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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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新周刊 ) 昨天下午，因洪峰过境，重庆嘉陵江渝澳大桥水域“周洪渔船鱼”餐饮船副缆、主缆先后断裂，出现漂流，结果撞上“鑫缘渔港”餐饮船，“周洪渔船鱼”餐饮船翻沉，船上11人全部落水，历经5小时紧急搜救，11人全部获救。（重庆商报） 20日15时左右，两艘船在嘉陵江重庆江北渝澳大桥下相撞，有人落水。相撞后，之前发生翻覆的船，并向下游漂去。 http://t.cn/ad9GtT 20日下午，重庆一艘停靠在江北渝澳大桥下的餐饮船被嘉陵江洪水冲走，之后撞上离它不远的另一艘船后沉没，多人坠入江中，现场目击者记录下这一瞬间。 http://t.cn/adOM8S 【2】安监总局：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公布没有时间表 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的出台时间现在成了一个谜。国家安监总局人士称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多位专家组成员拒绝透露事故调查进展。 【3】天宫一号将于9月27日至30日择机发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宣布，天宫一号将于9月27日至30日在酒泉择机发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长征二F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4】新闻联播明年将换片头 央视透露《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节目将在明年有新变化。据介绍，明年《新闻联播》在节目片头、演播室等主要包装形态上都将发生全新变化。同时，在节目形态与语态上也将发生变化。《焦点访谈》将加大舆论监督报道。 【5】象随时要落下来的一把铡刀，人人都不怀疑 9月20日，市场传言称，中国官方将发放4个微博牌照，其中没有新浪。新浪股价在9月20日遭遇2年来最大跌幅。有分析师称，大跌原因可能在于微博服务的更多监控，且关于规范可变利益实体（VIE）的消息对新浪的冲击比其他公司更大. @微博辟谣 ：昨晚有部分微博用户称国内一共发放四个微博牌照，新浪未获得微博运营牌照。此说法纯属谣言，新浪微博感谢大家的关心。 @查立 : 如果美国政府宣布Twitter，Facebook要被关了，要发牌照，没有一个美国人会相信；但在中国，说微博要被关这句话，象随时要落下来的一把铡刀，人人都不怀疑。民众恐惧政府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6】公然对一个公民的性别歧视我是决不接受的！ @金星 ：各位博友，关注浙卫＂非同凡响＂节目的朋友们：很遗憾！这个周末的总决赛我不会出现了。因为节目组刚刚接到发自浙江省广电总剧的通知，禁止我出现在评委席上。原因是我的变性经历！对此我深表愤慨！作不作评委对我来说不重要，但公然对一个公民的性别歧视我是决不接受的！回见！朋友们！ 【7】骆家辉就美中经济关系发表演讲 中国现在的商业气候在包括我在奥巴马政府的同事们在内的外国商界和政府领袖之间，正在造成越来越多的失望。上周，我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们谈话，我提出了我认为的，改善美中合作唯一的最大障碍： 中国社会在很多领域内缺乏开放性—包括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在内。 拿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举例，外国商业在参与到中国各行业中，面临大量限制，从电信到能源，再到金融公司。 在其他行业，政府在像矿业、发电和交通这样的关键行业中，选择国家性（企业）的佼佼者，有效地一并把外国竞争排除在外。如果这一情况继续，将意味着：中国商界有更少的创新性，中国人民获得更少的机会。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这样：其人民的所有才能得到释放；并且其企业与外国企业在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中有活力地竞争。我们希望看到市场上的成功不取决于政治因素，而取决于公司的产品成本和质量。 1997年，骆家辉作为华盛顿州州长首次访华。上海市政府配备了一辆凯迪拉克作为州长座驾，外加摩托开道车队。骆州长抵沪时，接州长的车队直接等候在停机坪。接机官员在机舱口等了老半天，旅客都快下完了，才见骆家辉出来。原来他坐在经济舱的后排。当时美国政府好像还没有欠中国政府太多的债。 【8】商务部：外资并购中国企业不必太担心 商务部发言人昨日表示，9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重点仅限于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或者带来潜在影响的少数并购行为，并不意味着对外资并购设置新的门槛或者新的许可程序。外资在并购中国企业时不必有太多担心。 【商务部:中方对欧盟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非常失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20日表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决断。欧盟不予承认，既与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现状不符，也不符合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长远利益。欧盟至今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方对此非常失望。（中新网） 【9】下一步就是吨粮田了 @老霍de微博 ：杂交稻亩产突破900公斤，下一步就是吨粮田了。试问袁隆平的杂交稻没有种子和化肥的支撑，所谓的高产还成立吗？隆平高科等垄断上游的种子供应，获取暴利且有种源垄断导致以次充好的风险，加上化肥价格暴涨，农民在提高产量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好处。这种对土地掠夺式地种植，其实和石油开采类似，寅吃卯粮。 @诗风 :李昌平就此粮食安全和种子垄断的问题给袁隆平写过公开信，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得到回应。我有个担心，这个是不是为了缩减18亿亩的耕地红线做舆论准备呢？ 