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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 法广 流亡美国的中国大陆民运代表性人物方励之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中国新浪、腾讯、搜狐等微博立刻有人刊发，但随即遭到删除。世界日报报道，有中国网友用「方老师励之」一度暂时躲过官方字串搜索的封锁，但不久也遭到删除。一名网友表示，将方励之去世的消息转到新浪微博，不到两分钟，即被删除，并留下「抱歉，此微博不适宜对外公开，如需帮助，请联系客服」等字句。 从昨天下午起，就有不少中国网友在微博上刊发方励之的死讯或纪念感言，但随即遭到中共当局的删除。到昨天晚上十一点，打「方励之」，新浪微博只有二条讯息。而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则打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的字样，也没有方励之去世的任何消息出现。昨天能在百度能搜索到与方励之相关的讯息，都是中共官方传媒过去对方励之的批判、开除方励之中科院院士籍、中共党籍等负面文章，同时也包括钱其琛回忆录、前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回忆录中，当年中共如何与美国周旋，方励之如何离开美国大使馆等秘辛。 北京消息人士则表示，中共内部已对「六四」定调，是「内部的政治风波」，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都不会动摇。因此，方励之的去世，不会影响中共当局对方励之的看法或评价。 旅美史学家朱学渊对方励之在中国的民主自由出现了一线的希望的时候过世深感惋惜，但他相信，方励之对众多的年轻一代中国人，以及中共党内的正义人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方励之先生 得知方励之先生去世，不胜悲悼。 一般人知道方励之，正面来说，是他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89年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反面来说，是中共官方宣传中他的那个在美国使馆避难的镜头，至今还是很多犬儒主义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起到了同一时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运动中其他人没有可能起到的作用：从科学出发，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为武器，在中国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战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信念。 这种挑战后来从科学发展到政治，在80年代和以后使方先生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异议人士”。但是追根溯源，我们应该看到，方先生不是一个政治家，本来也无意卷入政治，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迫使他无法和专制教条妥协，是这种思想上的不妥协推动他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方先生早年不但也是一个革命青年，而且是中共体制下受惠的精英，以草民身份进入中共科学最高学府和研究机构。但一旦当他接触到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专断教条完全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学时，我想，是人性中对真理的追求推动他走上了和专制主义做斗争的不归路。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方先生确实属于极少数，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这个教条在内心同样不屑，但他们对真理的坚持从来没有超出科学的领域。 我没有机会见到方先生，但是2003-2004年间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和他联系。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文章，那篇近两万字的文章2006年发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Modern Asian Studies上。 在采访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说的两个细节，而它们本来都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政治意义。 第一个是方先生50年代上半期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从一本非主流的参考书上看到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界，从列宁开始，海森堡的那个学派就是批判对象，说它在量子领域的理论是“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了西方“唯心主义”。 海森堡的那句话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布洛金采夫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在“全盘苏化”的中国也很有影响。他写的物理学教科书必须遵从列宁的“科学思想”，甚至为其作注解。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甚至有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个是在文革早期，方先生被下放时，唯一能找到的有关科学的书竟然是一本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著作。正是这本书把他带上了研究宇宙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直接通向对时空无涯，运动永存这个毛主义信念的怀疑。