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台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斯伟江:关于政改困境的通信

给斯伟江的第一封信   小斯:   首先,收到我的Email,不要震惊,我们也是人,不是神,西谚说,离群索居者,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而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生活圈子的。正如我以前公开说,我也上网看东西。即使不上网,周围讨论政改的人也不少,毕竟,我们才是当事人。在局外的人都讨论政改的必要性,很多都是基于破的角度,似乎,一改就一了百了。但是,没有考虑到政改的困难。我们看过社科院某些人的方案,也听过体制内学者的分析,最后自己权衡再三,发现,当下政改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你们的想象。你的文章我也读了,似乎能摸到一点点门道,然而,在民间的人,即使有多少名望,有多少才华,却找不出一个人具有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最优秀的也不只是空谈理论的人。(伯克语),当然,你不必沮丧也不必高兴,你不是前者,却恐怕属于后者。   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其实也承认。但是,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一条崎岖的山路,不小心,是要翻车的。给你打个比方吧,中国是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学者基本上是刚考完驾驶理论的人,而我们这些人(你可以称我们为老朽),却是开了多年车的人,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道路情况,却无法代替我们驾驶。这驾驶技术,不是说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可惜的是,你们没这个机会练习,因此,可以告诉你,不管政治局面如何改,驾驶员只能在我们这些局内人中产生,你想想叶利钦吧。即使那个得奖的人,今后的作用,也无非是反对派的精神领袖之一,而已。   第一个难题,历史障碍。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搞政改成功的。因为这种体制很难改革。这其中的理由之一是,欠债太多,积重难返。第二个理由是,宪法难题。第三是,意识形态。   历史欠债   先讲第一个问题,你看一下建国以后的历史就知道了,不必多说。即使,当下,也是因为建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得益了大部分人,得罪了不少人,就其总量,后者数量是不小的。从这六十年的历史,积累起来得罪的人,这债务不小,要是容许他们自由要债,结果是什么?大部分得益的人,或许还因为分配不公等原因,基本上算沉默的大多数,不改,他们也沉默,改了,债主逼债,他们也沉默。前人积累的旧帐要我们这些人还,似乎不公平,击鼓传花,让后人去面对吧,后人或许比我们有智慧。   宪法难题   离开宪法谈政改是不可能的。毕竟,在任何国家,宪法是神主牌。西方有人说,以不合乎宪法规范的手段更动宪法,是革命。显然,我国已经是革命过度的国度,谁也不想革命。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在变革前,没有一个可以供和平解决争端的宪法,以及宪法下的机构设置。之前是一党领导,谁也没有想用宪法来制衡自己,因此,不可能有可行的宪法机构。导致有争端时,靠武力解决问题。苏联俄罗斯坦克上街,炮打白宫,都有这个因素。   其次,宪法不是设计出来的,本身是各派实力的平衡,然后反映在文本上。而在政治改革前,宪法是虚拟的,不能反映实力平衡,而当开始政改时,各方的实力浮上水面出来后,往往会过于自信,误判自己的实力,导致要价过高,达不成一个新宪法的合意,于是,大炮代替了谈判,军队支持谁,谁就是宪法制定者,一旦他不是通过合意达成的宪法,往往会设计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宪法,于是,这又不是宪政,甚至可能是军政。至少是,精英统治。无量头颅无量血,换得一个假共和。你觉得,这样的政改值得吗?而且,我告诉你,军队总归站在我们局内人中某一个人当中,也是轮不到得奖的人的。然而,我们,也不想成为戈尔巴乔夫,不想成为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   意识形态、历史   你也很清楚,我们之前当家的,封锁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制造了大量假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和我们的统治基础有关。虽然,现在腐败很严重,我也说过,可能会导致亡党。但是,和腐败相比,如果所有老百姓都知道了历史真相,恐怕人心真的全散了,真的会有大灾难。前些日子让大家不要折腾党史,也就是这个道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时比武力还重要。   这些都是历史出的难题,不是我们想改就能改的。   第二个大问题,现实难题,   民族问题   虽然民族问题,也是有历史原因,但是,我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大难题。学者告诉我们,拉美民主化的历史,多民族的国家多磨难。毕竟,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导致很多民族,一有机会就要独立,尤其是资源丰富的地方,或者是语言文化独特的地方。苏联就是这么解体的。搞政改、民主,一旦他们有这个权,你是选择武力还是坐视。或者一旦选票是僵局,更可能动乱,甚至,恐怖活动会延续到内地,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至今,我们是没想出什么良策。这也是政改不动的原因之一。   民粹和精英。   你可以说,这种人为分类的话语,我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说,譬如任志强,他说的话,刺激民间,大多也是大实话,遭世人痛骂,主要不是说话偏激,而是他位处精英,要是一个穷学者,没那么多人痛恨。鉴于现在的官员都已经也收入良好,精英其实和官员+富人可以替换,两者之间恐怕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还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仇官、仇富如此普遍,一旦,搞民主搞成民粹,恐怕,所有搞政改的人,多少是要坐牢的,家产没收,最关键的是,国家将会非常动荡,最后,人数多未必一定力量大,中国仍然会走向普京或者皮诺切特政治,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种危险的道路吗?这样的道路和现在有多少区别呢?我们现在少数人坐在高速公路上,风光旖旎,座椅舒适,你告诉我们,前面是断头路,要通过另一条路才能让整个国家(或许包括我们),平安到达下一站。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毕竟,路的尽头没看到。   体制内的反对派   要知道,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要动别人奶酪的。毛主席说,有人就有左中右。我是中间派。谁都认为自己站在中间,而别人偏了。这其中,有些人保守是因为利益,有些人保守,是认为自己思想正确,后者更要命。利益问题,尚可以妥协,而思想僵化,等于网络上说的脑残,基本上和他是没法说理的。你说,既得利益,加上思想僵化的人,在我们院内,还少吗?贸然政改,没说想改革成功,就是体制内的开明派,都会被一举灭掉。你认为值得吗?   马克斯·韦伯说,政治志业的人,需要激情、责任感、判断力。只有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才需要激情,承平时期,稳重是第一位的,听话出活,因此,圈内人几乎无人有激情。至于责任,我认为,我们对国家也是有责任感的,最关键是判断力问题。政改的核心是1,竞争;2,立宪;3,包容性。前面说了第二条难,其实,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是第一条,而根本在第3条。我们这些年代过来的人,说实话,宽容只是对家人的,对政敌都是要秋风扫落叶,谈何宽容呢。恰恰,反对派都是有激情的人,这时代,只有偏激的人才会去搞危险的政治,对不对。我们判断,政改一开始,局面无法掌控,只掌握开始,看不到结局的事,稳重的人不会做。   说了,什么政改都会触动上面三个核心,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老了,不打算折腾了。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体制好不好,要不要改,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反对派自然失去支持,这就瓜熟蒂落。现在,生意红火,显然不是改革的时候。谢国忠说,等泡沫破灭时,我会通知你。泡沫破了,还要他通知吗。什么是政改开始的时候,无需人预言,大家都会看到。   政改会乱,代价很高   不愿政改,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民主会乱。民主在其故乡,也是打打杀杀出来的,移植过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成活的。民国时不就试过了嘛。