【10】窃听 @王克勤 ：【卑鄙、可怕的窃听】我知我的手机长期被相关部门监听，但没想到的是，一些可能不怀好意的人也在监听着。今上午一个很普通的工作情况沟通电话却被窃听，并传播在当事人工作生活圈里，已给与我通话的当事人造成伤害，我感到异常愤怒！谴责所有在阴暗的角落里伺机伤害别人的鬼魅。若是人，当面交锋！ 【11】近千元的砍刀拼不赢鸡翅？ @成都商报 ：上周日家住华阳的周女士难得一番兴致想在家做爆炒鸡翅，于是拿出了价值上千元的砍刀砍鸡翅。结果让她哭笑不得的是，鸡翅没被砍断，刀却从刀柄处断了。专柜工作人员检查后称，刀背处有凹痕，说明周女士曾存在不当操作，使刀受了“内伤”所致，故不能享受退换服务。 【12】北大300多保安考上大学 昨天，在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的表彰会上，北京大学保安大队大队长王桂明告诉记者，自1994年以来，他手下的保安员中已有300多人考取了大学及以上学历，有的毕业后还回家当上了大学老师。还有的大学生听说这里鼓励队员考取学历，为考研慕名投奔 【13】10省区互转交通违法记录 异地违法同受罚 10月1日起，贵州、四川、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江西、广东、青海、新疆10个省(区)将开始跨省转递交通监控设备采集的违法记录，异地交通违法将一样受到处罚。实现省际违法信息交换后，这些外地号牌车辆将无法再逃避处罚。(新华网) 【14】四川暴雨致千头肥猪淹死 【15】野猪历险记 @记者朱敏 ：一家三口野猪，从夕照山上逃下来，后来被西子宾馆的工作人员驱赶，最后野猪逃到了长桥公园，结果小野猪不小心掉进了水里。。。最后，动物园协助对野猪进行麻醉。大家放心，这么可爱的野猪，最后会被放生到山上。 【16】步步惊心雷人穿帮情节 被康熙逼问对圣君如何解释的时候，冒出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 国产四大名爹，我一个也没有 左边一个编织袋，右边一个热水袋，这就叫潮流 好霸气的一则通知  亲，你是在玩贪吃蛇么~ 今天是医疗表彰Party，OK我穿了新洗的白大褂去。走进去，oh my gosh！搞错了！今天不是医疗表彰Party，今天是医患纠纷Party，怎么办，这么白的大褂 not fashion！OK没关系，整个场面我要hold住，不能慌，OK，扯下大褂扎在头上，一秒之内变死亡患者家属。—— 于瀛 Franks 【17】海盗党 9月19日，德国一个由一群年轻人组成仅仅5年的政党“海盗党”，获得将近9%的得票率，进入柏林州议会。该党的政治主张是要求增加互联网的自由度，反对以保护社会利益为由限制个人获取网络信息，并抵制版权保护。 @安替 :这就是刚刚当选的柏林州海盗党议员们，很宅很乱，特别是左上的那个。其实海盗党就是绿党2.0，除了互联网和版权议题他们有主张之外，其他全部100%听从绿党党魁投票。在欧洲各国、在欧洲议会，海盗党都属“绿人”联盟（The Greens） 【18】印度不满国旗被中国“篡改” 印度有大量中国制造产品，最近国旗也被发现是中国制造。在绝食反腐行动中，许多抗议者根本没注意到手里挥舞的国旗竟是“中国制造”。国旗本该有24根辐条，代表一天24小时，象征国家时时都在前进，但中国产的国旗只有18根，但因为价格低廉仍是多数人首选。 【19】所有人都可以注册Google+，不会翻墙的除外 谷歌在今天宣布，Google+新增了9项新功能，其中一些功能影响很大。本次升级后，所有人都可以注册Google+。Google+新增了搜索功能，用户现在可通过顶部搜索框搜索人和消息。还可通过“最佳匹配”和“最近”选项对搜索结果进行过滤。用户现在可以在移动设备上使用视频群聊。 【20】仅为韩国的九分之一 美国网络数据传输公司Pando Networks周二发布报告称，韩国以2202KB/秒的平均互联网下载速度位居全球第一，其后依次为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日本。美国互联网下载速度仅606KB/秒，略高于580KB/秒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国245KB/秒，仅为韩国的九分之一。 【21】少将最新题词！ 【22】你们真的很有品味 @唐骏 ：刚在央视一套看到了“唐骏汽车”的广告,上次公司董事长来上海时告诉我他们是几年前改名为唐骏汽车的,我当时说“你们真的很有品味”…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1MDQ4NDI4.html 【23】恩人 @雾满拦江 :22年前，中国女留学生顾定珍初到日本，在烤肉店打工。有几个客人来，顾定珍用笨笨的日语对话，客人说：我父亲也来自中国，你用中国语说吧。饭后，客人留下3万日元小费，并让顾定珍不要声张。这笔钱让顾定珍渡过了人生低谷。22年后，顾定珍又见到了给她小费的客人：前泰国首相他信，并向恩人献花感谢。 【24】杭州高中发平板电脑用于教学 娱乐功能被禁 9月19日，杭州第二中学一班级给每人配发一台平板电脑，班上52位同学和任课老师人手一本。学生可以通过一款专为学习设计的软件在线阅读、做题，还能向老师留言、提问等。为防止部分学生缺乏自控能力，平板电脑自带的娱乐功能大部分被禁止，只允许访问学校提供的指定内容。 【25】获奖 观察研究要达到多高水平，才能够获奖呢？有个15岁小男孩，姓林，天天坐在动物园的狒狒笼子前，盯着狒狒看，看了段时间得出结论：狒狒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呆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个发现让他获了奖。小男孩叫林亨利，居美国，因为观察狒狒，获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2011年年轻自然主义者奖项。（ @雾满拦江 ） 【26】开始新的生活 @安替 ：何伟（Peter Hessler）因长期报道改革中的中国，刚刚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奖金50万美元。   @akid ：获得拿了今年的麦克阿瑟天才奖的何伟（Peter Hessler）接下来会去中东写作，他说可以用奖金在他去埃及学习阿拉伯语时养家，并“开始新的生活” 【27】开着私家车去挖煤 9月7日，陕西咸阳市彬县，刚从井下作业上来的肖师傅，从柜子里找出自己的车钥匙，他有一辆十几万元的小轿车。和现如今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相比，在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5121元的彬县，有一群年轻的矿工，他们中很多人是中专毕业的技校生，却在当地拿着过万的工资，早早地买了房子，开上了私家车。 【28】阿普 @天佑中华A ：四川凉山州一普通农民，看到这张面孔我想起了一幅油画：《父亲》，只是，那是艺术作品，这个是现实。据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今年会超10万亿，当然，这个老人也贡献了他的那一份，虽然他吃不饱。