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

中国公民参选基层人大热潮

  中國七月始在全国展开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作家李承鹏在微博上宣布自荐参选,获百万粉丝支持,助选团顾问包括 于建嵘 、冯小刚、韩寒,众多网络知识分子也参选,民众不愿意「被代表」,预测将有上百万獨立候选人出现,为中國政治带来新活力。   被称为「微博达人」的作家李承鹏,五月二十五日透过微博率先公开确认参选基层人民代表,此后,一股「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风」迅猛刮起,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和广泛热议。据不完全统计,仅新浪微博,五月二十六日至少有九人表明獨立自荐参选;二十七日至少有十八人表明獨立自荐参选;二十八日至少有三十一人表明獨立自荐参选;二十九日至少有近百人表明,依法獨立自荐参选所在地基层人大代表。长期研究中國选举问题的北京政治学者、世界与中國研究所所长李凡,早在两个多月前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就预言,「今届基层人大直选,参选的獨立候选人会比上届多十倍,估计会多达百万人」,此言可望成真,中國公民自荐参选基层人民代表,步入体制内参政议政,凝聚成一股政治改革大潮。   网络名人投身竞选   在这股微博上刮起的参选风中,有天涯小区商务运营总监梁树新、中國作家协会会员夏商(夏文煜)、中國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英文《中國日报》总编辑助理 五岳散人 (姚博)、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杭州普通市民徐彦、梁永春、福州市民雁南飞(林斌),江苏常州市、浙江长兴县、湖北武汉等地都有博主、网民宣称将参选当地基层人大代表。广东深圳福田区的一位尚未足十八岁的刘若曦,也表明要参选区人大代表。他在微博上说,「今天,我离十八足岁还有十几天(今届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全国各地七月陆续开始——记者注),我征求了父母的意见,现决定参选区人大代表」。他们正寻觅选民联名推荐,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即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参选。   「选择了我,就是选择你自己」,是李承鹏的参选口号。昵称「李大眼」的李承鹏,微博的认证身份是「时评人」、「作家」,在新浪微博拥有二百九十多万「粉丝」,人气极高。二十五日中午,他在微博上说,「本人将于今年九月正式参选人大代表,在户口所在地成都,组成参选班子,严格遵守我国宪法参选相关规定。此想法去年已微博公布,现思考良久正式参选,本人是合法公民,无任何势力操纵,愿为选区人民表达他们之合法愿景,监督政府,推动社会。恳请各界人士指点参选路径及办法。同意的举手」。是日晚上八点,这条微博已被转发近三千多次,评论二千七百多条。   广东深圳,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十点半,李承鹏仍睡意朦胧,此前通宵达旦观赏欧冠足球赛电视。他从四川省成都来深圳,是受邀在书城签售最新力作《李可乐抗拆记》的。当接到亚洲周刊记者电话,问他参选的事时,睡意全无。他说,「在确认参选后,开始有点孤独感,但不出一两天,就有数十人自荐参选,看来许多人的想法是和我一样的。在屋子里众人感到很闷,我不小心触动了公民的一扇窗户,大家感受到一股新鲜空气,于是纷纷打开其它窗户。我有了些成就感」,「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中國公民的一大步。希望更多的李承鹏、夏商出现,这样我们的国家才是真正强大的、智慧的」。   李承鹏说:「我们虽然都是中國公民,但对选举选票却是非常陌生的。我其实是见过选票,那是大学时期,选票是和饭票一起见到的。那个中午,阳光灿烂得掉渣,我和几个同学在寝室打麻将赌饭票,输狠了的老大付帐时不小心扔出一票,才想起皱巴巴揣了多日的选票。那选票长得跟饭票差不多,但盖的并非食堂的蓝印三角章,而是圆形大红章。我们不屑这些选票,等麻将告一段落才瞄清,选票上是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校长,一个是黨委办主任。对于这么新奇的一个事物,大家一时纠结,除了在张贴栏宣布处分违纪学生时见过这两个名字,面目模糊。后来又打了一盘麻将,和了的人决定选谁。我和了,决定选校长,理由很简单,他给我们签发毕业证。」   选票是最重要的饭票   他说,他不是很好的选民。后来,他才逐渐意识到选票是最重要的「饭票」,人生没有比权利、比选票更重要的「饭票」了。二零一零年底的一天,他在微博上写了句「我要参选人大代表」。SOHO中國的老总潘石屹看到他的「参选」微博,立即发了多条微博,教他走什么程序会更好。他那条微博转发率特高,不一会就有八千多条。不过,不久他的那条微博竟然被「和谐」掉了。   李承鹏说:「其实,我是个很温和的人,我只有生活主张,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天下大事,油盐柴米,我们只是讨生活而已。我只是行使一个公民很简单的想法。问题是,执政者连这都接受不了,刘萍这类事件发生,令我反而认真起来。中國社会科学院学者 于建嵘 也发微博鼓励我参选。我原本想低调,想安全些,顺利些,不想面临有“中國特色”的压力,选择时机再公布我的参选态度, 于建嵘 率先披露我的参选意愿,我不能不作确认。」   他说,「被选举权是国家赋予我们的“武器”。之前,我对《选举法》等法律并不熟悉,现在在学习宪法和人大代表选举法,发现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权利,我想实践一下,看看自己能否成为合格的人大代表。我以前是记者,现在是作家,应该说,对社会的底层还比较了解。我其实是个代言人,百姓有那么多想表达的,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平台」。   韩寒愿站台助选   据悉,李承鹏有了参选大纲,目标是「必须选上」,目前正组建助选班子,有学者、律师、文化名人组成顾问团,其中有学者 于建嵘 、导演冯小刚、作家韩寒,他们都愿意到成都为他站台助选。   李承鹏将参选的是他所在的成都武侯区的区人大代表直选。他所居住的小区是知识分子、白领聚居的地方。他力求多多倾听选区居民诉求,希望能帮助他们与政府沟通。他将关注医疗、教育、农业等方面的问题,例如农业方面,农民种了水果、蔬菜,卖得很便宜,到了超市价格却很贵,政府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减少流通环节。关于这些问题,他都会有详细计划递交政府。他说,「这是一个浩大工程。我要代表人民说话。我们不外乎推动社会进步,普及文明。我们不只是要监督政府,更重要是帮助政府让选民、居民有更优质的生活,拥有应有的政治权利。政府与人民也不是对立的。微博能与选民很好地沟通,我也可以更好地接受选民监督。这事原本就不是洪水猛兽,只是有些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有点过度紧张。目前,没有任何方面跟我打招呼,给我压力」。   正在台湾的世界与中國研究所所长李凡,受邀从北京到台北参加学术活动。五月二十九日,他接受访问时说,今届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七月各地陆续开始,但现在已经极为热闹了。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作选举试点。二零一零年选举法修改,增加了一个章节,关于选举委员会的。其中有一条规定,选举委员会应避免人员冲突,要实行回避政策。选举由人大领导,但人大主任、副主任又都是代表,按回避原则,他们就不能「领导」这场选举,包括黨委书记。要回避,就令当局不知该怎么办,必须回避,又不知该怎么回避。江西省新余就选择一个区作试点。   李凡说:「没想到,随着社会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多,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大。老百姓用尽一切所能用的办法,除了上访,除了围攻政府,除了法律诉讼,还有就是参选人大代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的试点,竟发生獨立自荐候选人刘萍事件。」   刘萍是江西新余钢铁厂的职工,二零零九年内部退休,几年来一直为带薪休假和享受加班工资而维权。这次区人大代表选举,刘萍觉得作为一名普通工人维权太难,于是就产生当人大代表的想法,她的想法得到很多市民和同事支持。刘萍说:「人大代表的权限是非常大的,可以联名罢免不合格的领导,联名提议检察院副检察长、法院副院长等。我的权利一直被侵害,我被代表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利用手中的武器,也就是选票来捍卫自己尊严。」