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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 | 北海律师案的《刑诉法》意义(全文稿)

2012年05月27日 21:45:48   北海律师案的《刑诉法》意义     (全文稿)     2011-6-29,7-1     [陈有西按]此文发表于去年6月,已经将近一年。当时传播甚广,影响甚大,按有关方面要求在本网上先隐藏了,但是全国各网站仍然有转贴。亦忱先生看了此文,写了《推介一位有思想有担当的名律师陈有西》,对我高度推祟,也是此文影响之一斑。由于最近最高法院领导的一个内部培训讲话,谈到了李庄案、北海案、贵阳案的“律师闹庭”问题,我想有必要重新发表一下。好多问题,法院的违法性,这里都已经都讲清楚了。贵阳案法院的违法性,我另外再写一篇。认真读一遍这篇文章,就能知道律师是不是真的在无理取闹。为说明背景,我把此前在政法大学演讲的《北海案的八个法治意义》也贴出来,供最高法院的领导参考。     《北海律师案的《刑诉法》意义》本是为杨金柱的前线报道写的一篇按语,不想写成了一个独立的专论.在繁忙的大量事务中,在对北海案七律师工作的关注中,利用三天的支离破碎的时间,我完成了这篇11000字的专论,也算是个意外的收获.既是对北海案的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也是我这些年对中国刑事诉讼问题的思考结晶.只写了八个方面,还有其他的许多问题,没有时间写了,我会在后天的中国法学会巡回讲坛的成都演讲中展开阐述.下半年 大修,很多的问题,第一线的律师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大的方面,有对前苏联专政思维的清算和反思,小的方面,有大量李庄案北海案的血的现实.期望更多的立法专家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有兴趣的网民朋友,都来看看我的这篇文章.中国的 ,没有一种全新的思维,进行小修小补,是搞不好的.期望大家都抓住这次修法的机会,提出真知灼见。由于此文是陆续完成的,凯迪天涯等门户网站转贴的都是未完全稿,请转贴的朋友重新将此全稿转贴一下,以见全貌。     [上海陆欣律师转发按语]:中国要实现民主和宪政,从目前来看,仅仅靠官方公检法政府以及有官方背景的律师法学家来推动,至少从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必须有来自民间的力量对公权力构成适度的压力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而我们国家民间的力量一直以来都是自发的散漫的,难以形成合理,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走向舞台,自从李庄案后,以律师为首的民间力量悄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种种迹象表明,民间的力量正在不自觉地慢慢整合,这种力量已经渐渐对公权力构成一定程度上的制约,并且部分的传导到高层,这种力量不同于那种极端的不合作的被公权力清除和打压的维权力量,也不同于“唯政府马首是谵”的官方“伪民间人士”,这是一种合作的健康的积极地官方至少高层能够容忍甚至支持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加紧整合,其中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有的已经初现端倪,有的已经自觉不自觉地登上中国民主和宪政的历史舞台,我想,这些人是谁,自不用我多说。     认真的读一读陈有西律师的这篇文章,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对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们律师有那些紧迫的事情要做,每一个人都要进行认真的思考。     北海律师案的《刑诉法》意义     陈有西     主要由杨金柱律师发起、陈光武律师亲自率领的北海法律援助律师团伍雷、朱明勇、杨名跨、张凯、王兴六位律师,严格按照中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权利,进行有利、有理、有节、依法的工作,在到北海后48小时,就迫使北海警方释放了三个律师,一个证人(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同时,杨金柱最早接到救助呼吁的杨在新律师,反而被以主要嫌疑人身份批准逮捕。根据北京媒体记者的调查报道,在律师团到北海当天,广西警方在南宁进行了高度保密的内部磋商。可以看出,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不管一些地方法制已经被损害到何种程度,在公开化、法制化的社会舆论面前,法律仍然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武器。任何强权,都不可能毫无顾忌。律师团的作用,只是用自己的无畏精神、深厚的法律功底、履险恭亲、精诚大义,让人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法律的光辉,看到了正义之师的力量,看到了当前中国正义的声音并没有完全凐灭。     事件发展到今天,经过律师团的会见和调查、阅卷,已经可以明确地说,北海参加伤害案辩护的四个律师绝对是无罪的。三个证人也绝对是无罪的。四个伤害案的被告,是否冤枉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有罪则判,无罪则放是基本的法律原则。不能一个刑案,开庭了十个月还不判,让检察院、公安局去抓证人、抓律师,批捕律师。这充分显现了中国现在一些司法机关滥用职权违法犯罪,冲破基本的法律底线,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法院一审案件受理后,应当一个月内宣判。至迟不能超过一个半月。特殊复杂案可以经省级批准延长一个月。也就是说,最长只能是二个半月。而北海中级法院从受理到判决,已经严重违法。受理到开庭的时间不算,仅公开开庭到现在,也已经十个月过去了。《刑事诉讼法》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刑事法庭必然遵守的基本法,在他们眼里基本上就是废纸,一钱不值。因此,一审法院的违法,无需其他证据,已经可以确认。法院违法,这是当前中国一个极为严重的大问题。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法院这个违法,是负责法律监督的检察院要求进行的。检察要求法院无限期休庭,然后将材料移送公安,让公安去查出庭证人的“伪证”。公安于是抓了三个证人,想固定刑讯逼供的口供作为证据,把冤案判掉。关押证人作出虚假口供后,又抓出庭指出公安证据虚假、有刑讯逼供的四个律师。因此,北海的法、检、公这三个司法机关和准司法机关,已经是集体在篾视法律,集体严重违法。     更为严重的是,经过《财新网》记者向北海公安局的采访,公安机关明确告知这是北海市政法委协调、督办的案件。