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残局

美国之音|沈大伟:中国处于改革兴衰十字路口

沈大伟在星期四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现在正处在改革转型的十字路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十大挑战,尤其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腐败和社会不平等。他论述的这些挑战也是对他的华尔街日报文章的进一步诠释。

自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加紧了政治打压,沈大伟表示,打压其实并非中国唯一的选项,中国能选择不同的道路,但政治改革是一条无法绕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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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陈健民:中国崩溃或是和平转型?──覆王卓祺

在本栏一篇〈民主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希望〉,将我说成是「中国崩溃论」的支持者,原因是我在3月4日在本栏发表的文章中有此一段文字:「中国现时的发展模式是不能持续的,10年间必有大变,届时会为香港提供政改的机遇。」政治变革有多种形式我一向不采用「中国崩溃论」的说法,是因为即使中国政治出现剧变,不代表中国便会崩溃。当然,以目前中央对西藏和新疆等地的高压管治方法,一旦中共下台造成主权分裂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由于政治变革有多种形式,变革后以何种体制(譬如联邦制)取代现时的「单一制」,对中国主权的完整性会有不同程度的冲击,不能一概而论。中共一直忌讳港人高喊「结束一党专政」,其实一党专政可以透过暴力革命结束,亦可以是党内分裂促成,甚至是由政府带动、和平有序的民主改革达至,路径不一而足。结束一党专政,亦不代表打倒共产党。假如是由中共自己带动民主改革,一党专政结束后,中共能够参选甚至继续管治都有可能。台湾不就是在蒋经国领导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开放报禁、党禁,而在结束一党专政后,国民党还继续执政吗?我认为中国在10年间要面对重大变动,是因为现时的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不得不触动政治改革。现在的发展模式所以是不可持续,首先是因为改革30多年来仍未发展出一套权力转换的机制。不单是江泽民藉党内你死我活的权斗中乘势而上,到了习近平上台,同样要对薄熙来和周永康等政敌进行残酷斗争。如果连政治领袖的产生方式都不能制度化,谈什么模式?其次,中共贪污问题的严重已超乎许多人的想像。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贪污问题的,当时还判断中国的情况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不同,并非权力愈大,贪污问题愈严重。原因是要爬上中共的顶层必须通过重重考验,如果涉及贪污,很容易被政敌攻击。事实上,过往很少中共领导人被指控贪污腐化,但观乎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等敛财至富可敌国,可见腐败问题已从底层灌通至权力顶尖。研究贪污问题的学者都知道,贪污在经济发展初期可扮演「润滑剂」的角色,以「利益刺激」打破官僚系统的繁文缛节。但要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发展出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促进竞争与创新,此中包括政府监管、产权保护、公司管治、司法独立等等,都是与贪污水火不容。