（摄影 @老邪哥哥 ） 【29】微博使我听到社会的自由之声 @查立 ：微博使我听到社会的自由之声，而不是宣传和灌输，微博让我自由的去选择关注、不关注、转发、删除，而不是根本就不看不关注，微博上有社会的五颜六色，我按自己的价值观去做自我判断，自己对自己负责，不需要别人来指点训导审批管制监督，不需要别人对我负责，自由的世界真好、自由的微博真好！ 【30】讲真话就是我对中国的现状很不满意 李连杰：我移民新加坡的原因不是不爱国，我在移民前也纠结了好长时间！讲真话就是我对中国的现状很不满意，你们可以骂我，可以不理解我！我选择移民我不会后悔，无论生活在任何国家我永远是炎黄子孙。只有生活在民主的国家你才能体验到活着的尊严，法律应不分贫穷富有人人平等。有条件你移民不？ 【31】闺蜜，等我们老了，也继续一起这样。好吗？ 【32】一点都不晚，现在就是人生的最好时机。（ @喷嚏意图 ） @姚晨 ：实习中，与一位老民警聊天，调解多年民事纠纷的他感慨：其实，法律不应该只保护弱者，而应该保护守法者。因为不是每一个弱者都守法。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2006年已上升到约16%。跟印度相比，1980年时中国人均GDP约是印度的2/3，1990年时，两个国家人均GDP相等，1990年后中国人均GDP开始超过印度，今天中国人均GDP几乎是印度人均GDP的两倍。 　　但是在这个成就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结构上的问题。 　　先看消费。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水平；到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但到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入，会更明显。 　　再看收入。《人民日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而《新京报》做过一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是比较一致的，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曾有两个美国人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制造业、就业和报酬变化情况的论文。他们估算，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业工人一小时薪酬的3%；跟中国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其制造业工人报酬差不多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12%。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劳动力数量大。但是到今天，这个优势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如果再维持下去，这个优势势必变成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长久劣势，因为劳动力成本长久低廉的结果会抑制许多其他良性发展，包括格杀技术创新的动力。 　　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 　　我们先考察一下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现在则下降到6.1%；第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这说明乡镇企业在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被挤压，乡镇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第四，31年时间内，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国有、非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大约接近GDP的5%，而这在1978年基本上等于零，但是这一增量还是没法改变总体劳动收入占GDP之比越来越低的趋势。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根据我的计算，这段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 　　除中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存在类似现象呢？2007年，美国劳工部一篇研究论文对不同国家制造业单位小时的报酬做了一个系统比较。我根据他们的数据做一些分析后发现，1996年到2007年这12年间，亚洲国家制造业劳动收入按照每年2.4%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将这个增长速度减以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后会发现，劳动工资的增速比这些国家同期的GDP增速平均慢2个百分点。当然，这个增速还是好于中国的情况。 　　欧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从1996年到2007年，这些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按每年5.6%的速度在增长，高于GDP的增速。北美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在这段时间内，按照大约3.9%的年均速度上升，比GDP增速要慢大概0.8%，比亚洲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 　　经济自由度偏低限制居民增收空间 　　为什么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呢？我们可以从基本经济制度找原因。 　　首先是经济自由度、劳工权益和民权保护度。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叫Freedom House，从1977年开始对各国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打分。1995年时被评为的24个自由社会国家，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从1996到2007年，按照年均5.09%的速度在增长，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高0.31%，另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跟GDP同步，甚至能超过GDP的增速。