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要闻

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 中国学者胡鞍钢在官媒撰文指中国集体领导制度明显优于美国的总统制，但是中国网民并不赞同他的观点。 《环球时报》发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的文章：中国集体领导制被证明具有巨大优越性。 文章说，中国的“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美国总统个人权力过于集中，特别是对外决策几乎是由个人作出的。 他的决策失误，就要由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来承担，而他个人的损失只是不再担任总统而已。 文章在列举了美国“两党制”和“总统制”的种种弊端后说，即使是跨国公司的CEO也对美国总统和国会评价不高，而中国政府得到的评价则远高于前者。 文章说，2002年中国确立了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通过四个五年规划实现这一核心目标。经过了“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实践，中国已经上了“两个台阶”，提前实现了2010年的目标，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文章还指出，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视同为“一党专政”，却忘记美国总统是典型的“个人(总统)专制”；他们也一直抨击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却忘记小布什决策发动伊拉克战争，即使已经错了，仍然不能自我纠正，更谈不上对伊拉克和美国人力资本损失和经济损失承担任何后果，付出任何代价。 胡鞍钢说，“我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人承受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面临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国情，却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世界作出了最突出的减贫贡献、增长贡献和发展贡献。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它大大超越了几百年来美国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党控制”、“两党分治”、“三权分立”的实践与理论，彰显中国人极大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但是，中国网友并不赞同胡鞍钢的观点。 在新浪微博，老姜狠辣：谁说美国总统的权力过于集中？美国国会有权否定总统的决定，从根本上限制了总统的权力！相反，我国的集体领导层所作的决定，假如错了（我说的是”假如”），有谁敢去否定？他们的权力有谁能够限制？有什么样的笼子能够关住他们的权力？！ 80后董少：如果决策失误，中国百姓来承担决策失误的代价，而决策层将没有任何人出来承担责任。这叫好吗？ 大水cds：我同意这个观点正确的方面，集体领导是好。但是，领导们的权力谁来制衡？一个党派，三权不分立，怎么制衡？！米国的三权制衡是个典范。 暴走小磨菇：中国特色…就是民众怎么反对也没用！美国总统错了，好歹民众能游行反抗，而且很起作用… fullrss.net

中国过去曾多次发生过工厂氯气泄漏事故 中国北方内蒙古呼和浩特一所村庄星期三（8月14日）晚间发生氯气泄漏事件，导致90多人中毒，其中两人病情危重。 据中国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地点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达赖庄村，氯气来源是一位村民在家中私藏的两个氯气罐。 中毒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头晕、恶心和呼吸困难等症状。 当地医院医生表示，在他们收治的九十多位患者中，大部分已经出院，但有二十多人到星期四仍然留院接受治疗，包括两位重症监护患者。 报道在描述氯气泄漏原因时说，一位范姓村民用手扳拧私藏家中的氯气罐盖，导致罐盖脱落漏气，从而造成附近村民中毒。 这位范姓村民在多年前从一家倒闭的小造纸厂搬回并私藏了两个氯气罐，但是目前并不清楚他原计划如何使用这些氯气。 在通常情况下，造纸厂往往使用氯气来漂白纸浆。

