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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浙江访民卢章根控告法院遭报复劳教(图)

(维权网信息员关小令报道)家住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白竹乡李坑口村访民卢章根,因控告法院枉法判决,遭到政府报复拘留和劳教。 访民卢章根因夫妻矛盾不可调和起诉到法院要求与妻子胡德球离婚,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2001 年 4 月 25 日 清早,访民卢章根赶到胡德球娘家,手拉妻子胡德求跟他一同回家,没想到,岳父胡宝方手持木棒,岳母手持扁担上前阻止,要打卢章根,于是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胡宝方和卢章根都受轻微伤。 4 月 26 日 晚 9 时许,胡宝方的儿子胡火根带着 4 个人到卢章根家,强行将卢按倒后捆绑并戴上手铐押承壶镇派出所,强迫要其承认给胡宝方造成了伤害,拿出一万元遭卢拒绝,在壶镇派出所非法关押三天勒索不成后,才由警察吴升有将其押关到缙云县公安局审讯办理拘押手续。 卢章根说,岳父胡宝方仗势欺人,活动公安做假证,将他起诉到缙云县法院,该院于同年 7 月 5 日 作出( 2001 )缙刑初字第 100 号刑事判决书,以卢章根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同年 7 月 11 日 缙云县法院又作出( 2001 )缙刑初字第 100 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卢章根赔偿原告胡宝方医疗费、误工损失、伤残补助费、护理费、伤检费、取钢板的医疗费、交通费、复印费共计 20570 元。 卢章根依法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2001 年 8 月 3 日 ,丽水市中级法院作出( 2001 )丽中刑终字第 122 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出狱后,卢章根依据事实证据再次向丽水市中级法院提出申诉, 2006 年 9 月 26 日 ,该院作出( 2006 )丽中刑监字第 7 号驳回申诉通知书。接着,被告卢章根向浙江省高级法院提出申诉,该院于 2009 年 6 月 5 日 作出( 2008 )浙刑监字第 33 号驳回通知书。 卢章根向最高法申诉, 2009 年 11 月 24 日 ,最高法立案庭作出( 2009 )刑监字第 297 号立案庭通知书,作出“本院决定不对该案提起再审。” 访民卢章根法律程序走尽,仍无公道可讨,被迫长期漂泊北京申诉,地方政府官员利用公权,对卢章根进行捏造事实,非法拘留、劳教等手段报复迫害。 2007 年 1 月 17 日 ,时任缙云县驻京办主任林子通,捏造访民卢章根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要向中央领导反映问题,同时伪造府右街派出所文书,将卢绑架回地方,被缙云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 2009 年 10 月 16 日 ,缙云县公安局又以卢章根“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予以刑事拘留。 2009 年 11 月 15 日 ,被丽水市政府非法报复劳教一年零六个月。 访民卢章根说,我在上访申诉期间,政府怀疑我向中央有关部门举报缙云县政府非法更改缙云至台州高速公路线路,造成毁地 600 多亩,损失数亿的案件有关,对我更进一步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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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用自己的血来写一切

作者: 杨银波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注:近日奋力于创作,少有将多篇已发表文章转载于大陆博客、微博。本文删节一半的版本,名为《我唯一的呼吁:用真心,写真事》,被收录于2012年6月独立中文笔会“真相与文学:中国的纪实文学”香港研讨会专刊。以下是未删节的全文。 这条路,已接近十年了。十年以后写这篇文章之时,我已喝得酩酊大醉。我要说真话。 我,以调查起家,从广东的一家大型农场,到数以千计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工伤纠纷等各类个案,再到底层贫困调查、异见人士专访等等,直到如今做摇滚歌手,都力求一个字,“真”。描述得好与不好,形象不形象,动人不动人,震撼不震撼,是文字艺术的范畴,但这一切的基础,都必须是这个人这个事,得是真的。与记者调查不同的是,此时的身份极其复杂,更多时候不再仅仅是记录者,更是介入者、追踪者。面前的这个对象,这件事情,是有诉求的,这些诉求在法治意识淡薄、维权障碍极高的国家,很难达成理想。但向你倾诉,甚至向你求情的这些人,他们对你有着巨大的寄托,希望你能像传说中的包公或位高权重的胡锦涛那样,为其维护非常实际的权利。我充其量是有一点点文字的能力和旧有的经验,并且不可以从中获取任何报酬,这就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情结的青年作家的生存真相。 “真相与文学”,这五个字看似有些对立,这种对立在中国甚至会构成直接的人身安全威胁。了解真相最好的手段,就是你就在事情之中,当事人就在你面前,你甚至可能长期推动这件事,说不定你就成为你所揭露的对手眼中恨之入骨的一份子,就像我奶奶说的,你做的事大多是“杀一家救一家”。不管你愿不愿意去想到恐惧,恐惧都会不请自来。你从面临恐惧,到思索恐惧,再到征服恐惧,这个过程是揭示真相者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比这还要考验你的,是你自己对自己信念的坚守。譬如,不一定权势者要向你下手,你还会遭遇那些调查对象对你的质疑甚至出卖,虽然想来想去你也没什么好值得出卖的。这时你会感到深深的悲哀,会想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你的救世主的观念被一击即溃。终于,你看清了这个社会,也看清了你自己,逐渐把自己还原成一个正常的位置。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你需要不断厘清自己在每件事中的角色,不能高估自己,不能低估对手,不能以非正义的手段实现正义,不能轻易许诺。 有时甚至在凌晨,你也会接到这样的电话:“杨先生,我上访已经十年了,被关过精神病院,也坐过监狱,我的同伴还被打断过一条腿,你能为我们主持公道吗?”电话由最初的无比殷切恳求,发展到在叙述过程中越来越愤怒,越来越亢奋,直到声嘶力竭。你仅仅从听觉就感受得到其中的绝望与反抗,它是那样的冰冷,又是那样的灼热。你甚至很难插得进去一句话,以至于可能倾听了一个小时,你都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你可能会犹豫,也可能会拒绝,因为这所述的一切,要扭转乾坤,对你来讲远远超过了你的能力。你一旦说出一个“不”,好,接下来,你会忍受失望,甚至唾骂,乃至威胁。哦,那你以前写那么多为了什么?你干脆就不要写了,不为我主持正义,你就过不了我这关,你这个欺世盗名的王八蛋。只好等着骂,不做任何回应。 当然,你不缺勇气这个东西。你可以触碰许多敏感题材,就算不用调查纪实的写法,也可以写成报告文学,甚至是仿实录的小说。大不了,文学嘛,我尽量用隐晦的文字技巧把震撼的真相变个法儿地表达出来。可是,不管你这文学写得有多么动人,就具体事情与事件而言,你却很难在实质意义上推动它,解决它。你那么大的文字能力,到最后一旦进入现实,又显得那么无能、无力、无奈。