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洗脑教育

中国教育,指中国的教育体系,具体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等。对中国教育系统存在大量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应试教育、洗脑教育和教育资源不公平等。这种批评在2000年前后的“韩寒现象”之后开始称为舆论热议的中心。

郑也夫的《吾国教育病理》中解析了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比如郑也夫认为独子政策是高考热无法降温的根源。然而,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到现在并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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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鲁昕:民办教育发展进入4.0时代”

查删《鲁昕:民办教育发展进入4.0时代”》一文。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附:鲁昕:民办教育发展进入4.0时代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联盟第二次工作会议日前在长春召开。74家联盟成员高校负责人、有关专家及部分省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共145人参加会议。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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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好奇的眼:为什么中国的学生不喜欢在课堂上提问?

知乎用户, 好奇的眼 做过学生,也带过学生,带的学生有中国学生也有外国学生,在国内国外也都带过学生,国外的学生有发达国家的,也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希望能从比较客观的角度给一些个人的看法 ,主要也是针对大学教育。 客观原因:首先要明确一点,提问不是目的,提问只是师生互动和交流的一种形式。而 我们的教育实际上并不鼓励提问 ,这才是我们看起来中国学生不问问题的根源。 教学目的不同 。我们的教学偏重于传授具体的知识技能,缺少思维的习惯、方法、体系、创新、深度、广度上的培养。前者只要老师把知识讲明白就好甚至死记硬背也能奏效,而后者需要在一个有互动有讨论,相互激励的环境里才能实现。现今社会很少有一个人就能独立完成的发明、发现或者创新,未来的孩子培养思维和互相激励的讨论则会尤其重要。显然下面这种组织形式更容易引起问答讨论,而不适合传授系统性的知识。 时间安排不合理 。大部分课程安排都是为了保证进度,很少有安排 1/3 甚至一半的时间来讨论。国外尽管有大课,但是也会安排助教指导的小课补足交流不够的缺憾。国内的教学这方面明显比较薄弱,通常是下课前五分钟老师才象征性地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当然学生们不是忙着收拾书包就是心不在焉摸着空空的肚子准备第一个冲出教室。 教室的安排 ,这点好多知友都已经提到了,确实一个大课好几百号人,对于提问者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一般来讲这种大课即使有师生问答很多人也听不清,效果不会太好。很难想象这种 3000 多人的大课会有任何人有提问的欲望。 文化的暗示 。我们的传统喜欢培养听话的孩子,潜移默化里,提问题就是不听(老师、权威的)话,这是非常负面的暗示。而在西方文化里,“听话”这个词在并没有直接对应的翻译,意义类似的词有 behave,但更多含义是“注意举止”。只要问话注意礼貌,就是被鼓励的。下面这种完全活动的座位和相对开放轻松的课堂是鼓励互动的最好环境。 仪式化的流程 。国外回答问题并没有人要求你用哪只手,只要老师注意到你就好。回头想想我上小学时候,甚至提问用哪只手举多高都有讲究。这种类似的仪式无疑也提高了提问的门槛,降低了大家提问的欲望。尽管大学会好一些,影响已经遗留下来了。 再来谈谈主观问题 没有问问题先给自己找台阶下 。这点在好多知友的回答里也能看出来,比如怕影响教学进度或者怕别人笑话怕同学鄙视怕老师为难……可以有一万个理由不提问,却没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去提问——那就是,你花了这么多时间,你父母花了这么多金钱让你来学习,你的学校和你自己都应该让你学明白弄明白,而弄明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问老师。 太在意别人的感受而忘记了自己的学习责任 。作为一个学生,你不欠老师和同学什么东西,学校拿了你家的钱或者国家的钱,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在资源允许的范围内让你学个明白。而提问就是学生去抢宝贵的教学资源。除了特别笨(根本问不出问题)和特别聪明(根本不用问问题)的少数学生之外,大多数学生都应该主动地问问题,这才对得起国家和你家花的钱,还有自己的时间精力。 专门批评一下怕影响教学进度的想法 。教学进度是老师的事不是你的事,你问问题多了老师会去控制时间和进度,他有一万种办法可以赶上进度,最简单的就是告诉你课下再讨论。套用常说的一句话,别做着乞丐的活(知识乞丐),操着老板的心。老师真的会因为多回答你几个问题影响教学进度被扣工资扣奖金开除出教师队伍吗?少年,你想的太多了罢。 我们的同学习惯了被动的接受知识 。受到前期教育的影响,国内学生会缺少主动思考的意识,通常老师教学时候学生思维不活跃,只是被动地听。这点我在另一个回答里提到 会议有催眠的作用么? ——逼着自己提一个高质量问题,你一定不会犯困。虽然国外同学会喜欢提问,问道“谁还有问题”的时候都会第一个举手,但是通常未经过认真思考的问题质量并不高,不过会有很多发散型的问题,让别的同学都会受到启发。相比之下中国同学问题少,总体质量略高一些,但是都是比较具体务实,针对某个知识点的问题,对别的同学帮助比较小。 很坦率地讲,我不是搞教育的,也改变不了大环境。比如个人的经历,我最近去国内某一流大学旁听过一两个课程。像我这种脑子里都问号的忍不住嘴痒痒,快下课的时候举手提问,结果老师很不耐烦,同学们也不愿意浪费时间,让我大失所望。 不过在小范围内我还是非常鼓励这种交流和讨论。 比如我面试应聘者时候通常都会请他们“做一个报告,关于自己以往学习、工作、科研最出色的成果”,报告中间会问很多问题,通过这种交流让招聘和应聘的双方互相了解,顺带观察他们的交流能力、应变能力和思维深度。我非常反感那种用一轮一轮机械的面试笔试问题来过滤应聘者的方式,这是对应聘者的不尊重,也错过了让优秀人才了解公司和职位的机会。 我们也尝试过,让大家把问题写在纸条上一起交上来,然后一个一个回答——尽管缺少了一部分互动,但是可以看到中国人提的问题并不少,质量也相当高。当然,外国同学口头的提问更容易激发大家的讨论,通过这种脑力激荡的讨论每个人都会受益良多。 总之,提问多少并没有绝对的对错,提问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交流。从这点上来讲应该鼓励多提问,提高质量的问题。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大家印象里国人提问少是缺少合适的激励环境和轻松的氛围。主观上也要克服自己的胆怯,不要有太多顾虑。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东西都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和别人交流,问答互动学到东西占比会越来越大,好的学习习惯可以让人终身受益。 查看知乎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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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中国教育报5天发19文,高校及地方教育部门表态齐撑袁贵仁