更新：埃及卫生部称，在埃及暴力冲突中丧生的人数已升至525人，另有3700多人受伤。 开罗——本周三，埃及安全部队开展清场行动，血洗两个挤满被罢黜的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支持者的营地，致数百人死亡。事件掀起了一场席卷埃及的暴力冲突，同时突显了新政府打击伊斯兰派的决心。伊斯兰派在埃及自由选举的两年期间占据了大幅优势。 这次攻击是军方六周前罢黜穆尔西以来，对伊斯兰派示威者开展的第三次屠杀；攻击实施前，政府曾多次发出威胁。但这次攻击的规模——持续时间超过12小时，动用了装甲车、推土机、催泪瓦斯、小号铅弹、实弹和狙击手——和凶残程度远远超过了内政部做出的“逐步、慎重地驱散”抗议者的承诺。 至少有一名抗议者在自己的帐篷中惨遭焚烧。其他许多人则头部和胸部中枪，一些死者似乎只有十岁出头，其中包括著名的伊斯兰派领袖穆罕默德·贝勒塔吉(Mohamed el-Beltagy)17岁的女儿。周三早上，在一个野战医院临时搭建的一处太平间里，尸体数量在15分钟内从3具增加到了12具。 这时又有新的担架床推来，一名医务人员朝他们喊，“烈士放到这边。”满地的血泊使得在医院帮忙的妇女们长袍边缘沾上了斑斑血渍。 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上将(Abdul-Fattah el-Sisi)任命的傀儡总统阿德里·曼苏尔(Adli Mansour)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警方采取行动的任何限制均被解除，埃及回到了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任总统期间，持续了三十年的事实上的戒严状态。在埃及大部分地区，政府从晚上7点实施宵禁，此外还关闭了银行，所有南北通行的列车也已停运。 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是穆尔西背后的主要伊斯兰派支持组织，它重申了其拒绝暴力的立场，但号召埃及全国民众站出来进行抗议，穆兄会的支持者向营地进发，用石块和燃烧弹跟警察对抗。 在开罗，冲突和枪声甚至出现在了远离抗议者营地的富裕街区，焦虑的居民蜷缩在自己家中，街道上空无一人。埃及官方媒体报道，愤怒的伊斯兰派袭击了埃及各地至少十几所警察局，杀害了40多名警察。 埃及内政部说他们还攻击了基督徒，有七所教堂遭遇了袭击或纵火事件。科普特基督教(Coptic Christian)团体和人权团体表示，实际数字远远更高。 在清场发生之前，西方外交官已经进行了六周的尝试，希望促成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说服伊斯兰派放弃抗议活动，重新加入到重启的民主进程，尽管军方罢黜了埃及第一位自由选举产生的总统穆尔西。但这次残暴的袭击，似乎扑灭了所有这样的希望。 卫生部称，埃及全国有235名平民被打死，千余人受伤。但从死者和严重受伤者被送进静坐地的野战医院的速度来看，真实数字似乎要比这高得多。 这次攻击导致过渡副总统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辞职，他是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外交官，之前他曾利用自己的声望，力图让西方相信，埃及军方接管政权的目标是实现民主。 “更顽固的立场分化，更危险的分裂状态已经出现，社会架构处在撕裂的危险之中，因为暴力只会招致暴力，”巴拉迪在一封写给总统的公开信中说。“今天这件事的受益者是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鼓吹者，是最偏激的极端主义团体。”他说，“请记住我说的这番话。” 暴力清场受到了西方国家政府几乎的普遍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Josh Earnest)表示，美国正继续审查本国为埃及提供的15亿美元（约合91.8亿元人民币）援助，其中大部分提供给军方。欧内斯特称，暴力清场“直接违背了过渡政府寻求与伊斯兰派和解的承诺”。 欧内斯特表示，美国谴责埃及再次启动紧急状态法，并敦促埃及尊重集会及和平示威自由等基本权利。不过，他没有收回对过渡政府的支持，称美国会继续提醒埃及领导人记住自己的承诺，并敦促他们“回到正轨”。 分析人士称，这次袭击是迄今为止最清晰的迹象，表明埃及警察国家的旧状态正在全面回归，压倒了诸如巴拉迪之类自由派内阁官员，并且无视了西方的外交压力和削减经济援助的言辞。 开罗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政治学教授伊马德·沙欣(Emad Shahin)说，“这是对穆斯林兄弟会、其他伊斯兰派，以及其他反对军事政变的人发动系统性镇压的开端。” “到最后，”他补充说。“西方还是会支持占上风的一方。” 袭击从早上7点开始，当时警察围成一圈，开始向抗议营地发射催泪瓦斯，并且用推土机推倒帐篷。尽管埃及内政部(Interior Ministry)曾表示，打算逐步展开行动并留下一个安全出口，然而在袭击开始后不久，在拉比亚阿达维亚(Rabaa al-Adawiya)清真寺附近，似乎有数千人被困在了主营区，那时狙击手从上方对试图逃离的人开火，携带催泪瓦斯和霰弹枪的防暴警察从各个方向进行了包围。 “没有安全通道，”25岁的批发商贩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姆(Mohamed Abdel Azeem)说。他冒着狙击手的火力跑到了一家野战医院。 下午晚些时候，伊斯兰派一度成功地迫使警察后退，开出了一条还算安全的通往医院的通道，这座医院位于他们营地遗迹的边缘。通往医院门口的道路只有约20码（约合18米），但仍然能受到头顶上狙击手的威胁，而许多伊斯兰派示威者从城市各处回到了营地，增加了这里的人数。 然而，接近黄昏的时候，士兵和警察再次向前推进，伊斯兰主义者最终被迫逃离。 据报道，有三名记者在冲突中遇难，包括英国天空新闻台(Sky News)的一名摄像师、阿联酋一家报纸的一名记者和埃及官方报纸的一名记者。