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

译者:金融时报:“中国梦”的阴暗面

“她们年方十六,在中国最混乱的繁荣城镇之一四处游荡,自食其力,身边没有一个成年人……她们想妈妈,但同时她们过得很快活。” —— 《打工妹》(Factory Girls),张彤禾(Leslie T.Chang)著 不是人人都过得很快活。本周,在富士康 (Foxconn)位于深圳郊区的电子厂,一名19岁工人跳楼自杀。这是该工厂两周来第4名、今年第9名跳楼自杀的工人。另外还有两名工人自杀未遂(编者注:截止本周三,深圳富士康制造园区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已达12起)。深圳是中国南方一个工厂遍地的城市。接二连三的自杀事件,加上广州《南方周末》记者对 富士康工厂环境的卧底调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工厂体系中比较阴暗的裂缝。上周,九位社会学教授在致富士康的公开信中,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一角色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 听说过富士康的人不多,尽管这家台湾企业在龙华工厂——也就是众多自杀事件的发生地——的雇员有30万人之众。但多数人都听说过苹果公司(Apple)的iPad,这只是富士康工人大量生产的多种电子设备中的一种。大家也都知道索尼(Sony)、戴尔(Dell)和诺基亚 (Nokia)等公司,富士康为它们代工生产游戏机、数码相机、手机和电脑。富士康工人一周工作60个小时,可挣得大约75美元。他们对这些品牌自然熟悉得很,但他们几乎没有人买得起这些产品。 《南方周末》曾派一名22岁的记者到富士康在深圳以北的这家工厂工作,以进行卧底调查。1992年邓小平南巡,宣告中国将扩大对外开放,给深圳这个城市注入了活力。在富士康的厂房里,身着统一的白色工服、戴着蓝色工帽的工人在岗位上或坐或站,干着每班 12小时的工作。在这个规模可媲美城市的工厂里,除了厂房以外,还有宿舍、商店、饭馆等设施,甚至有自己的消防队。如今工厂里开通了一条自杀救助热线。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单调反复的工作,让工人们变得迟钝,他们甚至按照机器轰鸣的“节奏”吃饭和行走。 张彤禾精彩记述外来女工生活的《打工妹》一书,也时而暴露阴暗的细节。很多工厂把工人当作炮灰一样对待。他们拒绝招收个子太矮、长得太丑、年纪太大——30岁就已是高龄——甚至只是来自省份“不对”的工人。他们让工人们赶订单,即使这意味着,工人们没有得到恰当的培训,就得开始操作可能切掉他们手指头(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的机器。他们要求 工人们长时间工作,而多数工人也因有加班工资而愿意这么干。他们往往会扣留一个月工资,以防女工们交到男朋友,或在别的工厂找到更好的工作。 但这只是一个侧面。中国大约有2亿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 生活出路。他们不可能全部被迷惑。具体在富士康这件事上,近期自杀事件的确明显多于去年。但考虑到该工厂总共有30万名工人——并假设媒体报道的数字属实——其自杀率其实远低于整个社会的自杀率。中国女性自杀率尤其高。 更普遍地说, 平均工资增速多年来一直超过通胀水平,工作条件持续改善。2008年,中国南方的广东省(深圳是该省的一个经济特区)开展了打击山寨工厂的运动,迫使该省一半的玩具厂关门(许多工厂转移到了内地更贫穷的省份)。今年3月,广东省成为最新一个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省份,升幅达20%。理论上(尽管实际上可能并 非如此),这或许会缓解无休止加班的压力。 劳工维权人士将会辩称(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这些举措只是在狄更斯时代劳动条件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渐进改善。但张彤禾著作中强烈体现出的移民经历的另一面是,对于提升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能力这一可能性,人们普遍抱有乐观情绪。最近移民潮中的农民工比 他们的前辈有着更高的抱负。许多人不断跳槽,不断寻找着更好的机会,或者把自己的储蓄投进房地产和初创企业(或传销活动)。 诚然,那种可能性的感觉是一把双刃剑。农民工经常受到现实的伤害。互联网聊天言论似乎也表明,随着人们认为很多个人财富是腐败(而非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越来越感到愤 怒。然而,研究发现,中国人仍然信奉向上流动的梦想。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在广泛民调基础上写成的《社会火山的神话》(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一书中,发现“一个乐观的期望,即经济发展正造福于所有人”。调查显示,中国人对自己有能力提高生活水平的信心,经常超过资本主义国家 (包括美国)的受访者。这种可能性的感觉——仍受到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似乎表明,工厂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吸引力。 来源说明:本文转载自《金融时报》中文版, 原文链接 。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 译者频道—时事评论”、“ 译者频道—看中国”、 “金融时报”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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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合集十一 “成长中的中国工运”导读

