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1843年乡试，洪秀全又一次落第了。悲愤之下，洪秀才赋诗一首：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方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今天有学者考证：这首诗是伪作，是太平天国成立之后，御用文人为了美化天王的代笔之作。这个结论是可信的。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其初衷，没有一丝反政府的倾向，是写不出这类反诗的。 　　武侠影片《剑雨》里的情节：一个强大的江湖组织，在神秘教主的带领下，为了争夺一本武功秘笈展开血腥杀戮。教主要武功秘笈做什么?不是要练成绝世神功，不是要称霸天下，不是要拯救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世界人民——而是因为，教主自幼入宫做了太监，而据说练成这种神功，就能使他的被割掉的小鸡鸡重新长出来。 　　英明神武的气魄、远大的革命志向、伟大的天国理想都是后来强加给洪秀全的。创立“拜上帝教”，洪秀全的本意是，其一：洪秀全本人信基督教，但他要求受洗入教却被拒绝了，索性自己开宗立教;其二：吸收一些会员，招引一点会费，混口饭吃。事实上，如果洪秀全等人稍有卓识远见，太平天国的结局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洪秀全等人在广东传教，效果很不好。于是转道去了广西。在广西的紫荆山区，洪的助手冯云山结识了一群贫苦的烧炭工，这些人长期在深山中劳作，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拜上帝教”的教义在这里找到了知音，贫苦的烧炭工人纷纷入教。再经他们的口口相传，“拜上帝教”的神迹不断流播，附近乡村的农民开始入教。到1847年，会众达到两千多人。这时的洪秀才，是可以称之为洪教主了。而洪教主在这个时候，仍然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变成洪天王。 　　促成这一转变的，是当时的大清政府。 　　广西山区的民风骠悍，不过官风更骠悍。1847年冯云山被捕。罪名是谋反。当然，如果交点钱出来的话，罪名就不成立。“拜上帝教”辛苦募集的一点会费就这样被政府搜刮去了。接着，清政府强令“拜上帝教”解散，对传教活动进行严厉打击。清政府为什么要和“拜上帝教”过不去?一个腐败政府最大的特征，就是害怕民众的团结。只要有任何一种能把民众聚集起来的东西，他们是一定要予以消灭的。 “拜上帝教” 走投无路，终于揭竿而起。 　　1851年1月，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有五六千人，约两千多人参加了起义。 　　(一) 　　“金田起义”之后，“拜上帝教”与官兵在桂平、象县、武宣一带几度交战，获得全胜，军威大振。3月，占领武宣东乡。这时的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自知已经“骑虎难下”(杨秀清语)，索性开国建制，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诞生了。洪秀全自称天王，军队称太平军。同年9月，攻占永安(今广西蒙山县)，在这里，洪秀全分封诸王，史称“永安封王”。 　　洪秀全所封的东、西、南、北各王是什么含义呢?天王的《封五王诏》说的很明白：杨秀清封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萧朝贵为西王， “管制西方各国”;冯云山为南王， “管制南方各国” ;韦昌辉为北王，“管制北方各国”。 　　今天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学家，只称赞它是一场伟大的国内革命，这对洪秀全等人有所贬抑了。因为从天王的封王诏书可以看出，它旨在发动一场世界革命哪! 　　此时，大清国政府军约一万五千多人已经包围了永安。城内，太平军的兵力只有不到三千人。所封的诸王中，冯云山29岁，杨秀清28岁，而翼王石达开，刚满20岁—— 　　本来是一场闹剧，只是当这闹剧演的大了，就成了正剧。而闹剧变正剧的最大的幕后推手，正是当时的清政府。鸦片战争的失败如果可以归咎为武器装备上的差距，那么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面对装备武器更差的农民军，大清的政府军同样不中用。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清朝政府军一触即溃。自此，太平军转战数省，力量如滚雪球般壮大，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隔着160年的岁月我们回看这一段历史，如果当时太平天国的主旋律是荒唐的话，那么大清国的主旋律，则是腐败。太平天国与大清国的这一场战争，我们不妨套用相声里的一个台词，称之为“荒唐战腐败”。而事实证明，腐败是不堪一击的。 　　(二) 　　太平军永安突围之后，洪天王带出了一支铁血的军队，还带出一整套天国政治纲领，其中包括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是： 　　(一) 平均分配土地。将全国土地按年亩产的高低，分为上中下3级9等。上上田亩产为1200斤。以下各等以100斤递减，第九等以下田亩产为400斤。然后好田、次田互相搭配，按照每家人口的多少、年龄的大小进行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15岁以下者减半。土地所有权归天国所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天下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二)农副业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原则。《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25家为一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称作“两”，管理农民进行生产。“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率为之，农隙治事”。每年收获后，“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皆“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凡鳏寡孤独废疾者，亦由国库供养。力图借此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三)建立兵农合一的军政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户需出一人为兵，每5人为一伍，设伍长一人;5个伍为一两，设两司马一人;4个两为一卒，设卒长一人;5个卒为一旅，设旅帅一人;5个旅为一师，设师帅一人;5个师为一军，设军帅一人。“通军人数，共13 156人。”这些伍卒，亦农亦兵，“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上”。 　　另外，《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司法、职官、文教等方面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 　　同时，天国号召：“男呼兄弟，女呼姊妹，不别尊卑，不分贵贱”。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样的理想社会，让我们在百多年后看来仍旧热血沸腾。它在当时的太平天国内部会激起怎样的狂热信仰，是不难想象的。 　　今天有人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水平最高的农民运动。这个结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水平不是“最高”，但也已经是“相当的高”了。它不但有了运动的理念，还把这理念纲领化、制度化。这就无疑是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天朝田亩制度》的制定者，南王冯云山，广西山区的一名小学教师。 　　然而，《天朝田亩制度》是存在着漏洞的。一个制度越是理想化，它的漏洞就越是明显。《天朝田亩制度》最大的漏洞是，把“国有制”等同于“公有制”，而“国”是谁的呢?是天王的。从后来形势的发展来看，太平天国就是用最纯粹的公有制理想，造就了最严重的权力私欲。 　　太平军永安突围之后，转战数省，先后攻克全州、彬州、汉阳，翌年攻克武昌，然后顺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三月，攻克南京。这时的太平天国，兵力已经达到50多万，战船千艘，到达了它的鼎盛时期。 　　(三) 　　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但是它从始至终，却沾惹着宗教运动的某些特质。而洪秀全所创立的这个宗教，更近似于民间迷信活动的神坛、道场，这就使太平天国的主旋律，不可避免的陷入荒唐境地。 　　今天人们说起太平军的“杀妖”，往往只想到的是杀“清妖”。事实上，太平军所谓的妖，不但满人是妖，而且商人是妖，读书人是妖，到后来，“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称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凡是细皮白肉的就是妖。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把家中供奉发孔子牌位撤掉，代之以上帝的牌位。洪秀全做了天王之后，下令捣毁孔庙和其他神庙，并下严令禁书焚书。 　　有人用一首打油诗记录当时禁书的盛况： 　　“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 　　后世的史家有认为：焚书禁书的旨令出自杨秀清等人，因为杨、萧等人是文盲。事实上，一个半瓶子醋的读书人做了领袖，更容易仇视文化和文明。这样的指令，更有可能是洪的授意。 　　荒唐总是不可避免的走向暴力与血腥。太平天国的暴虐，更是威胁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明，这为它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1853年，就在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在湖南的一间僻静的书房里，有两个人做了一番彻夜长谈。最终，他们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选择了后者。这两个人的名字是：胡林翼，曾国藩。 　　试想，如果当时的曾、左、李、胡这样一群干才若是追随了太平天国，大清王朝可以提前50年宣布退休了。 　　(四) 　　定都南京，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全盛日，也是一个转折点。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之后，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西征，派兵战据安庆、九江、芜湖以及镇江和扬州，获得一个稳固的战略防线。