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核心提示：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对批评太过敏感，而不是把批评看作改进和革新的来源。自我批评显然只适用于国家公敌。但中国在各条战线上都需要改革才能发挥最大潜力。 原文： China too prickly for its own good 发表：2012年10月6日 作者：Kevin Rafferty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詹姆斯·法洛斯是美国最富经验和见地的记者、评论家之一。他很幸运能为《大西洋月刊》工作，这份杂志使他有时间思考和写作，而不是像陀螺那样每天为写一些肤浅的文章转个不停。 法洛斯在中国待了几年，写了薄薄的一本书《空中的中国》，在中国新媒体生态圈引发强烈反应，其中不少都是过度敏感，充满敌意。对于作者来说，文章引发批评是正常的，但一些中国人反对法洛斯的狭窄民族主义观点对于与超级大国中国打交道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来说却不是什么好兆头，尤其是在中国领导层变更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这对中国自身的努力也不是好兆头：眼下中国正设法应对不断深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有些源于其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有些来自这个模式的缺陷。 法洛斯热爱飞行，因而选择中国的航空业作主题，这使他对中国的工业、现代经济和社会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极为中肯的意见。 有些意见不会让了解中国的人感到意外，比如官僚主义的不散阴魂，还有中国能否让无数新想法开花结果，或者就像法洛斯说的，能否”在航空这类领域中表现出占据领导地位需要的开放态度和试验精神”。 法洛斯谨慎而公平，做最后判断时拒绝在中国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还是因为政治、社会和经济矛盾压垮其脆弱的模式而像伊卡洛斯那样坠地而死的大规模辩论中选边站。 法洛斯在最后一章中考察了中国惊人增长中的一般性问题，以及这种增长能否持续。他由此进入一些存在争论的领域，包括普救论、伟大的美国梦、历史的作用、”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能否得以发展而造福世界等等。 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现代中国”中央王国”的发展理念与美国的理念——每个人、任何人都可以共享美国梦——是矛盾的，至少理论上如此。 伟大的移民国家美国在如何对待想移民的人上也有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并且应该重新审视伟大的美国梦是否正在因为富人牢牢把控机会而破灭。 在中国方面，人们可以看到，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争端背着历史的可怕重负，这可能引发悲剧性的后果。中国的领袖人物在方便自己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搬出历史，却不理解这种选择性动用历史的行为是危险的。 中国侨民对待外国人的批评——包括法洛斯、日本和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批评——始终极其敏感，而且在抵御这些批评时充当着领袖角色。 有些中国人愿意公开表述看法，并试图影响这场有关中国经济模式如何需要改革的争论。《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就是其中一个。他声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创造的”问题多于成就”，并列出中国面临的”十大问题”。 这与毛泽东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相仿：毛泽东在那篇讲话中勾勒出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审查人员封杀了邓聿文的文章，但他提出的”十大问题”包括：经济结构调整未有突破，没能创造消费社会；没能使中产阶层壮大；城乡差距加大；人口政策落后于现实；官僚制度压抑创造性；环境污染加剧；未能建立稳定的能源供应网络；道德滑坡；外交缺乏战略视野；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 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对批评太过敏感，而不是把批评看作改进和革新的来源。自我批评显然只适用于国家公敌。但中国在各条战线上都需要改革才能发挥最大潜力。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于建嵘：必由之路–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纲要 进入专题 ： 政治发展    ● 于建嵘 （ 进入专栏 ）   　　 　　 前言 　　 　　中国社会现状如何？中国的发展应该走哪条路？对这两个问题，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界)众说纷纭，相持不下。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中国模式论”认为，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已经探索出名为”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该模式适合国情，虽然有些弊端，但加以适当改革与调整，就能确保中国走向现代化。但是，这种观点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本义只适于描述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轨迹，不适于分析广义的中国发展。第二，这种观点的关键词是”适当的改革与调整”，然而持这种观点的论者对此并无共识。 　　与”中国模式论”对立的”转型陷阱论”认为，当前中国陷入了”转型陷阱”：改革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阻止改革进一步推进，要求把过渡体制定型巩固，建立保障既得利益的”混合体制”。这种观点认为，转型陷阱将使中国的经济社会畸形发展，导致各种社会问题政治矛盾不断积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可持续，中国需要彻底改革，才能走出”转型陷阱”。持这种观点的论者冷静地指出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但是，断言陷阱具备刚性结构，事实上把应当实证研究的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立场问题。此外，持这种观点的论者似乎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眼前这似乎无法走出的陷阱，其出现正是因为中国在过去30多年走出了一系列曾被认为无法走出的陷阱。