北海的律师反映,北海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都事先接到通知,不准当地律师参加维权,不准接受记者采访,不准配合外省律师救援四位被捕律师。     这些情况,清晰地展示了,在北海,所有的司法机关的独立执法的防线都已经失守,有的只是权力的魔爪,只是意气用事,只是报复,只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唯独没有了法律标准、没有了良知,没有了对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的尊重。     北海案的起因非常简单,也没有太复杂的背景因素,只是公安机关迫于“命案必破”的压力,办案粗了一点,可能搞错了嫌疑人,搞错了在场人。这样的案件,出错本来很正常,经过法庭审判,查明真相,有罪判掉,搞错就判无罪,很简单。但是我们的法庭、检察院、公安机关,容不得这种挑战,特权思想和有罪推定思维把他们自己一步步逼上了悬崖峭壁,变得没有退路。因此,这不是个别地方的事,而是一种法律思维的通病。全国抓刑事律师的案件,好多都是这种特权思想、有罪推定、“老子惹不得”思维造成的。这个案件,我们要这样高度关注,除了为了四个无辜律师同行的不被冤屈之外,我们更深层的思考是,中国需要一部什么样的《刑事诉讼法》。     北海律师案,到底体现了哪几个中国刑诉的基本问题呢?能够给全国人大这次修法,带来哪些启示呢?     第一,是公、检、法的程序权利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中现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没有经过法院判决前,可以以侦查嫌疑人的身份,把人关上一年多。除了正常法定的时限外,检察院的两次退查可以拖五个月,法院的内部请示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公安以发现新罪为名可以重新计算时限,检察院可以要求延期审理,法院要求律师配合由律师出面申请延长,法院的委托鉴定证据的无期限推迟,如果这些程序权利全部都用起来,一个刑事案从拘留到一审判决,可以搞一到二年多。如果是纪委的反贪案件,则前面的以“双规”名义关人限制自由,也可以搞一年半年,这样,一个人没有经过审判决定,就可以失去自由一到两年。由于中国现在的公检法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协同办案,一旦出现错案,为了掩盖追究错抓的后果,就会对已经关押的时间作出有罪判决。这一个罪名定不了,就找其他罪名,以判出冤案、造成既成事实,来掩盖前面的抓错关错。这就是当然中国大量冤案由法院故意铸成、大量冤案无法及时平反、涉法上访不断高涨的根本性原因。由于中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强势地位,法院的腐败和不干净,法院都怕公安、检察、纪委,侦查机关现在都有恃无恐,普遍滥用这种程序权力来绑架法院,故意拖延办案。一次次退查延长,造成已经关押一二年的既成事实,法院不判也得判,迫使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如果法院不同意配合,公安就通过政法委、检察院就通过纪委向法院施加压力,迫使法院判决。大量的冤案就是这样铸成的。因此,不从立法上制约这种事实上未判先关的现状,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好转。冤案不但不可能消除,还会越来越多。那些今天在制造冤案的人,自己往往也受到这种体制的报应,一旦蒙冤,再无拯救之途。我辩护过的好多政法机关、纪委的前领导,有大量这样血的事实。覆巢之下,难有完卵。     第二,是限制中国公民人身权由谁决定的问题。     中国的刑诉法,决定了公安的刑事拘传权,刑事拘留权。这样公安独家可以决定关人37天。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制约他,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对无辜嫌疑人进行救济。因为这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权力。在法制健全的国家,警察没有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必须要经过法官的聆讯,有的要由治安法庭、治安法官组织羁押庭听证。有的国家(象荷兰),警察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只有三天,如果法庭不同意,必须取保放人。     另外,中国还学习前苏联的专制的检察体制,设立了同法院平级的检察院,把批准逮捕权给了检察院。一个刑事案件,公安机关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就有三个月的侦查关押权。报到省级检察院批准,还可以再延长二个月。检察院还有一个月的审查起诉权。两次退查,公安、检察又有五个月的关押权。因此,在中国目前的《刑诉法》框架下,公安和检察环节,就可以决定将一个人关押一年多。而这些关押环节,没有法官批准,没有律师和嫌疑人抗辩的机会,只要公权机关单方决定就可以一直关押。     因此,修改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引进其他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羁押聆讯法庭”制度,是保障中国大陆基本人权的必须走的道路。刑事拘留到案后,应当对嫌疑人有一个救济渠道,可以见律师,可以申请取保,可以申请由法官审查要不要关押。不能由办案机关自己决定要不要关押侦查。因为所有的办案机关,为了破案需要,破案方便,都希望随意地把人关起来。关得越长越好,尤其是一些久侦难破的案件。因此,必须限制侦查机关的关人权,侦查机关无权自己决定关人,这要成为一个法制健全国家的基本人权原则。     第三,是“关押侦查”还是“取保侦查”问题。     我到欧洲国家访问,到香港律政司考察,他们的刑事案件中,关押侦查的10%都不到。只有严重刑事犯罪,放在社会上有可能危及他人、危及被害人、危及证人、有可能逃跑的、出国不归的,才必须关起来侦查。因为他们的定罪,不是靠口供,而是靠大量的无法改变的客观物证和书证。对于证人,也必须出庭作证才有效,不能靠有矛盾的证言,来迫使法院认定。     因此在他们的司法中,不可能存在中国大陆一样如此严重的普遍抓证人、吓唬证人、迫害证人逼取口供的问题。因为只要有一个证人控告警察对他威胁和迫害取证,法院就会作废这个证言。     而我们大陆,反贪污贿赂案件,抓证人已经是百分之百。证人被惨无人道地迫害,已经比比皆是。因为我们的刑法中有“行贿罪”,“贪污罪”中有“共犯”,如果法庭采信书面记录证词,而不需要出庭作证,所有的侦查机关必然会通过“行贿罪”、“共同贪污罪”抓证人,来逼取证言,来组织他们的指控证据,无一例外。因为我们的《刑事诉讼法》给了他这个方便。中国的法庭给了他书面举证的方便。     我这些年在好多文章中一直揭露,中国的刑讯逼供,总根源在法院。中国的法庭大量地采信了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的证据,助长了侦查机关的这种违法办案现象。