当方先生接触到60年代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重要观测结果时，他就在1973年复刊的中国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科学语言表达了这个怀疑。那篇文章立刻给他带来了毛主义者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批判。那段历史，需要另文说明。 就这样，两个和现实政治完全无关的细节竟然在方先生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想，与其说这两个细节有多么了不起，不如说那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控制是多么全面，但正因为如此，又是多么的脆弱，因为它处处皆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但是历史真相，而且连某些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官方意识形态要压制和屏蔽的对象。 附上我2004年发表的一篇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 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作者：程映虹 最近一期的《开放》杂志上金锺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当年北大和清华学物理的学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三分之一的右派学生是物理系的，清华技术物理系一半学生是右派。金先生爲此问过北大当时最有名的右派学生(也是物理专业的)谭天荣，谭说：这是因爲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爲什麽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呢？谭先生说这可能是因爲他们学的是数理逻辑，受的思想训练比较严格。这就是说这种思想训练容易和共产党的教条发生冲突。 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因爲它补充了一个通常被忽视的独立或者自由知识份子的思想来源。1957年和中共发生冲突的知识份子中，一部分人是在旧中国受到传统 和西方教育，另一部分人是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在1949年以后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 这后一部分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演变比前一部分人更值得研究，因爲他们并不是通过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密切接触，或者甚至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而完成这种思想转变(虽然这种西方理论仍然非系统地反映在一些“内部”出版的书刊上)，而常常是通过个人经历。这种个人经历可以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真相的认识(例如党内的残酷斗争，农村的普遍贫穷，社会上的阶级歧视和政治特 权)，可以是通过对共産主义革命历史真相的了解，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探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在逻辑和知识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 然是四卷毛泽东选集所无法比拟的，也比列宁的要多一些说理的成份和思想性。在当时，这几乎就是年轻一代寻求真理的知识份子的全部思想来源了。 一，科学与马克思主义 但是，谭先生的话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来源之外，中国1949年以后独立知识份子还有一个思想来源，这就是科学真理和科学训练。 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毛泽东思想更不是科学，但它们都自命爲科学，还要指导科学，这就和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50年代上半期中国生物学家对苏联李森科学派的斗争中已经有了表现，但这种冲突更深刻和持久地表现在中国物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和反抗上。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物理是一门特殊的科学，物理学中的微观和宏观部分，即基本粒子理论和天体物理，尤其是宇宙学，接触的是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基本结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门。 马克思主义和别的意识形态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归根结底并不是建立在对人和社会组织的行爲分析上，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上。这种宇宙观由一套简单而清晰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组成：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物质内部充满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物质是运动的，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被人的认识所掌握的。物质的存在是无限的，它的运动也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因爲物质和运动都是无限的，所以时空都是无限的，宇宙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无限的。 这套原则据说揭示了宇宙的根本规律，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都统一在这套规律之下。因此掌握了这套规律的人不但能解释社会，也能解释宇宙和自然。