换言之，这貌似无法走出的转型陷阱的存在，正是中国将走出转型陷阱的历史根据。 　　我在本文中做三件事。一是剖析困境，二是探索出路，三是勾画蓝图。我的基本立场是，分析现实，不回避矛盾，也不割断历史；探索发展，正视现实条件制约，也不忽略主观能动性；勾画蓝图，既考虑短期的实际操作，又努力保持中长期的战略规划与远景。 　　 　　 一、困境 　　 　　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可以概括为四句话：”革命不合法，改革无动力，社会无共识，官方不折腾”。 　　第一，革命不合法。革命在法理上不合法，因为革命政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尽可能将原来借以夺取政权的手段和方式弱化，并将其定性为非法。革命在政理上不合法，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与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传统的通过农民起义实现改朝换代的循环逻辑已被打破。革命在天理上也不合法，充当革命主力并承担流血代价的是一般的底层民众，他们在革命胜利后不得不再次负起供养新政权的重担。困境在于，现实政治与治理，不断地产生可能导致革命要求的矛盾与冲突。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当权者，往往迷信暴力与强制，缺乏与民众”妥协”与协商的意识，更谈不上树立真正的民本、民主政治权力观。结果是，革命已经不合法，但是合法的革命要求却不断增长。 　　第二，改革无动力。说”改革无动力”，是就高层对改革的设计与决策而言。目前，我们看不到改革的路径与方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下，中国出现了太多”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一些基本国计民生问题，都被搞成了”敏感”问题。面对种种”敏感”，绝大多数人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困境是，当权者不想改革，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改革；当权者痴迷稳定，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是否稳定的判断正确，也不意味着他们的稳定措施正确有效，更不意味着他们能获得稳定。实际上，民间要求改革的呼声非常强烈。社会矛盾就是改革的动力。维权活动给各级政府带来了无数挑战，这些挑战客观上就是改革的动力。不主动利用这动力，就只能把它转化成消极的张力和压力。正因如此，”唯稳”指导下的维稳政治才制造出越维越不稳的后果。 　　第三，社会无共识。官方强调”社会无共识”，指的是就改革具体步骤、先后次序有不同的观点。困境在于，对是否要改革，社会有强烈共识。客观存在的社会共识是：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已经不能单靠经济发展，也不能靠细枝末节的碎片化改革，而要在一些关键性的政治领域做出改革。 　　第四，官方不折腾。在官方话语中，”不折腾”的本意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困境在于，在政治实践和基层治理中，”不折腾”变成了不改革、不作为。高层在”不折腾”的幌子下放弃改革。地方干部为了规避风险，往往以”不出问题”为最大政绩，不仅使改革丧失了动力，而且在处理普通政治行政事务时以封堵取代疏通，掩盖矛盾，文过饰非。但是，不作为、不改革、”不折腾”只是一厢情愿，一旦矛盾爆发，”不折腾”就得变成”不得不折腾”。 　　 　　 二、出路 　　 　　面临种种困境，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寻找出路。寻找出路，意味着承认下列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有明确的方向及实现的路径。1980年代，执政党领导人将”摸论”、”猫论”、”不争论”视为改革开放的三条经验。这三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经济体制改革赢得了时间，也开拓了空间。但是，经济改革的边际效用已基本用完，而因经济体制改革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不是经济发展本身可以解决的，而应归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层面。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政治体制改革。多年来，”摸石头”的经济改革策略使我们对当前的社会问题与解决办法缺乏系统的认识，缺乏一贯的整体思路，改革往往是改到哪算哪，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执政者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未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长远发展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触及的利益冲突更加尖锐，改革的直接成本更高，积极效果较慢，所以更需要搞好改革设计，提出目标，做好规划。 　　第三，经济发展有客观周期，政治发展也有客观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经济发展周期难以预测，近中长期的变化容易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政治发展周期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近中长期的发展容许相对清晰的梳理。因此，在规划政治体制改革时，一方面可以设计总体的路线图，另一方面可以规划时间表。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有时间表才有压力，有压力才有紧迫感。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做总体长远规划，一味”摸石头”，社会很可能付出过高代价，时间也不允许。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制定时间表，让民众画饼充饥，就无法赢得和保持民众的信心。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可以给执政者提供一个决策的参考系，让决策者认识到多种可选择的方案，减少决策的盲区，增加改革的可能性，当然也可以为反对者提供一个批评的样本。 　　 　　 三、蓝图 　　 　　我勾画的蓝图，包括两个向度，一是路线图，二是时间表。这动态蓝图，也许称为绿图更加合适。这绿，是绿色信号灯的绿。我设想的这个路线图以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为方向：一是在宪政架构下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根除独裁可能产生的暴政；二是在人民主权理念框架内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实现对政治权力的驯化，根除政治权力的野蛮和残忍。我设计的时间表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开始，规划期限为近期十年、中期三十年、长期五十年。