文学,究竟有多真诚?所谓“作家”,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国家,又究竟有多大份量?而那些真相,那一个个多如牛毛、盘根错节的真相,又有多少是你能够充分揭示出来的?其效果,其被人看得见的立竿见影的结局,是不是早已远离了你的初衷?你的头脑里充满了无数的疑问,这些疑问带着你去寻找真正揭示真相的文学。 于是,你翻开一本本书,点击一篇篇文章,你开始审视那些写文章的人,他们的文字究竟有多么关切一个个弱小的生命,又多么在乎一件件悲伤的事例?仅仅是职业行为吗?就是说,他们可能仅仅以此维生,不写就不能养家糊口,而具体到这当中的真相,究竟有多大的水份,恐怕还需要重新验证。在浩如烟海的文字库中,我们是不是渐渐变成了新闻的奴隶和应声虫?是不是只有那些最热的焦灼事件才能把我们写作的激情激发出来,然后用重复几年几十年的论调,去归结任何事情,而后还自以为自己已经尽了力,成为推动这件事的一份子,并因此沾沾自喜?如果局面真是这样,那我会感觉更加悲哀。我悲哀于真相竟会被描写得如此简单,如此枯燥,如此1+1=2。真相在我看来,是有多面的,是复杂的,你可以在情绪上偏袒于一方,但你不能遮蔽你所批判的对手的声音,甚至你压根儿就不应该预设“对手”。再者,真相一定是有来龙去脉的,无始就无终,它绝不是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今天这样。好的真相描述者,甚至可能预知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真相往往非常残酷,残酷得就像你所爱的人突然变成你所恨的人,也可能残酷得就像你所鄙视的人突然变成你所同情的人。而文学,任你如何美化,你不能把这种复杂性变成一刀切。如果你写过涉及多层面、多角度、多人物的长篇小说、电视剧本或报告文学,你的素材积累最多的是什么?是你所了解的。最缺的是什么?是你所不了解的。你仅仅以你所了解的,来通篇叙述前因后果,而忽略了你所不了解的,或去臆想不了解的,那么很可能就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导致这种状况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立场,或者你把自己固定在某个阵营,你有一个或一群假想敌,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一个主义,一个派系,甚至是为了一个利益取向,其结果就是你把所谓的“独立”,变成了纯粹的斗争,而说到底你还是找不到真实的自己,你只有在一个群体之中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的真相与文学,显得那么单薄。 一想到这些,回头看自己写了600多万字,简直就像一堆接一堆的垃圾,我恨透了我自己。这种恨,是基于对自己的要求,已经苛刻到必须用自己的血来写一切,而不是用笔、用键盘或意识流。你要让自己写的每一个字,都站得起来,真诚得像教堂里祈求赎罪的忏悔者。这种忏悔,是你愧对上天赋予你的才华,你在消耗自己,亵渎自己,而不是去珍惜。你要知道,你有一个终极的追求,终极到当你临终前回望自己来路的时候,看得到自己踩下的每一步坚实足迹,它是那么清晰,那么厚重,就像你第一次接吻、第一次失去孩子、第一次在大街上抱头痛哭、第一次当着上万名观众登台演唱那样,让你刻骨铭心般地烙印于心。在写每一篇文章之前,你要告诉自己,我说的这一切能够说服我自己,打动我自己,对得起我自己,然后才是征服整个社会,有舆论的权力。你不能去当一个职业行为意义上的作家,你所表达的就是你的心,是与灵魂相通的东西,而不是素材加枯燥的教条,也不是题材加不变的主义。 写作就像演唱,我能从文字中听到你的节奏、旋律、音准、气息,甚至还能在文字中看到恰到好处的舞台形象,我所在意的不是万众呼喊时的沸腾,而是你忘却了舞台下有任何观众。能观望你的,只有你自己的内心。你是在极其孤独中把心里想说的统统写出来,我不是去读你,而是去听你,直到我能看见你的肺腑与喉咙,感觉得到你的所有给予我的共鸣,我会热泪盈眶,我会随着那些节奏和旋律,与你一起吟唱,像是一起感受这个世界,又像是一起感受另一个世界。你所创作的,来源于真相,可又超越了它。如果你所呈现的,是你把自己置身于文字之外,你从一开始压根儿就没有进入其中,你在那里装腔作势,在那里借着别人重复了一万遍的东西强硬灌入你的所述所思,那么我得到的感受就是分裂的,我看不到你的半点真诚,你的所有举动完全没有进入角色,这并不是文章的事实是否真实的这个“真”,而是比这还要迫切的心灵是否真实的这个“真”。简单地说,就是:你是用真心在写真事吗?用真心,写真事,就是我对“真相与文学:中国的纪实文学”这个主题的唯一呼吁。 也许你会说,事情真不真,这个可以检验,但心真不真,不好说。大家看过很多优秀的电影、电视剧,一个好的演员在拿到剧本的时候,就必须忘记你是你。画面一出来,如果看上去就像念台词,你根本就是你自己而已,你没入戏。往小了说,没演技;往大了说,没真诚。你感受不到自己与这角色的相通之处,你没有一个渠道把自己完全置身于其中,所以不管演什么,角色是角色,你还是你。写文章也如此,你把自己当个局外人,旁观着一切,可又要逼着自己把事情说明白,把道理讲清楚,至于这当中人物的命运,你毫不关切,你如何去打动我?如何去说服这个社会去关注他们?是他们本身很悲惨,唤醒了大家的善良、悲悯和正义?还是你把这一切描写得入木三分,使大家都跟你一样入戏了,就像镜头把自己推到他们跟前,与他们一同呼吸,感同身受?要做到后者,你自己就必须深深入戏,假如你是他们,你怎么想?你怎么办?别告诉我,你是坐在18层的写字楼,开着空调,喝着咖啡,听着慕容晓晓的《爱情买卖》,去写一大堆被政府强行圈地走投无路的农民的血与泪。 以上我所说的纪实文学,关照的是作品本身,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把作品做好。在这之外的事情,比如它出来以后给作者、给涉及的文中人物带来什么代价,反倒是第二考虑。由于中国的言论尺度,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猜不透的局面,一篇再好的纪实文学,被不予发表,被禁止出版、禁止发行,甚至作者被审讯、逮捕、判刑,或者被状告为损害他人名誉,尤其涉及到政府官员,写文章的人没几个会胜诉,这种事情发生过,未来也可能继续发生。在舆论上呢,分为两极,说好的,说你有良心,是脊梁,说不好的,还跟你来一套修正主义啊,带路党啊,惟恐天下不乱啊。在荣誉背后,真是满纸辛酸泪,个中滋味只有作者自己知道。这就像做纯粹的原创音乐,究竟有多难?当你一手包办词、曲、唱、编曲、配器、制作,你就明白了。现在许多人做音乐做得跟快餐似的,全国的各大KTV系统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首新歌,有的歌手辛辛苦苦花了巨大的精力、金钱来铺设这条路,但作品出来以后,也是夸的夸、骂的骂,最惨的是无人问津。这时你就会怀疑自己,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值得吗? 作品质量的好坏,我认为始终是第一要素。为一个好作品承受代价,我认为值。就算为此而丧失自由,只要你对得起自己,对自己和大众有个交代,没办法的事情,无法控制的事情,不可抗拒的压力上的事情,只好交由历史去评说。有些网友经常提醒我:“银波,你这都敢写啊?小心啊。”十年来,由于接到这样的提醒特别多,后来就形成了统一的回复:“该来的,总会来;该去的,总会去。”现如今不是鲁迅那个时代,你写文章还能跑到租界去避难。那么发达的刑侦技术,如果要逮捕你,你根本跑不掉。所以,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真心写真事,不管这事情是什么事情,只要你愿意,你就去写。写不好,驾驭不了,想写又怕写,那就别写。要写,就拿出你的最大的本事,写得惊天动地,写得血泪横流。记住,别把一个好的题材,写得跟全国KTV系统里绝大多数的口水歌似的,到时候你就会像我一样,看得多了,也会恨自己是个垃圾制造者。 我知道,我还没在这个时候喊出“言论自由”、“写作自由”之类的口号。我想喊,可是已经发不出声音;我想哭,可是已经没有了眼泪。这就是现在的我,这就是一个写了接近十年的青年作家的心里话。