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据是,所有的已经发生错杀的严重刑讯逼供案,法院刑事判决书中没有一份写到刑讯逼供。而现在查明的刑讯逼供,象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冤案,没有一个不是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刑讯,没有一个不是律师当庭指出而被法院视而不见的。     因此,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这个法条上必须进行重大改革。必须坚持对90%以上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取保侦查。关押侦查,只要保留10%左右即够。只限于杀人、伤害、抢劫、盗窃、强奸、爆炸、恐怖犯罪、投毒、贩毒等严重刑事犯罪的嫌疑人,有可能串供、威胁证人、隐匿转移财产、逃跑、出国的犯罪嫌疑人,和交保释放期间再犯的人。对于财产型犯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国家秩序类犯罪,一律可以取保在外进行侦查。     取保侦查的条件,以财产和其他人身类证件限制进行制约。交保的取保金,可以限制到足以让其自动回到法庭为限度。交保的审批权,必须归于法庭。由法庭进行保释听证。就同台湾地区陈水扁的案件一样。这样,刑讯逼供就能够从制度上进行消除,迫使公安机关转向靠客观物证、书证、现场鉴定等客观证据组织指控,真正实现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这样一来,轻犯、年轻嫌疑人,可以防止在看守所被“二次污染”,履历污点少,回归社会容易。看守所压力可以大大减轻,可以大量撤并,只负责关押真正对社会有危害的嫌疑人。而监狱里关的,是经过公开开庭审判确认后,真正有罪的罪犯。中国大陆的司法,才会真正的文明,实现打击极少数坏人,保护绝大多数好人的刑罚目的。     因此,取保制度改革,应当作为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个重点。     第四,是法庭控、辩双方的平等问题。     北海案非常清楚地展示了中国刑事法庭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不对等。对于一个存在严重刑讯逼供可能的、法庭出现的事实,法庭调查的重点,本来应当是查明刑讯是不是存在,而不是帮助公安机关掩盖刑讯逼供。刑讯逼供这一指控,不利方是检察院,因为容易摧毁他的证据防线;不利方是侦查机关,因为警察可能涉嫌犯罪。因此,在一个独立超脱的法庭里,这个问题的出现,对公安、检察才是有危险的,对辩护律师是毫无危险的。     但是,在中国的刑事法庭,这种危险居然倒过来。被抓的不是搞刑讯逼供的警察,而是指控揭露这种违法现象的证人和律师。这在世界的刑事司法中,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除了专制不开化的国家,其他文明法治的国家不会有这种荒唐的事件发生。     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呢?原因同样在于中国现在的《刑事诉讼法》。检察和法院地位一样高,他不是同律师“抗辩平等”的。他不但可以高于律师,其实还高于法官。因为刑诉法规定了他有权代表国家监督法庭进行审判。理论上是监督法庭严格执法,但是我们的检察官没有这样超脱高尚。见到的几乎所有事实,是监督加强他的指控观点,而不是公允的司法。他们认为我的观点就是代表国家,就是代表法律正义。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侵犯了,我就休庭,就去威胁证人,就叫公安局或者干脆直接就自己抓证人、抓律师。他有直接向法院打听审判内幕的权,这叫“联席会议研究”,律师打听消息就是违法。轻则吊照,重则判刑。他有参加审判委员会的权,提出“列席建议”,你如果不听,我回去《检察建议》就发给你,请政法委协调压你。律师如果打听审委会、合议庭观点,则涉嫌违规和犯罪。在最近高法、高检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检察院的观点叫“量刑建议”,说同《检察建议》一样,法院必须重视;而律师的那叫“量刑意见”,只可作为参考。     我们刑诉法的权力架构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它体现了苏联旧法思想对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检察认为,我是公共权力,代表国家公诉,维护国家安全;而你律师是给杀人犯、强奸犯辩护,你跟杀人犯、强奸犯立场差不多。你的意见不能同我的平起平坐。60年苏联旧法思想教育影响下来,我们很多检察机关的同志,包括高层,受了苏联遗毒的很深影响而不自知,还以为他有坚定的法理基础,这种法庭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你要探讨,就是违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自由化和西化,必须批判。但是我们的《刑诉法》同样又规定,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地位平等,法院必须平等听取意见。《刑诉法》的这种极为严重的逻辑悖论问题,先天地隐藏在它的固有条文中,执行起来于是就乱象丛生。     律师地位必须与控方平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是小补小修,而是要从根本诉讼架构模式上,进行重新构建。必须取消检察院列席审委会的权利,律师不知道,检察院也不能知道,让法院独立讨论。必须取消检察院的法庭监督权。法庭审判必须是完全超脱独立、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干预的。更何况是法庭审判中的一方。他们只对法律和事实、证据负责。检察院可以列席,法庭抗辩另一方律师也必须可以列席。让运动员来监督裁判员,裁判关门评分要让运动员来参加意见讨论,这是中国法律最为荒唐的一种设计。是前苏联为了加强专政镇压,契卡指挥法庭,而设计的一种非常愚昧的制度,被他们送给了我们中国。     第五,律师出庭人身自由权保障问题。     中国律师因为法庭辩护被捕被判,现在已经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了。现在各地抓律师的势头方兴未艾。北海这次放了卫星,6月11日李庄刚从重庆南川监狱出来,北海一下就抓了三个证人四个律师,一个不剩。     北海律师的无罪,其实只要稍有正常思维和冷静客观头脑的人,都能够分析出来。第一,四个所的律师不会在同一案、同一时间、同一法庭犯同一个伪证错误。第二,四律师收费多则8千少则6千,以违法成本理论,他们不值得为一个小案的这点钱去冒一辈子代价的风险,触犯法律的风险,不可能他们会一起这样没有头脑,断送来之不易的律师证,付出人身自由和一辈子声誉的代价。第三,李庄案案例在先,刚刚释放还没有平反,全国律师尽人皆知,没有一个律师再会去碰这个雷池,不会以身试法,避嫌还来不及;第四,四律师的所有会见,都有防伪证告知、证人签字和手印,以及录音证明。