大多数的人会承认,民主会带来混乱。朝纲解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没有我们,天下不知几人称孤。一乱,不但是官员,人民也会付出代价的。当然,你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代价,什么样的乱。当下的食品,空气、拆迁,交通、拘留所,天天在死人。议会乱,比暗斗强,看法不同,可以交流。然而,国家经不住实验,中国人偏好的是秩序优先,怎么改,最好是中枢不乱。然而,要中枢稳定地该,似乎目前已经不可能了。不如,小车不倒只管推,依我看,这几年,车似乎不会坏。下一站如何,已经与我无关。周立波的清口中早就戏说过我们的前任,这种传统,不妨保留。   你虽然不是一个人才,基本上算个明白人,而且,听说,爱看书,看书不是坏事,就是不要看书谈政治,很危险,所以写封信给你点醒你。我们不想折腾了,我马上到站下车了。你恐怕也不想做赵括,好好滴做你前途无量的律师吧。当然,这封信其实等于写给所有的人,各安天命吧,安吧。   顺颂业祺!   知名不具(你懂的)   2010年10月22日   PS.我们只是一群抽中南海烟的人,没什么特殊身份,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中南海,请不必乱联想。如果你还想不通,有回信,请发电邮地址zhongnanhai@ccav.com   又,请理解我的苦口婆心,我是用二指禅输入法,写了那么多内容,我容易吗!    作者声明,本文系虚拟,谢绝对号入座。 政改珍珑局:斯伟江的回信   M大人勋鉴:   蒙大人翰言,不才受宠若惊,信后云如有疑惑,可以来信。古语说,长者赐,不可辞。某怎敢不殚精竭力,坦承一愚之得呢。说实话,大人乃体制内的开明派,才会这么考虑,如此顾虑,如是保守派,根本就无需写信,直接援用前元老的话,我们花了多少人头得天下,你拿多少来换。说实话,这套话语,也是一种传统,不才父亲就认,他认为,天下毕竟是共产/党打下来的,虽然他作为一个老党员,痛恨腐败。国外说半天什么现在的统治合法性在经济发展,愚以为只讲对一半,出于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很多人能容忍腐败等的因素之一,但是,还有一半,是基于天下已定的现状,年纪越大,越认这种天命早定,气数未尽的理论。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治者如此,被治者亦如此。   区区认同大人提出的一些客观难处,民族问题、保守派问题、历史欠债、民主之乱。余在此不一一分析,只想就两个方面和大人商榷。私下里,不管大人权高位重,愚意,公,要为国家虑,私要为家人计,从一个律师的职业病来说,我辈往往会假设,如果不政改,后果如何?   某以为做人还是平凡一点,先为家人计吧。大人,您的家人有成年的,也有第三代,舔犊之情,人皆有之。西人演讲,往往会说,让我们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种花言巧语,在我们这个国家,不顶用。我们会考虑,我能为自己的小孩做点什么。以愚之见,您的小孩,不会缺钱,不会缺爱,只会缺真正的尊重,以及安全感。您也知道,照现在的趋势,如果继续小车不倒自管推,天命将改,气数将尽,就算再修修补补,最长在您儿子一代,几乎就能看到,秦失其鹿,天下糜烂。一旦延续到那时,恐怕什么事情都作绝了,祸及子孙是可以想象的。末代沙皇的后代全体灭后,是因为碰到了革命,路易十六、查理一世,虽然久远,但砍头的背景一样,是革命。毛泽、东或蒋介/石,两人如果都落在对方手中,恐怕身陷囹圄是要烧高香的,枪毙也是极有可能的。纵观历史,革命是政改不及时的必然后果。   其次,再为您自己计吧,万一您和您的朋友,算计失误,天命失去很快,您们也经历这一幕,而且,无力回天,您知道,根据苏联东欧经验,越是改得早的国家,原来的统治班底留得越多,如此,政策的连续性越强,就不会发生清算。当然,最终完成民主化时间也会越久,这意味着,对原来的执政者个人计,其实是很有利的。您也知道,苏联解体,苏共集体是被之后建立的宪法法院判定为,对苏联人民集体犯罪,但是,没有个人受到追诉。相反,戈氏个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一致等到熬不下去才下台的,如东德,昂纳克被判刑二年,最后一任总书记,克伦茨被判刑六年半。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因受贿罪被软禁,最惨的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横尸街头。各国下属的秘密警察等,被罪良多。这些都是熬到最后的可能结果,也正常,如打牌,前面都是你赢,你手头有军队,有警察,有金钱,所以你一直打赢,到最后一次,你手头好牌出完了,终于输了,轮到别人手头都是好牌,就开始清算。如果你手头有好牌时,能达成一个妥协,对方手头好牌有限,也没有清算你的能力,更能感激您的诚意。   让吾辈回到政治家的本行,为国家计。不改革,国家糜烂,改革,政府糜烂。是否有中间道路?海外中国政改首席设计顾问郑永年(这个头衔是某戏称,呵呵),经常会喊狼来了,不乏真知灼见。譬如,他否定了,海内政改民间首席设计师于建嵘(同是戏称)的从县级人大直选开始的下改上的方式,认为这容易让合法性下沉。郑的观点认为该从中央改起,党内民主,其实,中央改起也容易乱,所谓中枢紊乱,党内民主其实好说不好做,这点您的来信也说得很清楚。不才并不想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种意见,轻则容易被扣上三权分立,西式民主的帽子,重则如余的当事人郭博士,就因为提倡多党制等,最后判刑10年。况且,您也知道,吾乃律师,商人也,没人付钱,吾辈绝不会轻易出货。   我认为,考虑墙上咸鱼(政改)如何吃法(见我另外一篇文章《 民间政改春秋梦 》),虽然很重要,最重要的,是下决心吃。其次才是什么时候开始吃咸鱼。而在时机这个问题上,说实话,我部分同意您的意见,你们最有发言权,大部分因素是客观条件,而非主观条件,毕竟,中国已经过了强人政治的时代,谁也不可能一言九鼎,(包括安元鼎),你们权衡利弊,选择最合适的时间,至于什么政改模式最安全,其实,以愚之见,并无优劣,我基本同意你的观点,一旦走上政改路,没有什么一定的模式,没有人能预测结果,因为上下左右都是联动的,戈氏以为公开化是稳妥的途径,谁知道,一公开,马上就多元化,多元化,就多党制,高压锅一旦开口,空气必定呼啸而出,不开口,总有一天会爆炸。要政改,就得有下台的准备,就得有唾面自干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肯定后悔。不过,被骂,总归比被关被杀好。一边是诺贝/尔,一面是横尸,不光是个人,个人如何,倒也罢了,关键是糜烂国家。同样,什么路径改革最合适,你们最有发言权,虽然不妨听听海内外民间设计师意见,然而,我相信,官方也有不少设计师,他们更懂行,因为,真的改革,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内部有多少反对势力,那些是可以让步的,那些是现在的底线,外人哪里搞得清楚!   您来信后,我学习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认为当下政治制度并没落后经济建设,只是一个自我完善的事情。是否属实,其实很容易,搞一次公投就知道真假。然这种说法,在当下,相当可以理解,以您的小车理论,毕竟这个装了进口马达的解放牌车,似乎风驰电掣,即使车漏油,刹车不好,稳定性差,车上有人打架,车外有人批评有人夸,毕竟,驾驶室里的人,感觉不错,这个时机谈政改,犹如青年人血气方刚娶了美女,老年人告诉他,要想老年不肾亏,现在晚上要节制。这种自我节制的文明,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自制力。现在谈政改,确实难。   然真正的政治家,往往是迎难而上的,是未雨绸缪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西班牙搞政改的首相苏亚雷斯,原是体制内干部,既有妥协,又有坚持,最终兵不刃血,政改成功。戈氏的改革,其实是功败垂成,关键是,他最后倒向了保守派,改革的大旗被叶利钦举起,俄罗斯总统釜底抽薪,戈氏丧失主导权。中国的市场改革比苏联好,社会中间阶层比苏联多,民族问题,比苏联小,戈氏,都敢启动政改,为什么我们不敢试一试,不试,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总理说的),试上一试,中国乱不到哪里去。不改,民心散尽,政改,貌似乱,实则聚民心,却是一条生路。   不知有否读过金庸的《天龙八部》,无崖子设下的珍珑棋局,天下无人能解,最后虚竹和尚误打误撞破的,是必须先自杀一块白子,留出一块足够的空间,以便闪、转、腾、挪,之后的棋局,围棋高手大多能把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算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有反对党的情况下,执政71年,终究也会有暂时告别舞台中央的一天,由于他容忍了反对党,最近还是有希望重返舞台中央,因为,他们毕竟仍在舞台。而苏共,一旦告别,目前看来,是没有机会重返。我们中国人的例子是国民党,抱着组织”自杀”的决心搞政改,反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GMT的小马哥,除了感谢台湾人民,恐怕对小蒋的感激不会少许。   小人乃一草民,国家幸,个人未必幸,国家不幸,个人也未必不幸,之所以蒙您青眼,也是抱一颗书生之心,陈说一孔之见,如您所说,书生不适合从政,是的,而且,捞鱼摸虾,耽误庄稼。今日这一纸书信,您不必作苏秦张仪战国策看,愚并无挂六国相印之旧念头。这种金印,留待体制内有心人。当然,也不必作恶意看,如您手教,各安天命,某的天命,就是贫嘴;您的天命,或许真是要破这个珍珑局哩!虚竹和尚,结局好得很呢。   千言万语,政改这个珍珑局,最关键是,大人,你们是否有勇气去破,只要下决心,何时破局,如何破局,真难不倒你们这些人中之精。