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在如此的体制的异化作用下，让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只能有几条空间狭窄的道路可以走：“从了”——商业电影与文艺电影中的莫谈国事、“合谋”——主旋律电影中的粉饰与说教，与“弑父”——地下电影所体现出来的反抗意识。   一、进口大片“入侵”的政治学焦虑   在今年九月的中国电影市场上，又上演了一出进口大片与国产“大片”的直接过手的好戏，诺兰的《盗梦空间》（直译《奠基》）与张艺谋《山楂树之恋》的直接PK，当然结果是不出意外的，又是呈现出绝对一边倒的评价态势。于是，自然又会很多人展开了联想之旅，在感叹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拍不出自己的《盗梦空间》？而这种感叹，其实已经变成了通用式了，因为这样的句式我们之前见过太多了，只要把电影换成《阿凡达》、《骇客帝国》、《指环王》等都适用。更有甚者视之为洪水猛兽，上升政治学层面，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入侵”，有时居然还发生抵制的荒唐行为（如2007年动画片《功夫熊猫》引发的抵制风波）。其实，这样的感叹与批判，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作用，否则的话，就不用每年都这么像祥林嫂般地重复了。在大片所向披靡之时，如果真的要走出这种进口大片的集体焦虑症，就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探讨，而不要如以上那种止于肤浅的感叹与焦虑，更不能用狭隘民族主义的色彩的抵制，因为这不是“入侵”与渗透，而是文化的人心所向。所以相反，我们却需要深彻的自省与自知之明。 在这两年里，有三部电影的进口，在我国的电影市场，引发海啸般的狂潮与震撼，《2012》、《阿凡达》与《盗梦空间》。这三部电影，其实就很好地代表了国外电影的三大主流模式：《2012》背后的人类对自身未来的焦虑症，也反映出宗教色彩上的难以遏制的人类悲剧意识；3D《阿凡达》背后的科幻想象力与强大的电影技术，还有考古学与人类学上的一些成就展示（比如纳美人的语言与潘多拉星球上的物种）；《盗梦空间》背后的发达文化想象力，以及在后现代语境下人类对于本我、自我、超我的迷津。而这都无一不是说明了，电影远非剧情与画面，它们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庞大的社会文化工程，因此相比之下，透过我们的电影文本分析，我们毫无疑惑地看出我们的文化就显得十分根浅，缺乏文化与技术乃至想象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了。 因此，在各个层面上，都拿不出手，所以就只能进行上映前的各种运作与炒作了。比如《山楂树之恋》就以清纯为噱头，试想，除了这个可怜的卖点，它还能是什么？其实和《孔子》上映前周润发以及《唐山大地震》上映前冯小刚都说的不哭不是人一样，成为了一种道德上的压迫：如果我们没有从这部“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的电影中看到清纯，说明我们是不纯净的、污秽的；如果我们没有这部“感天动地”的电影落泪，我们简直是没有人性了——这种先从道德上给自己套上了一层防护甲，然后，这就意味着剥夺了批判的空间，任何的批评，都是批评者的自我揭发甚至自我掘墓。 此外更别提这种说法背后的扭曲的价值观了。写作是为了拒绝遗忘，所以电影的讲述，如果你不能进行这种拒绝，至少也不能成为制造遗忘的工具。但是在《山楂树之恋》中，把中国现当代历史中一段可以说是最为糟糕的岁月描写成一个纯真、善良、美好的时代。仿佛那个时候的爱情，就是不物质不拜金的，人人纯洁干净，可是，稍微有些见识的人都知道，其实那个时代，爱情的存在都是奢侈的，很多的恋爱是通过组织安排的，婚姻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而且感情出现了问题，连离婚都不自由。此外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物质的要求，比起现在来说，只会是更加物化与功利，正如一些评论提醒的，在70年代，女青年的择偶标准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和“72条腿”（一套家具）。另外，在成分上，“50年代找干部，60年代找军人，70年代找工人，80年代找大学生。”