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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7月 09日 新西藏流亡总理：是否独立由人民决定 记者: 黄耀毅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黄耀毅 洛桑森格将愿意与中国对话 达赖喇嘛正在华盛顿参加“时轮金刚大法会”，刚刚当选的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也在华盛顿参加座谈会。他表明将会传承达赖喇嘛的愿景，并且愿意与中国以各种方式对话。 洛桑森格7月9日在“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座谈会上发表演说，除了说明自己成长历程，也谈到未来西藏流亡政府的方向。 *愿意敞开对话大门* 洛桑森格提到，他的父亲曾经对抗过中国军队，因此受伤，他的姑母更被中国军队逼到走投无路，最后抱着幼儿跳河自杀，所以他一开始面对中国学者、官员时，心中总有些阴影和障碍，但他谨记达赖喇嘛所说的“慈悲”，所以过去16年来，他在哈佛大学以及许多其他场合，都毫不顾忌的与中国来的人进行对话，无论对方是多么极端亲中，或是对他进行政治宣传，他都愿意进行直接对话，只希望能够促进彼此的了解。 洛桑森格提到多次举办有关西藏议题的座谈会，并且成功邀到中国官方学者参加的例子，认为对话是可能的：“即使跟北京，对话都是可能产生的。只要你运用些技巧，这是我的经验。” 而在他领导下的新政府也将持续对话努力：“新政府将继续对话的努力，不管是在学生之间的对话、学者之间的对话，如果可能，政府之间的对话，如果北京愿意的话。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很愿意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与中国政府对话。” 对于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是否已经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建立了对话管道，洛桑森格仅说他要到8月8号才正式上任，目前不适宜谈论这个议题。 *北京关闭对话大门* 即使愿意对话，洛桑森格发现，北京方面还是存在着不信任。而北京自相矛盾的做法，让他反思。他说：“我2005年在北京，与北大以及民族大学的学者见面。但他们（中国政府）不允许我去西藏。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行，他们回答因为人手不够，无法带你去拉萨。我说，我人都已经在中国，你们有13亿人，怎么可能人手不足，在拉萨没人能接待我？他们依旧说不行。这让我反思，我想，我人已经在北京，他们还不让我去拉萨，不让我去到我的故乡，但同时中国官方和媒体却不断宣传，‘欢迎大家来到西藏，亲眼看看之后，就会改变你的想法’。” 他说，当时他在北京与中国学者见面，被批判的体无完肤，不过他不在意，因为能够对话才重要。可是，在今年4月透过民主选举，当选为“噶伦赤巴”（西藏流亡总理）之后，中国政府却关闭大门，表示不与他对话。 洛桑森格表示，他可以理解北京的担忧与恐惧，因为他是经由民主选举出来的，所以如果与他对话，就像是承认了西藏流亡政府。但他表示，愿意接受各种对话的选项：“对我们而言，过程不重要，内容才重要。如果北京说，他们只愿意跟达赖喇嘛的特使谈，好，我就会派任那些特使去北京。如果北京在乎过程，我们愿意配合，我们只关心对话内容。如果北京有诚意，并且想要解决问题，并且想要有实质性的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我们已准备好配合技术性的程序要求。” 美国之音黄耀毅 现任的达赖喇嘛中国谈判特使嘉日洛地 现任的达赖喇嘛中国谈判特使嘉日洛地（Lodi Gyaltsen Gyari）稍早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时表示，他从来不隶属于西藏流亡政府，而目前年事已高，也不想在政府当中任职，不过他也了解这个特使的角色十分重要：“如果中国政府很清楚的说要这样做，我愿意直接与他们谈。有时候他们总说，我们只跟他（达赖喇嘛）还有他的特使谈。这样的情况在达兰萨拉已经讨论好一阵子了。” 嘉日洛地表示，在新的管道尚未建立之前，他不排斥保留特使的职责。 *传承达赖喇嘛愿景，建设世俗民主社会* 洛桑森格接着表示，未来西藏流亡政府的方向，将会传承达赖喇嘛的愿景：“（达赖喇嘛的愿景）是想要一个世俗化的民主西藏社会。这就是我肩负的责任，将西藏社会建设成为一个世俗化的民主社会。而他（达赖喇嘛）期望西藏人民能够自立自强，增强这样的运动，并且持续下去，直到西藏重新获得自由。这是他的期望，也是我的责任。” 洛桑森格表明自己对于西藏前途的想法：“不过我同时也要说，历史上，西藏的确是个独立的国家。根据国际法，根据联合国大会1961年的决议，西藏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不过，达赖喇嘛尊者主张中道，而西藏议会也通过三个议案要采取中道，所以我支持中道，这就是我的立场。” 不过他认为其个人意见并不重要，西藏的未来，是操在西藏人民手中，洛桑森格说：“我们要做的是将西藏，以及西藏人民，摆在前面，摆在中心。即使在我们当中有不同的意见，可能藏青会在一边，西藏政府在另一边，但是不同的意见是被容忍，并且被鼓励的，因为我们的西藏社会是个民主社会，我们有言论自由，所以人们可以分享与讨论不同想法，包括为什么要独立，为什么要中道，这些都是被鼓励的。不过我们不会让这些成为施政的阻碍，而不采取任何作为。” 出生在流亡藏区，并且受西方教育的洛桑森格认为，自己是西藏政府转型的一代，而下一代的西藏领导人，将会更加世界化，更加世俗民主化。 相关文章 各界人士庆贺达赖喇嘛76岁生日 达赖喇嘛正在华盛顿弘法，参加为期11天的“时轮金刚大法会”，估计有1万1千多人参加。法会的第一天，7月6号，正逢达赖喇嘛76岁生日，各界人士皆向他祝贺，许多民众并且从世界各地、全美各州来到华盛顿，为达赖喇嘛举办“生日大游行”。 达赖喇嘛退出政坛后首度访美 达赖喇嘛：中共无权干涉转世问题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中国上半年外贸顺差缩小18.2% 纾人民币升值压力 中国上半年外贸顺差缩小18.2%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中国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7036.7亿美元，同比增长25.8%；上半年贸易顺差为449.3亿美元，收窄18.2%。