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

法广 | 中国/政治: 首次公布的中央三公经费被指至少低报了七成

首次公布的中央三公经费被指至少低报了七成 中国银行合肥分行30092010 Reuters 路透社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中央国家单位首次向公众报出了“三公”经费的支出数额,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与运行费以及公务接待费,统称“三公”经费的支出,合计为94.7亿元。不过,由于没有独立审计力量的介入,官方首次公开的这三类经费,均来源于中央各部门的自行上报,其准确性和可信度都难免大打折扣。 千呼万唤始出来!中央国家单位终于首次向公众报出了“三公”经费的支出数额。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与运行费以及公务接待费,统称“三公”经费的支出,合计为94.7亿元。其中,出国(境)经费17.73亿元,车辆购置及运行费61.69亿元,公务接待费15.28亿元。现在,人们热切期待着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早日公开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 据《新世纪》-财新网的报道,不过,不能不看到,由于没有独立审计力量的介入,官方首次公开的这三类经费,均来源于中央各部门的自行上报,而这样得来的统计数据,其准确性和可信度都难免大打折扣。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为15989.73亿元,而中央单位的行政经费合计为887.1亿元,由此可大致计算得出,中央政府的行政经费占中央本级支出的比重为5.54%,而中央“三公”经费占行政经费的比重为10.68%。 不过,根据财政部综合司此前的研究报告,1978年以来,中国行政管理费的增速总体上要快于财政支出的增速,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2006年,中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4.7%提高到18.3%。如果按照2006年的这个比重,和去年中央本级支出的总额来计算的话,便不难得出,2010年的中央行政经费 =15989.73X18.3%=2926.12亿元;而去年的中央“三公”经费则 =2926.12X10.68%=312.51亿元,而非此次财政部所汇总的887.1亿元和94.7亿元。 由此可见,假定2007年至2010年中央行政经费和“三公”经费均为零增长的话,这次刚刚公布的2010年中央行政与“三公”经费的数据,相比实际支出的最少也要低报了七成。不仅如此,考虑到上述统计基本上局限于预算内资金,而“三公”经费及国内公款旅行费用等,很大部分都游离于预算之外,因而,这样的测算仍属保守估计。究其原因,在中国政府支出的分类科目中,并没有专门设立对应于“三公”消费的项目,“三公”经费实际上散落在各类行政经费支出中,而且数额动辄以亿元计,其具体流向局外人根本无从一窥究竟。 《新世纪》-财新网的这篇报道又说,因此,“三公消费”要公开,关键是公布的科目要细化,而非给个笼统的项目名称,或者冠以专业术语,让人雾里看花。再者,“三公”经费要想改头换面也并非难事,除了处于财政预算之外的使用便利,还有各种变化途径。例如,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三公”的管控力度,一些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开始向下级地方政府部门转移,比如,中央部门公务员借用地方驻京办车辆,一些中央部门将“三公”经费转嫁到企业头上,行政领导机关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将经费交由下属企业、事业单位报销等“内部费用外部报销”的情况并不少见。 此外,即使各部委具体的统计报表得以公开,种种所谓的“其他”科目仍能起到一叶障目的作用。比如说,今年4月,国家科技部在各中央部委中率先公开“三公”经费,其三项开支预算为4018.72万元,科技部的总经费是198.10亿元,而预算支出说明中的各项“其他支出”竟高达69.50亿元。这其中究竟包含有哪些内容,是否也有“三公”性质的消费隐匿其中呢?联想到中央各部门随后将公布2010年度“三公”经费的决算数据,和2011年“三公”经费的预算情况,不知能否逐渐解开人们心中的疑惑呢? 关键词 中国 – 公民社会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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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电讯(7.8)——百无一用是书生,万无一用是思想