他们没有引诱证人,妨碍证人,所有证据都已经事先有防范。这些事实,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贸然去抓律师。     但是北海就是抓了。法庭上的理屈词穷,一个社会影响大、已经大肆宣传破案的案件十个月判不了,法院、检察、公安迁怒于律师。他们认为就是律师在捣蛋,就是律师在引诱证人和被告翻供。在公检法合作办案、公安又有抓人权、检察又有捕人权的环境下,先抓证人、后抓律师的模式再次上演了。     法院没有十个月拖着不判的权力;检察院也没有未经退查,又要求公安去进行侦查、抓证人的权力;公安更没有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自行又对证据进行侦查性补强,抓出庭证人、抓出庭律师直接干预法庭的审判。但是在联合办案、十个月不判这种环境下,一切都成了可能,成了现实。刑事法庭上,公安、检察和律师本来就是针锋相对的。这种相对,如果设计成一方有抓另一方的权,那么另一方被抓就会成为常态。争论不过如果就可以抓人,那争得恼羞成怒后必然就是抓人。     其实旁听过三场刑事法庭就可以知道,法庭上的大量伪证、不实证据,是公权机关公安局、检察院提供给法庭的。刑讯逼供的证据,就是最大的伪证。但是有没有警察、检察官伪证罪?没有。只有律师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公权机构只有刑讯逼供罪。把人搞死、搞残才算犯罪,弄出伪证提供给法庭,没有罪。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人被追究过。如果平等的追究诉讼当事人,控方、侦查方都是当事人,追究他们的伪证罪,很多警察、反贪局的人,很多纪委的人都可以追究。为什么伪证罪专门针对律师?     因此,《刑诉法》修改必须加上保障律师履职期间的人身自由权的绝对性条款。律师辩护期间,为履行辩护职责所进行的任何行为不受刑事追究。有人认为这会放纵律师伪证行为。这是不用多虑的。一是绝大多数律师不会去引诱伪证,他有执业纪律和市场的淘汰机制,二是有自己的信誉和责任的制约,三还有法庭审判确认伪证、案件结案后的刑事责任追究。四是个别律师伪证,同全体律师不敢真辩相比,两者权衡的价值取向,是必须鼓励律师真辩,保护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防止司法专横和冤假错案。因此,在律师履行职务期间,必须绝对禁止抓律师,以防止用职业报复使律师辩护权严重受损,最终损害委托人权益,导致更多的冤假错案。     第六,证人权利保护问题。     《刑事诉讼法》有明确的证人保护、不得威胁、引诱证人、必须在客观宽松环境中向证人取证的明确规定。但是,这些年中国的刑事证人大量地被威胁、被关押取证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这种威胁不是来自于社会犯罪力量,相反是来自于公权力。其原因,第一,就是前面说到的法庭大量釆信证人的笔录证言,而不要求他当庭作证。第二,就是《刑法》中的307条,证人伪证罪。     追究证人伪证罪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限制公权力的胁迫取证和关押取证。不能逼迫证人按自己的意图作证。证人作证地点必须是自由的、自愿的。而不是变相关押的。只要发现是关押取证的,威胁取证的,交易收诺取证的,法庭一律作废,而不论其是公权力取证,还是律师取证。应当当庭裁定证言无效,以当庭作证为准。     北海四律师案和重庆李庄案一样,对律师的危险,都是来自于抓证人。李庄案六个证人被抓,关押的被告成了检举律师的人;北海案三个证人被抓,一个月后四个律师也被抓。律师的价多风险中,一个很大的风险是来自于证人的风险,很容易搞成律师伪证罪。明明公安的证人证言是刑讯逼供的假证言,律师取到的是真相证言,但是由于公安、检察有抓证人的权,律师没有这个权,公权用威胁、离间、许诺、减刑、从宽等引诱,很容易把证人搞得对自己有利。公安检察把证人抓进去,再固定好假证言,说成是真实的。然后就可以追究律师了。问你现在已经说了,签字了,录像了,你以后不准再翻供了。那么你当时为什么不老实翻供?证人于是就说我翻供,是律师教的。然后公安局就可以以此作为证据来抓律师。一旦可以抓证人,是很容易固定出对公安、检察院有利的证言的。假供就变成真供,律师取到的真证,反而变成了伪证,律师就可能被抓。还有很多的污点证人,比如行贿者,本身就有判刑的风险。很怕检察、公安。公权力以判缓刑,不起诉、认罪态度好、认定自首等诱饵引诱,基本上没有不成功的。而证人一旦反水,律师就有了被抓的由头。等你关了一年后查明没有帮助伪证、妨碍作证,但是牢已经坐了。     因此,必须保护证人的权利。《刑诉法》对关押、迫害、引诱、交易证人取证、其他非法手段取证,应当规定证言无效。作证地点应当由证人自己选择,只要是证人,人身自由必须保障,来去自由;同案嫌疑人口供,必须到庭质证,不能直接作为证言采信。     第七,证人出庭问题。     北海案再次展示了中国当前刑诉中证人地位岌岌可危的现状。刑事审判,以法庭为中心。侦查机关侦查中取得的证言,律师调取证取得的证言,都要经过法庭的公开质证和检验,方可作为定案证据。     这里包含了一个”法庭中心主义”的法律原则.因为法庭上不可能有刑讯逼供,如果威胁证人,引诱证人,会受到对方的指出和反对,会得到法官的制止,会受到旁听公众的监督。当庭证言,其效力和可信度明显高于公安机关封闭审讯中获取的口供。因此,证人证言,必须以当庭作证,为最高效力。此前公安取到的、律师取到的,只要证人上了法庭,一律以当庭当证为准。     但是北海案不是这样。他们的审判是为了巩固指控,而不是为了查明真相。当证人当庭作证对他们的指控不利时,他们选择的不是反思错案,而是抓证人逼取他们所需要的口供。2010年9月,案件开庭审理时,杨在新律师向法庭申请3名证人出庭作证,并出示了3名证人的证词。当日庭审时,被告人裴金德、裴贵和杨炳棋当庭推翻此前供述,否认曾劫持黄焕海到码头并殴打致死抛尸大海,当地公、检、法不是引起高度重视,反思有无冤错,反而以有罪推定的观念,认为是律师刁难,引诱伪证和翻供,妨碍了他们打击犯罪,“致使案件审理工作陷入僵局”。被告杨炳棋在律师会见他时,曾透露自己在海城公安分局遭到刑讯逼供。公开开庭5个月后,出庭作证的宋啟玲等3名证人被北海市公安局采取强制措施。原定“包庇罪”,后定“伪证罪”。其中一个女证人系早产哺乳期,照样被没有人道地违法抓捕,至今关押。北海官方通报称,公安机关经过审讯,4被告人承认翻供是受律师的教唆所为,并证实3名证人涉嫌作伪证包庇被告人。     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证人当庭作证说出真话,立即会招致公权力的报复,被抓被关。“不得威胁、引诱、迫害证人”的《刑诉法》的法律规定,在现实执法中被肆无忌惮地违反。“哺乳期的妇女不得关押”的明确规定,也被直接违反。而把所有三个证人、四个律师和四个被告一样关起来后,这十一个人见不到一个律师,没有任何说出真相的机会。然后由公安机关对社会宣布说:他们“都承认了作伪证”、“4被告人承认翻供是受律师的教唆所为”。     这一切荒唐做法,法律上的根源是什么?是中国的法律、法庭,长期允许书面证词,可以代替当庭作证。发展到最后,是书面作证效力反而高于当庭作证效力。把证人关着,控方拿着关出来、打出来的书面证词,法院照样采信,闭着眼睛把冤案判掉。重庆李庄案,六个证人都被关着,然后由检察院、法院说他们不同意出庭作证,一直到8号李庄案宣判后,9号才把六个证人都取保释放。