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文革”中法治荡然无存，令整个国家陷入内乱，冤狱遍地，甚至堂堂宪法连共和国主席都保护不了。很大程度上是吸取这一惨痛教训，通过多年立法努力，中国法律条文大致完备，无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惟此，今年“两会”中，吴邦国委员长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如何从有法可依，向有法必依转型，即如何从法制向法治转型，则是新时期朝野达成共识的攻坚目标。因此可以说，中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一阶段的重点，已经是以法律规范公权力。以法治国，重在以法治官，以法治权。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法治思想的交锋也变得复杂起来，也有一些不和谐音符。在今年“两会”中，个别官员公开宣称：“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跟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庄严宣告，形成强烈对比，令人侧目，也令人深感向法治转型的艰难。 　　“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也许只是一时的发言失误，但是表现出来的官员潜意识，是令人担忧的。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的法律体系只是一个口号和装饰品，可以选择性适用。政府需要法律时，法律就是百姓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政府觉得法律碍手碍脚时，则可以弃如敝履。即法律是单向的，只用来约束百姓的，而不是用来约束公权力的。如果这样把法律道具化，显然，当事人眼里的法律已无任何神圣性可言，当然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任何敬畏，而只有纯粹出于控制需要的功利地利用法律。 　　也就不难理解，两位重量级的法律专家会在近日反复强调法律的神圣。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近日呼吁：“要真正让官员认同、尊重、信仰法律规范，而不是因为他执法或了解法律而去玩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徐显明教授同样呼吁：当通过法律达不到目的时，统治者便可抛弃法律，而改用其他手段，这是应该抛弃的人治观念。善法之治中的法治，法治就不再是手段，而是人民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任何人也无法抛弃的生活方法。 　　法律不是道具，政治家既要用法律治国，政治家更要受法律的约束。对法律神圣的信仰，应该成为官员素养中的第一素养，官员本能中的第一本能。一句话，只有当对法律的信仰能够深入官员的骨髓，能够在官员心中生根，法治才可能在我们国家生根，才可能从根子上杜绝选择性执法，法律才不会在人治过程中起到助纣为虐的反作用。 　　法律必须神圣，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它公正而无所偏私地同等保护所有的人，它是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挡箭牌，包括罪犯——即便是罪犯，其基本权利我们的国家法律也是一体保护的。即使追究其刑责，也是依照法律框架进行的;追究的工具、保护的工具，都是已经设定的法律，而不是让相关法律靠边站。一种行为，只要是符合法律的，即便行为人别有用心，也不能找借口处置他。处置任何人都必须依照最严格的法律程序，而不可以无法无天，再怎样貌似正义的理由都不能用废止法律的办法，来进行法外施刑。 　　当下法律界有一种说法，叫法治倒退。法治是否真的倒退，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今日中国某些官员法治意识的倒退，则是事实。不止是无视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的“两会”宏旨，而扬言“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其他雷人之语平时也是冲口而出：诸如“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诸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诸如“与政府作对就是恶”、“拆迁自焚就是暴力抗法”。这些雷人之语看似偶然，实则展现了某些官员迷信强权而蔑视规则的潜意识。 　　前途是光明的，但现实也是严峻的。要想把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治，要想向法治体系顺利转型，当前首要和核心的任务，的确如如周光权委员所称，是以法治官，以法治权，让官员时时守住法律的界线。今后的普法重点，必须从百姓转向官员，对官员要以守法、用法当做重要的考核升迁指标。只有这样，才能让法律体系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才能让整个国家按规则有序地运行，也才会有可续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说起新加坡的政治，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是“开明专制”四个字，所谓的新加坡模式也经常被我朝有意无意拿来做参照，估计想为自己的专制戴上开明的帽子。