高教育人士特别痛恨贪污,因为他们是最受惠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中国每年培养百万计的大学生,他们将如何看待一个贪污大国?最后,今天中国的高增长是建筑在「消费未来」的基础上。粗放型生产和暴发型消费,让穹顶之下,大地窒息,最终将以无数的生命和沉重的医疗支出作为代价。由于这些问题已广受关注,在此不赘。从上而下反贪交易成本高习近平对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已沦为「权贵资本主义」(孙立平教授语)应有深刻认识,亦是这种亡党亡国的危机感驱使他兵行险着反贪打老虎。但习近平的改革模式是尽收天下兵器,树立个人权威,以从严治党作为救亡手段,反贪为介入点。改革的思路是从上而下、不假外求,禁止传媒和公民社会制造干扰。中共反贪吊诡之处,是一面在救亡,一面在自揭疮疤,摧毁自己统治基础。因此,这种改革有如医生和自己动心脏手术,愈认真愈要停。当然,以从上而下的方式反贪不是不可以,新加坡便是成功例子。但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以这种方式反贪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特别是因为「信息不对称」 问题,中央政府要掌握地方官员的贪污渎职行为非常困难。反贪运动雷厉风行时,地方官员会以少做少错来避风头甚至抵制压下来的监督措施。如果没有进一步制度化反贪工作,风潮过后往往故态复萌。其实要减低反贪的「交易成本」,有效的做法是容许受官员权力影响的民众参与监督,但这涉及增加政府透明度甚至是言论自由。香港的反贪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除了领导人(港督麦理浩)的决心、廉政公署独立反贪的权力外,社区动员(举报和教育大众)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传媒的监督和公民社会(大学生「反贪污捉葛柏运动」)更是激发或确保反贪的政治意志不会后退的压力。即是说,习近平上台后不断挤压传媒与公民社会的空间,只会令这位为自己动手术的医生随时可缩手叫停。我对习近平这种反贪方式没有信心,更担心会引发利益集团的反扑。假如反贪因触动太多既得利益而叫停,民众的不满恐难控制。过往的调查发现中国民众对地方官员信任度很低,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极高。但这两年来暴露出中央要员严重的腐败,有否打破「中央是包青天」这个迷思,值得留意。由于中国缺乏有组织的反对力量,民怨往往转化为零散的骚乱,几年内出现革命的可能性不高。但假如党内利益集团分裂,利用这些民怨来进行政治斗争,后果难以预料。假如习近平明白到在一个大国反腐,必须借助社会力量和独立的监督和司法系统,在面对各样抵制后不是知难而退,而是转而建立体制内外的制衡机制,那中国才真正走入现代化的正轨。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如此复杂的课题,我没有简单地接受了「中国崩溃论」,一定让王卓祺失望。相反,一向对中国发展持乐观态度的David Shambaugh教授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为文,提出〈中共统治已迈向尾声〉 的说法。我一直都同意他在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的观点,即中共虽是专制却有非常强的调适力。但今日的他却打倒昨日的他,加入了「崩溃论」行列,可见事情并不像王卓祺想像般简单,对中国没信心便是「缺乏文化历史智慧」。其实谁能预测未来?我只知道中共正处在十字路口,在习近平任内,可能因为他的强硬作风引发剧烈的党争,但他亦可能因势利导转身为中国的蒋经国。在此变局,香港的故事仍未写完,大家何不带着希望步向未来?来源:明报 / 陈健民 学者、和平占中发起人转发此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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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公孙豪:棋局将残——中共如何走向黄昏与黑夜