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将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其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对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正好相反。 　　具体看中国的情况，经济自由度和创业自由度是怎么影响劳动收入的增长空间呢？ 　　行业垄断就是一种经济不自由的具体表现，对于整个社会劳动工资的增长空间、劳动力需求，包括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都有着深远且负面的影响。目前在中国，银行、电信、石油、能源等行业，私人、民企仍然不能进入。这是一种经济上的不自由、创业上的不自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不存在国企、民企、私人的差别，整个经济只要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按照价格来决定资源配置，那么国企可以竞争，民企可以竞争，私人也可以竞争。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是国企，其背后的股东可以重新立法、解释法律、改变法律、改变游戏规则。民企就不太可能跟它们享受同样的权利。这些不平等必然抑制社会整体劳动收入的增长。 　　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农民工”身份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还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权益空间。国企工人的收入，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乡镇企业高出不少。国企垄断资源包括对银行贷款、证券融资机会的垄断，最终抑制民企空间，压缩民企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一旦就业机会被压低，工人的劳动收入就不会有更好的增长空间，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就最少，薪水谈判地位就最低。 　　前不久我跟一些学者讨论自由工会权利和罢工权利的话题，他们说富士康提供的条件、工资收入比其他外资制造企业或是民企还是好很多。这是必须要承认，同时也要表扬的事实。但我要说的是，不要脱离开整个社会背景来看问题。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这些农民工，局部来看，他们如果不喜欢可以辞职离开。在微观层面，市场交易的成分是非常强，自由契约的性质也明显。但如果放在整个社会环境看，为什么有这么多农民工？为什么这些农民工的谈判地位这么低？就是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去竞聘其他工作，只能做三等公民，只能在富士康，或者比富士康更差的制造业企业中做选择。只有将城乡差别进一步减小，他们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的谈判地位才会更高，总体待遇才能提高。 　　1995年时国企职工的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但是2002年之后，随着“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样水平在增长。但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维持在人均GD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收入差可以看成是国企就业岗位的溢价。 　　由于城镇户口制度、身份的差别，即使所在行业一样，但收入差距仍很大。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使农民工跟富士康等企业谈判、议价时所处的地位非常不一样，让农民工没有其他选择。 　　此外，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还可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歧视性政策，由此带来劳动者选择空间、谈判地位的大差别。尤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对于加强管制，政府运用权力进行扩张比以前的空间大了很多。 　　以粮食安全为例，前段时间大蒜价格猛涨，要国务院出面，由发改委将大蒜价格管制起来。这令人无法理解，这和粮食安全并没有太大关系。我老家湖南茶陵生产很多大蒜，是大蒜特区，如果大蒜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的话，对我老家的农民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粮食安全”以及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利益，就限制了大蒜价格。其实，像大蒜这样的东西，政府根本没有管制价格的理由，因为它跟大米、麦子、玉米完全不一样，即使一个月不吃也死不了，和粮食安全没有联系，但是政府也要去管。退一步来说，即使有粮食安全的问题，价格自由上涨也可以激励农民多生产，实现未来的粮食安全。目前的举措是逼着更多农民放弃种田，逼着更多农民变成农民工，都去富士康竞争找工作，让每个农民工失去谈价的地位。 　　从本质上说，为了粮食安全限制农民的种植选择空间，同时又逼着他们以低价卖出农产品，这是侵犯农民的经济自由，牺牲他们的权益，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跟原来农村和城市的剪刀差是一回事。 　　征税过多既不利民富也伤害内需 　　劳动收入增长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征税过多。政府所得和开支太多，必然会妨碍劳动收入的增加。 　　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做研究，发现政府开支有增长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年增长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开支没减少反而增加的国家，他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同样也能说明这一点，特别是今年前5个月，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国家财政税收同比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到3倍。