刘萍的联名推荐人超过法定人数,但她最终没有进入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在投票日前几天,刘萍遭警方约谈而「失踪」了,直到选举完才重获自由。此事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经过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当地官员不得不出面解释,可是质疑声依然不断。   新华社报道说,依据江西省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选举工作指导组办公室透露,刘萍未被列为候选人,是因联名推荐她的人数不够选举法要求,共有十七人签名推荐刘萍作为代表候选人,其中五人不是选区选民,三人退出签名,二人在新钢选区查无此人,所以有效推荐的只有七人,没有达到法定十人以上的人数规定。不过,这种说法广遭质疑。   深圳电视台支持刘萍   李凡说,前几天他在深圳,电视台播出刘萍事件,先说了新华社的报道,最后播出一个画面:十五个推荐刘萍的选民的签名信原件,还说「经确认,这十五个选民符合规定」。深圳就不信新华社的报道。渝水区至少有四五个獨立候选人,有的是上访人,有的是工人,他们遇到问题却无处申诉,于是就自荐参选人大代表。新余的渝水区开展试点,原本是关于选举委员会的,但当局没想到,竟出来一堆獨立候选人。对此,中央都不知该怎么反应。全国一批主流媒体记者争先赶去新余采访刘萍,纷纷报道事件,令当局措手不及。这就像二零零三年换届人大代表选举,深圳、湖北和北京等地出来一大批自荐候选人,热闹异常,学者举办研讨会,零六、零七年换届选举,当局下了不准这不准那的规定,将选举控制住了,自荐候选人一个一个被去除了。当局原以为今次换届选举也能控制,未料刘萍事件刺激了各地选民。   李凡说:「网络公众人物参选人大代表,是合法、正常地行使公民权利,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进步。运用微博表态参选,表明中國百姓有政治参与的意愿,却没渠道参与,自荐参选成了重要渠道。到今天为止,中央对此没有说什么话。」   原载《亚洲周刊》   作者:江迅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6-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公民参选基层人大热潮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马英九胜选的十大启示 (19) 马戏团总监们的最后决定——评美国总统选举的闹剧 (0) 越南国会实行竞争性直选意义重大 (1) 被误读的选举制度 (0) 美国大选给我们的启示 (10) 百岁老人的临终一票 (0) 我下跪,只求选举合法 (0) 干部选举为什么就不能直选 (0) 小小的遗憾 (2) 回首那次别开生面的基层选举 (20) 向台湾人民致敬 (35) 台湾选战——正在进行的游戏化政治实践 (10) 台湾立法院选举和北京对台政策的误区 (0) 台湾的今天,大陆的明天——台湾大选观感 (20) 台湾民选——七大谎言的破灭和三大启示的烛照 (65) 乌克兰选举对台海的隐喻 (0) 不要恨乌及屋 (0) 一则寓言的启示 (0) “选民素质低”质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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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腐败,让亡国亡党持续发生……

  〖提要〗:中國中央政府部委办以特权建几栋房,买卖给其属下官员这似乎很人性化有道理,但这种房屋、地产等是非市场化所得,这就出现了国家公共利益与权力的举世不公。从公共集体“权力腐败”到个人职务“权力腐败”,再到“书记腐败”一锅端,演绎了中國权力腐败、前赴后继、执政黨根源无奈的登峰造极。中國一黨执政下的60多年腐败,有其根源的无奈与现实的结果,这就是国家财富、公共利益被无辜无情的侵占、瓜分、漏掉,却从源头上无法、也没有任何制度来加以堵截,长此以往……   〖引子〗:按着全球法治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法则,任何国家机关、公民利益的取得应该当然的建立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的平台——社会公共利益之上。而中國国务院所属国家商务部当然也不应该成为例外,特别是土地、房地产等国家权力、利益的取得,更应该规范在“市场经济地位”行为的取得或失去之上,这是一个“法制国家”最起码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个体集權官员、没有任何制衡腐败犯罪的必然性;中國公民无法参与的黨政、公检法等等,演绎着一场接连一场、前赴后继的“亡国亡黨”……   1)、   上层建筑、制度腐败,是一种最可怕的根源腐败。中國商业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3月26日文章揭露,在房价居高不下、进入全球之最行列的北京市,中央某部委在寸土寸金的二环附近盖有内部福利分房,内部价格仅为北京市同等地段估值的六分之一。网上流传《2011年商务部公务员最牛分房方案》文章,指商务部以“经济适用房”名义盖楼分给官员。业内人士指出,中央机关享受单位自建房的权利,利用国有土地走经济适用房的路线,这是一个巨大的中國不公,是权力、極權的一种大腐败。若中國黨、政、军等至上而下层层若是,则最少使中國房地产市场总量减少一层到二层的巨大市场分割,这种“特权”——体制腐败更有可能每届黨政军政府周而复始、没完没了的前“腐”后继,形成中國社会自最高层而下的一个毒瘤阶层,这种毒瘤阶层从中央、到地方直辖市、省、县、乡层层盘结。体制腐败,是一种公然允许的腐败,是他人无法公允得到的利益;所有腐败之本,就是取得既得利益,或大或小、或天外飞来之财富、或千万人都不可企及。   尽管来源于中國共產黨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集团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在文中并未具体点政府机关的名,仅以“xx部”代称,但更早曝光则是网上流传的《2011年商务部公务员最牛分房方案》,后文中称,这栋被当地房屋中介估值达4万元/平米左右的楼院,仅以6900元/平米的内部价分配给了商务部的公务员。按照每套最小90平米计算,一套房比相同地段北京市的房地产市场价约低出200万元人民币,是一个年均20万元公务员10年、不吃不喝干净、正当的总收入。   网络同时流传一份“关于印发《商务部和平里职工住宅内部销售办法》和《商务部和平里职工住宅内部销售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可以在清晰影印件上看到单位名称、售房价格等相关内容。据中國公开媒体报道,被曝光的楼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4区10号院。这栋6层灰白色楼院配有电梯,楼前楼后均有长40米宽5米的空地预留作车位,四周还有铁栅栏围护。该楼院相邻地坛和雍和宫,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堪称黄金地段。据深入调查,10号院于2008年开工建设、2010年落成。整个项目建筑面积为5455.9平方米,工程投资预算是1600万元左右,建设成本折合每平方米2933元,即便是在2008年的建筑市场,其成本也算比较高的了。   文章称,不仅如此,该地段一直是各大部委职工住宅密集地区,除中國国家商务部之外,还有国家人保部、国家财政部、煤炭部、林业部等部委也在此有职工分房。分房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部委机关服务局或国管局收购开发商的房子,然后按照低于市场价格4/5或至少2/3以上的标准(一般售价为5000-6000元/平米)销售给公务员;二是由部委自筹资金,在划拨的土地上建设职工住宅。10号院即属于第二种分房形式,这种分房形式是特权、权贵的经典的代表。   在中國国家商务部文件中,该项目被称为“经济适用房”,但依照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申请人家庭收入须不高于4万元,且须经过公示、摇号等程序。但在10号院项目上,这些程序都被规避,反有知情人透露,能够分到房的必须是处级以上干部。如果按中國各级政府管理的所谓“经济适用房”序列中,所有的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化机制都被减免,成为中國高官阶层一道风光无比、绝无仅有、绝对极致的风景线。   据行业内人士透露,从中央政府机关每年都有经济适用房的指标,但在从拿土地到房屋建设的程序上,政府直接出面投建会遭遇制度阻碍。因此,相关单位便采取结合当年经济适用房指标的方式来建房自售,然后按照经济适用房的价格,销售给员工,再去申报经济适用房指标,这样就给当然的合法化了。   据市场经济学环境研究认为,这种政府部门内部低价售房的情况从1998年以来已经持续很久了,是权力“双规制”的必然产物。中央机关享受单位自建房的权利,利用国有土地走经济适用房的路线,这是一个巨大的中國社会不公平,是权力极致的腐败。若是从中國从中央政府,到省市、县乡等中共、政府都这样从上而下,那么中國的这个市场将充斥中國5000万在职黨政军警官员,成为最高权力之下与所有公民的决定另类。   