二是北伐——这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这时清朝在中原的兵力极为薄弱，如果太平军挥师北伐，爱心觉罗皇族只有到关外放羊。可惜的是，太平天国只派出了区区两千人的部队，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北伐。就是这两千人的队伍，一路打到天津，已经发展成为两万多人的大军，“京畿振动”。但终因孤军深入，补给不力而覆灭。 　　今天我们来看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它是在最恰当的时机，由一群最不恰当的人，以最不恰当的方式，发动的一场荒唐的运动。只要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稍具远见，太平天国就成功了。 　　洪秀全等天国领袖进了南京，立刻被这六朝古都，金粉繁华之地迷得晕头转向，再也迈不开步了。他们开始修建比咸丰帝更豪华的皇宫，比爱新觉罗皇族更奢华的王宫，在南京城里大肆选妃纳妾，开始过起富贵生活了。革命的理想由群众去追求，革命的果实，领袖先要享用了。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如果洪、杨等人安心扎在金银脂粉堆里做他们的富贵安乐王，太平天国也不一定会失败，至少不会失败的那么快。 　　太平天国定都之后，天国领袖们迎来了一个更大的诱惑：权力。极端化的理想铸造了极端的权力，而这极端的权力诱惑，是一个常人所难以抗拒的。 　　中国历史上，伟大领袖与非伟大领袖的区别在哪里? 　　伟大领袖总是在政权巩固之后才屠杀战友和功臣，譬如刘邦，譬如朱元璋。非伟大领袖在政权巩固之前就屠杀战友和功臣，譬如李自成;譬如， 　　洪秀全。 　　1856年，天京事变，洪秀全假手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同时杀死杨的部属两万多人。然后杀韦昌辉和秦日纲，逼走石达开。至此，洪的开国亲密战友已尽数除去，只剩下洪秀全一人唱独角戏。太平天国未能摆脱极圈制度千古不变的权力游戏法则，只不过，这一时刻来得早了一点。 　　(五) 　　权力舞台上的争斗结束，独角戏已经拉开大幕，这回可以进行正常的建设了吧。 　　不忙。在极权体制走上正常的建设轨道之前，有一项任务是一定要先完成的。这任务叫做：腐败。 　　回顾太平天国运动的这一段历史，总的感觉是，运动发展的太快、太顺利了。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就获得了对清政府压倒性的优势。快的另一面是，许多本该胜利之后才出现的问题，都已经提前出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展太快不一定是好事。 　　本来，天京事变之后，虽然太平天国赖以成长的一个神话破灭了，但并不能因此葬送天国的基业。神话破灭了，那就开始经营人话。事实上，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采纳陈玉成等人的建议，进行了一系列从理想主义到实用主义的政治变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李秀成攻克苏州、杭州，大大解决了太平天国的财政困局。这两地是大清国当时的纺织工业基地，此消彼长，形势一度对太平天国非常有利。虽然在军事上依然被动，但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少义士豪杰，满清政府也为自己制造了足够多的叛逆力量，只要天国依照一个健康的模式走下去，仍然是大有可为的。 　　关键时刻，洪秀全又一次向历史展示了非伟大领袖的特质。这个太平天国的缔造者，在政治、军事、文化上的才能都很差，但是搞权术、搞腐败却是有一套的。洪秀全独揽大权后，大肆在自己的亲族中封王。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先后分封的王竟达2700多个。 　　我们不妨计算一下：如果养一个王每年需用四千两白银，那么光是养活这些“王”，就需要上千万两白银的财政支出。需知，当时整个大清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600万两白银。 　　在这样的封王背景下，天国的官场迅速走向混乱。官员的任命提拔，据洪仁玕回忆：“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而天国的高级官员究竟有多少呢?答：无法统计! 　　太平天国用短短十几年时间，走完了清政府200多年的腐败之路，并且，后来居上。于是，19世纪中叶的这一场“荒唐战腐败”的闹剧，演变成“(荒唐+腐败)战腐败”。胜利的太平，终于偏向了清政府一边。 　　(六) 　　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并很快的进入了权力中枢。应该说，到这时，太平天国才拥有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洪仁玕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他是中国最早主张维新变法的思想者，比康有为等人早了40多年。他的《资政新篇》一书，提出了民主、法制和工业化建设的一系列构想。只是，正如康梁等人的变法不可能在昏暗的慈禧朝廷里推行，洪仁玕的改革构想也不可能在同样昏暗的洪氏小朝廷成功。 　　洪仁玕的改革没有获得成果，但他却做了另外一件事，一件很坏的事——主持编撰天国历史。 　　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编撰，都难免会有一些粉饰逢迎。但就基本的历史事件来说，大多还是可信的。但是，当天国的革命史由革命者自己来编写的时候，却发挥了超乎想象的创造力和自由精神。以至于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却引起了后世史家延棉不断的争执和争论。我们前文提到的“天王诗”，就极有可能是洪仁玕的大作。 　　1864年10月，洪仁玕与洪天王的儿子——幼天王在江西被俘，慷慨就义。太平天国不缺少慷慨赴义的勇士，不缺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只是，当英雄的鲜血最终涂抹出一幕闹剧的时候，尤显悲怆。 　　洪仁玕的诗写的不错。他的一首七律，颇见功底： 　　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旬苗格德难侔; 　　足跟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 　　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予叹白头。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作者： 五颜六色的熊  |  评论(3)  | 标签: 音乐 , 敬意 , 素质 , 品位 , 贵族 , 文明 , 启蒙 , 气质 前几天，和老婆一起去听了世界医师交响乐团2011慈善音乐会，这是一项不错的文化创举，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演绎经典的音乐，不但展示妙手仁心，且意味深长的将文化与慈善，普世价值与理想诉求结合起来。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在北京首演后第二天遭遇北京机场大雾，在机场整整呆了8个多小时，来到上海后到达酒店已经是演出前的一小时，这些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医生们立即投入了彩排，并准时为观众们献上了演出。 当我不知道这个内情的时候，曾对《第五钢琴协奏曲》的前半段乐队配合不默契尤其是钢琴和乐队的脱节，感到不快，总觉得虽说医生演奏音乐到这个程度也不错了，但味道总有些像西方人评价马友友的演奏会，尤其是我国配套的钢琴手显然属于不会弹错一个音符的朗朗型，但也可以把《第五钢琴协奏曲》弹成缺乏深度感情的考级样板，于是在半场时，我只是奉上礼貌的掌声，在此之前思维已经溜号了。 尤其是当我国观众（很多是拿了宣传部的赠票来的）再次在乐章之间鼓掌、走动，在演奏时打喷嚏、频繁咳嗽、窃窃私语、拍照，甚至还有公然睡觉的，这让我在老外的诧异眼神间看到了轻蔑，这大约好似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士参加我党报告会上的那种感觉。到了中场休息在卫生间看到传统的由于退后一小步，文明一大步造成的不雅，我不由得再发感慨，这感慨的主要原因在于国人缺乏教养，之所以悲哀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无意识的。在被制止和启蒙前，人们显然不知道有些举止怎么评判都是丢人现眼的，他们显然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尊重别人，所以自己也难以获得认同，这大而言之，就是国际形象问题了。 当主持人在中场介绍乐队此次辛苦遭遇，以及排练时间之短时，我一下子对他们的行为充满了敬意，后半场的勃拉姆斯也不因为略有轻佻（当年世人对他的评价）而一直不为我所喜爱了，在此音乐成为了一种载体，人类的博爱精神在此高于一切其他因素。 在上半场的开篇，华人周文军创作的2分钟的短曲《天职》，倒让我感觉不是表现悬壶济世的想法，而是一个老愤青的悲怆与不屈，这也许是我会意错了，但音乐也是叙事，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却也是无需道明的。 随后伴随着《第五钢琴协奏曲》，我国观众的小毛病开始此起彼伏，我利用上海演艺中心良好的音效和视觉效果统计了一下，这些不良习气的发生面，大约在5％－10％之间，大致等同于我党忠实党员和人民的比例结构。我不知道怎么突然想到了文革中的所谓文艺创作，对人性的扭曲却也可以用音乐来叙述，多年后我们能感触到虚假、空洞、荒诞、以及无知，但另一些人却可以感到怀旧，这倒不是文化认同的区别，而是利益诉求的差异，例如小朋友可以将人类分为好人、坏人，成年人如果不想太麻烦，可以在小朋友基础上多加一类即“毛派”。 毛派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都和当局一样，例如颠倒黑白、罔顾事实和常识、预先设立结论、抢夺话语权不让别人开口等，其本质上是当局内部权力纷争中的失意者，根源可以追溯到文革中的工宣队等草根阶层与老干部及其子女的“保皇派”之间的纷争。而毛派与老干部之争，又可以有趣的对比国共之争。 国共之争而今看来是处于变革中的社会中，市民文化下的团体和农民文化团体之争，在外力推动与内部纷争下，市民文化失败。而纵观台湾的进步，以倾大陆三百万外来较高素质人口（相对于大陆平均水准）和台湾日据时代的良好基础，在没有历史包袱快速完成土地改革的情况下，以国民党席卷大陆全部黄金与外汇储备为后盾，在被国际社会接纳的情况下，历经数十年方才把一个小岛的2000多万人社会演进成为而今的模样。那么大陆这样的基础历经二战巨大损失，又缺乏赔偿与外部援助，加上将近30年的胡闹，已经在经济和文化上双重失败了。 更有趣的是，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是促进自由经济的时期，而二战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经济对民国经济起到了摧毁性的作用，到了台湾之后，台湾坐拥亚洲除日本外最高素质人力资源和低工资优势，通过国家控制与促进和对民间自由经济的大力扶持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这几乎被大陆在1979年后的30年中拿来翻版。