在家庭背景上，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基本不通婚，干部子女和普通家庭子女难通婚，甚至双职工和单职工家庭通婚都有障碍——而这一切，作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张艺谋，怎能可以如此快速地遗忘，还将此岁月进行如此的唯美化？ 这令人匪夷所思。是的，现实是这么乱，但是现实的乱，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刻意去扭曲历史的借口，可是每每，历史就总是为了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而这不得不说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灾难。因此，直面了那段历史的王兵新作《夹边沟》，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电影，同时也显得弥足珍贵——但是它从威尼斯电影节折回之后的命运又将会怎样，我们就无从得知了——真正的焦虑袭来了……   二、电影背后的文化理论与价值观支持   必须意识到，其实一部电影的所有，远不止银幕上所呈现的。工夫在诗外，每一部电影背后都蕴含着其深刻的社会文化甚至最先进的理论发果，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拿《盗梦空间》来说，满篇都贯穿着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的术语，比如潜意识、图腾等，这和欧美国家流传了上百年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有着莫大的关联，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简直就是可以拿来当作观影攻略手册了。 还有一个实例能更为明显地体现出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电影的支持，那就是电影《骇客帝国》系列，它的理论与灵感来源就与名著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后现代理论大师鲍德里亚的一些理论有着很大渊源。导演沃卓夫斯基兄弟自称受波德里亚影响极深，还希望让波德里亚能成为电影的顾问，因为整部电影的核心概念，像“矩阵”、“真实”等等，都来自他。在《骇客帝国》拍摄前，这一请求虽被拒绝，但这并不妨碍这部电影向他致敬：基努•里维斯扮演的尼欧有一本掏空的装软件的书，就是鲍德里亚的《仿真与拟像》。 从《星球大战》、《指环王》、《骇客帝国》，到《机器人瓦力》、《2012》、《阿凡达》、《盗梦空间》，每部电影背后都是同样如此，尽管这些文化背影也大量的利用，甚至也达到了一种过度消费的地步，比如近些年来，好莱坞也产生了很多劣质的科幻电影，但是这都无碍于他们持续的文化创新与超越。而我们呢，想一想，这么多年来，有过多少的文化创新与理论贡献？原创哪些真正的影响了国人与世人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上的学术成果？ 还有一点，归纳起来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进口大片，他们背后的最基本价值观是一致的，这种共识性的价值观就是根基，它可以避免一部电影走向背离人性与历史的深渊。这种最基本的价值观体现在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责任意识和批判色彩。 在《阿凡达》这类的科幻电影背后，是对后现代的技术哲学批判理念，强烈批判人类贪婪下自掘坟墓的行为对于地球以及宇宙的灾难性破坏，不停地在引导观众在思考人类何去何从；在《2012》这种灾难片里，是深刻的对人的关怀，讲述每一个人都有权利登上被拯救的诺亚方舟，并且在讽刺与批判那种政客与权贵的丑陋，然后虽然过程艰辛，但是人性最后总是能够得到幸存与回归；在《盗梦空间》就更简单明了了，深陷于对妻子的自责的主角柯布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回到家中见到两个女儿，这种更是人性的回归的表现，可以没有大家，但是决不能没有小家，没有把个人放置于宏大叙事之下，然后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本关怀。反观我们的很多电影，依然是价值观发育不良，甚至天生残疾，鼓吹违反人性与道义的价值观：为了事业，为了社会，乃至更宏大的理由而舍弃小我，成全大我。比如刻意刻画《孔子》中孔子抛妻弃子的“高大形象”，以及颜回舍身抢救几捆老师的竹简而葬身水底（这个天天被教育要“仁者爱人”的学生，却为了物而舍身丢命，这不更像是一个悖论吗？）