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

“江澤民大病一場導致很多人轉向”

明鏡記者柯宇倩/一位熟知重慶民間與官場情況的人士向《明鏡》透露,重慶模式,表面上是“唱紅打黑”,實際上,是江澤民勢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軍和薄熙來不出事,十八大後,重慶模式準備向全國鋪展開來。江澤民在2011年的一場大病,也是之後出現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江澤民大病一場導致很多人轉向 薄熙來落馬前,傳胡錦濤曾請示江澤民,江認為應該從嚴處理薄案。渝定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出事,主要源自兩個原因,一是江澤民對政權的控制是一種軟控制,江不如鄧小平的強硬,雖然什麼職務都沒有,還是能控制國家,此外,胡溫上台後的10年來,力量也逐漸增強,相對來說,江澤民的力量減弱。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江澤民2011年大病一場。江澤民的大病,讓中央許多人猜想,假如江澤民在十八大之前去世,是否意味著政權的實際主控權將落在胡錦濤、溫家寶手中?也有許多江系的人猜想,若是江澤民不行了,他們會不會出事?渝定江說,由於胡溫與江澤民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意見不一致,雙方關係鬧得越來越僵,因此當江系人馬面臨了自身的利益、前途與生死的選擇時,就會順應時事、靈活應變,因此,江澤民的這場大病,導致了很多人的轉向,這樣的轉向,奠定了胡溫可以拿下薄熙來的基礎。 “政治局常委中大部分都是江澤民的人,但當江澤民的病情好轉後,由於局勢的變化,使得他已無力控制,只能以退為進,要抓薄熙來就抓吧。”渝定江對《明鏡》說。 渝定江認為,如果江澤民的人馬力量仍很強,使得薄熙來案的反抗力量大、鬥爭複雜的話,十八大有可能延期,但如果江澤民勢力迅速削弱,在十八大之前將薄熙來以及其他延伸而出的問題完全解決的話,十八大就可能順利召開。 最終會如何處置薄熙來,渝定江認為還是取決於兩邊力量的對決,江澤民首先仍會先力保薄熙來,如果實在保不了,可能就得犧牲薄熙來,渝定江認為,現階段來看,要犧牲薄熙來不是簡單的事,因為他的背後有許多支持者,包括許多的紅二代,特別是有一部分的紅二代,父輩很早就退休,甚至很早就過世,這些人的父輩都是打過江山的,但在改革開放的30年間,在高官分配財富與權力時,這些紅二代沒有掌權、沒有得到任何利益,因此希望通過重慶模式,對財富和權力資源進行一場再分配,他們對薄熙來寄予厚望,絕對力挺薄。 “這些人雖然在黨內沒有掌握權力,但他們有很大的人脈和政治勢力,所以現在要處理薄熙來還存在很多的變數。”渝定江說。 至於軍方,渝定江指出,也是江派和倒江派都有,因此整個國家可說都分裂成江派和倒江派,兩邊都有軍隊,但兩邊都不敢把動作搞太大,因為投鼠忌器,兩邊都想維穩,一旦國家動亂,人民革命,鬧騰起來,共產黨建立60年的大廈立刻會轟然倒塌,倒時候江派和倒江派全都會被埋葬在這個大廈底下。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這也是現在中國怪象:改革不像改革的原因。要終止怪象、終止反覆循環,只有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走文明的道路,除此之外沒有第二條路道。 “我對中國政治改革的前景還是比較樂觀,因為整個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已經與從前不同,雖然中國的腳步比較慢,但曙光就在前面。這種改革的力量主要還是來自上層,因為來自民間、自下而上的就是革命,而如何自上而下,就有賴整個菁英、權貴階層的覺醒。”渝定江認為,溫家寶強調的人民覺醒,其實應該打問號,實際上該覺醒的是權貴菁英集團,如果依靠傳統的政治遊戲規則走下去,所有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十八大後,習近平即將接班,渝定江表示,雖然習近平立場比較中立,但也有一定的政治取向。“我相信習近平有一些來自父親習仲勛的政治承傳,習仲勛是中共建政後一個難得有良心、有人性的共產黨員,在歷史上多次重大事件中,習仲勛都表現出正直的一面,包括反對鎮壓六四學生、反對胡耀邦下台、高饒事件時與高崗談話,我對習近平能繼承父親的道義精神,推進中國的政改,還是蠻抱希望。”渝定江對《明鏡》表示,習近平和薄熙來是相反的兩個人,兩人在官場一路走來的作風很不一樣,習近平雖然是曾慶紅建議江澤民推薦的,因此不可能完全站在反對江澤民的立場,但胡溫也能接受習近平,渝定江期望中國在習近平手中,真正會有一番新局面。 至於海伍德案,渝定江表示他絲毫不感興趣。“中共歷來的政治鬥爭中,這些都只是花邊新聞,只是大餐中的配菜,沒有多少價值,在政治上要把一個人打掉,如果不找英國人的案子,也可以找個德國人的案子,所以不用去較真。薄熙來問題也不是貪了多少錢的問題,而是政治路線的問題。”   渝定江期望中國在習近平手中,真正會有一番新局面。(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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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操作易放難收 中共謹慎為上