渐渐地,我知道呼喊已经显得那么脆弱,甚至就像卖火柴的可怜的小女孩去奢望别人买她一根火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愿望:拿作品说话。一个好的作品,不会英雄无路。没作品,什么也别谈,因为在这个国家,没实力,没强大的个体,便很难谈得上跟制度之间有何博弈或抗争的真正资格。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个无力者,是个边缘份子,但我相信终有一天,天会亮!而在黎明之前,我不能辜负我自己,就算所有的作品都压在自己那间可怜的出租房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坚持写出作品来。就像少年时代的我,把自己关在农村一处70元/月的房间里,一个月就写了几百首诗,虽然穷得什么都没有,甚至身边没一个亲人,没一个朋友,还留着20多公分的长发,喝着自己泡的白酒,去写我感受到的所有残酷青春,可是我很快乐,很充实,感觉自己就像山林间快要出土的竹笋,快要冲出来在春雨中沐浴。 回望十年前那个酷酷的我,看看十年后这个仍然一无所有的我,此时此刻,我要欣慰地说:没错,我还在奋斗。 (本文首发于《北京之春》。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九年)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杨银波的最新更新: 踏上摇滚路的底层草根(《纵览中国》首发) / 2012-06-29 22:21 / 评论数( 0 ) 杨银波的九首对英文经典摇滚乐的中文填词演唱作品 / 2012-05-24 21:00 / 评论数( 0 ) 摇滚乐《当我站在你们的碑前》(心血之作) / 2012-05-11 22:54 / 评论数( 0 ) 王佩英之警示(发表于《星火》杂志) / 2012-02-19 21:27 / 评论数( 0 ) 2012年1月17日通告 / 2012-01-17 22:32 / 评论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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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张千帆:中国“自由派”与“民主派”:提前对决与殊途同归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1 次 更新时间: 2012-06-30 10:53:11 张千帆:中国“自由派”与“民主派”:提前对决与殊途同归 进入专题 : 自由派 民主派    ● 张千帆 ( 进入专栏 )       自由与民主本来是互为制约与补充的宪政两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民主的自由只能走向专制,没有自由的民主则只能走向愚昧与极权。在西方,洛克(John Locke)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分别代表的自由与平等思想只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虽然对于具体政治制度设计意?疑钤叮??诒局噬隙际墙?⒃谙苷?裰骰?∩系摹C拦??盍⑽澜邮芰寺蹇擞朊系滤桂??harlesde Montesquieu)的自由主义思想,通过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等宪政制度来约束大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反“民粹”的思维模式,但是制卫者在终极意?疑鲜侨贤?裰鞯摹J率瞪希??窃诮邮艽笾诿裰鞯那疤嵯拢?拦?拗泼裰鞯淖杂上苷?J讲畔韵殖銎湔媸狄?摇B蟮涎罚?ames Madison)在其经典的《联邦党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第五十一篇中指出,三权分立等限权措施只是对民主的补充而非替代1。法国革命则是受卢梭影响的产物,但是大革命期间制订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卫章。诸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当代左派(“西马”)学者也早已抛弃了暴力革命主张,在接受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批判主流体制的弊病。各国制度与思想发展轨迹都表明,自由与民主是共存亡、共进退的两大宪政要素,倾向不同而本质一致,并共同担当反专制的使命。     然而,在中国──一个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的国家,所谓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口水仗还打得尤其热闹,甚至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民主派”反对选举民主,并攻击自由(或宪政)民主为“精英政治”;“自由派”则给“民主派”贴上“民粹”的标签,一概斥之为“暴民主义”。吊诡的是,自由与民主的本意都是主张监督和限制政府,在中国却都蜕变为向政府靠拢的威权主义;左派更有回到文革式个人极权的势头。当下中国正陷于左派反自由、右派反民主、左右共同走向威权(甚至极权)专制的危险。     鉴于此,中国宪政改革的希望何在?众所周知,当今中国改革的主要障碍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而打破既得利益障碍的根本动力在于人民,因为属于人民的公共利益只有靠人民自己才能维护。然而,人民靠得住吗?这并不是一个不需要答案的反问。在当今中国,如果说右派本能地鄙视和畏惧人民,那么左派则一贯玩弄“人民”话语,企图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实现另一种极端的精英统治,而人民自己则长期受意识形态蒙蔽,在主权、族群、统一等问题上很容易为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煽情所蛊惑,在“反贪”、“打黑”、“仇富”方面又体现出愤世嫉俗和不择手段的倾向,从而验证了右派的恐惧和自己对左派的利用价值。在改革停滞不前的今天,改革动力何在是左右各派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真问题。在此之前,首先有必要澄清中国左派与右派的谱系。          一 中国左翼谱系分析          虽然“民粹”在中国已经成了安在左派头上的一顶帽子2,但其所对应的西文“populism”其实并不带有贬?遥?踔劣械惆?摇K?谋疽馕薹鞘枪刈⑸缁岫嗍?⑼?榇笾诩部啵?⒓南M?谝浴叭褐谠硕?崩凑?『臀?ざ嗍?说睦??。仅此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恰是现代民主的题中之?摇5比唬?庵帧懊翊狻保ɑ蛎裰鳎┐?屑?ǎㄉ踔良?ǎ┑奈O涨阆颍??侨魏瘟⒊∫坏┳呦蚣?硕蓟嵊泻Γ?龃瞬⒉蛔阋苑穸ㄗ笠砻翊庵饕辶⒊ R?浴懊翊狻弊龀龅赖屡卸希?紫纫??植煌?啾鸬摹白笈伞薄1收甙阎泄?鼻暗摹白笈伞狈治?韵铝?郑     一是“均富左派”,主要特征是认为当下中国贫富差距太大、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又译坚尼系数)太高,因而首先需要劫富济贫以均贫富,走到极端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在此且不深究其所主张的手段是否正当,至少有限平等和均富的诉求并不存在正当性问题。你可以说简单均富是不理智的,不利于多数人或社会下层的长远利益,譬如推行“大锅饭”、平均主义的结果是让每个人都变得更穷,但这类论点的出发点还是为了社会大众好,争论的只是真好还是假好、一时好还是长期好的问题4。