崇拜,以老毛的观点来看,此人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叛徒,不得人心的软蛋,早就有意取而代之,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为了争取各国的支持,毛泽东在会上显露出了赫鲁晓夫所没有的霸气,大谈核战争:“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全场哗然。毛泽东在会上一边拐弯抹角的削弱赫鲁晓夫的威信,一边在众小国们面前装出副老大哥的样子,极尽傲慢之能事,无怪乎赫鲁晓夫日后评价说:“毛认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认为上帝是他的特使。”【15】 毛泽东本以为自己振臂一呼,可以成为新的武林盟主,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诸小国既不想要苏联老大哥,也不想要中国老大哥,更不想要核大战,“解放全人类”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而且很容易被人当成神经病。毛泽东只觉得是自己的影响力还不够,倍感挫折,前思后想,问题还是出在中国国力太弱上。57年初时老毛曾说:“(苏联)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16】!”60年时亦有言:“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17】。”57年末时赫鲁晓夫说要在15年内让苏联的水泥、钢铁和粮食产量赶上美国,毛泽东一听,小伙子有创意,立刻跟进,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仅仅一周后,《日人民报》便正式推出了“大跃进”这个口号【18】。不过,赫鲁晓夫的意思是在15年后要让苏联赶上57年的美国,毛泽东的意思却是要赶上72年的英国,两者的牛逼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如此深爱军工,大跃进的主要任务当然是炼钢。57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只有535万吨,大约是苏联的十分之一,毛泽东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是高标准严要求,在57年底提出要在五年内让中国的钢铁产量翻到1000万吨【19】。这个年增长率14%的指标已经很不切实际了,要知道我们现在的GDP才保八争十,但毛泽东还不满足,58年初他又放话:明年1000万吨,后年1700万吨,“世界就会震动”【20】。到了58年6月,毛再次提高指标:今年年底,钢铁产量就要达到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倍!很不幸,毛泽东这个人中专学历,常年以自己数学挂科为傲,他的苏联在华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曾说,毛对经济“一窍不通”【21】(由此也可理解他为何如此痛恨知识分子),他对炼钢的认知,确实只有“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这么简单。55年时邓子恢说合作社数量只能翻半番,毛泽东一口咬定要翻一番,最后的结果是翻了一番还不止。既然合作社可以做到,钢铁又有何不可?“思想上有钢就有钢”。 毛泽东一个中专生不懂炼钢就算了,他手下的冶金部长王鹤寿做得更绝,提出59年就要3000万吨、60年就要8000万吨的宏伟计划【22】,毛泽东听“专家”都那么说,自然欣喜若狂。刘少奇当时有句话道破了我国官员一贯的虚弱本质:“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两年就会了,要是一个炼钢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饭吃【23】。”经过历次运动,毛泽东身边的人早就不敢替他泼冷水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搞两年就会”的马屁精,毛泽东在这些人的撺掇下,胃口越来越大。56年的时候毛泽东曾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24】!”才过不到两年,毛泽东便改口道:“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25】。” 这边毛泽东定了指标,你谁敢不完成?58年中国正式进入疯狂的全民炼钢时代,1/6以上的人口参加了这场闹剧,就连外交部的院子里都搭起了炼钢炉。但这炼钢还要考虑很多问题,不是光靠人海战术就能搞定的。首先是原料,铁矿从哪里来?鉴于当时农民普遍已经入社,“便于领导”,干部们一声令下,浩浩荡荡的队伍就上山找矿去了。业余矿工到底效率有限,不能满足需要,干部们灵机一动,又想出一个天才的主意:钢铁回收。把什么公园的铁栏杆铁链子,居民家里的缝纫机水管锅碗瓢盆之类的,凡是能看得见的铁制品,统统扔到炉子里重炼一遍。你说什么,这是胡闹?只要能保住乌纱帽,谁他妈管这么多!煤炭产量跟不上,燃料不足怎么办?还是老规矩,先发动人上山砍树,大肆破坏生态环境。树砍得七七八八了还是跟不上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的步伐,于是又把目光落到了居民家里,一切木制品甚至房子,都可以用来作为炼钢的燃料,一把荒唐火,把农民的财产烧了个精光。你说什么,农民有不满?“交一把镂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根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炼钢还需要炼钢炉,造山寨炼钢炉需要大量砖头,除了拆居民房,干部们又想出一个主意:拆古城墙。问题是,这种土砖窑搭配劣质燃料,根本就满足不了炼钢的条件,一个个缝纫机扔进去,出来的全是铁疙瘩,导致了巨大的浪费。就这么拼了命的造假,还是满足不了毛泽东的要求,这样只剩下最后一招——放卫星了。这“放卫星”如今是吹牛逼的意思,在毛时代却是个褒义词。那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毛泽东立刻就对这个能体现国力的东西着了迷,放话说我们也要抛卫星,要抛就抛个大的,抛个一两万公斤的【26】。