截至2月7日,《中国教育报》连续5天共发表19篇全国各高校、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关于学习贯彻落实《意见》精神的文章。

2月3日,《中国教育报》发表了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苟仲文的文章《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的文章《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扎实抓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的文章《准确把握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的文章《牢牢把握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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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语文教材的变迁与争议

前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日前指出,当前中国存在问题最多的学科是语文,最该改的也是语文,并称“现在的语文课,至少有一半,甚至一半多是不应该学的内容。”中国中小学语文教学课程从中共在1949年掌权后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多次改革,期间共改版了10套教材,而且改革过程争议不断。直到今天,关于中国语文课程教学的内容,仍然是各界争论的焦点。历史发展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教材研究中心主任王本华在其论文《60年中学语文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反思》中曾经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语文教学经历了“语文知识―思想教育―语文知识和能力―政治挂帅”几次反复,使得语文教学濒临崩溃。但“文化大革命”后,改革之初受“人文性”这一新理念的影响,语文界有些矫枉过正,出现了强化人文性、弱化甚至淡化工具性的倾向。总之,中国语文课程改革一直在曲折中发展。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早在1951年,曾任已故中共领导人秘书的中共文胆之一胡乔木就提出语文教学应该进行分科实验,即“汉语”和“文学”分开,但由于政治原因而夭折。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指导语文课本应该增添“人文关怀”,但1977年当年的语文教科书仍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迹。比如,在小学课本中,《华主席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等有关时任中共领导人华国锋的内容突增。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科技、自然、社会内容仍然排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在1980年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里,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增加,而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另外,也增添了不少优秀的外国文学。有专家举例说,1982年初中《语文》第五册教材中,古文占1/3,“这在横扫牛鬼蛇神的时代是不可想像的”。“语文教材把西方现代派作品选进来了,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墙上的斑点》。在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的选择上也有变化,比如之前《诗经》大多选《硕鼠》《伐檀》等现实讽刺题材,后来描写爱情的《蒹葭》也选了进来。红楼梦过去只选《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后来把《香菱学诗》也添加进教材。” 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的顾振彪先生,参与了“文革”结束后所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他于去年10月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评论。近年变化但近些年,古诗词在中国语文教育中的分量却在降低。比如广西从2012年新课改以后,高中语文必修课里古诗词的比例大大减少。今年上海市新学期的小学语文教材,把古诗词全部删掉了。针对这一现象,顾振彪对于这种语文课本“去中国化”的行为表示痛心。他说,“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就保存在古代优秀诗文里,所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古典诗文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载体。比如李白、杜甫的诗歌,《桃花源记》《出师表》等散文,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让学生从小就接触经典,种下民族文化的根,吸取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能很好地增加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非常必要的。”