1. 木然:我的思想哪去了?这个问题都不太好意思问,百无一用是书生,千无一用是学问,万无一用是思想。权力者是财富结的亲家,是思想的死对头,一个新财富的出现,权力者总以追求政绩的方式据为己有,一个新的思想出现,权力者本能地就会反对。 2. 重庆南川“红色经典主题公园”项目经过市级宣传文化部门组织论证,认为该项目落户南川及重庆不合适。根据合作双方《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决定终止该项目协议。 3. 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至三江口的二级公路在暴雨中下陷坍塌,导致 2 人死亡 2 人受伤。发生事故当日,该条公路刚刚完工并试通车。当地原准备第二天正式通车。 4. 青岛胶州湾大桥,目前通行票价最低为小车 50 元,胶州湾隧道通行票价最低为小车 30 元。平均每公里超过 1 元钱的收费引发了收费偏高的质疑,网友称胶州湾大桥恐怕是全国收费最贵的大桥。回应称已让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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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牛粪——红歌热之彻底观察

作者: 关不羽  |  评论(1)  | 标签: 红歌 , , 装疯卖傻 印度的种姓制度闻名于世。表面上看,严重失衡的等级制度仿佛尊贵者绝对优势的样子,其实未必。最底层的贱民对高种姓者也有反制的办法。自古以来,高贵的婆罗门就尽量避免去贱民的居住区。因为他们走过那里时,贱民会向他们抛掷牛粪。在印度教教义中,牛粪确为圣物,把尊贵的婆罗门搞得一身牛粪当然是最高敬意了。虽然一脸虔诚是婆罗门的义务,但是“满怀敬意”的牛粪还是牛粪,至少绝大部分人还没有脱俗到不辨香臭的地步。但真的急不择路了,就得自认倒霉惹上一堆牛粪。满身异味,还得硬撑着满脸虔诚的严肃,决不能有怨言。 由红歌热联想到神圣的牛粪,是受隔壁张老太的启发。老太挺活泛的,是公园老年合唱队的主力,据说那也是远近一景。我去观赏过,红歌居多,声音洪亮整齐,确实不错。红歌潮起,老太的专长充分发挥,唱完本街道,还要去别的街道“走穴”,忙碌了起来。老太曾经喜滋滋地告诉我,街道里出去唱红歌,包两顿饭,还组织一次周边的旅游。我自然是同喜——对她微薄的退休收入而言,这也算不小不大的收获吧。直到梅雨、高温接踵而至,老太的“红色热情”显著降温。回到了纳凉闲聊啃西瓜的传统项目中。街道干部只好亲自来邀请,老太冷淡地说“这么热的天,搞不动了。”街道干部低眉赔笑,很有刘皇叔请卧龙的风范。老太最后很不屑地说:“我们街道最抠门,两顿盒饭就不讲了。啥个短命旅游?去乌镇,我自己不会买长途汽车票啊?XX街道组织去黄山,来请我,我也懒得去……”我看到街道干部的表情在一分钟内迅速变化——媚笑、惊讶、恼怒,最后无奈,只好走开。老太虽然故作镇静,但是多少还是有点遗憾的样子。我想,她大概是有点后悔了——不提黄山而是三清山的话,大概还有商量的余地。总之,老太的演艺生涯趋于没落了。对本街道的红歌事业是不是有冲击,我就不得而知了。大概是不会的,最坏也就是稍微提高下两顿饭的标准,或者旅游的规格吧。街道作为一级政府,这点钱还是有的。 据说,唱红歌是为了某种“纯洁的信仰”、“高尚的道德”,是虔诚而神圣的活动。我没看到张老太经过红歌洗礼后更纯洁、更高尚了——按照红歌指向的时代衡量。在那个时代,她这的“几顿饭、什么山”肯定要被扣上一顶“不道德”的帽子,甚至被批斗之类的。但是,放诸今日,老太的行为是再正常不过了。政府也不能白使唤人啊,劳动力可以货比三家,可以供销议价,可以无风险地拒绝。我觉得这很正常、很道德,张老太也如此,甚至被拒绝的街道干部也如此。这样一群人,听红歌、唱红歌、组织唱红歌,构成了一个仪式。其中有多少纯洁的信仰、深情的感恩,大家心知肚明。 唱红歌,本来没什么。那代人不唱红歌唱什么?流行歌曲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青春已经蹉跎。尽管他们也曾是混血大帅哥费翔的粉丝、曾被《橄榄树》深深感动,但是红歌确实是他们唯一被训练过的歌喉。何况扯喉咙喊的铿锵有力,对肺活量也有些好处。其中或有真诚的怀旧之情,不难理解。无论多么痛苦艰难,每个人的青春依然在记忆中美好如处子;每个人的现实都是不如意,情感的指向总在“过去的好日子”。但是真以为张老太们盼着回到排半天队买二两猪膘三两碎豆腐、成天搞运动的“好日子”,那和相信神圣的牛粪中真有敬意一样滑稽。 至于机关、国企,本来就是卖给你八小时。