这样举国体制允许、体制制造的特权优先腐败,怎么不让一代一代的公民们官逼民反?更为严峻、黨政核危机的是:这种举国政府光明正大的“特权腐败”,就在14亿中國国民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堂而皇之坦坦荡荡的一直延续60多年在不停进行着,中共中央、中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胡錦濤却看不到、就在国务院总理溫家寶鼻子底下他却根本视而不见,这是中共独黨执政、非“法制国家”、无法避免的一种体制“核漏洞”,而当今世界的所有“法制国家”则没有这样的体制“核漏洞”。该报道已经在中國全国范围内遭遇网络上大封杀,中國最大的门户网络新浪和网易等门户网站新闻中心的相关消息被删除、屏蔽,但在各个论坛上仍然有大量转帖广为流传流长。   2)、   权力腐败。这是之最“权力腐败”的案例,据来自南京3月31日电文说原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姜人杰受贿案于3月31日二审公开宣判,江苏高院驳回姜人杰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此前,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对姜人杰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姜人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姜人杰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此案,已经延续审判了超过了六年多时间,早已超过了中國法律以及《刑法》规定管辖的期限),2001年上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间,上诉人姜人杰利用担任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城建、规划、房地产开发等工作的职务便利,帮助他人保留已被确定取消的土地开发项目、进行土地所有权置换、介绍工程业务及结算工程费用等,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0857万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   一个跨越时空六年多的公开逮捕、立案与法院审判的黨政腐败,这样的黨政反反复复的亡国亡黨案,怎么不国破家亡?最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姜人杰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财,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姜人杰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姜人杰向办案机关检举他人涉嫌犯罪线索,经查证,不构成立功。一审法院根据姜人杰受贿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一如中國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的权力腐败,只要他一出手就可以财源滚滚、无所不能。   3)、   据新华社旗下《半月谈》(内部版)4月号最新报道,2009年以来,辽宁省省会沈阳市纪委先后查处了沈阳市原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刘和、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史超、沈阳市于洪区公安分局局长袁长占等市局局长、副局长、区分局局长等一系列大要案。案件暴露出中國体制内干部队伍中少数“害群之马”腐败生态链及生存腐败环境的难以遏制,仅辽宁省沈阳市被牵扯的公安干部就达数100人之多。这是中國反复出现的公安、法院等腐败案的再度爆发。   2009年沈阳市纪委在调查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史超包庇儿子犯罪、受贿等问题时,发现沈阳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和存在包养情妇、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重大违法违纪问题,于2009年1月22日对刘和采取“两规”措施。后经查实,刘和在领导岗位期间,受贿及非法获利500余万元。2010年4月刘和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同年3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史超有期徒刑15年。据长达82页的判决书显示,史超涉嫌受贿达49项。据办案人员介绍,史超被“两规”后,从他家里查出大量现金、存单、玉器,在250多平方米的高档住宅里,烟酒补品成堆,各类玉器、书画等收藏品达9000余件,办案人员用了两个月时间清理登记,之后用拉邮件的卡车运送,一天一车,一连拉了15天。   2002年5月,沈阳市公安局东陵分局政委袁长占接替史超,任东陵分局局长,2004年3月又调任于洪分局任局长。在这两个分局局长任上,袁长占利用提拔任用干部之机,收受近百名干警贿赂及礼金,高达300余万元,人称“卖官局长”。2009年2月,袁长占被沈阳市纪委立案查处。据办案人员介绍,在袁长占一案中,涉案干警99人,有的是于洪、东陵两个分局的骨干。他们在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时临危不惧,在面对危险繁重的任务时不曾懈怠,却在面对官场潜规则时却一个个的倒下了。据调查,袁长占及沈阳公安腐败窝案,可谓中國官场、体制的一种必然现象:   (a)是年节前后,特别是自2002年担任东陵公安分局局长后,随着权力的扩大,收受钱物也水涨船高。一到过年过节,到他办公室里的干警络绎不绝:“局长,过年了,我也没买啥,多少这点意思。”说完,把钱往报纸或者文件里一夹,转身就走。这样的人情往来,袁长占平均每年收受钱物达40余万元;(b)是干部晋级和岗位调整期间。一般都是副科长变正科长、副所长变正所长、正科变副处,价码不等,低的一两万元,高的五万元。这种用人标准深深影响了分局干警的积极性,不论工作好坏,只要想“进步”就得给袁长占送钱。一些民警私下里就送钱交流心得,个别家庭困难的干警,为了能早些提拔,甚至到银行贷款给袁长占送钱;(c)是红白喜事、生病住院时收钱。袁长占母亲去世时收下属钱款近50万元,父亲去世时收了20万元,而袁长占自己两次生病住院,加上儿子结婚,一共收了130余万元。仅住房,袁长占就以其父母和子女的名义购买了6套,在沈阳市内五区均有房产。中國干部体制升迁变动,就这样60多年一直都漏洞百出、举不胜举,中國黨政干部的各级书记、主席、省长、市长等一样不用公民来“举手”通过,通常根本不用公民和百姓有半句话说,就是一两个人就决定了这些干部的一生。   这样的公检法体制、黨政体制腐败,怎么来维护一个社会的正常、公正、阳光下来运行?一如日本大地震的核电危机,是当今世界的不治之症,可能将危害人类800年甚至更远。中國体制漏洞——当然腐败,长期生生不息的象“核泄漏”一样60多年一直存在、不断,谁也无法遏制的每每爆发。除了文中所讲的辽宁省沈阳市(710万人口)公安腐败窝案,还有广东省湛江市(750万人口)陈同庆黨政腐败窝案,2011年4月29日曾经遭遇黨政一网打尽的湛江中级法院9名法官为钱而执法腐败窝案,更有2011年爆发的广东省茂名市(720多万人口)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腐败大案,罗一口气供出超过数100多名黨政官员黨政干部腐败一锅端的天下奇案……如此湛江、茂名等等前赴后继的黨政腐败,中國绝大多数公民只能无奈、无奈的沉默一切,这些一如一个新加坡国家般、超过500万人口的“亡国亡黨”腐败案、前赴后继的不断发生;且这种“书记权力”所造成的局部腐败远胜于苏联体制所造成的致命危害。这都一针见血、历史性的暴露了这种体制无人能制衡、当然60年长期存在、没有任何变动的“核泄漏”。