一边是贻误良机的历史罪人,一边是知难而进的国家英雄,从后人看来,取舍很容易,在现实中,恐怕确实不那么容易,这中间曲折困苦,非某所能逆料,然王道真如,有志者事竟成。为家人计,为自身计,为国家计,都该迎难而上,捋袖一试。   最后,容某谈一下对戈氏的看法,虽然,我国体制内人对戈氏评价不高,然而,在其本祖国,却是评价很正面,且世界给其诺奖。以此类推,您是希望自己以后被某些朝鲜人痛恨(假设金氏仍当政),而被国人怀念,世人褒奖,还是倒过来,金氏热捧,国人痛恨,世人唾弃?二十四史尚在,黑白纸,方块字,默默无语,审判千秋功过,罪人、功臣,草民我不会在上面,而大人,你们必定会在上面!   以上草草,不胜惶恐之至。   筹安!   会稽山阴人氏 斯伟江顿首   2010年10月27日   前信和回信,均属虚构,请勿对号! 给斯伟江的第二封信   小斯:   二年之后,又见面了。(希望你的邮箱是安全的)。说实话,这两年,我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知道你也腰椎间盘突出了,好嘛,人到中年需要稳重,至少,这下你肯定走路重,说话迟了。   上次去信给你讲了不少为什么不政改的道理,你把信件公布后,我上网看了看,大多认为观点务实。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最讨厌那些看人挑担不吃力的书生。言辞激烈,不中要害。比晚清的清流还不如,至少人家的文采风流,且也是进士及第的。   愿意给你写信,关键还是看到你毕竟也算做实务,律师业务,不就是生意嘛。而且,有时写东西还会考虑下现实的难处。眼看我们这一代看似要交班了,真正的情况,你也知道,交班还早。不过,现在政改的声音呱噪得很,于是想和你聊下,顺便让你转告那些浅薄的文人。   中国人政治文化中最关键的词是忠。忠是整个人治的核心,所谓,山头派别,不就是人和人的关心,谁是谁的人,谁提起来的,谁的亲戚,不就是保证要忠于谁嘛!即便你违反法律,如果你能扛下责任,不咬恩公,你就有机会东山再起,否则,你就彻底完蛋。所有官员都认为,这个人不可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推进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的核心其实还是儒家的忠义。听大儒说,这儒家也是改造过的儒家,和我们的马列主义一样。孔子可能是不认账的,谁管他,六经注我,为我所用。   因此,只要我们人还在,影响力就在。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算昏迷过去,周总理也不敢乱动,主席一醒来,总理就说,主席,大权还在你手中。小平南巡时,什么身份?南巡成果好,百姓还不一样歌颂,拍手。我们的政治文化,最讲究的是实权和实效。好心办坏事,百姓一样骂。我先提醒你,好心办民主,结果一坏,百姓一样饶不了你们!   说到小平,我们也很感激他。不仅仅是我们大多是他提拔的。关键是,在苏联解体后,小平同志在选拔干部时,已充分考虑到不提拔思想活跃的,选择的都是非常稳重。可以说,小平同志的人事安排,直到今天,还在影响今后。谁走戈氏路线,谁就是不忠。况且,走民主路线,这瓷器活,真得需有金刚钻。   上期去信和你讲的民族问题,于今愈演愈烈,谁能缓解?人家要独立,你能答应吗?谁上台都不会答应,谁答应谁下台!这种问题,我们内部的意见非常一致,就是传统恩威兼施,看实力。虽然你会不答应,认为有新思维,给什么高度自治,你这是幼稚想法。目前人家答应这个方案,但有地域要求,胃口很大。而且,你不想想,目前,好牌都在我们手里。要是中原板荡,人家的胃口会涨的。反华势力到时必定横插一杠子。这不不多谈了,谈下去,估计你也发不出去了。我手下的人只认敏感字,不管谁写的。总理的一些国外讲话不也在国内发不了嘛。   总理这人啊,人是不错的。勤勤恳恳一宰辅,就是好说话,和耀邦同志有点像。耀邦那时百废待兴啊,且小平支持。说的话,毕竟可以完成七八成。如今什么年代了,大局早定,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要容重言谨。哦,不谈具体人了。   政治如建房子,毛主席他们建国,搞了一个房子,基业伟大,规模恢宏。不过,他自己折腾,屋顶都快烂了,墙也开裂了。大家都认为非修不可,于是,小平同志又重新加固地基,里面建了承重墙,外面架构不动,实际又恢复了原来的结构。这一加固,一直到后来春夏之交的动荡都没事。现在的房子还是好好的,你们凭什么让我们改建修建,甚至有人想推倒重来。真的推到了,风雨来了,你们住哪里?老者如何安之?照你们现在方韩大战时这种混乱,能重建一个新房子?   别看我们现在只是粉刷墙壁,裱糊窗子。那是因为修补的时机未到。你想想。要修房子,得挪动多少人?万一修时下雨咋办?都会有人受损害。因此,一定是要等屋漏得利害了,甚至,看样子房子要倒了,大家才会同意修嘛。即便不同意的人终归有,毕竟是少数。我们可以做工作,实在不行,可以让他们靠边嘛。现在房子看着好好的,你没事要修房子,谁叫嚷,谁倒霉。因为做不成,变成说空话。左右不讨好。总理的例子看懂没有?你读历史看到光绪帝的急躁没有?西太后什么时候才开始想改革的?火烧圆明园之后。   这危机来临,也得看运气。西太后在时,辛亥的炮声估计未必响得起来。响起来,袁世凯也没多少好做花样的。这就看人的能力。说实话,要真能改革,须是真英主。但是,英主有个问题,就是无法自己革自己的命。因此,你去看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算改革家吧,干到去世为止。你又会提蒋经国,固然有个人选择,然而更多的是,客观因素(族群,美国,党外,不传子等),关键还是看到了台湾的大势。   因此,危机未到,未雨绸缪的,是真英雄,但是,在集体领导互相制衡的时代,不会再有真英雄。青山依旧在,斯人不再有。危机到了,能顺势而为的,其实,也算识时务者为俊杰。其作用,其实,比凯末尔等强人要强。普京够强吧,统治俄罗斯多少年了?照目前看来,起码再干12年总统,到期了,说不定又推出一傀儡。没完没了,直到干不下去或者死掉。不祈求明主的心态才算成熟些。毕竟,求人者必制于人。   有人乐观,认为,目前,互联网开启民智,自由派占尽山头。这是表面的,实际上,仍是碎片化的。组织化非常有限。我们对此都是非常小心的。现在,国外的研究也出来了,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或者正面推进关系。混合型鸡尾酒政体也很长寿。你不觉得我们政体也有点鸡尾酒吗?清华的刘瑜说,下一届领导人会提政改,幼稚了,书生嘛。下一届重点会在民生和公平。但她文章说,为什么说中国会走向民主,这等于说,人总会死一样,意义不大?关键是何时!   我知道很多人在等,等危机来临。主要是经济危机,也不排除政治危机,类似重庆夜奔的事件。我们也知道,经济不可能一直好下去,危机来临时,我们也有对策。所谓活埋,那只是下面人粗鄙话语。真正的对策是,集中资源,稳定军队。开放一定的政治空间,但,不危及党的领导,以空间换时间,经济会好起来的,难关会过去。对一小撮反华势力的代言人,确实会铁腕打击。其他的《挺经》我就不说了。   中国是个大国,合纵连横在危机来临时会显露。但是,关键是掌握资源的话事人。说实话,照目前的民粹的狂躁劲,没多少话事人会愿意走民主路。不是不喜欢,其实,私下里也有欣赏的。关键是怕清算。民主加民粹,谁都不安全。   再一因素,是党外的资源。说实话,我在里面看,目前在民间的资源,去掉企业家,入我法眼的,真没一个。企业家嘛,你知道的,在这多年的企业发展中,有几人不是我们关系极深?要倒,拔出萝卜带出泥,他们安全吗?坦白说,给你们搞民主的机会,也未必有能力搞得起来。斯大林说过,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到时,你们这些自由派自己会吵得七荤八素的,大多都动嘴比动手利害,一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即便危机来临,风雨飘摇,出手撑住大厦的,还是我们中间的人。   和你说说我理解的民主吧,民主是个好东西吗?未必。要看合适不合适?林志玲漂亮吧?你娶了就不行。你看伊拉克搞了民主,结果如何?你看埃及,混乱成什么样?即便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也是历经了多少波折?小国的民主对我国没有参照力。我问你,什么是民主?是光投票吗?不是,民主要有独立的司法机构,独立的足够的新闻舆论,还得有认可规则的精英文化。就拿选票来说,看似简单,但是,划分选举,单一制还是复合制,这些规则,都会影响结果。同样,对选举舞弊的处理,对选举纠纷的仲裁,也会影响选举结果。舆论,尤其是电视媒体,对选举结果的掌握,也可以说是致命的。知道普京为什么老能胜选吗?你研究过俄国的电视体系吗?你看看,我们国家上述基础有多厚?老外说,民主的基础是民主的双腿,只有测量了这一双腿和他们的跨度之后,理想才能真正展示风采。咳,其实,部分的意思是姜文片中说,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你真的认为民众做好了准备?为了民主可以忍受疆域割裂,动荡不安,犯罪率上升,政议而不决,外交受辱?万一社会动荡,强人政治极可能产生,这夹生饭,说不定滋味够受的!佛教入中国而中国化,因为中国体量太大。你认为原汁原味的民主可以入而不化?别忘记政治是无法先在城市搞,后在农村搞的。张张选票可都是等值的!   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在说,是我们阻碍了民主基础的发育,固然有一定的事实。但是,这是维持政权的需要。别光看我们呀,你不去看看,社会上有多少人不是障碍?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多少在身体力行地培育独立,理性,宽容,一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操控,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向对手学习,最后变成对手?   说实话,只要我们的党争不造成分裂,恐怕照目前的体制外能量是不成气候的。你也知道,每朝都有党争,所谓山头,这非常正常。利益或者理念聚合人啊。以前有皇帝做仲裁,所以,党争可以外露。