旺報 【林琮盛】      政治領導人,表面風光,實際卻像夾心餅乾。      過去5年,大陸民間社會其實處在一種壓抑、亟欲宣洩的氛圍中。矛盾一旦引爆,民眾絕不畏懼宣洩憤怒之火。拆遷、維權、執法不公、貧富差距、官民互信度低等等矛盾現象,不斷引發社會群眾事件。      社會蔓延的「暴躁情緒」,大陸領導無不努力轉移、壓制、緩和、疏導,方法不外:鎮壓、掩蓋、懲處、賠償、對話,以維持社會穩定。但所有處置方法,都比不上把「人民內部矛盾」轉移到「敵我矛盾」有效。      過去4年,大陸周邊國家的外交爭端多少承擔了這種「維穩任務」。北至朝鮮半島,中至釣魚台,南到南海,不時吸引了大陸民眾的目光,適度、適時轉移了對社會的不滿情緒。據旺旺中時和陸媒共同合作的民調顯示,大陸民族主義情緒遠比台灣強烈。      這種轉移手法是兩面刃:可能疏導社會情緒七分,也可能傷己三分。例如:在處理釣魚台和南海爭端時,表面上中共堅持國家利益、維護國格,宣洩民眾愛國之情;但張牙舞爪久了,卻也讓大陸老百姓「看破手腳」,覺得官方「敢說不敢做」。      當大陸人看到台灣保釣人士「敢」在釣魚台議題上以行動衝撞日本時,很自然就把輿論矛頭轉向中共:「為何台灣敢,我們不敢?」      民粹易放難收,中共謹慎為上,萬一「弄假成真」,局勢難以收拾。在國內情緒和國際現實夾擊下,領導人不想當夾心餅乾也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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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解放军高层人事大调整 不少新任将领出自将门

大公报  「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国军队进行了一轮高级将领大调整,涉及总部机关、大军区、海空二炮等军兵种以及若干省军区、集团军、驻港部队、军事院校,十几位副大军区级高级将领履新。与此同时,多个军事单位晋升一批中将、少将的军衔。【本报记者马浩亮北京二十日电】     本轮调整中,尤其以大军区的调整力度最大,涉及成都、兰州、广州等大军区及空军、海军的高层。其中,成都军区参谋长艾虎生中将转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空缺由第14集团军军长周小周少将接任。解放军驻港部队政委王增钵中将调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第42集团军政委岳世鑫少将接任驻港部队政委。     兰州军区方面,军区政治部主任苗华少将转任兰州军区副政委兼纪委书记,第47集团军政委范长秘少将升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副政委兼军区空军政委房建国中将调至北京,担任空军副政委,空军后勤部政委刘健少将则由北京空降兰州,升任兰州军区副政委兼军区空军政委,体现了北京总部机关与地方部队的互动交流。     海军三大舰队调整     海军方面,北海、南海、东海三大舰队均有重要调整。北海舰队政委王登平中将调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兼南海舰队政委,其原职由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白文奇少将升补。东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李建军少将调到有「海军将领摇篮」之称的大连舰艇学院担任政委。现任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是该学院的毕业生,后曾在母校担任院长。     解放军总部机关方面,总后勤部财务部部长孙黄田少将升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跻身副大军区级将领行列。也是本轮调整截至目前四总部领导层唯一的新晋者。     省级军区方面,也有多位军、政主官履新。成都军区空军副参谋长黄跃进少将晋升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四川省军区政委叶万勇少将改任省军区司令员,由政治主官转为军事主官,并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委常委。海南省军区副政委刘新扶正,由于海南地处南海前线,此项任命也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集团军主官受重用     此次调整中,不少将领都出自将门。如新任成都军区参谋长周小周少将,是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中将之子。其前任艾虎生中将则是原沈阳军区炮兵政委艾福林之子。除了「将门虎子」,也有的属秘书出身,如新任空军副政委房建国中将,曾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的秘书。     在各集团军任职的将领继续受到重用。譬如第14集团军军长周小周少将升任成都军区参谋长,第42集团军政委岳世鑫少将升任驻港部队政委,第47集团军政委范长秘少将升任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均由正军级升任副大军区级。这体现出军委在高级将领选拔任用方面继续向一线野战部队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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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出事, 十八大後重慶模式將全國推展”

