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

近三十年，在中国，体育与民族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体育民族主义在80年代表现为“走向世界”，重在自强，而非排外；在90年代重回“冷战”，从自强偏移为排外，重在内部的集体动员；21世纪形成天朝心理，放弃世界观，回到天下观。 80年代：走向世界 1981年，“扬眉吐气”成为风靡中国的关键词，在体育新闻中频频出现。4月，中国乒乓球队囊括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七项冠军，除了两项团体项目无法同时获得亚军，其余五项单项亚军也被中国队拿下，创造了世乒赛历史纪录。由于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单冠军，已经透支了举国关注的兴奋度，中国乒乓球队在1981年不是最为瞩目的对象。 更让举国上下欣喜若狂的是，中国的“大球情结”终于得到满足。“大球情结”是“球籍焦虑”在体育上的折射，“被开除球籍”的焦虑，在中国足球那里演变为一句著名的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一年，中国男足先后击败朝鲜队、科威特队、沙特队，中国男排大胜苏联队。 秋末冬初，“扬眉吐气”达到了高潮。11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女排连克巴西、苏联、保加利亚、古巴、南朝鲜（当时中国尚未和韩国建交）、美国，最后战胜上届冠军日本队，七战全胜，获得世界冠军。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很快还将迎来女排“五连冠”的梦幻历程。 第一次在三大球（篮球、排球、足球）项目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举国欢腾。女排姑娘，立即成为民族英雄。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大红标题的新闻报道《刻苦锻炼 顽强战斗 七战七捷 为国争光》，配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这篇评论指出：“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接着称赞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批评了一些“不文明的举动”。 把体育运动与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赋予了体育过多的附加价值。但是，从此前的“全民皆兵”到此时的“全民看球”，公众的焦点从战争转移为体育，也是“拨乱反正”的一部分。《人民日报》的评论也力图把爱国主义限定在“文明”的范围里，对“损坏公物、堵塞交通、对外宾无礼”的举动进行了批评，认为“这和爱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遗憾的是，媒体和公众沉浸在狂欢之中，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损坏公物”，当然应该避免，但是损坏他人的私有财产，是否也应同样避免？何谓“堵塞交通”？是否先赋予公众在公共场合集会的权利，再来讨论“堵塞交通”的问题？否则，所有的集会，都会以“堵塞交通”为由被禁止。“对外宾无礼”显然不妥，如果有内宾表达对“爱国主义”的不同看法，是尊重他发表不同观点的权利，还是将之视为“汉奸”，因而理直气壮的“非礼”？ 这些问题在当时没有成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内向型的，重在自强，不在排外。但随后在内地热播的香港连续剧《霍元甲》，塑造了“东亚病夫”的悲情叙事，身体竞技成为一雪国耻的终南捷径，这种思维模式影响深远。 90年代：重回冷战 2010年11月1日，也就是写作此文的时候，新华网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抗击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灾害等重大事件”，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高效率”。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和1991年的华东水灾，同样具有这种效用，两者共同扭转了一度“人心涣散”的局面，营造了“万众一心”的氛围。可以这样说，奥运会和汶川大地震、世博会和舟曲泥石流灾害的宣传和动员模式，至少可以追溯到亚运会和华东水灾。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广泛流传。但是中国重新面临冷战格局，民族主义从内向型转变成外向型，从自强偏移为排外。 1994年，在日本广岛举办的第12届亚运会上，日本代表队的小山智丽先后击败中国代表队的邓亚萍、乔红，夺得被中国队视为双保险的女单金牌。小山智丽，原名何智丽，前中国女子乒乓球国家队队员，1989年嫁给日本工程师小山英之，改名小山智丽。在比赛中，她每赢一球都会大喊“吆西”，这句普通的日语，在中国的影视剧中是日军的专用语言。