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作者: 巩胜利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2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腐败,让亡国亡党持续发生……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面对腐败,社会心态知多少? (4) 青年人的“榜样”——也谈腐败 (0) 都是“腐败”惹的祸 (1) 贪污腐败的真正机制是什么? (0) 谈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 (0) 警惕“小民的腐败” (0) 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2) 落后挨打与腐败挨打 (0) 腐败者的“奇技淫巧” (0) 腐败缘何惩而不败 (1) 腐败的通行证 (0) 腐败的群众基础 (1) 腐败的症结是群众? (0) 腐败的另类分析 (0) 腐败现象,谁应承担失察的责任? (0) 腐败现象的源头在哪 (0) 腐败猛于虎 (0) 腐败文化 (6) 腐败大坝 (0) 腐败吞噬了多少财富 (5) 腐败分子为何不怕亡党亡国 (0) 腐败与战争 (0) 给“集体腐败”一记棒喝 (0) 第三只眼看腐败 (0)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中国腐败面面观 (0) 由腐败所想到 (0) 现阶段中国腐败的特点及治本之策 (0) 现时的腐败现象与解决办法设想 (0) 泛化腐败等于纵容犯罪 (0) 沿海是腐败的前沿 (0) 没有监督机制是腐败的根源 (0) 江姐,你与腐败擦肩而过 (2) 比腐败更可怕的惰性 (0) 杜长平们这四年改正了什么? (11) 杀了他算了 (0) 无声冷对腐败 (0) 教育的腐败:人道,师道和钱道 (0) 揭露腐败会产生“负面影响”? (0) 打掉腐败分子最后的希望 (0) 打倒公车腐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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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继一个星期之前新加坡反对黨(工人黨)史无前例地赢得一个集选区之后,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和国务资政吴作栋先生上周六毅然宣布退出内阁,目的是让年轻一代领导人在更加艰难和复杂的局面下带领新加坡继续前进。新加坡前两代领导层打造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新加坡,不仅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让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第三世界跃升到第一世界,而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等方面确立了基本国家制度。   谁也不会否认,没有李光耀这一代领导人,就不会有现代新加坡。但是,任何政治都要与时俱进。时代变革了,领导的风格和方式也必须变化。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说,“我们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新加坡已经进入新时代,政府不可能还像过去那样运作……总理可以,并且也会根据新的局势去修订和改进政策”。从领导层的代际变化意义上说,李光耀先生和吴作栋先生的决定无疑是最理性和明智的。   在困难的时候把重担完全交给新一代!如果把这个场景放置在中國政治中,结果可能完全刚好相反。越是有困难的时候,老一代越不可能把责任移交给年轻一代。中國政治文化似乎没有给年轻人、或者年轻一代领导人多少政治空间。一般的情形是,老一代都会以各种理由来延续其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有困难的时候,老一代都会纷纷出动来维持现存政治局面。表面上看,老一代这样做是负责的行为,但实际上这样做是有极其负面的政治结果的。   政治退出制度非常重要   用比较学术一点的语言来说,对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来说,无论是多黨政治还是一黨政治,建立“政治退出”(political exit)制度非常重要。民主政治有很多政治功能,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解决政治退出问题。多黨制下,政黨轮流执政就是一种政治退出方式。在一黨制下,一种有效的方式就是领导层之间的代际更替,如果处理不好,一黨政治的衰落不可避免。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这些地区的政权完全和社会现实脱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领导层代际更替缺失或者异常缓慢。当同一代政治人物统治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很多负面的结果就会接踵而至。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执政黨。一黨要长期执政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退出制度。实际上,无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还是现实政治的需要,确立和完善政治退出制度已经显得迫在眉睫。   在这方面,人们无须回到中國数千年历史。自清朝后期以来的中國历史就足以说明建立政治退出制度的重要性,或者说没有政治退出制度对中國政治带来的恶果。清朝晚期,光绪是皇帝,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在背后操纵政治。面对朝廷衰亡困局,皇帝想大刀阔斧地改革,但遭到慈禧太后等老一代的竭力反对。以太后为代表的老一代软禁了皇帝,杀了年轻的改革者。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朝廷的衰败。到最后,太后迫于形势的压力,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可惜,真要改革的时候,革命的力量已经兴起,革命的进程已经开始,改革为时已晚。很多人说,光绪皇帝年轻一代的改革过于理想,不见得会成功。但是,还有什么比朝廷被推翻更糟糕的呢?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國有政治退出制度,光绪皇帝能够主导改革,不至于造成朝廷被推翻的局面。   鄧小平是中國政治历史转折点   在经历了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动荡之后,中國才建立了新政权。但毛澤東并没有解决好政治退出这个问题。在新政权的早期,毛澤東是有这个政治意识的。毛澤東曾经设想领导人渐进式的退休制度。他先设计了领导层的一线、二线,但是没有成功。不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直到他去世,他没有一天退出过政治舞台,并且在他在位期间,中國连最起码的领导人退休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设想一下,如果在“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毛澤東能够正式退休,放手让刘少奇、鄧小平等来解决所面临的新问题,那么很难想象日后的“纹化大革命”悲剧了。   鄧小平是中國政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鄧小平接受了毛澤東时代领导人个人專制的教训,开始把一些具有民主特性的制度因素引入黨内,尤其是领导体制。鄧小平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建立了各级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废除了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到今天,中國有两种制度已经高度制度化,非常值得称道,即任期制和年龄限制。任期制从本质上说结束了领导干部终身制,而年龄限制的制度使得很多年轻干部有机会进入领导岗位。这些制度使得中國政治尤其是人事方面的更新非常迅速,也是中國政治的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不过,鄧小平只完成了制度改革的一半。尽管领导人退休制度牢固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确立政治退出制度。   今天的中國,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退而不休。一些领导人尤其是一把手尽管正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没有正式职位,但还是以各种方式来干预现任领导各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人事和政策;第二,从一线退到二线。一些领导人的退休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从政府先退到人大,从人大再退到政协;第三,从一个职位到另外一个职位。因为没有政治退出制度,一些干部犯了错误,但不能退出,因此,就从其犯错误的岗位上调开,到另一个岗位,或者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第四,从显身到隐身再到显身。一些领导因为犯错误或者其他的原因,下台之后的一段时期里隐身起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又显身出来了。   