明鏡記者柯宇倩/一位熟知重慶民間與官場情況的人士向《明鏡》透露,重慶模式,表面上是“唱紅打黑”,實際上,是江澤民勢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軍和薄熙來不出事,十八大後,重慶模式準備向全國鋪展開來。江澤民在 2011 年的一場大病,也是之後出現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整治文強,社會效果好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到重慶一年多後,就開始為“打黑”物色典型人物,選擇人民群眾特別痛恨的人,其中,有兩個人的舉報材料特別多,一個是前重慶市市長王鴻舉,一個是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 渝定江回憶,有次和北京信訪局的朋友喝茶時,對方告訴他:“你們重慶有兩個人恐怕要出問題。一個姓王、一個姓文。”渝定江立刻猜出是王鴻舉和文強。沒過多久,文強被逮捕。 2009 年 9 月 26 日,文強和原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因涉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和涉嫌受賄等職務犯罪被警方執行逮捕。渝定江對《明鏡》指出,文強是非常典型的人物,他“三位一體”:既是大警察,又是大富豪、大官, 官、警、富都有了。 “ 為什麼不選王鴻舉?因為他只佔兩條,只有大官、大富,但不是警察。”渝定江說,其實在收拾文強前,另一個人已經被收拾了:原重慶高院執行局局長烏小青;只是烏小青案並未達到預期的社會效果。 烏小青出事前,渝定江曾在烏小青涉嫌侵吞一名企業家財產的事件中出過力,最後,事主找上谷開來的事務所,渝定江說,就是這個企業家的案子讓把烏小青弄翻的。 2009 年 6 月 9 日,烏小青因涉嫌收受賄賂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檢察機關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 11 月 1 日,此案進入審查起訴程序。根據官方公佈的情況, 11 月 28 日,被羈押在重慶市第二看守所的烏小青留下遺書後,趁監友午睡時,避開監控錄像,用棉毛褲腰繩上吊自殺。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烏小青在牢房中自殺,讓案子走到半路就終止了,使得烏小青並未被實際壓上刑場,所以沒有形成很大的公共效應,只是在重慶官場造成的影響較大。 因此,渝定江表示,薄熙來抓了文強並判其死刑,也是想看社會效果如何,結果效果非常好,超乎原本的預期,但官場因為前頭死了一個烏小青,後頭又殺了一個文強,因此氣氛特別緊張,加上王立軍在重慶官場中幾乎全天候地監聽,更弄得人人自危。 渝定江說:“幾乎所有當官的手機都是被監聽的,我們一起吃飯時,他們都要把手機電池拿掉。” 渝定江對《明鏡》指出,王立軍之所以要監聽,就是想找到抓“新三種人”的證據,雖然“打黑”可以什麼都往筐裡裝,但還要有點蛛絲馬跡,通過監聽,王立軍能發現某人跟社會上哪些人物有所聯繫,再順藤摸瓜找證據。 但這樣大規模的監聽,只是弄得重慶官場噤若寒蟬,渝定江表示,這三年來,重慶是冰火兩重天,老百姓歡欣鼓舞,官場、富人整天膽戰心驚。 原預計十八大後推展重慶模式 2010 年 7 月 7 日,被以受賄等罪判處死刑的文強,在重慶歌樂山一刑場被執行死刑,渝定江對《明鏡》指出,殺文強只是開個頭,一旦社會反響好,以江澤民為核心的勢力就會把工作推展開來, 按照他們的計畫,推展工作會在中共十八大後進行,重慶只是個試驗地,十八大後,薄熙來接周永康職位,王立軍接任孟建柱,下一步就是把重慶模式推向全國,只要“新三種人”有任何一個民眾的舉報材料,就立刻抓人。 渝定江表示,這意味著,這是一場比文化大革命要深刻得多、範圍要廣得多、影響程度要大得多、性質要殘忍得多的歷史性大清洗。“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多的貪官、壞人,六四後,官場菁英幾乎沒有幾個好人,就算沒有什麼證據就將這些人殺害,好像也不太冤枉,這就是溫家寶感到岌岌可危、說話打顫的原因,因為刀就架在他們的脖子上。” 渝定江對《明鏡》分析,薄熙來與王立軍“打黑”,肯定有“黑打”的成分,但他們的主要目的不是剷除政敵,而是造勢,並且觀察滅掉“新三種人”後的老百姓反應,如果老百姓歡呼,他們就會繼續做,所以一開始還不是殺政敵的時候,殺政敵,是十八大後才要做的事。 一般對中共政治派系的劃分,不外乎是太子黨、團派、上海幫等,渝定江認為,不能簡單以這些類別區分,而是應該分成江派和倒江派,因為一部分太子黨和上海幫實際上也參與到倒江派中。 