小山智丽的“改旗易帜”，刺激了中国观众的神经，她的姓名一时成为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以至于很多年后她与日本丈夫离婚，这种纯属私人生活的事情被中国观众理解为“报应”。 当小山智丽还是何智丽的时候，遭遇了“让球风波”。1987年，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3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三位中国选手和一名韩国选手进入女单半决赛，组织决定何智丽必须输球，以便另一位中国选手胜出，应对韩国选手。何智丽拒绝让球，从半决赛中突围而出，并且最终战胜了韩国选手，获得女单冠军。虽然冠军最终属于中国，由于何智丽拒绝服从组织纪律，她受到批评教育，随后落选奥运会国家队名单。 如果一名外援来到中国，取中文名字，使用中国的呐喊助威方式，中国观众会称赞他入乡随俗，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然而，在一种不断被放大的“冷战”氛围中，当中国运动员成为“海外兵团”，却会面临“卖国求荣”的指控。中国体育，尤其强调集体主义精神，但是中国体育的集体项目，成绩常常惨不忍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集体主义精神不够，还是因为个人的能力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现？ 在90年代，最让中国民众具有挫折感的体育事件，莫过于北京申请2000年奥运会失败。2000年，在中国具有特殊含义，它意味着现世的乌托邦。想象2000年，一度是中小学生的作文必备题目。成功地在2000年主办奥运会，等于兑现了乌托邦。可惜，这个美好的想象在1993年的秋天破碎。随后，媒体一方面调动悲情叙事，将这种失败描述为西方大国合围中国；一方面采取巫术疗法，纷纷报道某国神奇的巫师预言，悉尼无法顺利主办奥运会，最终还是北京接过了主办权。悲情叙事常在大报出现，巫术疗法常在小报出现，两者各有分工。 鉴于中国准备继续申办奥运会，悲情叙事逐渐淡出，巫术疗法则持之以恒，直至90年代末，还有媒体报道悉尼筹备奥运会如何进展缓慢，可能无法胜任，会移交主办权给北京。这种巫术疗法传统悠久，1987年的电影《京都球侠》集中表达了这种心理。这部电影颇有可看性，时间设定在晚清，一支由三教九流聚集而成的中国足球队，个个身怀绝技，甚至可以让足球自动滚向对方的球门，他们轻松地击败西洋队，但是清朝官员“卖国求荣”，拿他们问罪。把体育的失败归咎于汉奸、卖国贼，把体育的希望寄托于巫术，是《京都球侠》的中心思想。 21世纪：天朝心理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扬眉吐气”推向最高潮。80年代，中国足球的口号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21世纪，“君临天下，万国来朝”成为新的景观。 一些学者主张放弃“世界观”，重回“天下观”：“世界观”被视为西方发明的普世价值，是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不适合中国国情；“天下观”建立在华夷之辨的基础上，强调中华位于中央，而四夷分居边缘，更符合大国崛起的定位。 在各个城市举办的国际级盛会，尤其符合“天下观”的想象：一方是“君临天下”，一方是“万国来朝”。东道主有时要为万国买单，这恰恰符合“天下观”的朝贡体系，只要万国承认东道主的地位，东道主“厚往薄来”在所不惜，这是大国的风度所在。这种朝贡体系，据说比世界观下的条约体系更和谐。条约体系虽然看上去符合契约精神，双方对等协商，但是这对于朝贡体系的天朝上国来说，恰恰是不平等的，因为天朝理应君临天下，不能与列国等量齐观。 “圣火”在世界各地的巡回传递，类似于巡狩天下。四夷应该心悦臣服，如果竟然有不同意见，自然需要口诛笔伐。有人反驳说，奥运会来自欧洲传统，如何成为中华盛典。对此，“天下观”论者早有准备，称为“礼失求诸野”，虽然这礼纯属“诸野”原创，并非天朝的失散传统。 维系“君临天下”的感觉，必须不断“万国来朝”。所以，各个城市轮流申请主办各种国际级盛会，在第二轮的亚运会即将举办之际，第二轮的奥运会申请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为了将“天下观”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体育赛事最好规模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可惜目前中国尚未主办的国际级盛会，似乎只剩下世界杯的“第一次”有待申请。但这没有关系，因为举办过“前无来者，后无古人”的体育赛事之后，就有了天朝的资本。即使体育赛事在其他国家举办，天朝也可以对主办赛事的蛮夷之邦进行批评，因为天朝模式已经是不可企及的样板。 国人每次“扬眉吐气”，总要忆苦思甜，回顾“东亚病夫”的悲情故事。所谓“东亚病夫”，不仅指身体上的形销骨立，更是指政治、文化和思想上的弱不禁风。通过举国体制获得国际奖项，以此证明“东亚病夫”的说法无法成立，把中国问题等同为身体是否强壮（而且只是极少数优选的身体代表）的问题，这回避了政治、文化和思想问题，似乎灵魂无关紧要，身体才是国体的象征。即使在身体层面，举国体制也开始遭到批评，“金牌大国”和“体育小国”的畸形发展已是众矢之的。 在1993年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狮王争霸》里，黄飞鸿这样说：“现在金牌在我黄某的手上，并非我赢了。大人为大显我民神威而办的这场狮王争霸，死伤这么多人，在世人面前，其实我们都输了。