政治制度的关键是政治责任   没有明确的政治退出制度,已经给中國政治造就了无穷的缺陷,影响着政治体系的正常运作。至少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没有政治退出制度,束缚着年轻一代领导人的手脚,妨碍着他们的执政能力。这尤其反映在一把手的职位。一黨长期执政的优势在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至于像多黨制国家那样,新上来的执政黨可以终止前任政府的政策。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会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这就要求新任领导进行政策创新。但中國政策创新和政策执行的能力正在急剧衰退。因为限任制,一把手一般可以两任。但在其第一任期间,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前任所安排好,新领导层没有多少空间。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前任领导往往“退而不休”,时时刻刻都想影响现任领导,这又会严重阻碍着现任领导的政策创新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今天,中國尽管已经没有正式的一线、二线之分,但实际上的情形仍然存在着。因此,整个统治机器的工作效率大受负面的制约和影响。   第二,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也导致了政治责任的不清楚,即谁应当负责的问题。任何政治制度的关键就是政治责任问题。实际上,任何组织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领导的代名词就是责任。中國现在的体制较之从前的个人專制有了很大的进步。现行集体领导体制保证了黨内民主,避免出现个人專制情形下的一系列错误,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各级政府的集体领导有些时候往往演变成集体不负责任。现任领导之间、现任领导和前任领导之间,往往存在着非制度化的、说不清楚的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现任领导要负全部责任,但实际上的责任可能在“退而不休”的领导。执政黨和政府一直在呼吁行政责任制和政治责任制,但这个制度就是建立不起来。   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加上中國存在的特殊的黨政关系,有效地制约着政权运作的效率。很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尽管中國理论上仍然是政治集權制度,但领导层的权力高度分散化。例如,总理应当是部长之首,对国务院负全部责任。但是,总理没有权力解雇任何内阁成员(部长),因为所有部长并非总理任命的。在黨管干部的原则下,所有重要干部都是黨任命的。这种情况也存在黨的方面,黨的领导集体内部缺失等级秩序,缺失责任制度。   特权阶层日益庞大加剧财政负担   第三,也同样重要的是,政治退出制度的缺失从长远来看也会使得国家的财政经济负担过重。随着卫生和医疗技术等各方面的巨大进步,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中國老干部队伍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财政负担的越来越重。老干部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理应得到照顾,这不是问题,但如何使国家财政能力可以持续却是个问题。因为没有政治退出制度,中國官员一天为官,就可以终身属于特权阶层。这些年,中國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但也有越来越大量的财政力量流向特权阶层。中國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为什么难以公开透明?很简单,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特权阶层阻力的使然。   怎么办?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一方面是政治退出制度,即大多数政治人物在退出政治之后,就变为普通老百姓,不再享受特权。只有少数特殊的政治人物,例如总统和总理可以继续享用一定程度(法律所规定)的特权。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特权阶层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说,通过社会制度例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的建设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而退出政治领域的前特权阶层也同样享受社会的制度保障。这个社会化过程很重要,一方面保障了基本社会正义,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因为要照顾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目前的中國,很多人都在高调讨论各方面的制度改革。比起那些宏大的改革叙述,这里所讨论的政治退出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制度细节。但也很显然,这个制度细节能够影响到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它与政权的效率有关,政治退出制度无疑可以提高和强化政府无论是政策思想的产生、决策和政策的实施方面的能力。它与政权的可持续性有关,如果特权阶层越来越庞大,国家财政负担也必然越来越巨大,直到超出财政担负能力。它与人民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有关,特权阶层越来越大,不仅消耗着庞大的财政资源,而且也会消耗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人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认知程度。   很显然,如何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在鄧小平建立的退休制度基础之上实现政治退出制度?这是一个中國领导层不得不考量和解决的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作者: 郑永年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2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政治退出与中国的政治变革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越南国会实行竞争性直选意义重大 (1) 联邦制真的可怕吗? (2) 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 (0) 皇帝与总统的运行轨迹 (1) 消除金钱政治的妙法——统一平均使用政治献金 (6) 民主迷信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3) 晚清的开明专制化及其失败 (3) 政治开放不能止步于网络 (4) 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和三大任务 (0) 政改难的原因 (0) 改变游戏规则,许宗衡也许还能当深圳市长 (3) 我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0) 想起“五四”不能不怀念北洋军阀政府 (0) 建议北京奥运后实行“新政” (59) 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 (19) 尝试构思一种适合中国的新体制 (13) 对人大的领导应该体现为占据多数席位 (1) 公权专制与民意的暗昧性 (0) 以科举制为主导的无党无派的政治体制的构想 (0) 从正治到政制——关于“思想感情”的不可能性 (5) 从对立统一规律想到政治体制改革 (0) 从“政治腐败”案例看政治体制改革 (0) 什么是正确的理论 (1)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分析 (0) 中国政改路线草图——两条线,三只角,四个点 (0) 中国处在政治体制变革长过程的后期 (0) 中国农民拉开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幕 (0) 中共第五代领导将启政改 (2) 不要给反对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以口实 (0) 三权分立:破解“三”之迷 (0) “网络政治”冲击官员及民众 (0) “橡皮图章”如何变? (0) “天国”一场腐败的乌托邦试验 (0) 2009,给我一个“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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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不堪税负之重