报丧的夜曲在外媒唱响近日,国际媒体和知名学者再次预测中共的前景,以欧世林(auslin)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人为代表,纷纷在《华尔街日报》撰写《共产党的黄昏》和《正在来到的中国崩溃》等文,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中共的黄昏和黑夜一定会来临,这是事物的规律,黄昏与黑夜只是迟早的事。中共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超级强权,真的能在短短的六十五年执政之后,迅速坠入暴秦、隋朝和苏联等分崩离析的结局么?预测未来是一件难度较大的事情,尤其是预测中共崩溃的临界点,一定应该严肃、客观、理性、冷静。而分析中共的黄昏和黑夜如何来临,应该比预言中共的黄昏和崩溃更重要。沈大伟的文章提出中国濒临崩溃的五大理由或者五大症状——中国富人在加速逃离,习政权的强硬措施引发不满,各级官僚普遍存在假大空,党政军严重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等等。作为国际事务方面的专家和中国项目的主任,作为华盛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中共王朝的座上客,华府与北京眉来眼去的亲中共派学者,现在也能唱响报丧的夜曲,确实非同寻常。正因为这些学者不是对极权主义长期持批判态度的人,他们在学术上反戈一击,就更应该重视。沈大伟的文章,如同医生看病,已经看到中共老朽政权在病榻上的种种症状。“四病”缠身将伴随中共王朝黄昏但是作为一个对极权中国有更切身体会的人,我认为中共的病症远不止沈大伟看出的五症状,中共有以下四种致命病症忙于应付:边疆纷争,官吏腐败,生态灾难,民变抗争。中共的风烛残年,黄昏和黑夜将伴随着这四个病症走向终点。·边疆纷争中共既然不肯走美国式的民族熔炉策略,却去捡拾苏联的民族划分唾余,强行划分出56个民族来,动不动把56个民族56朵花挂在宣传上,现在有些花朵下面正埋伏着鲜血。边疆的分离主义不仅耗损中共巨额的维稳经费,而且极端主义的暴力已经从边疆蔓延至内地,无论是金水桥撞人还是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这些伤口和裂痕短时间不会愈合。强大的帝国,在边疆问题上都非常困难,罗马帝国,东汉帝国,苏联帝国,可以说无一例外,边疆的局部炎症都加重中枢的大脑感染,中共帝国也无法避免这一命运。对中共而言,雪上加霜的是,原本收回香港的政治红利正在消失,香港从政治上而言将成为中共的负资产。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给中共脆弱的政权合法性上增添了民族主义的分数,但天下事利弊相随,岂有中共接手香港的好处,不给中共增添困惑?当中共向香港普选落闸,香港抗争的民意铺天盖地,占中运动、雨伞运动,将会以新的形式和版本在香港存在,而大陆的民主火星也在等待时机燎原。·官吏腐败中共的腐败,几乎可以说空前绝后,举世独步。无论是党国铁帽子王还是底层硕鼠,贪腐无度,激起的民众愤懑,虽不足以一举吞没政权,但社会糜烂,肌无力,行不动,危机处处的险象,中共高层比谁都看得分明,所以习庆丰登基,头等大事就是要遏制“击鼓传花”,用反腐败拔掉“定时炸弹”的引信。但是腐败体制不改,不可能清洗腐败,无论是朱镕基的“棺材自备论”和王岐山的“不信邪论”等牛气冲天的大言,都无法抗衡政治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阿克顿定律。·生态灾难环境的灾难,与人祸相连。