对于国内外的大部分读者来说, 富士康的连续自杀和自杀未遂事件,以及随后在广东佛山的本田供应商工厂出现的 罢工事件 将中国的工人推到了镁光灯下。我们用“ 光明和死亡 ”这个小标题来总结中国工人中存在的两种矛盾现状。“光明”是因为他们持续的呼喊终于有了回声。工人运动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从1970年代后期从工厂中涌现出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首批呼吁民主的活动家,到1980年代被暴力镇压的“工自联”,到1990年代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带来的层出不穷的下岗工人维权运动,再到今天的“数字一族”新生代农民工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中国的工人运动其实有着一条贯穿三十年的从未消失在社会视野内的抗议主线 1  , 但是,由于信息被封锁,加入到这些抗议中的“后来人”,比如“新一代”农民工很难得知前面已经发生过的先例,很多抗议都在重复着已经出现过的教训;而在他们当中,还有一些对未来抱着太高期望,却没有获得任何社会帮助让他们能融入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都市化和人口迁移的年轻人放弃了希望,选择了死亡。更不要提每年数十万名因工致残致死的工人。“光明和死亡”可能是用来形容工人现状的最为凝练、真实的矛盾性描述。 和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那些相对中立的外媒报道不同,对日益增长的中国的工人运动, 外媒的新闻报道 得很密集,分析中也少了一些“抽身事外”的疏离感。这是因为中国工人的超低待遇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形成“ 中国价格 ”的重要因素,而这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又出口到了发达国家消费市场,“血汗工厂”也是“食物链”顶端的欧美公司非常依赖的外包供应商。在我们推荐的外媒新闻分析中,不难看出,虽然中国工人的要求合情合理,但是因为涉及到了外资在华的利益,也有部分评论提示:过于快速的加薪会扰乱中国;还有的明确提出“不仅是工人会流动”,外企的后路已经在考虑当中。不过,也有另外一些长期的中国观察者们给出了更为客观的分析,后一种评论尤以 《纽约时报》辩论会:中国工人要什么? 为代表。 在外媒的分析中还有一些表现了相当有益的“他者视角”,例如:和国人很容易将工运与政治挂起钩来不同,一些外媒的新闻分析将着眼点放在了 中国的适龄工作人口的构成和改变 、民工的代际差异、 通讯科技的作用 等更为中性的社会因素上。 在“ 深度分析 ”栏目中,我们要特别推荐由韩东方倡导和组织的“ 中国劳工通讯 ”这一基地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几乎所有相对深入的外媒分析中都提到或引用了这一组织发布的报告。我们也节选了由他们制作和发布的《 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07-2008) 》 的“结论与分析”部分。这一组织在深入的观察中国劳工运动,以及切实地帮助中国工人维权方面做得可圈可点。韩在谈及近期中国出现的对罢工潮的报道的松动, 以及“全总”的角色转变时,提到了“ 工运与政治脱钩 ”的思路 2  —— 让中国工运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祛魅”——也就是,不要将任何社会运动立刻赋予推翻执政党的重任,而是切实地为维权主体带来一些保护、开创一些案例、扩展一些空间,从这些具体的可实现的成功中逐步壮大。这可能不是一条激进的路线,也未必会一帆风顺。但是很可能20年后,当我们把中国的工运与司法独立、新闻 自由、学术自由、其他社会团体的发展再次进行对比时,会发现工运带来的改变最大,在维权上所收获的利益也最多。或许这种思路也能为一些急于“改天换地”的人们带来一些启发。 本期合集墙内查看及下载地址: 点击这里 “译者”发布的所有可下载文件: 点击这里 hotfile下载本期合集: 点击这里 合作论坛“蚁论中国”上的下载地址: 译者合集十一:成长中的中国工运(全辑).pdf (1.43 MB) 目录    1. 光明和死亡         1. 《经济学人》富士康里的自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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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夏:大屠杀的长期阴影