这些无一不是有悖于最基本的天伦人理，其体现出了的价值观，不仅难以让人感动，反而应该值得反省。 当然我们也看到开始一些方面的事情在改观与回归，比如现在最主流的电影《建国大业》、《唐山大地震》，虽然它们依然还有很多不足，有在刻意回避一些东西，或者是建立在灾难美学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一种有限的进步，比如摒弃了以往对历史政治人物有意无意的污名化描写，以及深入人性之下对于个体情感与内心的进行体察。而除此之外，拿得出手实在是不多，《南京！南京！》、《疯狂的石头》、《人在囧途》之后，大量的横行电影作品，就只是那种粗劣大话、恶搞类的烂片，以及被过度反刍的功夫片，还有就是吃老本、沉溺于老祖宗荫庇之下的古装戏了，文化的想象力极端贫困，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力，几乎消失殆尽。而且还有一个在我们这里成为问题的问题，被人家造就克服了：即要走商业还是艺术的道路。这在好莱坞等影视人看来，只是不该矛盾的矛盾，商业化就是一门艺术，但是我们的认识中，商业化就是媚俗，艺术是自言自语，两极都极端化。   三、无批判，不文化   电影作为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它的任何奇葩都是表面的，它的浅层下面，却牢牢地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整个社会结构中，息息相关。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电影艺术上的问题，否则就事论事，只会遮蔽问题的根源，然后就只能不断重复这种焦虑与浅层的反思。 所以说，将问题引述到导演等创作者的身上，用《盗梦空间》的结构来分析，它只是进入到了第一层的梦境。分析到行业管制、电影市场与创作环境，则是第二层梦境了，但是其实它还有第三第四层梦境没有人进去过。第三层就是创作者价值观、世界观、电影观的层面发育不全之外的文化想象力的缺失，第四层就是体制钳制下的文化批判能力的钝化。而且下面一层都是上面一层基础，没有下面一层的实现，上面一层就将只会是空中楼阁。而这种分析路径与框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困境，有很好的帮助。 因为第一层和第二层有太多人探讨过了，在此我们直接从第三层“梦境”说起。其实，关于电影的技术上问题，只是属于科学层面的，如果真要开始追赶，相信中国电影不用几年就绝对可以比肩了。但是想象力则不行，它是人文社会科学层面，是一种软实力，它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大氛围。在想象力方面，中国电影背后所体现出中国人的思维，的确古板得让人发困、发愁，总是不觉不知中陷入肤浅的纯娱乐，不然就是一味说教之中，做起事情不是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就是无聊恶搞，最后都只会令人感觉枯燥无趣。其实在批判和说教之间，还有广阔的商业化空间，而且娱乐精神比批判精神在电影界更重要，但是在没有想象力为基础之下，娱乐显得都那么地苍白，而这也正是冯小刚的贺岁片与章子怡的《非常完美》等显得鹤立鸡群缘故吧。而这种“中国文化想象力之死”的根源，就是文化持续前进发展的动力不足。文化发展动力不足的首因，便是文化批判力被阉割，成为了歌颂与粉饰色彩浓厚的政治修辞，文化创作很多时候沦为历史与现实的化妆术，不敢否定与批判，娱乐也只是点到为止挠个小痒，有形无形的文化钳制过多，因此在被审查与自我审查之后，所产生的也只能是平庸之作了。而逃过此劫的，往往只能被迫游走的地下，或者出口之后才能转为内销。 还有一事，则可以最好地反映出社会大氛围对于文化发展的遏制效应。也即前段时间闹得纷纷扬扬的“郭德纲事件”。这个相声界几乎是硕果仅存的郭德纲，被多方痛打落水狗，而且连谁在背后使坏都不知道，迷雾重重，谍影重重，活脱脱成了一部悬疑电影，可见这种文化的恶劣生存环境。于是，就这样理性的技术批评变成了暴戾批斗，价值批判变成了道德审判。 在如此的体制的异化作用下，让中国的电影创作者，只能有几条空间狭窄的道路可以走：“从了”——商业电影与文艺电影中的莫谈国事、“合谋”——主旋律电影中的粉饰与说教，与“弑父”——地下电影所体现出来的反抗意识。但是，在电影体制身后，更有深层次的社会体制在制约着，从我们僵化教育体系开始，想象力就开始被抑制了。试想，没有思想与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还能会有驰骋自如，海阔天空的想象力吗？我们一直缺乏个体的解放与张力，人总是被塑造成体制末端的螺丝钉，而非人。