你说唱唱歌,那就唱唱歌吧。胳膊拧不过大腿是实,大腿给胳膊发钱也是实。不过八小时之外还要折腾,也是麻烦。好在今天已经不是领导耍横通行无阻的时代了,加班费或别的补偿是心照不宣的。即便如此,诅天咒地的牢骚也是多的,并不全是腹诽心谤的雅量。最可怜的是学生吧。实在没什么好补偿的,且教育还是个学生、家长的义务。只好高亢嘹亮之后,回去加倍靡靡之音、“精神毒品”算是自我补偿——这是族中小孩告诉我的,辞色间不大和谐的样子。这些难道是“深受教育”、虔诚信仰、高尚纯洁?不沾边的。 其实,以当局今日的财力,要红歌热,还是邓丽君热,都是轻而易举。对张老太们而言,换成邓丽君刘德华还是陈冠希,稍有些问题,但也无非是几顿饭、什么山的问题。“人心不古”木已成舟,若追问下去,何尝“古”过都值得怀疑。红歌一统天下的时代,被某些人渲染得圣徒般纯洁,其实,即便在最险恶的环境下,“经济主义妖风”也不曾消失。城市里,同工同酬、提高奖金之类的诉求照样突破重围、掀起风潮。农村里,被剥夺了土地、劳动自由、迁徙自由的农村,沦为政治无效阶层的农民照样以怠工、消极的方式做“与尔偕亡”的经济斗争。以强权的恐怖包装禁欲主义政治话语,可以制造沉默与畏惧,逼迫大众假装圣徒,但是要吃饭、要过日子的芸芸众生怎么可能断绝经济理性?只有满口天话的婆罗门才相信恐惧、忍受和服从是出于真切的敬意与虔诚。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遮蔽真相的卖力宣传,可以把恐惧的力量延长一段时间。但是,过日子、过好日子的市俗欲望终会把这些污秽洗涤干净。 我不清楚今天的高等婆罗门乞灵于旧仪式到底是何打算。当他们堂而皇之地三公消费、楼堂馆所、富甲天下、封妻荫子、妓妾成群、鸡犬升天,他们真相信穿上旧圣袍、哼起旧圣歌、搞搞旧仪式,就会唤起虔诚信仰、换来满怀敬意?大众可以怀疑他们的操守,不必怀疑他们的智商。他们自己也是断然不信的。他们也有经济理性,一向计无遗筹,应该清楚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馅儿饼。因此,我总怀疑他们的卖力表演,只是单纯的秀。秀他们满口天话的庄严,秀他们一呼百应的威仪,秀他们高贵纯洁的权力谱系。当然,也许真有秀着秀着自己当真了,陶然怡然、忘乎所以的妄人。光腚大游行展示新衣的皇帝,后来也觉得自己真的穿上了天衣吧——当然,总有些看客会被皇家气象、宝相庄严感动莫名,真以为神光再次普照大地了。那不是疯狂,而是傻了——疯狂总是一次性消费,“再来一遍”的无疑是傻子。而这一切装疯卖傻都在高等婆罗门们假装虔诚的仪式中光怪陆离着,那是他们的游戏。 仪式的味道已经变了,欢呼与掌声必须响亮,大众的目光却聚焦在陛下的底裤。神圣的牛粪已经准备得妥当,就等冠盖与鼓吹逶迤而来。 曾经千娇百媚、驯服工具的媒体也是今非昔比。诸如红歌治癌症,红歌治不孕症,精神病人高唱红歌,监狱犯人高唱他们是什么什么接班人,在媒体上煞有介事地报道传播,一本正经地制造美谈。谁扼住舆论的喉结,它就用阉人般的尖细嗓音为谁唱赞美诗。 而更恼人是草根微薄对神圣仪式的大不敬,《密西西比湖水浪打浪》、《没有共和党就没有新美国》,到底是出口转内销还是传经送宝,真不好说。 假正经的谐谑、戏仿的反讽暗通款曲、一唱一和。而在市井中,我的朋友张老太那样,乘机搞几顿饭、看什么山,最为实惠、得体。我一直认为,《天龙八部》终场为慕容公子山呼万岁的小孩们,其实是《皇帝新衣》中小孩的2.0版,不必忧心忡忡地担心他们会成为买火柴的小女孩或被大灰狼欺骗的小红帽。因为张老太们比谁都明白糖果是甜的,“万岁”是假的——他们已经饱经沧桑。 好了,一切准备妥当了。高等婆罗门鱼贯而过,牛粪味儿的狂欢气氛四处弥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应该知道,这场华丽、体面的仪式已经完全走样变味了。但是他们不能动怒,因为厚厚的脂粉掉落下来的话,就失去了虔诚的脸;也不能逃避,尽管是雨点般的牛粪,那也是他们自己营造的“神圣”。没有仓皇狼狈的队伍,整齐、从容、淡定地接受了牛粪的洗礼。这是何等奇妙的景象?世界上最糟糕的剧作家莫过于以正剧的笔法写喜剧,却创作了一出闹剧。应该承认,这也不容易。 牛粪热,不,红歌热过去了,神圣也过去了。这个世界一切照旧,该漏油的漏油,该瞒报的瞒报,郭美美挥舞着红十字,谢霆锋VS张柏芝——这是什么样的人间?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关不羽的最新更新: 莫拿高考当替罪羊 / 2011-06-23 20:45 / 评论数( 4 ) 南科大,播下的是跳蚤,能收获龙种? / 2011-06-10 21:46 / 评论数( 4 ) 谣言与国家统计局 / 2011-05-20 22:32 / 评论数( 2 ) “个人所得税”的真相 / 2011-04-28 21:56 / 评论数( 10 ) 中国废除死刑问题面面观 / 2011-04-14 22:49 / 评论数(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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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公布去年三公消费实际支出489万