“取保候审”的目的,不是他们真有什么罪,而是再次滥用《刑诉法》权力,吊住证人,一年中不让他讲真话。如果讲了,立即以伪证罪抓回去。李庄助手、被抓证人马晓军,一直到现在,不敢向社会说一句话,只会流泪、向李庄道歉。这次北海案,已经释放的三个律师,一个证人,同样没有一个敢见他的律师,敢见记者。他们的亲属,拒绝一切关心他们的人的问候,不敢说一句真相。因为他们都是待罪之身,“取保”期间。他们都事先受到威胁警告:谁敢说一句话,立即会抓回去。     这样的情况下,证人受威胁、受迫害,已经是明目张胆的。证人证言的虚假不实,也是一目了然的。因此,中国的刑事法庭要真正做到科学、文明、公正,只有确立证人出庭证言的唯一性效力,不被其他书面证言否定的效力,当庭证言只能由当庭再作证证言修正。这样,我们中国抓证人、恫吓证人、迫害证人的现象才能够根本性扭转。这些现实,没有在第一线办案的立法专家,最高法院、高检、公安部的专家,全国人大的一些学者官员,是不会有如此明晰的认识的。他们以为允许书面证词作证,不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不会知道执法第一线已经异化成这个样子。     必须确立: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人证言,必须传证人当庭作证。必须确立,证人出庭作证后,任何机关不得采取基于作证事由的强制措施,保障证人的安全。对迫害抓证人关证人的警察和检察官,必须追究滥用职权罪的法律责任。     第八,取消党委政法委问题。     北海案从一开始,就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中,职能机构的独立依法办事原则被破坏,党委一元化领导司法的弊端。在这次明显违法的刑事司法活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原则被破坏;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原则被破坏;《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期限被严重破坏;公民权利、证人权利不受侵犯的宪法、刑诉法原则被破坏;直至司法局、律协对这样严重的违法现象不能发声,对自己的被错抓的律师不敢依法维权。一切的一切的总根源,现在已经浮出水面:那是就是以党委政法委名义出现的一个一元化的权力,在肆行无忌。他们可以一意孤行,然后不让司法局和律协说话。而这个权力的目的,只是为了掩盖公安机关可能的一个错案。不惜把国家法律规定的整个刑事法庭程序,打得粉碎。     近年中国曝光的所有冤假错案,几乎百分之百都有党委政法委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根源。已经没有必要隐讳,没有必要回避。佘祥林、杜培武、聂树斌、赵作海,没有一个冤案不是政法委最终协调确定判的。但是最后问责时,都只处理公、检、法了事,政法委的真正拍板者都逃脱了法律责任。“责权利”结合的政治问责基本原则,在中国一直没有真正落实。法律责任追究一直有一个避风港和黑洞。这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党委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其基本方式应当怎样才是比较合理和没有风险的?     取消党委政法委的说法,不是危言耸听。1988年,中共中央曾经决定,撤销全国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作为过渡,设立政法领导小组。全国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市撤销了政法委。其目的,就是保障各个司法机关的宪法规定的各司其职的职能,依法独立办案。党委只限于方针政策的领导和组织路线的领导,不干预具体的案件。1989年风波后,这一文件和做法夭折,各省不但恢复了政法委,反而加强了其权力,管干部,管案件,各地党委直接干预案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党委为什么不能干预具体的案件?因为这直接违反了司法的“亲为”原理,导致“审的不判、判的不审”,导致法庭变成了没有实际审判权力的虚假的表演场,所有的法官和检察官变成了不负责任的傀儡,变成了贯彻某种意图的工具。这是制度性缺陷,同人性无关,同人的素质好坏无关。     一个案件,没有亲自参加法庭审判,没有听取双方的意见,兼听则明,没有对每一个事实、每一个证据进行细致的质证分析,没有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法理的精确辩析,是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的。法庭的作用,不是法官就特别高明,而是因为有一套制度保障他能够最大限度地逼近事件真相,最大限度地公开,最大限度地查明成文法条文,最大限度地逼近法律公平正义的真谛。法庭还用质疑、对抗这种工具,去发现隐蔽的细节;法庭还通过他的高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法庭还通过合议表决,防止和限制专断;法庭还通过上诉抗诉,设立纠正和监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而政法委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不参加审判的、以内部汇报内部磋商进行决策的机构。他的工作启动和意见的形成,往往是内部要报,内部汇报。这时候都是单方的。不可能有被告的意见,律师的意见。只是一种偏听偏信。根本不同于法庭的兼听则明和有法律标准的辩明。而他一单批示了,各级司法机关往往按照这个意图去贯彻落实,而不是客观地去查明。有的党委、政法委、纪委领导批示后,报纸、电视上就进行了定性报道。社会舆论已经形成,被告的形象已经定型。这时候的公、检、法,已经有了一个指导意见,只能按照这个口径坚决办上去,而不能违背。他们是贯彻意图,而不是客观办案。体现在实际办案中,就是“做案子”,而不是“办案子”。一旦一个罪名不成立,也要找出其他罪名把他办了,以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冤假错案就这样形成。     在中国的党委政法委实际由侦查机构掌握的情况下,侦查观点往往强加到法庭观点之上。“有罪推定”就成了必然的结果。所有已经发现的错杀案件,都是公安机关,通过政法委,压制了检察、法院的正确观点,强行决定判决死刑。检察、法院不敢直接反抗,只有采取判处死缓、判决无期,来保留一点余地,防止错杀的后果。而这种冤案,如果没有佘祥林案“死人回家”这种不可掩盖的后果发生,都会被死死地掩盖起来。因为公、检、法在政法委的领导下,会死死抱团,共同订立攻守同盟,不让冤案曝光,首先是不让他平反。这样他们集体安全。公检法沆瀣一气,一个冤案百姓和几个家属,是根本翻不起大浪,无法同其对抗的。     因此,要建立科学、文明、理性的司法秩序,除了对现有《刑事诉讼法》要进行大修之外,司法改革还必须考虑撤销党委的各级政法委。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可以在党委办公厅里,设一个政法处,负责联系政法各部门和司法部门,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领导,绝对禁止对个案的干预。(2011-6-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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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野夫:谁也别想用胶布封住“六四”伤痕