现在,没有足够份量的仲裁者,几家都要注意,不造成分裂,因为一旦分裂,大家都没饭吃。这一点,是我们党争的底线。   再和你说一个因素。目前不政改是和外交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威权体制,在外交上能迅速集中资源,少受内政牵制。你看我们这几年的出访,可以说,比以前风光多了。万一开始政改,我们都焦头烂额地处理国内纷争,外交上有多少精力?外交说白了,就是:”交朋友,争利益”。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外交如人在江湖,各色有用的国家都要结交。至于,和美国的关系,互相利用,互相制衡。韬光养晦,是装孙子,不是真孙子。所以,有时,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时候,可以唱些反调。网上一些人懂什么,光知道乱叫,什么道义?日本人侵略我国时,道义能顶坦克用?当然,利比亚问题,我们是有点错估形势。但是,利比亚例子,你也可以看出,西方对非民主国家的敌视。你要看到,我们的外交在给国内大企业,都是争取到很多商机和利益的。你去看看非洲,阿富汗,伊拉克,我们不动枪火,商机一样无限。你希望做一个走出去风光的领导人,还是灰头土脸的人?   现在有人在说什么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什么是既得利益集团?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全国有多少因改革而致富的人?他们是不是既得利益者?还有你们这批律师中的富贵者?因此,这个概念不明确。不启动改革,关键还是,危机未到。自我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自己戒个微博都那么难,何况,维持现状(维稳)就有巨大利益、荣耀,改变,意味着失去,甚至要被清算。面临这样的选择,谁都会选择不改变。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经济?是的,但不是最担心的,最担心的是,猪!一样的队友。我们周围有很多人,笨啊。既不学习,也不聪明。(看看二会上的代表委员),最担心这些人给我们制造不稳定因素。下面的官员傻点,最多也就是小问题,最怕是在上层犯傻发疯。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万一,以后,危机来临时,自乱阵脚,堡垒内部才最容易被攻破。   信到这里,该结尾了。叮嘱你,一,看大势。别乱跳乱叫,好好做你的生意;你既没人脉又没资历,千万别去搞政治。更不能和外国人一起瞎搞,湖北有句土话,叫跟着洋人造反。知道什么意思吗?二,识大局。很长的时间内,不管改不改,都是我们党内精英掌舵,哪怕,他们改名叫任何马甲,人还是这些人,看看袁世凯,段祺瑞,(军人干政之可能),叶利钦等;三,听天命。你说,我年轻时,怎么会知道我会腾达至此?还不是命!你想做点事,除了积德,就是听天命,顺势而为,不要苛求!国家也是一样的,如真的时势变了,你们也不用押宝,我的同事们中自然会变聪明人,否则,你劝谏,死谏,对我们都没有用。四,有所为。专业,不可碌碌无为;生活,更不可声色犬马。在我看来,你还年青,多学习,多观察。   噫,从政数十年,真的有点倦了,有时居然有点钦羡你的闲适日子。不过,为国为家,恐怕还退不了。不要以为就你们爱国爱家!   未尽之言,自己琢磨!别想着反驳我,如前所言,毫无用处!   看完此信,马上把邮件删除。   知名不具   2012年3月8日    纯属虚构

阅读更多

章文 | 也说“既得利益阻碍改革”

2012年03月07日 18:40:09        时下两会,自然离不开“改革”话题。令不少人失望的是,相对2010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那句引发外界热议和联想的表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仅只提了“政治体制”四字。     因此,当看到有媒体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70次谈到改革”,我实在不免有些吃惊,有这么多?即便如此,像温家宝2010年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改革会成功么?     不过,既然千里迢迢来参加两会,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费了那么长的时间,总得谈得什么吧!于是,我看到不少代表委员又开始严肃讨论“既得利益”与“改革”的关系了。共识倒是有一个: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既得利益阻碍改革,要深化改革就必须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说实话, “深水区”的表述虽然看上去很形象:摸着石头过河,从浅水区一步一步趟到深水区。却也令人迷惑:摸了那么多年石头,明知前面水会越来越深,我们为啥不建座桥呢?为什么还要不顾危险地继续“摸下去”呢?     同样,“既得利益”的概念也存在问题,现在似乎变成了一个贬义词,靠近“非法所得”。但其实,“既得利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性词,任何人、任何一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谁没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还能在社会上生存下去么?     可见问题不在“既得利益”本身,而在“既得利益”的获取是否合理合法。例如,通过权力寻租获得的“既得利益”,通过行政垄断获得“既得利益”,通过强买强卖获得“既得利益”,等等,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既得利益”。     “改革”,也是一个中性词,就是利益调整的过程。所谓“打破原有利益格局”。     那么如何打破呢?在中国,从百姓到学者,从代表到官员,都寄望于政府。因此,我们在意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说了多少次“改革”,比往年多我们就振奋,比往年少我们就郁闷。     固然这种心理很正常,我们的政府多么强大,不指望它来推行改革还能指望谁?     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政府不仅是改革的主体,也是改革的对象,甚至可以这样说,政府本身就是改革的最大对象。精简机构裁减冗员,限制权力作茧自缚,这些说的就是对政府的改革。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这次两会上就明确地说:我们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     可见,靠政府来推行改革很不靠谱。 现在所谓阻碍改革深入的“既得利益”,主要就是权力寻租以及行政垄断打造的。     例如大家深恶痛绝的央企,打着经营国有资产的旗号,干着谋取个人私利的勾当,挨批多年,依然不为所动,已经成了改革深入的最大阻力之一。     那么,到底该怎么进行改革,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呢?其实,看看西方国家的做法便一目了然了。在西方国家,是很少提什么“改革”的,因为他们的社会一般不会出现“一方独大”、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现象。     而原因亦很简单,西方社会的各种力量都有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亦有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行业协会、企业工会代表工人利益与资方博弈,议员在议会里为自己的支持者争取利益,媒体则监督、批评、揭露不当利益联盟。另外,民众还可以游行示威,以显示自己的力量。      为了追求各自最大的利益,各种力量充分博弈,最后会达成诸方认可的“妥协|”。所谓的利益格局就在这样的妥协中保持着动态变化。 今天你争取到了多一点利益,明天就可能轮到别人了。总之,谁也甭想“好运常在”。     如果硬要说“改革”,那么你将发现“改革”在西方社会里是如此地频繁,成为生活常态,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这样的“改革”由于是社会上下都参与的,公平公开的原则使得所有参与者都不会因为利益的暂时受损而“揭竿而起”,顶多再举行几次游行表达抗议,或者督促他们的议员代表再提有利于他们的议案。     所有参与者深知,政府只是居中者,它出台的任何行业政策绝对不敢带有先天倾向性,只会反映此番博弈的结果。即便是国家元首意欲推行的“改革”,最后还得议会批准才行。而议会正是多方力量博弈的场所。     另外,西方政府乃民选组成,民众对其内阁执政不满意可以通过选票赶它下台,不至于发生对抗与冲突。这里不存在什么“稳定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而在非民主国度,如果民众对政府“改革”不满,既不能游行表达抗议,又不能通过“选票”赶它下台,压抑太久必然会产生不稳定因素。因此这里有“稳定压倒一切”的铁律。     前段时间人民日报呼吁“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话没错,但还是停留在口头动员上,未提供具体路径。在我看来,路径其实有现成的,就是我上面讲到的西方社会经验:放开管制,让社会各方面力量依照规则公开公平地充分博弈。 上一篇: “方韩大战”是民主演习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爱思想 | 徐崇利:人道主义干涉:道德与政治“合法婚姻”的产儿?

