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

在嘉峪关市，人们找不到太多可以花钱的地方。该市地处戈壁沙漠，是联结欧洲与东方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偏远小城。1950年，大约5万名建筑工人在兴建该市钢铁厂的过程中几乎被饿死。那项建设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 如今，这座拥有20余万人口的城市——规模大概相当于英国的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及周边地区——刚刚开设了第一家购物中心和快餐连锁店。凑巧的是，肯德基(KFC)也常爱把店开到中国从未接触过快餐的地方。 把花钱的习惯传播到“中央王国”最偏远的地方，正是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国企业董事会都酝酿实施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让十亿消费者大举消费，目的是用消费主导型增长来代替数十年来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投资热潮。 在嘉峪关这样的小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无疑正在生根发芽。但他们是否会像中国大城市的中产阶级那样，成为著名的“月光族”甚至“月欠族”？在根深蒂固的节俭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消费者，是否会像大城市中产阶级那样，轻易养成大把花钱的习惯？ 在当地的一家餐馆，我们临时召集起了一个代表嘉峪关市新兴中产阶级的焦点小组，作为访谈的对象。在这里，食客们争相涌向一碗碗鸡鸭鱼肉、酱料和调味品，给自己的单人火锅增添美味。这家餐馆位于新开业的东方百盛购物中心顶层，紧挨着肯德基。该购物中心是嘉峪关市第一座现代化的零售商场。 坐在餐桌边的是四位年轻的专业人士，有些已婚，有些单身；有些已在外打拼，有些则仍留在家乡发展。 为了在21世纪的中国取得成功，所有人都面对着各种挑战。这四个人在嘉峪关市长大，但多数已在大城市工作了若干年。在那里，他们懂得了怎样大把花钱，但几乎没有谁想沾染任何挥霍的习气。 景曦（音译）是一名公务员，已经订婚。他在上海工作了四年，那座城市有2300万人，是他家乡的人口的100多倍。他在上海目睹了贪图物质的生活方式，并拒绝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不是那种把钱全都造光的人，”他说，“我正在攒钱买房。” 景曦在上海作软件工程师，每月可挣到7000到9000元人民币（合727至937英镑）。嘉峪关市的工资水平不及上海，但它也拥有后者不具备的优势。“房租没那么贵，”景曦说道，“所以尽管工资只有沿海城市的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但我们的可支配收入也许更高。” 在家乡生活还有一个优势：父母会负担他的各种开销，年已30岁的景曦则可攒下足够的钱，每月买下一平米梦想中的房产。“在上海，我绝无可能做到这一点。” 其原因在于，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已涨到每月攒下一部分工资都不足以攀登上“房产阶梯”的地步。怪不得有些人宁愿把钱花在手袋上。 而在嘉峪关市，普通人还能买得起房。因此，景曦这代人从父辈身上学到的节俭习惯，仍然有意义。这种习惯是由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贫困造成的。 就连那些刚作父母的人也会想方设法把大部分工资攒下来。他们不像中国其他地方的父母那样，把可能多达一半的工资都花在进口配方奶粉和其他必需品上。29岁的郅慧（音译）就是这么攒钱的。她是当地酒泉钢铁集团的一名员工，和父母住在一起。郅慧说，父母负担了她宝宝多数用品的开销，因此她能把半数收入存起来——大多用来购买了企业债。 这种审慎的态度让我们的餐桌调查产生了第一个有点令人意外的结论：虽然中国人喜爱西方奢侈品品牌，但没有谁在焦急地期盼香奈儿(Chanel)马上在嘉峪关市开一家精品店。 27岁的吴青青（音译）已经成家，是一名公务员。她热衷于在淘宝网（相当于中国的eBay）上淘便宜货。她说：“我努力控制自己，每月在淘宝上花的钱不得超过1000元人民币（合104英镑）。”在淘宝的消费无疑为她添置了各种装备——亮蓝色的T恤、带有金色饰品的粉色棒球帽、看似很像芬迪(Fendi)品牌的宝蓝色和粉红色的人造革手袋等——但她每月还是能攒下3000元人民币（合312英镑）。 吴青青说：“我自己不买奢侈品，朋友中也很少有人会考虑连续几个月啃面包喝白开水、只为了买一件不常用的奢侈品。” 在中国的偏远城市，穿戴正品并不能带来多少社会地位方面的提升。“人们全都会认为那是假货，”吴青青说道。而在上海，“即便买不起，人们还是愿意掏钱买正品。” 即便是某些能砸钱购买芬迪产品或一辆法拉利(Ferrari)的人，他们这么做也不会是出于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同样从上海返乡的王春雷（音译）说道。那不过是炫耀性消费，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罢了。 据他估计，“这里约有20%的人已有能力消费奢侈品。” “但由于这一群体还太小，而且他们周围的人并没有奢侈品，因此他们不愿在同侪中表现得太过张扬。所以，真正愿意购买奢侈品的人是非常有限的，”王春雷说道。 尽管这四人对大城市中产阶级“赚多少就花多少”的做法普遍怀有戒心，但我们的小城餐桌调查也发现了另一种潮流，即所谓的“绿色”消费。景曦表示，他愿意把钱花在一个叫“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的品牌上，“因为它没什么化学添加剂”。他更喜欢在网上购买手工香皂，因为它们的品质更纯。 嘉峪关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的消费革命才刚刚起步。该市现在连一家大型综合购物中心都没有，更不用说普拉达(Prada)了。零售业分析师认为，由于大城市零售市场饱和、赚取利润越来越难，西方品牌在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小城市。 但从我们餐桌调查的对象来看，中国不嗜奢华的中产阶级对这些品牌的到来，并没有那种望眼欲穿的渴望。“我觉得住在像嘉峪关这样的小城市，我们很幸福，”喜欢淘便宜货的吴青青说。 “这里的消费水平适中，你在本地商店买不到的东西，可以在淘宝上买到。这里不会堵车，只要10到20分钟便可到达办公室。而且对年轻人来说，房价也可以接受。” 在今天的中国，幸福的内涵可不止是手袋。 相关日志 2013/10/07 — 杨恒均:比贫富差距更可怕的是尊严差距 2013/09/28 — 吴思:社会转型危机及应对 2013/09/27 — 为何我说在美国寒门难出贵子？ 2013/09/21 — 中国现在就只有三个阶级 2013/09/20 — “富二代”政商观 2013/09/19 — 《明報》人上人，公平嗎？ 2013/09/17 — 《华尔街日报》美国“新迷惘一代”的就业现状 2013/09/02 — 穷逼就别做梦了 2013/08/24 — 丁丁的小屋:从此寒门再难出骄子？ 2013/08/16 — 中国社会为何戾气弥漫？

“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这种大众说法的逻辑前提，是中产阶级收入稳定而生活无忧。但香港树仁大学新近调查发现，香港中产“活得苦”，痛苦指数接近危险警号。按照宽泛标准，香港超过五成人属于中产阶级，一段时间以来，他们被香港媒体形容为“中惨”，因为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已经快要涨到中产们的承受底线。 重担一：“脱缰”的租金 说起中产，有人会联想起不菲的收入，有人会联想到生活品位。对于香港一家灯饰铺的老板郭先生来说，中产的代名词是“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