但在今天，大陆却正在经历向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转化的过程，这样的倒行逆施的结果也会类似于当年民国在二战后的结果，这种对比的有趣之处在于看似对立的双方所走的类似的道路，反映了共同的文化基础。但从本质的不同是台湾最后还是走入了宪政，法律环境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习惯，而大陆的宪法，有点类似蒙古国的那只海军部队，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人们的习惯没有培养出来。这点差异如果在文化上对国共双方仔细研究，又会发现巨大的分歧，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2个方向，即极权与威权社会文化与道德法制社会文化之间的分歧，这点分歧的主要差别并非在于民间的普遍诉求，而是在于领导阶层本身的价值观取向不同。 人这种动物组成的社会，如果没有坏人的对立存在，很容易陷入虚无之中；如果没有压迫与生存压力、如果没有贫困，人们也会懒惰。我个人认为，如今的经济危机就是人类虚无，少数人穷奢极欲欺骗世人以求牟利所造成的。实际上经济从本质上的快速增长，只有科技的飞跃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才能在短时间内积聚更多的财富，而所谓资本游戏带来的泡沫，必然导致货币贬值的后果。华尔街的问题，闹事的人们并没有用理论解析明白（或者是中宣部封锁消息的问题我们看不到深度分析报道），其实就是资本权力被少数人所垄断后，造成公众的资本权力被剥夺，而少数人利用资本权力为了一己之私罔顾公众利益、罔顾社会利益、罔顾人类明天胡作非为，这本质上和我国中石油中石化这样以垄断抽取民脂民膏是同样性质的。所谓的走私，从明代的汪植被定位成倭寇，到赖昌星导致的低油价（出租车司机们都很怀念赖），都是顺应自由市场有利民生但损害极权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但反人类的成为了政府，自由商人变成了囚犯，这便是极权社会颠倒黑白的表现，一个极权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必然塑造反人类反自由的文化氛围，制造出物质化的国民。 公司治理中使用民主管理经常不成功，造成内耗严重，效率低下。但民主国家治理利用民主管理制衡大公司和各种社团力量，利用民众的多重身份——工作中的雇员或者管理者，资产拥有者，教会成员，党派成员等，利用人们不同的文化倾向通过自由个体意志的统计学去制衡少数寡头的个人物欲。所以对于占领华尔街不必过于关注，但随后引起的西方社会的自省，通过法制变革和社会制约，以及人民文化改变和消费习惯改变，例如向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传统回归，都会重塑西方的经济体系，并伴随绿色能源与生物技术革命迎来西方的复苏与大发展，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尤其是美国文化还在壮年期的时候，几乎必然如此。 而中国式发展的基础，是中共前30年胡闹和高度极权造就了一个非常有利于官僚资本主义启蒙的摊子，后30年的发展也将这个早期官僚资本主义拉到了社会转型的临界点上。中国社会目前处于城乡失衡、东西失衡、贫富失衡、朝野失衡、经济失衡、外交压力的六重危机之下，前一个末代皇帝所面临的状况都未必如此严峻，前朝末代皇帝的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在财权、地方政权、地方军权上都失控了，本朝目前在大力加强中央财政，但地方政权的山头化纵观中国2000年来的历史都没解决，而本朝的山头在各地不只督抚不和这样简单，每个部门都是一个独立山头，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的控制对于基层有时候是很虚幻的，双方的认同在于同样的价值观，那也只可能是贪腐了。 红学之所以有趣，在于解析中国社会结构，焦大这样没文化又侮辱主子的人并不见被杀掉，只是口塞马粪被捆起来扔到马圈里面去“批斗”，这差不多就是牛棚的原型。但焦大是要被豢养的，因为他们虽然在各种正常和平社会中既缺乏劳动意识又缺乏劳动技能，连套个车也骂骂咧咧的，但在镇压偷大户东西的毛贼方面十分有用，战斗力明显强于技术和政工干部好多倍，所以只要没有不小心导致太子被美军炸死，那就只是被皇帝像熬鹰一样进行彻底洗脑以求忠诚于人类最低俗的目标，事实证明这很成功。所以祠堂里面的太爷牌位是不能丢的，否则条件的消失会让其促成的生物反射乱套，因为共同的价值观会没有了载体。可惜的是，这个载体太不像样了。 实际上本朝60多年来的基本诉求，也就是少数农民流氓想要不劳而获的政治纲领贯穿始终，一贯未变。如果认真研究中国的家谱学，不但会发现国民党都是一家子，还会发现共产党也都是一家子，更有甚者，国共也原本是关系密切的，所谓的革命家庭，也有很多是脚踩两只船的投机分子。推而广之，人类的弱点简单而一致，党棍政客与华尔街贪得无厌者们，基本动因都是私欲，所以宗教戒律会批判私欲直至禁欲，这个逻辑推断是有效的，但太过极端。所以宗教的戒律成为文艺复兴时的抨击目标，这不是因为人类需要倡导低俗，而是自律与极端之间有很实质的区别，就是法制下的自由和极权下的伪善之间的对立，自由依靠自律，而极权总利用极端。 所谓复兴到底文明与否，其实可以看流程的合理性，不合理的流程会十分恶心，例如洗澡后先用手指进行直肠给药治疗痔疮，然后再去刷牙，但无论是看CCAV还是研究红朝选举和两会制度，都会有同样的感觉。西人流程比较文明，但从新闻学角度显然肮脏显露于表面，但人民一般不觉得政府新闻发言人有口臭，而这厢诸位常能在电视屏幕上收隔山打牛之效，也算神功盖世了。 和现代所虚幻的神功不同，很多文化痼疾经久未变，中外亦然。极权制度下，犯了错误被处理官员复出其实是历史传统，中国早在先秦，曾以跨下之物转动车轮的嫪毐入罪，官方割驴具示众，而暗中却保留了嫪毐的男籍，随后嫪毐就秘密去伺候高层领导去了，后封“长信”侯，这是古代版的“人才难得”，也就导致从古自今，官方都没有公信力。所以今日的官员“带病工作”，以及处分后的“保留党籍”等政治游戏，不用太过当真，因为如果搞清廉至上的“永不录用”，则根本没有几个无恙者的执政团体岂非要自我灭绝，这是不可能的，让一个没有自律能力的成年人自我监督，也根本的违反最基本的逻辑。想古有孟尝君统领鸡鸣狗盗居然声垂千古，后来的黑社会都喜欢自称“小孟尝”，其实始祖是战国四公子。而那些搞出人命的官员，既然如此“出格”，则必然身怀嫪毐般的绝技，组织部门又岂能放弃如此的良才呢？所以官民看问题的角度显然是不一样的，民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官看“伯乐常有，而舒服的马屁不常有”，这是老干部赢了毛派的主要原因，毛派显然在思维上的深度还不够，司马南们也未领悟透彻，所以就流落民间了。 其实，汉文化的另一个问题是早熟后的闭关自守，对文化进步阻碍极大。例如，国人容易将善恶平衡与社会平衡的科学问题，盖上一顶中庸之道的帽子，从而把理性问题降低到感性水准。这种倾向不光在落后地区和人群中普遍，哪怕在上海，也在公元2011的时候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公然改成用上海方言报站，陕北土窑里面的羊倌和上海白领之间的内心世界观取向在逻辑上趋同，这是一个严重的文化问题，尤其是文化闭塞的人们稍微有了点钱的时候，这种自豪感会将无知与恶毒公然当作某种文化优越感宣扬，孔子学院这种东西就是在全球大力表演无知的一个官方版本。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就充满了这种闭塞思维的影子，所以极容易得到普遍响应。 华西村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情节，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巅峰诉求，在政治上是追求皇权，在文化表现上是穷奢极欲，华西村在如今并非违法，而且只要是用自己的合法收入消费，都应该得到法律保护。但是在文明上这显然比较落后，这也是华西村遭到很多非议的原因，但实际上华西村是中国农业文明的缩影，也最接近于中国式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案例，如果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极致，那么这样的成功是否值得树立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所追求的价值观呢？ 不过稍加研究，就可以知到华西村本村村民和外来打工者的比例是1:6到1:8之间，也就是说这个典型是依靠极大的基尼系数所反映的少数人繁荣，这和历代的首都与大都市经济类似，繁华的大都市与乡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GDP掩盖的贫富差异、城乡差异、户籍差异都让一个个经济与文化畸形发展的旧朝代走向崩溃。今天所谓的三农问题大而言之是中国历史性的长期分配不公，在社会治理上缺乏哲学思维，过于依靠亲缘关系解决问题，结果导致社会失衡得不到治理，当失衡发展到极端情况，经济的崩溃不可避免，随经济危机而来的必然是政治危机。无论是如今税收的过度，国有企业占有大量的资源却白白浪费闲置，造成劳动生产力被平均后十分低下，还是社会教育、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在本质上还是因为统治者价值观导致的社会形态只能如此传统性的寡头化，从这样的差别来看，在少数人特殊化，社会阶层不但存在多级差异，并且阶层间的流动性逐渐降低的情况，是一个极权社会开始盛极而衰的拐点，这是长期的历史经验。而台湾的对比情况却好的多，他们的社会阶层差异级数要少于大陆，差异的平均数较小，而阶层间流动性要好并且流动性还在增长，这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是社会壮年期的形态。同样生存在大陆的数百万台湾人，因为身份的不同，所享受到的身份红利远高于大陆城市居民，这是很有趣的状况，在并没有柏林墙的中国因为护照国籍的不同所享受的不同待遇是社会比较学的鲜活案例，这样的超国民待遇以往起源于殖民地，在大陆开放早期因为社会与经济差异而存在，目前在大陆就业的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身份差异的鸿沟在中国构建了分裂的群落，这些群落中被压迫到底层的越来越暴戾，这必然会滋生大量的黑社会，而优势的寡头显然要压制底层力求公平的诉求，原因并非是不明智，而是过于贪恋物质。实际上的受害者将是中间阶层，他们在底层看来是高层的帮凶，仇富的心态对他们深具威胁，而他们又无力躲避愤怒有朝一日发泄到他们头上，当他们不得不在官方操纵下和即得利益者在一起与底层对立时，小民之间会迸发战争，这可以表现为排外，其实这对彼此都没有意义，却有利于寡头的苟延残喘。但这样的结局必然是社会总崩溃，当逃离者隔岸观火的时候，人民却在自相残杀，这样的荒谬与结果，对于居心叵测的其余人类政棍而言，真是非常妙不可言的理想模型。 后半场的勃拉姆斯《E小调第四交响曲》，我却听不出悲伤，却觉得很浪漫。没有了靠技巧取胜的钢琴，却能感触到乐队中每个人都在奋力表现自身对文明的理解，哪怕第二小提琴首席抢了第一的风头，演奏者也显然没有感觉到，因为这些妙手们沉浸在仁心之中，我沉浸在感怀之中，技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和对感情的忠诚，对信念的信守。这个慈善音乐本身的慈善募捐效果，也并不比他们本身传递的文化信息更重要。另一方面，这些医生们除了赚钱技能之外，也有艺术造诣，这种教养是朝着有意义的人生发展的，世人到未必都需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审美能力却是人生完整所必需的，这是贵族气质在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一大作用。 