以小民之见，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更重要的还是广开民智，智武合一，那才是国富民强之道。区区一个牌子，能否改变国运？还请李大人三思。这金牌，留给您作纪念吧!” 举国体制如何与“天下观”并存？昔日“东亚病夫”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朝上国拒绝“睁开眼睛看世界”，沉浸在“天下观”的想象之中。今天，重返“天下观”，究竟是重返天朝上国的辉煌，还是重蹈天朝上国的覆辙，这是一个不仅与体育有关的问题。混杂着极度自大和极度自卑的体育民族主义，如同兴奋剂，可以产生举国亢奋的奇效，却如黄飞鸿所说，不是国富民强之道。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4期，有改动）

作者： 信力建   肇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场所谓“改革开放”运动至今已三十多年，可谓方兴未艾。究其实质，这场运动就是一个放弃僵化思想逐步与国际接轨从而融入国际潮流的新洋务运动。然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中接轨与反接轨，全部接轨与局部接轨，貌似接轨与实不接轨，硬件接轨与软件不接轨的种种变数层出不穷，而所有这些与国际接轨不和谐不顺畅乃至背道而驰，都是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发生的。这就让人不能不对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产生兴趣，做点探究。 所谓“接轨”本是一个交通术语，原义专指分别修筑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道路或铁路轨道并轨连接起来——这里的关键是“并轨连接起来”，换言之，它是完全彻底的，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也因此，所谓“国际接轨”——按通行定义——就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等所有相关内容与当今国际社会的大环境相统一，或者说使一个国家的一切事物与国际上的事物连接到一个“轨道”上，这个“轨道”也可以称为国际标准化，从而使全球的事物发展得到统一化。其特点：首先是完全性，也就是说与国际接轨，就要完全实行国际上普遍流行的国际标准或国际惯例，不能打折扣，更不能挂羊头卖狗肉。其次则是通用性，也就是任何国家，都需要不断地实行与国际接轨。最后还有持续性——与国际接轨必须持之以恒。国际标准化的“轨道”也是根据世界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与国际接轨必须持之以恒，与时俱进。 然而，正象中国古语所谓“淮南之橘化为淮北之枳”一样，这种通用的国际接轨定义和标准在所谓“中国特色”的挤兑打压下，却变得面目全非——表面上接轨，实际上依然固我；枝叶上接轨，主干上照旧；硬件上接轨，软件上毫不通融；物质上接轨，思想上还是传统……一言以蔽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不妨以现在正轰轰烈烈举办的奥运会为例。奥运会作为全世界人民欢聚一堂的盛会，自然有其“国际”意义，举办奥运会当然也就有了与“国际接轨”的显著含义。因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2008年，我们也举办了这样一场象征着与国际接轨的盛会。然而，这种表面上的与国际接轨和实质上与国际盛会的格格不入却是同时存在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将其与真正引领世界潮流的伦敦奥运会做个简单对比：首先，在投资上，北京奥运投资巨大，仅开幕式投入就高达为8.31亿元人民币，而时下正在举办的伦敦奥运则根本无法与北京相比，伦敦奥运开幕式的投入为2700万英镑，约合2.7亿元人民币，仅从投入来看，北京奥运开幕式是伦敦奥运开幕式投入的三倍多。其次，举国体制。北京奥运时，不仅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进入的奥运时间，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办奥运，任何与之不和谐的行为和声音都遭到压制。而伦敦呢，开幕式之前，就在举世闻名的海德公园，一些不“顾全大局”的出租车司机就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至今，伦敦奥运会已经历了海关员工、地铁员工、出租车司机、火车司机等罢工，而且，伦敦出租车司机的罢工直接与奥运相关，他们抗议伦敦奥运会专用道的设置，这一专用道拒绝出租车驶入，这直接导致奥运会期间伦敦出租车的行驶时间大幅度增加。最后，是场馆的奢华。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投资浩大，仅以鸟巢和水立方而言：国家体育场(鸟巢)于 2003年12月24日开工建设，2004年7月30日因设计调整而暂时停工，同年12月27日恢复施工，预计2008年3月完工。工程总造价22.67亿元。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规划建设用地629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5000-80000平方米，其中地下部分的建筑面积不少于15000平方米，长宽高分别为 177m × 177m × 30m。