目前,中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版本繁多。除了最早的官方指定教材“人教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和“北京版教材”等不同版本。各版本教材中,普遍还是现代文学内容多于古代文学。北京市某中学从事一线语文教学工作多年的崔老师说,“现在教苏教版教材,现代文学内容比例还是能占到七成,另外三成一成古诗词,一成古文,一成写作”。但谈及语文课本内容是否涉及政治性问题时,他认为,“并不多,没觉得影响文学地位”。BBC中文网记者打开人民教育出版社官网,随机点开一本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发现这本语文书中,古诗词、古文一共九篇,其中包括吴均的《与朱元思书》、韩愈的《马说》,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中国现代文学十篇,如鲁迅的《藤野先生》,胡适的《我的母亲》,郭沫若的《雷电颂》等;外国文学五篇,如高尔基的《海燕》等。当问及如何看待语文课程改革时,崔老师提出,应该多安排自学,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另外学生的汉语语法知识很薄弱,但在课本中体现不够,个人觉得应加强。”BBC中文网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在伦敦的中国留学生,她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担忧。“我印象中最深的一篇语文课文就是描写中共领导的红军在长征途中克服重重困难打破国军封锁的《飞夺泸定桥》,因为那篇课文有两段要求背诵。当时一直背不下来,被老师罚站。”她笑着说。“另外我觉得我的中文语法真的很差,从小到大就都没有语法课。但其实我觉得这是语文教学的严重缺失。语法真的很重要,我现在中文写作很受影响”。2014年9月,习近平在考察北师大时曾提出,“不希望把我们一些非常经典的古代的诗词文化、散文都给去掉”。相应的,2015年北京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词,也将由现在的6到8篇增加到22篇。但是,社会各界仍然对如今中小学语文课本内容设置表示担忧。对比港台在台湾,国文为高中必修学科,另设有“书法”、“文法与修辞”、“国学概要”、“应用文”等选修课程,并辅导学生写作、课外阅读等等。但是在国民党一党执政时期,台湾的国文课程也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导向。其选文大多侧重于具有“培养国民道德”、“配合国家政策”、“体认中华文化”等目的。文言文选文也多具有人伦道德教化意涵,多篇祭文与墓志铭选入教材。至于白话文选文则受当时政治局势所限制,许多现代作家作品,因为政治意识形态、题材甚或留滞中国大陆等因素,无法选为教材。有趣的是,在台湾国文教材中,文言选文比例随学年逐步增加,平均达百分之六十五。依年段选取唐宋文、唐宋明清文、先秦两汉六朝文,并按记叙、论说、抒情等文类分别选文。依1994年“国民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规定,文言文选文比例由国中ㄧ年级第一学期占20%,逐学期增加至国三下学期为60%。台湾现行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则选取《四书》为教材,第一至第三学期教授《论语》,第四、第五学期教授《孟子》,第六学期则选读《大学》、《中庸》。授课内容主要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依归,希望借此传承传统儒家思想,陶铸学生人格。但是,针对古文在台湾语文教学体系中比例颇高的情况,来自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张婉昀向BBC中文网记者讲述了她的感受:“其实古文在台湾多数人的记忆里是僵化、刻板、没有想像力的代名词,并没有起到保留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除此之外,她还认为语文教材是通过背诵和学习语文将历史丶群体记忆、归属感等深植学生身体中,而教材的内容选择和编排标准是由统治阶层决定。同样,香港的语文教材也种类繁多,各学校有权决定所开设的课程科目,香港教育署鼓励各学校参照课程发展议会制订的共同核心课程框架。使用最广泛的初中语文教材是《中国语文》,其中的课文全是“可供选用课文”,数量颇多,第1、2册有58篇,第3、4册有53篇,第5、6册有50篇,这些课文分为“记叙、描写(文)”、“抒情文”、“传记、轶闻”、“寓言、小说”、“论说文”、“诗”等几大类。教师每学年选教其中的24—28篇,按由浅入深的原则顺次编定。高中的《中国语文》与初中的语文教材衔接,编写体例也基本相同,从而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前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日前作客广州《南方都市报》岭南大讲坛时提出,真正能提升学生语文水平的,还是应该读和诵。应该尽快将古代诗文恢复过来,增加传统文化在语文教材中的比例,大力改进现有的教材和课程。有关中国语文教材内容设置的问题,依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你对中国语文教材内容有什么评价或建议,欢迎使用下表发表你的观点。撰稿:季昃雯 责编: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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