当一个国家为一个老迈政党独大把持,信仰坍塌,道德颓坯,前三十年人斗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三十年向钱看,以GDP为纲,整个中国大拆大弄,建筑与纲常一同被摧毁,城市房屋像耕地一样犁过一遍,新农村建设哄农民上楼,好把土地进一步弄到手;整个“拆那”(China)变成一个大工地,当局及其合流的房地产商向天向地向人要GDP,制造扬尘的巨大现象,居然不被提及在雾霾形成的原因中,可想生态灾难怎么能够避免呢?至于河水发红发黑,如同法老王的埃及尼罗河血水之灾;土地的重金属污染,食物中互相下毒,这个社会的溃烂能够可持续吗?·民变抗争与腐败和生态灾难密切相关的,就是民变不断。奔走在上访路上的冤民,本是这个体制的底层受害者,每年截访的大军和上访的大军一同奔走在去往帝都的路上,形成一部诡异的人间悲喜剧;但是也有很多民众不上访,就地形成民变。帝国盛世表面红光四射,但是虚浮肿胀的帝国,实际脆弱不堪,往往一个交通事故,一起市井城管与小贩纠纷,就能引发千人围观,堵塞道路。更有因为抗议污染,抗议工资拖欠,抗议拆迁,民变的规模与数目,可谓达到历代王朝末年的巅峰。从历史的教训中看,中国的民变往往是大规模突发事件的序曲,民变如同鼎沸之前的小气泡,小气泡越多越密集,鼎沸之时就越加临近。中共延年长气的“八字”方略中共作为一个有着90年夺权、掌权经验的政党,其生存能力绝对让观察家刮目相看。在苏东波吞没东欧苏联共产政权之后,中共却奇葩独放,“盛世”又近30年,没有点独门秘笈,可能吗?中共首先应该感谢秦始皇、忽必烈、康雍乾等征服者和统治者,这些人已经打造了奴隶民族基因,把中国人的勇气和血性,把中华传统的精华消磨殆尽;中共其次也得益于“与时俱进”,适应环境、变换颜色,金蝉脱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该打到孔家店时就打到,该批林批孔时就批判,该到处建孔子学院就建学院,全然不顾孔老夫子学说中的礼义廉耻四字,有此厚黑神器在手,有此愚民奴隶基因遍布,天下事,何坚不克?然而近年来,四病夹击,加上民智渐开,互联网风云激荡,舆情千夫所指,专制极权竟如厕中之鼠,惊恐无日。尽管一帮吹鼓手,一会儿吹嘘实质民主、特色民主,一会儿大言集体总统制,一会儿继续勾画政治改革大饼,无论如何巧舌如簧,极权专制就是极权专制,好像梅毒大疮上再由御笔上色涂彩,依然是梅毒大疮,臭气脓水依然阻挡不住奔涌。在此之际,党国彷徨无计,无数资源在手,却需要维稳无缝覆盖,一国之民,皆可成为维稳对象,可谓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中共阻挡黄昏与黑夜来临之策,八字可概括:洗脑,恐吓,遏制,打击。无奈,洗脑渐已不灵,信的人数正在急剧减少;恐吓依然有效,但不惧恐吓的人正在增多;如果恐吓全面有效,100个兵卒能看住全城100000人,假如有100个不畏惧的人,那么全城100000人中的99000人都将被100个兵卒惊恐地视为潜在的敌人,统治与征服如何维持下去?剩下遏制与打击一途,遏制结社组党,遏制街头运动,打击民主人权人士的互相沟通与集结,对口炮党转世为行动党予以镇压。是故,一饭局,一卡拉OK,也得兵临城下,老鹰抓小鸡;是故,81岁老作家也得牢房伺候,70岁女记者也得电视认罪,铁窗之下,民主人士被抓数不胜数,仿佛如果不抓,这些民主人士的言论、写作、饭局、上街、举牌就如同“掘墓铁锹”,就会成为洛阳铲,一举会将极权专制的老墓连同广场上的干尸腊肉掘将出去了似的。黄昏已至,黑夜将临。历史的一局大棋将残,中共的王座在棋局上正面临民主小卒们升变后的叫将。中国的时局绝不会像某海外学人所言是中共能够“溃而不崩”,专制崩溃需要外敌的入侵等四条件。果如此,阿拉伯之春何以成功?苏东波何以成功?但中共是拥有庞大资源的政党,也有着丰富的应对各种挑战的经验,又有着专制历史土壤和奴隶基因遍布的环境,中共政权的崩溃将是长期的过程。作为21世纪最壮观的历史大剧,伴随着崩溃的各种苦难甚至血腥,人们也应该做好心理准备。极权穹顶笼罩下的人们,将观看或参与这一历史大剧,穹顶谢幕,砸下的尘烟将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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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温琼:沈大伟为何发出“中国崩溃论”?

