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眾抗爭

《遭遇警察》:记录也是一种反抗

6月10日,香港开放出版社将正式发行中国学者徐友渔及旅美纪录片导演、作家华泽共同主编的《遭遇警察》,21位中国内地的维权人士及网友讲述遭警察非法拘禁及殴打经历,编者华泽坦言,中国已经成为警察国家。 6月10日,香港开放出版社将正式发行反映中国内陆警察非法拘禁和打压维权人士和公民的书籍《遭遇警察》,该书主编为中国知名学者徐友渔和目前旅美的纪录片导演、作家华泽,21位作者中包括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和维权人士王荔蕻等人。 本为编者同时也为作者,徐友渔为《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是中国自由派代表学者之一,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本人亦被国保限制自由和进行施压,包括不得接受外媒采访等。华泽网名”飘香”,同样在刘晓波获奖后,2010年10月27日,她遭遇警察”黑头套”及殴打,被秘密羁押两个月后释放,她于2011年1月初写成《飘香蒙难记》,揭露在此期间警察对她进行囚禁、殴打及死亡威吓等行为。 “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后再不会回来” 据编者华泽介绍,在本书收录了很多普通网友经历,比如在”六四事件”20周年时,到天安门广场献花既被警察非法扣押,有因签署《零八宪章》而被”喝茶”者,还有因为参与营救陈光诚的行动、及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参加庆祝活动及去年的”中国茉莉花”行动中,被警察非法拘禁、限制自由、戴”黑头套”甚至殴打的经历。 《遭遇警察》:记录也是一种反抗(音频) 本书源起在去年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中,先后有几百位维权人士、作家和艺术家等被秘密羁押和判刑:”我们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所以我们决定编辑这本书让国内的网友看到真相,也让国外的人看到崛起的大国、和谐社会背后是什么。我们有个宗旨是记录也是一种反抗。” 本书作者之一滕彪先后多次与警察”遭遇”,滕彪在其文章《打死挖个坑埋了》中记录下警察在2010年12月24日对其殴打和恐吓的过程;2011年2月19日,因为准备发起营救陈光诚行动,中国警方籍”中国茉莉花革命”为由,将滕彪秘密关押两个月,期间滕彪遭遇了酷刑和恐吓。滕彪在书中表示:”造成中国人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就算仅仅为了我的女儿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也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我的写作,我的行动,我的爱,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后再也不会回来。” 作者之一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王荔蕻于2011年3月21日被警方抓捕和刑事拘留,在此之前,她曾多次被软禁和限制自由,2011年9月9日,王荔蕻被判刑9个月,并于当年的12月20日释放。她亦在本书中表示:”在拘留所结识的这些号友,我从未想过在这里和他们的生命发生交汇。他们从不同的场景里被带到看守所,这些卑微的人们,在艰难的日子里,小心呵护着自己残存的自尊的羽毛。” “这个国家是向人民宣战的” 另据华泽介绍,最早计划编辑该书时,曾定副标题为”和谐背后的故事”,她也认为,透过该书实例,已经表明中国进入到警察国家的时代:”中国政府用警察治国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国民,去年开始,国家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预示的意义是这个国家是向人民宣战的,所以用国家机器来控制各种各样的人群,从这本书里可以看书政治警察已经无孔不入的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 华泽也强调鉴于国内行动者的安全问题,本书是自行组稿,两位编者为此将承担全部的风险,和由于揭开警察国家真相可能带来的政治压力:”我当时已经在美国了,我更担心徐友渔老师,但是他和我说,愿意承担任何后果。本书在未出版之前,已经被列入中国政府出版物入境的黑名单,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普通公民能够读到,我希望他们看到这本书,这种状况并不只存在于维权人士中,可能会波及每一个人。” 作者:吴雨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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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有生之年 不期待大陸言論自由