對江派勢力來說,渝定江對《明鏡》表示,所謂的政敵,就是以溫家寶為首的一幫人。溫家寶為什麼近年來一直講改革,並非是他在作秀,而是他想保命。或許溫家寶談改革,有真正想為人民做事的心態在,但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自保,如果自己的身家性命不保,如何談為國家、為人民做事? 倒江派體認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岌岌可危,引發了薄熙來落馬的政壇震盪。渝定江說,除了監聽外,重慶在王立軍出事前,已經開始進行一項大工程:在所有大街小巷安裝攝像頭,在全重慶市建立起全天候、大統一、無所不包無所不控的監控系統,據悉總共是幾百億的預算,並且已經安裝到一半。“王立軍被抓時,我剛好在重慶,我那些官場的朋友都非常高興,喝酒慶祝,說終於可以打手機了。” 重慶模式有積極進步的作用 在免去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一職前,溫家寶在任內最後一次的記者會強調“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事件 是一次重大黨內政治分歧的鬥爭;對於應該用什麼方法來延續共產黨的政權,江澤民、薄熙來一系認為,該用清除“新三種人”的手段,這種方法與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有些類似,因此溫家寶在 任內最後一次 記者招待會上,才會不斷提及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改革的問題,並且警告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劇。 渝定江指出,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剷除政敵,也就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一幫政敵,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是收取民心。共產黨執政多年來,老百姓從對共產黨極端擁護和擁有熱情,逐漸開始變成對共產黨有了意見,特別是餓死了幾千萬人後。 1957 年已經發生過一場反右運動,運動平息之後,民間的情緒又逐漸積累起來,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 毛澤東是非常聰明的政治家,他知道收攏民心是最重要的事,因此發起文化大革命、鬥走資派,就是讓老百姓發洩不滿,等到老百姓氣消了,回頭又把一些表現好的老幹部解放出來,完成了這一個過程,也達到了鞏固政權的目的。 雖然重慶模式與文化大革命近似,但 渝定江說,中國 不會再重複一場文化大革命,因為手段不一樣;文化大革命是發動群眾,但現在無法發動群眾,一發動可能要出大事,共產黨可能反而把自己弄垮,因此,與其讓人民革命來殺“新三種人”,倒不如自己通過所謂的法律程序來解決這三種人。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 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確實在中國歷史上有積極進步的作用,它把現在鐵桶一樣的共產黨統治,分裂成了兩塊;重慶模式為埋葬集權統治奠定了基礎,給另外的政治力量提供了進入政權的契機,也為中國社會下一步的大變革提供契機,如果江澤民、胡錦濤、薄熙來、溫家寶都一心一意維護共產黨鐵桶一般的統治,則人民永遠沒有希望。 重慶模式得民心,因為它不僅是“打黑”,也同時進行民生工程。 渝定江認為, 薄熙來個人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注重形象,一個是注重個人形象:他露面時總是外表光鮮,絕不會衣衫藍縷;一個是注重政績形象:他走到哪裡,都把當地建設得很漂亮。 渝定江對《明鏡》強調,他並 不贊同重慶模式,只是給與客觀分析,不贊同的原因,是重慶模式只是在重複中國幾千年來政治制度運行的規律: 亂、治、 亂、治,成王敗寇,不斷循環往覆。 “ 今天你把我打下去,我又再起,把你打下去,結果你又上來,這樣的形式始終在現代文明之外,國家非旦永遠沒有進步,還會離文明越來越遠,不管經濟發展得再好,都是虛的,因為政治一直沒有進步,人心始終險惡。” 渝定江認為, 薄熙來的民生工程也只是表面東西,目的是籠絡民心,只是一個政治家,如果能透過正常的、現代化的方式籠絡民心,就是對的,國家就會健康方展,但如果是通過傳統政治手段籠絡民心,則政績也只是暫時的。 “ 他今天殺這三種人,清除政敵了,老百姓很開心,歸心了,接下來他又慢慢收拾老百姓了,等老百姓受苦到一定程度,上頭又來一場這樣的政治運動,始終反覆。” 渝定江說。   渝定江 認為 ,重慶模式不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它代表的是中共內部的一股政治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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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中国越来越意识到污染的全部代价