获得2010年度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的中国作家野夫,目前接受荷兰政府邀请,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故居写作,德国之声专访野夫,就自由写作、六四事件等进行交流。 德国之声:听说您此行是接受荷兰政府的一个作家项目的邀请,能否先请您介绍下参加这个项目的情况?包括在这期间您将要写的一些作品? 野夫: 荷兰国家文学基金会是通过荷兰文化部拔款,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全世界,当然主要是极权国家的作家提供写作资助,为作家提供写作环境和生活需要,供作家自由写作,又叫避难者写作计划,因为在世界很多国家的作家都处在不能自由写作的状态。他们给我提供的这套房子,是最有意义的,是《安妮日记》中安妮一家原来的旧居,里面的家俱还保持着上世纪40年代的模样,大家知道安妮一家是从德国逃到荷兰,再被纳粹带回德国处死的,《安妮日记》中文版是我协助和参与引进中国的,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缘份使我来到这个房间写作,感觉冥冥之中自有天数一样。 现在我第一还是保持一个散文的写作状态,我的散文的主人都是在过去受到迫害的父老乡亲。第二是我一直写在《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调查》,这是我经过几年的田野调查,已经写了大部分。还剩几万字,希望在这个期间能够完成。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其中的写作是观察中共基层政权的现状,目前很多公知和百姓都津津乐道的是高层动态,您为什么会去观察基层政权的情况,您觉得中共基层政权对执政整体有怎样的影响? 野夫: 也许这本书出来后,会帮助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基层政权是怎样在运作,比如维稳也好、发展也好。我算是用了几年的时间解答清楚了自己心中的疑问,然后我再把这些讲述出来给大家听。 我们常常听到的说法是,中国主要是贪官或基层政府坏了,因此”政令不出中南海”,我在一定程度上想否定这一说法,中国基层政权当然贪腐是普遍存在的,这是事实,但是中国的问题,压根不应该由基层政权为整个体制背书,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高层,站在极权政府的角度来看,多数基层政权是很”勤政”的,也会非常”辛苦和操心”,当然享受腐败是额外的、甚至是体制默许的一种奖励,他们费尽脑筋甚至披肝沥血的所作是在完成错误的事情,比如说维稳,上边要求不允许有越级上访、进京上访、群访,上面拿这个来考虑基层领导的”帽子”问题,他们就必须不择手段。对他们来说这是政权要求他做到的,他们是用此效忠政权的。要做到这些必然要采取非正规手段,基层政权是高度紧张的群体。 德国之声:与基层对应的是中共高层,十八大在即,作为一名作家,您将从哪些角度去观察政治上的一些变化或是不变? 野夫 :我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对未来还持有乐观态度的人,十八大假设没有新的变局,在未来执政党有没有可能启动政改这个问题上,我持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可能,这点总是被朋友们嘲笑的,认为我总是寄希望于他们。我虽然认为启动政改是渺茫的,但这种可能性没有消失,是因为这个时代从各种因素都到了不启动政改这个政权就有危机的时代,政治是因势利导的事情,他也要盘算怎样做对他们自己最有利,这个时代就是革命与改良赛跑的时代。 德国之声:今天网络上又有传言,说中共当局将公布对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初步调查结果,这个事件在作家看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的桥段?这个看起来象意外添加的桥段在整个中共故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野夫: 这种都是极权国家的典型事件,极权国家总会发生一些让你意料之外、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很少有这样的爆炸性的突发事件。具体这个事情上来说,我们有很多人早在一两年前就预见早晚”薄、王”都要出大事,只是不知道会以这种方式出现,我们一介布衣和普通文人为什么会预见到?是因为文人观察社会会从历史中找出规律来,象薄这种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天数都会让他在劫难逃。 德国之声:您获得了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度”自由写作奖”,您也曾经说过文字的属性就是自由,而获得这个奖其实是中国作家的悲哀,中国作家到底身处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 野夫: 中国当代作家要分成两个群体,一是依附于体制的体制内作家,一是完全不依附于体制的体制外作家,中国体制内作家集中了一大批就写作技巧来说并不差的文人,这些文人也有很多好的作品,我就不一一点评了。但他们对体制的依附习惯使得他们并不能真正放开来写,不敢去真正的触碰这个社会的问题,不敢真正去挑战这个时代的黑暗,我为他们感到悲哀。他们甚至可以做出一些我称之为无意识的、养成习惯的荒诞的事来,他们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到另一阵营的作家贝岭在台上,他们会集体随着领队退席,这是很荒诞的事情,他们这些名气、成就这么大的作家,他们会象幼儿园大班的一样,阿姨站起来走了就跟着退席,这是明显的没有独立人格的表现。 另一方面我们去说体制外的自由作家这个群落,里面也会有一批很优秀的人,但是这些人在中国的写作一方面是有风险的,就象我们看到每年都会有”文字狱”的发生,每年都会有人被判刑,他们的罪证是他们写的文章,这在现代国家、在21世纪的世界面前,这是可耻的现状。真正能写出来又被大家知道的是很少的,真正能被世界、被本国人民关注到的自由作家其实是少数。我曾经做过一个”中国民间写作现状”,中国民间写作的人有大量的人在,默默无闻,但是我认为终有一天,他们写作的东西会象井喷一样爆发。中国会真正进入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 德国之声:最近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为代表的百名作家抄写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您怎么看这件事? 