各部门对“三公消费”欲说还休,与公众的期待值距离尚远。图/东方IC   本报讯 去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489.18万元,今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162.62万,比去年实际支出缩减超过三成。昨天,中国工程院发布去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据和今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成为继科技部之后又一个响应国务院号召晒三公经费账本的中央部门。其所公布的去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据,则是中央部门第一份曝光的三公经费决算数据。   昨天傍晚,中国工程院在官方网站首页贴出“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情况表”,共分2010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两栏。   决算数据显示,中国工程院去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489.18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239.09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58.5万元,公务接待费91.59万元。   2011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则只公布了因公出国(境)经费一项,总计为162.62万元,相比去年该项经费的实际支出,今年预算缩减超过三成。今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两项数据空缺。   记者昨晚致电中国工程院有关负责人,咨询预算表中两项经费数据空缺的含义,没有得到相关解答。   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这在中国工程院此次公布的情况表上得以显现。   在中国工程院此前公布的本年度财政预算中,支出仅有外交、科学技术、住房保障三项,三公经费未予体现。此次可谓针对三公经费的专门发布。   中国工程院在备注中特别说明,表中“决算财政拨款支出数”是实际支出数,包括使用当年预算、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不包括当年国库集中支付结余数,与预算执行数口径不同。而“财政拨款预算数”则指当年申请的财政拨款。   ■记者观察   公布三公消费多数部门爽约   针对备受瞩目的三公经费,国务院曾三令五申要求中央部门压缩预算,并明令要求各中央部门务必于今年6月将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会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中央政府履约,首次向全国人大报告三公支出情况。   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支出合计94.7亿元。   专家认为,此举意味着我国三公费用逐渐迈向透明化。然而,中央部门各自的决算及预算的透明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在国务院要求公开三公费用不久,科技部就率先响应号召,在财政拨款支出说明中以文字的形式公布了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然而,科技部的积极响应并没有得到其他部门的追随,反而变成“孤家寡人”,至今鲜有部门效仿。   不过,中国工程院的公开之举也打破了“今年尚无中央部门公开各自2010年三公决算”的纪录,使这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成为今年第一家公开自己三公决算的中央部门。   