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宕子 中国深圳 一度闻名全国的重庆钉子户 “为了发展，就得拆，没有我们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江西万载县某官员的这句话，激怒了前往该县讲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 他愤然离席而去，随后将此事发上微博。该官员的这一雷人话语迅速被众多网友围观，并被推荐进入“年度最牛语录”。（11月2日《天府早报》） 最牛语录 时下，拆迁在咱中国似乎是一个热门话题——不但因拆迁时常引发一系列带着血腥味的轰动性事件，很多官员也因此爆出了不少耐人寻味的“雷人”话语；这不，“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方唱罢，“官员不拆，知识分子吃什么”就粉墨登场了，兀的不好看煞人哟也么哥！ 为了发展，就得拆么？答曰：非也！远的不说，香港就是最好的例证。我每次去香港，总觉得香港破破烂烂的——因为香港政府注重保护公民的产权，不存在强拆，所以它的街道狭窄，房子破旧，似乎和其国际性的大都会的地位不相称。 殊不知，也许正因为这样，香港才能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于建嵘所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指政府官员）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这一方面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另一方面也是某些国家的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秘密所在。 最大破坏力 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在其《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少数国家取得成功，而在大部分国家发展缓慢，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少数国家，拥有非常完善的所有权制度，其公民几乎所有的资产都获得了法律上意义的明确的所有权表述，不但受到法律的很好保护，而且可以自由流通，或转化为资本用于生产过程。 换言之，对公民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正是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秘密所在，而“强拆”则恰恰就是对公民私有产权的粗暴践踏——在此意义上，“强拆”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破坏，只要有“强拆”，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或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官员不拆，知识分子吃什么？在以知识分子的恩主以居的江西万载县某官员看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这句话的前提是——就像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只要官员一拆，就能带来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而经济这块蛋糕做大以后，分蛋糕的官员们将会施舍知识分子一块更大一点的蛋糕。 然而，一来，拆或强拆未必会带来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其结果很可能恰恰相反；二来，即便如此，知识分子也未必能分到一块更大的蛋糕。何况，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谋生的，因此，官员拆不拆的，和知识分子吃什么实在没有多大的关系——至少，官员绝对不是知识分子的恩主——如果一定要说有关联，那就是于教授所说的，“没有他这样的书记我吃得更好！” 因为，这种官员所侵犯和损害的不仅仅是那些被拆迁公民的利益，更是对全体中国公民最基本人权的粗暴侵犯，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拆”与“财” 既然如此，为何官员们大都热衷于“拆”呢？网上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或许是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 有一个市长因为各种问题，被判了死刑。但因为他已经是癌症晚期，所以改判为死缓，让他在医院里治疗，他的位置由一位新市长接任。新市长接任后，为了表示对老市长的关心，特意来医院看他。两人寒暄一阵后，新市长看旁边没有人，就问老市长：“大哥，我有个问题想问你。”老市长说：“你说吧，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好，我就不客气了。 我一直想不通你是怎么搞到那么多钱的！”新市长问道。老市长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他对新市长说：“你拆（猜）！”新市长想了半天，摇摇头说：“我猜不出来。”“你再拆（猜）！”老市长又说。新市长经过冥思苦想，还是摇摇头说：“我还是猜不出来。”老市长提高了声音说：“你使劲拆（猜）！”新市长一听恍然大悟，他翘起大拇子对老市长说：“高，实在是高！” 由此可见，官员不拆，并非知识分子吃什么的问题，而是官员自己吃什么的问题。正因为在我国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所以公民缺少与政府官员博弈的权力资源，不可能形成对官员或政府行为的有效监督，因此造成了政府官员的系统性或曰结构性腐败。 正如美国学者苏珊．罗斯．艾克曼在《腐败与政府》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一个对公共空间缺乏有效监督的国家，其官员最喜欢上马那些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完工的项目，因为只有让纳税人的钱快速流动起来，官员们才有上下其手的机会——拆迁正好就是这种项目。 至此，到底“为了发展，就得拆”还是为了官员的私利就得拆，就像光脑壳头上的虱子一样，已经是很明白的事了。 请各位读者使用下表就本文发表意见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何清涟 中国人税负几乎是世界上最重的，而且重量还在快速增加。 