让·雷诺所主演的喜剧电影《时光隧道》中，贵族与平民的气质虽有高下，但贵族与平民在马桶面前同样迷失了，而贵族与平民之间气质差别来源于环境与教育，历史性的问题在于先天的不公。在先天不公的环境下，贵族到了现代社会，也还是要回到过去，而作为奴仆的平民自然会反抗。在比较公平的民主社会中，区分高尚与低俗从教养上判读，就显得公平了很多，而此时的贵族气质比起依靠暴力维系的蛮横来，才倍显珍贵与闪亮。法国的穿越剧中古人窜来现代解放奴隶，窜回去繁衍贵族，自始至终都在维系人文底线，追求的核心是正义，这比起我国的穿越小说窜回去娶很多小老婆所反映的内心世界需求而言，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国现代当权者和所谓精英们所缺乏的，显然是自律下的底线，这只能来源于教育和家庭传承，所谓贵族绝不是中华俗语所称的为官三代才知穿衣吃饭那点事情，而是骨子里对自尊的重视，就这点而言，哪怕是写出《往事并不如烟》的章怡和，也还多半停留在中华传统的层面去怨愤，却不自省作为扶持恶棍的政治投机者们，是否也要负点历史责任！要想跨越东方文化的历史僵局，必须要有足够的自省，倒不一定是对西方的全盘接受，因为世间并没有完美的事，也不存在什么都能解决的理想途径，如果有人说找到这样的途径了，那可以肯定此人是个骗子无疑。 在让·雷诺所主演的中，当贵族的后代说出“求你了，瑟伯特，你是贵族你应该知道”的时候，贵族不情愿的放弃了对仆人的主宰权。这不是因为贵族认可了平民的自由观念，而是为了贵族的尊严与声誉底线，这恰是欧洲文明渐进的基础，从《时光隧道》推演这个进程，也历经了800年，这是喜剧严肃的一面，也几乎是所有西方主流文化作品所要遵循的主旋律。而在没有贵族文化的中国，其文明进步要比日本更难，这是需要审视的问题，如果我们审视老挝的乡间厕所，看到那种清洁度，我们会更为深思我们而今自豪的那点物质成果的含金量。 也许在中国，在历史进步的道路上不得不借助威权的过渡，但中国所匮乏的是有李光耀一样的绅士贵族素养，以及肯接受一定程度监督与批判的领导人，今天很难有人可以具备这样的声望，除非他能带领中国走出危机，实现渐进的转型，同时还要保障人民福利和建立法制社会。威权道路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又成为了执行悖论，因为中国的改革者除非地方充分自治因地制宜，走民主流程掌握法理正义和合法授权，否则必然会被旧势力所吞没，所以要想改革中国，并非是子上而下说句话那么简单的。而重建的动荡是当局用来恐吓民众的法宝，那也许是很真实的，仅以外强中干的经济为例，在缺乏内需官富民穷的情况下，缺乏强权所强行制定的固定汇率机制，就是很有用的防火墙，否则人民币不知那天就会成了金圆券第二。中国的经济非常畸形的一面，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例如饭店、发廊、浴场、KVT多如牛毛，奢侈品销量惊人，红白酒海量消耗的背后，剥离很多无效的GDP，看到可悲的科研教育投入比例，看到资源消耗的速度与民间财富的可悲比例，看到基础科技与制造业的差距之后，人们应该冷静很多。而实际上人民已经长期处于不敢消费和货币贬值的困境中很久了，对民营自由经济在骨子里的遏制、官员任期制度、GDP策略导致土地财政又让经济问题雪上加霜，这个恶果的极限所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是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大规模出问题，而后将是银行出问题，而如果继续用通涨和货币贬值政策，那很快会耗尽能量，当产品通缩、货币通涨、收入滞胀同时出现的时候，全靠经济增长维系的政治游戏将如何是好，以前是靠打仗，这次不知道是否灵验。大规模长期的战争不但是我们无力承担的，连美国人其实也吃不消，在伊拉克、阿富汗美国人所支出的上万亿美金，是美国经济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和过度借贷同样重要。 凡此种种问题，作为小民无力左右，但小民们聚在一起，难免对中央智囊团有所不恭。中国近代的问题是文明落后问题，但历史传统问题，是宫廷政治斗争的问题，智囊们在触及敏感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很窝囊，因为要维系不合理的政治体系和不断膨胀的即得利益，有效措施会成为空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足球可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映衬，因为中国问题和中国足球问题是一张照片冲洗出来不同尺寸罢了，这也是官方着急的原因。但是如果还是愚蠢的拿着不洁之物扔向坚船利炮，例如拿着儒术的内核去引发什么伟大复兴，那么问题仍然是解决不了的。其实中国并非没有古老的多元化思维传统，也并非没有哲学思辩的基础，也不是今天还欠缺这些因素，唯一欠缺的只是制度如何重建的问题。在海峡两岸的实践对比上，国民政府是逐步的伴随经济发展而转型成功，但大陆是否有在经济调整期进行转型的能力虽未经实践，但难以乐观。 当音乐收尾时我的思绪一时聚敛，礼貌的站起来由衷的为这种人类博爱与文明的精神鼓掌，我想复杂的人类根本问题还是低俗与贪婪，要解决的终极还是只能靠文化启蒙，《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世人欣赏，依靠的是被他启蒙的一个小女孩，而我希望在崎岖之路上去撒播文明的种子，但求善果，不求速成。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3 个评论 五颜六色的熊的最新更新： 一片乌云映彩霞 / 2011-11-16 22:53 / 评论数( 13 ) 浮士德的博弈困境 / 2011-08-14 11:38 / 评论数( 5 ) 一江劣币向东流 / 2011-07-18 13:17 / 评论数( 3 ) 穿越 / 2011-06-13 13:58 / 评论数( 5 ) 区域发展政策不公与未来政治隐患 / 2011-06-11 09:57 / 评论数( 6 )

“ 笔者最看重的是两点：一是宽容精神，尽管中国有56个民族，但中国的这几代年轻人多是在缺乏多元性的氛围里成长，而国外的生活、求学经历让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也开始或多或少地体认宽容的意义；二是独立精神，由于计划生育政策，1970年后的青年人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和家庭的宠爱让很多人根本没有过独立的体验，但出国申请的过程改变了一切。” 在《十代留学生百年接力留学潮》（后简称《留学潮》）一文中，宋健先生以时间为逻辑，把中国自近代以来130多年的留学史分成了十个阶段—-光绪初年官派幼童赴美为第一代，文革以后留学的是第十代。 “前有先驱，后有来者，伏涌延绵，越代相师。溯觇前八代的经历和贡献，始见第九代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在唏嘘感慨中热望第十代及以后的走向。 而在笔者看来，若以时代精神为整合工具，十个阶段则是可合并成四个部分，分别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代、追寻社会理想时代、工业建设时代、体验和个人价值实现时代。解读留学潮的起落，不能离开对这四个时代精神的基本体认。 师夷长技以制夷时代 留美幼童、赴欧的海军留学生和20世纪留日等前三波留学浪潮，是归属于“师夷长技以治夷”这个时代无疑。 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民国成立的七十多年时间里，“救民族、救国家”一直是主旋律。以“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等来公开抵制国防、经济近代化的言论日渐式微。 奕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奏：“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须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李鸿章也感叹，“洋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洋务运动是箭在弦上。而在办工厂、兴学堂、建海军的过程中，技术、外语、军事等西学人才短缺的窘境扑面而来。 经1847年从耶鲁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容闳提议，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1872至1875年120名12至15岁幼童分四批赴美，住新英格兰百姓家中拟先读中学，再进大学。稍后，有人剪掉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见师长羞于跪叩，还有人随房东去基督教堂。这惹怒了“选带幼童出洋肆业局”正监督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不顾容闳的反对，二人在1881年奏请清廷批准，将全部幼童遣送回国。 这批归国少年中，有不少以后成为清末民初的优秀人才，如民国初年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等。詹天佑等个别人“叛逃”未归，考进耶鲁大学机械系，学成后回国，成为中国自己铺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 光绪初年（1877年），清政府又派出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 这批人中，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代理提督刘步蟾（1877年留英），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后任提督的林泰曾（1877年留英），左翼左营副将兼“经远号”管带林永升（1877年留英），左翼左营参将兼“超勇号”管带黄建勋（1877年留英）等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 而严复1879年在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后，对西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后成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还首次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八本科学名著译成中文出版。 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惨败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东邻日本成为学习的样板，不少人选择前往日本留学，旋即形成留日高潮。在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达5万人以上。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两年内即有960多位留日学生加盟，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队和中坚力量。 追求社会理想时代   不同于前三波的带功利主义应用色彩的留学潮涌，随后的留法勤工俭学和1920年代始的留学苏联浪则是有着淡淡的左翼气息并为追求社会美好的理念所持续支撑。 