这就是爲什麽马克思主义的各派掌门人都不但以政治家自居，更自命爲哲学家甚至科学家。 马克思主义这种自命的宇宙普遍真理说，早期反映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上，他写的就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后来他和恩格斯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自然科学由恩格斯负责，所以恩格斯有《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宁有《哲学笔记》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种宇宙观在文革时期的海外可以说表现在秘鲁恐怖主义共产党“光辉道路”的领导人身上。“光辉道路”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是大学教授，主要领导人古兹曼号称“安地斯山的小毛泽东”，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康德的空间理论，他本人文革早期在中国接受过训练。“光辉道路”的另一个领导人卡瓦塔也是一个哲学家，在他们给学生讲课时，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从宇宙起源讲到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后来的毛泽东古兹曼之流没有区别，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毛泽东思想和古兹曼主义的基本元素。 毛泽东号称对自然科学有三大兴趣：宇宙演化、基本粒子和生命起源，涉及的都是最根本最深奥的科学。但他自然科学的底子不要说和恩格斯，就是和列宁也无法相比，大概勉强只有初中水平，而且毫无系统。但就是凭著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坚信，他从1955年起就教训中国科学家，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宇宙是无限的，“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六、七十年代他的这套“无限可分论”成爲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不断寻找对立面，不断发起运动和斗争的“科学”根据。 因爲在毛泽东看来，说到底，如果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那麽文化大革命和“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合理的，对于当时当下而言是动乱，放在整个宇宙秩序中却是和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这三者都服从同一套规律。 毛的这套“宇宙论”信念貌似科学，实际上不过是所有前现代统治者从神秘的 宇宙秩序和巫术信仰出发爲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现代翻版，是二十世纪的甲骨文和“天命”论。然而直到今天，新老毛主义者还津津乐道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因此，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中，物理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最密切，或者说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谭天荣所说的“追根究底” 是什麽意思。也不难理解爲什麽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有这麽多右派。当然，物理专业的学生当时成绩最好(尤其是清华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是挑选出来造原子弹 的)，因此思想和个性相对独立的人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二，方励之现身说法 更有说服力的是方励之先生的事例。在我最近对方先生的访谈中，他告诉我，他最初就是通过科学开始怀疑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先生于1952年到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书，当时教科书都是从苏联过来的，其中有一本是由苏联著名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布洛金采夫写的，书本身还可以，但前面的一章序言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和对西方当代科学家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哲学理论的批判。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方先生发现了被布洛金采夫所批判的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针对布洛金采夫的。海森堡的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爲本来任何学物理学到一定程度的人，都会觉得列宁说的那些没有道理，列宁在他的《唯批》中对另一个奥地利物理学家也是哲学家的马赫的批判也是乱扣帽子。但是如果没有碰到这麽一个一针见血的批判，可能这种怀疑和不满就难以达到彻底否定这种教条的程度。 方励之先生说，当时在北大的学生和北京的物理学家中有和他类似看法的人不少，但对问题感受的深刻程度不一样。方先生后来在反右中丢掉了党籍。 到了70年代 初，以他爲首在中科大物理系形成了一个志愿成立的天体物理研究小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也许很难相信，在毛泽东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参加一个非官方的研究天体物理的小组是有政治风险的，研究宇宙论也是如此。因爲到60年代末，在西方天文学中，越来越多的观测资料都倾向于宇宙是有限的结论，尽管这种结论并不 是最终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型来表达。