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

普通话主页 > 亚太报道 中国成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国 2011-03-16 美国一家咨询机构的研究表明，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略超过保持了110年的世界最大制造业产出国美国。有专家表示，中国制造业目前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下面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援引美国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发布的一项研究说，去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这意味着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恢复了中国历史上曾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期的地位。 报道说，经济史学家认为，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份额在1830年几乎达到30%，在1900年降到大约6%，在1990年进一步降至大约3%。自1990年开始，中国在劳动力成本较低、外来投资强劲，以及经济快速扩张等因素的支撑下，一直在快速追赶美国。 北京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的同时，在生态环境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连年上升。从过去的8%，我记得前几年是8%，后来15%，后来9%。现在据说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美国。这只是看数量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们中国的制造业大多数都是低端的制造业，日常用品的制造。” 胡星斗教授说，尽管中国在制造业总量上领先，但美国的高端制造业优势明显。从竞争力而言，中国制造业仍在科技、质量控制、专业技术以及其他高端制造业的重要因素中落后。 “我们的成套设备80%以上是靠进口。我们的高端产品的制造和出口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有一些其实也大多数是外资企业的制造和出口。中国的出口60%是外资企业在出口。”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还说，虽然经济史学家、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罗伯特艾伦用“经济史上一个500年的周期走到尽头”来形容中国制造业的崛起，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从此将高枕无忧。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仍然没有太大突破。2010年全球最有价值的500个品牌中，中国制造业品牌只有17个，没有一个中国品牌在世界前100名之内。 胡星斗教授说：“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数量很大，但是利润率极其微薄。主要是因为我们缺少品牌、缺少自己的技术、缺少自己的销售渠道。所以未来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恐怕存在着发展战略的转型问题。” 报道说，HIS世界工业服务主管马克基奈说，中国的制造业产出中，尤其是在电子等领域，很大一部分时来自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子公司，产品基于源自美国的技术。美国在2010年的制造业产出略低于中国，但美国制造业只有1150万工人，而中国制造业则雇用了1亿工人。 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活动人士刘念春认为，在中国的制造业突飞猛进的同时，中国的民工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农民工在劳动密集生产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可他们的福利条件、他们的工资却没有得到逐年提高。中国农民工好像是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是最不受当局重视的这么一个团体。” 中国沿海省份最近已经出现民工荒。刘念春说，要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必须改善劳工的生产条件，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允许工人成立自己的独立工会，维护自身的权益。 “农民工他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团体。这样才能切实保障他们自身的利益和资方进行谈判。当他们的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工会就可以出面来解决这些不合理的问题，比如说要求增加工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要求在解雇他们工作的时候，要得到合理的补偿。”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底下。统计表明，中国制造业2009年的成本利润率仅为6.91%。中国制造大而不强，产品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中的中下游。与此相对的是，2009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7.7%，超过其他国家。“中国制造”已经走到了从量到质转变的关键时刻。 胡星斗教授建议，中国政府将“质量强国”列入国家战略，逐步从“中国制造”过渡到“中国创造”。只有这样，中国制造业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的霸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打印本文

感谢 heartsurge 同学推荐。 像减肥一样减税 有人说，很多税对中国人而言是“隐蔽”的，比如：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去餐馆吃饭，买单费用的5.5%是营业税和城建税……中国税费设置多，中国减税的呼声一直很大。 这些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件事，就热过冷过，沉沉浮浮。前些天国务院终于正式讨论此事，民间七嘴八舌又成一锅粥：什么这个更重要呀，那个也急迫呀……头脑清醒的朋友出来喝止：且慢鼓噪，先提高了起征点再说啊！ 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人大开幕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对普罗大众来送，这是实实在在的利好消息。天底下哪件事情能够皆大欢喜？苛求完美，只能一事无成。无论何种方案，每个收入阶层的获益决不可能是一刀切的，但是，让更多的钱留在自己的口袋里，对目前颇感税赋之累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总是好的吧？2月底还有一条消息：车船税的征收方法将变成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由此可见民意的作用在税法调整中越来越凸显。 女人减肥的毅力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我们真的希望：像减肥一样，坚持减税！ “我们究竟交了多少税？” “这些疑问不解决，每当我看到完税证明上那句话‘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心情会久久难以平静。” 是什么让姜文站着把6亿票房赚了？“索隐派”认为是张牧之在衙门口喊的那句话：“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温家宝总理曾言：“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温总理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将减税作为“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实事”。 关注“赋税之痛”，纠结的不是个税起征点究竟该3000、5000、10000元，还是20000元，而是整个改革中公平如何实现的问题，这恰恰是解决当前中国一些迫切问题的钥匙。 “你知，或不知，税就在那里。” “第一次感觉到，税离自己这么近。”草儿告诉记者。 自从“禁购令”在北京风行，就不断有在京创业的外地朋友找草儿打听，是不是可以挂靠在他的公司，补缴个税和社保。“现在只是限制买房、买车，没准哪天就得摇号生孩子，将来会不会纳税不满5年连麦当劳都没得吃？还是先把这张‘护身符’请回家才能安心。”朋友的玩笑话，听起来有点忧心忡忡的味道。 “我不得不承认，禁购令让一直以来淡漠的纳税人意识得到了空前觉醒，但竟是以这种方式，多少让人有点始料不及。”草儿感慨。 早年“纳税人”这个词只在香港警匪片里出现过。谁要是在生活中依葫芦画瓢，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感觉一阵别扭。如今草儿晚上经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她也会不由自主地嘟囔一句：“这要花掉多少电费，都是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 “馒头税”这个词儿还是会让她感到意外。不断发酵的争论提醒草儿在超市收银的时候，破天荒地看了一眼包装袋上的标签。“四个馒头4.8元，按17%算一下，仅增值税就交了8毛钱。” “在我的生活中，到底什么要交税，什么不交税，还是所有东西都要交税？交了税，为什么没有‘完税凭证’？我这辈子究竟交了多少税？都用到哪里去了？从哪里可以查到？我一无所知。”为了明明白白活一回，草儿拿出笔来，想要好好算算这本“糊涂账”。 “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统计，很多人家的实际支出远远不止我列的这些，某些企业的税收减免也没有考虑。我急于知道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正常生活，在中国需要多少成本。” 个税：最早让草儿认识到自己是纳税人的，就是每个月的工资条。 草儿每月税前工资15000元，扣除1335元“三险一金”，缴纳个税为1958元。丈夫每月税前工资28000元，扣除2223元“三险一金”，缴纳个税为4569.25元。一年算下来，草儿夫妻俩的总收入为516000元，缴纳个税78327元，占比超过15%。 “馒头税”意外地做了一次“普法教育”，让人们认识到只要有消费，就要缴纳增值税。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实行流转税的国家，企业所交的税以及以费的名目和形式征收的“变相税”，如消费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印花税、关税……最终也都会通过市场价格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草儿以吃、穿、用、住、行、理财几大类，分别统计。 吃：“每天早晨都像打仗一样紧张，基本上都是面包+牛奶，再给孩子煮一个鸡蛋。”得益于草儿爱保留购物小票的好习惯，可以得知面包每只3.5元，纯牛奶每包1.5元。一斤碧福缘山林绿壳鸡蛋，29.49元，折合每只鸡蛋3元。 夫妻俩的午餐、晚餐均在公司附近解决，平均一餐15元。每月全家至少下四次馆子，每餐至少100多元。 难得周末一家团聚，草儿喜欢下厨露两手。上个星期的超市小票上记录有乌鸡、牛腩、鲫鱼、甜豌豆、生菜、鸭梨……这些食材大概是两天的量，一共消费了近122元。油盐酱醋这些调料加在一起，每个月的开销约为128元。 一家人每月还会为红茶花费200元，果汁花费300元。 “面包、纯牛奶、食醋、绵白糖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7%，鲜牛奶、蔬菜肉蛋、酱油、食用油、食盐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3%。餐饮业的营业税是5%，如果不幸都使用了木制一次性筷子，还要每顿饭多交5%的消费税。而且我发现，只要缴纳过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其中之一，都要同时在税额总数上再增加7%的城建税和3%的教育附加费，这两项一般是雷打不动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哪怕我买一根针，都为城市建设和教育掏了钱包。” “这么算下来，我们这一家三口，一个月仅早饭就为国家缴了近100元税费，计算公式如下：{[(3.5+1.5)*3* 17%*(1+7%+3%)]+3*13%*(1+7%+3%)}*30=97元。一个月在吃上的税费大约有438元。” 穿：草儿一家人在穿上讲究舒适随意，并不追求大品牌。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去年我给自己买了6800元的衣服鞋袜，老公是 2250元，宝宝是1200元。衣服的增值税是17%，加上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一年缴税大约为1916元。 用：在算“用”这一项的时候，草儿不由一阵惭愧。“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女人25岁之后就要学会保养，一直都在化妆品和护肤品上特别敢于花钱，追求高档品牌，在这上面一年花了6000多元。我查了最新的消费税率，才知道高档化妆品的消费税居然高达30%，还要加上10%的关税、17%的增值税。我仅化妆品，一年就要交税3420元。原来我才是家里真正的‘纳税大户’……” 香水：年消费500元，税率等同高档化妆品，缴税约300元。 理发：年消费1000元，5%的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缴税约55元。 小孩玩具：年消费2000元，17%的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缴税约374元。 其余杂费：年消费1200元，税率等同玩具，缴税约22.5元。 草儿翻出了2月份公共事业缴费单，电费300元，自来水费176元，燃气费47.15元， 电话费 +网络220元，手机费300元。 “电费的增值税率是17%，水和煤气是13%，国家为了支持邮电通信行业的发展，将电信营业税率定位较低的3%。我们一年在这上面的缴税大约为1257元。” 一次性大宗支出： 高档手表里含有20%的消费税和11%的关税。一块1.5万元的手表，税款就占到9150元，非税价只有5850元。金银首饰、钻戒共13960元，包含5%消费税、17%增值税以及附加税，缴税4065元。 “减掉一次性的大宗支出，我们一年仅吃、穿、用，就为国家缴了1.3万元的税。我都有点不敢算那个天价奢侈品——房子了。” 住：几年前，草儿在东四环安了家，一套两居的房子，总价176万。那么这套房子中到底含有多少税费？ 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各种税费纷繁复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曾表示，目前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12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50 项，两者共计62项。分别为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契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等。在大城市，其中大约40%为土地出让金，各项税费占到15%。而陈万志抽样调查了部分项目的税费，发现竟然占到房地产价格的30%-40%。 仅以15%算，草儿这套房子的税费就高达26.4万。 装修花了7万多，按3%的营业税计算，税费约为2163元。 家具、电器、餐具、床上用品，总价共58300元，按17%的增值税率计算，税费约为9911元。 “为了有一个像样的家，我光税就至少交了27.6万元，相当于我两年不吃不喝所有的工资收入。”草儿顿时觉得分外肉疼起来。 行：2006年，草儿丈夫买了一辆马自达M3，花了16.98万。 “购置税＝购车款/(1+17%)×购置税率(10%)，一次性花了14512元。在北京，车船使用税是 480元/年。1.6排量，适用的消费税为5%。每月汽油开支1000元，按照17%增值税、无铅汽油每升消费税0.2元、7%城建税、3%教育费计算，占了油价的20.4%，一年交税2448元。5年来，我们为这部爱车，一共交了28274元的税。” 如果按照新的《车船税法》，将来这辆车的车船使用税，还将提到每年660元至960元。 理财：目前国家免征利息税，草儿家的银行存款，暂时躲过一劫。 股票按1‰印花税单边征收。“没有仔细算过，估计怎么一年下也有2000多元，5年大约1万元。” 累不累？看看税 10年来，如果不计算波动，草儿一家共收入516万元，缴纳个税约78万元，五大类交税共计46万，赋税总额124万，占到总收入的24%。 根据财政部税政司去年2月公布的我国《2009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报告，2009年我国税收总收入为59514.7亿元，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64%。工薪所得个税收入为2483.09亿元，占个税收入的比重约为63%。 “现阶段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贫富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 广东的全国政协委员彭磷基认为。 “我发现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一样存在。