后来可能觉得这样太不低调了,于是改口说可以先从一两千斤的开始——苏联的卫星重83.6公斤。当年这牛逼吹的,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新华社58年10月29日报导说,河南600万人齐上阵,日产133万吨铁,10.3万吨钢。按照这个速度,河南人民努力小半年便可完成全国的炼钢任务了。广西一个小县日产钢铁20万吨,另一个县出动7万多人,19小时采煤60万吨,接近57年全国的日产煤量。58年还没结束,1070万吨的指标便顺利完成,毛泽东一时兴起,索性又改成了1200万吨。 钢铁产量都大跃进了,那农业产量也得跟上啊,不然毛泽东拿什么东西出口换设备?三千万国人用他们的生命,吹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成本最高的牛皮:亩产万斤。这亩产万斤还不是随口胡诌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当时全国各地发明了各种奇特的种植方法,例如“密植”法,过去一亩地里撒一两斤种子,大跃进时却要撒一两百斤,结果一斤粮食也收不到,种子统统烂在了地里。还有的地方在肥料上作文章,说粪便经高温熬煮更能发挥效力,于是架起一排排的锅来煮大粪。看过金坷垃广告的人都知道,“三米以上两米以下,藏着让庄稼一百年都用不完的氮磷钾”,当年我国也讲“土地深翻”,以便让根系长到地下数米“吸收养分”,安徽提出一般田挖三尺,高产田挖六尺,卫星田要深翻一丈,男女老幼什么活都不干,就光在那里挖地,挖出来的土拌上肥料再埋回去,“产量至少翻一番”。万一上级领导来检查怎么办?那就把几亩地的粮食移到一亩地里,摆个造型蒙混过关。这么粗糙的手法不可能没有人看破,但是谁又敢说出真相呢? “放卫星”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或许都只是一出不可能发生的闹剧,但放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却有它的必然性。大跃进那个年代不仅“插红旗”,还要“拔白旗”,批评、撤换那些产量不达标地区的官员,光是丢掉乌纱帽都算走运的,要是一不小心给你整个反革命出来,那你以后的地位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而且老婆孩子都要跟着遭殃,所以头可断血可流,党票万万不能丢。毛泽东定个100的指标,你最低限度也得吹个105吧,问题是万一某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官员吹到了150,老毛立刻又会抬高指标,你之前就属于吹牛不合格,必须重吹一次,这谎言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是吹牛要上税的场合,人们反而吹得越起劲。俗话说树多生杂木人多出怪物,要求所有官员都不吹牛就跟要求他们不贪污或者是要求老百姓入了社还拼着老命种地一样不现实,问题并不出在这些人的身上,而是毛泽东统治之下的中国,其他人不仅没有说真话的权利,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57年时《日人民报》的总编邓拓仅仅是没有及时发出老毛的最新指示,就被逼得辞职,河南省书记潘复生曾要求毛泽东降低河南的粮食征购量,结果被下放到了西华农场,换上来的吴芝圃则是一号科幻大王。在这种环境里,越是忠臣越被发配,越是渣滓越能上位,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早就劳改去了,毛泽东身边剩下的不是软蛋就是阴人,他自己又是个自作聪明的傻逼,简直是无敌了。 亩产万斤看似荒诞,其实真把现代人放到那个环境里,还真由不得你不信形势一片大好:《日人民报》登满各种喜讯,个个有图有真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丰收曲》里,河南某公社当场从一亩地里称出萝卜28万斤,更有毛刘周邓四人在农村指导工作的画面;当时的人民英雄钱学森则写了一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只要能充分转换光能,亩产就不止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再增长“二三十倍”。从媒体到领导到专家全都这么说了,整个社会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你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各地照搬那些卫星大户的种植经验,即使亩产没有提高,也只会认为是自己没有学到其中的精髓,就像看不到皇帝的新衣,他们只会以为是自己太笨,还羞于说出口一样。在一个信息被严格封锁的一言堂社会,只要官方开动宣传机器,任何假的东西都可以说成是真的。 前文说过,在粮食统销统购制度之下,收成越高,向国家上缴的粮食也就越多。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大约为4000亿斤,由于公社化对生产力的破坏以及大炼钢铁对农业的影响(当时青壮年都上山砍树挖矿,秋收时庄稼一片片的烂在地里,妇女留守公社,因此被人讥为“人民母社”),59年产量已经急剧下降到了3400亿斤,60年下降到2870亿斤【27】。但征购指标却是水涨船高,57到58年为920亿斤,58到59年为1125亿斤,59到60年为1214亿斤【28】,在这种情况下,饿死人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而且越是穷折腾瞎扯淡的省,死亡的比例就越高。 农民当然不可能乖乖交出性命攸关的粮食,征购工作遭到了巨大阻力。饥荒的报告一份份丢到了毛泽东面前,而毛泽东这时正沉浸在盛世崛起的幻觉指中,当然不愿意相信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他认为所谓的“饥荒”是农民缺乏觉悟的表现,实际上是不愿意把粮食交给国家所找的借口,下令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29】,将粮食征购和反右挂钩。各地干部面对上级催粮如催命,只能组织“逼粮队”去农村上演血腥全武行。以河南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为例,实际产量1191万斤,上报产量4610万斤,征购指标1200万斤,比该公社的总产量还高。