1915年，知识界的李石曾（1902年留法）、蔡元培（1907年留德）、吴稚晖（1901年留日）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收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并在河北高阳县开办“留法工艺学校”，为贫寒子弟留法做准备。到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成全国性潮流。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李维汉、蔡畅、李富春等都在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严济慈、童第周、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也都在此时期赴法学习和工作。 此时的世界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已渐超越主义成为运动，并传播到中国。1919年，十月革命获得胜利。 1920年5月，苏俄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是首批赴该校学习的。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名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都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 1923年以后，为共产主义理想所激励的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到中山大学于1930年关闭止，中国留学生总数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联共（布）远东局在满洲里开设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送苏联各大学续读，共接收中国学生310人。 不难发现，此一时期留学欧洲、苏联的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奠基人。 这个时代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那就是庚款留美学生。从时代精神上进行划归，因与带功利主义应用色彩的第一个时代有明显区别，笔者将其划入第二时代。 190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将美国分到的庚子赔款2444万美元（按每两关银折合0．742美元计）中的超过实际消耗部分减退1078万美元，用于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国学生留美。次年，美参众两院批准此项提议，规定此款应由美国人掌握。此后，英、日、法等国都效法美国，退回部分庚款，用于兴办中国高等教育。 1911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从1909–1929年，清华学校派送留美预备部毕业学生967人；1929–1937年选送104人；1938–1945年选送39人。 叶企孙（物理）、吴有训（物理）、胡明复（数学）、梅贻琦（电机）、何杰（地质）、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化学）、张钰哲（航空）、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等都是庚款留美学生。 工业建设时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 与历史上历次留学运动不同，这次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并成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主持的留学生派遣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方针、计划和组织实施，以便与经济建设计划相协调。 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并陆续开始执行。由中国教育部门派出的留学生，1950年35名，1951年381名，1952年231名，1953年675名，1954年1518名，1955年2093名，1956年2401名。1957–1960年每年四五百人。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4年以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改向西方各国。据教育部统计，1950–1963年间总共派出留学生9594人。 除前述教育部门派出的以外，还有50年代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800人，共青团中央派出138人。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一五”期间由工业部门独立派出7800人去苏联、东欧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学习工艺技术和管理，其中管理人员609人，工程技术人员4876人，工人2291人，其他44人。 在1949–1954年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和抗战胜利后留洋的学生、学者也纷纷回国。不完全资料显示，有1424人回到新中国，多数是从美（937人）、英（193人）、日（119人）和法国（85人）回来的。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其中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等是在朝鲜战争后，经过中美多次谈判才得以回国的。 这个时代的特点其实和晚清由洋务运动推动的环境有些相像之处，是一种把个体当作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理念推动下的潮涌。只不过，后者的目标是图存而前者是自强。 体验和个人价值实现时代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打开了与西方各国经济技术交流的大门，为交换留学生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年7月美国卡特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留学生计划。 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国（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兰（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联邦德国（1981）、法国（1981）、比利时（1981）、澳大利亚（1986）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 1978年12月，首批50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华盛顿，进入各高等院校。从1978年到1989年这十年中，经国家教委派往上述各国的留学生达9．61万人。其中公费生近3万人。而更多的自费生也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了世界上的各个角落求学。 尤其值得珍视的是，在这一至今跌宕的留学大潮中，每一个个体都被还原成了大写的人。他们大多无需面对任何组织的眼光，他们只需要面对自己的内心，他们甚至可以和不同肤色的恋人享受爱情。如同西方的年轻人成年后会周游列国、体验社会，中国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地把留学当成自己丰富人生阅历的一次体验，并在这次体验里重新认识自己，而不仅仅把留学看成一个知性上的提升。 伴随着中国的综合国际地位提高，走出去也不是为了单向度地“拿来”了；中国背景成了中国留学生们的时代赋予优势，他们在这种优势里从容交流。 这波留学潮还带来了很多东西，而其中笔者最看重的是两点：一是宽容精神，尽管中国有56个民族，但中国的这几代年轻人多是在缺乏多元性的氛围里成长，而国外的生活、求学经历让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也开始或多或少地体认宽容的意义；二是独立精神，由于计划生育政策，1970年后的青年人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和家庭的宠爱让很多人根本没有过独立的体验，但出国申请的过程改变了一切：从考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从写申请书到邮寄材料，从比较ｏｆｆｅｒ和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从预约签证到换外汇，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因为以上这些事超出了父辈的能力。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宋健《十代留学生百年接力留学潮》一文，特此感谢。)   （成凡：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原文链接： http :// news . xinhuanet . com / overseas /2004-12/30/ content _2397504. htm。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39期——反思留学梦》，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a63c356e9fe4e39 ）