《穷爸爸 富爸爸》一书里面讲随着政府支出的不断扩大，‘劫富’的想法不再适用，中产者和穷人成为最大也是最好捏的‘软柿子’。真正的资本家则利用他们的财务知识逃脱了。若拥有自己的公司，富豪们能将个人支出都计入企业成本，而不给自己开工资。夏威夷的董事会就是你的假期，买车以及随之而来的车的保险和修理费、健身俱乐部会员费、大部分的餐费都是企业支出，都在税前被合法支付了。” 草儿不是“坐以待毙”的人，善于理财的她，开始寻找减税之道。 “我打电话向美国的朋友了解了一下，慈善捐助、买房子贷的款、医疗开销、大人小孩的充电教育费用，甚至是搬家费、股票损失、个人丢了东西，都可以申请减免税。还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以单身、夫妻、丧偶等分别申报。” 她立刻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逐字逐句品味“减免税政策”，最终沮丧地发现，除了中点小彩票能够免税外，并没有一条适用于自己——一名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 查找资料的时候，草儿偶尔读到了《德银中国董事长张红力将出任工行副行长》这条新闻，惊闻他获得了100万元人民币(合14.7万美元)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一次性补助，以补偿中国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较低的薪水。而这较低的薪水是多少呢？根据工行年报，2009年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税前总收入为91.1 万元人民币(合13.34万美元)。 “只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海外归国学者、高科技精英，或者一些带项目的海外留学生这样的人才，才有资格享受到个税减免。这种感觉，就像听到了深圳市还为身价近300亿的腾讯董事长马化腾发放‘住房补贴’一样，心情很复杂。国家对人才的鼓励无可厚非，但是不是可以换种更减少争议的方式？我有时候会想，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对减税的需求最迫切？” 这对夫妇奋斗10年，如今拥有了一套住房，一部车，扣掉各种税款和开销，存款尚有100多万。在当今中国，老百姓已经错过了一夜暴富的转轨时代，也没有一个叫李刚的爸爸可以“拼爹”。草儿这样的中产生活，已经足以令升斗小民羡慕嫉妒恨。 但这位“榜样”似乎并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者身份。“物价涨得太快了，我们对未来都很担忧。目前的生活，是不是还能一直安安稳稳这么下去，会不会稍有风吹雨打，就不堪一击？朋友的母亲，一个胆结石手术，主治医生就让她至少要准备十几万，并举例说某著名人物做同样的手术，花了100多万。我家有4位老人要赡养，将来很有可能因病致贫。中产就是一块痛苦的夹心饼干。低保、公租房、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等等都不会有你的份儿。今天还为自己有几百万存款庆幸，明天极有可能一夜之间打回原形 。” “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在美国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公寓，总共才花了35万美元，折合一平方米1万人民币！我立刻让他帮我留意移民政策……”据说赴境外生子的大军，已经从香港蔓延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这个群体的主要来自内地各大中城市，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 让更多的税用之于民 一说赋税过重，砖家就会出来举例，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 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而中国的税收 只占GDP的20%。 但为什么20%的怨声载道，51%的却老老实实排长队纳税？难道又是国民劣根性作祟？ 草儿是一个古文字爱好者，查了一下税这个字的来源。“禾是象形字，表示庄稼。兑则是会意字，用人、口、八表示张开口笑，喜悦的意思。在英文里，tax来源于希腊文，意为必须忍受。为什么人们把收获的禾苗上缴给国家，还会高高兴兴？” 孟德斯鸠的回答解释了她的疑问。“税收就是人民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交给国家，以便他安全快乐地享有剩余的财产。”简而言之，人们共同凑份子，请一位大管家。 请来管家有什么好处呢？ 草儿查阅了一下，在瑞典，孩子上学不交一分钱，因为大家都缴了税。丹麦也是个高税率国家，税收占到收入的50%-70%。但政府包揽了所有国民的医疗和教育费用。甚至参加唱歌、跳舞、模特培训等俱乐部的费用，都由政府掏。以至于在给自己的快乐指数打分时，连一个捡垃圾的都给自己打出了8分，不少丹麦人甚至给出了满分。 在美国，大学前教育的公立学校学费、课后辅导、绝大部分学生的午餐、基本学习用品均为免费，救护车是免费的。 “我有一位亲戚，移民到了温哥华。她回国看到我为孩子热牛奶、做饭忙得一塌糊涂，感到不可思议。她生了孩子之后，每到就餐时间，就会有送奶工按响门铃，送来的小筐里面，按照营养标准配好了婴儿一天所需的牛奶和果泥。这笔费用由加国政府‘慷慨解囊’，她要做的只是将食物喂到孩子口中。能够享受到‘牛奶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申报前一年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填妥‘补贴申请’。看来缴税是不是让人肉疼，并不是缴多少的问题，而是缴了之后，能有多少能真正用在我们身上。”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张襦心 汪 伟) 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 广东佛山：南海国税全省首创网上打印缴款凭证 在四川广安市举行的第十九个税收宣传月和第五届国税文化节启动仪式上，“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和谐社会”的大字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 祖国感谢您 “缴了税是不是能享受到，这还是后话。我现在困惑的是，连这些税怎么用的都不知道。” 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的税单，上网即能找到税款用途清单。一共有几项类别，每项数额多少，都详细到小数点后两位。 比如他2007年收到的地方政府产业税清单，一共三部分：第一部 分告诉我缴纳的房价比例部分产业税的总数是5251.98元。第二部分说明这些税的7项用途。一、郡3956.60元；二、奥克兰市800.41元；三、 联合校区319.30元；四、社区大学88.23元；五、湾区捷运交通30.07元；六、东湾公园31.65元；七、污水处理25.72元。第三部分告诉 我，我缴纳的708.02 元固定财产税派了17项用途。例如，病人急救24.96元、图书馆79.00元、街道绿化和路灯111.54元、防止暴力犯罪88.00元、控制(油漆 等)铅含量10.00元、市公共交通48.00元等等。 我们交的税用在了什么地方？ “听说个税起征点要调高，我还是很高兴的。但说实话，即使减少了这点个税，也不会真正对我们的幸福指数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真正让我感到压力的，不仅仅是高昂的医疗、教育、住房费用，还有我是不是能吃到放心的食物、得到正规的治疗，有机会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为了上托儿所、幼儿园排队的那个乱劲比过年买火车票还激烈十倍。我的一位书法家朋友，托了种种关系，还送了自己的作品，最终才如愿以偿地把4岁的儿子送进了自家附近的幼儿园。丰台一家幼儿园正月初七，心急火燎的家长从头天晚上就抱着棉被去排队报名了。事实上谁都不知道究竟是哪天招生， 170多名家长只是因为去年是初七招生，今年就抱着这点微弱的希望去排队了。在北京上小学是划片。很多当初为了房价便宜把房子买在郊区的家长杯具了——郊区没有好的小学。一位朋友为了孩子的跨区上学准备了至少10万元活动费，发愁的是送礼无门。”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 剩下的钱跑到哪里去了？ 草儿想到了热火朝天的高铁、机场建设。“如果从高铁、机场削减几千亿投入到医疗教育、减税里去，会不会让老百姓‘快乐指数’真正提高呢？”此外，还有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务会议、修建豪华办公楼和政绩工程、各种运动会、晚会，还要为各种行政错误埋单…… “这些疑问不解决，每当我看到完税证明上那句话’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心情会久久难以平静。” 调税年，开门红 如何让税负结构更合理，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调税”有望成为2011的热词。 记者/金 姬 美国人有句俗话：“世上有两件事你逃不过：死亡和缴税。”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9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把中国(159分)列在亚军位置，仅次于167.9分的法国，还声称中国是税收花样最多的一个国家。《福布斯》的这种计算方法和结论已被我国政府和学者否定了。老百姓不管得分如何，冠军亚军，他们感到了税负之累。自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总额几乎以超过GDP两倍的增幅迅速增长，2010年政府税收净收入更是达到了7.32万亿元人民币(财政部税政司2011年2月数据)。 民间和学界有关减税的呼声愈来愈高，政府对此积极回应。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减税其实是2004年税制改革以来的主要内容，只不过“结构性减税”这个词直到200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才被正式提出。 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政府终于动真格了。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下简称《车船税法》)，将由原来“一刀切”的征收方法，变成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4天后的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不仅将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税率级率和级差都有可能相应做出调整。 据悉，在2011年，房产税征收范围还可能增加，资源税面临改革，烟草消费税也计划进一步上调，增值税制度将更加完善，环境税也可能开征……如何让税负结构更合理，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调税”有望成为2011的热词。 车船税的标本意义 作为第一个从国务院的条例上升为法律的税种，车船税也是近几年来民意征集最为广泛、人大作用发挥充分、政府和民间互动较为良性的一个典范。 2006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废止了1951年9月13日原政务院发布的《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和1986年9月 1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但由于《条例》公布前国务院只是向各部委和各地征求意见，普通群众并不知情，新暂行条例的税收金额又比过去翻了一倍，因此在当时遭受民众一片质疑。 2010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草案)》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份《草案》明确我国车船税将分为7个梯度按照排量进行征税。其总价均有所提升，排量在1.0升及以下的乘用车较低，大排量乘用车税负则大幅增加，其缴税数额最高相差15倍。不久，新华社针对该草案提指出，目前车船税涨价是不合时宜的。文章表示，“讨论车船税，先请该税的制定者厘清征税的目的：是调节贫富，是推进节能减排，是抑制拥堵，还是增开税源，增加各级政府收入。目的挑明了说，接下来的讨论才有意义。税务部门不能把私家车当成‘唐僧肉’，把今年大幅度增税，明年推出新税种变成一种常态。” 老百姓对车船税的立法也表示出了空前的热情，毕竟有车一族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乘用车已是征收税费最多的商品。各种税费占了购车总费用的 40%。一辆车从出厂、购买、保有到使用环节，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车价 10%的车辆购置税，车价1%到40%的消费税，进口车15%的关税，还有燃油税等，另外使用过程中还包括过路费、过桥费、强制保险费、车检费等。 于是，《车船税法》草案一审后上网公布，就收到了10万条民众意见，其中有54.62%要求对草案进行修改、降低税负。全国人大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进行重新测算，排量1.0升以下的仍然规定为60元到360元，修改的主要是1.0升到1.6升的税额幅度，由草案规定的360元至660元，降至了 300元到540元，将1.6到2.0升的税额幅度，由草案规定的660元到960元，降至了360元至660元。这样一来，2.0升以下占乘用车87% 以上车主的名义税负不会增加。 与2006年通过的《车船税暂行条例》相比，此次《车船税法》除了调整税负结构、将排气量作为乘用车计税依据外，还增加了税收优惠的条件。对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车船可以减征或者免征车船税。 调整后的车船税法审议通过后，以大排量车型为主的豪华车厂商普遍反应平静。某奔驰4S店销售经理表示，豪华车潜在客户绝大多数不会在乎千八百元的税费上涨，“百八十万元的车都买得起，不在乎多花几百元。” 车船税对于调节汽车的使用行为能否产生作用还很难说。国外并没有车船税的概念，例如美英等发达国家，同样非常重视私车使用环节的税收，但都不是固定税额，而主要通过燃油税来实现“多开多交，少开少交”的调节功能。这种做法将直接导致百姓的钱包与汽车的节能特性和用车频度、里程挂钩，原则上能比“车船税”发挥出更大、更科学的作用。 尽管如此，《车船税法》的修改依然得到了一片叫好声。 还富于民的一小步 紧跟车船税之后的税改话题，便是与最广大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个人所得税。作为兔年春节以来第二部被讨论并准备要修改的税法。在物价上涨等诸多背景下，国家加强税收调节，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的方向和意图日渐清晰与明朗。 2010年我国个税收入4837.17亿元，占政府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6%。除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个人所得税第二个功能是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国外常把个税称为“罗宾汉税”，意思是说个税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带有更多“劫富济贫”的色彩。从国内情况看，个税功能远未发挥出来。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表示，个税征收之前的基尼系数和税后的基尼系数相比可能后者更糟糕。现在中国基尼系数官方数字已经达到 0.47，社会贫富差距的调节有很多手段，最有效的和最直接的调节手段就是个人所得税。但现在偏偏这个税种起不到调节作用，真正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恰恰不是薪水，也有很多手段可以避税和逃税；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负担压在了中等阶层收入者的身上。据悉，个税纳税人中，中低收入家庭人数最多，约3亿人；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人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这批人的收入稍微高一点就交了税，加上他要购房、买车、看病，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负担很重。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后的第二天，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3月2日宣布，将向每名成年市民派发6000元港币，并将薪俸税应纳税额度削减75%。他希望以上措施能够藏富于民，并且可以响应市民的需要及诉求。6000元港币并不一定足以应对香港居民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但是香港特区政府连续多年向市民派发红利、藏富于民的做法值得肯定。 中国内地也在走上“还富于民”之路，只不过主要是通过调节个税来实现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历经三次重大调整。从1980年9月开始，全国人大首次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从此建立，起征点为800元。这对于当时的工资水平而言，起征点已经相当之高。 1993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修正案。