对于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的公开问题,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6月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报告时表示,中央各部门2010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由本部门向社会公开。   按照国务院制定的时间表,第一家公开2010年三公决算数的中央部门已经迟到一周,也就是说,除科技部之外的其他中央部门对此承诺纷纷爽约。   由此看来,处于舆论重压之下的三公经费,从暗室走向室外仍有很大距离。对于公众一直期待透明公开的三公经费,至此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商西 孙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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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北京首次公布中央单位三公开支

星期五,中国财政部向人大常委提交中央单位的财政决算,透露中国中央单位的三公开支为九十四点七亿元人民币。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央单位真正的三公开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公费出国、公费吃喝、公费用车,在中国被称为三公支出。多年以来,中国政府部门到底花费了多少三公支出,一直是一笔糊涂账。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五批准的中央单位财政决算中,这笔三公开支首次被披露出来。北京的京华时报报道说,财政部汇总的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机构的三公开支,合计为九十四点七亿元人民币。 报道说,由于受到中国民众的强烈质疑,今年中国国务院召开多次会议,要求压缩中央部门的三公开支,并要求各机构上报三公经费支出数额,以便向社会公开。 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分析说,九十四点七亿元的三公消费,似乎数量并不是太大,但由于没有详细说明,因此很难衡量这些三公消费是否过多。 “我觉得蛮难判断的。原因是它只有总数,没有细节,它这样公布是有它的道路的。让你没法追踪,没法判断那个数字是多了、少了。你要是不知道它到底是用于什么用途,它到底那个部门用了多少?没有这个细节,你什么也判断不了。” 他也认为,被公布出来的数字,肯定比真实的三公支出数额小得多。 中国政府官员的三公消费到底有多少,历来都是中国民众感兴趣的话题,而其真实数额也难以估算。有香港媒体报道说,中国每年仅公款吃喝的款项就达到六千亿人民币,超过中国每年的军费两倍以上。也有中国的权威机构表示,中国政府部门每年”三公支出”的整体数据约为9000亿,占中国政府行政开支的三分之一左右。 “我想这是中央政府试图堵大家的嘴。二十多年了,年年大家讲三公支出,中国的媒体也公布过每年大概用在三公支出上的开支十几年前每年就五、六千亿。这么多年下来累计恐怕有几十万亿了。这个做法可能就属于堵嘴的做法。公布一个数字,反正不告诉你内部的分类,也不告诉你是谁花的,等于向公众表明,我政府已经公布了这个数字了,你们不能再说我不公布。” 中国一位网络作家刘先生认为,中央单位真实的三公开支,肯定远远超过公布的九十四亿。 他解释说,财政部透露的数据,只是中央单位帐目上的表面数据,实际上绝大部分中央机构的三公支出,都是由下级单位和国有企业买单。 “这个数字远远低于真正的三公支出,实际上除了一些正常的三公消费以外,最主要的三公开支并不是表面上的,往往都是下级单位,小金库,各种各样其它支出的名义然后来为这些上级单位进行单独开支。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贿赂。尤其是中央直属机关,它们的权力大,所以下面上贡的就更多了。上贡的三公开支其实远远超过它现在公布出来的数字。”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出国(出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希望能遏制中国不断上涨的政府三公支出。不过刘先生认为,全世界各国的例子都说明,在缺乏独立机构和社会舆论监督的体制下,政府支出只会快速膨胀,遏制三公开支同样难以做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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