所以，自由奔放的教育体系是作为想象力培育工程的基础设施的。 然后，就到了第四层了。文化创作在体制管制的畸形与非健康发展，文化在通往批判的路上受阻之后，大部分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向后转，躲避崇高与探索，大量古装宫廷出炉、透支名著、翻拍成风。而在向后路途上，又分出了两个岔路，一是媚权即向上的庸俗，唱颂歌，伪崇高，二是媚俗即向下的庸俗，提供感官刺激的低俗成风。而这两条路都是文化走下坡路的表现，从而走入价值观的误区与想象力的死胡同。这个文化案例，最典型的非“春晚”莫属。它在这近十几年来，成为了中国文化病症的集大成者：粉饰太平（在南方大面积雪灾时，可以说南方一片春意黯然），脱离现实，还可以算得上具有批判性的，或许仅仅是对于中国最底层的小人物、不争气的国足的嘲弄与挖苦，还有地域讽刺了（如故意说蹩脚的港台腔）。想象力的发挥与创新方面，为数不多的多数人较好的，或许就是宋祖英与周杰伦的混搭了——可是这仅仅是形上的创新，而没有真正的质变的创新。 重塑文化的批判性，是文化重新走上向前的上坡路的最佳捷径，批判意味着反思，意味着先否定然后超越前人的权威——而这正是创新的具体而且是唯一的表现，因此，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意识到了，为什么我们喊创新这么多年了，创新却依旧是穿着马甲的乌龟，脱下马甲之后，才发现是新酒瓶装上了陈醋，因为没有真正的批判性。 文化没有批判性，就必然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停滞空间，无法实现自我更新与升级。文化必须有着自身的批评与批判的锐利，才能起身地走出困境。但同时它的外围，也必须有一种可供文化生存的良好土壤与氛围，这就体现在它需要被批评，但不需要被批斗，需要被批判，但不需要被审判。然后，在批判的基础上，再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作为支撑和保障，以此正本清源，才能源源不断地输出立足于此的优秀电影作品，以及所有的文化作品。而如果缕清以及认识到这些层层递进的关系之中，能够开始逐步改善，这个电影文化的困境，或许很快就能“穿越”出来，走进现实，与世界接轨，与时代通联。   （张天潘，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原文链接：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49127de1ae4b26cb 。）

假如冯小刚真有勇气将 1976 年的大地震，还原到 1976 年的中国政经场景中去，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指桑骂槐。但痛心的是， 32 年前的历史，不但已在族群记忆中近乎失踪，也在这部影片中刻意被湮没。   有人说，喜剧是挠痒，悲剧是刮痧。中国的电影，大抵如此。 一个倡导生命教育的沙龙上，末了，主持人说，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的。这话忽然让空气变得坚硬起来，每个人张口喘出来的气，就像电影里成群的蜻蜓，飞在大地震的前夕。 其实每一代人都要湮没，每个人都要入土。只是当世界向着我们铺开时，永远是这一代人的湮没，占据着显赫的历史而已。 因为上一代人的湮没，已经湮没了。而我们的湮没，还正在湮没。 人类的情感，往往抓大放小，或避重就轻；嫌贫爱富，或重男轻女。其实，死于大地震，和死于饥荒，死于人祸，在失丧的程度上并无不同。就像我死在青海劳改营的祖父，并不因为他没有机会与24万人同死，他和他少数狱友的死，就不知轻重。或者说，当一代人湮没的时候，就像汇成一曲挽歌，其中有高音，也有低音。而任何一个高音，都不能独立于那些默然的低音而存在。不然，就泣不成声，曲不成调了。 然而，人们的记忆、情感、眼泪和勇气，总是有意无意的，倾斜在那些无法、很难或不宜追究同类之责任的灾祸上。就像父母在外人面前为儿女护短。宇宙中若真有一位审判者，人类的倾向，就是在他面前为同类护短。这就像集体诉讼，因为辩护的利益，终将归于自己。 让单独的人去和老天打官司，灾难就被分割成了一个一个单元，就像殡仪馆把死者收藏在不同的抽屉。于是，对国家而言，死亡不再是一个群体性事件。对世界而言，灾难指向世道人心的尖锐性，也被消解了。 就像电影中，废墟上的一位母亲仰面喊道： “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假如冯小刚真有勇气将1976年的大地震，还原到1976年的中国政经场景中去，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指桑骂槐。