另有几名记者被捕。 埃及官方媒体试图淡化暴力清场，报道称警方“以极为文明的方式”清理了营地。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连续在穆尔西政府和新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的穆罕默德·易卜拉欣(Mohamed Ibrahim)说，他的部队“坚定地保持着最高限度的自我克制”。 后来，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画面展示了一堆尸体，并称这是在伊斯兰派示威者营地中的主会台下方发现的，与反伊斯兰派的新闻媒体上流传的阴暗谣言相互印证。但这个惨烈的场景似乎是捏造的：最近几天，包括一名《纽约时报》记者在内的数名记者反复查看过该会台下方的空间，都发现那里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尸体。尽管记者看到至少有几名伊斯兰派在周三拿着枪，但没有证据表明，伊斯兰派如埃及官方媒体在发动袭击前所说的那样，在营地里囤积了大量武器。 过渡政府总理、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哈齐姆·贝布拉维(Hazem el-Beblawi)一直被认为是一名自由派人士，然而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贝布拉维以据称伊斯兰派囤积了武器和弹药为由，声称为了保护其他公民的权利，动用武力是正当的。 他说，“事态在迅速失控，我们决定采取坚定的立场。” 夜幕降临时，伊斯兰派在开罗一座宏伟的清真寺外开始了新的静坐示威，也在埃及全国不同城市举行静坐，无视新颁布的宵禁令，以及内政部长宣称会驱散任何此类集会的表态。 位于纽约的世纪基金会(Century Foundation)埃及问题研究员迈克尔·瓦希德·汉纳(Michael Wahid Hanna)当时正在开罗访问。他说，“今晚比昨晚更接近问题的解决了吗？肯定没有。我不认为有谁全面考虑过这个问题。” Mayy El Sheikh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土土、林蒙克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3-08-14 14:14 北斗网 单佐龙：同济大学纪录片硕士专业，杭州亚洲青年电影节（HAFF）节目策划。2011年入围第6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第9届天才训练营。《大众DV》杂志推为“鼓舞2010”DV年度人物，并获得2010罗中立奖学金。2009“感动湖州”年度最具影响力提名人物奖、浙江省湖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等。 文 / 王凌羽　原文见 北斗网 纪录片作品《借我一生》、《虹桥弄》获上海电视节MIDA导演计划优胜提案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以及东京国际录影节佳作奖等。两部片子曾入围维也纳国际电影节、意大利亚洲电影节、贝加莫国际电影会议、汉诺威国际青年电影节以及台湾华语电影论坛等国内外影展。纪录片被作为荷兰Movies That Matter电影节闭幕电影。 纪录片项目《陌上桑》入选柏林国际电影节天才训练营纪录片工作站（Doc Station）与欧洲纪录片联盟发起的CB国际纪录片跨界工作坊。 “我甚至没有想要表达什么，它只是在老人人生中出现的一个节点。” Q：当初《借我一生》选择这样一个老人作为拍摄对象，是出于什么考虑？ A：一开始我们是去拍整个养老院，去了之后才发现这样一个比较有趣的人物，最终决定要拍他一个人。毫不隐晦的说，一开始拍他是因为他的历史、他的人生经历让我很震撼。但后来在短片完成的时候去参加独立影展，一个导演讲对我这个短片版的观感是“你有点被主人公的给历史镇住了，总觉得自己身边怎么会有这么传奇的人。”于是后来我就发现他的经历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时代比他的经历更多、更惨的人只会多不会少，所以他也只是一个代表而已。纪录片还是关于个体的。 Q：在片子完成后，你对郑晋康老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A：这个态度我一直没有变：去法国之前做的一个版本中，我希望去表现这个老头的倔强，而不是他的历史。因为我觉得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经历不完全是这个时代造成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的个性。那你再想他这种倔强的个性是谁造成的？这样一想可能还是体制、时代的原因，所以穿插在整个历史情境当中可能还是他个性中倔强的问题。 他的倔强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他对于环境的倔强。你看他这么老了，明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还是不愿意到前面去住，还住在这么热的地方，自讨苦吃，不服输嘛；还有一个是对身边的人不服输，无论是对他好的人——比如照顾他的阿姨，还是对他不好的人，或者说还认为他是反革命分子的人，他都是一样的态度；甚至他对体制也不服输，对他过去的遭遇就更不服输了；到最后你会发现他连自己都不服输，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一个人。