  通胀系数的微弱变化,可能意味着数千万企业家命运的动荡。尽管中國经济“蒸蒸日上”,但中小企业却日益感到窘迫。   20年前,中小企业还能依赖廉价的人工和原材料,在短缺市场卖个好价钱,以此获取比较不错的利润,对税率的承受能力还比较强。但随着国内资源和人工的高涨,供应过剩导致的价格战不断升级,企业的利润越来越低,增长的利润日益被税负抵消。对抗高涨的企业成本,减税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财政手段,但往往是见效最快、惠及面最广的一剂“解药”。   一个老板的税单   2002年,吴路大学毕业后进入深圳一家大型IT公司任职,拿着每个月5000多的薪水,志得意满。2008年底,工作6年的吴路,虽然已成为部门主管,月薪近万,但他发现自己可支配的金钱越来越少。   吴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当年税前应发工资是9800元,扣除养老保险784元、医保196元、失业保险98元、住房公积金1176元、个人所得税734.2元,拿到手的工资是6811.8元。吴路对这样的收入并不满意,“每个月要交3000多元的房贷,水电和物业管理费加起来也有700多元,剩下不到3000元的薪水,只够吃饭了!”   吴路认为,当老板就会“从容一些”,于是决定创业。想不到,他面临更重的税负以及更艰难的困境。   2009年的春节,吴路向父母借了50万,和两个朋友一起在深圳开了一家披萨店,注册资金150万,前后投资共300万。吴路在创业之初就打定主意要做一家规范的公司,他认为只有与国际接轨企业才有做大的可能。两个合伙人中正好有一位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经济学硕士,于是这家披萨店和传统的小商户不同,一开始就制定了规范的财务制度。讽刺的是,恰恰是这种思路,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吴路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公司账目,一份全英文的Excel表格,每个月的现金收入有15万元左右,食材的成本接近5万,再扣除5万元人工和1万多元的租金,税前收入仅剩下3.5万元。交完5%的营业税7500元,城建税(营业税的7%)525元,教育附加费(营业税的3%)225元,地方教育附加费(营业税的2%)150元,堤防税(营业税的1%)75元,税后营收为26525元。   除了税收,吴路的披萨店还得交各项杂费,他提供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工商年检费300元,垃圾清理费1200元,环境卫生评估费200元、消防许可费300元,员工健康证费用1500元,等等,一年的费用接近4000元。   “一个月税收8000多元,税率差不多是23%,净利润只有2万多,平摊下来每个人拿到手的不到1万,这样的‘分红’还是税前收入,如果再申报个人所得税、交完各种保险,和打工也差不多了!”   高成本时代   虽然税费和杂费有点重,但还不足以影响吴路创业的信心,可飞涨的人工和原料价格彻底击垮了他。谁也没料到,2010年一轮迅猛的涨价潮,披萨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了20%以上。吴路对CPI指数开始敏感起来,“虽然统计局公布的CPI指数只是个位数,但我感受到的却是两位数的增长。”此前,吴路从未感受到统计数字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这一次他有了切肤之痛。   食品价格就像火箭一般往上升,你只能眼睁睁地为此埋单。成本增加了20%,吴路却不敢擅自涨价,因为再涨就和必胜客的价格差不多了,“比必胜客还贵,谁还来这吃?”   与原料价格高涨相比,更让人难以拒绝的是员工开始要求加薪。   吴路的公司雇佣了20多名正式员工,此外还有20多名兼职人员,去年深圳的最低工资是1100元,如果深圳籍的员工,公司还需要为他缴纳各种社保,每个月的人力成本大概是5万元左右。   “交完税和各种杂费,每个月只能赚2万多,原本利润就低,如果再加薪只能亏本了。”2010年底,吴路陆续接到员工的辞职申请,“因为工资太低,生活成本又高,过完春节,有些员工就不准备回深圳了,觉得没有意思。”但重新招募员工更难,“招聘广告贴了一个多月,还没招到员工,都嫌薪水太低。”   2011年1月31日,吴路和他的两个伙伴做了一个痛苦的抉择,他们决定结束公司,重新找工作做回上班族。“做实业不容易,300万元就这样没了,还耗费了我们两年的光阴。”吴路说,如果两年前拿着这300万去炒楼,一定不是如今的结局。   今年4月1日,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再次上调,由1100元增加到1320元,全国最高。   在通胀高企、人工飞涨的经济情势下,像吴路这样,没有商业经验却拿着300万元投身实业的人并不多见,大部分有实力有资金的小老板们,更多的是炒楼、炒股、“持币观望”,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时候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   今年一季度GDP增幅达到12.5%,经济情势一如既往持续走好,但CPI也一路高涨,3月份涨幅高达5.4%.虽然众多的经济学家反复强调,我国的物价总体可控,但经济学家的过分乐观并不能改善中小企业苦苦挣扎的困境。虽然有经济学家表示,相对于12.5%的经济增幅,6%的通胀率是企业可承受的,但小企业的感受却并不相同,尤其是微型企业,即便是抽象的6%人工增幅和6%原料成本上涨,也可能意味着小企业的绝对亏损。   6%的人工增幅,或许远远大于6%的原料价格增长,中小企业必须获得超高倍的利润率才能抵消这些数字的疯长。如果中小企业的利润增长空间继续被国企压缩,那么,贡献了中國税收总额50%的中小企业恐怕又将遭遇一轮“倒闭潮”。   在高成本时代,企业利润增长有限,为让中小企业能够生存下去,维持现有的就业岗位,政府必须出台相应的财政政策,减税迫在眉睫。   减税惠民   黄慧如的故事就有些讽刺。她的成功经验只有3个字:“钻空子。”   去年,黄慧如开了一家专营进口护肤品的小店,雇佣了两名员工,每个月的营业额有10多万,利润平均在3万左右,因为是按照个体工商户注册,没有完整账目,不需要查账缴税,纳税定额是5000元。按照3%的定额税率,每个月只需交150的税费,再加上城建税10. 5元,教育附加费4.5元,堤防税1.5元,一个月的总税额为166.5元,扣除房租,还能赚2万多。   黄慧如的聪明之处在于,虽然收入不错,但她并没有打算扩大规模,因为一旦注册公司,年收入超过80万,财务就必须规范,也要按一般纳税人交纳17%的增值税。“如果注册公司,接受查账缴税,完全按照实际营收额交税,一件单品要贵20%以上才能保证现在的利润,那我只能关店谢客了。”这说明,个体经营者的利润一部分来源于偷逃的税款,完整的账目反而成为正规企业利润的“黑洞”。   今年,中國的GDP和政府财政收入继续大幅增长,但企业普遍困难。据工信部数据,今年前两个月,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亏损面达15.8%,同期增长0.3%,亏损额度增长率高达22.3%.而这仅仅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经营状况,工信部表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亏损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政府财政收入增幅达到37%,中小企业对税收的贡献高达50%.这意味着通过税收,中小企业的利润进一步被压缩。政府同时还出台各项措施,要求企业提高工人工资,人保部刚刚向公众表达了5年内实现工资翻番,未来5年每年增长13%的决心。   在通胀高涨、经济预期下行的危机之时,通过大规模的减税应对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手段,许多国家都把中小企业的减税政策放在优先位置。目前,奥巴马正强力推行他的“就业抵税”减税政策。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奥巴马政府考虑对来年增募新人的企业施行税收抵免。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已经数次延长减税计划,频繁出招减税,惠及98%的美国民众。   反观中國,自2008年以来还未曾出台过普惠的大规模减税方案。因为中國现行税制的约束,地方政府并无税制的决定权。