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社员不仅一粒粮食都不能剩下,还得倒吐几口出来,最后36691名社员死了三分之一。除了饿死以外,其中还有一千多号人是因逼粮被活活打死或者自杀身亡【30】。 其实毛泽东早在55年就收到过湖南因农业合作化而导致饿死人的报告,因此有许多人认为老毛对下面的情况其实知根知底,只是为了他的霸业而故意牺牲了中国农民。真要是这样的话老毛这个人未免也蠢得过头了一点,他这一番闹腾是把中国的农民给弄死了,问题是炼出来的钢也不能用啊。其实老毛的行为非常容易理解,而且在当今社会极为普遍。你想想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沐浴在CCAV和环球时报的春风之下,就算此时有人揭露出一点社会现实,爱国青年们无非也就是什么汉奸网特轮子美分之类的一砖头招呼上去。独裁者在封住别人嘴巴的同时,其实也顺带堵上了自己的耳朵,老毛虽然能听到一丁点反面的声音,一个整天听惯了吹捧的人却只会把这想成是背后瞒产私分之类的阴谋。被统治者也不能说是一点责任也没有,搞合作化时他们看危害不大于是迎合了老毛,搞大炼钢时他们觉得还可以忍受于是再次迎合了老毛,他们就像温水里被慢慢熬煮的青蛙一样逆来顺受,只要还有一点退路就绝不反抗,把统治者娇惯得不可一世,等真到死人的时候再想反抗却发现已经太迟了。 在饥荒蔓延到城市之前,不少农民选择了逃荒要饭。但那个年代农民就是想进城都不容易,毛泽东知道他们小农阶级意识浓厚,不肯为伟大祖国奉献力量,影响了自己的宏图霸业,因此一直反对农民进城务工,到58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的将中国人分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这两个等级,形成了制度性的歧视。大跃进后农民大量流入城市讨饭,我党又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将逃荒农民称之为“盲目流动人员”,简称“盲流”,社会上掀起一片批判之声,说这些人是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白天要饭晚上下馆,城市人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农民口中的“饥荒”也就成了用来骗饭的谎言了。农村出了那么大的事,城里人愣是毫不知情,可见言论封锁足以创造出一个“和谐社会”。通知下来之后,各地派民兵守住各大道口,把农民封在家里等死,导致了各种吃人肉甚至“易子相食”之类悲剧的发生。无论是饿死也好,被打死也好,被逼自杀也好,被吃掉也好,任何一个大跃进的牺牲者,无疑是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 基层干部对下面的真实情况当然是了解的,但专制国家的一大特点是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所以面对农民和政府之间相矛盾的利益诉求,这些人会站在哪边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中国是讲人性没人命,你做个良心人士不仅对大局毫无影响,说不定还把自己搞成了劳改犯,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存活率连农民都不如。套一句爱国青年常说的话:这社会就是这样,既然不能改变,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去适应吗!反正横是死竖也是死,当然是死农民不死自己。讽刺的是,许多国人的目光只能看到这些基层的执行者,而看不见背后那些决策者,最后基层干部落得两头不是人,不仅被老百姓看成十恶不赦的魔头,还被上层当成了替罪羊,搬到前台供民众泄愤。真正的罪魁祸首不但没人追究,反倒成了大英雄、大救星,至今还以水晶宫主的身份被后人膜拜着。 农村这边饿得连埋尸体的力气都没有,毛泽东那边还是捷报频传:征购形势大好,收粮任务提前完成,明年可以争取超额征购,出口计划提前完成,共产主义国家纷纷发来贺电,开口就是管中国要粮食……我靠,这粮食是泛滥成灾啊,老毛都不知该如何处理了,“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31】,“一天吃五顿也行吗”【32】,诸如此类昏话层出不穷,甚至还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自绝后路。但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跟毛泽东一样昏庸,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份万言书,列举大跃进工作中的种种失误。这份材料所反映的内容相比中华大地上实际发生的惨剧而言,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但毛泽东还是对彭德怀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批判,罪名从反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直到反党反人民、里通外国、组建军事小集团、生活太简朴肯定是装逼等等,甚至翻出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说彭德怀抗日太积极,消耗了我党用来内战的有生力量,“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33】。”在饥荒蔓延的同时,庐山上却在酝酿新一波的反右倾运动,除了彭德怀本人以外,少数敢站出来替他说话的人也纷纷遭到清洗。剩下的聪明人见势不妙,立刻掉头转向,例如柯庆施、薄一波最初带的都是批判大跃进的材料(这种所谓的“批判”,是在承认大跃进已经取得光辉战果的前提下,不痛不痒的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完全是走过场,其内容不会比如今的两会更不和谐),一见彭德怀被放倒,连夜组织人写赞美大跃进的材料带上庐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做得更绝,他在庐山的情况传出去之前就把彭德怀的意见书下放给了四川各级官员,要求众人写读后感,之后以此为依据抓人,将老毛的绝招“引蛇出洞”活学活用到了极致【34】。 