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 进入专题 ： 韩寒 郭敬明    ● 黄平   一、“小时代”的“孩子”          我是一个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会仰望天空的小孩，望着那个大太阳，望着那个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满泪水。这是真的，好孩子不说假话。而我笔下的那些东西，那些看上去像是开放在水中的幻觉一样的东西，它们也是真的。[1]     这是郭敬明标志性的段落，“仰望天空的小孩”[2]。对于文学持有严肃期待的读者，面对这样的文字往往感到尴尬。这一矫情到近乎滑稽的姿态——郭敬明还特谓指出应以“45度角”来仰望——确立了郭敬明的写作策略、对象与美学风格。理解郭敬明，“孩子”是一个关键词，在他的作品中频繁出现，比如，“一个永远也不肯长大的孩子也许永远值得原谅”[3]，“但我是个任性的孩子，从小就是”[4]，“而我是个很寂寞的孩子”[5]，“像个受了伤的委屈的孩子”[6]，“我真的原谅这个哀伤的孩子了”[7]。这是一位高度自恋、急于倾诉的作家，似乎内心郁积着无尽的忧伤，“我是个会在阴天里仰望天空的好孩子，我真的是个好孩子”。[8]     长期以来，郭敬明式的写作，被指认为“青春文学”，“80后写作”被视为孩子们的游戏，被视为青春期的文学综合症。坦率地讲，这是一个不加推敲、流于印象主义的批评，郭敬明的作品，远远比所谓“青春文学”要复杂，这里的“复杂”不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而是牵扯到“80后写作”与历史语境的隐秘关联。     郭敬明的写作，对应着“90年代”特殊的历史语境——尽管“90年代”努力将自己叙述为“普遍性”——个人与历史脱钩。这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变故或政治规划，更是基于“市场”在90年代的兴起，无数以“私有”为核心的“我”，构成这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得以建构的前提，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产权明晰”、“理性人”等等。换句话说，这个不断被放大的“我”，是“市场”最本质性的产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的传奇，是一代“新人”的自传，郭敬明在“还有一个月我就十八岁了”的时候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每个人的成长在自己心里都是惊天动地的事儿”[9]。由于与历史脱钩，“惊心动地的事儿”，只能发生在“个人”的内部。     从这一视野出发，“80后”一代，既是大历史的孤儿，又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人。郭敬明精明地迎合了这一点，“我的小说是写给年轻人看的”[10]。在他的作品中，“年轻人”被不断暗示为“孩子”，“孩子”的状态很好，成人的世界则令人不安。这里的“孩子”，和生理年龄无关，而是指涉着对于历史责任的拒绝，以“忧伤”为核心，郭敬明不断夸大、强化、鼓励——同时限定——“孩子”的内心体验，并且赋予这一切以合法性。“90年代”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代言人；或者说，“90年代”，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代言人。郭敬明的写作，作为个人化写作最极端也是最深刻的产物，在个人化写作的尽头，暴露出高度的政治性：试图以所谓“忧伤”填充青春的社会性，定义何为“青春”。这是当之无愧的政治性写作，尽管以似乎与政治全然无关的形式出现[11]。     “90年代”的“孩子”，决定了郭敬明的文体：华丽、戏剧性、高度饱和的情感。这可谓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笔者且引几例：     我也曾走过那一段雷禁般的区域。     像是随时都会被脚下突如其来的爆炸，撕裂成光线里浮游的尘屑。[12]     寂静的尘埃星河，涌动的宇宙极光，爆炸的太阳黑子轻轻地扫过眼睑，瞳孔变得发烫。     胸腔里那颗轻轻跳动的小小红色星球，突然像是几百万年前的地球一样，进入了白茫茫的冰河世纪。[13]     他想，这就是我的爱     她冷静地朝远处走去，渐渐地离开了自己的世界。     他张开嘴大哭。     冷风像是水银一样倒灌进温热的胸腔里，一瞬间攫紧心脏。     这才是悲剧的最强音节——     弥漫在整个空旷天地间的，低沉提琴的巨大悲鸣。[14]     熟悉郭敬明作品的读者会发现，郭敬明很喜欢用“宇宙”、“星球”、“世界”、“世纪”、这类大词，以极大的比喻，写极小的情感，凭借这种巨大的张力，不断强化“我”的重要性，其作品的核心是一个高度自恋的“自我”，无限膨胀，世界不过是围绕“自我”旋转的幻象——这正是郭敬明文体的“魅力”与“秘密”。     更为重要的是，从《爱与痛的边缘》、《左手倒影右手年华》、《1995-2005夏至未至》、《悲伤逆流成河》过渡到《小时代1.0折纸时代》、《小时代2.0虚铜时代》，一切似乎“合乎自然”，“孩子”被“市场”所捕获，这个忧伤的“孩子”，成长为消费的主体。在《小时代》系列中，顾里、南湘、唐宛如和林萧（叙述人“我”），上海大学同一宿舍的四个女孩子，过着超现实主义的校园生活，享受着“流星花园”式的爱情，顾源、席城、卫海、简溪这些男友们各方面都类似日本动漫美少年。她们或他们（当年“忧伤”的孩子）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几乎完全被资本所赋形，小说中充斥着无数的“时尚品牌”，诚如主人公顾里所表示的，“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虚弱的幌子”[15]。笔者就此逐页整理了一份《小时代》的时尚生活指南：Hermes店里的黑色Birkin包与茶壶、Prada桃红色手包、LV男包、Tod’s男鞋、Vertu手机、《Vogue》杂志、Channel发带与NO.5香水、MUJI饭盒、Burberry西装、NinaRicci连衣裙、奔驰S500、Armani沙发、AnnaSui唇彩、Adamo电脑，等等。甚至于，当顾里与顾源这对青年恋人爆发争吵的时刻，这个文学史上的常见场景，在《小时代》中极具“特色”：     顾里转过头来，冲顾源吼：“你脚上那双D&G的靴子，是我给你买的！”[16]     笔者将《小时代》系列视为郭敬明迄今为止的代表作，这自然不是“好”作品，但却是“重要”的作品。夸张地讲，郭敬明写下“小时代”这个书名的时候，他已经写完了整部小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命名，还没有谁对于一直延伸到当下的“90年代”有如此精准的命名。“90年代”的孩子，正是“小时代”的孩子；而且难得的是，在《小时代》系列中，以往隐匿在“忧伤的孩子”背后的“90年代”，在作品中也悄然出场，这就是《小时代》中特殊的人物——“上海”，所谓国际大都会，未来的世界金融中心，郭敬明笔下的资本之城。《小时代》系列真正的主角是“上海”，这是献给“上海”的金色赞美诗，无论是《小时代》第一部还是第二部，郭敬明都是以对于“上海”的无限夸张的赞美开始：     这是《小时代1.0》的第一页：     翻开最新一期的《人物和时代》，封面的选题是《上海与香港：谁是未来的经济中心》——北京早就被甩出去两百米的距离了，更不要说经济疯狂衰败的台北。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宏伟蓝图，或者肥皂泡的白日梦想；每一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摩天大楼组成的森林——留下他们的眼泪。[17]     这是《小时代2.0》的第一页：     所以陆家嘴依然流光溢彩，物欲纵横。环球金融中心每天耸立在云层里，寂寞地发光发亮，勾魂夺魄。只等着身边那幢“上海中心”可以早日拔地而起，以解除它独孤求败的寂寞。“上海中心”围起来的那圈工地上，打桩的声音日复一日地响彻这个小小的陆家嘴江湾，像是上海生命力异常顽强的心跳声，但听久了，也凭空多出一种苍凉的悲壮感来。[18]     这是一座作为“幻城”的上海，上海内部的多元与异质性——比如工人新村，比如市民的石库门，比如中产阶级今天所面对的“高房价”——被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恒隆广场所抹平，“上海”变成了“资本”与“时尚”的上海，变成了一个历史完全被架空、可以与纽约、伦敦、东京彼此置换的上海[19]。为《小时代》辩护的学者也承认这一点，“上海虽然有其具体性的呈现，但这里的背景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抽象。这里的商品都是在全球移动之中的‘全球商品’，这里的本地的生活其实也是抽掉了本地性的人生。”[20]吊诡的是，这种高度“抽象”的写作，反而落实了“个人与历史脱钩”的具体性，无论承认与否，郭敬明是这个抽象时代真正的“主流”作家，他的作品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     故而，郭敬明的作品如此畅销，多年来占据文学类排行榜第一位[21]，毫不意外[22]。这也是郭敬明最自负的地方，他将“销量”视为“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肯定”[23]。很多学者仅仅由于“销量”而将郭敬明看作琼瑶、金庸一脉下来的商业写作，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误会。和以往所谓通俗作家相比，郭敬明的写作，非常有力地介入到当下“新人”的生产。在文学史的脉络中，郭敬明自己恐怕都没有觉察到，他的写法不无怪诞地弥合了“抒情”与“资本”的冲突，这是“浪漫主义”兴起数百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和田园梦想的感伤、革命理想的激情不同，郭敬明的作品，是一种最卑下的浪漫主义，在资本的黄金竖琴下无限献媚。在网络上，网友调侃郭敬明是“女作家”，称呼其为“四姑娘”、“郭四娘”，其根源正基于此。这里的“男”、“女”，不再是生理性的，而是一种写作的态度，一种人生的态度。           二、“大时代”的文化游击战          在2009年末的一次访谈中，当记者问到与郭敬明的不同之处，韩寒给出了一个机智的回答，“我觉得我和他男女有别”[24]。与出生于1983年6月6日的郭敬明相比，出生于1982年9月23日的韩寒，对于“上海”的理解完全不同。饶有意味的是，郭敬明努力地抹去四川小城出身的印记，不断地扮演着“上海人”；韩寒出生于上海，反而在各个场合对家乡冷嘲热讽，在“世博年”，他近乎恶搞地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糟糕”。在所谓文学边缘化的时代，这个戏谑、调侃的高中辍学青年，这个以赛车手为职业的业余作家，像这个戏剧性的时代一个戏剧性的神话：他的博客点击率，在笔者写作本文时，已经超过4.5亿人次。在2009年，他被包括《南方周末》、《新世纪周刊》等多家媒体选为“年度人物”；在2010年，他被《时代周刊》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被《外交政策》选为“全球百大思想家”。《纽约时报》有评论认为，“这位年轻人可能是目前在世的最受关注的作家”[25]。     和郭敬明相比，韩寒展示了“80后写作”另一种可能性。在韩寒戏谑、尖刻的追问中，郭敬明营造的“幻城”烟消云散，逐渐展现出冰冷的真相——“80后”一代依然生活在历史之中。如果说，郭敬明的写作是“小时代”写作，那么韩寒的写作则是对抗“小时代”的“大时代”写作，通过对于一系列热点新闻事件（“真实”的现实生活）反讽式的解读，重新建立历史与个人的关联，自由、公正等一系列“大词”，以及在“90年代”的范畴里被视为妨害“日常生活”的政治言说，在韩寒的杂文中被再次激活。对于“80后”一代，韩寒的写作提醒了一点，个人的体验与命运，终究和具体的历史情境相关——而这是郭敬明高度抽象化的写作所努力抹去的。     不过，仅仅在“大时代”写作的意义上理解韩寒，依然流于表面化。抨击时弊的杂文，每天有无数篇在各种报刊杂志尤其网络上发表，时评作家乃至于公共知识分子非常之多，为什么独独韩寒有这样的影响力？一方面，近乎老生常谈的是，韩寒的杂文写作发表在“博客”上（目前能查到的韩寒第一篇博文发表于2006年11月14日），网络（不仅仅是便捷、免费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纸媒，而且韩寒的读者群和网民群体高度重合，“截至2009年12月底，中国青少年网民1.95亿，普及率高达54.5%，远高于整体网民28.9%的水平”[26]。面对社会阶层愈发“凝固”的现状，青年群体对于“腐败”等问题有极大的敏感与愤怒，韩寒的博客充当了这一群体的代言人。