徐崇利:人道主义干涉:道德与政治“合法婚姻”的产儿? ——以北约空袭利比亚为例的分析 进入专题 : 人道主义干涉 道德 政治    ● 徐崇利       【摘要】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关于道德、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复杂过程。其中,政治是主因,道德是次因,法律是约束性力量。从该“一主一次”之原因——政治与道德——的复杂关系中,可以区分出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各种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法律虽然不是主变量,但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可以发挥限制、禁止、阻却人道主义干涉的作用。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政治;道德;法律          2011年2月,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延及利比亚,局势进一步发展成利比亚反对派与利比亚政府之间的武力对抗。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安理会)针对利比亚通过了以“保护平民”、“设立禁飞区”等为主要内容的《第1973(2011)号决议》。12011年3月19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部分成员国开始空袭利比亚,成为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对他国使用武力的最新事件。该事件再度引起了世人对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关注。众所周知,人道主义干涉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而往往涉及道德、政治与法律等各方面。那么,道德与政治又是如何相互作用,致使西方国家决定实行或不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呢?其中,法律又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即法律是何时以及如何对人道主义干涉起到约束作用的呢?这些问题的解答,都需要以超越国际法学之更广泛的学术视野,采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交叉学科的方法加以研究。          一、无从发生的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的角色          从表面上解读,人道主义干涉的逻辑似乎是,有了一国人道主义危机之因,便有了来自外部的武力干涉之果。其实,这样的理解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因为此等逻辑隐去了西方国家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主因–以权力界定的利益,即通过使用武力所获的自身利益。在国际关系中,人道主义干涉已达至需要使用武力之最高层级,因此,是一种“高级政治”。在“高级政治”中,权力与利益上升到了主导地位,道德则成了地地道道的配角,乃至沦为权力与利益的“遮羞布”。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米尔斯海默直言不讳地指出,虽然美国“政策精英们的言辞被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美国学术界尤其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道德原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2     一般而言,政治的中心要素是权力和利益。就权力因素而言,当下西方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均远远超出被干涉的弱小国家。对西方国家而言,从手段上保证人道主义干涉所需的武力优势当无问题。因此,对于权力因素这个西方国家实行人道主义干涉必能满足的前提,本文不再讨论。于是,需要探讨的人道主义干涉之政治只剩下干涉国的国家利益。除道德与政治外,法律是另一个独立的变量,扮演着约束人道主义干涉的角色。总之,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关乎道德、政治和法律的复杂过程。     在本部分中,笔者所要讨论的是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第一种情形:仅有道德考量,而无政治意愿,武力干涉将无从发生。虽然这种情形下人道主义干涉有无引发与法律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将其解读为此乃所谓的西方国家人道主义干涉之“权利”处于不行使的状态,便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在西方国家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历来就是两种“元理论”。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推崇人权、自由等价值观,而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权力、利益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仅以表象观之,人道主义干涉缘于理想主义的价值观,而现实主义的权力行使(武力干涉)只是其手段。其实不然,除了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尚无西方国家在没有国家利益的情形下发起的人道主义干涉之实例。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亨金曾断言:“实际上对一国仅仅是出于真正的人道目的而干预的现象是罕见的。19世纪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其后在欧洲,没有任何一国这么做的”。3美国国际法学者洛贝尔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人道主义军事干涉的历史表明,这样的一个新世界秩序很容易被滥用,‘人道主义干涉’起到的是为主张霸权提供新原理的功能。该历史充斥着强国或其联盟援用该原则隐藏它们自己地缘政治利益的种种事例……此外,基于霸权国的国家利益,人道主义干涉已经是且将继续是高度选择性的”。4     可见,人道主义干涉是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结合的产物。凡是西方国家实行的人道主义干涉,需要有道德(人道主义考虑)的由头,而其中政治因素的作用(国家利益的动因)更是必不可少。俗语曰;“无利不起早”。在实践中,即使他国真的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如果没有国家利益,西方国家也绝不会付出巨大的战争成本去实施人道主义干涉。喻言之,在人道主义干涉中,单身的“道德”女子绝不可能有“武力干涉”之产儿。例如,肇始于2011年2月的阿拉伯世界动荡波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在西方国家看来,叙利亚和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远甚于利比亚。既然如此,为何北约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专挑利比亚下手,而放叙利亚和也门一马呢?此乃西方国家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使然:利比亚地处北非,通过人道主义干涉拔掉卡扎菲这颗钉子,不但有利于保护和扩大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石油投资等经济利益,而且对维护和扩大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势力大有裨益。而叙利亚虽然也是西方国家的眼中钉,但其地处中东要害部位,西方国家投鼠忌器,担心武力干涉的结果会点燃中东乱局的火药桶;也门则是西方国家的反恐前哨,一旦以武力推翻长期与西方国家合作的该国现政府,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可能会趁乱坐大,这对西方国家来说后患无穷。毋庸置疑,仅有道德考量,而无政治意愿,西方国家绝不会实行人道主义干涉。这样的逻辑转化为他们的法律语言即是人道主义干涉是一种可行使也可不行使的“权利”。当然,一旦坐拥国际法赋予的捍卫人权之“权利”,西方国家便有了作为“人权卫士”的道德优越感。然而,对于人道主义干涉,西方国家享有这一“权利”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是,首先需要保证留权在手,至于该权利是否行使,则全凭本国有无重大利益之因素去定夺。此等选择性的“权利”行使,恰恰使得西方国家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大打折扣。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批判西方国家自利的选择性人道主义干涉之“权利”,贬损其正当性,意在表明,对这种武力干涉应严加控制乃至彻底禁止,当然不是支持将其发展成为西方国家必得承担的一种“义务”或“责任”。          二、需要严控的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的角色          本部分将要讨论的是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第二种情形:一国的确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西方国家又有自己的利益,那么,武力干涉就有可能发生。对此,法律应起到怎样的约束作用呢?5喻言之,道德考量与政治意愿的联姻,可能会怀生人道主义干涉的产儿,这时法律是否要为它们发放“准生证”呢?     除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自卫权外,《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还明确禁止各国在国际关系中擅自使用武力。然而,在既有人道主义危机之由头(道德),又有国家利益(政治)驱动的情形下,西方国家实行单边人道主义干涉的可能性最大。例如,1998年西方国家欲以科索沃存在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联盟)实行武力干涉,但因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安理会未通过授权动武的决议。然而,西方国家在巴尔干地区有着重大的战略利益,在这种战略利益的驱使下,1999年3月,北约公然绕开安理会开始对南联盟实行军事打击,开启了冷战之后单边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先例。     笔者认为,国际法决不应当允许一个国家自发“准生证”而单方面对他国实行人道主义干涉。单边的人道主义干涉,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而且有悖于法律以及政治、道德之原则。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实行军事打击之后,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为单边人道主义干涉辩护的狂潮,但它们的论述皆为道德“神话”,有意识地隐去了其背后的国家利益之要素。对政治因素的掩耳盗铃,使得西方学术界对单边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的释论显然是“跛足”的,不足以证立。