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权力已经没有底线
一 因征地不当，云南昭阳发生民众阻碍高速公路施工的事端，对此，区委书记感到很寒心。此事发生在西南，无独有偶，属于西北的陕西安康也发生同样的事件。据报道，11月2日，安康汉滨区委区政府拘捕17名村民，并且公开举行拘捕大会。这是一起极为恶劣的反法治事件，可惜并没有引起舆论注意。网络上有照片，那是一条宽大的蓝色横幅，上书“汉滨区公开处理大会”。横幅前，一长排站着的，是十来名低头挂牌的村民，有男有女。他们的膀子一律被身后两名全副武装并戴白手套的公安反扭着。照片一端，还有持枪的警察严阵以待，那架势，那场面，就像是死刑前的公审。这样的照片不但让人寒心，更让人愤怒。这是大面积侵犯人权的行为，如此公然。不妨看看村民胸前挂牌上的字：“涉嫌殴打他人”“涉嫌寻衅滋事 ”“扰乱单位秩序”……，这样的罪名荒诞不经。既然涉嫌，说明法院没判。既然没判，怎么可以擅自把他们当罪犯处置。况且罪犯也有人格，而不是罪犯的他们，人格却被露天示众。显然，这一套做法是对其他村民的震慑，但如此明火执仗地用手中公权践踏法律正义，也确实让人感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权力已经没有底线。
二 “我只懂拆迁法，不知道物权法”“就是自焚，得把你家房子拆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个人性缺失的话语家族。最近，江西万载县委书记又有了新的贡献：“为了发展，就得拆”。与这些话语很配合地是，举目华夏，强拆的狼烟，遍地四起。且不说成都和宜黄的自焚，这边太原拆迁户在自己家中被殴致死，那边合肥老妇被抛至荒郊野外，待其回家，房子已然拆毁。拆迁拆出了甜头，地方权力怙恶不悛，已近疯狂——难道是最后的疯狂。然而，官员的话语一律都是宏大叙事，一会儿是“新中国”，一会儿是“发展”，可就是没有人和人的权利。现代社会，权利当头（而非传统专制社会权力当头）。如果没有或不能保障个人权利，中国再新，与民众何干；发展再快，于权利何益。发展是有代价的，但它总是让权利买单。权力要发展，视为硬道理；但，普天之下，权利更是硬道理。谁都不应也不能以发展伤害权利。现代政府的构成，正在于权利用纳税的方式供养它，用以保障自身。如果它倒过来反噬权利，即丧失其本身的合法性。那些官员语录，事实上已经越过合法性的双黄线，但他们迷信权力，却浑然不觉社会危机正在四下逼近。
三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当年李太白是自己上楼，今天无数的农民已经或正在“被上楼”；因此这里的愁，不是离愁，也不是乡愁，而是失土之愁。当年土改，农民分得土地，到了今天，也就剩下这块宅基，而且还没有所有权。但仅就使用权而言，它也在离农民而去。鲸吞农民宅基地的，就是全国20多个省都在推进的农民集中住高楼的行动。因为一个地方腾出的宅基地有多少，复垦为农田后，城镇建设用地就可以获得多少指标。为了城市用地，地方政府盯上了农民的宅基。山东诸城新建楼房7767套，可容纳6000多户农民。因此，该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称，将农民全部集中居住后，保守估计，将腾出8万亩宅基地。如果每年复垦一部分换来新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每年的土地收益有两三亿元。不打自招，用农民的宅基换钱，结果进入政府的腰包；农民不但丢了宅子，还要花钱买楼房的面积。这场掠夺农民的圈地运动，却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可是在这条道路上，农民有自己的选择权利吗，它是否可以不上楼，就像当年不入合作社。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在强制这一点上，改革后的今天与改革前的昨天又有什么两样。本来，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权利还给农民。然而，一手予之，一手夺之；予取予夺，这下夺得更干净。
四 这是南方日报的一篇评论题目：“对所谓‘非法’权利要仔细辨别”，但首先要弄清一个问题，什么叫“非法权利”。本来权利即正当（英语中权利和正当为同一词 right），如果它没有对他者造成侵害，即无非法可言。何况现代社会，法的使命就是保障权利。但，非法一词，经常被权力滥用，权利很多正常行为，在它那里却变成了非法。比如地方政府拆房子，如果补偿不到位，势必造成当事人的上访或越级上访。这本来就是访民的权利，连古代皇权社会也不例外。但，在许多地方政府那里，这个权利即非法，叫“非法上访”。据于建嵘，那位已经著了名的万载县委书记在一次讲话中说：“凡是到北京非正常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在这位书记眼里，上访到北京，就是非正常，就是非法。后面紧跟的三条惩罚，可谓言出法随。然而这些惩罚本身才是地地道道的非法。尤其是最后的劳教，形同坐牢，但却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这是典型的以权代法或权即法。因此，不是非法权利，而是权力非法，成为我们今天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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