诚如韩寒在访谈中谈到的，“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需要找一个出口，所以我的关注度可能就高了。”[27]     另一方面，在博客这种新媒体属性之外，笔者觉得更关键的是，韩寒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来回应作为“内容”的当下中国。很多研究者将这种文体归于“油滑”，认为在美学上格调不高。不必征引巴赫金、艾柯[28]等学者的不同看法，且回到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来理解——“80后”是在“80年代”历史终结后开始写作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韩寒式的“大时代”写作，是“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以往回应“大时代”的艺术形式，比如充满悲剧意味的“呐喊”，已然被历史所摧毁，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伟大的遗骸。韩寒有意或无意地体悟到这一点，“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是一场文化游击战，不再是“子夜”时分的“呐喊”，而是历史尽头的“故事新编”，在囚笼般的历史内部——这是王小波作品中的核心意象——的戏仿、消解与颠覆。其实又何止韩寒，不限于文学，“90年代”以来的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品，比如周星驰电影[29]、王小波小说、《大史记》系列、《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网瘾战争》等等，莫不如此。至少从“90年代”以来，一种抵抗性的新文艺思潮正在兴起，影响巨大，却长期缺乏必要的研究或命名，笔者在此姑且称其为“戏谑美学”，和我们所熟知的“五四”以来感时忧国、涕泪飘零的悲剧传统相对应。且容笔者下个大胆的断言，在当下中国，真正革命性的艺术形式，不是悲剧，而是喜剧。[30]     在一个确定性可疑的世界里，以不确定的方式游弋，韩寒的杂文写作，正是一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游击战。这里的“游击”，不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更是游击的本义，在没有找到自己“根据地”情况下的的游荡、回击。他的每一篇杂文，其精彩之处，都需要与戏谑的对象互文理解，这类似鲁迅曾经设想过的“速朽”的写作，不能也不屑留下“完美”的艺术形式供后世赏鉴。而且，在这场文化游击战中，由于父辈甚或祖辈们的文化乌托邦纷纷溃败，无家可归又不放弃抵抗——拒绝被吸纳到“幻城”之中——的“80后”一代，注定是孤独的抵抗，这是真正历史性的“一个人的战争”。     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韩寒的作品，以往散乱、破碎的诸多细部，在这一整体性的框架中全然不同。以往的看法，是认为韩寒杂文很好，但不会写小说。郭敬明就持这种论调，在2010年底一次访谈中，他谈到，“他（指韩寒，笔者注）应该谈不上写小说吧，他应该更好的是他的一些杂文或者散文的这些思想的言论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那是很棒的，但是真正小说除了这种东西，一两句经典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叙述技巧、对故事的驾驭能力、塑造了人物，像你说你提到他的小说，你能想起哪个经典的人物吗？”[31]有趣的是，这里郭敬明所秉持的文学观，和主流文学界很相似，叙述、故事、人物。以这些大学教科书式的标准来要求，韩寒的小说更像是关于同一个主角的一篇篇杂文的连缀，一种特殊的“杂文小说”，韩寒塑造的人物也确实没有生活实感，故事场景更是高度寓言化，比如污染后变得巨大的动物（《他的国》）等等。然而，不是从预设的标准来衡量韩寒，而是从韩寒自身的文化游击战的写作策略中来理解，韩寒的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新的美学风格、新的“大时代写作”。在韩寒这里，所谓“真实”的人物与故事是可疑的——郭敬明恰恰证明了教科书式的标准最终走向了“幻城”，剧烈转型中的当代中国，无法为“故事”与“人物”提供一种确定性。     因此，韩寒的文学世界中，主人公只能到处游荡，不断地和世界的碎片相遇，并且对这一切予以讥讽。在《一座城池》中，小说第一页，“火车慢慢停下，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以为自己是“逃犯”的“我”和健叔在陌生的大地上逃亡；在《光荣日》中，一群青年自动放逐到远方，整部小说是一个疯狂的白日梦，“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这些人主动放弃了分配，跟随大麦来到了孔雀镇。一共七个人。大家坐着火车，摇摇晃晃，穿过一座山，再穿过一座山”[32]；在《他的国》中，小说结尾怪诞而动人，有一种王小波式的诗意：依靠着最后一个变异的大动物萤火虫的照亮，左小龙在大雾中开着摩托离开故乡亭林镇，幻想沿着318国道穿越中国。在韩寒最新的作品《1988——我要和这个世界谈谈》中，则更为彻底地将故事场景放置在318国道，“我”从上海到西藏，横贯东西，穿越整片广袤的中国。诚如小说第一句话，“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这条象征性的318国道，是韩寒的朝圣之路，小说中“丁丁哥哥”告诉“我”的一句话意味深长，“你懂的越多，你就越像这个世界的孤儿”。在这场“文化游击战”中，主角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个人，一个无家可归的远游者。[33]     然而，韩寒的致命之处也在这里。众所周知，梁文道等学者赞誉韩寒为“当代鲁迅”，这种说法在多家报刊和网络上很受支持。在笔者看来，尽管韩寒的《熄火猜想》、《北京长期单双号限行之后》等和鲁迅的《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等十分神似，尽管韩寒的杂文就影响力而言最为接近鲁迅，但是，鲁迅要比韩寒复杂、深刻得多——当然，考虑到韩寒还不到三十岁，这种比较对韩寒并不公平。韩寒笔下游荡的“个人”，不像鲁迅那么决绝，那么黑暗沉重，因冰冷彻骨的绝望而感人至深。究其缘由，“游击”着的韩寒，模模糊糊地有自己的价值谱系，他是以近似“自由主义”的立场来建构这个“个人”：     后来他又发短信问我，那么换句话说，你这个人的观点和言论符合了西方人的价值观，你觉得是么？     我回消息说，难道不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么？     我相信地球人和外星人也许价值观不一样，但是西方人和东方人，除了生活习惯不一样以外，价值观应该是差不多的，为何一定要争呢。[34]     这段对话对理解韩寒十分重要，节选自韩寒获悉入选《时代周刊》提名后的一篇著名的博文《散文一篇》。这是韩寒一贯的思想立场，“我不认为一个东西可以被称作‘东化的’或‘西化的’……这里只有一个标准——是否适合人类”[35]。韩寒信仰的这种“普世价值观”，有值得尊重的现实指向，但老实说过于简单。这里有一个深刻的悖论，韩寒未必自知：如果说他的杂文精彩地破却“东方”各种价值观的幻觉，暴露了以往似乎自然而然的“常识”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但为何却迷恋“西方”的“常识”，莫非“历史”真的就此终结？和鲁迅“横站”的思想立场相比，韩寒还过于软弱，“价值观应该是差不多的”这种结论明显非历史化。     在韩寒主编的《独唱团》中，立场和韩寒相似的作者，这个问题暴露得更为明显。有作者竟然通过比较中国和西方的“国骂”，上纲上线地指出中国的“国骂”古老、不现代，蔑视个人价值：     比较起来，英文这种直接攻击对手的脏话，我比较容易接受。而中文这样连累对手的母亲和祖宗，只是为了变成对方的长辈，我觉得很“原始部落”，很无视“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原则。[36]     这种比较荒诞不经，矫情造作，带有一种可笑的傲慢。无需讳言，包括韩寒对于“东方/西方”的理解在内，不过是一种通俗化的“自由主义”论述。为韩寒辩护的学者如周筱赟在《韩寒是不是当代的鲁迅？》中坚持认为，“常识”当然存在，韩寒就是一个例子，“韩寒的思想是天生的”，“深刻的思想不一定要通过阅读大量书籍获得，而可以天然产生”，“人的本性就是自由主义的”[37]。这是另一座需要破却的“幻城”，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但未必是自由主义的。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思想启示，但任何一种理论都同样值得警惕将自己视为“常识”与“真理”。     如果不正视这一点，不必考虑其他原因，韩寒的写作恐怕也难以持久，他的博客会更新地越来越慢，直到退出历史舞台。鲁迅孤绝彻底、无所依傍的思想态度，让“速朽”的杂文变得不朽，而韩寒所凭借的通俗化的自由主义思想资源，将迅速耗尽他的想象。毕竟，他的想象，就其根本而言，是“历史的终结”的想象，就此自由主义已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因其过于完整反而更像是一个神话。当“在路上”的韩寒停下来的那一刻，韩寒就不再是韩寒，而是另一个郭敬明。[38]           三、“80后写作”的可能性          无论韩寒、郭敬明亦或他人，“80后”写作绝非脱离时代，而是和历史密切关联。而且，不需笔者多言，以往对于“青春文学”的所有“幻觉”，最终不是被这一篇或下一篇文章所打破，“大时代”的中国，终将因过于庞大、剧烈而无法隐藏。     很少写博客的郭敬明，曾发表过一篇富于症候性的博文，他的原意应是展示自己的销量，贴出了2010年第一个月的图书排行榜前三名：《小时代2.0》、《失落的密符》、《蜗居》。和以往一样，郭敬明每次都排在第一名[39]；第二位则是悬疑推理这类西方最成熟的类型文学，且搁置不论；饶有意味的是第三位：《蜗居》。郭敬明在博文中还特意强调，“不要误会，蜗居写得很棒，我爱六六老师”[40]。     这份排行榜，包含着内部的颠覆性因素。和《小时代》类似，《蜗居》在文学上同样不好，但同样非常重要——《蜗居》不是“80后”写的，但是写给“80后”的，和《小时代》相比，作者给出了另一个“上海故事”。海藻的故事，和顾里的故事，在“上海”同时发生。向权贵出卖身体与情感换取房子的海藻，在LV和动漫美少年般的男友间享受青春的顾里，她们都生活在上海，她们都生活在此刻的中国。     “80后”写作，归根结底是关于“中国梦”的叙述。这不仅仅是“青春文学”范畴、也不仅仅是“文学”范畴所能涵盖的，“80后写作”的可能性，在于“中国梦”的可能性。郭敬明的写作，在最终的指向上，正是要落实“90年代”的“中国梦”，他就此提供了一系列“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有车有房，名校名企，大都会，英俊爱人，充满“时尚”的中产阶级生活。     然而，世界是平的，世界更是斜的。郭敬明的“中国梦”，充满着细密的裂隙，《小时代2.0》中，有一段很“突兀”：     两个街角的拐弯，顾里搞得头昏脑胀。宫洺此刻仿佛有点儿清醒了过来，他终于会说话了，虽然他只会说那么一句：“千万别吐在车上，这车是我爸的！”——由此可见，这句话绝对来自他理性的最深处的恐惧，也许就算他整个人已经昏迷了，他依然会在昏迷中高喊:“这车是我爸的！”