既然西方国家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绝非出于单纯的道德考量,那么必有国家利益于其中。这就表明,作为干涉国的西方国家是利害关系方,法律禁止任何利害关系方自证情势对他国是否存在人道主义危机等自己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和证明。其实,这也是道德和政治原则的要求。亨金指出:“法律反对单边主义干涉也许首先反映的是这样一个道德一政治上的结论,没有哪个国家可被信任拥有做出明智的判断和决定的权力”。6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42条的规定,可以授权使用武力的只有安理会。支持单边人道主义干涉的西方国际法学者往往高唱维护基本人权的道德律令是绝对的,使用武力无需他方签发“通行证”。7然而,如前所证,既然西方国家实行的原本就是有选择的人道主义干涉,那么何来这方面道德的绝对性。也就是说,既然西方国家有“权利”基于本国的私利决定是否进行人道主义干涉,那么代表国际社会的安理会当然也有权对西方国家这种选择权的行使进行审查,进而予以否决。     除道德之外,人道主义干涉还关乎政治,但这里的政治绝非仅仅表现为西方国家以权力界定一己私利的自家政治,而是一种国际政治。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往往涉及其他国家的利益。例如,此次北约对利比亚实行人道主义干涉,其目的路人皆知,就是要推翻利比亚现政府。8而一旦该国政权更迭,必然会引发有关国家在利比亚进行的大量石油投资等经济利益的维持和再分配。更为重要的是,一国对他国使用武力,攸关现行国际体系的稳定。且不论西方国家滥用《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自卫权,如果他们还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轻易打开反恐先发制人、反制域外网络攻击、人道主义干涉等可对他国动武的“潘多拉魔盒”,那么世界将无宁日,国际社会将完全失序。既然西方国家实行的人道主义干涉兼涉道德与国际政治,那么就需要一个权威的平台对这方面国家间政治与道德以及国家间政治本身做出应有的平衡。无疑,安理会是法定的、也是最合适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安理会又应在何种情形下作出可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授权呢?按照《联合国宪章》第42条的规定,安理会只有在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时,才能授权使用武力。但是,该条并未直接规定可以对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人道主义事件进行武力干涉。据此,有学者认为,不能将安理会《第1973(2011)号决议》解释为包括了授权对利比亚进行武力干涉之内容。实际上,北约对利比亚进行的武力干涉超越了安理会的授权范围。9笔者认为,国际社会并非对一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麻木不仁,而是反对滥用人道主义干涉之手段。如果一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确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那么安理会授权实行人道主义干涉就是合法的,同时也是唯一合法的情形。但是,作为《联合国宪章》第42条之特例,对这种情形应作严格解释,例如,1992年,安理会授权对索马里实施人道主义干涉,中国虽然投了赞成票,但强调这只是一种特殊情形。10          三、应予禁止的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的角色          在“高级政治”的逻辑下,可能会出现本部分拟探讨的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第三种情形:西方国家出于本国重大战略、经济利益的需要,夸大他国的人道主义问题,进而实行武力干涉。毫无疑问,残缺的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产下的必然是“武力干涉”之畸形儿,国际法决不能为之发放“准生证”。     现在,这种虚假情形下的人道主义干涉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清除异己国家之基本战略的关键一环。为了颠覆某个国家的政权,西方国家首先会千方百计地培育该国的反对派势力,并抓住发生在该国的某一事件,充分运用媒体、互联网等各种渠道的软实力优势,煽动该国反对派发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等街头政治。政府方如做出让步,反对派便会步步紧逼,直至现政权最终倒台。反之,政府方如强制平息事态,必然会与反对派支持的民众发生冲突。此时,西方国家便会左右国际舆论,夸大乃至编造该国的人道主义问题,并祭出两样“法宝”:一是针对该国政府,威胁实行人道主义干涉;二是针对该国领导人,威胁交由国际刑事法院审判。此等双管齐下的结果有二:(1)如果该国政府对反对派不敢再“轻举妄动”,任由事态发展,那么就等于坐而待毙,终将难逃下台的命运;(2)如果该国政府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恢复秩序,那么西方国家就会伺机实施人道主义干涉,帮助反对派强行推翻现政府。     目前,西方国家对他国使用武力,要么以行使自卫权的名义,要么主张反恐可以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然而,面对强权,世界上还有几个弱小国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武力攻击西方国家或与恐怖组织合作?因此,借助自卫和反恐对他国动武并非西方国家的常用之计。而人道主义干涉之所以得到西方国家的青睐,是因为其实施可以是主动的。按照亨金的说法,任何国家总是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如果不论他国发生的人道主义问题严重与否,均可将之作为“入侵的前奏和理由”,11那么人道主义干涉就可成为西方国家动辄对他国动武的工具。单边人道主义干涉如此大行其道的结果是国际社会又将倒退到欧洲“文明国家”对亚非拉“野蛮国家”实行“炮舰政策”的时代。在虚假的人道主义危机下,允许单边推行武力干涉等于承认“人权大于主权”包装下更为恶劣的“强权大于主权”的逻辑。国际法如任由国家主权这一基石严重松动,那么现行的“威斯特伐里亚国际体系”12就有崩塌的危险。     就此次利比亚的内部动乱而言,也可能存在一些人道主义问题,但其否已经达到需要外部武力干涉的程度,值得怀疑。从北约空袭后的局势看,大量平民死于战争以及沦为难民系利比亚内战及北约空袭本身所致,而并无确切的证据证明利比亚政府一方仍在故意实施非人道行为,而此时北约并未停止武力干涉。就此,世间舆论普遍认为,北约发动空袭乃自己的战略、经济利益等使然;北约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武装推翻卡扎菲政府,并非出于消除人道主义危机等堂而皇之的理由,所谓的“保护平民”只不过是给西方国家赤裸裸地以权力界定的利益“穿上了皇帝的新装”而已。鉴此,我们决不能轻易地把《第1973(2011)号决议》解释为安理会已经授权对利比亚实行合法的人道主义干涉。     对于这种虚假情形下的人道主义干涉,安理会理应予以否决,而不应通过授权决议为之背书。然而,西方国家在安理会大搞政治运作的结果,最终有可能会形成像《第1973(2011)号决议》中那样措辞模糊的条款,13从而为西方国家滥加解释并据此实行武力干涉打开方便之门。因此,在安理会中,对于一国是否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等应当建立一套公正的证明程序,以防止西方国家以“莫须有”的罪名,获得对他国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授权。在此次安理会讨论《第1973(2011)号决议》的过程中,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说明为何投弃权票的理由时明确指出,不能在“可信信息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对利比亚进行武力干涉。14     不要说他国真的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本文第二部分讨论的情形),即使安理会判定该国并未出现这样的危机(本部分讨论的情形),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西方国家也会恃仗绝对的权力优势,发起单边的武力干涉,导致国际强权政治最终抛弃国际法。就此,“人们广泛相信,特别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一旦诉诸战争,国家便不会在意国际法。在国际活动的所有领域,战争的利害攸关度最高。因而,国家不会纠缠于法律的细节。它们必须去做为保证国家利益需要去做的任何事情”。15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国际法之类的镇静剂无法压制西方国家在强大的国家利益刺激下引发的武力干涉之狂躁,但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对这种违法行为的抵制和反对所形成的社会压力,或多或少可使西方国家感受到单边人道主义干涉不是可随意动用之利器。实际上,西方国家在从事违反国际法的人道主义干涉之后,也不敢轻易地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因为它们担心其他国家会起而效之。例如,虽然1999年未经安理会授权北约对南联盟采取了单边的人道主义干涉,但在事后北约成员国要么宣称这只是一个“特例”,要么干脆不表明此乃基于人道主义实行的干涉并提出法律上的辩解。北约成员国之所以如此“缩手缩脚”,是因为它们担心会为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以人道主义为由单边干涉其他独联体国家提供合法性依据。16          四、可以阻却的人道主义干涉与国际法的角色          在人道主义干涉中,政治是主因,道德是次因。据此,当政治和道德因素都不是非常彰显,或是道德因素比较彰显而政治因素不是非常彰显时,即当西方国家对进行武力干干涉与否的态度尚处在摇摆之中时,法律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干预变量。可以说,当政治与道德结合的动力本身并非十足,而法律又不承认它们为“合法婚姻”时,那么可能就不会有私生的“武力干涉”之产儿。此乃本部分所要讨论的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最后一种情形。     即使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否认国际法对一国行为的边际影响力。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摩根索虽然主张在国际政治中权力至上,但他同时也认为,“必须区分正当权力–即其行使得到道德或法律认可的权力–和非正当权力。具有道德或法律权威的权力必须区别于赤裸裸的权力。警官凭借搜查证搜捕我的权力本质上不同于强盗持枪所做同样行为的权力。这种区分不仅具有哲学意义,而且关系到外交政策的实践。其行使能够获得道德或法律认可的权力比相应的非正当权力可能更为有效。也就是说,正当权力比同等的非正当权力更能影响权力对象的意志,基于自卫或以联合国的名义,能够比通过‘侵略’或违反国际法更为成功地行使权力”。17     既然如此,在西方国家对是否实施人道主义干涉举棋不定之时,通过国际法的否定性干预,有可能会打消它们实施武力干涉的企图。亦即,有无安理会的授权可能会影响它们决策的结果:如获得安理会的授权,那么西方国家的行动便具有合法性,由此可能成为助推它们实施武力干涉的催化剂;反之,若安理会拒绝授权,西方国家的行动便无法做到师出有名,则这样的镇静剂有可能会抑制西方国家实施武力干涉的冲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任何未经安理会授权的人道主义干涉都是不合法的,但其不合法性的程度事实上又是有差异的。