我们不需要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如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份子)或膜拜工农的变异心态(如陈独秀、李大钊),就能认同一个正当国家的职能和基本立场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建立国家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促进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吗?一个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建立的国家至少要保证多数人基本体面的生活,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     二是“草根参与左派”,基本主张是反对精英政治,并把基层民众作为政治改革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大众普选、全民公决或创制,乃至街头运动来实现左翼目标。这类主张本身可能是激进、幼稚甚至离谱的,譬如用古雅典抽签选官的“真正的民主”代替纵容精英“腐败”的现代选举民主5,但它们没有必要一定是激进或离谱的。草根参与完全可以被纳入宪政与法治的轨道,成为和平、有序、渐进改革的根本动力。毕竟,人民的利益不靠人民自己出来维护,难道还能靠好心的统治精英替他们做主吗?     如果以上两类人就是中国的“左派”,那么笔者自己也至少是半个“左派”。呼吁保护农民的利益、被拆迁户的利益、上访人的利益,不正是要保护当今中国多数人的利益吗?支持大众参与选举并积极独立参选,提倡保障公民在卫法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不都是在鼓励平民百姓的政治参与吗?可惜中国的多数左派似乎并不满足于以上的理性诉求,而往往诉诸以下更为激进的表达形式。     三是“国家主义左派”,主张依靠政府而非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左翼理想,有的甚至鼓吹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然后让国家代表多数人(无产阶级)对少数人(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左派具有国家主义的天然倾向,虽然他们喜欢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嘴上,但是在他们眼里,“人民”中的多数实际上是孱弱无能、目光短浅,甚至完全沉默、令人失望的,不足以认识并维护自己的基本利益;尤其在非民主国家,不仅人民没有民主参与的习惯,而且有名无实的选举制度本身使得参与的代价相当高昂。这也是为甚么只有非民主(或民主不成熟)国家才会发生革命,否则马克思的逻辑是说不通的──既然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大众普选等社会民主纲领显然是成本更小也更有效的夺取政权方式,为甚么还要搞暴力革命呢?自圆其说的解释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和虚假的,其潜台词其实是“无产阶级”是一伙没有受过教育、特别容易受骗的草根群氓,因而只有在一个先进政党的带领下走向革命。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的国家革命理论,仅适用于当年中、俄等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落后的传统威权国家,而革命后建构的集(极)权主义国家秩序往往只是滋生了新的精英统治集团,恰和普惠大众的左翼理想背道而驰。     四是“文革左派”,其特征是崇尚文革时期对领袖个人的顶礼膜拜,认定某位领袖就是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救星”。如果“国家主义左派”可能还认可组织原则,那么“文革左派”则把民主、法治、程序正?业人?性?蚨际幼鞣涟?抵收?液透鋈顺绨莸陌斫攀??瞥绯嗦懵愕娜酥巍N阌怪靡桑?呱械娜烁袷怯懈腥玖Φ模?烁癯绨菘梢运凳侨说奶煨裕?庖彩俏?趺慈烁窕?幕?浇躺系郾确侨烁窕?娜寮摇疤斓馈备?菀孜?怂?邮堋H欢??つ康母鋈顺绨菔俏O盏摹S绕湓诿裰髑?啦煌ǔ┑耐?ü?遥?嗣裎薹ㄍü?婪ü娑ǖ母髦秩ɡ?椭贫缺泶锊⑹迪肿约旱乃咔螅??O萦谖蘖Α⑽拗?⑽弈危?苋菀状游匏?辉诘囊钟糁胁??熬刃恰鼻榻幔欢??ㄌ逯魄∏∮?眯挛呕?鳌⑾拗蒲月圩杂伞⑷宋?霸焐瘛辈⒎馍币磺懈好嫘畔ⅲ?佣??母锸秸?味?磁嘤?朔岣坏纳缁嵬寥馈     五是“愤青左派”,他们和“文革左派”结为一体,不看事实、只认死理。虽然威权社会遍地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但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要弄清历史和现实真相并非难事。然而,许多人却没有意愿和勇气探索真相,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自己的世界观,甘愿让自己处于受蒙蔽状态并跟着起哄。由于社会多数人遭遇制度性剥夺,受挫感普遍较高而受教育层次较低,更不用说长期受到左翼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耳濡目染,网络匿名交流又为不负责任的泄愤提供了理想平台,因而自然会产生大量“愤青左派”。从中国近代历史看,愤青是激进而危险的,因为他们过于情绪化、不独立思考、不愿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很容易为野心家利用并成为邪恶势力的打手。     六是“权贵左派”,他们和“愤青左派”相反,处心积虑巴结当政者,或有时候就是别有用心的权贵自己。如果说“愤青左派”无知,那么“权贵左派”就是无耻,因为愤青还真诚相信自己欠缺思考的主张,权贵的巴结者则“有奶便是娘”,根本无所谓信仰或立场,因而完全是“假左”──之所以显得“左”,只不过因为那样对自己更有利6。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左翼立场带有天然的“政治正确”──至少政治安全──优势,甚至在一个改革受挫、愤世嫉俗的环境下,反改革主流反而显得更“新潮”。因此,那些精英左派之所以屡屡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并非出于不可救药的“傻”,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比谁都“精”;在他们身上,早已看不到一点“真左”的遗风──哪怕是坚持错误的风骨。他们坚持那套与现实出入如此巨大的、看上去“牛头不对马嘴”的话语体系与其说是幼稚,不如说是世故;他们之所以不顾颜面地宣扬执政合法性,无非是为了获得执政者的认同,并在正统话语体系中占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只是其过于僵硬、粗鄙或缺乏艺术的表达方式往往让执政者踌躇再三,只好间接利用。     在道德底线普遍失守的今天,中国“左派”的最大问题恰在于真假难辨:刚才还是高调“打黑”的“反美斗士”,一眨眼就成了美国领事馆的“避难者”。诸如此类的现象已经不是个案。“假左”在上煽风点火,“左愤”在下盲目鼓噪──这才是自由主义者应该恐惧的会把国家带入万劫不复之地的“民粹主义”。          二 中国右翼谱系分析          笔者上面说自己的一半是“左派”,那么另一半则是“右派”。现代西方的左右之争无非是自由多一点还是福利多一点。但是在大多数情里下,左右其实并不矛盾。