于是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就免不了要碰上这个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命门的问题。很多物理学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愿意研究宇宙学。 但科学家的责任感驱使方励之和他的同道投身于这项研究。方先生说，当时他并非有意要挑战官方的宇宙学论断，但问题是他要做研究，要做研究就没法不去碰那些教条。他们的研究不久就和四人帮在科学领域的代言人，上海的“李柯”和《自然辩证法杂志》发生了冲突。《自然辩证法》发表了大量文章批 判天体物理学中的“异端”，甚至还“邀请”方励之等参加“讨论”，引诱他们暴露观点。 但是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天文台等地科学家的支援下，方励之等人对宇宙论的研究一直坚持了下来，这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思想界是一个奇迹。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70年代，思想控制再严酷，也不可能达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学界用科学方法观测到的资料的程度，就象教会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真理和观测资料成了思想异端的庇护所。 方励之(还有后来的许良英)等人与马克思和毛主义宇宙论教条的战斗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直到1986年，胡乔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这份杂志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后来的毛主义左派，都把爲了坚持宇宙无限的信念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擡出来爲自己辩护。但事实上，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相反证据的时代，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正是那些认爲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成了英勇无畏的布鲁诺。 以方励之和许良英等人爲代表的自由主义科学家，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80年代爲自由民主的大声疾呼 (其高峰是1989年2月致中共的 公开信) 正是建立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用信仰压制科学、威逼科学爲信仰服务的痛切认识上。而这条重要线索，正是发端于50年代中期，在双百运动中初露头角。 因此，科学(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训练、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和宪政、法制、人权、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等等一起构成了今天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 这条线索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从终极意义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爲统治意识形态在知识论上的合法性。我们今天回顾反右的历史，回顾1949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艰难成长的历程，不应该忽视这条线索。 （原载《北京之春》2004年 11月号。文字有所修订。） 程映虹，《纵览中国》

明鏡網特約記者 張曉林 4月6日，原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六四”後逃亡美國的方勵之去世，享年76歲。對此消息很多人表示震驚，因為幾天前（3月26日）華夏文摘還刊登出他3月18日寫的的“方勵之：聖心寺和‘暴民恐懼’”一文（附後）。 據悉，他所在的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已經內部通告此事。治喪等具體事項本網會跟進報道。 王軍濤告訴 明鏡網 ：方勵之先生突然病逝，深感震驚和悲痛。方勵之先生是 1980 年代中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事業的代表人物，深深影響了當時一代大學生。他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先是在國內受到迫害，而後流亡。他的命運與自由民主進步事業在中國的命運共浮沉。就在越來越多的國人再度要求政治改革、追還六四鎮壓被扼殺的正義之際，方先生辭世，讓人感到噬心之痛。 @liunian2012:V-INO: 週五早晨發生的事。他（方勵之）正準備去學校上課，臨走前咳嗽一聲倒在書房的椅子上就仙去了。週四晚上他還在 skype 上和我討論關於宇宙學尺度上湍流的問題。 方勵之，1936年2月12日，生於北京，籍貫浙江杭州，中國天體物理學家，原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原副校長，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89年“六四後”被迫離開中國，去世前為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天體物理學教授。 據維基百科，方勵之，12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外圍組織，後就讀於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畢業後於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調至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前後擔任助教、講師和天體物理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84年9月17日─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長。