但痛心的是，32年前的历史，不但已在族群记忆中近乎失踪，也在这部影片中刻意被湮没。因此，导演这一句叫喊，就显得好没来由。因为唐山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就从不知道有一首叫做“没有老天爷、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幸福的生活，不曾归荣耀给上天，满腔怨恨，又从何而来呢？ 于是在电影中，军队作为国家的唯一在场的代表，就单单成为了拯救者和孤儿收养者的象征。国家是养母，不是亲妈。“亲人永远是亲人”，这句被强调的台词，就被赋予了一种逃离国家主义的寓言性含义。 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养成的习惯是，在革命的年代，把家恨征用为国仇；在建设的年代，则把国家的灾难承包出去。 电影横跨了这个民族的两场大地震，之间，幸存的母亲下岗了，救回来的弟弟也下海了。如果勉强将影片视为一个32年的民族寓言，那么和“军人”一样，“个体户”也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身份。它不但指向一个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过程，也指向一个民族苦难的私有化过程。 因此，冯小刚选择了一个伦理困境的故事，来表达灾难之于人性的消磨与更新。他的确成功地将大地震的意义，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下剥离出来，定焦于一个苦难的个体户。还是要承认，一如既往的，他对时代精神的狡黠的拿捏，也总是超过同辈。 换言之，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真正构成1976年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也不构成我们32年来灵魂创伤的一部分。导演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剥离，能够赢得主旋律的饶恕，从而安全地去讲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这一点是很吊诡的。当年的第五代导演，他们是埋头在时代性之中，去叙述一个超时代的寓言。今天的冯小刚，却期望在某种寓言性的氛围中，去叙述一个时代性的故事。然而一个被湮没的时代，并不只是靠着冰棍、风扇或手腕上画的手表，这些记忆的残骸可以复原的。一块水泥板，压着姐弟们；一块水泥板，压着八亿人，这是可以被联想，却无法被原谅的一种剥离。 尤其当我身边，坐满了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90后的观众，我有些绝望的想，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中国，它又怎能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灵魂呢。 不过在历史部分，还是出现了两个象征性的镜头。一是那栋有着红五星标志的苏式建筑，在母亲眼前轰然崩塌。一方面，红五星如此显眼，另一方面，她的亲人就住在红五星下面。她的家庭和她的国家，其实是血肉相连的。这是唯一的，将一座城的毁灭，一个家的罹难，和整个时代的湮没勾连起来的画面。若连这个镜头都没有，那些一闪而过的毛泽东画像，无产阶级专政的标语，就将在能指与所指之间，遭遇一场更大的地震。 另外，是三月之后，铺天盖地悼念领袖的画面。事实上，这是一个怵目惊心的对比。因为电影在地震后的唐山，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戴孝、哀悼或痛哭的镜头，甚至连一朵白花都没出现过。然而，包括孤儿寡母在内，当他们为一个遥远的巨人披麻戴孝时，他们那些私有化的哀恸，才得到了一次国有化的机会。 姐姐在水泥板那头，听见了母亲说，“救弟弟”。到底上天有眼还是无眼呢，竟让她在尸体堆里复活了过来。从此，母女两人分别活在罪咎和怨恨中。姐姐被收养，她假装失忆，不愿回到唐山。换言之，她们从此都活在地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从来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监狱，有统计说70%的罪犯都认为自己是被逼的。这话也对，的确是因着某一种处境，才把人心中的毒素逼出来了。换个说法，就是一个外在的试探，让里面的罪活了过来。 有时，我们的确难以去评价那些处于道德困境中的人。但母亲在之后的32年间，活在无法重建的心灵废墟上。这个事实，已显明她的选择无法带给自己无亏的良心。