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少。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才增长了1.2倍。 　　1978年，整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时下降到最低点，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确确实实在往小政府方向发展。但是到2009年，我计算了一下，财政税收是3.9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里做的计算只包括预算内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土地销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国企赚到的利润。 　　如果以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2009年财政税收接近6万亿人民币，等于是1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整个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没有那么多，这本身更说明政府得到的钱是多么的离谱。 　　如果征税权力不受限制的话，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继续下降，就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国有资产和国企股权使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绝大部分由政府独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该有的财富效应。国有经济体制是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很低的根本原因。 　　而在美国，其民间消费占GDP比在同样的六十年内一直是上升，政府开支在下降，和中国正好相反。 　　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宪政改革，不对征税权进行根本性制约，不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那么，政府得到的只会继续越来越多，民间得到的会越来越少，劳动者的所得份额只会越来越少。没有政治改革、民有化改革，这个趋势就很难改变，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的话，就意味着不仅仅更多农民只能做农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额也会越来越少。 　　金融不自由压制创业空间 　　金融不自由也会抑制劳动收入的增长。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1995年到2007年金融自由度变化的数据，会发现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加强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速度不仅最慢，而且也比这些国家的GDP增速慢。 　　很多人认为金融自由度的增加、金融管制的减少，会帮助华尔街的人赚更多的钱，让他们更能利用金融武器去进行金融战争，将民间社会的利益转移到他们的手里。但实际不是这样，关于金融管制的话题，很多人将这一湖水搅得越来越浑浊。 　　以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为例。表面看，雷曼兄弟以及其他华尔街公司，通过住房贷款的衍生产品赚了很多钱，但收益更大的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如果没有这些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老百姓所能借到的买房子的资金不会那么多。如果没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产品的深化发展，老百姓家庭可能必须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如果没有这样的金融创新，住房贷款的成本比实际付的会更高。 　　为什么金融管制越严越死，最后做出牺牲最多的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还是年轻人呢？因为金融服务的供给方是华尔街，而对住房按揭贷款的需求方更多是中低收入阶层。如果你很有钱，可能根本不用这些产品，照样能买到房子。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流很长，但是现在的现金最少，所以对按揭贷款的管制越少、按揭贷款的供应越多，年轻人和中低收入阶层就越可享受到好处。金融管制越严，这些衍生产品就越不会推出来，最终付出代价更多的反而是普通家庭和个人。 　　在中国，金融不自由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国有银行及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了各种金融业务。这种垄断也导致金融资源、融资机会主要为国企服务。这又意味着金融行业发财致富的机会一边倒，不管是农村有能力的农民，还是城市里有能力的中青年人，所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会越来越少。这也反过来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包括农民发展民营企业的空间。这还会产生另外一个负面效果，就是让农村年轻人在本地、本镇周围能找到的工作机会不像本来应该有的那么多。逼着他们都背井离乡，降低他们的就业起点。 　　另一个表现是对民间金融的禁止，特别是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抑制。现在可能慢慢有一点放开，但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土地制度的不灵活。前年，曾有希望看到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做得越来越活，包括土地使用权可用来做抵押借贷，或其他资本化运作，但是后来发现，刮风打雷多，雨却没有下来。