直至2005年8月，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初审，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500元/月。同年10月，个税起征点又一次提高为1600元/月，自2006年起实施。 由于此次个税调整的具体方案尚未公布，因此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于起征点的上调。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每月人民币2000元，工资、薪金所得采用的是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这项从2008年3月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已经执行了三个年头。 有专家曾预测，此次调整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调至3000元。而在坊间，5000元的起征点呼声也很高。专家认为，调高起征点是国家减轻人民税负的一个方面，而税率降低其实也是变相调整了税负。 按照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假设以月收入6000元为例，以目前2000元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计算，每月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475元；如果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2500元，每月将缴个人所得税400元，对比之下，每个月少缴纳75元，一年下来就可以少缴纳900元；如果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 3000元为例，每年将少缴个人所得税1800元。 据悉，减少级次、调整级距，成为此次个税调整的核心思想。因为我国目前个税实行的9级累进税率(税率从5%—45%)和国外相比，计算方法相对简单，但也容易引起分配不公平，加大贫富差距。还有不少专家建议，应该向国外学习，建立个人所得税与通胀系数联动机制，自动调整，这样计算的个人所得税更科学。 税改，不仅是减税 车船税和个税的调整奏响了“十二五”期间我国税制深层改革的序曲，但税改的核心是温总理强调的“结构性减税”，这并非意味着大规模减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减”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的方式进行，“增”主要是增收环境税、资源税、消费税等与资源环境相关联的税种。 除了对“结构性减税”的误解外，大多数国人对于自己缴的税也是糊里糊涂，前一阵子“馒头税”的争议就是例证。如果不是政协委员潘耀民的一份提案，包括很多记者在内都还不知道“馒头税”。潘耀民委员认为，17%的“馒头税”设置税率过高，既不科学，还增加百姓消费的负担，更不利于食品安全。其实，“馒头税”只是普通的增值税。民众一听“馒头税”就愤怒，和我们多年以来只强调“纳税光荣、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没有向公众普及纳税常识有关。在中国，纳税并没有给公民带来受益感，在公共福利普遍缺失的情形下，纳税的被剥夺感加强了。 更多的税种对于国人而言是“隐蔽”的。曾有人根据税率计算出一些日常商品的含税份额：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去餐馆吃饭，买单费用的5.5%是营业税和城建税；一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一包8元的香烟包含4.70元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 李炜光指出，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政府的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所有这一切，都被一些官员有意或无意忽略掉了。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张襦心 汪 伟) 减税之外：期待监管给力 2011年3月2日晚，大连一市民上网关注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讨论结果   “改善分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在一次分配环节，加薪；要么在二次分配环节，减税。” 在关于征税的法律法规政策层出不穷的今天，关于减税的消息弥足珍贵。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前接受网友提问时宣布，国务院将讨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两天后，《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虽然新的起征点仍然至今没有公布，但任何减免税收方面的利好——不管幅度大小，都足以在纳税人中激起如释重负的波澜。相比于对个人缴税的“斤斤计较”，在对政府收税及税收如何使用方面，人们的心态似乎要随意得多。 根据财政部匡算，中国政府2010年度的财政收入超过了8万亿元。和国民经济总量(GDP)一样，中国政府的收入也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政府——这些钱将做何分配，一分一厘花在哪里，详情现在还不得而知。 审议财政收支预算草案是全国人大的主要议程之一。但在预算报告获得通过之前，一般公众往往都不知草案的具体内容。以2010年“两会”为例，预算报告直到在人大上获批两天后，才向公众发布。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今年人大开幕后，财政部发布了《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的摘要。但摘要中的表述依然俭省，全文约6000字，关于2011年预算草案的部分更不足3000字。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名下分为17大类，每类后仅提供一个总数及其在总支出中的占比。 “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要实现这个目标，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的账本 财政预算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人民知道政府收了多少钱。 中国政府的收入非常复杂，即便是有经验的经济学家，也不禁会感到头痛。作为一个通行和规范的概念，教科书中的“财政收入”指的是政府收入的总和，但在中国，这与事实相去甚远。中国学者用一个更拗口的名词——“全口径财政收入”——来描述政府的全部收入，言下之意，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中国政府的收入会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不同版本的政府收入的差别很大。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部分组成，而全口径财政收入则把更多的政府收入——如土地出让金、社保收入、政府基金收益、国有资本收益等——也计算在内。 19种税收贡献了政府收入的大部分，但要详细地阐明各种税收的税率和征收对象，需要一篇专业的长文，而且不能保证读者能够搞清楚这些税收与自己的全部关系。而各种行政事业收费乃至土地出让金这些不以税收面目出现的政府收入，其征收标准和方式更不确定，更复杂也更混乱。对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政府收入和开支的资深学者来说，要搞清楚中国政府的全部收入有多少，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一本流行的《财政学》教材的主要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由于大量的数据没有公布，学者们研究中国政府的收入，有时候必须靠推测。 用较简单的方式说，一个人，不管他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从他活着的时候住的房子，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乘坐的交通工具，孩提时代戴的红领巾 ——如果他是好孩子的话，节日礼物——包括过年放的鞭炮，热恋时为情人献上的鲜花和首饰，为了对抗衰老而使用的化妆品，理一次发，捏一次脚，养一条狗—— 或一辆车，买书——或者避孕套，为了打发时间而环绕在他身边的一切现代玩具——从电视机到iPod，为工作而必须使用的电脑、手机、电话以及信息服务，退休之后的旅行、钟点工、医院护工，到他死去时候的种种后事——总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所得，以及为维持生活而支出的绝大多数开销，都需要纳税。 但看上去无所不包的税收并不是政府收入的全部。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接近1万个亿。这其中还不包括行政事业收费和全部土地出让金。而仅土地出让金一项，2010年就为各级政府贡献2.7万亿元收入。 行政事业收费和土地出让金名义上都不是税收，但这笔钱归根结底要由企业或个人来承担——这种有实无名的税收非常隐蔽，也使得中国的税负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人民日报》2011年初的报道《透视财收八万亿》中，引述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的话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只有25%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35%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工业化国家45%的平均水平。” 这个宏观税负水平的数据显然是来自财政部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比较了2007年世界各国的税负数据后认为，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为25%左右，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和45%左右。 这份官方数据频频出现在财政部官员口中，显然是财政部对中国税负问题的一份标准答案。但这个标准答案与另一个机构提供的答案相去甚远。2010年，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说，2009年中国全口径财政收入为10.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2.2%。而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当年中国财政收入为6.8亿，占GDP比重为20%。社科院版的税负要远超过财政部的版本。 马海涛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人们也能切身感受到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正在逐步下降。”这个结论和社科院报告的主编、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的看法并不相同。 “如果土地出让金居高不下”，高培勇说，“中国的税负会继续上升至35%。” 减税能走多远 尽管《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并未计划提交本次人大表决，但一开始就是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多个议案、提案和建议与此有关。对新的起征点则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定在3000元，有人建议提高到5000元乃至更高。 关于个人所得税，其实人们的期待远不止于提高起征点，至少还包括税率、征税方式乃至根据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核定不同的起征点，等等。 而对税收减免，人们的期待又远远不止个人所得税。但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表态谨慎。《政府工作报告》对此的表述是“要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是2009年针对金融危机的处置措施的一部分。从2009年开始，规定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可以抵扣其缴纳增值税的基数。由于税率为 17%增值税是制造业企业承担的主要税种，减税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由于融资有保障，并能享受利率优惠，有能力在金融危机中更新和投资大型设备的往往是大型国企，它们从减税中受益最多。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状况并未改善，加之这类企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的上升进一步挤压了其盈利空间，使得税收的负担比前两年更显沉重。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老大难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樊芸不止一次针对这个问题提交议案和建议。提交相关议案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融资难和税负重是中小企业的两副重担”，张兆安说，许多企业在重压下举步维艰，遑论做大做强。企业税负过重也进一步限制了改善分配的空间。 “改善分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在一次分配环节，加薪；要么在二次分配环节，减税。”张兆安说，在东部沿海城市，企业税负和商业成本本来就高，加上要素价格一直在上涨，企业刚性成本的压力很大，加薪的潜力并不大，要改善分配，最好的选择是政府减税。 “对个人减税，要打组合拳”，张兆安说，除了要下调税率，也要改进征收方式。比如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虽有帮助，但征收方式更为关键。出于征缴便利的考虑，税收征缴部门对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案多持抵制态度。但目前针对个人工薪收入征税的方式已经明显失当，张兆安认为，今后一定要转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缴，才能保证公平。 针对企业的减税，张兆安认为除了要减轻所有企业的税负，也应坚持进一步结构性减税。 不合理的税制已经扭曲了企业行为，也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尽管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纷纷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但相关产业发展缓慢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四个方面的原因制约了其发展：体制、机制、法制和税制。增值税从2009年开始可以扣抵技术改造投资后，和制造企业相比，服务业由于没有可扣抵项目，仍需按全部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税负明显偏重。这导致一些制造业企业内部有大量服务业，但企业宁可让这部分业务寄生在制造业内部，也不愿将其社会化，以此来避免高税率。 但从财政部一再强调中国财政“支出压力很大”来看，更大范围的减税呼声目前很难得到回应。 公布预算草案摘要之后 “全口径财政收入”与“财政收入”的巨大差距，模糊了中国的真实税负，也使得大多数人中国人对活着就在缴税的事实毫无察觉。多年前，北京王府井书店的图书发票上除了列出总价，还特别将书价里所包含的税金单独列出，以提醒读者纳税的事实。这种做法是国际通行的，是中国部分消费者多年呼吁但从来没有实施过的——但有的读者看到这张发票后很不高兴，前去质问书店的工作人员，凭什么你让我缴税啊——他不知道，税是交给政府的，而且已经包括在了书价里面。质问的人多了，书店觉得教育纳税人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是一个商家所能承受的，就停止了这种尝试，没有继续在发票里区分书价和税收。世界变简单了，读者不再前来询问，一位网友调侃：因为这个做法，图书大厦的幸福指数上升了很多。 当然，一个复杂的世界不可能永远维持简单的假象。一位幸福的中国老爸对他小有成就的儿子说，现在我们老两口退休金都是两三千，够花，感谢政府。这儿子心里嘀咕的是，我每个月交的税正好养活您老两口——一户家庭两代人之间的不同心态，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状况：税收不再能隐藏在社会的财富分配图景下，不为人知地进行。 一旦知道自己曾经付过一笔钱，人们就会变得“斤斤计较”，比如为什么要收这笔钱，收去干吗了——试想一下，如果所有的商家都像王府井图书大厦那样，在价格标签上分别列出商品价格和税收，如果每个人缴纳的每一笔税款都有据可查，总有一天，纳税人质问的对象就不会是商家了。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如果质问多了，税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需要重新评估，而到那时候，人们将意识到，国家和政府的任何作为，并不是官员的恩赐，而是来自国民缴纳的一分一厘的税收。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税收？