在中國率先開展相對論天體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學研究，著有《宇宙的創生》、《相對論天體物理的基本概念》（科學出版社出版）、《從牛頓定律到愛因斯坦相對論》1 等著作，譯作則有《引力論》（正中書局1998年版），他還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學卷（1980年初版）天體物理學分支的主編；在校內他擔任多個職務，如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主任、天體物理中心主任、該校學報主編等；曾任中國天文學會副理事長、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宇宙學分組組委、1987─1989年任北京天文臺研究員。2010年當選美國物理學會會士（APS Fellow）。 1986年12月初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分學生因對人大代表的“橡皮圖章”性質不滿而抗議，進而引發的全國性的八六學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學生集會上他說：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翌日他阻止學生上街遊行沒有成功。方勵之在整個學潮過程中對學生的民主訴求沒有打壓。1987年春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1987年1月17日）與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一職（1987年1月12日），並被調到北京天文臺任研究員。 1988年秋起開始積極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採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1989年1月6日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建議該年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40週年，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由於在“六四”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學生訴求，“六四”翌日與妻子避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6月12日起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理由指他們夫婦煽動王丹等學運學生“搞動亂”）。在使館中滯留一年之後乘坐美軍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至美國。 居美期間，方勵之在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任教授，從事天體物理學研究，仍處於學術活躍狀態，每年都有若干學術論文發表。2010年當選為美國物理學會會士，當選理由為：在宇宙學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學方面的重要工作。在美國期間曾任中國人權理事會共同主席，2005年1月9日因抗議中國人權理事會內部財務管理混亂而與林培瑞等理事退出中國人權理事會。 方勵之於1961年與同在北大物理系任教的妻子李淑嫻結婚，有兩兒子，長子在1963年生，現居於美國；次子方哲1968年6月21日出生，2007年10月25日下午4時左右在其任職之亞利桑那大學駕車時被卡車撞倒不治。 （附錄）方勵之：聖心寺和“暴民恐懼” 一 我多次到過巴黎，但只去過聖心寺（Basilica of the Sacred Heart of Paris）一次。不太喜歡那個地方。寺中沒有非看不可的宗教藝術，相反，此教堂非看不可的是它的世俗政治。 聖心寺位於巴黎的制高點——蒙馬特高地。該高地周圍有點像老北京的天橋，屬九流三教薈萃之地。賣唱的，畫畫兒的，洋雜耍，酗酒者，街混混，“紅磨坊”等等都有。一座80米寬80米高的大教堂，突然在此拔地而起，正襟危坐，和周圍不很協調。大教堂的顏色日間是一大片喪事狀的煞白，晚上是慘白，看著瘮得慌，與巴黎的開朗的色彩格調不協調。聖心寺門前的一尊銅像，是騎馬舉劍的聖女貞德，也令人感覺怪怪的，怎麽用一員女將當看門的？就好像，在彌勒佛寺門口，不用哼哈二將當門警，而塑一尊立馬橫刀的花木蘭，不合適吧。 也許，設計者要的就是給你一個不協調的感覺。因為，聖心寺不同一般天主教堂，其主要功效不在於彌撒，懺悔，洗禮，聖餐，婚喪典禮，封聖，或加冕，而是鎮邪，壓邪，去邪。 “邪”，指的是1871年為時兩個月的巴黎公社。 對1871巴黎公社的評價，一直有“正”“邪”兩種極端。上大學時，我們被教導說，1871巴黎公社是偉大的創舉，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原型。在聖心寺，公社被稱為是一群惡棍和無賴們的“歇斯底裏狂熱”。 這很像五十年代聽到的關於“太平天國”的兩極評價。1951年，太平天國起事一百年，紀念活動上的評價都是“偉大的農民革命”等等。而在祖母等長我兩輩人的口中聽到的是，“長毛”是無惡不做的強盜，土匪。太平天國之後，在杭嘉湖一帶，嚇唬小孩的一個習慣用語是，“別鬧了，長毛來了！” 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軍開始大屠殺，其“規模之大，在文明的十九世紀國家當中幾乎是不可思議的”1。 儘管被殺戮的3 – 5萬人中，大部分是公社社員。聖心寺所要鎮的邪，卻是專指公社社員。公社被聖心寺認定為極端組織煽動起來的暴民狂熱，最終導致暴民自己被屠。1872年，為防類似事件再發，第三共和的國民議會通過禁止極端組織活動的議案。極端組織主要指的是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即主張廢除財產私有制的各政治流派。 2010年，第五共和的國民議會再次重申，聖心寺是為巴黎公社社員所犯下罪行消孽。這也是聖心寺如今的說法。 所以，聖心寺，是對“暴民政治”的恐懼。 二 在西方，“暴民恐懼”，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亞裏斯多德。 亞氏著有“論物理”，共八卷。現在已經沒有人引用了。因為其中的論斷，不是已經過時，就是被證明是錯誤的。 亞氏著有“論政治”，也是八卷。還沒有完全被遺忘。其中之一就是“暴民政治”。 