核 心提示:当年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部级单位,尽管力量仍然很薄弱,人手也不够,以至于没有多少指望能够采取成效的行动,除非是得到政府大 人物的支持。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洁净的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污染给经济造成的真实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损失。 原文: China’s growing awareness of the full costs of pollution 发表:英国《今日世界》杂志6月 作者:Isabel Hilton, “中外对话”网站总编辑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时值2006年初,我与一小群中国知名的环保活动人士一起坐在酒店大堂里,这家酒店舒适的安乐椅有点过于宽大,让我们之间时而几近耳语的低声交谈变得不是那么方便。 当时中国公民环保运动的历史还很短。那天一起谈话的人有男有女,他们都经过了早年与中国强大的大坝建设者抗争的历练:当时这些企业计划向西发展,在云南省 和四川省内未遭破坏的河流上修建大坝。这些早期的领导者中有很多人当时是记者,他们组团走访大坝坝址,并且利用他们在媒体界的影响力来挑战大水电利益集团 和激发公众的抵制情绪,希望借此劝服政府三思而行。 当时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谁也不清楚政府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那天他们忧心忡忡。一些活动人士受到了威胁,有迹象表明政府的态度正在变得强硬。这些活动人士清楚地知道,他们不能指望获得官方的保护。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不是容忍期的结束,或者仅仅是暂时的退步。 他们解释说,中国政府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内发生的挑战重大经济利益的环保抵制活动,另一方面关注国外最近爆发的”颜色革命”浪潮。2004年格鲁吉亚的”玫 瑰革命”推翻了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政权;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帮助维克托·尤先科的反对派上台掌权;第二年,在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吉尔吉 斯斯坦的街头爆发了”郁金香革命”。 尽 管这些都不是与环境相关的抗议活动,但很多集权政府相信是外国非政府组织在这一系列公民抗议背后煽风点火。西方非政府组织当时也在支持中国刚诞生不久的环 保主义。这已经足以让中国执政党断定事情有可能朝着不可挽回的局面发展。那天我邀请来进行讨论的客人完全有道理感到不安:阻挠一个大型经济工程是一件事; 而被贴上参加变相的颠覆活动的标签则是一桩级别完全不同的大麻烦。 2007年,中国政府公布了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报告中出现了一张胡锦涛主席在参加一场官方植树造林活动时植树的照片。这张照片让人回想起毛泽东 站在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者中的那张臭名昭著的照片。位于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是中国灾难性的”大跃进”期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是许多失败的工程之一—— 中国政府曾保证说这些工程将解决中国不断加深的水危机。在建成几年后,十三陵水库被废弃了。 胡 锦涛种下的这棵象征性的树木或许有一个更好的结局,但北京林业大学最近得出一项结论:在这些大加宣传的植树活动中,有85%的树木随后会死去。在2006 年说这样的话可能会招致官方报复:这种补救性的运动只是缓解深远的环境危机的姿态而已。它们并非意在摆脱与之相矛盾的、但却更为重要的迅速发展的任务。在 官方看来,中国可以先发展,后治理。 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一点。