规划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民生政策调整为前提、以民权保障为基础，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第二阶段，以政治改革为前提，以公民权利发展为基础，推动?爰蚁蛎裰飨苷??汀５比唬?蘼凼锹废咄蓟故鞘奔浔恚?急Ａ糇愎坏牡?浴 　　（一）社会民生政策调整 　　当前，中国有三大基本的社会民生政策需要调整： 　　第一，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财产制度。应鲜明地提出”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宪政原则，对公民的房屋等不动产给予充分而严格的保护，严禁强制性的暴力拆迁行为。同时，在2015年前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当务之急是限制地方政府特别是具有利益驱动的基层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上的权力，赋予农民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为此，必须改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与农民的权力，改革现有的征地及补偿制度，以法律保障农民利益，逐步开放农村建设用地市场；进行农村土地确权，让农民个人能充分行使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从法律上将地权还给农民；加快农村宅基地的确权改革，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保障农民合法的财产权利和权益，包括土地的继承抵押和转让的权利，促进农村土地市场建设和土地流转，探索建立农地直接入市交易方面的制度。同时，任何土地的调整与改革必须考虑到农民的意志和利益。 　　第二，以公平为目标的社会福利政策。从2012年起，调整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劳动就业、孤老残幼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政策，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福利体系，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让穷人和社会弱势人群，平等享受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成果。为此，要特别关注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养老、低保、医保等向社会低收入者倾斜，缩小贫富差距；优先解决农民工二代的市民化问题，废除在教育、医疗、工作、住房等方面对他们的一系列歧视性政策，促进他们融入城市，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 　　第三，以自由为原则的户籍制度。必须由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过渡和改革为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界限，使公民获得统一的身份，充分体现公民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权利，剥离、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功能，如在义务教育与高考等方面，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大力开展城市廉租房的建设，促进低收入阶层的人口城市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土地和财政制度的配套改革，这样才能实现户随人走，相应的福利保障也能够随着走。目前的人口流动是单向的流动，从福利低的地区向福利高的地区流动。各地需要为乡村和中小城市创造出一定的特色优势，鼓励人口的双向流动。同时，户籍制度改革关乎公民社会权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不能仅限于地方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应从国家建设和公民权的角度来制定户籍改革的相关法规，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基本公民社会权。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应当负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户籍制度改革应在2015年前完成。 　　（二）开放社会 　　社会的发育与成长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志。当前，必须改变中国社会弱小的局面，给予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 　　第一，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育民间社会。做到规范城乡社区管理组织，大力发展社会公益组织，通过社会公益重塑人文精神；发展扶贫济困、志愿服务、养老、就业等领域的社会组织，推动社会服务工作的发展；保护社会宗教组织，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的法律规章，给予公民（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更多的信仰自由。同时，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植力度，设立专项基金，构建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逐步转换政府职能。社会民间组织的开放，可从现在起在一些发达地区推行，2015年应有全国性的开放规则出台。 　　第二，在2022年前制定政党法，开放社会政治组织。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政党法，只是在宪法的序言和总纲部分对我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有必要制定中国政党法，以依法规范政党的组织、活动原则、职责权限等，促进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政党必须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其行为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同时，允许建立社会政治组织，维护和保障它们合法地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的权利。政府可对其适当引导。 　　第三，新闻言论自由是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 　　（1）实现政务信息公开。