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世界上为什么要有政府”的答案是一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税收是人们为“公正和保护”向政府支付的对价。在这位毕生致力于阐释制度与经济发展关联的经济学家看来，《宪法》从本质来说是一份合同，其主要内容在于规定税收如何形成、支付，以及作为交易双方的纳税人和政府，在这起税收对“安全与保护”的交易中，分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纳税人权利的关键在于——正如18世纪的美国人说的那样——“无代表，不纳税”。纳税人的权利首先是政治权利。 仅就税收而言，民意代表的第一项工作是审查政府收税的理由、标准、方式，其原则是“税收法定”——决定征税是立法机关而不是政府的权力。这需要对税收方案做充分的公开辩论，人大代表才能够掌握民意，去决定支持还是反对这一方案。 涉税法案和行政法规的制定、颁行和实施不透明，已经成了民众对立法程序不满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反映了一个窘迫的事实：政府的一些收入没有经过纳税人的许可，也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而民意代表的第二项工作是审查政府的开销。税收的征收和税收的开支必须得到监督，才能保证这些钱真的是用于“公正和保护”。审议政府收支预算因此是立法机关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但这也并不容易。在2010年的“两会”上，蒋洪教授准备将下发给代表和委员的预算草案带回住处加以研究，但被工作人员拦住了，理由正是——“国家机密”。工作人员告诉蒋洪，草案不能带出会场，当天必须收回。 相比之下，今年在会议前半程就公布预算草案摘要，已属进步。但随后对预算草案的讨论和审议能否充分进行，尚有待观察。 呼唤“阳光财政” 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前一天，蒋洪告诉记者，他的政协提案，主题仍集中在要求提高财政透明度上。蒋洪的头发已经全白——他戏谑地说，自己为“阳光财政”等白了头。 尽管“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不断见诸各类政治报告，但落实中却困难重重。2007年颁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公开预算和决算报告信息，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置若罔闻。2010年里，只有 74家国务院部门公开了本部门的预算收支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不到部门总数的一半。有地方政府公开反对公开预算，并宣称相关信息是“国家机密”。 蒋洪从2009年开始评估各地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在百分制下，当年省级平均得分为21.7分。3年来，状况几无改观，“总体上原地踏步”，个别地方还出现倒退。以南方某省为例，2009年的财政透明度得分为62分，在省级政府中大幅领先，第二年评估中，其得分下降到50分，2011年进一步下降。 蒋洪将希望寄托在《预算法》修正案上。现行《预算法》是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从2004年开始修订，修正案草案争议纷纭，提交人大审议的时间几度延宕，因此至今未能通过。 目前，由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制定的修定稿正在征求意见。在本次“两会”上，蒋洪将向全国政协提交6份提案，全部是针对这部《预算法修正案(草案)》的。 他承认草案中有一些值得称许之处，如增加了“预算、结算后及时公开”的表述，但也认为，这种原则性的表述需要更进一步地细化。 “在法律上，什么是及时？什么是公开？及时和公开的标准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公开？对谁公开？”蒋洪说，“这些都需要说清楚。” 将“全口径财政收入”纳入预算是蒋洪的梦想，但这个梦想距离现实还很遥远。尽管修改稿中表示，“政府的一切收支都要纳入预算”，但随之规定了许多例外内容：行政事业性收费、社保基金投资收益乃至大多数国有资本收益等，都不在预算范围之内。这些费用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其使用情况不列入预算报告，人大代表无从置喙。 草案的改进在于将而在现行《预算法》框架下，不列入预算的政府收入更多，仅土地出让金一项，2010年就达到2.7万亿元之多，同比2009年的1.6万亿元，涨幅高达近70%，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65%以上。 真正纳入一般预算，经立法机关审核的，只是政府收入中的一部分。预算外收入的大头有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收益、国有资本收益等等——这些钱的开支是不受立法机关监督的。 即便已经纳入预算的开支，距离“阳光透明”还很遥远。原因之一是预算编制的标准很低。根据预算惯例，预算总数之下，要按预算的用途分为几大类，每一类下分列若干“款”，进一步说明预算情况，各“款”下又分为若干“项”，以此类推，化整为零，以求详细齐备，便于审查预算整体合理与否。 提交给人大代表审议的，只是预算的总数，至多是总数下大分类用途。因为缺乏详细的项目说明，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财政专家，也无法评估整体预算编制是否合理。因此，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对预算报告所提出修改，往往只限于个别字句的表述——甚至仅仅是修改了报告中的标点符号。 修改稿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实际上，蒋洪认为，修订草案的表述更糟糕，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修订草案规定“一般预算编制到款，重点预算编制到项”，与现状相比，看似扩大了预算编制的范围，但蒋洪担心，这会反过来限制了大对预算内容的监督——政府将有依据拒绝提交款和项以下的详细预算，而这正是蒋洪要的东西。 “不看各项的预算，就无法评估各款的预算是否合理，不看各项以下的各目的预算，就无法评估各项预算是否合理。” 可以预计，如果按照蒋洪的理想起草预算报告，那将是一本非常厚、非常重、非常详细也非常专业的大书——人大代表如何才能看得懂这本书，如何才能有效地审核其中的内容，并最终决定自己的意见？ 绝大多数人大代表缺乏审议预算和决算的财务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即使技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经验可以积累，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全国人大会议的议程里，审查预算和决算报告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加上人大代表不能把预算草案带出会场，详加研究，更使得整个审核过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凡事也都有另一面。蒋洪说：“要看懂预算的确不易，但在某个层面上一般公民都能看懂。南京某局长的天价烟，新余、温州、肇庆等地的公费出国游，江苏某公司的春节礼品发放清单，浙江东阳某局长公款按摩，湖南浏阳某公司负责人的公款消费以及深圳某局干部公费疗养不都是公众看懂的吗？财政局似乎没看懂，或者看懂了假装不懂。” 人大代表从“看不懂”到“看懂”，是一条必由之路。现在，应该是先看起来再说。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张襦心 汪 伟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民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      地理距离上，我们离日本很近，但在内心，却无限遥远           我记得我1996年第一次从香港飞美国的纽约，在洛杉矶转机，到达纽约时人已经筋疲力尽，感觉美国很遥远，在地球的另外一边。      今年6月29日，我们一行9人从广州新白云机场起飞，3个小时，就降落在大阪的关西国际机场，就好像坐国内航班似的。如果从上海起飞，更短，只要一个半小时。如果从辽东半岛的大连去日本，就更近，一个小时就到了。     从地理距离上看，我们的确离日本很近。      从文化上看，你到日本，到处能看到汉字，它的标识系统，你能看懂个7－8成，上洗手间、找楼层，你基本没有太大问题。      你再去日本的寺庙，比如清水寺，基本和中国的差不多，抽签、打卦，基本都有，日本光在古都京都，大大小小的寺庙有8000座。  再看日本人，和中国人差不到，所以很多欧美外国人是把日本人和中国人混淆，常问的一个问题：Are you Japanese?       虽然你在日本的大街上可以看懂很多汉字，但你根本听不懂日本人在讲什么，他也听不懂你讲什么，所以我们交流还得用英文，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在日本土地上讲英文，就像鸡同鸭讲，很滑稽的一个场面。       为什么中日民众的心理具体比美国还要遥远？因为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脱亚入欧，而我们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因为两国的特殊的历史和恩怨，交往比和美国人交往还要有障碍。       你看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他同时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他的头像就印在日本的钞票上，你就明白日本人已经是香蕉人：黄皮白心。我们中国人，也就是他们所称的支那人，在他们眼里已经是落后的民族。     看看福泽谕吉《脱亚论》所写：       “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1894年甲午一战，开始印证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预言。       真是一声叹息！             干净背后的力量            1996年第一次去美国，心理上很震撼，也很难受，一个5000年历史的民族，怎么和一个建国200多年的国家相差那么远，我们5000年不白活了？我们唐朝的GDP在哪里？我们宋朝的GDP在哪里？我们明朝的GDP在哪里？我们清朝的GDP在哪里？怎么都不见了？甚至，我们70年代的GDP在哪里？全部毁灭在我们自己人手里。       为什么我们勤劳不致富？为什么我们学习不进步？我一直在反省：我们的苦难，主要是内源性的，外患是次要的。       去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干净！比美国还要干净！花儿朵朵软件的马总去过基本所有的欧美的唐人街，发现日本的唐人街最干净。       日本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主干道干净，连小街小巷都特别干净。日本一家学术出版社的老板晚餐后带我们去他的出版社和书店，在东京大学大门的正对面，要穿过一条小巷，当时还是晚上9点半，里面也是特别精致和干净，更让人吃惊的是小巷里的安静，更准确应该叫寂静。里面的路很窄，只能通行一辆车，但绝对没有乱停放。       我们去箱根的农村地区，住在当地的日式酒店，应该有国内4星的标准，酒店门口就是菜地和一条小溪，道路也是特别齐整，溪流很干净，连道路的标识系统都很齐全。在日本感觉不到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城市像欧洲，乡村像非洲。     日本的干净绝对是全面的干净，全国的干净，不像我们仅仅是中心区、面子区的干净。       在日本，你看不到有人砍树，他们国内的树是绝对不能砍的。我在日本就没有看见裸露的土地，全部要么是柏油路，要么是草地。       你在大城市最大的感受就是，空气中没有灰尘，连他们的墙面和玻璃都是特别干净，汽车也很多，但是没有尾气，更见不到冒黑烟的车。       在东京三天，我们基本没有遇到塞车，我问导游为什么？导游说：在日本周一到周五，一般的人甚至是老板，都不开私家车上班，全部坐铁路和地铁上班，因为时间绝对有保证。在街上跑的基本都是营业用车。       日本的公共交通极其发达，日本的第一条新干线建成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到今天都运行得非常好，今天日本全国建成了覆盖全国的铁路新干线系统，效率非常高，他们的铁路像公交一样运行，和地铁、公交接剥得非常好，转车很方便。       所以像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发展私家车是非常坏的国策，你看像香港、新加坡都限制私家车，而中国却对私家车没有任何限制，为了一点眼前的GDP，牺牲中国的长期发展潜力。       我见到北京一群高三毕业的学生游学访问团，他们到日本7天了，我问他们有什么感受，他们回答：就是比较干净，其他好像没有什么！       难道日本仅仅就是比较干净吗？这干净背后难道真就那么容易吗？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公德心，所以我们乱扔垃圾。为什么我们乱扔垃圾？因为我们的眼睛里能容忍脏，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能容忍脏，因为我们的灵魂能容忍脏。     一个人能容忍办公桌上的灰尘，他就能容忍工作的不完美。       干净和贫富没有必然关系，和追求完美有关。一个人可以穿一件打补丁的衣服，但可以干干净净。       我和你举个我们乡下老家的例子。我小时候，应该是30年前，中国应该是很贫穷吧，我们村就有几家人比较干净。为什么这几家人干净？因为他们的女主人爱干净。结果，我们村，也就这几家人有出息，孩子都考上大学，都成了才。       女主人为什么爱干净？因为她们眼睛里无法忍受脏，她们也无法忍受不完美的事务，他们总想把事情做完美一些，他们就把这个习惯传给了她们的孩子，她们的孩子也就比同龄人、比同村的孩子更追求完美、追求完善，所以他们有出息。       干净代表一个习惯，一种追求。广岛亚运会，开幕式结束时，全世界的人发现，几十万人日本人退场后，在体育场里，居然没有发现一张丢掉的废纸！是不是可怕的日本人？       再给你们讲一个朋友的故事，他在日本三菱重工工作，卖印刷机给大陆的印刷厂，他有一次带一个国内一个印刷做的比较大的老板去日本参观，这个老板也做得比较大，发展得很快，有点志得意满。参观时，日本人让这个老板进印刷厂前把鞋脱了，当他从印刷厂出来，发现白色得袜子居然还是白色的，整个印刷厂全部是自动化生产，就没有几个工人。这和国内印刷厂环境是天壤之别。当这个老板回国后，到处都在讲这个故事，这件事给他极大的震撼。       我带队参观了东京的一所初中，他们的学校也特别干净，我们一进去需要换鞋，每个人有一个鞋柜，上面居然预先写好了每个参观团团员的名字。     出来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干净这么简单的事我们都做不好？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       我们的幼儿园不干净，小学肯定干净不了，小学不干净，中学干净不了，中学不干净，大学干净不了。我记得我1978年考上中大，当年的升学率很低，我们这些人也算是所谓“青年精英”，但当时男生宿舍之脏、之臭，实在是让人至今难忘，我就明白：我们这些人走上社会，社会也干净不了。 地铁里可怕的皮鞋声            我们住在东京厅附近的京王酒店，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地铁交换站，你早上来到这个地铁站，你看见洪水般的但有序的人流，但是基本没有人讲话，更没有人大声讲手机，你只能听见可怕的皮鞋声。     日本人做事是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影响别人为原则，这已经成为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已经完全内化了。      我们的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仅仅是在嘴上讲讲而已，我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也不过是写在墙上而已。我们都是一群只会说，不会做的人，或者做也是做不到位的人，或做事打折扣的人，或者“说”是专门用来骗人的。     你看党章写得多好，宪法写得多好，我们的政治科作业写得多好，全部是说说而已，很多是不当真的。      后来有人说：为什么中国普通民众都不遵守红绿灯？因为这个国家的社会上层把宪法都不当回事时，你怎么指望这个国家的下层遵守红绿灯？新加坡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李光耀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首先遵守。           日本的教育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我弟弟媳妇的姐姐晏青一家在日本已经7年，他们的孩子也在日本上幼儿园，我们晚上在一起聚会，我就特意问他们：日本的教育和国内的教育有什么不同？      晏青告诉我：日本人特别重视幼儿期的教育，所以很多母亲生了孩子之后辞掉工作全职带孩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孩子三岁前是幼苗期，特别重要（中国也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旦孩子的成长出现问题，特别难修正。而且日本人认为：让男人工作更勤勉一些，强度更大一些，收入更高一些，让母亲回归家庭，等孩子3岁后再上班，对社会效率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下一代的成长特别有利。      另外他们对孩子培养的一个原则就是：七分饱、七分暖。他们基本不让孩子吃得太饱，也不怕孩子穿得太少，秋天孩子穿个单衣在外面玩水他们也不怕孩子受凉，所以你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胖子。     