这是因为虽然“福利”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概念(最低工资、失业救济、医疗保险、?椅窠逃?然?颈U希???白杂伞比词嵌辔?取⒍嗝嫦虻模?幢赝耆?肫降瘸逋弧O喽怨埠偷忱此担?拦?裰鞯潮冉显蕹善降龋?匆仓С指九?樘サ淖杂桑还埠偷撤炊哉??蚋蝗苏魉埃?醇岢执?车幕?浇碳彝ヂ桌怼W杂珊推降戎?涞乃?健俺逋弧敝皇翘逑衷诰?貌忝嫔希??渥杂芍饕寮岢终??匀晃?质匾谷说淖钚〗巧??伦杂芍饕逶蛑髡偶忧扛稍ひ晕?制降群褪谐≈刃颍??谴印白杂芍饕濉北昵┑男戮杀浠焕纯矗?虑橄匀徊幌褡笈赏φ??⒂遗煞凑??敲醇虻ィ??挥盟怠盎??杂伞薄ⅰ岸??杂伞薄ⅰ叭??杂伞?等新概念的搅局。事实上,在自由民主占主导的西方宪政秩序中,温和左派和右派轮流执政,有时甚至令人很难辨清左右的政策差别所在;极左和极右则都站在各自的反政府立场,批评代表社会多数的现行政策。     和左派一样,中国当前的“右派”也是一个大“口袋”,笔者将其分为以下几种,并将自己归为有限度的第一和第二种“右派”:     一是“个人主义右派”,主张个人应免于一切不必要的集体或公权力限制。如果说“均富左派”倾向于无底线平等,那么“个人主义右派”则倾向于无底线自由,走到极端就是无政府主义。由于民主政府一般会采取有效的再分配政策,不受干预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势必会加剧不平等,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取向不仅存在内部张力,而且也隐含了对政府职能与权限的截然不同理解。     二是“最小政府右派”或“限权右派”,其特征是承认政府本身的必要性,但是主张将政府干预限于最小,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个人自由而非社会平等。由于政府的立法与行政分支是积极的,司法分支则是“消极”的(如“不告不理”),不会主动揽权,且主要负责裁处私人纠纷,藉以维护“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因而自由主义者多崇尚英美普通法传统。事实上,洛克早已在其自由主义契约论中主张,法院是政府的第一要素;一个原始文明可以不要行政,甚至可以没有立法,但是不能没有定纷止争的法官8。到近代,司法不只是被动适用立法,而且积极控制行政越权或违法;自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v.Madison)之后,美国甚至还用卫法约束立法行为。到1930年代的“新政”时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更是用司法权遏制立法与行政的经济干预措施,虽然功败垂成,但是改头换面之后,普通法院现在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自由的保护神。     三是“精英右派”或“反大众右派”,不仅主张政府最小化,而且要求政府控制大众的盲动,至少保持“超然”独立,不为社会多数的诉求所控制。恰恰在一个多数人消极沉默的威权国家,“精英右派”还总是幻想自己正在受到“多数暴政”的压迫,至少念念不忘代表多数的政权上台──不论是通过痞子革命还是民主选举──的可怕场景。就和社会大众的平等主义倾向一样,自由主义者的精英倾向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一般是比较成功的职业人士,受过高等教育并有稳定的工作、家庭和收入,因而将无底线平均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十八世纪的美国立卫者也是一群贵族,制订联邦卫法的初衷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自由并遏制多数主义民主(或“民粹”)的盲动。虽然这种自我保护意识既自然也正当,但是如果任由其矫枉过正、无限发酵,并生成反民主、反大众的情绪,那么它对于中国社会将和“国家主义左派”一样有害。     四是“精英右派”进一步演变而成的“集权右派”,他们要求政府积极控制和引导大众,并有效遏制多数利益联盟的形成和得势。表面上,自由主义和集权主义是格格不入的,“集权右派”似乎是自我矛盾的怪胎,但是如果将精英主义逻辑延伸一步,则不难得出“通过专制保护自由”的右派悖论,因为自由──尤其是在专制下的自由──是要靠政府维持的。精英往往从骨子里鄙视社会底层,不信任他们理性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以至动辄用“素质论”为少数人的统治辩护,一说起平民政治就惊呼文革式“大民主”来了!他们至少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不配行使民主权利的,必须在政府训导下经过无限期的“自由主义”熏陶之后才够格,只不过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已经蜕变为独裁专制的卫道士。在本质上,被推向极致的集权“自由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最后,就和“愤青左派”与“权贵左派”一样,右派队伍中也同样存在愤青和巴结权贵者。如果“左愤”不讲理,也不要期望“右愤”讲理;网上不分青红皂白、你来我去对骂者,左右都不能幸免。只是在正统意识形态偏左的体制环境下,左右分布不完全对称;在一般情里下,用不受官方认可的右翼意识形态去接近权力显然是缘木求鱼。因此,“愤青左派”和“权贵左派”在数量上更多一些,真正有独立思考和身体力行精神的“均富左派”和“草根参与左派”更少一些。“左愤”鼓噪愈凶,右派就愈恐惧,愈认为人民“素质低”、“不成熟”,千万不能贸然搞民主,否则文革时期(子虚乌有)的“大民主”就不请自来了。     然而,中国若不及时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官员腐败愈来愈广、人民怨气愈来愈重、舆论限制愈来愈严、“不明真相的群众”愈来愈多,那么“文革”就真的近在咫尺了。到时候,左派要篡权闹革命,或依托某个“救星”高调“唱红打黑”,右派则死守排除民众参与的既有政治体制,这样就产生一种“趋同”现象:左右两派看上去打得不亦热乎,实际上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政府权力靠拢,最后中国不只是输了民主,也输掉了自由。国家主义、集权主义本是左派的天性,但是左派现在也患上“民主恐惧症”的右派病。这就是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的国家,右派精英的“自由”和左派愤青的“民主”(或“民粹”)在愈演愈烈的口水仗中一同走向威权主义的“殊途同归”。          三 人民靠得住吗?质疑精英自由主义          在一个既得利益绑架改革的时代,人民无疑是推动良性改革的根本动力,但是这个常识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人民”自己似乎出了问题。右派天然畏惧大众;左派则只是打着“人民”或“民主”的旗号,心里明白这个虚无缥缈的抽象符号只有利用价值。改革确实需要人民推动,但是人民自己靠得住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极左和极右自不必说,也不值一驳,但是即便最同情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似乎也是否定的9,这就值得警惕了,因为他们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中最理性的一群人,甚至代表了中国宪政改革的希望。这些温和自由主义者看起来只反“民粹”、不反“自由民主”10,但是其骨子里的精英气息使他们的主张成为实际上的反多数、反民主;或者说他们所支持的“民主”确实像某些左派指责的那样,是无效、无用、“无牙”的民主。譬如他们批判的一种观点是“以为民主就是普选,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结果是一团糟的民粹民主”11。