政府的运作过程必须公开化和透明化，在政策法规、工作制度、监管工作、人事管理、财务开支、决策信息方面要做到公开透明，给民众更多的知情权。同时，允许公民及其他社会团体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拓宽政务信息公开渠道，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实现政府公开化办公；建立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议机制。2012年起，在全国一些省市试行，到2015年全面完成。 　　（2）实现官员财产等信息公开。官员在任职前必须报告自己的财产情况（包括现金、存款、汽车、房产、投资，如股权股份、字画古董、所办企业等），上任后每年定期申报。同时，财产申报不只限于官员本人，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抚养子女的从业、移居国（境）外等有关情况。除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或其他不宜暴露身份的官员外，各受理申报的机关均须将财产申报资料公开，供大众查阅复印，以便接受社会监督。如果公民对官员财产状况提出质疑或举报，相关部门需进行调查并公布结果；经核实属虚假公布的，给予革除公职处分。2013年在全国部分地区试行，2015年全国普遍实行。 　　（3）推动新闻立法，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舆论监督权利。限制使用新闻审查制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发展   

10月5号，在纽约举办的“胡耀邦赵紫阳精神与宪政转型研讨会”，邀请欧美与中港台学者专家就当下中国形势、胡赵思想遗产、中国模式以及思想界的纷争进行讨论。 Photo: RFA 图片：哥大政治教授黎安友（紫荆摄） 研讨会由《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主办，分两天进行，讨论的主题包括：“当下中国形势”、“胡赵遗产对当今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中国模式”、“宪政、法治、权威”，以及“文化反思与宗教自由”等。与会的近百位嘉宾来自欧洲、北美、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包括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经历和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表示，很多人习惯了过去三十年的形势，现在突然发生了变化，国内外现在空前活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提出自己的意见。政法大学的课堂上也可以自由讨论，说什么的都有。 杨帆：“十八大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酝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困难。说明中国社会利益多元化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历史的转折期。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基本上已经终结了。社会上其他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多。中国面临总调整，包括新技术、新的社会组织（如：网络新一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 杨帆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他自己却不承认这个帽子。与会者开玩笑：他也在“转型”。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肯定与会者所提出的“社会基层的变化、公民社会的建立是根本”，同时认为中共高层各自有自己的政治利益、思想观念，不是铁板一块。 陈奎德：“从现代政治史上来看，转型的契机都是从当时的统治阶层，或者是执政党里面发生某种裂变开始的。因应时机，产生某种上下的互动，恐怕对中国将来的处境也比较有利。” 曾在中国政改办给鲍彤做过秘书的吴伟，回顾了当年赵紫阳关于改革的设想。研究语言分析的吴祚来把中共各时期的关键词拿出来，展示中共的倒退，指其越来越背离人类普世的语言。作家、出版人任彦芳指出，胡赵时代至少还是让大家说真话的，但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一说真话就吃亏，说假话反而能够活的幸福。人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哥伦比亚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因此发出询问：上面只有受到来自下面的不可对抗的压力才可能改变，现在这种力量的对比是僵持阶段还是开始变化了呢？中国现在是不是到了谁也不怕谁的最危险的阶段？ 在研讨会上发言的还有荣剑、黎鸣、陈彦、王书君、赵岩、洪朝辉、何岸泉、黄翔、一平、古川、余杰等。海内外不同观点的学者和专家难得在一起，在研讨会休息间隙仍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发表自己的见解。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在会后评议时指出，研讨会从不同层面开阔了思路，但在谈论中国未来时，有的人似乎身居其外，觉得自己不重要。 王军涛：“我不是要表达一个良性判断，我是要改变历史的。我怎么改变历史就是未来。” 他并不想仅限于学术讨论，真正想与“行动者”对话。人们以行动完成的历史，自然能够改写政治理论。 此外，研讨会上的发言人和评议人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都提出自己的见解。请留意本台后续报导。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

柏蔚林：解析中国左派的困境与无奈　 进入专题 ： 左派    ● 柏蔚林   　　 　　齐泽克最近有个简短的谈话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在这篇题为“不要行动，要思考”的谈话中，自称“一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齐泽克坦白地承认了反抗 运动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反对大银行对普通人的剥削，很好，但是你的解决方案在哪里，你打算用什么来取代这个系统？”假设有人回答，“人不应该成 为钱的奴隶，金钱应该是为人服务的”，齐泽克的回应则是“希特勒也会喜欢这样的道德回应”。简而言之，在这篇简短的谈话中，他认为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反对 者很容易，但是真正要理解怎样才是真正的反对，就是一个必须被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太多的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但是我们必须对如何行动 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为什么必须“极为谨慎”？