另外，孩子生病一般不像中国一样动不动打吊针，他们认为孩子有很强的自愈能力。      日本人均寿命是全世界第一，这也说明日本人卫生条件、医疗条件、生态环境、饮食习惯、体育运动都做的很好。     日本的幼儿园特别干净，孩子一到幼儿园就要换鞋，不让鞋子上的尘土带进学校。      另外，我感觉日本的学校特别重视校服，他们的校服也特别漂亮，式样很多，做工很好，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视校服？他们的回答让你耳目一新：     一个人穿上制服，就是要告诉它：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任何一个人穿制服干坏事内心总有一种不安。      另外，日本人让人吃惊得就是，每个家庭都有家庭记账本，家庭主妇不记账是不可想象的事。      我记得在超市买东西，收银员一定问的一个问题是：是打印一张单吗？因为日本家庭主妇很多时候在超市买东西是分单打印的，以方便记账。比如文具归文具、书籍归书籍、食品归食品，这样她们每个月就能做统计，家庭理财的概念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培养。      另外，日本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女人回归家庭，但是男人的钱袋却归女人掌控。每个月，女人给男人一些零花钱，但男人还有一些加班费可以做私房钱。      我问晏青为什么会这样？晏青的回答也是让我吃惊：女人回归家庭，如果再不掌控财政大权，这样女人就没有任何安全感，这样的家庭也不稳定，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我带队参观了东京的一家中学，和他们的校长、教务长、心理辅导老师座谈。      日本的中学特别重视动手能力，家政、缝纫、空手道、体育、兴趣班全部开设，心理辅导老师的导入学生的日常学习，因为他们发现很多孩子很早就有心理问题，所以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我参观的那所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正好是一个华人，我就问了她无数的问题。      日本中学特别重视武士道课，他们每个学校都有专门的武士道馆，也经常有相关的比赛，他们认为，武士道课能培养孩子坚强的品格，永不服输的精神。      所以，我建议中国教育部能把中国的武术列为中学的必修课。我中学时就特别迷恋武术，少年的我渴望用暴力能改变世界，后来发现行不通。      任何伟大的理想都需要坚强的肉身能支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总是没有主动性、进攻性、侵略性的。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和科举制度就是培养了太多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光会坐而论道，不会起而行。      当时我问了校长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培养日本学生的对规则的遵守的？你们是怎么培养日本人视敬业为天职的？你们是怎么培养日本人服从精神的？    大而不当的故事            正当我在问校长以上问题时，马董事长给我递了一个纸条：      正心、诚意、平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后来我出来后，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你问题的答案就在这几句话里。结果我就和马总辩论起来：      中国人就喜欢讲这些大而不当的大话，就好像向天空射箭，一定命中目标，但是无用。      讲大道理很容易，但要明白大道理后面的小道理，小道理后面更小道理的，并能实行的人，才是真的深刻和伟大。      王阳明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而未行，其实未知。很多道理我们好像是知道了，其实并没有真正懂得，因为我们没有起而行。          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           在日本接受日本人最多的就是日本人的鞠躬，据统计，一个日本百货公司的电梯口的迎宾员，一天要鞠2500个恭。      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非常明白，要天天这么鞠躬多么不容易，支撑他们这么常年累月做的是他们视敬业为天职的理念。      比如我明天下一个命令，公司的保安明天开始给上班的客户鞠躬，明天他们可能能做到100％，后天他们可能就打95折，大后天他们打90折，最后不了了之。     我有一句口头禅：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      一个老师，爱你的学生，这就是爱国，      一个编辑，出没有校对差错的书籍，这就是爱国。      一个警察，保一方平安，把本职工作做好，这就是爱国。我最反对的一句口号就是：有困难找警察。这其实是一句很不负责任、也做不到的话，这话是一些政客做宣传用，给一线的警察添了无数的和本职工作无关的麻烦。     一个清洁工，把它负责的地方搞得干干净净，就是爱国。      在网上做一个爱国主义者，不用付出成本和代价，太容易了。我要问他一句：你本职工作怎么样？这是分辨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放大镜。           我们离日本有多远？           很多没有去过日本的朋友问我：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到底离日本有多远？      我就反问他：中国足球队离欧美强队有多远？      他就说：就单个队员技战术水平、体能来讲，好像水平很近，但整个队一旦上场打起来又好像差很远，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赢的机会。      我说：你这就讲对了，中国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差距，就好像中国足球队和欧美强队的距离，感觉差不远，但实际差很远。因为人家已经霸住位了，你要接近还容易，你要超越很难。     我们的生活水平上去了，生活品质没有上去，我们的生活品质上去了，生活品位没有上去。      我当时就讲了一个例子：中国很多老板也能买奔驰车当座驾，但是永远不要忘了，坐奔驰的民族和造奔驰的民族绝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你有100多万人民币你就能买一架奔驰S320，但你要造出同样价格性能比的奔驰车来，投资100亿下去，却未必能。     我这次也特意参观松下研究院，发现中国制造的一些幻觉。      很多商品背后印有Made in china,但其实是很多是组装在中国，设计不在中国，品牌不在中国、核心元器件不在中国、制造工具、机床不在中国，市场渠道不控制在中国，还有，很多精密制造也不在中国，更不控制在中国人手上。      我参观了日本出版业最大的一家中盘，东贩的物流中心，他们的配货差错率居然控制在万分之二以内，这个差错率相当于：你在一本新华字典里找到一个错字。日本真正强大不在于我们前台所看到的东西，而在于他们的后台，以及这些能设计这些后台的高素质的人才！           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个小细节            我记得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前，出了三次国。      第一次是去美国，卡特总统接待他，我想邓小平心情一定是不平静的：毛主席讲得不对，美国鬼子不是纸老虎。      第二次是访问日本，坐了日本的新干线，他也一定感慨万千：小日本不可小看。      第三次是去新加坡访问，李光耀对他说：新加坡原来是一个渔村，新加坡人都是渔民，很落后，我们经过20多年的学习西方，也能搞成这样，中国有很多人才，如果改革开放，一定会比我们进步得更快。     邓小平回国后下定决心改革开放。      但这次我在日本发现，日本人当年明治维新，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1871年，日本派出以财政大臣大保利通，工商大臣伊藤博文（后来成为日本首相）为首的100余人访问团，对欧美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超长期考察，对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进行详尽的调查研究。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英国的女王维多利亚、法国总统齐鲁、普鲁士皇帝威廉二世、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都会见了日本使团。      注意：日本的政治精英是花了22个月对西方的政府制度、司法机构、教育体系、包括宪法做了详尽的考察后，经过认真思考后才真正启动明治维新的，包括他们采用德国的宪法。      而我们的邓小平却是三次访问，每次几天走马观花式的访问后回国启动改革开放，（这当然有他在文革中对旧体制的深刻反省），他后来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他内心的大实话。      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没有经过对西方认真研究后而实施的，就好像要拆一栋旧楼建新楼，旧楼还没有拆，就在旁边盖新楼，新楼的图纸还没有设计完毕，就开工了。结果旧楼和新楼交叉在一起，怎么拆旧楼也是一个难题。           心态决定未来            我们一行9人，一路参观一路辩论，在车上要抢话筒，也讲了很多关于日本的笑话，包括网上流行的武大郎和日本的故事，全部表达了阿Q精神和精神胜利法。      在中国演讲，要全面阐述日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而满足中国人的虚荣心，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我们这些年是言必GDP，GDP都成我们的图腾了，其实像防盗网、防盗门、桶装水这个产业的GDP整个就是负的。      上海这些年进步很大，上海人很自豪，但看看下面的数字，我想上海人、中国人紧迫感会更强：      2003年的统计，一个东京的GDP，相当于20个上海，10个汉城，7个香港，5个巴黎，3.5个伦敦。      同样是2003年统计，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日本是4.3万亿美金，日本是中国的三倍。      你要知道，日本的人口是1.28亿，中国是13亿，中国是日本的10倍，而国土面积，中国是日本的26倍。但是中国的国土有40％是不可用国土，而日本就没有沙漠，而且海岸线很长，海洋经济区域大，海产品极其丰富。所以从人均占有资源上来讲，我们并不比日本有优势。      我这篇文章写得特别艰难，因为你要写日本民族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要说很多我们民族的很多劣根性，而且这些劣根性存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的灵魂深处和下意识的思维中。我曾在我公司内部就这个题目作过一次演讲，已经引起抗日青年的激动，而后又在一家教育出版社做过一次，他们脸上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你这不是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让我不敢深入讲下去而转向企业敬业精神，结果让我这次演讲有些逻辑混乱，主题不突出。一个人要否定自己而后自新自强都很难，何况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一直以大中华自居的民族。强者永远是霸道的，你为了超越他们，你就不得不忍受他们的霸道，就像韩信要受胯下之辱一样。      强者又因为他们的强大而是我们的师傅，徒弟要超越师傅，除了放下架子全心全意向他们学习之外而后创新并无它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张之洞的名言，但我觉得我们的积弱绝对是因为体的问题，如果不深入反思体的问题，我们又怎么奢谈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我们一定要虚心，我们曾经是日本的老师，但今天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的心态要归零，一定要把大中华、小日本两个概念先去掉，这样才学的快，超越的快。     我们在说别人长处和我们短处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自卑，而是表达我们的自新和自强。      祖上的光荣不讲或少讲一些也并不表示它不存在，而且一个民族的自信也不能建立在祖上的光荣上。      我们不自卑，也不自负，我们脚踏实地，虚心学习，勇于创新。      我们今天的心态决定我们的未来。           中国应该鼓励适度的经济爱国主义            任何一个理性的爱国青年应该明白：用一种不理性的方式爱国很可能是误国，口头上的爱国主义者太容易，实际上的爱国主义者最难做。没有比敬业更好的爱国主义者，先把本职工作做好，过嘴瘾太容易。      你可以表达对日本民族一些右翼分子死不认错的厌恶和不喜欢，但请用一种理性的方式，而不是谩骂的方式，而且你不要因为这些情绪而影响我们学习他们的长处。      我们国家应该鼓励一种适度的经济爱国主义，在有民族品牌产品可以替代的情况下，虽然它价格可能差一点，品质差一些，也请一定支持民族品牌，因为如果没有民族品牌的兴起，中华民族也绝对到达不了经济食物链的上层，我们国家的复兴是决无可能。      我有时很同情像李东生、倪润峰、任正非这些民族品牌的创立者，对他们充满敬意。他们和洋人的竞争其实是不平等和不是一个数量级的竞争，你好像就在拳击场上看见我们的60公斤选手在和洋人120公斤的选手在拼杀。      我亲爱的国人，你怎么能要求我们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制造的产品和创立上百年的洋人跨国公司的产品品质一样呢？就好像你怎么能要求你刚学走路的孩子和已经成年的人洋人走得一样快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爱他们，让孩子们自己充分竞争和成长，并给他们时间！      正是因为韩国人的经济爱国主义，才培养起来像三星、现代汽车这些和索尼齐名的韩国跨国公司，也正是这样，日本人对韩国人才真正的尊重。三星、现代就是我们当年甲午海战中能和日本军舰抗衡的济远号啊！可是我们的民族济远号跨国军舰在哪里？又有几艘可以跨海作战的跨国公司？      如果韩国人没有经济爱国主义，韩国绝对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像韩国在李承晚和朴正熙的军政年代，他们的统治阶层，也绝对不用日本货。不像我们一改革开放，干部们出国，首先带的是日本电器。我们没有骨气，把一切恩怨一笔购销。          如果没有美国制约日本，世界会怎么样？           我感觉日本从制造业来讲，很多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和德国，但为什么美国能制约日本呢？如果没有美国制约日本，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更难处理，全球能制约日本的也只有美国。     美国的厉害在哪里？我觉得美国的软力量特别强大。      第一：美国代表的是基督教文明。这个世界大部分的发明创造，都是基督教文明的成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上帝，日本人不属于上帝的子民。      第二：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这给美国增添了极大的竞争文化优势，让它节省了无数的成本。你想中国人消耗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和精力、财力有多少？可是你的英语再厉害也比不上他们的母语。     第三：软件基本都控制在美国人手中。键盘是英语键盘，计算机语言也是英语。      第四：美金。美金已经成为世界通用货币，美国人用纸印刷成钞票，成本多低？用它来换全世界的人最好的的商品，然后全世界的傻子又把换来的美金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人只需要在国际收支账本上记上几个数字而已。而且美国人和英国人控制了全球金融业，这是经济的命脉。      所以，我是坚决反对中国要那么多外汇储备的，用不可再生资源、用我们的血汗、用我们环境的破坏换来用纸印制的美钞，然后再买美国国债，有毛病啊？我们应该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流出去，至少成为亚太地区通用货币。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就不能成为国际通用货币，所以这个限制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政策也是傻瓜政策。     第五：军工工业美国绝对是第一，日本到现在也不能出口武器，虽然它立即可以制造世界上最好的武器。      第六：文化包容性和创造性，这也是美国软力量最重要的一点。大和民族是单一民族，所以它的文化缺乏包容性，每年加入日本国籍的不到20000人，这和美国归化数量不可同日而语。自由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他们不仅仅有言论自由，而且有创立企业的自由，有创立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的自由，所以美国这个民族的创造性要高于大和民族。但日本人在美国人创造后不停改进的本领也是极其突出的。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有人说，很多税对中国人而言是“隐蔽”的，比如：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去餐馆吃饭，买单费用的5.5%是营业税和城建税……中国税费设置多，中国减税的呼声一直很大。 　　