邓小平这一话语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是如此惊人,以至它沉重打击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 ——1980年代的各项改革似乎并没有改变它的本质。“暴徒”等敢于抵抗解放军的人被判处长期徒刑甚至死刑,媒体则被严格控制起来。1980年代曾涌现的公民社会团体的瓦解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力 推行统治的意愿。 …. 他们在香港以及国际媒体上发表政治评论,后来又转战 互联网 。一旦有同伴遭受警察的侵扰或被拘留,他们就会设法建立非正式的网络并在国外媒体上进行抗议(少数对他们开放的媒体)。他们也一直要求官方重新评价“六四”并实行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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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九连跳:工会不昌 跳楼不止

作者:宋淼 | 评论(3) | 标签:富士康, 九连跳, 工会, 缺位

富士康的九连跳引起的社会反响很大,不过我很怀疑他最终能否在制度层面有所结果。这个“制度层面”的结果并非仅仅是法律之类的重大进展,而是目前高层对此事的看法能否进入制度建设思考的层面,以及在实际上能否有丝毫的举动以推动此类事件的缓解与解决。

工会的名存实亡,由来已久,我们用不着去寻找这种与中国社会政治定位看起来完全背反的现实的原因。我们需要是去面对,去解决。关于面对,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肯面对,实际上,民间一直都有人在面对,并且尝试解决。他们往往最初只是因为简单的恻隐之心,只是因为看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可以有如此的事情发生,他们不仅看到了而且行动。当他们的行动因为个人力量有限的时候,他们会自发地联合起来,他们往往不能在政府那里注册,所以他们就是传说中的草根NGO。

(1)我知道的珠三角工人维权NGO

2008年,我因为汶川地震而开始关注中国公益慈善界,开始关注中国NGO。在此期间,我发现有一类NGO其实活动很早,活动的成效很显著,那就是关注工会的NGO。或者跟珠三角地区经济文化较发达,与国外文化接触较多有关,NGO在珠三角地区的发展也早于内地。其中的佼佼者,曾经获得包括《南风窗》这样的主流媒体的认可和褒奖,社会影响曾经进入主流言论领域。这些起步很早的NGO,资金大多来自国内的基金会和大型企业,发展良好,有些已经开始进行社会企业的转向,为珠三角企业提供供应链研究、规划等服务。

但是,这些“红极一时”(其实红也是在一个小范围内)的NGO,很快销声匿迹。原因很简单,他们揭露的珠三角地区大企业血汗工厂的事实,以及他们对工人进行的维权培训与服务,引起了包括当地政府在内的各方的关注,并从政治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打压。珠三角地区有关工人维权的NGO一直都在活动,只不过,媒体一直对之保持沉默。甚至,其中有一部分因为各种各样的报道而被抹上财务混乱、负责人中饱私囊等标签,使之远离原本应该被关注的区域(工人维权),进入另外一个公众深恶痛绝的区域(贪污等是公众最讨厌的)。