野夫: 这个事情本身并不算一个严重的事情,甚至大家在炫耀书法,他们听到某某也在参与愿意加入某个阵列使自己”增光”的事情,他们没有去细想作为中国作家、中国文人被迫害的命运被整肃的命运、被约束自由创作的命运都是从延安讲座讲话开始的,这样一个可耻的文本,你怎么好意思在这个年代还去抄写?这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的惯性”我拿了你们的钱和俸禄,我享受了你们给我的待遇、职称,你们让我抄这个讲话我不好意思拒绝。”他们潜意识里就没有往深里去想,当然这件事出来以后,也有的作家自己反省了,无形之中对自己也造成了伤害。 德国之声:与这些作家相对应的,应该是另外一些作家,比如象德国的廖亦武、目前还在国内的余世存、冉云飞、慕容雪村等人,这些人也是您的朋友,今天在这里也想和您探讨一个真正的作家的独立性写作这样的话题,独立对作家意味着什么? 野夫: 我认为独立就是一个作家的灵魂,是脊柱,一个没有独立精神、人格、意识甚至没有独立文风的作家,本质上都不算一个好作家,能识文码字的文人而已。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和不自由的时代,这种独立性更显得非常重要。 德国之声:除了独立性,我看过您的作品《革命时期的爱情》、《尘世挽歌》等,觉得和主旋律及流行网络文学有很大不同,现在关于土地、母亲、爱、真相、救赎及死亡的文字越来越少了,所以想请您谈谈作家如何在作品中投射人性温度以及对时代真诚纪录? 野夫: 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并不缺乏象我及我的家族的这些悲剧,这样的悲剧遍地皆是,有的人有这样的故事但自己认为没有写作能力,他们不想说了;另一方面有的人觉得要把遥远的东西放下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觉得现在写出来还有危险,会给自己增加麻烦。我熟知很多家族惨烈的故事,中国的国史总有一个年代要重写,现在的基本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而要重写国史依靠什么?我认为要依靠无数个家族史来重新填充。只有这些家族史才能佐证我们国家是如何走过来的?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些和主旋律的宏大叙事下是根本看不见的,个体生命的声音被糟践了,这是我们现在的缺失。也有很多作家认为写这些又不卖钱,他何不写畅销书呢! 德国之声:我相信将来对”六四事件”的记录也将重写,当年您还是一名警察,因为同情和支持学生并参与保护被通缉的人被捕入狱,二十三年过去了,您怎样评论当局对六四的态度,以及民众对这个事件选择记忆或遗忘? 野夫: 国家对”六四事件”的态度明显看得出来是要尽量抹杀和淡化这件事情,从官方语言上,早已经从”反革命暴乱、暴动”改成”事件”,到后来改成”风波”,从官方发言实质上是平反了,既然不是”暴乱”而是”风波”就不存是非,没有正恶,事实上他们已经给出了”这个事情是无罪的”,但是他不愿从法律上纠这个错,他们认为纠错的时间没有到,他们唯一想做的就是,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巨大伤痕,把这个伤痕先用胶布贴上,不许任何人看见这个伤痕,也不让大家提这个伤痕,那么这个伤痕到底里面发炎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会自然痊愈历史仿佛就不存在这样一场灾难、这样一个伤口?还是继续发炎最后溃烂到伤痕里的骨髓甚至危及生命,这是他们眼前不想管的事情。 我也知道民间六四这一代人,这代人是广义的,不仅是”六四事件”的学生,卷进”六四事件”的远远不止学生,因”八九民运”而改变命运的官员大批,现在的生意人有大批,工人也有大批,卷进少的是农民,虽然农民也有代表,当然学生是主力,广义的六四这代人我接触得很多,有的现在非常成功,有的甚至在体制内也混得很成功,更多的是在这个社会生存得不好的,被继续打压甚至判刑,所有这些人他们心中并没有淡忘这段记忆,这是耿耿萦怀于心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说并不等于遗忘,最终我们这个民族必须要面对这个坎儿,要想迈过,必须得有一次面对,官民将一起面对。不解决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谁也别想用个胶布就把这段历史贴上它就自然痊愈了,就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作者:吴雨 责编: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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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山东访民要求示威游行 莱州公安局不批

中国山东省的访民郝伟英要求游行示威,被莱州公安局正式拒绝。有中国法律工作者说,这是中国访民理性维权,法制维权意识提高的例证。自从23年前北京发生六四事件以来,中国各地很少有要求示威游行的申请被批准过。 *游行申请被拒* 山东莱州平里店镇柳行村访民郝伟英5月27日收到莱州公安局正式通知函,拒绝几天前她提出的要在5月30日到6月4日举行示威申请,理由是:她的上访案件正在审理,另外,申请的游行线路位于车辆行人高度密集地区,游行会破坏社会秩序。 41岁的郝伟英,2007年和丈夫承包了286亩樱桃园。她说,后来她陷入外资和当地政府处理破产企业的纠纷中,并遭村里干部打击报复,上访多年,没有结果,于是就想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条赋予公民集会游行的权利。 *郝伟英:示威合法* 郝伟英游行打出的标语包括:惩治官僚腐败,要求公平正义,要尊严,打击黑恶势力等。她对美国之音说,她是在当局拖延解决问题,对访民打击报复后,才决定游行的。她说:“政府说,我们向他们示威,那么我们就给政府来正的吧;政府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非法集会,现在我们以正当的名义,是不是?游行经过莱州商业繁华区,为此我查过当地以及中国的游行示威法以及相关法律规定。” 这位山东维权人士说,她要对公安局拒绝其游行的决定提出上诉,继续争取示威游行的宪法权利,理由是,公安局拒绝她的说辞纯属假设。 不过,她对当局批准游行并不抱希望,记者问她,既然如此为什麽还执意申请?她说:“政府批准游行是不可能的,我在网络上查过这个问题,中国没有一例游行是批准的。(为什麽还申请呢?)因为这个案子牵涉这么多职工的利益,我没有办法,所以无论用什么办法,我也要让政府引起重视。我们属于民告官,很难。” *律师:访民合法为自己维权* 何志敏是莱州当地律师,也是郝伟英委托的本案二审律师,他从访民维权意识提高的角度,谈了对郝伟英申请游行的看法:“访民提出示威游行的不算太多。郝伟英多少懂点法律,这个事情至少表明,访民懂得用这个方式为自己维权了。我们国家法律漏洞很多,政府行政部门还没体现为百姓服务的心态。” 