記者鄭語謙/台北報導 廿三年前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華人得主高行健便離開了中國大陸。昨天適逢六四周年,高行健來台擔任台師大講座教授,他昨天說,大陸人身自由已有改進,但思想和表述仍無變化,「我有生之年,不期待中國大陸出現充分的言論自由。」 高行健前天抵台,昨天赴台師大拜訪校長張國恩。他受訪時表示,民主不是一天能完成,在西方從文藝復興以來就走過漫長的歷史,「人權絕不是誰賞賜給你的,是自己爭取而來的。」 高行健說,他經歷過極權下對個人自由極端的約束,以及西方的自由,不願再回到「不自由的中國」,也不期待中國政府主動給予人權與自由。 中國大陸近幾年來經濟崛起後有了不少進步,但要走到跟台灣一樣的民主,他感嘆:「這是一條漫長的路。」 近來出現許多要求平反六四聲浪,高行健說,這要由中共當局者來平反,他盼望平反越快越好,「最好是明天。」高行健說,人權與自由從不是給予的,而是自己爭取來的,在創作領域中也沒有絕對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只能存在於心中,端賴自身能否覺悟。 」 他說,當年寫「靈山」時,就沒指望過政府會核准這本書的出版,因此創作的時候「思想很自由」,沒有先在腦中「自我審查」,「思想自由了,這本書也自由了」,靈山不僅超越時代、國家、也超越不同的文化背景,被翻成多國語言,「情感人人都能相通,這就是文學的意義。」 高行健今天將在台師大校慶典禮上以教育為題發表演說,他說,台灣的教育可貴在普及,品質是世界一流。 台灣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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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江春男:六四紀念不休 正常大國還早

香港特首梁振英對六四拒絕表態,受到很大批評,馬英九不提平反,也被民進黨修理,其實香港特首和台灣區長處境相似,六四過了23年,年年難過年年過,他們如與北京沒默契,哪敢替六四平反。 台商趁機赴大陸賺錢 紀念六四,是時尚話題,每年此時不能不關心一下,象徵人心不死,自由火苗永不止息,但中國大陸到底有多少人關心六四,是另外一回事。 有人說台灣人對此很冷漠,請問為何要關心,台灣人對自己的前途都不關心,如何關心別人不關心的事。 六四事件後,我首次踏進大陸,那時北京宣布戒嚴,外國人嚇得跑光,北京成空城,五星級觀光飯店打三折,也找不到客人。我懷著興奮的心情,來比較國共戒嚴的品質,那時台灣解嚴不久,萬年國會仍在。 外國人逃之夭夭,勇敢的台灣人趁虛而入,第一批台商都賺了錢,他們發了六四的國難財;因理想破滅而下海從商的知識份子,後來都發了財。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很快開啟新人生,倒楣的坐苦牢,甚至進精神病院。 全世界見證中共獨裁 六四事件有電視現場轉播,肅殺氣氛嚇人,人民解放軍用坦克和子彈屠殺自己的人民,那一刻,全世界見證中共獨裁本質,20多年後,埃及的穆巴拉克想如法炮製,可惜,他沒有鄧小平的果斷和運氣。 六四青年在天安門廣場高舉自由人權的標語,20多年後,這些標語仍然是中共的口號;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有如此巨大落差,中國要成正常大國,還早。 台灣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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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四歪論特別少

六四廿三周年了,香港仍有數以萬計燭光照亮維園,六四亡靈可堪告慰。正因為廿三年來維園的不滅燭光,令受難者家屬得到少許安慰,也提醒惶惶不可終日的劊子手們,我們並沒忘記那場屠殺。正因為港人及天安門母親等人的堅持,中共對六四態度終於出現微妙變化,就連專擦中共鞋的香港小丑,也不再大放厥詞,以致今年的六四歪論特別少。 所謂六四歪論,無非就是:一、鎮壓並非屠城,坦克並沒輾死示威者;二、當年的學運領袖一心想流血,錯過很多撤出廣場的機會,且不理戒嚴令,才導致鎮壓的悲劇;三、若非當日果斷鎮壓,不會有之後的高速經濟增長,就不會有今天的經濟成就。 這些歪理在數年前還頗有市場,特別是中國經濟似乎一枝獨秀,也確實令數以億計的中國人脫貧,一片欣欣向榮之象,更推出「中國模式」、「和平崛起」等論說,說甚麼廿一世紀是中國人世紀等。在他們口中,「事實」勝於雄辯,並認定六四鎮壓換來多年的穩定,而穩定的社會環境又帶來經濟高速發展。但這種說法的邏輯紊亂,更何況當日還有很多其他方法去解決問題,絕非只得坦克及機槍鎮壓一途。 但是,今年他們都「龜縮」起來,不再公開為六四血腥鎮壓開脫了,為甚麼?筆者相信,他們當然也感受到北京當局對六四的態度,正在悄悄改變,一旦北京轉軚,他們「跟車太貼」,必陷難以及時轉軚的尷尬。 更重要的是,六四後中共一味催谷經濟、不思政治體制改革,希望透過經濟發展去維持政權合法性的短視做法,以致中國在畸形制度下作畸形的發展,其後遺症之大已超過其好處,且時間越久,弊端越明顯。經濟發展了,但一切向錢看之下,國人道德急速敗壞,為了錢,幹盡多少傷天害理的事也毫無愧色,製造無數互相毒害的有毒食品而面不改容,貧富懸殊之大就連當局也不敢公佈堅尼系數;為了錢,環境被污染得無以復加,所有山幾被砍光挖空,江河被攔腰壩斷,污染的河水製造無數癌症村;為了錢,貪官們醜態百出,買官賣官、貪贓枉法、以權謀私、侵吞公款等,層出不窮。更甚者,社會的公平正義,也被這種畸形發展模式吞噬,每天都有老百姓要以死對抗拆遷、反對徵地等。 如此千瘡百孔的國度,連溫家寶也不斷疾呼要推動政改去改變它,中共及馬屁精們,還能以「驕人的經濟成就」掩蓋每年要七千多億元去維穩的爛體制嗎? 張華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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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为什么格尔登寺成为自焚藏人的中心?