亞裏斯多德認為“由優秀者所主持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本節的引文，大多出自亞氏“論政治”，不再一一標明）。以此為標準，亞氏考察了古希臘城邦的三種政治體制——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共和政體。他的結論是：沒有一個政體是好的，都會腐敗，變質。 儘管如此，亞氏認為，三種“腐敗政體中，（共和政體）並不算太壞”。共和政體基於憲法和議會，所以，它能與下述“自由，平等”觀念相容：“自由，平等的形式之一是，人人均有治理和被治理的機會”。只在共和政體中，（原則上）有可能實現“人人均有治理……的機會”。亞氏說“沒有理由老是把上等的笛子給出身高貴者，而不給精於笛藝的吹笛者。前者不見得會善加利用”。當然，這裏的“人人”和“吹笛者”均是指自由民，不包括奴隸。 世事是動態的，亞氏進一步說“最好的反面乃是最壞的”。君主制走向反面，乃是“暴君統治”；貴族政體走向反面，乃是“寡頭政治”。共和政體的反面，則是 demagogy —— 被煽動起來的暴民的統治。 窮人的人數眾多，但見識少，缺乏教養，拙於價值判斷。如果選舉權擴及到窮人，政權可能會由容易被煽動的人主導，難免不走火入魔，那就是demagogy。 “暴民政治”同“暴君政治”和“寡頭政治”一樣，都是“暴”。“暴君”和“寡頭”政體中，“暴君”和“寡頭”是施“暴”的源頭。而demagogy中的暴，是社會失去理性的主導，走入混亂，失序，衝突，打鬥，流血。這就是亞氏的“demagogy恐懼”。 後世許多人重複闡述過亞氏的“暴民憂慮”：憲法和議會不能保證民主政體不墮落為demagogy，普選制更是通向demagogy之路。在西歐，從康德，羅素…..到丘吉爾等有影響的人士，對民主都有不少負面之詞。“民主……與自由是矛盾的”，“民主是較低級的政體”，“民主體製造就公眾政治的偽善”，“人民大眾的意見很容易會變成魔鬼式的吼叫”等等。最尖銳的評論也許屬於尼采，他說，選舉制，議會制，就是“使牲口變成主人”。 1871年巴黎公社一人一票選舉制，被馬克思美譽為高度民主社會的雛形。聖心寺則說，那不是民主社會，而是demagogy，社會中邪了。 三 Demagogy一字至今沒有中譯名，雖然它不是個新字。想搜尋中文世界裏有關demagogy的文章，無從下手。也許根本就沒有這類文章？不對，回想一下就發現，demagogy的論斷，不但似曾相識，而且還在課堂里正正經經地學過呢。 五十年代初的北大，“聯共（布）黨史”也是物理系學生的必修課。當時，蘇聯還派來一些“聯共黨史”專家，教授，幫助中國教師（大都來自是歷史系或其他人文系科）講授“聯共黨史”，教材是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出版的“教程”一書很便宜，在王府井大街的外文書店有賣，兩根奶油冰棍的錢就可以買一本。我前後買過三本，一本中文，一本俄文，一本英文。考試也不難，答題切忌創造性。要學會背書。關鍵語句，最好背得一字不差，即可滿分。所以，至今還記得“教程”中的有關語句。 “聯共黨史”的第一個批判對象是俄國的民粹主義。民粹派主張，俄國的進步和改革主要依靠“農民公社”。 “聯共黨史”批判說，“雖然農民人數眾多，但他們是同最落後的經濟形式，即小生產相聯係的，因而沒有也不可能有遠大前途……”（本節引文大多取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不再一一標明）。 這就是說，正宗馬克思主義，即“聯共黨史”斷言，農民是勞苦大眾中最落後而又無前途的一類。哪能依靠這些人鬧革命 ? 在批判民粹主義的課下盛傳，毛澤東的“群眾路線”被蘇聯來的“聯共黨史”專家們舉例為民粹主義，毛的“依靠農民”路線被認定同俄國民粹派路線一樣。在聯共（布）專家的口裏，毛是民粹派。中國教師當然不會在課堂上說。至於，在實際政策上，毛到底是不是“依靠農民”，那是另一回事了。反正聯共（布） 專家們根本不知道，也不懂。總之，在答“聯共黨史”考試題時，要小心，不要用毛氏的語言去答“聯共黨史”的考題。 工人階級是先進階級？也是個X 話。正宗馬克思主義認為 “工人階級本來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意識，這種意識衹能從外面灌輸進去……”。 亦即，工人階級自身也是屬於“盲”者，不可能有自覺的先進意識，社會民主主義先進意識必須從外面灌輸到工人階級中進去。 總之，正宗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和農民加起來最多走到工聯主義，農會主義，不會自動產生追求社會主義的思想，更不要說共產主義理想了。 這是就是 demagogy 的第一層意思：工農大眾人數雖眾多，但他們的知識貧乏，眼光短淺，不足為懼。對建立在私有財產制上的社會制度，沒有威脅。 這一層意思同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對農民的估計倒是一樣。俾斯麥認為，民主普選制對他的統治並無大礙。農民在大事上向來支持教會，國王或者皇帝。普選將會加強右派，而非左派。 Demagogy的第二層意思是：窮人大眾容易失去理性（或本來就沒有理性），易於被煽動而走入“邪”門。一旦如此，則會成為極可怕的力量。巴黎公社時期，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是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他的名言是“財產權即盜竊”，它對窮苦大眾極具煽動力。一旦窮苦大眾認真實行蒲魯東的名言，剝奪盜竊者的盜竊財物，私有產權社會能不歇斯底裏嗎？馬克思著有“法蘭西內戰”一書，是對1871年巴黎公社的反思。馬克思的結論之一是，巴黎公社當局的一個重要失誤是，沒有及時地沒收（剝奪）銀行，以致大小有產者的許多私有財產，都及時轉移出巴黎了。亦即，巴黎公社執行蒲魯東的名言，還不夠迅速和徹底。 “聯共黨史”認同這種觀點，它說：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把（取消財產私有制的）共產主義思想“從外面灌輸”到工農大眾中去。“煽動”即是一種“灌輸”。用“從外面灌輸進去”一語形容共產主義力行者與工農大眾的關係，是馬克思本人首用的。工農大眾是可以被灌輸的，是應當被灌輸的，也是必須被灌輸的。 “灌輸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之一。共產黨的宣傳部，即為灌輸部。 列寧說得更直截了當（忘了出處），他說，俄國革命衹要有一百個志同道合的職業革命家就足夠了。如果一百個職業革命家能到工農大眾裏去灌輸，宣傳，鼓動，就足以煽起巨大的力量，把俄國翻過來。 “聯共黨史”第六，七章描寫的十月革命，大體就是按列寧的路線進行的。在沙皇制下，列寧和他的“一百個”布爾什維克同志，不可能公開地灌輸，宣傳和鼓動。以致列寧在國外逗留了17年。根據KGB 公開的檔案，職業革命家們在國外期間都有不錯的財源支持，可以寓居於柏林，巴黎，和意大利卡普裏島等地 2 。1917年俄歷2月，俄國的民主革命成功，沙皇遜位，代議制（杜馬）的臨時政府掌權。