我们若承认，人类良心的水准，只可能低于宇宙中的道德律，而不可能比宇宙中的道德律更加道德。那么，即使我们不从外面去做论断，但母亲的自我惩罚，已自我定罪了她当初的选择是不道德的。 因为那个把家里唯一的西红柿给弟弟、不给姐姐的细节，已显明在母亲心里，更加偏爱弟弟。32年后，母亲跪在女儿面前恳求饶恕，为她预备了一大盆西红柿。事实上，她的确和千万中国人一样，看儿子的价值高于女儿。也正是这种价值观，在她的良心中不断地定罪她自己的选择。而一切灾难和灵魂受苦的意义，也无非是使人类赢得一个机会，去重新反思和扭转自己那些错误和可怕的价值观。 同时，就像电影中的孔明灯，写着“感恩”两字一样，如果你相信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能力上，上天都高于自己。那么在一切道德困境中，“拯救”就不是人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道德责任。“不能杀人”才是人类在宇宙主宰面前的道德责任。换言之，你可以尽自己努力而不一定成功救人，但你一定不能杀人。但当母亲说出“救弟弟”时，不可否认，她的意思表示和内心意念中，均包涵了对在救援中主动导致姐姐死亡的同意。这一同意事实上已构成了杀人。母亲在那一刻的意念，无法通过自己即使是残存的良心的审查。 无论如此，这仍然是冯小刚迄今为止，最接近于伟大的作品。因为他让这对母女，先后触碰到了生命的议题。冯小刚至少扭转了一个张扬大爱无疆的央视化的方向。其实他努力在说，人的爱都是自私的。假如没有大地震，人们可以一如既往的、自私地去爱。但灾难的意思，却把我们逼到了墙角。一逼到墙角，情感和道德就变形了，我们的罪就被逼了出来。这个罪，既包括了自私，也包括了怨恨。无论是赶到唐山“要把方家的孙子抱走”的奶奶；是“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的生母，还是“我可不愿意得而复失”的养母。 因为灾难给我们最大的哀伤，不是因为失去了完整的爱，是因为从中看见了残缺的爱。 到了90年代，姐姐在另一种现代式的苦难中，作出了与母亲不同的选择。她未婚怀孕，男朋友陪她去作人流。但她拒绝了。她说，别人可以去人流，但我绝对不可以。因为我是唐山人，我是从死人堆里活过来的。你不懂什么叫生命，所以其实你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 这或许是中国电影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句台词。如果大地震真能带来这个国家对生命观念的更新；如果唐山市这三十年来的人流数，会低于其他城市；如果我们不需要从大地震的死人堆爬出来，也能像这个死而复活的女孩一样，停止把我们的安逸建立在杀死后裔的基础上；那么，大地震就真的能够成为对这个民族的祝福。就像在电影中，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成为了对姐姐的祝福一样。她用对别人的救援，释放了自己的苦毒。因为什么是你的痛苦，什么就是你对别人的祝福。 在这个意义上，这或许是中国第一部反堕胎的电影。冯小刚特别借用姐姐坚持生下孩子、将她独自抚养成长的选择，责备了这个当下的时代。因为无论是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我们这个社会在堕胎、引产中所杀害的生命，每一年，都能填满十座唐山。 真正的爱，是母亲怀念父亲时所说的，“拿命去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什么样的选择中，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   （王怡，专栏作家。原文链接： https://cochina.org/?p=8504 。）

這兩週以來，跟美麗島最相關的英文用詞有兩個。 英國政論刊物《經濟學人》在 11 月 17 日出刊的那一期，把馬英九形容為 bumbler 。第一時間，島內部分媒體將其譯成「笨蛋」，並痛斥「笨蛋總統」執政無方，把臉丟到了國際。最後，連《經濟學人》都出面澄清，說 bumbler 不能誤譯成笨蛋。 但回顧幾週來的島內政治話題，主旋律是政府的債務危機，以及何以非對退休軍公教人員（指軍人、公務員、公立學校教師，編者按）的年終慰問金開刀不可。與其最貼近的英文名詞，不是 bumbler ，而是美國的 fiscal cliff （中譯：財政懸崖，編者按）。 晚近，島內政治爭議突然轉移到退休年金制度的可持續性，以及如何因應政府債台高築之後的破產危機。起初，是媒體揭發了勞工年金體系的某些弊端，稱其投資失當，且即將破產。很快的，民進黨把焦點轉移到軍公教人員相對優渥的退休待遇，並要求大砍。馬政府在政治壓力下，立刻宣布勞保制度將由政府做最後擔保者，並删掉今年大多數軍公教退休人員的年終慰問金。 