核心提示:在川南的崇山峻岭中,格尔登寺成为现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股自焚浪潮的中心。中国的武警对那儿的严加看守达到了极限,令人窒息的气氛反而让喇嘛们更加激进。 原文: In Occupied Tibetan Monastery, a Reason for Fiery Deaths 作者:Edward Wong 发表:2012年6月2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译文” 【图:格尔登寺的喇嘛 这一股自焚热潮是现代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印度达兰萨拉 ——一名年轻的藏族喇嘛走在街上,用脚去踢解放军的军车,然后留下了一份自杀遗书,谴责官方禁止他们举行一项宗教仪式。另一位时常微笑的喇嘛,他喜欢谈佛而非政治。第三个,也曾经也是喇嘛,他喜欢牧民们放牧的牲口。 格尔登寺在西藏高院东部边陲的崇山峻岭中,他们三人都曾在这儿身着藏红色僧袍。他们均点火自焚,抗议北京的统治。其中两人死亡。 据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西藏运动组织给出的数据,自2009年起,至少有38名藏人自焚,其中29人死亡。位于四川省格尔登寺的约2,000名僧侣们成为 这一现代史上最大的自焚浪潮的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自焚行为的抗议曾经在越南南部出现过,僧侣们以此抗议西贡的腐败统治。 其中25名自焚者来自格尔登寺所在的阿坝州;15名是或曾经是格尔登寺的年轻喇嘛,两名是德干曲廓林尼寺的尼姑。 中国的武警现在把守着阿坝镇的每一个街区,格尔登寺处于封锁之中。记者们被禁止进入该寺,这令格尔登寺如何会变成火山喷发式的自焚浪潮中心变成了一个谜团。 但从格尔登寺逃出、跨过喜马拉雅山脉抵达印度达兰萨拉镇的僧侣和教友说:在过去四年中,当局对格尔登寺实行的占领和镇压位列藏区有史以来之最,这让格尔登 寺也越来越激进。中国的安保措施已将这座白墙围砌的修道院——包括寺庙、宿舍和行祈祷轮,变成了一座事实上的监狱,当局本想利用这些方式遏制喇嘛的愤怒, 不料却”火上浇油”。 经过五周的平静,自焚事件上周再次爆发。5月27日,在西藏首府拉萨,两名男子在大昭寺外点火自焚。这是拉萨四年来第一次为人所知的自焚抗议。其中一人以前是格尔登寺的喇嘛。 周三,一位三名孩子的母亲在阿坝自焚死亡。 从阿坝逃出来的流亡人士说,即使是采用北京对西藏的控制标准来看当局对阿坝镇和寺院的安保措施也已经达到极限。据西藏运动团体的报告及尸体照片,2008 年,在藏区起义期间,安全部队在阿坝用实弹朝示威者开枪,打死至少10名平民,其中包括一名喇嘛。这是最暴力的冲突之一,愤怒及被异化的情绪弥漫在当地藏 民之中。官员们加紧了安保。 2009年2月,在阿坝镇的市场地带,一名来自格尔登寺的年轻喇嘛自焚。这名名叫札白的喇嘛幸存了下来,官员们加紧了对格尔登寺的监督。 2011年3月,发生了又一起自焚事件:20岁的彭措在该市场的同一条街上自焚,这条街现在被当地人称为”英雄之路”。 当地藏民们说,在事发后六个月,当局以重拳回应,这更加激发了这种自焚抗争的继续。官员们下令让武警包围了该寺,砌了道墙封住了寺院的后门;禁止一切宗教 活动;砸烂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画像;强迫喇嘛参加爱国主义再教育大会;切断互联网;禁止朝圣者进入寺院。他们还连夜带走了300名僧侣,他们当中很多 人到现在都回来。 流亡的格尔登寺喇嘛康亚次仁与在阿坝的同仁还有联系,他说,现在大约有300名官员住在寺院内看守。去年夏天,爱国主义再教育运动的次数可能又翻倍了。 另一名格尔登寺的喇嘛洛桑说,那些军警在寺院周围建立了四所军营。 最近抵达达兰萨拉的洛桑说,”最令人难受的是看到那些士兵用枪指着你,但又不朝你开枪。” “这是自2008年以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宁愿被枪杀,也不愿他们每天24小时用枪指着我。”