换言之,安理会的所有拒绝授权,同为可降低西方国家实行人道主义干涉之兴奋度的镇静剂,但每一次所含的药物剂量可能又是不同的。这样的不合法性程度之差异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安理会的议事规程看,一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形是,除提出方之外,一项人道主义干涉议案因遭安理会其他全部成员的反对而胎死腹中;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形则是,其他安理会成员均予支持,但因一个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人道主义干涉议案未获通过。在两者间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其他情形。显然,前一种极端情形下未获安理会授权所带来的极强不合法性,对西方国家人道主义干涉的抑制作用会更大;而后一种情形下未获安理会授权所带来的较小不合法性,对西方国家人道主义干涉的抑制作用可能就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在现行国际法中,迄今尚未发展出明确的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体规则,安理会作出是否授权的决定基本上是国际政治过程的产物。因此,当安理会作出否决西方国家人道主义干涉的决议时,西方国家会认为这只是政治运作的结果,决议的正当性难令他们信服,从而使安理会阻却单边武力干涉的效用大打折扣。例如,1998年俄罗斯和中国否决了北约意图对南联盟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的安理会决议就被西方国家视为一种罔顾道义的政治决定,可以不必过度理会,进而促使他们绕开联合国,发动单边的人道主义干涉。     有鉴于此,我们应积极支持国际法发展出有关约束人道主义干涉的准则。18一旦有了这些准则,西方国家的行为如果不符合这些准则且安理会对人道主义干涉做出不予授权的决定,那么西方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就难以成立,从而可在更大程度上阻却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行为。为了不让自己被束缚了手脚,西方国家历来抵制在国际法中讨论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体条件。19基于相反的考虑,中国政府以往对此也持反对的态度,担心加入这样的讨论会被认为预先已经承认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20然而,在安理会已屡对人道主义干涉作出授权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拒绝就此设置必要的实体条件,反而容易为西方国家在无直接国际法规则约束的情形下获得安理会的授权提供可乘之机。     就此次北约空袭利比亚而言,假设安理会的动议不是阿拉伯国家联盟在不完全明白就里的情况下提出的,且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投的是反对票而不是弃权票,《第1973(2011)号决议》没有通过,那么在未获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还会对利比亚实行人道主义干涉吗?虽然历史不能被假设,但这样的问题仍然可以探讨。如上所述,在此次北约对利比亚的武力干涉中,人道主义考虑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幌子,关键的问题是北约对利比亚实施武力干涉之利益和权力是否大到足以罔顾《联合国宪章》及安理会之权威的地步。笔者认为,北约此次对利比亚实行的人道主义干涉有可能属于本部分讨论的情形,即推动北约武力干涉的利益并非大到了十足的程度。鉴于利比亚多部族国家的特点和基地组织可能会乘虚而人等风险,西方国家对武力干涉利比亚的结果可能并无充分的自信。21在北约对自身行动之信心尚有不足,若再加上没有安理会的有力授权,即行动不具有合法性且其程度又相当高的情形下,北约选择放弃或推迟对利比亚实行武力干涉的可能性并非没有。          五、结论          综上所述,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关于道德、政治和法律的复杂过程。其中政治是主因,道德是次因,法律是约束性力量。从该“一主一次”之原因–政治与道德–的复杂关系中,可以区分出以下四种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中,国际法作为一个约束性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分别为:     第一种情形是,只有道德之次因,而无政治之主因,人道主义干涉无从发生。虽然在这种情形下人道主义干涉的缺位与国际法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西方国家将该情形下人道主义干涉的不实行界定为一种可凭私利加以选择的“权利”。从法理上看,其正当性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第二种情形是,既有政治之主因,又有道德之次因,人道主义干涉最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形下的人道主义干涉虽然具备了道德和政治两大原因,但绝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可擅自采取武力干涉之行动,所有的武力干涉概须经由安理会的授权。此乃《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也为公正地判断人道主义危机等是否真实存在、平衡其他国家的利益、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所必需。当然,安理会如要作出授权人道主义干涉的决定,就应恪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其行动范围应固囿于其职权范围内的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情势。     第三种情形是,没有道德之次因,但有政治之主因,人道主义干涉仍会发生。在这种情形下,因为不存在真正的人道主义危机,不言自明,安理会不应对西方国家作出实行武力干涉的授权。就此,国际法绝不能为连“人权大于主权”都无法粉饰的赤裸裸的“强权大于主权”之行径大开绿灯;否则,现行的国际体系危矣!然则,当国家利益非常彰显时,国际法可能还是无法阻止西方国家非法实施人道主义干涉。尽管如此,法律并非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其终能使干涉者对自己的非法作为有所顾忌。也就是说,即使国际法无法使西方国家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无照驾驶人道主义干涉之战车“急刹车”,但从长远看,国际法开出的“违反交规通知单”仍有助于抑制他们毫无顾忌地滥用这种非法的人道主义干涉行为,并阻止相应的国际习惯法形成。     第四种情形是,政治之主因未达高强,道德之次因或强或弱,人道主义干涉与否处于摇摆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国际法的介入可在边际意义上阻却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涉行为。为了增大这种阻却的效力,需要提高西方国家实行单边人道主义干涉的违法性程度。就此,要求安理会其他会员国应加强协调,以更多的反对票及弃权票否决西方国家提出的人道主义干涉之动议;同时,还应支持国际法发展出有关约束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体条件。          徐崇利,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73(2011)号决议》,S/RES/1973(2011),2011年3月17日,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2011/s1973.htm,2011-05-26.     2See J. 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Norton&Company,Inc.,2001,p.25.     311美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416See J. Lobel,Benign Hegemony?Kosovo and Article 2(4) of the U.N.Charter,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9,1999.     5在人道主义干涉领域,从实体条件看,至今没有专门的国际条约,通常认为,也没有公认的、清晰的国际习惯法。在程序要件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的规定,实行人道主义干涉必须获得安理会的授权。因此,我们从“实然”的层面讨论现行国际法对人道主义干涉起到怎样的约束作用,关注的主要是安理会授权与否对西方国家决策的影响问题。     6See L. Henkin,Kosovo and the Law of“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3,1999.     7See F.R.Teson,The Liberal Case fo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n J.L.Holzgrefe&R.O.Keohane(ed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Ethical,Legal,and Political Dilemma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93-129.     8参见孙宇挺:《李保东大使:不能以保护一国平民为由卷入内战》,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5-11/3031005.shtml,2011-05-08。     9参见德诺曼·佩希:《武装干涉利比亚严重违反国际法》,《参考消息》2011年4月1日。     10参见法让-马克·夸克:《迈向国际法治:联合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回应》,周景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5页。     12参见伏广存:《近现代国际关系史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52页。     13作为该决议关键授权条款的第4段笼统地规定:“授权已通知秘书长的以本国名义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和与秘书长合作采取行动的会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管有第1970(2011)号决议第9段的规定,以便保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可能遭受袭击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包括班加西,同时不在利比亚领土的任何地方派驻任何形式的外国占领军,请有关会员国立即通知秘书长他们根据本段的授权采取的措施,并应立即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这些措施”。     