这位律师说,法律上讲,搞示威游行要得到公安部门的批准,没有经过批准而游行,可能要节外生枝。他说,众所周知,没有批准就去游行,很可能就被拘留。 郝伟英表示,她要合理抗争,要组织企业的员工参加游行示威,向当局施加压力。女工张喜娟是郝伟英一开始办厂就进来的老职工,她对美国之音说:“参加游行,我支持,我们要讨个公道,因为政府对她太不公,她辛辛苦苦了这么多年。” *郝伟英:并非刻意选“六四”游行示威* 报道显示,郝伟英选择的游行时间正逢“六四”敏感期,所以山东莱州当局以极快速度拒绝了她的游行申请。郝伟英对美国之音说,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她并非刻意选择这个时间段表达维权诉求。 自从23年的六四事件以来,按照当局的规定,中国各地,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和大中城市,需要公安局批准才能游行示威。但是,各地很少批准这种游行。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当局开辟四个公园让大家集会游行,但直到奥运会结束,这四个公园没有一个有民众自发的示威集会和游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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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庙 | 厚德、包容的北京警察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5)  | 标签: 民生 , 民情 , 救助 , 流民 天安门广场的流民们自住进位于大兴的流民公房后,个个都变了个样儿。他们不再脏,不再形容畏缩,也不再见人只说“命不好。”“这辈子就这样了。” 在他们中间我做过统计:除了年岁大的,凡四十岁以下,二十多人里有十八个曾经是在少先队旗下宣过誓“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有两个曾经是人民公社生产队干部(其中王文忠已暴病而死);有四位当年曾是村或乡级劳动模范,一个是农业学大寨的妇女标兵;还有一个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住怀柔舟桥连战士(曾获五好战士名誉)……而在近三十多年里,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修建京九铁路国家占地补偿款被村级干部侵吞,无地而致贫;因为少时遇暴致残,长成后遭众人歧视无工可做后流落街头;上访之路漫漫终遭不测,案未雪人却丧魂街头成女乞;23年前春夏之交赴京贩菜遇广场事,永定门车站无人卸菜致菜蔬腐烂背债八万藏匿京城至今春暴死流民公房……说到老徐,就要展开来说了。 老徐,徐继承,山东人,身材却小。上回说到老徐“永远期望着捡拾废品而晋升富人”。并非妄语,他就真的是那么做了。按诗人的说法“理想永远在向勤奋的人儿招手”。对老徐来说,理想的小手是招了又招,可财富的理想谁想过?老徐当然知道捡拾废品至多糊口。又怎能真的就招呼得了还在上大学的女儿呢? 2008年春节的时候,一次我召集流民聚餐,想询问一下他们的私人情况。那是为对流民进行家访所做的准备。因为有个消息泄露,引发多了个流民对总统老王的嫉妒,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网友筹集到部分资金。我以这笔善款为本和老王商量。准备去他老家已经废弃的邯郸峰峰煤矿考察。事先的计划是用这笔资金在那里承包养牛场。但凡成功,则可把流民公房的劳力尽数迁至,以养牛为生,兼做副业。虽然资金还有缺口,但看当时社会的热情,想来这个念想是可以的。何况我的几个朋友愿做资金垫底儿……事情还在筹划中,却怎么惹到了其他流民呢? 原来,我和老王的愿望仅只是一厢情愿。20余口流民各有各的理想。老王回老家养牛没什么可说,那不证明所有的流民就都同意。有的有案在身,家中冤者早晚期盼北京来的好消息;也有恋北京的繁华,厌恶了重回乡下如见噩梦;马蕊华老太太年已七十,又经不起如此跨省迁徙,何况又牵挂着河南老家的卧床残疾老伴儿;王允还年轻,20浪荡岁儿吊着个残腿,说养牛我又做不了什么,还不如留在北京,华灯下自有一份踏实…… 也真怪我的考虑缺欠周全,一旦方案做起来,那不摧毁已有的公房安宁才叫怪了。 老徐在人群里总是神秘兮兮。这时候也唯有他站了出来,提出了一条建设性意见:老张,你只要支援我一笔钱,至多五万,我可以白手起家,就在南小街儿开个电动(助力)车代理商店,连卖兼修,我可以保证带三个穷弟兄…… 我没有答应老徐的“合理化建议”,流民们谁也不知道社会来款的艰难。后来我们用那笔钱也做了些力所能及而又惠及大家的事情。比如买了三辆公用板儿车,为两个流民支起一个修鞋摊儿,为张先平和老闵办起了旧书摊儿,为全体流民做了次体检等,这是另话…… 流民老徐的理想似乎从来没有过实现。 老徐永远是个神秘人。他从不对我说起自己的来历。我就他的流浪生涯曾问起和他在流民公房同居一室的难友。据介绍老徐性格倔强,遇事不求他人。他在山东的老家里有老伴儿,女儿则在青岛大学读书。十多年前发誓外出打工,遭遇却多舛,最终一事无成。他曾对流民们说:挣不到钱,无脸回家。老天不开眼,就是让这个不求人的人被迫两次求到了我。一次是开电动车铺子的事,一次是为女儿大学毕业找工作的事情。记得为此我在博客里向社会发出过请求…… 几天前,消息传来,老徐再次重返前门。重返前门的老徐是两眼几乎瞎掉的老徐,经我这几天最新了解,老徐患了白内障。 今天老王打来电话,得知老徐夜里住在前门东侧老火车站前的2号地下通道里。白天,老徐靠在果皮箱子里摸索着捡拾饮料瓶子卖钱为生。我叫老王带老徐回流民公房居住,老徐回说不好意思了,再说每天回广场捡瓶子往返大兴南小街儿还得乘高速公交,又丢四块钱。北京的饮料瓶子收购价现在是小瓶一毛,大瓶四毛。这对老徐来讲显然不合性价比。 此刻我远距北京千里之外。我希望曾经参与过救助北京天安门广场流民的八百善士动作动作,还有看到本文的北京朋友在路过前门东侧地下通道时稍许给予老徐以关心。那里现在每晚上留宿着二三十位无家可归人。北京警察对他们现在倒是宽松,据说警察现在执行上级的重要指示,对流民“厚德、包容”,词儿还挺文气。可是流民们只要填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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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湖南洪江库区十万移民维权代表段纯圣拒绝政府收买

(维权网信息员薛明报道) 5 月 28 日 ,湖南省洪江库区十万访民代表之一的龙江乡代表段纯圣说,为了瓦解库区移民上访队伍,洪江市地方政府采用收买访民代表的卑劣手段,来挑拨访民之间的矛盾。他说,当地国保多次找到他,向他许诺给他好处费,要他不要再为库区移民上访。 段纯圣还说,由于地方政府侵占移民的补偿款,致使洪江市十万移民被迫多年上访,已有 60 多人被抓被关过,但依旧不能使访民屈服。作为访民代表,他一定要抗争到底,决不会被政府收买掉,直到最后维护访民的合法权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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