一般相信，贸易顺差缩少，可以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中国海关总署10日发表数据，显示单是6月份，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3016.9亿美元，增长18.5%；当中，出口达1619.8亿美元，连续两个月刷新出口的历史纪录。出口增加带动下，该月贸易顺差为222.7亿美元。 海关总署办公厅主任赵福地表示，中国上半年的出口为8743亿美元，增长24%；进口8293.7亿美元，增长 27.6%。至于出口增长下滑，与对欧盟和美国出口增速缓慢有关。 该署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补充，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且仍然充满变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未过去，中东、北非地区政局动荡,都加剧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此外，由于劳动力成本和人民币汇率上升，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优势正在减弱，而日本大地震造成部分产品的供应链断裂，亦对中国外贸造成影响。   关键词 中国 – 贸易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七一”讲话中，胡锦涛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这些话，平白如水，鲜活生动，蕴涵着执政者在人民面前必备的谦卑。在部分官僚身上，谦卑已是一种久违的美德。执政党手握国家重权，理应由语言到行动，牢牢守住这谦卑。 守住谦卑，不能仅靠党员觉悟，更要靠摧破日趋坚固的既得利益，继续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历程，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让人民卓然挺立。如此，“人民”才能由最高处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人民是谁？白领，菜农，访民，企业家，失业者，街边乞丐……他们有万千具体诉求，每天都在追寻属于自己的个人幸福。人民不是一个虚化的政治概念，而是由一个个真实的国民构成。 拜人民为师，就不能闭目塞听，就要倾听。人民里，肯定有骂娘的人。7月4日跟网友在线交流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诚哉，斯问。骂娘有什么了不起？小的，表达一下不满；大的，无非是想让这不满被管事的人听到，以求得难题的解决。在一个现代社会，人民不能骂娘，才是天大的祸事。怨气塞于下，歌舞倡于上，上下不能交通，想不“脱离群众”，难！ 人民最高，意味着人民可以对“公仆”提出批评，意味着不以言治罪。广州的口罩男、光头哥、举牌哥、市府门前的散步者，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市政问题的意见，于是，诸如亚运期间，“广州欢迎你批评”，市政在骂声中不断改善，此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常态。广东媒体相对发达，对政府喜欢追问到底，这是广东人可以骂娘传统的体现。这传统是广东人的骄傲，也是广东向前走的源头活水。 广东要从经济到社会全方位转型，不妨广开言路，让公众有更广阔的言说空间。胡锦涛要求共产党员拜人民为师，各地主政者首先就要允许公众更自由地表达。做到这点，政府转型的压力机制，人民的创造性，便都已包含其中。保证人民的言说权利，可谓践行“人民最高”的基本途径。 人民最高，但人民归属于不同阶层。其中，打工仔与资本家，是阶层划分的荦荦大者。两者权利各得其所，资本与劳力便会两利。否则，两者的矛盾，就会成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基本矛盾。 2010年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倒逼出一个值得期待的 “广东模式”：该厂工人重建工会，与资方谈判，政府作为中立方，盘活现制度，革新旧路径，定好规则，不再直接参与其中。如今，工人主体地位已有改善，正面效果正在显现。 由此看来，人民最高，还意味着给工人阶级自我组织之权。如果这个权放得好，放得稳，弱势一方便会活出尊严，广东就可能为中国两大阶层的和谐共生，探索一条可行之路。 工人自我组织，将带来蝴蝶效应。资方利润减少，逼着企业点滴创新，逐渐从低成本走向追求创新带来的高利润。这意味着，广东不得不彰明法治，严格产权保护制度以激励创新，并在减少行政审批的同时，打破产业准入的玻璃门，还财产权利与经济权利于民营资本。产业升级的过程，也是一个法治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 让人民卓然挺立，自然也包括“外地人”。他们出门在外，不仅是做工赚钱，也在当地读书受教，结婚生子，消费生活。他们无法被圈在工厂和宿舍里，必然深度参与社会。对中国2亿以上在外打工者来说，一个完整而有尊严的生活，要看他们能否在当地获得最基本的国民权利。如何还外地人以权利，让其与本地人一起，参与本地权力体系，以自我管理？广东是外来人口大省，尤应率先大胆探索，为流动的中国社会，找到全方位容纳新移民的治理之道。 凡此种种，不是在减少政府权威，恰恰相反，由于政府从各种过度管制中抽身而退，才能在各种利益诉求中，保持中立公正的地位。公生廉，廉生威，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与一个谦卑而又有权威的政府，才会相得益彰。 于执政者，“人民最高”是一种政治宣示；于人民，这种宣示必须落到可触摸的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的幸福，无法像GDP那样清楚度量，只能由人民自己创造并感受。广东多多践行还权于民，便是在为人民追求自己的幸福敞开更宽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