毛泽东本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清理掉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便可以继续“高速跃进”,但人们就是再害怕政治运动,也不能因此就活活饿死。庐山会议结束不过两个月,各省终于到了牛逼再也吹不下去的地步,第二轮大炼钢已经是无心更无力,城里人终于也体验到了饥饿的滋味(由于我党采取保城市不保农村的策略,所以城里的情况远不如农村严重),在饥荒持续了一年多之后,我们伟大的领袖,终于不得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了。面对再也掩盖不住的事实,毛泽东开始感到空前的压力,整过无数人的他唯恐失去自己的权力,不敢承认自己在大跃进中的错误,只能想法设法的推卸责任,接连推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和“苏修逼债”两个谎言,不了解农村情况的城市居民自是信以为真。实际上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提出要提供援助并让中国延期还款,问题是此时毛泽东已和赫鲁晓夫交恶,而且这帮苏联佬还悍然攻击我党的总路线,妄图干涉我国内政,老毛自然不会吃这嗟来之食,反而打肿脸充胖子,提前还清了外债,“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35】。”这确实是个神奇的国度,什么人间奇迹都创造得出来。老毛还要求干部们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表示不吃自己最爱的红烧肉,让纯朴的中国人民感动得涕泪横流。老毛确实是没吃红烧肉,但却迷上了西餐,61年时老毛的菜谱包括意式奶猪、咖喱牛肉、奶油鸡、鸡蓉鲍鱼汤、黄油鸡排、生菜大虾等几十道西菜【36】,对当时的绝大多数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 倒是之前跟着毛泽东一起发高烧说胡话的刘少奇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1962年终于忍无可忍,在七千人大会上脱稿讲话,说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番讲话引动了毛的杀机,但也引起了与会干部的强烈共鸣,尽管林彪和周恩来仍站在毛这一边,但此时已是大势已去,民意终于到了再也无法靠阶级斗争压制的地步,老毛只能被迫接受刘少奇的纠偏方案。刘少奇也绝对不想跟毛泽东翻脸,两人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讨价还价,主题是“如何在不损害伟大领袖威信的情况下停止大跃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仍不断有人在饥饿中死去。为了不削老毛的面子,刘少奇对大跃进做了冷处理,“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37】”,大跃进依然不容置疑光辉正确,不承认错误,但也不继续犯错,假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反正谁也不准批判老毛,更不能追究他的责任。至于彭德怀这帮人,绝不平反——老毛最害怕的就是“反攻倒算”。 饥荒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是包产到户,让农民搞自留地,二是放弃高指标。双管齐下,问题立刻迎刃而解,难怪有人开玩笑说: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体现在可以克服别的主义下根本不存在的困难。老毛对包产到户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安抚他的情绪,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但农民有了自留地,对合作生产毫无兴趣,集体田里杂草丛生,无人问津,其实只是留了个空壳而已。实际上在刘少奇纠偏之前,各地就已经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安徽省书记曾希圣之前也是执行大跃进的狂热者,导致安徽成为重灾区,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立刻转向了包产到户,为了避免激怒老毛,换了个名目叫“责任田”。曾希圣的责任田遭到自己的上司柯庆施的反对,曾希圣将其硬顶了回去。之后毛泽东亲自出面批判,曾希圣依然阳奉阴违、我行我素,这无疑让老毛无法接受,在七千人大会上痛批曾“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撤了曾希圣的职。而刘少奇只想把大跃进停下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其它方面对老毛尽力迎合,因此冲上去给曾希圣补了一脚,大谈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的惨剧,把罪过全部算在曾的头上。吴芝圃掌管的河南和李井泉掌管的四川境内虽然也是饿殍遍地,但他们俩的下场就没有曾希圣那么凄惨,直到文革时才栽在红卫兵的手上。 从表面看,大跃进已经悄悄结束,社会重新走上了正轨,实际上背地里却潜藏着一股暗流。老毛被踢出经济决策队伍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成了新的领头羊,老毛的发展计划被全盘否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党内的官员对大跃进是知根知底,已经不值得老毛依靠,党外却还有着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们对上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在官方的宣传下仍然坚信是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出了三年自然大灾害的困境。