他要求只透露他的姓。 他说,似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自焚计划。 “我认为那些自焚殉葬的人,他们之间没有舍呢么正式的协议,但人与人之间有种团结精神”,他说。”藏民的力量就象是一串完整的佛珠手链。你找不到头尾,因为它是一个圆。” 中国官员谴责那些自焚者是”恐怖分子”,并指责这是达赖喇嘛煽动所致。达赖喇嘛否认这一指控。 人权观察组织的研究员们认为,阿坝的挫折感要归咎于令人窒息的安保和”主动出击的警察监控术”。这一组织发现,从2002年到2006年,花费在安保上的阿坝的人均政府支出是四川的非藏区的三倍。在2006年之后有了快速的增长,到2009年则达到了非藏区的五倍之多。 北京高层官员已签署了封锁令。今年2月,阿坝党委书记侍俊被晋升为四川省公安厅厅长。 与洛桑有密切联系的多杰仁增曾是格尔登寺一名喇嘛,后因对该寺受到的封锁感到窒息,他于2010年离开了该寺,以放牧及做体力劳动为生。他于二月份的一个夜晚,在一所小学点火自焚。洛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七月。 “他告诉我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一感受到阿坝镇的气氛就头痛”,洛桑说。 这与第一位自焚的札白是同样的情况,洛桑说。2009年在札白自焚的前两天,他走在军用卡车之中,用脚去踢它们。 “他是想故意挑衅那些士兵”,洛桑说。 “我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他这是怎么了?’那一天他真的很不一样,在他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到他对军队有多仇恨。”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层的喇嘛在僧侣聚会时通知说,格尔登寺不得不取消当天一个重要的祈祷仪式。洛桑说,半小时后,札白就在市场上点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如果政府禁止该宗教仪式,他会自杀。 洛桑说:”人们都非常尊重他的动机,和他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下一名自焚的喇嘛是平措,曾与平措一起学习过的洛桑说:平措从来没有表现过阴暗的情绪;他喜欢开玩笑,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经常炫耀他的肌肉。 洛桑说:”我从来没有听平措说过任何政治主张,他采取的自焚行动在我看来不可思议。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在他的内心隐藏了多少东西。” 平措自焚后,当局开始了激烈的再教育活动,并封锁了寺院半年。这令更多的僧侣变得激进。最紧张的时刻之一发生在2011年4月,当官员们试图抓走那些不是 来自阿坝的僧侣。据国际西藏运动组织消息,阿坝的居民们试图阻止警方,两名藏族老人被殴打致死。官员们带走了300名喇嘛。 八月份,法庭判处三名喇嘛超过10年的监禁,其中两名与平措的自焚有关,一位是平措的叔叔,他当时拒绝将平措的遗体交给警方。 九月的一天,在官员们放松了对格尔登寺的一些限制后,两名喇嘛中午飞奔到市场,他们的长袍上着着火焰。一名手举着被禁的雪山狮子旗。在倒下前,其中一名喇嘛洛桑格桑是平措的弟弟,他高喊:”我们是被告。” 今年春天抵达达兰萨拉的一名目击者描述了这一事件。”由于不公正的判决、压迫和歧视政策,因为所有这些,藏民们感到被孤立了”,他说。 “这些自焚不是结束,这仅仅是个开始。” 张伟(音)从北京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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