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迫使农民要么选择种田，要么去外地打工。 　　如果土地使用权，包括农村的宅基地，可以有更大的被用来资本化融资的空间，农民得到这些资金的支持后，他们可以进城创业或在本地创业，选择空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在城市里可以将房子拿来进行抵押贷款，也可以将房产证用来做资本化，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是，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却不能做这样的资本化、金融化运作，这是另外一种城乡歧视，使得农民的选择空间和城市人相比，完全不一样，要小很多。 　　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老百姓分享好处有限 　　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我将70个国家按照1980年时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分为五等分组。统计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03年，国有经济比重最少的这一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会增长0.96%。而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观经济学里一个很典型的模型，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每天可以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第一个是劳动收入，在方方面面相配的制度安排之下，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被压抑很多。第二个是资产的升值即财富效应，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DP的增长而上升。第二个收入渠道就是资产性收入的渠道，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国有制为主，第二个渠道是被封起来的，也就是说土地可以增值，企业的产权也可以增值很多，股权也可以升值很多，但是因为这些股权、这些土地，还有其他资源的产权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这些土地的增值、股权的增值、资产的增值，主要是国家享有，而不会转化为民间资本和收入。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值，对于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不会太高，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资产是国家拥有，而不是民间拥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私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这些国家，老百姓可以花的钱，实际做出的消费，会对GDP的增长速度会更加的敏感，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能力在私有制的安排之下会比国有制安排之下的社会高出很多，老百姓更能够通过私有产权和劳动收入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是国有制的安排，大致上就很难会看到这一点。 　　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富有，我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98年时我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当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当时我的估算是中国工人2200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再乘上52个星期。工作小时最少的是荷兰人，1350小时，一年度假的时间很多。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跟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反过来的。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更喜欢中国这样的模式，以低人权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GDP做得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是这种模式使国富民穷的局面会越来越恶化。 　　关于劳工权益，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去压制工人的罢工权，或者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员工看作是博弈的两方，企业到现在可以通过并购扩大自己的势力，跨越很多行业并购，使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强，谈判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上升，就像富士康一样。但是在劳动者层面，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连自己去结社的权利都没有，那每个劳动者只能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没有权利通过自由的结盟形成一个群体，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来组织一个越来越大的公司，而在职工这一方却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这种不对称显然不利于工人权益的提升。 　　我们不能为了GDP的增长，为了保持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低人权的优势，继续限制工人结社的权利，甚至于罢工的权利。