尽管大多数人一眼就能看穿朝廷玩弄的伎俩，不至于认为我朝也配开明两字，但是对新加坡专制的印象倒是比较深刻的，难怪当我在buzz上发起这个讨论的时候，朋友的第一个回复就是：“我个人觉得，新加坡选举和伊朗差不多是一个水平。”说实话，这也是当我看到经济学人上那篇文章之后的第一印象，差一点就把这个话题忽略过了。就在这个时候一条新加坡大选利用google maps标示选区的新闻又跳到了我这个G粉的眼前，我也再次关注起了距魔都4000公里外的大选。据说我住的浦东面积比新加坡还要大，陆家嘴、张江人才荟萃，但是我之前在google上发起过一个倡议：在google地图上标示选区，进行签到，为年底的人大换届选举做准备，却应者寥寥，感觉就是一个政治荒漠，想不通为什么姜文最新电影的结局会憧憬浦东。 　　难道新加坡竟然做到了?于是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开始去找关于新加坡的大选一切信息。那张google地图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和我想象中的还是有些差距，但是对了解大选是个不错的工具。比方说个选区的对阵形势，是单席位选区还是集选区，各选区的等级选民人数等等，一目了然非常清晰。原来新加坡有不止一个反对党，而且反对党的纲领也不是拥护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如果大选结果反对党通过结盟可以超过半数议席，他们将组建政府，比我朝只参加协商的民主党派有尊严，至少还能对外宣称裆里有货，实际上是不是另当别论，也有待进一步观察。 　　尽管一向治学严谨的经济学人对反对派(对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之外小党的统称)能获得多数席位不抱希望，但反对派利用facebook和twitter这些社交媒体为选举造势，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倒让我看到了些希望。 　　按照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新加坡一党独大的原因在于相对多数选举制以及自1988年起推行的集选区制度对执政党颇为有利。在集选区的选举中选民选的是政党，而非候选人个人，一个集选区可以有4个，5个或者6个席位，而赢得选区的政党也就获得该选区内所有席位。表面上，集选区要求任何一个参选党派的候选人中至少有一个是少数民族的，但实际上，钱多候选人多的政党会赢得集选区的席位，在总共87个席位中，将有75个席位出自于集选区，所以看起来执政党将稳操胜券。今天，离候选人最终确定日只有两天，某一个集选区竟然没有一个反对党能够凑足候选人可以参选，眼看人民行动党可以不战而胜。 　　但是，反对派也有看到希望的一面，例如，在Marine Parade集选区，24岁的草根象征佘雪玲 (Nicole Seah)被国民团结党(The National Solidarity Party)列入候选人名单，该选区的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中也有一位年轻女性：27岁的陈佩玲(Tin Pei Ling)，她就职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嫁给了新加坡总理的私人秘书，用我们这里的话来形容就是代表了既得利益者阶层。从目前两人在facebook上的支持率可以看出年轻选民的心态，今天上午的数字是1.4万对2000。如果这个选区最终成了公众情绪对这两个人的公决，那就不知道集选区到底对谁有利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几乎所有集选区，都是两个候选政党之间的对决，没有出现3个4个的现象，即使在单议席选区中，大部分也是两两对决，只有Punggol East 选区出现了4个候选人，Sengkang West和Radin Mas选区出现了3个候选人。这样执政党就借不到相对多数选举制的力。对于这个现象，我在Quora上发了问，很快得到了一个新加坡大学生的回答，他认为首先新加坡没有任何一个反对党实力足够大，可以在大部分选区参选，但这五六个反对党似乎也达成了默契，不在相同的集选区内相互竞争，而是拉开战线在尽可能多的选区与执政党周旋，另外就是大部分新加坡选民搞不清楚各个反对党之间的区别，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对手，那就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果每一个选区都成了执政党和反对派的对决，也就不知道集选区到底对谁有利了。 　　从Facebook和twitter上新加坡年轻人的参与热情来看，我认为这次的大选会对未来新加坡的政治产生影响，尽管改变不一定就在这次大选完成，但新加坡将很难再继续被刻画出专制的形象，事实上大家如果能够上twitter看一下#sgelection的内容，就可以判断新加坡选举和伊朗是否是一个水平。 　　问题是，如果连新加坡都结束专制了，我不知道我朝的青年人们会怎么想。弗里德曼对埃及的革命的原因解释是因为奥巴马作为一个非洲裔人都可以当上美国总统，我们也能改变。不管是24岁的佘雪玲还是27岁的陈佩玲，她们中总有一个会当选议员，我朝的80后们当作何感想? 　　尽管新加坡的选举资金法还很潦草和也未见公务员政治中立法，比起英美甚至台湾的民主都不成熟，但似乎是我朝可以接受的又一个新加坡模式。 　　buzz上的另外一个朋友对我说：“大哥，新加坡没有一分土地是您的啊……”意思是关我鸟事。但我感觉新加坡大选的结果也关系着我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