最近关于“中国崩溃论”的言论再次充斥着舆论场,虽说“中国崩溃论”早已崩溃,但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发出“不和谐”声音的是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他的言论在中国颇有影响力,且其一直是看好中国者,这次却立场鲜明的站入“唱衰中国”阵营,不禁令人疑惑。更重要的是,我们晓得,国家的崩溃是小概率事件,且受着极多变量的影响,稍有蝴蝶扇动翅膀,立即会改变整个政权的发展趋向,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苏共的垮台,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学者预料到苏共的垮台会这样的迅速。所以,我们讲,预测政权的更迭是极为困难的,这次沈大伟赌上自己的学界名气,做出这样一个预判,多少令人有些不安和尴尬。   沈大伟的言论一出,我国及海外相关专家人士展开针对性的辩驳,比如陈定定博士刊载于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对不起,美国:中国不会崩溃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导杨光斌发布于《环球时报》的《“沈大伟们”的奇谈怪论踩错了点》。总之,纵观国内外舆论,挺沈观点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   我们不妨先来梳理下沈文判定“中国崩溃”的依据:第一是富人逃离;第二是政治压制;第三是官员们对宣传思想的貌合神离;第四是严重的腐败;第五是经济陷入系统性的陷阱,对于这五点的批驳,陈定定博士在其文章中有着详尽的论述,我不再赘述。陈定定博士以为沈大伟的前四点都是重弹旧调,没有新意,认为其观点的“新鲜货”主要是第五点,即经济上的放缓将引起普遍不满,继而引发社会动荡,而陈定定博士则以先贤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民心理进行了辩驳。坦诚讲,“中国崩溃论”早已是个“骨灰级”的言议,归述起来西方曾有过三次集中性的中国崩溃论:第一次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风波前后,第二次是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第三次是二零零八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其中八九年前后的中国崩溃论传播得最为厉害,当时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共将会垮台,但令这些西方国家失落的是,中共非但没有垮台,而是带领着中国步入持续繁荣的快车道,九七年和零八年唱衰中国的主要基点是他们预判中国经济将会崩溃,可是事实再一次令这些预言沦为笑话。由此可见,单纯的以经济发展作为政权崩溃的依据并不是那么行得通。   沈大伟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书,其在书中堆砌了大量相关材料,并分析中国将来将会走向一种“折中型国家”。应当说,在这本书中,沈大伟对中共的态度句是温和而柔软的,短短几年时间,沈大伟的观念产生了如此迥异的看法,其背后的思维背景显然不是单纯的中国经济震动所能阐释的,况且沈大伟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观察要比经济方面深入得多,细细分析沈文中的几个观点,我认为,沈大伟发出中国崩溃论的主要基点在于其所观察的中国当下的政治环境。   随着中国目前的强势反腐,给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提供了一个更细致更深层次的观察视角。根据2012年的王立军事件、及周永康、徐才厚的被查处,加之近来军队的强势反腐,致使一些外国研究人士认为中共的稳定状态被打破,中共内部原来并不是以往所看到的那样稳固,并没有所期望的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仍旧无法脱离封建性“权力内耗”的窠臼。加之高度的集权、言论的统一等,沈大伟认为中国式的改革已经陷入进退维谷式的尴尬境遇:压制会陷入崩溃,改革同样会让问题积重难返。换言之,沈大伟提出了一个“二律背反”的预判,压制性会使得政权崩溃,即使放松了压制,经济上的出血,加之污染的无处不在等等最终还是会走向崩溃,这两种走向都是以政治权力为前提。   我想,如果沈大伟先生以往来中国时,不要总是呆置于官方的研究机构或者接触官方的人员,能够多在中国民间走一走,多接触中国底层的民众,也不会得出这样有失偏颇的结论。其凭依直觉看到中国官员的表现,却忽视了真正的主体中国民众的思维。第一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迥异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有着浓厚的“权斗”思想,不管是繁华大都市的酒楼,还是偏远县城的一个小饭店,大都可以听到民众对于“政治内幕”的津津乐道,但他们只是将其当做一个话题,丝毫不会考虑背后的现代性政治意蕴,但外国人士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所认为官员对宣传思想的貌合神离,民间更是见怪不怪 ;第二中国国情的基本稳定在于农民,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显然不会对着反腐有着过多的猜想,只需要看到实际的效果,即官场风气的明显好转,物质生活的蒸蒸日上就足够了,而且中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有着对农民更深的倾向;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不管做任何事情,至少现在并没有将政治变动在考虑的范畴之内,按照学者福山的说法,中产阶级需要的是“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以及其他无法通过快速经济增长满足的需求。”而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正在进行努力。不管承认与否,即使中国的经济真的陷入崩溃,中国政府还是会有着强大的支持力,经济并不是民众支持的唯一衡量标准。况且沈大伟所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于中国当下的政治态势,改革必须由强人推动,不管怎么说,现在对“习氏执政”效果下论言之过早。沈大伟的崩溃论只是其单纯的一厢情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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