面对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中国人除了忍受央行超发货币引起的通胀煎熬之外，还得面对加税的痛苦。国税总局局长肖捷10月份在《中国改革》撰文称，目前中国约30%的宏观税负，但还无法满足公共支出需求。所以今后十年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还将继续上升。 肖捷还指称《 福布斯》杂志认为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排行第二的说法有误。 无代表，不纳税 明年已确定要增加的新税种是房产税。尽管财政部官员公开表示不会向国民拥有的“第一套房”（即自住房）征税，征税对象目前主要是拥有多套房的房主。但公众却担心试点之后紧接着就是普征，腾讯网的一项房产税调查数据显示，将近8成网民反对普征房产税。 值得关注的是有关房产税是否应该开征的讨论内容。反对者所持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房产税在本质上是一种财产税，只能对具有完全意义的财产征收。中国的房产只有70年使用权，因此不具有完全的财产意义，不应该征税。 在中国现有政治环境中，选择这个角度否定普征房产税的合法性可以理解。但我认为，现代社会已经有成熟的宪政主义的税制理念，从这个角度切入可能更易于培养中国人的公民权利意识。所谓宪政主义的税制理念是：人民自愿地让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给予政府，为的是换取政府向他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公民权利体现在税制上有两点：其一，无公民同意不可以征税；其二，纳税人有权要求政府财政公开，即有权监督政府的钱袋。 宪政主义税收理念起源于英国于1215年制定的《自由大宪章》。《大宪章》确定了一个重要原则――课税必须经被课税者同意。这一原则不再说国王“征收”税，而是说议会“授予”（grant，give）国王以税。这样的话语体系清楚地表明了税的自愿性质。1668年，英国爆发了“光荣革命”，荷兰执政威廉继承了英国王位，接受了国会提出的权利宣言并制定了《权利法案》。《权利法案》第4条规 定：“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的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当违法。” 这一过程表现了英国的租税法定主义的历史沿革――首先表现为封建诸侯反对国王随心所欲课征租税；最后表现为未经国民议会的承诺，国王不得课征赋税。 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一次抗税事件。1760年代，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增加税收。1765年的《印花税法》与1767年的《唐森德条例》等导致北美殖民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开始宣传一种主张：既然他们在国会没有代表，就没有义务纳税。冲突日益尖锐，最后一些殖民地居民在麻省波士顿倾倒茶叶，对抗英国，引发了著名的独立战争。这一点后来成为纳税人权利的核心主张。 中国主流财税理论正好相反，将税收的强制性作为税收的第一个特质，认为税收是政府依据法律强制征收的，纳税人只要有应纳税收入，就必须依照税法规定如数上缴税收。这一理论正好与宪政主义税收理论相悖。 纳税人有监督政府钱袋与问责政府的权利 宪政主义的税制理论还规定纳税人有监督政府钱袋的权利。中国主流财税理论却将“无偿性”作为税收的第二个特质。这里所说的“无偿性”，指政府通过税收所取得的收入，既不需要偿还，也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因此，政府如何使用财政收入，无需向纳税人公开信息，也无需接受纳税人的监督。 正是在这种税收理念指导下，中国政府从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国民公开财政收入的用途。近30年以来，一方面，政府的税收急剧增长，至2009年竟高达GDP的32％多（中国社科院财政所报告所列数据）。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干脆打通自己掌管的两只钱袋――央行与财政部，由央行大量增发货币以弥补财政之需。中国金融高官吴晓灵最近承认了这一点：“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种类日渐减少，质量日渐下降。最能说明政府放弃责任的是食品安全监管，由于中国有毒食品泛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包括大型国企与金融机构，干脆花钱租地开垦“蔬菜自供基地”，保证自己所属这个团体人员的餐桌安全。这意味着纳税人供养的政府滥用税款为自己构筑一条食品安全防护带，并逃避了应该负起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如果税收只强调强制性与无偿性，就与黑社会收取保护费没什么差别。目前中国启动一步到位的政改几乎无望，但中国至少可以效法英美经验，先想法管住政府的钱袋。英国提供的历史经验是从限制国王的财政权入手限制王权。这一点，100年前的中国人曾经成功地做过尝试：1910年清朝建立资政院，当年就开始审议预算，将朝廷提交的预算额裁减了将近1/4。 今天的中国人理应比前辈们做得更好。于建嵘曾提出利用现有制度资源先做些改革，比如让人大代表职业化，使所谓“民意代表”名实相符，理直气壮地负起监督政府的责任。我认为可以先做这一尝试，否则人大的存在又有何用？更重要的是：中共既然一心一意要保住执政权，成本最小且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纳税人拥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从质量与种类两方面监督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减轻社会怨恨。 注：《点评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于建嵘：中央党校蔡教授通知我，好友病危。好友本在全国人大当官，却为了宪政和民主自愿到中国政法大学当教授。劳累加心累，中年就得了绝症。就是这样，他还安慰我：“民主未成、宪政未立，我们的事业还没有完成，我会坚持，我会与你们战斗在一起”。可是，分手的这一天就要来了，心，阴沉十分，苍天无眼啊。

“从某种程度 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24.最冷血的雷语：最排外的雷语：“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 控制 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