他们似乎可以容忍“一人一票”,但是由此选举产生的立法者却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制订约束所有人的法律,否则就成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粹民主”。多数人的意志确实未必在所有情里下都是正当的,宪政的作用正是防止代表多数人的政府剥夺任何人的基本权利,但是一般认为“多数暴政”仅限于例外情里,宪政国家的日常规则仍然是“民主加法治”,也就是由民主程序制订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法律来统治社会。如果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法律实际上不能统治,那么还要法律干甚么?     精英自由主义之所以反对多数主义民主(或“民粹”),大致有如下理由。首先,人民不仅一点也不“神圣”,而且根本靠不住,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纯粹理性逻辑,任何人都不是神,因而都是靠不住的,作为凡夫俗子(而非抽象意?遥┑摹叭嗣瘛弊匀灰部坎蛔 <热蝗嗣窈投啦谜摺⒍嗍?撕蜕偈?硕家谎?坎蛔。?杉?侍飧?静辉谟谒?持危??谟谌绾瓮持巍6杂谇囗?ㄖ蔚淖杂芍饕逭呃此担?贾蔚比徊荒芤揽咳魏稳耍??堑靡揽糠?伞⒅贫取T诟母锶??旰笮纬傻姆ㄖ沃饕逡煌秤锞诚拢?庖惶自缫咽抢仙?L浮K?闹旅?毕菰谟诿侠戏蜃恿角Ф嗄昵熬?僦赋龅摹巴椒ú荒芤宰孕小保ā睹献樱?肼ι稀罚??胺?伞薄ⅰ爸贫取倍际敲挥猩??娜嗽煳铮?枰?说呐?Σ拍艿玫绞凳?!叭四芎氲溃?堑篮肴恕保ā堵塾铮?懒楣?罚??酥?揭病D敲炊嗄昕仗阜ㄖ危??商逑狄丫??窘ǔ扇茨岩月涫担??驹?蚝卧冢课薹鞘强刂乒?一?鞯募鹊美?嬲卟幌肼涫担??纠纯梢源恿挤ㄖ惺芤娴亩嗍?酥荒芪蘅赡魏蔚亍拔Ч邸薄2豢咳嗣瘢?瓷缁岫嗍?耍??匀嗣裼欣?闹贫取⒎?扇绾涡纬桑啃纬珊笥钟猩趺戳α客贫?凳?     其次,人民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他们自己无法行动。历史是英雄创造的,根本没有“人民”的事,“人民”实际上不可能统治。作为理性人,他们都是搭便车者,宁可坐享其成,而不愿意为推动制度进步承担任何风险和代价。搭谁的便车呢?自然是搭少数改革精英的便车。这说得没错,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精英”)都是狭?业睦硇缘拇畋愠嫡撸?绕湓谥泄?淄仿睹妫?呐轮皇堑投炔斡胍卜缦站薮螅?蚨?苷?母镒⒍?媪侔露???ancurOlson)所说的“集体行动困境”12。这种纯粹学理推断的问题在于,锐意改革的精英哪里都有,中国应该也不缺,为甚么他们在有些国家或地区居然成功了,在中国却至少从百日维新开始一无例外地失败了?如果改革精英只能和保守精英“窝里斗”,那么失败就是必然的结局──光绪必然敌不过慈禧、孙中山必然敌不过袁世凯、抗战之前的共产党必然敌不过国民党……如果不能打“民意牌”,如果人民永远是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永远不能理性判断是非并影响精英内部的宫廷斗争,甚至连搭便车都不敢或没有机会,体制改革怎么可能成功呢?如果成功希望渺茫,连搭便车者都找不到,又有哪个改革精英敢抛头露面、以卵击石呢?如果人民永远不露面,改革何时可能启动呢?再说,既然中国民众是沉默无力的多数,他们的问题不是太积极,而是太不积极,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又有甚么好恐惧的呢?     最后,精英自由主义认为不仅一般意?业摹叭嗣瘛笨坎蛔。?泄?嗣裼绕淇坎蛔。?蛭??浅て谏?钤谧ㄖ铺逯葡拢?蛭?济瘢?蛭?┟瘢???皇敲裰魃缁崴?枰?墓?瘛U庋?摹叭嗣瘛辈恍卸?购茫?恍卸?妥⒍ㄋ姆治辶选⒍裥阅诙罚?蚣?滋?疟鹩杏眯恼叩纳慷?苹螅?系笔芷?⑽笕肫缤荆?翊庵饕濉⒚褡逯饕濉⒓?笏汲狈豪某稍郑?迅母锎?蛭母锸皆帜选!爸厍炷J健币残砜梢宰魑?桓隼?印9?缛萌嗣窬砣胝?危??自斐杉?酥饕濉⒈┝Ω锩?⒖植劳持巍⒊て诙?摇⒍嗍?┱?戎种旨?じ鋈俗杂傻摹盎刀?鳌保?嗝纯膳拢≌庖惶淄贫匣?旧鲜钦厥加诹浩舫?摹八刂事邸狈?妫?薹鞘恰懊裰俏纯?⒅贫任戳ⅰ保?蚨?荒苊橙桓母铩U馓茁呒?旧硪膊荒芩愦恚?ㄖ瞥济竦乃刂视涝妒前谕炎ㄖ频恼习?F湮侍庠谟冢??鹊饺嗣竦南苷?跷蛱嵘?椒?献杂芍饕逅??蟮母叨戎?保?泄?苷?缫阉?角?桑?挂?⒍?褐谧錾趺矗靠上У氖牵?蝗萌嗣癫斡耄?裰诰跷蛴涝短岣卟涣耍?蚨?涝恫豢赡芷舳?苷???庋???⒆杂芍饕宓摹八刂事邸本拖萑肓艘桓鲎晕已?返淖ㄖ莆薜锥础     由此不难理解,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是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改革,概括起来是“先自由,后民主”──更准确地说,先通过精英专制统治提高民众素质,让社会多数人都接受自由宪政理念,然后才能搞民主,如此产生的民主才可能是“优质民主”或“自由民主”。因此,中国当务之急仍在于“启蒙”,而不是行动,否则很容易像五四运动那样愤激冲动、走火入魔。原来,“素质论”的根子并不全在专制保守主义那里,而且也在“自由保守主义”这里,或者说两者在“保守”(蔑视民众)方面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和左派民粹也是相通的。虽然表面上格格不入,但是在反对民主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相映成趣;后者幻想用天方夜谭的“直接民主”来替代选举民主,前者则索性以“自由”与“启蒙”的名?彝怂醯阶ㄖ凭?⑼持蔚睦铣病     没有人会反对,民主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中国目前的选民素质未必能承载大规模民主选举的重任,因而宪政启蒙依然是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尤其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由于长期宣传灌输形成的潜移默化影响,以及对政治敏感信息的高度过滤,国民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遭到严重扭曲,因而不足以对这些问题做出理智判断,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选民在所有问题上都不能做出理智判断,在行动之前都需要知识精英诲人不倦地灌输自由主义法治理念。对于看得见、摸得着、近在咫尺的切身利益(譬如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凡夫俗子比谁都清楚,而保护自身利益是人类与生俱有的本能;只要为他们提供一条参与决策的有效渠道,没有理由认定他们先天不合格。2011年末至2012年初,广东省乌坎村民不就行动起来了吗?他们之前受过甚么自由主义法治教育呢?精英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以偏概全,认为当前民众在某些问题上不理智,便在所有问题上都不理智;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像上帝那么绝对可靠,就无人够格决定影响自己的公共事务。但是公共决策总得有人去做。既然人民不可靠,那么就只有继续按现行模式让官员决策。这样,看起来吊诡的是,自由主义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和专制主义合流了。     事实上,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自由主义说得不错,任何人都是不可靠的,但国家统治的技艺正是在不可靠的所有人之上建立一种相对可靠的统治制度。