很明显，因为他意识到了那句马克思主义名言“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改变”的谬误所在。他认 为，经历了太多的变乱，“现在是重新开始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了”。事实上，齐泽克这篇谈话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不但点破了近期欧美反抗运动的致命弱 点，也指出了广义左派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所在。而如果从反抗资本主义统治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替换到中国语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齐泽克所指明的，并不 仅仅是一场为很多中国左派所欢呼的西方“占领运动”的核心病症，也可以被用来理解当前整个中国左派及其理论的尴尬处境。 　　东西方左派的差别很大，但共同的标签性概念之一，就是“反抗”。著名文化学者萨伊德的著作《东方学》影响之深远是无需多加赘述的。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思 潮的启发，拒绝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萨伊德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基于“想象的地理”而对于“东方”的描述和理解提出了尖锐的文化批判，从此开创了后殖民主义 学术批判理论的先河，其思想体系也与西方的左派学者迅速结合起来，在整个西方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以英美两国为主的安格鲁-萨克森学术体系之 内，很多左派学者开始深入关注殖民地历史及其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后续影响，非洲、南美洲这些前殖民地成为了他们研究的重点区域，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的命 运历史变迁也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关注了解西方强权下的弱势者成为了潮流。在90年代，当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成为欧美很多大学、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热 点之时，后殖民主义学派思想体系也开始被介绍到了中国，并与一些中国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基于拒绝被边缘化的理念，很多人从此开始思考历史应该 由谁来书写以及如何书写的问题。启蒙于萨伊德对于西方主流话语的驳斥，他们对于“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历史观严辞批判，并试图建立其以本民族历史文化为 出发点的话语体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萨伊德到中国的左派学者，在其对于西方世界的批判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脉络，即被压迫民族国家针对西方霸权的“反 抗”和对于从西方话语霸权中寻求自我解放的渴望。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左派“反抗”理论的 思考和批判，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请注意，这种思考和批判的焦点，并不在于“反抗”的本身，而在于其结果。齐泽克的这个反思谈话，仅仅是近期对我们的再 一次郑重提醒而已。事实上，在萨伊德的《东方学》出版之后不久，就有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萨伊德仅仅是在重复他所批判的“欧洲中心论”的老路，试图在重建 另一个“中心”的过程中寻找自我的文化尊严。对于处于困境中的落后被殖民国家和人民，萨伊德的理论并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出路，对于其文化自信不切实际的重 建反而会在现实中导致更多的困惑和挫折。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另一位主要角色、著名印度裔学者斯比瓦克也曾经承认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前殖民 地）的文化和西方的一样优秀，为什么我们还要留在这里（美国）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文化中去？而政治理论家福山更是不留情面地指出，很多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 家，凡是马克思主义左派执掌政权的，很快无一例外都陷入各种社会危机之中，最终成为极权专制体制。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回到齐泽克的质疑，就会很容易地明白， 为什么他会主张“首先要思考”而不是“立刻****”。齐泽克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仅仅对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持批判的立场是绝对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同时要寻 求有效的出路。西方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正是由于苏联对内镇压和对外霸权主义行为和后来中国的全面转型国家资本主义和政治极权，使得马 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从60-70年代以后即逐渐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并失去了其往日的影响力。无疑，发生在苏联和中国的变化，恰恰从实践的角度也指明了传统 左派理论体系最大的弱点，即对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持批判、斗争立场的同时，其基于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未来解释无力，流于乌托邦化。更为重要的，其自身完美道德人的假设，导致理论出路在事实上不存在，更谈不上取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促进社会进步。 　　中国的左派会经常讲这么一句毛主义经典话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也很振奋人心的话，但却也是一句经不起理论推敲的话。它的核 心问题就在于忽视了一点，即反抗未必会带来解放。这一点已经是为很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所证明的。