2009年,笔者去深圳出差,曾顺道拜访一位在工人维权领域非常资深的前辈。这位前辈媒体记者出身,正是由于接触了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才毅然决定终身从事为工人维权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在初期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并逐步实现向社会企业的转化,希望不依靠国外基金会的支持,就能完成自身的生存发展,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的纯粹的NGO。可惜,事与愿违,不久他们就受到关照,资金来源受到质疑之外,原本对于保持联系的媒体也一夜间销声匿迹。此后三年,他们一直挣扎在生存边缘,除了自己的网站,外界几乎看不到任何他们的信息。

2009年,深圳开始推动NGO的发展,对部分NGO通过购买服务来扶持。我看到的跟风文章中,有时候会看到类似的维权机构。他们的前辈,不论是学历、起点、资金来源、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都比他们高得多,尚且烟消云散。相比之下,这些年轻的NGO基本处于自发状态,并没有完全吸收过去及西方NGO发展的经验教训,在经历了初期的热情之后,很快陷入困境(主要是经济困境)。我看不到他们的未来,我看到的是,维权NGO成为他们青春期的泡泡,一波又一波的起起落落,对他们或者不无意义,对珠三角那些仍然生活在机器和体制重压下的工人们,却基本没有什么意义。

(2)“中国梦”与“美国梦”

既然NGO不能指望,我们只有寄望于来自政府的力量引导。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帝原谅我居然再次这么写),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工会作为工人维权机构上没有进展。我们一边为了“中国梦”的辉煌成就而骄傲,一边因为工人群体为“中国梦”的实现所付出的代价而无可奈何。

“美国梦”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家喻户晓,他直接推动了美国的快速发展,并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全世界各地的人蜂拥至美国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上个月,当矿难发生以后,奥巴马在矿工的丧礼上以总统的名义反省“美国梦”的代价。和辉煌的“美国梦”相比,奥巴马那即便是政治表演术的演说中对生命的尊重令人动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在制造业中创造的奇迹几乎是全部中国奇迹的最初和最核心的那一部分。一年又一年从内地像候鸟一样往返的中国特色珠三角工人群体,他们在离开家乡的时候何尝没有一个“中国梦”。

和“美国梦”一样,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中国梦”。这些不同身份的“中国梦”差别之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因此,“中国梦”的内涵如此驳杂,以至于我们不能像描述“美国梦”那样给它一个大致的轮廓。具体到这些候鸟一样的工人群体,在某些层面上,“中国梦”和“美国梦”如此相像,在另外一些层面上,他们的“中国梦”却更有着不忍细看的残酷。

有学者将珠三角工人的生活描述为“碎片化”,实际上这个颇为学术的说法形象地描述了工人群体的身体在珠三角工业发展中的遭遇。事实上,富士康的九连跳之外,那些碎掉的手臂、脚、腿,瞎掉的眼睛,被化学品毒害的身体器官,一直存在。我在深圳一家维权NGO早年出版的资料中看到大量的因工致残的图片,配合详实的调查数据,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的后继者的命运显然并不会比他们好多少。他们并非像富士康九连跳的职工那样是飞来之物,他们一直存在,他们一直沉默。富士康九连跳只不过将这些原本一点点碎掉的碎片,以集体的形式进行表演,他们逼迫我们睁开我们闭上 的眼睛,看见我们本来早就看到但却不愿面对的事实。

富士康九连跳一夜之间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但是我看到的是,“富士康并非是最恶劣的血汗工厂”。在无数个富士康面前,工人群体像羊群一样挤满张开大口的工厂的门口。当他们背井离乡来到深圳,当他们除了青春和肉体一无所有,当他们不仅做着自己的“中国梦”,还要承担着巨大的家庭责任,他们挤满工厂的门口完全不能用来论证富士康是否是血汗工厂。他们或者有着自己的“中国梦”,或者只是要活下去,他们根本管不了是否公平,管不了青春之后又有什么,他们的选择只在于进入这个或者那个,富士康。