这些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件事，就热过冷过，沉沉浮浮。前些天国务院终于正式讨论此事，民间七嘴八舌又成一锅粥：什么这个更重要呀，那个也急迫呀……头脑清醒的朋友出来喝止：且慢鼓噪，先提高了起征点再说啊！ 　　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人大开幕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对普罗大众来送，这是实实在在的利好消息。天底下哪件事情能够皆大欢喜？苛求完美，只能一事无成。无论何种方案，每个收入阶层的获益决不可能是一刀切的，但是，让更多的钱留在自己的口袋里，对目前颇感税赋之累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总是好的吧？2月底还有一条消息：车船税的征收方法将变成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由此可见民意的作用在税法调整中越来越凸显。 　　女人减肥的毅力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我们真的希望：像减肥一样，坚持减税！ 　　 “我们究竟交了多少税？” 　　“这些疑问不解决，每当我看到完税证明上那句话‘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心情会久久难以平静。” 　　是什么让姜文站着把6亿票房赚了？“索隐派”认为是张牧之在衙门口喊的那句话：“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温家宝总理曾言：“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温总理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将减税作为“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实事”。 　　关注“赋税之痛”，纠结的不是个税起征点究竟该3000、5000、10000元，还是20000元，而是整个改革中公平如何实现的问题，这恰恰是解决当前中国一些迫切问题的钥匙。 　　 “你知，或不知，税就在那里。” 　　“第一次感觉到，税离自己这么近。”草儿告诉记者。 　　自从“禁购令”在北京风行，就不断有在京创业的外地朋友找草儿打听，是不是可以挂靠在他的公司，补缴个税和社保。“现在只是限制买房、买车，没准哪天就得摇号生孩子，将来会不会纳税不满5年连麦当劳都没得吃？还是先把这张‘护身符’请回家才能安心。”朋友的玩笑话，听起来有点忧心忡忡的味道。 　　“我不得不承认，禁购令让一直以来淡漠的纳税人意识得到了空前觉醒，但竟是以这种方式，多少让人有点始料不及。”草儿感慨。 　　早年“纳税人”这个词只在香港警匪片里出现过。谁要是在生活中依葫芦画瓢，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感觉一阵别扭。如今草儿晚上经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她也会不由自主地嘟囔一句：“这要花掉多少电费，都是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 　　“馒头税”这个词儿还是会让她感到意外。不断发酵的争论提醒草儿在超市收银的时候，破天荒地看了一眼包装袋上的标签。“四个馒头4.8元，按17%算一下，仅增值税就交了8毛钱。” 　　“在我的生活中，到底什么要交税，什么不交税，还是所有东西都要交税？交了税，为什么没有‘完税凭证’？我这辈子究竟交了多少税？都用到哪里去了？从哪里可以查到？我一无所知。”为了明明白白活一回，草儿拿出笔来，想要好好算算这本“糊涂账”。 　　“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统计，很多人家的实际支出远远不止我列的这些，某些企业的税收减免也没有考虑。我急于知道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正常生活，在中国需要多少成本。” 　　个税：最早让草儿认识到自己是纳税人的，就是每个月的工资条。 　　草儿每月税前工资15000元，扣除1335元“三险一金”，缴纳个税为1958元。丈夫每月税前工资28000元，扣除2223元“三险一金”，缴纳个税为4569.25元。一年算下来，草儿夫妻俩的总收入为516000元，缴纳个税78327元，占比超过15%。 　　“馒头税”意外地做了一次“普法教育”，让人们认识到只要有消费，就要缴纳增值税。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实行流转税的国家，企业所交的税以及以费的名目和形式征收的“变相税”，如消费税、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印花税、关税……最终也都会通过市场价格传递到每一个人身上。草儿以吃、穿、用、住、行、理财几大类，分别统计。 　　吃：“每天早晨都像打仗一样紧张，基本上都是面包+牛奶，再给孩子煮一个鸡蛋。”得益于草儿爱保留购物小票的好习惯，可以得知面包每只3.5元，纯牛奶每包1.5元。一斤碧福缘山林绿壳鸡蛋，29.49元，折合每只鸡蛋3元。 　　夫妻俩的午餐、晚餐均在公司附近解决，平均一餐15元。每月全家至少下四次馆子，每餐至少100多元。 　　难得周末一家团聚，草儿喜欢下厨露两手。上个星期的超市小票上记录有乌鸡、牛腩、鲫鱼、甜豌豆、生菜、鸭梨……这些食材大概是两天的量，一共消费了近122元。油盐酱醋这些调料加在一起，每个月的开销约为128元。 　　一家人每月还会为红茶花费200元，果汁花费300元。 　　“面包、纯牛奶、食醋、绵白糖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7%，鲜牛奶、蔬菜肉蛋、酱油、食用油、食盐适用的增值税率为13%。餐饮业的营业税是5%，如果不幸都使用了木制一次性筷子，还要每顿饭多交5%的消费税。而且我发现，只要缴纳过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其中之一，都要同时在税额总数上再增加7%的城建税和3%的教育附加费，这两项一般是雷打不动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哪怕我买一根针，都为城市建设和教育掏了钱包。” 　　“这么算下来，我们这一家三口，一个月仅早饭就为国家缴了近100元税费，计算公式如下：{[(3.5+1.5)*3* 17%*(1+7%+3%)]+3*13%*(1+7%+3%)}*30=97元。一个月在吃上的税费大约有438元。” 　　穿：草儿一家人在穿上讲究舒适随意，并不追求大品牌。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去年我给自己买了6800元的衣服鞋袜，老公是 2250元，宝宝是1200元。衣服的增值税是17%，加上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一年缴税大约为1916元。 　　用：在算“用”这一项的时候，草儿不由一阵惭愧。“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女人25岁之后就要学会保养，一直都在化妆品和护肤品上特别敢于花钱，追求高档品牌，在这上面一年花了6000多元。我查了最新的消费税率，才知道高档化妆品的消费税居然高达30%，还要加上10%的关税、17%的增值税。我仅化妆品，一年就要交税3420元。原来我才是家里真正的‘纳税大户’……” 　　香水：年消费500元，税率等同高档化妆品，缴税约300元。 　　理发：年消费1000元，5%的营业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缴税约55元。 　　小孩玩具：年消费2000元，17%的增值税+城建税+教育附加费，缴税约374元。 　　其余杂费：年消费1200元，税率等同玩具，缴税约22.5元。 　　草儿翻出了2月份公共事业缴费单，电费300元，自来水费176元，燃气费47.15元， 电话费 +网络220元，手机费300元。 　　“电费的增值税率是17%，水和煤气是13%，国家为了支持邮电通信行业的发展，将电信营业税率定位较低的3%。我们一年在这上面的缴税大约为1257元。” 　　一次性大宗支出： 　　高档手表里含有20%的消费税和11%的关税。一块1.5万元的手表，税款就占到9150元，非税价只有5850元。金银首饰、钻戒共13960元，包含5%消费税、17%增值税以及附加税，缴税4065元。 　　“减掉一次性的大宗支出，我们一年仅吃、穿、用，就为国家缴了1.3万元的税。我都有点不敢算那个天价奢侈品——房子了。” 　　住：几年前，草儿在东四环安了家，一套两居的房子，总价176万。那么这套房子中到底含有多少税费？ 　　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各种税费纷繁复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曾表示，目前涉及房地产的税种有12项之多，涉及房地产的收费多达50项，两者共计62项。分别为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契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等。在大城市，其中大约40%为土地出让金，各项税费占到15%。而陈万志抽样调查了部分项目的税费，发现竟然占到房地产价格的30%-40%。 　　仅以15%算，草儿这套房子的税费就高达26.4万。 　　装修花了7万多，按3%的营业税计算，税费约为2163元。 家具、电器、餐具、床上用品，总价共58300元，按17%的增值税率计算，税费约为9911元。 　　“为了有一个像样的家，我光税就至少交了27.6万元，相当于我两年不吃不喝所有的工资收入。”草儿顿时觉得分外肉疼起来。 　　行：2006年，草儿丈夫买了一辆马自达M3，花了16.98万。 　　“购置税＝购车款/(1+17%)×购置税率(10%)，一次性花了14512元。在北京，车船使用税是 480元/年。1.6排量，适用的消费税为5%。每月汽油开支1000元，按照17%增值税、无铅汽油每升消费税0.2元、7%城建税、3%教育费计算，占了油价的20.4%，一年交税2448元。5年来，我们为这部爱车，一共交了28274元的税。” 　　如果按照新的《车船税法》，将来这辆车的车船使用税，还将提到每年660元至960元。 　　理财：目前国家免征利息税，草儿家的银行存款，暂时躲过一劫。 股票按1‰印花税单边征收。“没有仔细算过，估计怎么一年下也有2000多元，5年大约1万元。” 　 　累不累？看看税 　　10年来，如果不计算波动，草儿一家共收入516万元，缴纳个税约78万元，五大类交税共计46万，赋税总额124万，占到总收入的24%。 　　根据财政部税政司去年2月公布的我国《2009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报告，2009年我国税收总收入为59514.7亿元，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64%。工薪所得个税收入为2483.09亿元，占个税收入的比重约为63%。 　　“现阶段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缴纳的主体，贫富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 广东的全国政协委员彭磷基认为。 　　“我发现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一样存在。《穷爸爸 富爸爸》一书里面讲随着政府支出的不断扩大，‘劫富’的想法不再适用，中产者和穷人成为最大也是最好捏的‘软柿子’。真正的资本家则利用他们的财务知识逃脱了。若拥有自己的公司，富豪们能将个人支出都计入企业成本，而不给自己开工资。夏威夷的董事会就是你的假期，买车以及随之而来的车的保险和修理费、健身俱乐部会员费、大部分的餐费都是企业支出，都在税前被合法支付了。” 　　草儿不是“坐以待毙”的人，善于理财的她，开始寻找减税之道。 　　“我打电话向美国的朋友了解了一下，慈善捐助、买房子贷的款、医疗开销、大人小孩的充电教育费用，甚至是搬家费、股票损失、个人丢了东西，都可以申请减免税。还可以根据自己家的情况，以单身、夫妻、丧偶等分别申报。” 　　她立刻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逐字逐句品味“减免税政策”，最终沮丧地发现，除了中点小彩票能够免税外，并没有一条适用于自己——一名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 　　查找资料的时候，草儿偶尔读到了《德银中国董事长张红力将出任工行副行长》这条新闻，惊闻他获得了100万元人民币(合14.7万美元)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一次性补助，以补偿中国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较低的薪水。而这较低的薪水是多少呢？根据工行年报，2009年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税前总收入为91.1万元人民币(合13.34万美元)。 　　“只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海外归国学者、高科技精英，或者一些带项目的海外留学生这样的人才，才有资格享受到个税减免。这种感觉，就像听到了深圳市还为身价近300亿的腾讯董事长马化腾发放‘住房补贴’一样，心情很复杂。国家对人才的鼓励无可厚非，但是不是可以换种更减少争议的方式？我有时候会想，究竟是他们，还是我们，对减税的需求最迫切？” 　　这对夫妇奋斗10年，如今拥有了一套住房，一部车，扣掉各种税款和开销，存款尚有100多万。在当今中国，老百姓已经错过了一夜暴富的转轨时代，也没有一个叫李刚的爸爸可以“拼爹”。草儿这样的中产生活，已经足以令升斗小民羡慕嫉妒恨。 　　但这位“榜样”似乎并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者身份。“物价涨得太快了，我们对未来都很担忧。目前的生活，是不是还能一直安安稳稳这么下去，会不会稍有风吹雨打，就不堪一击？朋友的母亲，一个胆结石手术，主治医生就让她至少要准备十几万，并举例说某著名人物做同样的手术，花了100多万。我家有4位老人要赡养，将来很有可能因病致贫。中产就是一块痛苦的夹心饼干。低保、公租房、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等等都不会有你的份儿。今天还为自己有几百万存款庆幸，明天极有可能一夜之间打回原形 。” 　　“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在美国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公寓，总共才花了35万美元，折合一平方米1万人民币！我立刻让他帮我留意移民政策……”据说赴境外生子的大军，已经从香港蔓延到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这个群体的主要来自内地各大中城市，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 　　 让更多的税用之于民 　　一说赋税过重，砖家就会出来举例，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 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而中国的税收 只占GDP的20%。 　　但为什么20%的怨声载道，51%的却老老实实排长队纳税？难道又是国民劣根性作祟？ 　　草儿是一个古文字爱好者，查了一下税这个字的来源。“禾是象形字，表示庄稼。兑则是会意字，用人、口、八表示张开口笑，喜悦的意思。在英文里，tax来源于希腊文，意为必须忍受。为什么人们把收获的禾苗上缴给国家，还会高高兴兴？” 　　孟德斯鸠的回答解释了她的疑问。“税收就是人民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交给国家，以便他安全快乐地享有剩余的财产。”简而言之，人们共同凑份子，请一位大管家。 　　请来管家有什么好处呢？ 　　草儿查阅了一下，在瑞典，孩子上学不交一分钱，因为大家都缴了税。丹麦也是个高税率国家，税收占到收入的50%-70%。但政府包揽了所有国民的医疗和教育费用。甚至参加唱歌、跳舞、模特培训等俱乐部的费用，都由政府掏。以至于在给自己的快乐指数打分时，连一个捡垃圾的都给自己打出了8分，不少丹麦人甚至给出了满分。 　　在美国，大学前教育的公立学校学费、课后辅导、绝大部分学生的午餐、基本学习用品均为免费，救护车是免费的。 　　“我有一位亲戚，移民到了温哥华。她回国看到我为孩子热牛奶、做饭忙得一塌糊涂，感到不可思议。她生了孩子之后，每到就餐时间，就会有送奶工按响门铃，送来的小筐里面，按照营养标准配好了婴儿一天所需的牛奶和果泥。这笔费用由加国政府‘慷慨解囊’，她要做的只是将食物喂到孩子口中。能够享受到‘牛奶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申报前一年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填妥‘补贴申请’。看来缴税是不是让人肉疼，并不是缴多少的问题，而是缴了之后，能有多少能真正用在我们身上。” 　　广东佛山：南海国税全省首创网上打印缴款凭证 　　在四川广安市举行的第十九个税收宣传月和第五届国税文化节启动仪式上， “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和谐社会”的大字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 　　 祖国感谢您 　　“缴了税是不是能享受到，这还是后话。我现在困惑的是，连这些税怎么用的都不知道。” 　　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的税单，上网即能找到税款用途清单。一共有几项类别，每项数额多少，都详细到小数点后两位。 　　比如他2007年收到的地方政府产业税清单，一共三部分：第一部 分告诉我缴纳的房价比例部分产业税的总数是5251.98元。第二部分说明这些税的7项用途。一、郡3956.60元；二、奥克兰市800.41元；三、 联合校区319.30元；四、社区大学88.23元；五、湾区捷运交通30.07元；六、东湾公园31.65元；七、污水处理25.72元。第三部分告诉 我，我缴纳的708.02 元固定财产税派了17项用途。例如，病人急救24.96元、图书馆79.00元、街道绿化和路灯111.54元、防止暴力犯罪88.00元、控制(油漆 等)铅含量10.00元、市公共交通48.00元等等。 　　我们交的税用在了什么地方？ 　　“听说个税起征点要调高，我还是很高兴的。