在此有必要复述麦迪逊在《联邦党文集》第五十一篇的至理名言:正是因为人民不是神,因而才需要政府统治;也正因为官员不是神,因而政府需要人民监督13。问题在于,美国的自由立卫者认为,人民监督的首要机制是民主选举,只不过靠人民监督官员不够,还需要官员监督官员的分权机制;但是到了中国这里,自由主义似乎就剩下对人民的不信任──因为人民不可靠,至少目前还不能让他们参与政治。虽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嘴上说任何人都不可靠,但是实际上对社会大众尤其防范。既然人民不值得信任(甚至很危险),他们就只能继续接受政府和精英的管教。这个出发点注定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只能寄生于专制主义,而且愈是得罪大众,就愈是要仰仗专制者的鼻息。所有专制独裁的认识论根源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信任乃至鄙视人民。既然大众都像孩子一样经常会受到蛊惑并走火入魔,他们便既不能有言论自由,更不能搞民主选举。     笔者未必反对“先自由,后民主”的路径,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人民行使的政治自由,而这种自由起码是要建立在言论与新闻自由基础之上的;如果人民连基本真相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对公共事务做出理性决断?然而,笔者反对以“自由优先”为名割裂自由和民主的关系,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因为这样会彻底葬送中国的自由主义,就和民初的民主实践缺陷最后葬送了中国的民主一样。自由主义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没有民主的“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如果在现体制下,这样的“自由”在效果上只是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让多数人认为它只是贪官的自由、奸商的自由、罪犯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主义能为多数民众所接受吗?难道自由主义理念(或任何理念)能在没有制度实践带来实惠的情里下,光凭学者的“三寸不烂之舌”灌输给民众吗?没有民众的自觉推动,光是知识精英的呼喊和个别改革官员的引导,这样的“自由”有能力把中国带向“民主”吗?没有至少有限度的民主参与,自由主义首先失去了根本动力,成为知识精英画饼充饥的空中楼阁。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动辄拿十八世纪英国、今天的新加坡及香港区区几例作为“先自由,后民主”的代表,其实这些国家或地区即便“专制”,也绝对不是完全没有任何民主。自1215年《大卫章》(MagnaCarta)颁布起,英国的民主参与就在贵族与国王争权夺利中不断扩大,即便在十九世纪普选之前也不能说没有小范围的民主参与。今天新加坡和香港的选举状里确实不理想,但是新加坡没有反对党吗?香港立法会没有反对派吗?他们的不民主和我们这里的不民主是一回事吗?如果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没有一点参与,社会反对派的声音完全没有融入制度框架,他们的官员怎么还能做到相对清廉?难道百年殖民就能把人变成上帝吗?其实按照哈耶克(FriedrichA.vonHayek)或波普(KarlR.Popper)那样的经验自由主义,自由也是要按层次渐进推动的。不是先有了完全的自由,然后才实行民主;两者之间不仅不对立,而且相辅相成、循环递进。自由有助于推动民主,民主反过来扩大自由。今天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但是没有民主就很难推进,因为没有一点民众的压力,官方不会自动拥护真正的自由主义。在这个意?疑希?泄?母母锶肥凳敲窦洹暗贡啤背隼吹摹          四 结论──自由与民主是盟友而非敌手          鉴于中国当前状里,笔者更支持“先民主,后自由”的改革路径──不是指现在就全面实行普选,再来推动自由,而是中国改革早已遭遇民主瓶颈,因而下一步应该推动有限范围的民主选举及其他民主参与,并在此过程中让人民自己体会到自由的好处。在这个意?疑希?收咧С炙镏猩教岢?摹把嫡?保?醒牒褪〖墩??槐芈砩现毖。??怯Ω镁】煸诘衬诤突?闶敌兄毖 D壳爸泄?裰诨共荒芾碇桥卸现魅ā⑼骋弧⒆迦旱却笪侍猓?橙焕┐竺裰骱苋菀自斐晒苹笕诵牡募?嗣褡逯饕宓檬疲??敲挥欣碛扇衔?嗣褚裁挥心芰?硇耘卸现苯佑跋熳约旱拿裆?侍狻6源?嗣窬秃投源?魏胃鋈艘谎??颐羌炔荒苊つ孔孕牛?膊荒苊つ勘?邸V灰?衙裰鞑斡肟刂圃谟邢薹段?冢?杂芍饕逭呤敲挥欣碛煽志迕裰鞯摹     无论是民主还是自由,宪政终究是为了全体人民的事业,也只有人民自己出来推动才能进步。不错,人民是不可靠的,但是和官员相比,笔者还是宁愿把信心放在人民这里,因为目前和官员谈宪政不啻与虎谋皮,人民则毕竟是可以被说服的,因为宪政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人民很悲观,对政府倒是抱了很大的希望,动辄教训说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只能通过渐进、有序、可控的改革去逐步实现”,需要“具体的、可操作的可行方案”14,但是抛开人民之后,这些高明的方案到底在哪里呢?至今还没有看到。难道是因为中国官员和知识精英都特别无能,看不到这些“可操作的可行方案”吗?官员为甚么要让这些方案变得“可行”或“可操作”呢?今日偌大中国又去哪里找一个自上而下立志改革的领导?这种期盼蒋经国或戈尔巴乔夫(MikhailS.Gorbachev)的心态和当年期盼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的“救星”情结有甚么本质区别?没有人民的压力和呼应,又有谁敢做这个改革“救星”?如果哪天这个人真的出现了,难道就一定是自由主义的福音吗?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精英自由主义是无法面对这些问题的。自由主义对个人判断的不信任是现代宪政分权理论的起点,但是发展到极致却情不自禁地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甚至蜕变为少数独裁者的帮凶。这不能不说是自由主义的反讽。事实上,自由民主对人性的认识更加平和。它从不绝对相信任何人,但是在总体上,自由民主对所有人都赋予一种有限信任。正是人的内在德性使民主自治成为可能,而人的内在弱点则不仅使制约民主成为必需,而且也进一步凸显了公民共治的必要性。过度怀疑人的理性能力──尤其是普通人的理智,最终只能堕入专制。当然,民主是有条件的,缺乏民主历练的中国大众未必符合大规模民主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能力去理智决定自己身边的那些人和事。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让人民在其力所能及的民主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而绝不是以他们缺乏参政议政能力为借口一概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改革的无数次失败最终都是因为缺乏足够强大的民间支持。中国文人的自命清高真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改革失败了一个多世纪,屡次碰得头破血流尚不知悔改,还要变本加厉地轻视人民;保守派敌视不说,改良派也一如既往地鄙视。如果人民太愚昧,不足以支持精英高瞻远瞩的改革,就不让他们行动,那么他们甚么时候才能从实践的成功和失败中学到经验并脱离愚昧呢?