[41]     当然，清醒过来的郭敬明，和清醒过来的宫洺一样，一定会抹平文本深处这些黑暗的罅隙，哪怕主人公之一南湘，母亲吸毒，没钱交学费，在夜店里兼职陪客人喝酒——这倒是一个“底层文学”的题材——生活方式上依然认同豪门千金顾里，只不过穿的是便宜一些的品牌（小说中提到有H&M等）。在郭敬明笔下，南湘的痛苦，不是来自“底层”，而是和席城、卫海的爱恨纠缠。这里的阶级差异十分淡化，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上海这座资本之城，似乎只是让生活更加美好。     然而，“这车是我爸的”（在笔者写作本文同时，“我爸是李刚”事件爆发），《小时代》的孩子们享有的一切，来自家庭的继承，她们没有一个人是经典意义上的“劳动者”。在顾里的故事之外，海藻的故事讲明白了这一点，以就业、房价等等为代表，对于“80后”一代，“‘改革’开始变得像混凝土一样凝固，既得利益像遗产一样在家族内部承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不是‘破裂’，而是‘断裂’，对于一部分青年如此轻松，对于另一部分青年却过于艰难。”[42]     针锋相对，韩寒通过“富士康跳楼事件”，讲了一个他看到的“中国梦”，这篇博文的题目叫《青春》：     你看很少有论坛上有现役的富士康员工向大家讲述关于自己员工跳楼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能力。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许唯独在跳楼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才有所体现，那就是被当作一个生命被提起和记起。……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43]     如何“学术”，怎样“文学”，终究避不开血污与绝望的现实生活。诚如谢有顺谈到的另一种“80后”：     还有另一种生活，一种数量庞大、声音微弱、表情痛楚的生活，等待着作家们去描述、去认领：他们这一代人，除了不断地在恋爱和失恋之外，也还有饥饿、血泪和流落街头的恐惧；他们的生活场，除了校园、酒吧和写字楼之外，也还有工厂、流水线和铁棚屋；他们的青春记忆，除了爱情、电子游戏、小资情调之外，也还有拖欠工资、老板娘的白眼和“一年接近四万根断指”的血腥……[44]     正的文学的力量，或基于此，这次不是从“铁屋子”，而是从“幻城”中让“小时代”的孩子们醒来。被分割的亿万个“个人”，由此重建一种关联的可能性，这或激活一个已然高度程式化的修辞，“团结就是力量”。“小时代”的团结，至多是《夏至未至》青葱校园式的，或《小时代》女生寝室式的小共同体，这种小共同体最终的体验是“无聊”，一种和历史脱钩的不及物的生活，必然反映在心理上的悬空之感，无法克服问题，只能延缓虚无。相对应地，如果说“十七年文学”或是“八十年代”更好地表达了“中国经验”的话，不在于作家的写作能力，而在于彼时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维系着一个普遍的共识。当这个“共同体”遭遇危机的时刻，无论是“文革”还是“90年代”，“文学”对于“经验”的处理都感到吃力，而流于高度地形式化，比如样板戏，比如先锋文学。     值得期待的是，历史终究没有终结，历史将再度敞开。重建共同体的那一刻，就是现实主义归来的那一刻，对于现实主义无论有多少种定义，其最关键之处在于，现实主义是共同体的文学。那一刻“戏谑美学”的历史使命终将结束，中国将有能力重新讲述“正剧”，讲述光荣与梦想，庄严与崇高。          【注释】     [1]郭敬明：《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爱与痛的边缘》，第3页，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4版。     [2]而且往往是郭敬明所强调的以“45度角”仰望天空，以一个标准到矫情的仰视动作，凸显这一姿势浓重的自我怜惜。这个姿态被部分网友调侃为郭敬明的“标准动作”。有意思的是，韩寒曾在小说《一座城池》（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8页）中恶搞这一场景，“当‘迎接光辉岁月’唱起的时候，健叔不禁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泪流满面”。     [3]郭敬明：《四维读书之写在前面》，《爱与痛的边缘》，第93页。     [4]郭敬明：《七天》，《爱与痛的边缘》，第146页。     [5]郭敬明：《三个人》，《爱与痛的边缘》，第146页。     [6]郭敬明：《水中的蓝色鸢尾——读安妮宝贝》，《爱与痛的边缘》，第96-97页。     [7]郭敬明：《永远哀伤的孩子——读〈彼得•潘〉》，《爱与痛的边缘》，第122页。     [8]郭敬明：《阴天》，《爱与痛的边缘》，第195页。     [9]郭敬明：《后记》，《爱与痛的边缘》，第234页。     [10]郭敬明：《消失的天堂时光》，《爱与痛的边缘》，第77页。     [11]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表面看来高度政治性的作品，比如主旋律电视剧，反而抽空了政治性，变成一个空洞的仪式。     [12]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第9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版。     [13]郭敬明：《小时代2.0虚铜时代》，第13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版。     [14]郭敬明：《小时代1.0折纸时代》，第7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版。     [15]同上，第68页。     [16]同上，第67页。     [17]同上，第4页。     [18]郭敬明：《小时代2.0虚铜时代》，第10页。     [19]罗岗在《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与空间的再生产》一文中对此有详尽分析，该文见王晓明、蔡翔、雷启立编：《热风学术》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0]张颐武：《郭敬明的〈小时代〉：给“小时代”一个形象》，张颐武新浪博客，2010年3月13日。     [21]“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2003、2004年图书市场的调查表明，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占有整个文学图书市场份额的10%，而现代和当代的作家作品合起来，也仅占有10%。这就是说，在当下的图书市场上，‘爸爸辈’‘爷爷辈’们联手才能与‘80后’打一个平手。”参见吴琪：《畅销书历史：精英落幕》，载《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8期。这是七、八年前的调查，现在恐怕差距更大。笔者补充一个堪为典型的例子，《小时代2.0》上市七天销售120万册；“纯文学”作家中应该是最有市场号召力的张爱玲，《小团圆》半年销售70万册。     [22]此外郭敬明在类型小说的一些技法上确实比较出色，比如对于悬疑气氛的把握，由于是连载小说，他的章节每每以这样的方式结尾：“高中时，我们把她逼得跳楼自杀的那个女的……她还活着……”（《小时代1.0》，第150页）。     [23]邱致理：《郭敬明：我没有韩寒说的那么低龄》，载《南都娱乐周刊》2010年第27期。     [24]参见《南都周刊特别报道：公民韩寒》，载《南都周刊》第364期，2009年10月30日出版。     [25]ANDREW JACOBS：《韩寒——写博客挑战体制的赛车手》，《纽约时报》2010年3月12日出版。该文由Rita Lee译成中文，发表于http://timeweekly.blog.tianya.cn/。     [26]参见《中国青少年网民近2亿》，《联合早报》2010年4月27日。     [27]参见《韩寒入选〈时代〉影响力榜 自称就是乡下孩子》，《新京报》2010年5月21日。     [28]在艾柯伟大的作品《玫瑰之名》中，极富隐喻色彩的，作者指出，这个世界真正恐惧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二卷，《论喜剧》。     [29]韩寒博客的背景音乐，用的是对于80后一代堪称“圣经”的电影《大话西游》的经典主题曲，《一生所爱》。     [30]这点和晚年的鲁迅相似，似乎是解释鲁迅先生转而写作杂文与《故事新编》的一种可能性。经历了“呐喊”的失败，“笑”比“五四”所推崇的斩钉截铁的确定性更为有力。如果“戏谑美学”的谱系得到认可，鲁迅先生——和“感时忧国”的传统相似——依然是源头，值得细加追溯。     [31]参见《娱乐现场》2010年11月14日对于郭敬明的独家采访，《郭敬明批韩寒不会写小说》，http://www.qiyi.com/zongyi/20101115/n125086.html。     [32]韩寒：《光荣日》，第15页，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版。     [33]了解文学史的读者，恐怕都会想起杰克・凯鲁亚克，想起《在路上》。     [34]韩寒：《散文一篇》，韩寒博客，2010年4月7日。     [35]参见《南都周刊特别报道：公民韩寒》，载《南都周刊》第364期，2009年10月30日出版。     [36]蔡康永：《脏话到底脏在哪儿》，载《独唱团》2010年第1期。     [37]参见周筱赟：《韩寒是不是当代的鲁迅？》，载《明报》，2009年11月16日。     [38]韩寒在多次访谈中谈到“人民”很“愚蠢”。笔者觉得这一点值得警惕，“公民”对于“人民”的鄙夷，涉及到谁是“人类”的博弈。谈论这一点在当下中国似乎为时尚早，过于奢侈，但这终究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时间序列，而是同时在中国发生。     [39]在笔者写作本文同时，《新京报》等报刊发布2010年畅销书排行榜，《小时代2.0》再获年度冠军，续写郭敬明的销量神话。     [40]郭敬明：《献给丹布朗和〈蜗居〉……（同时公布一个记录）》，郭敬明博客，2010年2月5日。     [41]郭敬明：《小时代2.0》，第205页。     [42]参见笔者拙文：《〈蜗居〉、新人与中国梦》，修订稿发于《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8期。     [43]韩寒：《青春》，韩寒博客，2010年5月28日。     [44]谢有顺：《那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新世纪文学、〈鲤〉、“80后”及其话语限度》，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原载：《南方文坛》2011年 第3期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进入专题： 韩寒 郭敬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820.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思与文，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