但说实话，即使减少了这点个税，也不会真正对我们的幸福指数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真正让我感到压力的，不仅仅是高昂的医疗、教育、住房费用，还有我是不是能吃到放心的食物、得到正规的治疗，有机会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为了上托儿所、幼儿园排队的那个乱劲比过年买火车票还激烈十倍。我的一位书法家朋友，托了种种关系，还送了自己的作品，最终才如愿以偿地把4岁的儿子送进了自家附近的幼儿园。丰台一家幼儿园正月初七，心急火燎的家长从头天晚上就抱着棉被去排队报名了。事实上谁都不知道究竟是哪天招生， 170多名家长只是因为去年是初七招生，今年就抱着这点微弱的希望去排队了。在北京上小学是划片。很多当初为了房价便宜把房子买在郊区的家长杯具了——郊区没有好的小学。一位朋友为了孩子的跨区上学准备了至少10万元活动费，发愁的是送礼无门。”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 　　剩下的钱跑到哪里去了？ 　　草儿想到了热火朝天的高铁、机场建设。“如果从高铁、机场削减几千亿投入到医疗教育、减税里去，会不会让老百姓‘快乐指数’真正提高呢？”此外，还有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务会议、修建豪华办公楼和政绩工程、各种运动会、晚会，还要为各种行政错误埋单…… 　　“这些疑问不解决，每当我看到完税证明上那句话’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心情会久久难以平静。” 　　 调税年，开门红 　　如何让税负结构更合理，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调税”有望成为2011的热词。 　　记者/金 姬 　　美国人有句俗话：“世上有两件事你逃不过：死亡和缴税。”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09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把中国(159分)列在亚军位置，仅次于167.9分的法国，还声称中国是税收花样最多的一个国家。《福布斯》的这种计算方法和结论已被我国政府和学者否定了。老百姓不管得分如何，冠军亚军，他们感到了税负之累。自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税收总额几乎以超过GDP两倍的增幅迅速增长，2010年政府税收净收入更是达到了7.32万亿元人民币(财政部税政司2011年2月数据)。 　　民间和学界有关减税的呼声愈来愈高，政府对此积极回应。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减税其实是2004年税制改革以来的主要内容，只不过“结构性减税”这个词直到200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才被正式提出。 　　进入“十二五”开局之年，政府终于动真格了。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以下简称《车船税法》)，将由原来“一刀切”的征收方法，变成按排量大小分档计征，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而4天后的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不仅将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税率级率和级差都有可能相应做出调整。 　　据悉，在2011年，房产税征收范围还可能增加，资源税面临改革，烟草消费税也计划进一步上调，增值税制度将更加完善，环境税也可能开征……如何让税负结构更合理，让民众分享国民财富增长的成果，“调税”有望成为2011的热词。 　　 车船税的标本意义 　　作为第一个从国务院的条例上升为法律的税种，车船税也是近几年来民意征集最为广泛、人大作用发挥充分、政府和民间互动较为良性的一个典范。 　　2006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暂行条例》，废止了1951年9月13日原政务院发布的《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和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但由于《条例》公布前国务院只是向各部委和各地征求意见，普通群众并不知情，新暂行条例的税收金额又比过去翻了一倍，因此在当时遭受民众一片质疑。 　　2010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草案)》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份《草案》明确我国车船税将分为7个梯度按照排量进行征税。其总价均有所提升，排量在1.0升及以下的乘用车较低，大排量乘用车税负则大幅增加，其缴税数额最高相差15倍。不久，新华社针对该草案提指出，目前车船税涨价是不合时宜的。文章表示，“讨论车船税，先请该税的制定者厘清征税的目的：是调节贫富，是推进节能减排，是抑制拥堵，还是增开税源，增加各级政府收入。目的挑明了说，接下来的讨论才有意义。税务部门不能把私家车当成‘唐僧肉’，把今年大幅度增税，明年推出新税种变成一种常态。” 　　老百姓对车船税的立法也表示出了空前的热情，毕竟有车一族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乘用车已是征收税费最多的商品。各种税费占了购车总费用的40%。一辆车从出厂、购买、保有到使用环节，需要缴纳17%的增值税、车价 10%的车辆购置税，车价1%到40%的消费税，进口车15%的关税，还有燃油税等，另外使用过程中还包括过路费、过桥费、强制保险费、车检费等。 　　于是，《车船税法》草案一审后上网公布，就收到了10万条民众意见，其中有54.62%要求对草案进行修改、降低税负。全国人大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进行重新测算，排量1.0升以下的仍然规定为60元到360元，修改的主要是1.0升到1.6升的税额幅度，由草案规定的360元至660元，降至了300元到540元，将1.6到2.0升的税额幅度，由草案规定的660元到960元，降至了360元至660元。这样一来，2.0升以下占乘用车87%以上车主的名义税负不会增加。 　　与2006年通过的《车船税暂行条例》相比，此次《车船税法》除了调整税负结构、将排气量作为乘用车计税依据外，还增加了税收优惠的条件。对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的车船可以减征或者免征车船税。 　　调整后的车船税法审议通过后，以大排量车型为主的豪华车厂商普遍反应平静。某奔驰4S店销售经理表示，豪华车潜在客户绝大多数不会在乎千八百元的税费上涨，“百八十万元的车都买得起，不在乎多花几百元。” 　　车船税对于调节汽车的使用行为能否产生作用还很难说。国外并没有车船税的概念，例如美英等发达国家，同样非常重视私车使用环节的税收，但都不是固定税额，而主要通过燃油税来实现“多开多交，少开少交”的调节功能。这种做法将直接导致百姓的钱包与汽车的节能特性和用车频度、里程挂钩，原则上能比“车船税”发挥出更大、更科学的作用。 　　尽管如此，《车船税法》的修改依然得到了一片叫好声。 　　 还富于民的一小步 　　紧跟车船税之后的税改话题，便是与最广大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个人所得税。作为兔年春节以来第二部被讨论并准备要修改的税法。在物价上涨等诸多背景下，国家加强税收调节，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的方向和意图日渐清晰与明朗。 　　2010年我国个税收入4837.17亿元，占政府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6%。除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个人所得税第二个功能是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国外常把个税称为“罗宾汉税”，意思是说个税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带有更多“劫富济贫”的色彩。从国内情况看，个税功能远未发挥出来。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表示，个税征收之前的基尼系数和税后的基尼系数相比可能后者更糟糕。现在中国基尼系数官方数字已经达到0.47，社会贫富差距的调节有很多手段，最有效的和最直接的调节手段就是个人所得税。但现在偏偏这个税种起不到调节作用，真正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恰恰不是薪水，也有很多手段可以避税和逃税；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负担压在了中等阶层收入者的身上。据悉，个税纳税人中，中低收入家庭人数最多，约3亿人；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人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这批人的收入稍微高一点就交了税，加上他要购房、买车、看病，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负担很重。 　　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后的第二天，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3月2日宣布，将向每名成年市民派发6000元港币，并将薪俸税应纳税额度削减75%。他希望以上措施能够藏富于民，并且可以响应市民的需要及诉求。6000元港币并不一定足以应对香港居民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但是香港特区政府连续多年向市民派发红利、藏富于民的做法值得肯定。 　　中国内地也在走上“还富于民”之路，只不过主要是通过调节个税来实现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历经三次重大调整。从1980年9月开始，全国人大首次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从此建立，起征点为800元。这对于当时的工资水平而言，起征点已经相当之高。1993年10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修正案。直至2005年8月，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初审，将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500元/月。同年10月，个税起征点又一次提高为1600元/月，自2006年起实施。 　　由于此次个税调整的具体方案尚未公布，因此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于起征点的上调。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每月人民币2000元，工资、薪金所得采用的是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这项从2008年3月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已经执行了三个年头。 　　有专家曾预测，此次调整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调至3000元。而在坊间，5000元的起征点呼声也很高。专家认为，调高起征点是国家减轻人民税负的一个方面，而税率降低其实也是变相调整了税负。 　　按照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假设以月收入6000元为例，以目前2000元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计算，每月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475元；如果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2500元，每月将缴个人所得税400元，对比之下，每个月少缴纳75元，一年下来就可以少缴纳900元；如果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3000元为例，每年将少缴个人所得税1800元。 　　据悉，减少级次、调整级距，成为此次个税调整的核心思想。因为我国目前个税实行的9级累进税率(税率从5%—45%)和国外相比，计算方法相对简单，但也容易引起分配不公平，加大贫富差距。还有不少专家建议，应该向国外学习，建立个人所得税与通胀系数联动机制，自动调整，这样计算的个人所得税更科学。 　　 税改，不仅是减税 　　车船税和个税的调整奏响了“十二五”期间我国税制深层改革的序曲，但税改的核心是温总理强调的“结构性减税”，这并非意味着大规模减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减”主要是通过税制改革的方式进行，“增”主要是增收环境税、资源税、消费税等与资源环境相关联的税种。 　　除了对“结构性减税”的误解外，大多数国人对于自己缴的税也是糊里糊涂，前一阵子“馒头税”的争议就是例证。如果不是政协委员潘耀民的一份提案，包括很多记者在内都还不知道“馒头税”。潘耀民委员认为，17%的“馒头税”设置税率过高，既不科学，还增加百姓消费的负担，更不利于食品安全。其实，“馒头税”只是普通的增值税。民众一听“馒头税”就愤怒，和我们多年以来只强调“纳税光荣、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没有向公众普及纳税常识有关。在中国，纳税并没有给公民带来受益感，在公共福利普遍缺失的情形下，纳税的被剥夺感加强了。 　　更多的税种对于国人而言是“隐蔽”的。曾有人根据税率计算出一些日常商品的含税份额：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去餐馆吃饭，买单费用的5.5%是营业税和城建税；一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如果你吸烟，一包8元的香烟包含4.70元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 　　李炜光指出，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有一个重要区别，中国政府的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所有这一切，都被一些官员有意或无意忽略掉了。 　　2011年3月2日晚，大连一市民上网关注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讨论结果 　　“改善分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在一次分配环节，加薪；要么在二次分配环节，减税。” 　　在关于征税的法律法规政策层出不穷的今天，关于减税的消息弥足珍贵。 　　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前接受网友提问时宣布，国务院将讨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两天后，《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虽然新的起征点仍然至今没有公布，但任何减免税收方面的利好——不管幅度大小，都足以在纳税人中激起如释重负的波澜。相比于对个人缴税的“斤斤计较”，在对政府收税及税收如何使用方面，人们的心态似乎要随意得多。 　　根据财政部匡算，中国政府2010年度的财政收入超过了8万亿元。和国民经济总量(GDP)一样，中国政府的收入也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政府——这些钱将做何分配，一分一厘花在哪里，详情现在还不得而知。 　　审议财政收支预算草案是全国人大的主要议程之一。但在预算报告获得通过之前，一般公众往往都不知草案的具体内容。以2010年“两会”为例，预算报告直到在人大上获批两天后，才向公众发布。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今年人大开幕后，财政部发布了《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的摘要。但摘要中的表述依然俭省，全文约6000字，关于2011年预算草案的部分更不足3000字。其中，中央财政支出名下分为17大类，每类后仅提供一个总数及其在总支出中的占比。 　　“加快实行财政预算公开”，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要实现这个目标，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的账本 　　财政预算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人民知道政府收了多少钱。 　　中国政府的收入非常复杂，即便是有经验的经济学家，也不禁会感到头痛。作为一个通行和规范的概念，教科书中的“财政收入”指的是政府收入的总和，但在中国，这与事实相去甚远。中国学者用一个更拗口的名词——“全口径财政收入”——来描述政府的全部收入，言下之意，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中国政府的收入会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不同版本的政府收入的差别很大。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两部分组成，而全口径财政收入则把更多的政府收入——如土地出让金、社保收入、政府基金收益、国有资本收益等——也计算在内。 　　19种税收贡献了政府收入的大部分，但要详细地阐明各种税收的税率和征收对象，需要一篇专业的长文，而且不能保证读者能够搞清楚这些税收与自己的全部关系。而各种行政事业收费乃至土地出让金这些不以税收面目出现的政府收入，其征收标准和方式更不确定，更复杂也更混乱。