這引發軍公教群體的强烈不滿與反彈，致使馬政府騎虎難下。已經宣稱要刪除的年終慰問金項目，覆水難收。但如果僅僅針對退休軍公教開刀，卻又很難自圓其說。於是，在一連串的政治攻防後，藍綠雙方都宣稱台灣已面臨極嚴重的政府債務危機，需要通盤的檢討與改革。為此，蔡英文特別發表了她對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的看法，力主撙節，並要求召開國是會議。馬政府則排拒國是會議，因為不想奉送額外的表演舞台給蘇貞昌和蔡英文。 但其實，馬英九和蔡英文所表露的撙節思想，大同小異。照其共通說法，台灣政府已面臨嚴重的債務危機，再加上人口老化、長期的入不敷出，不改革即可能淪為「歐猪」一族，向「希臘」看齊。到時再來撙節，為時已晚。因此，現在便必須量入為出，以預防政府破產。而既存的各種年金保險制，勢必得朝「多繳、少領、延退」的方向進行「改革」。 台灣到底有多嚴重的政府債務危機？的確，因為年度財政的入不敷出，政府持續舉債，而這主要是內債而非外債。另一方面，跟希臘等歐猪國、日本、英國甚至美國相比，台府的債務問題顯然仍屬於小巫一級。中長程來看，「改革」有其必要，以避免積重難返。然而，就在台灣經濟陷入 20 年來谷底的此時此刻，藍綠領導及輿論界卻競相販賣、加碼「撙節」的意識形態，並在勞工與軍公教之間挑起民粹妒恨，這不免讓人感到錯愕。 無論是馬英九還是蔡英文，都避重就輕，閉口不談財政困窘的主因。近十多年，台府財政收入都僅達 GDP 的百分之十二左右，稅收嚴重不足。而這又是因為台府無論由哪黨執政，皆缺乏徵收資本利得稅和財產增值稅的政治意志。台府主要的稅入來源，就是一般薪資所得，但後者卻又是「中間選民」的主體，藍綠政黨都不敢輕易得罪之。在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台灣成了全球賦稅程度最低者，尤其是對資本家而言。資本家的平均賦稅率，遠低於一般薪資中產與薪資低產。 在美國，證券交易所得是要納稅的，而且行之有年。但在台灣，徵收證所稅卻極其不易，歷年來已陣亡了好幾位部長。至於所謂的「二代健保」，本欲使保費更符合公正原則，但同樣面臨很大的政治阻礙。 如果「撙節」是為了中長期的政府收支平衡，那麼確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台灣，「撙節」卻主要是一種反對社經公正、排拒二次分配、絕口不提收不到富人稅、而只是一昧下調社會安全給付的意識形態。 儘管藍綠政黨滿口「社會公平正義」，但兩者都是經濟上的極右政黨，以為替資本家减稅、以租稅優惠招商引資、壓低工資等，就是經濟仙丹。 在美國， fiscal cliff 的主要隱憂在於：一旦給一般中產階級的減稅突然到期，政府開支驟然下降，將有礙於復甦中的經濟和就業。但在台灣， fiscal cliff 卻被普遍誤讀為「政府收支平衡為生死急務」、「不撙節即會淪為歐豬一族」。而這根本是把 fiscal cliff 的本意給扭曲、顛倒成了其對立面。

2012年11月29日出版 如欲閱讀全部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主編的話】 看啊，港獨勢力在抬頭 很多中共官員巴不得「有一股港獨勢力正在抬頭」，對他們來說，與分裂勢力作鬥爭，是多麼偉大光榮的任務，而希望香港成為中國民主基地的人士就會落入尷尬。 【封面故事】 中共香港現形記 文/雨文 六七暴動45週年。當年暴動埋下香港恐共心結與人心無法回歸的種子。今日，六七陰霾重現，北京由幕後走到台前，近期多番行動已導致香港社會嚴重分化。 中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專訪 文/雨文 攝影/鍾卓明 原本愛國愛黨愛中央一群人，以往因中央較少介入香港事務而受約束。現在中央會加強介入香港事務而令這些人由被約束變為發動者。假如港獨的人數漸多，左派的愛國力量將會出來抵抗他們。 45年的香港：防左是主旋律 文/劉銳紹 當年「六七」是「硬左」，今天不少行為是「軟左」，例如把一些現象無限擴大，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誇大矛盾，增加自己的存在價值。虛報軍情逢迎北京鬥爭意識，實際效果是誤港誤國。 45年的反思︰敵與我之間 文/雨文 1967年，敵與我之間沒有留白，只有愛國、抗暴之爭。而今，放過炸彈的、鎮壓過暴動的，心態早與當年截然不同。 45年的國民教育：愛國是理所當然 文/陳嘯軒 當年我們刑事記錄是港英政府給我們。為何現在五星紅旗下還記錄我們是政治犯？ 【台灣】 最後「壹」天，呼喚自由 文／李蔚 台灣壹傳媒簽約出售前的最後一天，學生請願，政府機構協商，工會呼籲。交易最終完成，台灣的新聞自由前景如何？ 【中國】 京城流行「政改」症候群 文/莊之道 各方民間力量大聚會呼喚政改，官方媒體亦首提「自由派」概念。