14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498次会议临时逐句记录(S/PV.6498)9,http://www.un(org/x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6498,2011-05-21。     15See D.Armstrong,T.Farrell&H.Lambert,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36.     17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版,第58页。     18拟议中的这些准则包括:(1)必须证明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情势;(2)干涉应当具有正当的目的,即为了结束人道主义危机;(3)使用武力只能作为最后手段,之前应用尽各种非军事手段解决危机;(4)采取的手段应与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严重程度相称,即应符合比例原则;(5)应权衡后果,即作出采取武力干涉不会比不采取武力干涉结果更坏的判断.See G.Evans,When Is It Right to Fight?InSurvival,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Vol.46,No.3,2004;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http://www.un.org/chinese/secureworld/chi4.htm,2011-05-20.     19参见美菲利斯·本尼斯:《发号施令:美国是如何控制联合国的》,陈瑶瑶、张筱春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20See N.L Wheeler,Legitimat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2001.     21一个比较明显的例证是,在北约国家中,德国对《第1973(2011)号决议》投了弃权票,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出的理由是,“我们非常仔细地考虑了使用军事力量的选择–考虑了它的影响和它的局限性。我们认为有巨大的风险.不应低估大规模生命损失的可能性.如果拟议采取的步骤最终被证明无效,我们认为有被卷入一场长期军事冲突的危险,这将影响到更广泛的区域.我们不应该在快速取得结果而又伤亡很少的乐观假设上,卷入一场军事对抗”.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498次会议临时逐句记录(S/PV.6498)》,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inbol=s/pv.6498,2011-05-21.    进入专题: 人道主义干涉 道德 政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国际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041.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法商研究》2011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阅读更多

闾丘露薇 | 过度反应

羊城晚报专栏 ——————— 在归真堂养熊基地采访,一个工作人员示意我和我的摄影师可以到里面拍摄。因为看媒体报道,第一天的开放需要按照指定路线,所以走到里面,看到屋顶,笼舍前,站着的工作人员,有点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向前走了。犹豫了一下,装作看不到他们,径直向前,结果迎来的是对方一个笑脸:小心地下台阶。那个笑容,有点僵硬,看得出来,很紧张。 随便走了一圈,终于明白,这些工作人员,其实就是站在那里而已,没有他们,其实 羊城晚报专栏 干涉,当时林业部官员的一句话,让这个行业,从此又兴旺起来。 想想其实也是反应过度,双方都是,一个带着深深的偏见,似乎要伸张正义,一方带着深深的戒备,自觉是受害者。结果,一件毫不政治的事情,变得泛政治化起来。 这一次,希望关于活熊取胆的讨论,不要再有人反应过度。 ———————   在归真堂养熊基地采访,一个工作人员示意我和我的摄影师可以到里面拍摄。因为看媒体报道,第一天的开放需要按照指定路线,所以走到里面,看到屋顶,笼舍前,站着的工作人员,有点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向前走了。犹豫了一下,装作看不到他们,径直向前,结果迎来的是对方一个笑脸:小心地下台阶。那个笑容,有点僵硬,看得出来,很紧张。 锁上的熊舍,也拍不到什末,很显然,对于第一次要和这么多媒体打交道的这家公司来说,有点过于紧张,而紧张的结果,就是在安排上反应过度,终于最后的结果,这种过度的反应,只会让本身有着对立情绪的媒体,更加对立,觉得自己毫无采访自由,于是简单的开放,变得复杂起来。 06年的时候,原本活熊取胆这个行业已经开始式微,但是因为西方的一些声音,把活熊取胆的存在,和中国申办奥运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欧洲议会的一封公开信,导致中国政府认为,这是外国反华势力对中国内政的   随便走了一圈,终于明白,这些工作人员,其实就是站在那里而已,没有他们,其实锁上的熊舍,也拍不到什末,很显然,对于第一次要和这么多媒体打交道的这家公司来说,有点过于紧张,而紧张的结果,就是在安排上反应过度,终于最后的结果,这种过度的反应,只会让本身有着对立情绪的媒体,更加对立,觉得自己毫无采访自由,于是简单的开放,变得复杂起来。   06年的时候,原本活熊取胆这个行业已经开始式微,但是因为西方的一些声音,把活熊取胆的存在,和中国申办奥运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欧洲议会的一封公开信,导致中国政府认为,这是外国反华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当时林业部官员的一句话,让这个行业,从此又兴旺起来。   想想其实也是反应过度,双方都是,一个带着深深的偏见,似乎要伸张正义,一方带着深深的戒备,自觉是受害者。结果,一件毫不政治的事情,变得泛政治化起来。 羊城晚报专栏 ——————— 在归真堂养熊基地采访,一个工作人员示意我和我的摄影师可以到里面拍摄。因为看媒体报道,第一天的开放需要按照指定路线,所以走到里面,看到屋顶,笼舍前,站着的工作人员,有点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向前走了。犹豫了一下,装作看不到他们,径直向前,结果迎来的是对方一个笑脸:小心地下台阶。那个笑容,有点僵硬,看得出来,很紧张。 随便走了一圈,终于明白,这些工作人员,其实就是站在那里而已,没有他们,其实   这一次,希望关于活熊取胆的讨论,不要再有人反应过度。

阅读更多

香港雜評 | 邵力競:冷漠的傷心城市——點一首歌給特首

【 信報轉載 】上次發 公開信 給閣下後,你3月1日在立法會的演出,我現場看了。從前是作為公務員走公務通道去開會;那天以公眾身份,繞過示威區的重重鐵馬,走到公眾人士進口,排隊通過層層關卡和機場級的「安檢」,再登上那只能從麥克風裏才能聽到閣下「現場」發言的觀眾席,令我頓然明白,你們和我們之間,原來存在着世上最遙遠的距離。這比任何教科書上的理論,更形象的描述了什麼是「權力」。能在籬笆的另一邊看風景,也讓我明白了,為何這十五年來,你們和我們是愈走愈遠。 行政長官: 表面上,你們很安全。你們被門禁森嚴的大樓保護着,其實你們只是孤島上的囚徒。你還記得九七年特區剛成立時的政府總部嗎?那時四周還沒有鐵欄柵,市民還可以自由的走到七樓的平民餐廳用餐。當然,按照閣下的邏輯,加強「安保」不是因為政府變得封閉了,而是因為市民變得野蠻了;就像那天你大言不慚地辯稱,不是你做錯了,而是「時代轉變」了,「公眾期望跟着改變」了,「要求更高」了 。 眼淚沒法洗淨錯誤 你的眼淚也許觸動了人們的同情,但卻沒法洗淨你的錯誤;事實上,在你近兩千字的發言裏,找不到一個「錯」字,而這不恰恰就是閣下最大的錯誤? 你宣布放棄租住深圳的豪宅,這算是把事件還原,就當作什麼都沒發生過?按照閣下的和稀泥邏輯,虧空公款的小職員把錢放回原處,是否就能避開法律的制裁? 你表示,為添了我們的憂慮、動搖了我們的信心而致歉,其實你真要道歉的,是閣下敗壞了公共服務的傳統,顛倒了是非邏輯的觀念。 記得十四年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在新機場開幕一事上,尚且出席了立法會按照權力及特權法成立的委員會。你現在位置比你的老上司尤有過之,所涉及的是更核心的核心價值問題。現在,立法會竟然否決了引用權力及特權法來查你,只是虛與委蛇地推給廉政公署。 企圖讓時間沖淡一切 任誰都知道,當今廉政專員昔日在政府還不過是你的「部下的部下」。你們企圖讓時間沖淡一切,半年後以普通人看不懂的調查報告,像這幾天罩着維多利亞港的濃霧一樣,把真相蒙住。 閣下在立法會的盟友的投票,足見他們缺乏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忘記了自己的本分就是要監督和制衡行政機關的濫權。這,不正正反證了你們之間存在的攻守同盟? 還有閣下眾多很「普通」的富豪朋友,仍在顧左右而言他,苦心地轉移視線,甚至把公眾義正詞嚴的撻伐,污衊成文革式的批鬥。這,不正正就是你們之間利益輸送的佐證? 你們真是一群沒有打着政黨旗號,沒有政黨執政理念,卻十足具備結黨營私功能的「朋黨」。所謂的「黨而不群」,不就是你們?香港不就敗在你們手上? 你剛上台時自詡為政治家,你在議會內奢談孔子和亞理士多德的政治倫理,果如是,現在便是閣下表現政治家勇氣和魄力的時候;不要再以小官吏的標準,推說沒有守則、沒有上司批核申請,因為這已不是守則不守則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梁錦松先生來自商界,他缺乏公職人員的政治敏感度,尚要為一部車子而鞠躬下台,而閣下歷仕官場四十五年,而猶言不懂?你們犯的錯誤,怎麼是一次甚於一次?如果對你們的錯誤再得過且過,是否代表你們可以一再測試我們的底線?可以無止境地濫用我們的寬容? 你在演說中要我們「千萬不要對香港制度失去信心」。其實我們的共同悲劇就是沒有合理的政治制度,所以產生不了好的政治人才和政治監督,最終連固有的廉潔傳統也腐蝕掉。因為你的親疏有別,在你心裏的天秤上,我們七百萬人的重量,還不如幾個「普通朋友」。難道閣下到今天還不明白嗎? 以數字論斷是非曲直 你們一味兒指責反對派和年輕人是反建制、反權威,其實最反權威的就是你們自己。因為你們自己破壞了人們對權威的尊重,才會令社會亂上加亂。你有看到在議會示威區幫你擋駕的警察嗎?請不要以為那是對你個人行為的認同,他們只是忠於職守而已。如果閣下明天不是特首,會否仍享有他們的尊重? 這兩天閣下和眾幕僚也許忙於開會,為星期六的民陣遊行作事後評估。按照你們一貫以數字論斷是非曲直的習慣,想必為幾千人的出席數字而額手稱慶。其實你們不懂,大部分的市民,只是以沉默來表達他們無助的憤慨。 現在,閣下與其再為一己的不幸而哽咽,倒不如為我們集體的無奈而流淚。啊!這個曾經被譽為東方之珠的城市,怎麼不到二十年就墮落成這個樣子?我們當中大部分人,都沒條件能像你那樣退休離港寓居,甚至升格為國家領導人;把你轟下台,在你餘下任期的署任特首,將是你一手提拔而民望比你更低好幾倍的林瑞麟;我們也沒辦法以選票,懲罰那些到現在還包庇你的功能組別議員。香港人,我們怎麼就那麼悲哀? 最後,我以一個普通市民的身份,點一首內地網路上流行的歌曲送給閣下──冷漠的《 傷心城市 》。歌詞曰: 「關於你們之間的故事 你總有牽強的解釋  我不再想聽你的毒誓 因為這已不是第一次  你把謊言精心的編織 我不想再被你傷一次  早已聽慣了你的爛調陳詞 現在回頭算不算太遲」 這首歌也太應景了:因為你們的冷漠──對公義的冷漠,對我們的冷漠,香港已淪為一個傷心的城市。 作者為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碩士課程兼任講師,曾任特區政府政務主任,現從事公共事務諮詢服務。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十月之声(2024)

【404文库】“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外二篇)

【404媒体】“等帘子拉开,模特已经换上了新衣”(外二篇)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