对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政府收入和开支的资深学者来说，要搞清楚中国政府的全部收入有多少，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一本流行的《财政学》教材的主要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由于大量的数据没有公布，学者们研究中国政府的收入，有时候必须靠推测。 　　用较简单的方式说，一个人，不管他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从他活着的时候住的房子，吃的食物，穿的衣服，乘坐的交通工具，孩提时代戴的红领巾——如果他是好孩子的话，节日礼物——包括过年放的鞭炮，热恋时为情人献上的鲜花和首饰，为了对抗衰老而使用的化妆品，理一次发，捏一次脚，养一条狗——或一辆车，买书——或者避孕套，为了打发时间而环绕在他身边的一切现代玩具——从电视机到iPod，为工作而必须使用的电脑、手机、电话以及信息服务，退休之后的旅行、钟点工、医院护工，到他死去时候的种种后事——总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所得，以及为维持生活而支出的绝大多数开销，都需要纳税。 　　但看上去无所不包的税收并不是政府收入的全部。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非税收入接近1万个亿。这其中还不包括行政事业收费和全部土地出让金。而仅土地出让金一项，2010年就为各级政府贡献2.7万亿元收入。 　　行政事业收费和土地出让金名义上都不是税收，但这笔钱归根结底要由企业或个人来承担——这种有实无名的税收非常隐蔽，也使得中国的税负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人民日报》2011年初的报道《透视财收八万亿》中，引述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的话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只有25%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35%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工业化国家45%的平均水平。” 　　这个宏观税负水平的数据显然是来自财政部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比较了2007年世界各国的税负数据后认为，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为25%左右，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和45%左右。 　　这份官方数据频频出现在财政部官员口中，显然是财政部对中国税负问题的一份标准答案。但这个标准答案与另一个机构提供的答案相去甚远。2010年，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说，2009年中国全口径财政收入为10.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2.2%。而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当年中国财政收入为6.8亿，占GDP比重为20%。社科院版的税负要远超过财政部的版本。 　　马海涛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人们也能切身感受到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正在逐步下降。”这个结论和社科院报告的主编、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的看法并不相同。 　　“如果土地出让金居高不下”，高培勇说，“中国的税负会继续上升至35%。” 　　 减税能走多远 　　尽管《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并未计划提交本次人大表决，但一开始就是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多个议案、提案和建议与此有关。对新的起征点则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该定在3000元，有人建议提高到5000元乃至更高。 　　关于个人所得税，其实人们的期待远不止于提高起征点，至少还包括税率、征税方式乃至根据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核定不同的起征点，等等。 　　而对税收减免，人们的期待又远远不止个人所得税。但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表态谨慎。《政府工作报告》对此的表述是“要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是2009年针对金融危机的处置措施的一部分。从2009年开始，规定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可以抵扣其缴纳增值税的基数。由于税率为17%增值税是制造业企业承担的主要税种，减税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由于融资有保障，并能享受利率优惠，有能力在金融危机中更新和投资大型设备的往往是大型国企，它们从减税中受益最多。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状况并未改善，加之这类企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成本的上升进一步挤压了其盈利空间，使得税收的负担比前两年更显沉重。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老大难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樊芸不止一次针对这个问题提交议案和建议。提交相关议案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融资难和税负重是中小企业的两副重担”，张兆安说，许多企业在重压下举步维艰，遑论做大做强。企业税负过重也进一步限制了改善分配的空间。 　　“改善分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在一次分配环节，加薪；要么在二次分配环节，减税。”张兆安说，在东部沿海城市，企业税负和商业成本本来就高，加上要素价格一直在上涨，企业刚性成本的压力很大，加薪的潜力并不大，要改善分配，最好的选择是政府减税。 　　“对个人减税，要打组合拳”，张兆安说，除了要下调税率，也要改进征收方式。比如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虽有帮助，但征收方式更为关键。出于征缴便利的考虑，税收征缴部门对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案多持抵制态度。但目前针对个人工薪收入征税的方式已经明显失当，张兆安认为，今后一定要转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缴，才能保证公平。 　　针对企业的减税，张兆安认为除了要减轻所有企业的税负，也应坚持进一步结构性减税。 　　不合理的税制已经扭曲了企业行为，也阻碍了经济结构转型。尽管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纷纷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但相关产业发展缓慢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四个方面的原因制约了其发展：体制、机制、法制和税制。增值税从2009年开始可以扣抵技术改造投资后，和制造企业相比，服务业由于没有可扣抵项目，仍需按全部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税负明显偏重。这导致一些制造业企业内部有大量服务业，但企业宁可让这部分业务寄生在制造业内部，也不愿将其社会化，以此来避免高税率。 　　但从财政部一再强调中国财政“支出压力很大”来看，更大范围的减税呼声目前很难得到回应。 　　 公布预算草案摘要之后 　　“全口径财政收入”与“财政收入”的巨大差距，模糊了中国的真实税负，也使得大多数人中国人对活着就在缴税的事实毫无察觉。多年前，北京王府井书店的图书发票上除了列出总价，还特别将书价里所包含的税金单独列出，以提醒读者纳税的事实。这种做法是国际通行的，是中国部分消费者多年呼吁但从来没有实施过的——但有的读者看到这张发票后很不高兴，前去质问书店的工作人员，凭什么你让我缴税啊——他不知道，税是交给政府的，而且已经包括在了书价里面。质问的人多了，书店觉得教育纳税人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是一个商家所能承受的，就停止了这种尝试，没有继续在发票里区分书价和税收。世界变简单了，读者不再前来询问，一位网友调侃：因为这个做法，图书大厦的幸福指数上升了很多。 　　当然，一个复杂的世界不可能永远维持简单的假象。一位幸福的中国老爸对他小有成就的儿子说，现在我们老两口退休金都是两三千，够花，感谢政府。这儿子心里嘀咕的是，我每个月交的税正好养活您老两口——一户家庭两代人之间的不同心态，揭示了一个普遍的状况：税收不再能隐藏在社会的财富分配图景下，不为人知地进行。 　　一旦知道自己曾经付过一笔钱，人们就会变得“斤斤计较”，比如为什么要收这笔钱，收去干吗了——试想一下，如果所有的商家都像王府井图书大厦那样，在价格标签上分别列出商品价格和税收，如果每个人缴纳的每一笔税款都有据可查，总有一天，纳税人质问的对象就不会是商家了。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如果质问多了，税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需要重新评估，而到那时候，人们将意识到，国家和政府的任何作为，并不是官员的恩赐，而是来自国民缴纳的一分一厘的税收。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税收？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世界上为什么要有政府”的答案是一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税收是人们为“公正和保护”向政府支付的对价。在这位毕生致力于阐释制度与经济发展关联的经济学家看来，《宪法》从本质来说是一份合同，其主要内容在于规定税收如何形成、支付，以及作为交易双方的纳税人和政府，在这起税收对“安全与保护”的交易中，分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纳税人权利的关键在于——正如18世纪的美国人说的那样——“无代表，不纳税”。纳税人的权利首先是政治权利。 　　仅就税收而言，民意代表的第一项工作是审查政府收税的理由、标准、方式，其原则是“税收法定”——决定征税是立法机关而不是政府的权力。这需要对税收方案做充分的公开辩论，人大代表才能够掌握民意，去决定支持还是反对这一方案。 　　涉税法案和行政法规的制定、颁行和实施不透明，已经成了民众对立法程序不满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反映了一个窘迫的事实：政府的一些收入没有经过纳税人的许可，也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而民意代表的第二项工作是审查政府的开销。税收的征收和税收的开支必须得到监督，才能保证这些钱真的是用于“公正和保护”。审议政府收支预算因此是立法机关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但这也并不容易。在2010年的“两会”上，蒋洪教授准备将下发给代表和委员的预算草案带回住处加以研究，但被工作人员拦住了，理由正是——“国家机密”。工作人员告诉蒋洪，草案不能带出会场，当天必须收回。 　　相比之下，今年在会议前半程就公布预算草案摘要，已属进步。但随后对预算草案的讨论和审议能否充分进行，尚有待观察。 　　 呼唤“阳光财政” 　　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前一天，蒋洪告诉记者，他的政协提案，主题仍集中在要求提高财政透明度上。蒋洪的头发已经全白——他戏谑地说，自己为“阳光财政”等白了头。 　　尽管“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不断见诸各类政治报告，但落实中却困难重重。2007年颁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公开预算和决算报告信息，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置若罔闻。2010年里，只有 74家国务院部门公开了本部门的预算收支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不到部门总数的一半。有地方政府公开反对公开预算，并宣称相关信息是“国家机密”。 　　蒋洪从2009年开始评估各地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在百分制下，当年省级平均得分为21.7分。3年来，状况几无改观，“总体上原地踏步”，个别地方还出现倒退。以南方某省为例，2009年的财政透明度得分为62分，在省级政府中大幅领先，第二年评估中，其得分下降到50分，2011年进一步下降。 　　蒋洪将希望寄托在《预算法》修正案上。现行《预算法》是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从2004年开始修订，修正案草案争议纷纭，提交人大审议的时间几度延宕，因此至今未能通过。 　　目前，由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制定的修定稿正在征求意见。在本次“两会”上，蒋洪将向全国政协提交6份提案，全部是针对这部《预算法修正案(草案)》的。 　　他承认草案中有一些值得称许之处，如增加了“预算、结算后及时公开”的表述，但也认为，这种原则性的表述需要更进一步地细化。 　　“在法律上，什么是及时？什么是公开？及时和公开的标准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公开？对谁公开？”蒋洪说，“这些都需要说清楚。” 　　将“全口径财政收入”纳入预算是蒋洪的梦想，但这个梦想距离现实还很遥远。尽管修改稿中表示，“政府的一切收支都要纳入预算”，但随之规定了许多例外内容：行政事业性收费、社保基金投资收益乃至大多数国有资本收益等，都不在预算范围之内。这些费用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其使用情况不列入预算报告，人大代表无从置喙。 　　草案的改进在于将而在现行《预算法》框架下，不列入预算的政府收入更多，仅土地出让金一项，2010年就达到2.7万亿元之多，同比2009年的1.6万亿元，涨幅高达近70%，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65%以上。 　　真正纳入一般预算，经立法机关审核的，只是政府收入中的一部分。预算外收入的大头有土地出让金、社保基金收益、国有资本收益等等——这些钱的开支是不受立法机关监督的。 　　即便已经纳入预算的开支，距离“阳光透明”还很遥远。原因之一是预算编制的标准很低。根据预算惯例，预算总数之下，要按预算的用途分为几大类，每一类下分列若干“款”，进一步说明预算情况，各“款”下又分为若干“项”，以此类推，化整为零，以求详细齐备，便于审查预算整体合理与否。 　　提交给人大代表审议的，只是预算的总数，至多是总数下大分类用途。因为缺乏详细的项目说明，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财政专家，也无法评估整体预算编制是否合理。因此，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对预算报告所提出修改，往往只限于个别字句的表述——甚至仅仅是修改了报告中的标点符号。 　　修改稿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实际上，蒋洪认为，修订草案的表述更糟糕，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修订草案规定“一般预算编制到款，重点预算编制到项”，与现状相比，看似扩大了预算编制的范围，但蒋洪担心，这会反过来限制了大对预算内容的监督——政府将有依据拒绝提交款和项以下的详细预算，而这正是蒋洪要的东西。 　　“不看各项的预算，就无法评估各款的预算是否合理，不看各项以下的各目的预算，就无法评估各项预算是否合理。” 　　可以预计，如果按照蒋洪的理想起草预算报告，那将是一本非常厚、非常重、非常详细也非常专业的大书——人大代表如何才能看得懂这本书，如何才能有效地审核其中的内容，并最终决定自己的意见？ 　　绝大多数人大代表缺乏审议预算和决算的财务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即使技能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经验可以积累，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全国人大会议的议程里，审查预算和决算报告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加上人大代表不能把预算草案带出会场，详加研究，更使得整个审核过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凡事也都有另一面。蒋洪说：“要看懂预算的确不易，但在某个层面上一般公民都能看懂。南京某局长的天价烟，新余、温州、肇庆等地的公费出国游，江苏某公司的春节礼品发放清单，浙江东阳某局长公款按摩，湖南浏阳某公司负责人的公款消费以及深圳某局干部公费疗养不都是公众看懂的吗？财政局似乎没看懂，或者看懂了假装不懂。” 　　人大代表从“看不懂”到“看懂”，是一条必由之路。现在，应该是先看起来再说。  来源: 新民周刊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015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