十八大後的北京，正處在諫言紛飛，幻覺流行的政治曖昧季節。 中國校園掀青年沙龍熱潮 文/趙思樂 自組織的青年沙龍近年在中國大學遍地開花，他們傾向於探討具體問題，價值中立，亦多組織鬆散，依靠社交媒體傳播甚至募款。 西北政法大學三項禁令打壓校園沙龍：今天，我們一起站着把書讀了 文/絳雪 一個學習和思考經典學術著作的校園沙龍被校方三項禁令禁止運行。老師領着學生堅守大學獨立精神，冬日樓道裏，書聲依舊。 【國際】 哈馬斯的困境：武力之外，有沒有別的語言？ 文/可思 硝煙散去，哈馬斯仍面對一個權力四散的加沙，一群各擁武器的組織。今日之哈馬斯，正是昨日之法塔赫。停火難說有多長久。巴勒斯坦人民能否找到新的理性力量，撬動自己的歷史？ 以巴衝突上演Twitter大戰 文/熊威 以色列國防軍08年起研究社交媒體，聘請26歲青年管理社交媒體帳號，獲20萬粉絲，並啟動耗資3.2億美元的網絡戰爭計劃。 我在以色列看「雲柱行動」文/吳維寧 「雲柱行動」開始後，臉書上的以色列朋友多半發出「終於！」的嘆息；而我的臉書卻被台灣朋友用同情巴勒斯坦的言論洗版。 【特別報道】 不去上學！兩岸三地在家教育調查 文/陳曉蕾 兩岸三地，每個不讓孩子去學校的家庭，都是對當下教育制度更深的反思。 【人物】 廖亦武：後極權時期的抒情詩人 文/程西泠 他酷愛飲酒、吟詩以及在醉酒時吹簫。大部分時候，他溫馴脆弱，為朋友做飯，為愛情流淚。他在中國骯髒的井底記錄最甜蜜的水，飽嘗牢獄與流離之苦。但他仍孜孜不倦地寫着，出於赤子之心。 【文化·影像】 以夢為馬 攝影/阿魯斯 今日的內蒙古草原早已在工業開發和官僚治理下病痕纍纍，蒙古族攝影師阿魯斯不用傳統紀實攝影，卻讓我們更加體驗到草原的悲劇與絕望，是為一個不浪漫的時代裏，對草原文明的浪漫祭奠。 【文化·書評】 打開一本地圖的展覽 文/洪磬 作家Simon Garfield的新書On the Map寫地圖，書名語帶雙關──既解作「論地圖」，又指「佔一席位」──也就可理解為從地圖看人和世界的相對位置。 【文化·廣場】 病 編者按：那些有病的人坐在你身邊，坐在我身邊，坐在我們自己的身體裏；而我們一起，坐在這個叫做「社會」的地方……要是病的不只是身體，還有意識，人心，社會，時代呢？ 病 文/陳芳 那些獨特的氣味和溫度，仍然停留於手心的觸感、來自植物的魔力、對節氣更替的感覺，這一切組成了我對疾病最初的回憶。 病之華 文/熊一豆 那些天去找樹，沒有找到。後來到夢裏去找。 病 文/黃崇凱 我漸漸明白，那些老人在駛向生命盡頭的站牌前其實無處可去。他們只是想找上幾個伴，從村子的昏幽腔腸移動到另一個處所，隨意抽幾口菸…… 【文化·現場】 富田菜摘的環保雕塑：看看我們都丟掉了什麼 文/周澄 攝影/鍾卓明 人類將被自己製造的垃圾吞噬嗎？城市巨輪日復一日生產廢棄物，日本藝術家富田菜摘用垃圾來製作雕塑，發掘每件垃圾的故事和意義，甜美，輕巧，卻正是她眼中消費社會的本質。 【文化·詩歌】 另外的海 詩/池淩雲 自然之海的神秘、豐富呼應着詩人的精神世界，對海的沉思孕育了對「另外的海」的辯證詩情。（主持周瓚） 【專欄】 弱主惡政與民主轉型 文/夏明 加强反對派精英的溝通和對話，培育反對運動人員中的互信和社會資本，增進反對派精英的團結和整合，建立起有效的反對黨，恐怕是中國民主轉型能够在理性的指引下推進的最重要保障。 轉型社會視野下的中國族群問題 文/姚新勇 在世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擴張的壓力下而轉型為現代國家的中國，難免存在內部殖民的問題。但如果因此就簡單地套用民主化或解殖話語、套用「民族自决」之主張，恐怕是災難性的。 建制力阻「同志」平權 文/羅永生 這種要急於親近政權、親近建制、使教會變成「河蟹」維穩機器的的言行，正急速地把香港基督教會推向對現狀日益不滿、因而追求改革進步的香港人的對立面去。 兩個名詞，各自表述 文/陳宜中 儘管藍綠政黨滿口「社會公平正義」，但兩者都是經濟上的極右政黨，以為替資本家减稅、以租稅優惠招商引資、壓低工資等，就是經濟仙丹。 新聞自主是筆好生意？ 文/管中祥 台灣社會仍在對抗媒體壟斷，不管結果如何，這都是場美好的戰役，也將讓台灣的媒體改革運動邁向新的里程。 被逼眾生相：清者 文/陳希我 中國不只有幾千萬的黨員，還有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的親屬、朋友、熟人，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或者共產黨員的親屬、朋友、熟人，我們被迫接受這個體制，又享受這個體制。 陌生的緬甸人 文/尼佬 昂山素姬到曼谷訪問，可以獲得緬族外勞的歡聲雷動，可是那些雲南邊境外百公里的高地山民，又有幾個不對就算是「她的未來」心存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