当他们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富士康的时候,他们必须接受一系列“富士康们”规定的制度和条件。他们从来不曾有任何议价的能力,因为他们彼此是孤独的个体,在富士康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如此渺小,不仅不堪一击,甚至阴影下的生活中被一再教导需要“感恩”——为了一个宿舍的床位、一顿工作午餐、一点点加班费、一份总算发下来的工资。如果他们不满意,他们有如下诸多选择:辞职后或流浪或进入下一家富士康,继续工作,或者,跳楼。

(3)工会不昌,跳楼不止

工会问题的重要性,以工人革命起家的当局最明白不过。但是,这不是我们一味忽视或压抑工会发展的理由。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中国制造和中国速度而牺牲了一部分工会职能,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有着历史的残酷,那么,当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中国已经一再宣称进入“盛世中国”,中国的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再也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发展”而忽视工人群体的基本权益。

即便我们不是从道义上认识工会的重要性,而是从社会主旋律的角度看,工会昌明也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工会作为工人的“娘家”,并非是个口号,而是一个个孤身在外的工人的依靠。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他们可以通过工会向外表达。当他们的精神受到压抑,他们同样可以通过工会与资方沟通。当他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渠道与相关各方保持沟通,当他们的未来总还是有一点希望,当他们在人群中不再感到孤单无援,当他们在家人、亲人和朋友面前不再觉得无能而愧疚,他们何至于纵身一跃,以求获得解脱?

不仅如此,解决长期以来劳资双方不对等导致的其他恶劣结果也须借力工会。前些天,相关部门称中国22年来工资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一直呈下滑趋势。与这种趋势相对应的却是中国国内资产加速向少数群体集中,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中国社会整体消费力被包括房价在内的诸多大山打压,社会矛盾严重激化。2010年以来,幼儿园连环刺杀案在全国各地的爆发,与富士康九连跳交互发生,一个是杀人,一个是自杀,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却从一个层面表示目前社会矛盾必须得到各方的重视。和幼儿园配武警并不能解决全部幼儿园安全问题一样,富士康请再多的心理学家和各路大师,一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九连跳的蔓延。

如果说解决幼儿园惨案涉及的是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分化问题,涉及的方面众多,有些无从下手,那么,工会职能恢复无疑是解决富士康九连跳事件的可能的突破口之一。相比于宏大的社会分化问题,工会作为工人群体的代表,在与资方的沟通中,不仅有助于解决工人群体自身的问题,减少、防止类似富士康九连跳事件的发生,还能有序解决(作为社会底层群体的)工人群体在与资方的交涉中长期以来的失语问题。工会的发展离不开有序的管理,完全可以在现行的体系内(如仍然由党代表总体负责),推动工会作为维权机构的部分职能的发展,既不会产生失序问题,也从客观上推动企业向科技、管理要效率,而不是长期享受低工资、低福利带给他们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而不肯长大,影响中国企业整体上向国际水平进军的步伐。

恢复工会的部分职能,操作起来并不简单。在没有先例的情况,参照过去珠三角地区工人维权NGO的部分做法不无裨益。因为上述NGO往往建立的起因非常单一,组织弱小因此致力的领域也相对单一,例如,有些NGO只关注伤残问题,有些NGO只关注职工受性骚扰的问题,还有一些NGO则关注单身职工的婚恋问题等等。在现有工会的框架下,参照过去成功的NGO的做法,摸着石头过河,不仅不会产生冒进而导致的失序,更可以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的工会文化的经验教训,并最终实现制度层面的建构,全面推动工人群体融入和谐社会。

上述努力能否得以实践,要看上层对富士康九连跳问题的认识是否能归结到工会问题上,更要看上层是否能从社会发展的必然及现阶段的策略上看待工会职能部分恢复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关联。世博会之后的中国,再也不能以发展为名牺牲包括工人群体在内的普通民众的利益,我们必须反思“中国梦”的代价,并及时拿出有智慧的对策。为了“中国梦”不成为噩梦,工会之昌明,是为之始!

宋淼 我要公益网(www.51gongyi.org)总干事

201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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