从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大饥荒到中国毛时代的大饥荒和普遍贫 困等等，都已经用事实全面否定了这种话语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在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中，很多人事实上都已经在刻意回避这些血腥的历史，转而研究 其他方向如原住民权益等以避免尴尬。）而今天中国工农阶层的悲惨境遇，更使很多人对于这个经历了长时间以工农为主体“反抗”建立起来的、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 性质感到极大的困惑。虽然很多左派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原因，但他们其实没有搞明白，究其原因，正是左派理论自身的唯物主义哲学本源，决定了它无法带来 它所追求的人类解放。请注意，无论是前面提到了的“出路”还是这里提到的“解放”，在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明白它们的含义，并不是指政权的更迭 或者领导人的替换，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确切地说，要理解为什么左派理论体系总体而言是一种没有出路的落日夕阳话语，而且在实践中造成 了巨大灾难和失败，就必须跳出其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不但重视物质的层面，也要重新把“人”及其“精神”放置在思考的核心地位。左派对于资本主义和 西方霸权的批判无疑是值得重视和尊重的，但其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其对于“人”的唯物主义思考方式，导致了左派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一败涂地，未来也不大 可能会有任何前途。 　　从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外对历史的进程进行思考，毫无疑问，佛朗西斯？福 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就是一部绝对不能忽视的经典著作。自从20年前该书问世以来，各种理论派别对于福山“终结”理论的批判就从未停止过。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在铺天盖地大批判的喧嚣中，能够真正了解福山理论内涵的人并不多见。在西方，左派学者认为，自从福山宣布历史终结的1990年代至今，在资本 主义全面胜利的情况下，这个世界上仍然有着太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并没有拯救世界，虽然共产主义的实践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历史 的终结因而远未达到。在中国国内，一些左派学者如崔之元等则借助于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来否定福山所谓“民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辩称中国 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也同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和苏联东欧在转型后的窘境相比。因而在他们看来，有别于西方民主模式，中国提供给了世界一种特 别的发展模式。在与福山几次对话之后，他们更声称，如张维为，由于中国模式的存在，福山已经承认其理论有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福山真的认错了吗？ 在今年初发表的一篇书评中，福山就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作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仍然是其在20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理论。 　　在 《终结》一书中，福山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比较，来阐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这并非一部常见的政治经济分析著作，而是一次深刻的哲学评述。具体而言，在福山看来，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胜利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一个政权能 否维持下去，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取决于执政者能否满足人民大众对个体尊严的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人”和“人”的需 求。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人除了具有物质的需求之外，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别于动物的“人”，就是因为人天然有着要求被承认和被尊重的本能。但从马克思主义的 经济决定论和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是劳动创造了人，进而是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黑格尔认为，人是尊严的产物，正是这种对于尊严和认可的追求，加上人的各种情 感，构成了有别于兽性的人格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并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正是基于这种本能，人会天然地追求超越别的人的优越感，这就构成了最早的“人”和 历史。福山据此总结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也只有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框架，才能相对较好地达成平衡人类社会成员间物质分配均衡与追求精神满足 的双重目的，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而在此之前的所有实践，包括最后的共产主义中央集权计划模式，统统都未能达到这样的双重目的，仅仅试图以物 质的繁荣来取代人对个体尊严和自由的要求，因而都在竞争中最终失败。可以说，从崔之元的“重庆模式”到张维为的“中国模式”，都没有读懂福山论述的中心在哪里。 　　今天中国社会可谓是思想高度分裂，宽泛定义的左派与自由派的对立随处可见，连近日的反日游行都被牵扯进了派别之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真正理解左派和自由 主义两派区别的人并不多，因而区分和了解这两种思想派别的区别就具有格外的重要意义。左派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如社会不公、国有资产流失、工农丧失国家 主人翁的地位、外国资本入侵等等。