税收减免应该是一项普惠的政策,但在现实的操作层面上,大多是出台一些细小的补充规定,修修补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陈小姐是广州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财务人员,她向记者表示,虽然从事财务工作10多年,对各项规定都相当熟悉,但她经常都要浏览税务部门的网页,从国家税务总局到省税务局,甚至区一级的税务局网站,都需要时时关注。“国家经常出台补充规定,地方也常出台各种文件,如果不经常学习新政策,企业会多交好多税。”   对于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地方政府希望有所作为。广东省中小企业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税收优惠是国家层面的措施,省级部门很难有所作为。“我们主要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管理,很难在制度上进行支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广东省政府相继出台文件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比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104号文,提到了8项税收优惠政策,但其实这个只是我们对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一个归纳整理,并非新推政策。”   中小企业发展有四大难题:融资、土地、人才和税收。前三个难题,地方政府可以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但在税收问题上确实无能为力,而减税对中小企业的效果又相当显著。“即便是对现有税务优惠政策的归纳整理,2009年一年,广东中小企减少的税款也高达30多亿元。”广东省中小企业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所谓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就是税制,中小企融资困难,资金短缺,如果能够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中小企的资金困境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错位的税收   中國经济数据的“三高”已持续多年,财税收入和GDP、CPI一路赛跑,自去年突破8万亿大关之后,中國已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富裕国家”。但与国家的“幸福感”相比,焦虑不仅在底层民众中蔓延,原本就不够“壮大”的中产阶层,包括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家也愈发感受到生活的窘迫。   通胀带来的生存压力,最明显的是食物价格的上升。而让餐厅老板发愁的是,虽然价格涨了,亏损的额度可能更高。广州一火锅连锁店经理向记者解释,“200元的定额发票,需要交8元的税点,加上其他的税费一共是18元,涨到240元则需交9.6元的税,再加上5%的营业税及附加税种,一共得交21.6元的税。”这个税费比涨价之前多了3.6元,涨价的40元根本不足以抵消食材成本的上涨,却还要多交3.6元的税,一天下来就得多交近1000元的税。“所以现在我们都尽量避免给发票,送一袋米或一小壶油都比开发票划算。”   在纳税的同时,我们也在为隐性的税收埋单。比如日常生活所必须的面包、馒头、牛奶、白糖等“工业产品”,生产厂家需要为此交纳17%的增值税、25%的企业所得税和5%的营业税,并同时在营业税额度上再增加7%的城建税、3%的教育费附加、1‰的印花税、1%的堤围附加费以及2%的地方教育费附加。如果再加上工会费、工商年检费、垃圾清理费、环境卫生评估费、消防许可费等各种非税费用,企业利润所剩无几。17%的馒头税还只是一个最基本的税额,如果将其他税项加入,我们为馒头交纳的额外费用可能超过30%.   佛山一家生产铝卷材的工厂设立了占地近700亩的铝板生产基地,年销售额达到10多亿,仅以5%的营业税来计算,税费达5000多万,25%的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税项还未被列入。去年以来,原料价格高涨,但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也不多,企业扩大规模后利润率反而下降。虽然利润下降了,但因为产品价格在涨,企业的总营业额也在涨,因此交的税费也一同在涨。“如果公司亏损,企业所得税不用交,但营业税和其他税种照样得交,土地增值税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且额度还在不断提升。” 公司负责人对增长的税务成本感到无能为力,“隐性的税收很难一时解决,各种税收优惠也太复杂,不一定适合我这个行业,而且也要向税务局申请核批,战线太长。如果在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部分直接降低税率,效果就很明显。”   考虑到地方财政的不均衡现状,非普惠型的税收优惠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因为征收体制的问题,容易造成权力寻租,反而恶化企业税收的不均等痼疾。比如各地普遍实现的出口退税政策,因各地财力不同,落实情况有很大差距,不利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因此,普惠的减税政策——降低税率可能是当前比较适应国情的一种税收优惠措施。   但就目前税率调整的现状而言,个人所得税起增点的调整都面临各方利益博弈的复杂局面而困难重重,涉及面更广涉及金额更大的企业税率,下降的空间又有几何?   文|本刊记者 |毛凌云 发自广州、深圳   来源:南风窗   作者:毛凌云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17.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小企业不堪税负之重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高管年薪一元的高风格何以无人喝彩 (0) 飞利浦的“反倾销”阴谋 (0) 铁矿石全球“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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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种菜

  为确保供应安全的绿色食品,特供农产品基地应运而生。    那个叫“海关大棚”的地方   两米多高的围墙和铁栅栏环绕四周,五名保安把守……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提醒,很难找到这个名叫“海关大棚”的地方,更难以知道这是一个专供北京海关的蔬菜基地。“海关大棚”全称是“北京海关蔬菜基地暨乡村俱乐部”,占地两百余亩,其位于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王家场。   知情人士透露,基地已与北京海关合作十多年,这里出产的瓜菜只供给北京海关。每周一、三、五早上北京海关的厢式货车来基地拉菜,一次拉过去的蔬菜最少也有数千斤。“海关大棚”只是众多政府特供食品基地中的一例,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顺义有特供蔬菜基地的不仅是北京海关。而全国各省级政府的一些部门都有特供食品基地。   这些特供食品堪称真正的绿色食品,其首要强调“安全”。2011年5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进入到戒备森严的“海关大棚”。   从“海关大棚”大门口进入,绕过花坛,可以看到一座外观酷似别墅的接待大厅。透过落地玻璃大窗,近处是一口鱼塘,远处绿色满目,果园里桃树、梨树已经挂果。   基地里六十四座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每座大棚入口处其实就是一间工人房,里面有简易床铺和凳子。墙上挂着一张“蔬菜生产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的告示板,技术提供方是顺义区种植业服务中心标准化办公室。   东西两组大棚之间各有一条南北向的排水沟,中间是一条能通行中型货车的水泥路,供平时运输蔬菜之用。除个别工人来自东北外,其他都是当地村民。通常,一个工人负责照料四座大棚,只要人不在,大棚一定上锁。   业界曾一直流传菜农从来不吃自己种的大棚菜,原因是这些菜是农药灌出来的,化肥催出来的。而在“海关大棚”,工人们拍着胸脯保证——肯定没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种的,绝对放心!”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海关大棚”的采摘工人随手从瓜藤上摘下一条还挂着花蒂的黄瓜,不用水洗,甚至连毛刺也不用处理,就直接咬了起来。   