列寧於4月就回到國內。在民主體制下，“一百個”職業革命家們可以公開地或半公開地到工廠去宣傳，灌輸和煽動了。結果，“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獲得工人大眾認同。最終，蘇維埃擠垮了杜馬，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俄國翻過來了。攻打冬宮並不是十月革命的關鍵。按“聯共黨史”，俄歷10月25日入夜，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向冬宮開炮，攻打冬宮開始，到10：45pm就宣告勝利了，大體是一場電影的時間。十月革命成功的關鍵是布爾什維克對工人和相當一部分士兵的灌輸取得成功。 布爾什維克職業革命家們對農民的灌輸並不成功（俾斯麥猜對了）。所以，內戰爆發時，多數農民支持白軍（主力是士官生）。蘇維埃鎮壓反革命，哪怕他們是農民（最落後的一類），民主政體在俄國再度消失。 把“聯共黨史”放在十九世紀歐洲社會革命歷史背景裏重新一看，就發現，五十多年前 “被灌輸”和 “自灌輸”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一些章節正是在描寫demagogy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甚至在電影“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中也能看到蛛絲馬跡。 四 當政者，大都不喜歡擴大民主，更懼怕擴大民主以後可能產生的demagogy。這一點都不奇怪。 有一點“奇怪”的是，儘管demagogy的幽靈一直在歐洲遊蕩，儘管對民主制一直有憂慮和批判，儘管民主政體有負面的歷史經驗，但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後，西歐各國的民主政體並沒有停滯或萎縮，而仍是在發展和擴大。 1880年，法國當局大赦所有1871巴黎公社政治犯和逃亡者。最極端的革命家布朗基（巴黎公社的名譽主席）也被釋放。 隨後，西歐各國的選舉權人數不斷增加。選舉權的普及程度是對民主政體發展的一個動態的定量度量。 英國：1883年，20歲以上男子選民人數從8% 增加到29%。 比利時：1894年，成年男性選民人數從3.9% 增加到37.3%。 挪威：1898年，選民人數從16.6% 增加到34.8%。 法國，十九世紀末，選民人數也已佔成年人口的30-40%。 芬蘭：1905年，選民普及到76%。並賦予婦女投票權。 奧地利：1907年，實行普選。 意大利：1913年，實行普選。在十九世紀末，意大利還有67%的人口是文盲。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西歐各國的男性公民大體都有了選舉權。成年的“男性牲口”都變成主人了。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俄國和土耳其以西的歐洲，無論戰敗國或戰勝國，大都以民主制（憲法，普選制，議會）重組國家。 1871年巴黎公社數萬人死於非命之後的數十年裏，西歐民主政體有如此的發展。如何解釋？ 民主體制不再在乎“暴民恐懼”了嗎？ 1 本文中的一些數據取自Eric Hobsbawn 的“資本的年代 1848 – 1875”（1975），及“帝國的年代 1875 – 1914”（1987）。 2 D. Volkogonov, Lenin ( Free Press ，New York， 1994) 。 2012. 3. 18 . Tucson..

美国之音林枫 图片来源: AP 89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前“民主女神”矗立在天安门前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祭奠先人、上坟扫墓的日子。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期提出，应该允许1989年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后流亡海外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回国探访。 温家宝表示这些学生已流落海外多年但却一直不被允许回国，甚至在父母弥留之际、甚至去世也不许回国，这是很不近人情的、也是不人道的。 温家宝还表示，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有的人也根本与六四无关，只是在海外批评了中共在个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出发点是好的，让他们回国探亲访友是人之常情。 报道称，温家宝还批评中国驻外使领馆把一切批评中共的人士都划归为“海外敌对势力”行列的做法。据称，温家宝说，“一个政府如果敌视自己人民的批评，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的 。” 1989年天安门运动遭到镇压，政府通辑了20名学生“头目”，其中，一部分流亡海外，还有一些被捕判刑。“六四”后，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和体制内干部也流亡海外，目前，大约有几十到几百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以及东南亚。 最早在海外呼吁北京让流亡人士回国的高干是中国人民日报原总编和社长、人大常委胡绩伟。他1993年夏天在美国之音总部接受采访时呼吁，让这些六四“娃娃们”回家。胡绩伟已经近百岁，目前在北京医院治病。 近日，流亡海外的知名六四学运人士王丹、胡平、王军涛、吾尔开希、吴仁华和项晓吉发出公开信，希望北京允许海外学运和民运人士回国。其中，吾尔开希、吴仁华和项晓吉当时都是学生或教师，他们都是通过地下通道流亡海外的。而胡平则是在六四之前就来美国留学的。至于王丹和王军涛，都是在镇压之后被捕判刑的。后来，出于需要，北京将二人提前释放，以保外就医方式直接送到美国。王丹在哈佛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目前在台湾教书。王军涛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政治学博士学位。 有报道说，王丹的父母最近到了台湾探亲。但是，也在台湾工作的维族人吾尔开希，他的双亲一直没被允许探望吾尔开希。 温家宝提议让六四海外民运人士回国的报道目前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但英国《金融时报》3月份曾报道说，温家宝在一次中共高层会议上提出重新评估1989六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