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曾以极为严厉的措辞描述了中国当时的环境现状:”空气和水资源污 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5%,这还不包括人民的健康代价,人们深受环境污染之害:仅北京一地,70%至80%的癌症死亡病例与环境有 关,尤其是肺癌,已经成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 中 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的一次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时,略微含蓄地谈及了中国环境问题,他强调中国需要”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 经济增长并重”,确保实时的环境保护,并从主要依靠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些要求被称 为”指导性、战略性和历史性的转变”,从而恰恰表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 当时聚在酒店大堂互相交流的那群环保活动人士全都平安度过了那一年政府对其活动不予支持的严寒期,从而继续成长为一场日益成熟的环保运动的领军人物。随后 是”十一五”计划的开始和结束,期间该计划提出的有关控制污染和能源效率的环保目标——即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减少10%——未能完全实现,但是差距不大。去年公布的”十二五”计划用更大胆的语言提出了更具战略性的前景。6年过后,潘岳当时提出的超前观点已 经逐步成为主流思想。 当年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部级单位,尽管力量仍然很薄弱,人手也不够,以至于没有多少指望能够采取成效的行动,除非是得到政府大人物的支 持。而根据”十二五”计划,环保部能够可以更容易获得这种支持,因为”十二五”计划既提出了中国要主导被认为代表未来的先进清洁技术的战略目标,同时也认 识到,要从中国的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危机中走出来,就必须对孰轻孰重做出重要的调整。 而 中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每个到过中国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肉眼可以看到的空气和水污染是最明显的问题;肉眼看不到的污染则最具危险性——例如,中 国20%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另一个威胁到中国持续繁荣的问题同样棘手,那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水危机,成本越来越高的工程始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上次酒店大堂讨论后的6年里,中国的公民社会行动已经在许多方向取得了发展,从居民自测空气污染程度,到有组织地抵制化工厂选址,以及要求数据的透明 ——当局已经迫于这一要求,对公众开放了主要污染物统计数据的查阅。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首开先河,使用公开数据来找出跨国公司供应链中持续存在的污染企 业,并协助大型企业清除污染。该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马军因为在环保方面的贡献刚刚获得了戈德曼环境奖。 还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洁净的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污染给经济造成的真实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损失。据世界银行2007年估计,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 损失1000亿美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8%。正如潘岳警告的那样,他们也承认污染是酿成一系列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罪魁祸首——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 癌症村的集中出现。他们还承认,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善,将继续成为不断上升的民怨的焦点。 要把这种认识落实成针对势力巨大的经济和工业利益集团的有效行动仍是一个挑战。在没有其他政策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不愿意执行这样的政策,这一挑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对污染者实行有效的法律制裁、减少对公民社会运动的压制和放宽对媒体的审查无疑会有所帮助。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政府有采取这些措施的热情,但至少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表态要让中国走上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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