为了杜绝化学污染,种植所需肥料几乎一色鸡猪牛羊粪有机肥,即使打农药也是生物农药,且格外注重采摘安全期,“未过安全期的,哪怕烂在地里也不会采摘”。“种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大路菜。”该基地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谓大路菜是指黄瓜、茄子、西红柿、笋瓜、豆角、圆白菜、空心菜、油菜等普遍食用的蔬菜。“我们种什么,他们(北京海关)就要什么。”    特供,不仅在北京   事实上,“海关大棚”只是特供食品一例,特供食品不仅存在于北京,也不仅涉及果蔬。   特供食品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地方一些部门拥有专门的基地,这些基地收获的所有瓜菜一律进机关食堂。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两年前,他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机关食堂吃饭时,同行的人就透露该院在距离西安三十公里外的户县拥有自己专属的机关农场,专人管理,保证所有蔬菜瓜果绝对无毒无害。   相比陕西等地仅种瓜菜之外,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的做法更加高超。据知情人士透露,十几年前开始,基地就雇用附近的村民到基地专门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   如果没有条件自辟菜地,建立特供基地,要职部门也会尽可能选择可靠的食材提供商。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分布于全国的103家曾入选北京奥运绿色产品提供商后发现,除当年特供奥运之外,部分企业与政府部门至今关系密切。   曾是北京亚运会、奥运会及两会禽蛋提供商的北京留民营新世纪养殖场的孙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北京市委派的专家到场里对水源、饲料和空气检测达标后,他们的产品就开始与北京市政府部门等直接对接,特供中央首长,至今已有十年,饲料及饲养条件都不同一般。而另一家食用菌企业北京绿兴特合作社曾在2008年与市政府机关下属一事业单位有过两三个月的专供合作。   主产鲜鸡蛋的山东临沂市三益禽畜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主管刘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从2004年开始与当地一些政府机关合作,每年供应两三百吨。同是山东,生产咸鸭蛋的微山湖荷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家怀说,他们主要为国务院某局特供鸭蛋,合作已有10年。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汪经理透露,除供市场外,每周还给湖北省委机关食堂送一次鹌鹑蛋,每次几十件,已经送了三四年。   同是湖北,京山轻机集团国宝桥米有限公司生产的桥米部分以团购形式提供给省政府、粮食局、农业厅等政府部门。桥米是湖北京山县独产的大米,质量上佳。   而远在东北的辽宁省丹东市前阳五四农庄主产越光大米,越光米素有“世界米王”的美誉。该农庄负责人姚成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越光大米因口感好,质高量低,深得政府部门信赖,三年前,部分产品特供辽东本地政府及商检、海关部门,且与北京有关部门有过合作。    低调的基地,高调的产品   特供体系由来已久。建国之后,“特供”始自一份报告。中共中央转发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供”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羡慕的词语。   2007年,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曾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到的《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电子版第四篇“管理”中有如此记录,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的采用“特供”,是基于政治考虑,以做到绝对安全、不发生任何事故、体现高质量服务为原则。   与很多特供基地低调运行相反的是,近年很多特供产品正成为特供产品提供商的“卖点”。   2007年8月27日,北京市政务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发表的一篇题为《副区长王忠海就特供农产品情况进行调研》文章提及,“设施草莓、波龙堡葡萄酒、平汤渫、白灵菇、‘卓辰’排酸牛羊肉、宏利肉鸭、长阳葡萄等一批农产品被国家机关选为特供产品”。南方周末记者从房山区有关部门得到了证实。   也是这个月,“投资北京”网站在一篇题为《八十亩地:北京波尔多》的文章中说,波龙堡葡萄酒当选为2008奥运会候选用酒、政府机关特供酒。    “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位于北京西山脚下的巨山农场是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巨山农场隶属于首都农业集团,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西邻八大处公园,北倚香山,东望玉泉山。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一位浸淫特菜生产多年的知情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政府机关食堂外,一些官员家里吃的蔬菜瓜果也来自顺义区顺沿特菜基地。   据了解,该基地是北京市有机蔬菜种植的典范,不仅国家标准委员会授予该基地“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且国家高层也曾到此视察。   上述人士透露,他们生产的蔬菜每周向外边送一次,一共14个品类,约几十斤,其中有十种大路菜,比如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笋瓜、圆白菜、空心菜、油菜,还有三四种只有在高级西餐厅或酒店里见到的“特菜”,如小樱桃、黄秋葵、宝塔菜花、紫甘蓝。“迄今为止,该基地产品未检出任何问题。”上述人士说,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农业部调派陕西、山东等其他省份的检测机构到基地交叉检测,而区县农业、质检等部门隔三差五地取样化验,确保不出任何闪失。   另外,基地里所有蔬菜档案跟人口管理一样详细。“何时下种,谁育的苗,哪天定植,谁打的农药,打了多久,采摘安全期是哪天,谁采摘等等,一一记录在案,以备查询。”   南方周末记者所拿到的一份《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企业)年度考核表》显示,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环节中,“任何一个关键控制点不合格,即取消其特需资格”。   为方便“特供”农产品质量监管,2002年9月,北京市农委增设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级别相当于正处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特供产品更是施行淘汰制度。2004年7月5日,北京市农委专门下发《北京市特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该办法第八条说,市特需中心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实行动态管理,组织专家每年对特需农产品的生产单位进行考核,对连续两次考核未达标单位取消其特需农产品供应资格。   虽然特供产品要求严格,但受访菜农仍希望能被选中。“一旦入选,既是荣誉,也是资本,日后的产品不愁销路。”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 实习生 张晴 祝杨 沈念祖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吕宗恕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0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低调”种菜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无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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