毛泽东开始转移工作中心,狠抓阶级斗争、政治教育和个人崇拜,而刘少奇仍不知大祸临头,放任老毛做他想做的事情。殊不料到了66年,老毛利用群众,将在大跃进中力挽狂澜的刘少奇等人一一踩在脚下,掀起了一场新的文革闹剧,此乃后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有言,近代的几次大饥荒并不完全是源于食物短缺,而是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主要的饥荒都不是发生在民主国家,即便是在那些非常贫困的民主国家。”我国抗战八年死了不到两千万人,大跃进三年便死了至少三千万,可见专制暴政之害,有时更甚于外敌的入侵。如今五十年过去,网络上有反日的反韩的反美的反民主的,但极少见到有人会去反思大跃进的,我党也不乐于让人们讨论他们过去的丰功伟绩,就像毛一样听不得任何批评。酿成悲剧的土壤并没有消失,死难的同胞却没有纪念日,几乎被人彻底的遗忘。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人口死亡率飙升至25.43%,远高于57年的10.80%和1963年的10.04%(此数据被毛派篡改并于网上大量张贴,试图在搜索引擎上覆盖国家统计局的原版数据),可见确实存在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但对于具体的死难人数则有多种说法,上至五千五百万下至毛派坚称的一个都没有。多数研究者认为死难人数在两千万至四千万之间,如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国史札记》)的三千万、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墓碑》)的三千六百万等,具体技术细节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中共至今对遇难人数都没有一个官方说法,光从此点已经足见其内心的恐惧。 【2】详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3】1958年8月9日于山东视察,《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人民公社好》,人民网 【4】1957年1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毛泽东思想万岁》 【5】《农村未来》1988年第二期 【6】《党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 【7】刘少奇1955年12月29日讲话“努力设计和生产新的轻工业品”,刘少奇纪念馆,人民网 【8】1955年和李先念、邓子恢的谈话,《党史研究》1984年第四期 【9】1955年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毛泽东思想万岁》、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等 【10】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11】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12】《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13】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14】同【13】 【15】关于莫斯科会议,详参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打掉赫鲁晓夫的权威》一节 【16】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17】1960年7月毛泽东同薄一波等人的谈话,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8】《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日人民报》1957年11月13日 【19】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20】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21】《向农民开战》,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22】《大炼钢延祸全国》,丁抒《人祸》 【23】同【22】 【24】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 【25】1958年6月22日《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 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26】同【20】 【27】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引自杨继绳《墓碑》 【28】同【27】 【29】1958年2月22日《中央转批一个重要文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30】《祸起中原》,杨继绳《墓碑》 【31】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 【32】《毛主席到了徐水》,《日人民报》1958年8月11日 【3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34】庐山会议其实是部非常喜感的宫廷剧,限于篇幅不作介绍,详参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35】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36】《60年代初的西餐菜谱》,《毛泽东遗物事典》饮食起居篇 【37】王光美《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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