不让人民在实践中教育自己,他们将永远愚昧下去;没有人民的支持,改革只能永远失败下去……中国人已经押了一个多世纪的床,手运一次比一次差,难道还要再把自己的命运全部押在宫廷斗争的赌桌上吗?     自绝于人民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只能有两种出路:或者让自己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或者自觉不自觉地和独裁同流合污,而后一种似乎是精英自由主义的自然倾向。一旦蜕变为少数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中国式自由主义只能激起多数民众的进一步反感。要走出少数独裁的泥潭,中国的自由主义精英必须放下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认真对待大众民主,妥善界定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权利边界。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不等于这个国家就应该让少数人来统治;坚持多数人统治,也不等于民主就是“民粹”或侵犯少数人的暴民政治。     在自由民主国家,自由和民主对立很正常,因为整个国家已经建立在宪政基础上,而宪政内部会自然生成自由、平等、民主等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张力;但是在今日中国,两者决不能对立,而是要相互扶持,因为我们甚么都没有,哪里来的对立呢?自由和民主面临的是共同的敌人──集权专制,只有联手结盟才能驯服这个强大的对手。再这样胡搅蛮缠相互纠结下去,最后的下场只能是双双被共同的敌手所同化或制服。只要愿意面对今日中国的真问题,温和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上述各自的前两种立场)是没有理由不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真诚合作、共赢发展的。至少,两者应该是盟友,而非敌手。只有两者联手,中国的宪政改革才有希望成功。          注释     1、13AlexanderHamilton,JamesMadisonandJohnJay,TheFederalistPapers(NewYork:PenguinBooks,1961),320-25.     2、例如“至于民粹主义,则是压制个人权利的无序的动乱力量”,参见马立诚:〈中国民族主义怪现状〉,《金融家》,2012年3月7日;再如“迎合小市民眼前的利益,不顾国家长期发展,就是民粹”,参见曾德金:〈徐滇庆:别让贫富分化割裂社会〉,《经济参考报》,2011年9月2日。     3、参见林红:〈论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学术界》,2006年第6期,页189-93;《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1、2章。     4、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可能降低就业,反而对最弱势的失业者不利。参见徐滇庆、李昕:《看懂中国贫富差距》(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5、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37-47。     6、对于“权贵左派”代表人物的心态分析,参见任剑涛:〈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留美政治学博士对民主的拒斥〉,《战略与管理》(内部版),2012年第1/2期合编本,页40-59。     7、参见张千帆:《卫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页490-92。     8、JohnLocke,TwoTreatisesofGovernmen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0),324.     9、11、14例如参见周舵:〈甚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上)〉,《领导者》,2011年第10期,页84-90;90;84-90。     10、周舵指出,“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的区别,说到底是多数人如何对待少数人的问题──是平等对待,还是排挤、仇视、压迫和剥夺。”周舵:〈甚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上)〉,页86。事实上,如此表述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以致造成自由主义立场的过度让步。即便多数人不歧视少数人,仍然可能构成“民粹”式的“多数暴政”,因为几乎任何法律都涉及分类并对不同类别的人群规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进而构成多数暴政。即便法律在形式上平等,在效果上仍然不可能对所有人平等。     12、MancurOlson,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PublicGoodsandtheTheoryofGroups(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5).          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     《二十一世纪》二○一二年六月号第一三一期目录 进入 张千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由派 民主派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936.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张千帆:中国“自由派”与“民主派”:提前对决与殊途同归 张千帆:没有“谣言”的世界比谣言更可怕 张千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困惑与消解 张千帆: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 张千帆:舌尖上的“两个中国”不矛盾 张千帆:乌坎的启示 张千帆:宪法有用了,改革才会变好 张千帆:尊严是贯通中西的桥梁 张千帆:认真对待尊严 张千帆:实行宪政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张千帆:上访体制的根源与出路 张千帆:年轻人千万别缅怀“文革” 张千帆:让网络成为官民互动的常规平台 张千帆:重构中国的道德与政治哲学 张千帆:深化法治才是改革正途 张千帆:让司法塑造民族理性 张千帆:大学行政化错在哪里 张千帆:如何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张千帆:“南巡”二十周年反思 张千帆:让“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自由竞争 相同主题阅读 张千帆:中国“自由派”与“民主派”:提前对决与殊途同归 郑永年:中国的阶层和意识状况:自由派、草根与中产阶级 胡新民:自由派言论中的硬伤 费希尔:危机之下西方左派与自由派如何就针对中国达成一致 彭晓光:中国民主、自由派:将陷入百年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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