投资：约为10.2亿。伦敦呢？为了迎接奥运会，新建了14个场馆。但是，14个场馆中有8个是临时场馆。这使得伦敦奥运会被称为“史上最临时奥运会”。主会场“伦敦碗”中，有超过5万个座位是临时搭建的。篮球馆在开赛前一天刚刚完工，但奥运结束后场馆就将拆除，部分设施卖给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国巴西。 我们从上面的简单对比中不难看出：在举办奥运这一跟“国际接轨”的表象下面，“中国特色”表现无遗——在我们这里，这不是一场意义单纯的体育运动会，而同时是炫耀天国富足，彰显国家安定，表示人民支持的展览会。也难怪有人说通过这两场奥运会，我们可以看到：伦敦奥运会展现了真实，北京奥运会展现了华丽；伦敦奥运会展现了心灵感受，北京奥运会展现了视觉冲击；伦敦奥运会展现了个体价值，北京奥运会展现了整体力量。当然也不仅奥运会如此，上海世博会也是这样。 在其他方面，我们也不难在中国看到表面的“国际接轨”和实质的“中国特色”的并驾齐驱。比如如房改，要求大家自己掏钱购买商品房时，所持的理由就是冠冕堂皇的与“国际接轨”， 也就是说外国人都是自己买房子，没有福利分房的说法，所以你得掏钱。然而，在这表面的接轨下，却是不顾外国土地私有这个关键因素，结果是中国人买房却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结果付出昂贵的价钱购买一套只有70年使用权的商品房。而当你对此不满时，官方的回答又是“这是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中国特色。又比如，三番几次为公务员加薪，理由是与“国际接轨”，新加坡、香港都是这样高薪养廉。然而人家对公务员严格的监督制度，近乎苛刻的约束，廉政公署等等，我们又以不合“中国特色”而加以拒绝。总而言之，我们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就是看这种接轨是不是对权力集团有利，如果是，OK，大方地与“国际接轨”；如果不是，对不起，我们有“中国特色”，这轨不能乱接。 事实上，所谓跟“国际接轨”的真实含义是在精神上，在价值上，在实质上与国际社会主流观念完全对接。内容其实也很简单：一个是民主——不是为民做主，而是以民为主，国家大事老百姓说了算，国家领导人，人民选票说了算。这是当今主流国家通行的政治原则，，这个“轨”与“国际”接上了，我们其他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比如，我国31个省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无一及格。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可以随便花费纳税人的钱。这是“民”不“主”国的必然结果。政府花钱是要得到选民同意的。如今我们的人民政府完全不必经过选民的同意就大手大脚地花钱，花了钱还不让老百姓问一下。如果治理国家的官员都是通过选举来确定的，官员们还敢于如此吗？！另一个是法治。也就是在一个社会中，法律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所谓“凌驾一切”，指的是不单止任何人都必需遵守、甚至是管治机构的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亦需要，而法律本身亦被赋与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能被轻慢。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换言之，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任何人和团体都没有理由和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只有建立这样人民既真正当家作主，又各各遵纪守法的社会，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也才能真正与国际接轨。 法国的一位外交部长曾经说：“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这种价值观，只能是民主与法治的范畴。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的梦想，不仅需要经济增长，更需要软实力的强大。按照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而这方面，我们却显然只有“中国特色”而无法与“国际接轨”！ 中国时下这种表面与“国际接轨”和实质上还是“中国特色”的双重性，让人不禁想起九十年前鲁迅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因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渭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 “西学为用”——“国际接轨”是也；“中学为体”——“中国特色”是也。搞了几十年，我们竟还跳不出洋务运动的老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