所以“不服输”这一点可以把他一点一点剖析出来，我当时就是立足于这样的一个点。 Q：影片的名字也很有意思，为什么要命名为“借我一生”？同样是在牵涉到文革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有受到余秋雨先生的著作《借我一生》的影响吗？ A：我知道那本书，翻过几页但是没有看完。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更喜欢的是这个片子的英文名，是我的制片人帮忙取的，叫hard old rock，其实更能反映片子的主题。 Q：不知您是如何看待剧中的一些情节的？比如一个电话就毁了一段感情，一个反革命罪就决定了这个人的一生。 A：我并不是最关心情节。我觉得我们看记录片的态度很不一样，你是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去看，你看的还是情节和内容，但是我从一个作者的角度，对实在的情节并不关心。换句话讲，我甚至没有想要表达什么，它只是在老人人生中出现的一个节点。 我更在乎的可能是另外一段，给老人剃头那段，他说了自己第二次进监狱的那次经历。而这个就是那位法国剪辑师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吧，我当时其实只是觉得这段素材找的很好，剪辑点很好，但是没办法用，只能表明他在剪头，没有更深的意义在里面。但当他在剃头和口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在剃完头之后整个人生境遇也不一样了。 “纪录片的真实，应该是态度的真实” Q：你在片中选择忠实地记录老人的生活，有考虑过像主流电影一样制造戏剧性冲突吗？你对纪录片中使用这种手法反感吗？ A：没有。首先我觉得你说的戏剧性冲突这个东西我并不排斥，对于某些议题的纪录片这是很好的手法，但你觉得我应该怎样在这个老头身上表现戏剧冲突？他一生的所有的戏剧性冲突都在他过去的历史当中。 Q：记录片中，你作为导演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你觉得这些问题会不会对影片的客观性造成影响？ A：我们以前一直认为纪录片的本质是真实，更甚之有人会认为纪录片的底线是真实。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做纪录片，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去分清什么是纪录片什么是剧情片了。所以我们觉得真实不是我们要纠结的一个因素，所谓的真实，应该是态度上的真实。 还有一种观点是“无主观，不记录”。没有一部纪录片不是主观的，所有纪录片都是经过导演一轮拍摄、一轮剪辑后的选择。也许我拍了两年，拍到了一百多个小时的素材，这一百多个小时还需要剪辑和加工，甚至时空的交错，来完成最后的整片，这不主观吗？所以最后还是要看导演要说什么，直奔那个东西。 Q：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拍摄这部纪录片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A：以前我们一直说纪录片要有一个故事，这样才会吸引人，但是事实上很多纪录片是没有故事的，或者说他的故事很宏大。讲一个人的历史，几十年的历史放到一个60多分钟的片子里面，相当于一分钟就是一年。这个把握不好也许就变成一个专题片，讲这一年他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年他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你需要去找也许是他人生中转折点的那一年，但是他中间会有一些戏剧的冲突在里面，这时候就需要通过他自己的口述、情景再现、以及更多的手法。我觉得最大的难题其实是这个片子不是讲当下故事的，这个老人现在生活就是“起床、吃饭、睡觉”重复，与他过去的生活截然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把握起来是最难的。 “剪辑师其实是在帮助导演完成他想要的片子。” Q：你觉得相比你以前的作品《虹桥弄》，《借我一生》有哪些进步的地方？ A：《虹桥弄》是学生作业，学生作业肯定是有学生作业的方法和观念，到《借我一生》就开始有一种比较规范的工艺操作流程。首先是有投资，这个投资来自于SMG，虽然不多，只有三万五千元，但是当时这些钱也足以在一个小镇上把一个纪录片完成了；其次是它的整个拍摄过程用了一年多时间。另一个方面是在拍摄当中，素材积累比第一个要多，而且有了第一次拍片子的经验，对纪录片的理解也更多了；最后一点就是去年跟法国摄影师的合作，我对剪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以前一直认为“纪录片导演是最了解自己素材的人，他不应该把片子交给其他人去剪辑。”跟法国摄影师合作后，我现在发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Q:您跟法国摄影师的观念不同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A：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在剪辑那个所谓的国内版时，我的一个指导理论是希望尽可能少的用口述，所以那个版本集中于表现老人当下的状态。