客观而言，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左派值得尊重的地方。但正如前面所言，左派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找不 到自身的理论出路，唯物主义者无法提供一个在“反抗”之后，可以更完美、更进步的社会结构。因而在表现出强烈“反抗”意识的同时，却也拿不出任何具有说服 力的解决方案，短暂的暴力变革激情之后，就是历史残酷的轮回。虽然现在一些左派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拥抱“国家主义”，以期与官方的思维模式契合，但这除了改 善了自己的荷包，完全无助于修补他们自己也心如明镜的社会危机。深入一步而言，左派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从老祖宗马克思开始，就是在以寻求终极真理为己任。直 到今天，左派人物的言论，仍然在试图找出一个针对社会问题的最优化解决方案。而这，恰恰就是所有的左派最终都会走向自身信仰反面，无论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 义都难逃自己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真理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致命的自负。左派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逐渐把自身演化成为了真理的唯一代言 人。左派始终在寻找着自己的上帝，开始时抱定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理念，而最终的结局，竟然是发现自己原来就是上帝。于是斯大林成为了苏联人的上帝，毛成为了 中国人的上帝，然后从金日成到卡斯特罗，无一不验证了这条规律。而几天前韩德强大打而出的那两记耳光，同样也是来自这样的上帝之手。 　　与之相对的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承认社会是不完美的，但他们并不企图给出一个完美的设计方案并以自己为标准来所 谓“改造”社会和人。他们也不会使用所谓“人的素质”这样的反人类理念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优越。相反，自由主义者试图给出的是一个寻求社会相对正义的框 架。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没有追求真理顶峰的意愿，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去寻找一个上帝。所以在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民主社会中，大小领导人在性质上只能是 公职人员，而不能成为神或者形成特权阶层，游行中也不会举着某些人的巨幅画像。政党也不可能称自己为“先锋队”，因为有着“先锋”的地方，就必然有着“落 后”的人民大众，而这就完全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庸众社会”，一个没有大英雄的社会。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是左派攻击的重点，比如左派人士一直很喜欢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血腥殖民史来攻击自由主义，并据此宣称这是一种虚伪的信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左派   

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小学中推行国民教育，最终因为遭到市民强烈反弹——甚至不惜以绝食这样的激烈方式去抗争——而暂时偃旗息鼓：目前的最新进展是特区政府虽然没有承诺撤回国民教育科，但是三年内不会再强制推行国民教育，而且把是否开展及如何开展科目的决定权交给学校。 国民教育一词最早与香港联系在一起，是在2007年7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香港，出席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活动时致辞，强调“要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在2010年，前任特首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就有国民教育推行计划，但当时并没有引发太多关注。直到2012年5月，反对国民教育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成立并组织了撤回国民教育课程大游行。而到2012年7月，由学民思潮、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及教协参与的“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成立，并且在7月29日组织万人大游行以显示“全民行动，反对洗脑”的决心。 Anti-national education protest – our children. Photo taken by Leung Ching Yau Alex CC: BY-NC-SA.   那么国民教育究竟是怎样的一门课程，会令香港市民如此深恶痛绝？和《人民日报》文章中 “所谓国民教育，大体而言就是爱国教育” 的说法不同，香港独立媒体的黄国钜 反驳 指： 在反对国民教育的声音中，常听到一种说法：“我们不反对国民教育，但内容不可偏颇，要提六四等……”先赞同对方的前提，再斟酌内容。这等于敌人送一只木马来，守城的人竟先让木马进城，然后才慢慢看它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如此开门引虎，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而不知。… 如果硬要推行，所谓的认同，就变成简单的“我=它”，硬把自己投射到一个更大的群体上。（如策发会文件提到的所谓“we-ness”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把认同对象一些负面的东西排除掉，这认同才能成立。…日本右翼分子要重建国民自豪感，则必须先否定所谓“自虐历史观”，否定南京大屠杀。…所以，民族认同从来都是双利刃，施之于心智未成熟的小孩身上，即使没有荼毒儿童的意图，也会有荼毒之效果。 而真正点燃市民反国教情绪的，是一本，名为《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书中 回避了中国当代上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 ，包括文革以及中国人权状况，对于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权、法治、民生、等负面问题轻轻带过，用“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来形容中国共产党。 作为香港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骨干组织的“学民思潮”，其召集人黄之锋是一名16岁的中学生，由他牵头首倡的游行提出 四条要求 ：1. 立刻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