结社权利是最核心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之一，这是基本的和根本性的，我们不能够为了保持低劳动力成本而继续去做这种限制。 　　另外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这么低，在江苏、广东以及其他地方的企业，即使是买了自动化生产设备也不太用，以后更加不会买了。因为他们发现，雇佣更多工人，可以做跟机器同样的事而且成本更低，还不需要为了买设备做前期资本投入。他们还发现，用人工做时报废的比例要低于机器流水线，于是，很多企业宁肯用工人组装而不用机器组装，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中国过去几百年的经历，那就是很多经济史学者认为，在中国康乾盛世和更早在明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出现了所谓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意思是说，那时期的经济繁荣是靠苦力勤劳干出来的，其前提是人们很能吃苦耐劳而且也不要求多少收入！ 　　但是在西欧，情况则历来相反，因为西欧国家人很少，地相对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所以历来人工贵，就逼着他们进行工业革命，逼着他们更多使用机器，让他们走上技术不断革新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当在中国以前和今天工人收入被压得很低，同时人人都愿意勤劳卖命的时候，反而没有激励去技术创新，长此以往，让中国无法走出低劳动收入的恶性循环，这是“勤劳革命”的害处所在。 　　如果继续压低劳工权益，对中国的环境破坏也只会更多、更久。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继续成为世界工厂，让中国的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继续膨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世界一半，或者一多半的制造业业务工作都是在中国来发生的话，特别是在广东，那必然意味着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国发生，资源的消耗也必然是在中国。 　　打破枷锁的改革 　　为了结束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必须从一些根本性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样不管是为了解决农民工的收入问题，还是为了解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都可以带来很多良性的变化。#p#分页标题#e# 　　首先就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要结束城乡户口制度，完全放开迁徙权利，不管是在哪里出生，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就业和生活，也包括子女的教育。 　　第二就是给工人以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甚至是罢工权利。当然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博弈局面，使得做企业的成本上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大家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不能为了一方的权利就必须要将另一方的权利通过法制和行政的手段压下去，这样的话就不是做市场经济了。 　　第三是保护创业自由，减少行政管制，放宽市场边界，尤其是对一些垄断行业，必须进行更多放松管制的改革。 　　第四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特别是征税权，也包括最近讨论较多的房产税，必须有更多实质性的制约。在今天财政不透明、财政预算不透明，财政税收按照30%在增长，征税权几乎没有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一时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就推出这么一个根本性的税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税种往往只增不减，一旦今天因为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推出了一个新的税种，以后很难取消掉。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需要推出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优先级远远低于私人产权保护的优先级，这是两个不同级别、不同层面的东西。 　　第五是将各地土地权分给农民，放开农村民间金融，允许土地资本化，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议价的地位，特别是让他们在本地也能够通过创业自由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和致富空间。最近几年我在建议推进民有化的改革，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产权基金，央企“国民权益基金”股权均分给接近14亿公民，各个省成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将各个省剩下的国有资产都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里，将这些基金的股份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均分下去，从根本上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一旦老百姓资产性收入增加了，在劳工议价的过程中工人的谈价地位也会上升。大家为了活下去，接受一个低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了，因此，民有化改革对许多方面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提高一般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劳动收入、就业机会、创业空间、致富空间等等。民有化改革、宪政改革是改变中国增长方式的必要之路。 　　(陈志武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