另一个想法是即便当时发生了再多事情，最终导致结果还是当下的，所以我决定我要去表现当下的故事。这和我刚刚说的是一个矛盾，当下是没有故事的，当下只有状态。状态、情绪不足以成故事，不过故事本身也是陷阱，不可以完全这么说。 而法国剪辑师和我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这个老人语言魅力很大，口述是完全可以支撑起这个故事的，而且他觉得这是一个关于政治和个体、关于历史的故事，必须要通过口述的方式去表现，所以最后我同意了他的做法，这样一种改造也是成功的。 Q：你觉得一个剪辑师对导演有怎样的帮助？ A：我觉得“纪录片导演是最了解自己素材的人。”这一点没错，因为当你在现场去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作为导演是最能控制整个片场气息的人，其实按下IC键和按落IC键的过程就已经是第一轮剪辑了。 在这个过程中导演要受很多因素影响，他会有一个大致的范围，知道自己要拍哪个故事，哪些环节必不可少，哪些细枝末节是要去抓住的。但是当所有素材完成后，导演往往会陷在里面，会觉得“这也不能少，那也不能少”，甚至说“我完全不需要剪辑，整个片子放上去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因此很需要第三方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诠释纪录片，“剪辑师其实是在帮助导演完成他想要片子的样子”。 “没必要去大张旗鼓的喊出中国的独立电影这几个词，也许以后可以合流” Q：我们知道你的作品《百年桥乡》、《虹桥弄》、《借我一生》都是自己一手完成的，那么你是如何理解和定义独立电影的呢？ A：目前为止我还是只能从很传统的角度来定义它。两个层面吧：一个是从它的制作流程上来说它是独立于商业体制、政治体制之外的一种完全自由的电影，但是就因为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导致它很少有投资，或者说很少被重头投资看中；第二个就是因为这样，这是独立思考的一种电影，作者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同时去引导观众独立思考。这是个很传统的理解。 Q：现在绝大多数电影仍然面临着在网上、线下被盗版的情况，你有没有什么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A：这个没办法，这不是一个人说句话能解决的。但正是因为中国有盗版，才培养出一大批很牛的影评人，很牛的影迷，他们才得以看到世界上那么多电影，甚至变成了比国外专业影评人看过更多电影的人。 所以盗版也培养了中国不少真正的电影观众，这个“历史贡献”是绝对不能被抹去的。而且现在我现在也遇到很多国外的导演，让我从中国买盗版片给他们寄过去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从保护导演的利益上来讲，这肯定是残害导演，尤其是残害纪录片导演，他们拍纪录片这么辛苦，又没有投资又没有回报，拍个片子还要被盗版。但是你应该也听到过一种说法——有些人会把自己的片子被盗版当成一种荣誉，这样至少说明片子有观众嘛，而且去买盗版光盘去看独立电影的人，应该是属于比较优质的电影观众，真正愿意看大片的人应该不会去买盗版碟看。 Q：对目前中国这条独立电影人之路你有什么看法？ A：这个很难说，有那么多人在关注、在看、在做独立电影，还有那么多影评人在分析推动独立电影。我比较不喜欢着重的去提中国独立电影这几个字，有时候没有必要把它分的这么开，这两年纪录片也好，独立电影也好，他们越来越有一种融合的趋势。 比如说，偶尔会有一些独立剧情片跳入主流的视野，去摘主流的果子，共享主流的资源，也可以进院线，获得共识和妥协，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成功。而且做电影节的过程也是一种和主流妥协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去重新定义主流和独立电影的含义，没必要大张旗鼓的喊出中国的独立电影这几个词，也许以后可以合流。 “纪录片说到底还是无力的” Q：在现在的中国，在谈到独立电影时，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和“禁片”这两个字联系起来，您觉得两者的差别是什么？ A：其实差别挺大，而且我觉得这样一种社会观念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很多人去看独立电影都是冲着因为这是禁片所以我去看，他们是怀着一种好奇心去看的。这和很多因素都有关，首先是和独立电影的生存状况有关、和中国电影的审查有关，这样想到最后肯定是和政治环境有关。 从这个层面上说，像我们做电影节的策展，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在于要帮助观众改变这样一种看法——独立电影并不等于地下电影，地下电影也并不等于禁片。 Q：所以你认为改变投资的掣肘、缺乏专业院线、缺乏成熟的观影群体等问题主要靠电影节？ A：那不一定，电影节只是其中一个途径，最终要靠谁？最终肯定要靠民间影展、靠国家、靠审查制度（的消失）。 Q：我知道纪录片制作者一向的主张是培养电影观众的“观影素养”，这个素养是指的是什么？ A：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很系统的想过，我可以表面的说几点：首先作为观众，我们以前一般的观众是纯粹的从主题、剧情去看某一部电影，事实上这是中国的媒体给观众的一个误导。其实我们不应该仅仅这样去看电影或者纪录片，而应该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姿态，“我要看到它更多的东西”。就像电影节选片原则一样——议题不是最优先的原则，手法才是。 所以这一点必须是当一个国民电影素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你要看到故事背后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情绪，也是人；第二点就是作为观众要懂得怎样去选择要看的电影；第三点就是从电影节策展人的角度来讲，我需要尽可能多的让我的观众接触到更多的好片子。 Q：你在电影节选片时遇到过最好的片子是什么？ A：我昨天就在看一个以色列投过来的片子，我觉得这是我今年看过最棒的一部纪录片，无论是从它的语态上、语言上、手法上、还是议题上，都是最棒的，而且它还是一部学生作品。 Q:能具体说说吗？ A:片子讲的是一个很小、很简单的家庭故事，拍摄者想用一个纪录片去缝合整个家庭的矛盾。我以前看过一个类似的纪录片，内容是一家人有两个人吵架了，甚至有十多年的隔阂，作者用一台摄影机去拍纪录片，最后把他们之间这种隔阂消除了。看完你就发现纪录片的力量有多大。但是我昨天看的这个就不一样，截然不同。 它讲的也是一家人中有两个人有三十年的隔阂，作者作为家里的成员之一，拿着摄像机去拍，希望缝合他们的矛盾。但是结果是有矛盾两的人关系还是那样。这时你会发现这才是纪录片，它是真实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纪录片是很无力的，它无法改变很多东西，你说纪录片连一个小小的家庭的矛盾都无法缝合，更不要谈要去重构整个世界了，纪录片的力量事实上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想想真正纪录片的力量在于什么？不是去改变这个世界，而是从改变每一个个体的内心开始。至少这部纪录片影响了我，我把它选到我们电影节来，有200人看到，也许就会影响着200人接下来的十分钟、一个小时的一些行为，我觉得这才是纪录片真正的力量所在。 “青年人从短片去做电影，最好还是从电影本体出发” Q：纪录片最吸引你的是什么？虽然你得了很多奖，但你对纪录片的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变，你从纪录片中获得了什么？ A：我可以跟你讲我个人的经历，虽然说出去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但是这是最大的实话。我接触纪录片是大二那一年从一个观影者角度开始的。最初接触的是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朗朗上口的几部，比如说：《神鹿啊神鹿》、《最后的山神》这一类，当时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从那以后我自己观念上的变化特别大，是我大学前两年都没有发生过的深刻的变化。可以说纪录片教会我去独立思考——虽然这种说法很空泛。我们一直说独立纪录片是独立思考的一种体裁，似乎很空洞，但这个在我自己身上就是很生动的例子。大二之前我还在拍学生作品，或者电视散文、专题片那种形式的，当时我一直很膜拜地方电视台拍的那种专题片，觉得那种片子很美，但其实它整个内容是空洞的，它对于电影史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所以我真正接触纪录片之后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体裁——它是电影，但它有时候要超过剧情片或者说商业电影这种普通意义上的电影。 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说我后来做电影节，纪录片就影响了我对整个电影节定位的思考——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电影节、应该放哪些片。还有我发表的一些文章、一些看法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对纪录片最为感激之处首先是从一个纪录片观众出发的。像今年电影节我们也收到了几百部片子，发现有几部特别棒的，每当看到有这么好的纪录片，就觉得做这些事是有价值的，也会发现自己做的纪录片还远远不够，甚至会觉得很嫉妒——为什么这么好的片子不是我做的（笑）。 Q：您自身今后有什么打算？有考虑过进入主流内发展吗？ A：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会一直做纪录片，即便以后有转型，纪录片也会绝对不会放弃。至于体制内发展，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这个想法。 Q：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建议想对有电影梦的大学生说的？ A：这个啊（笑），我自己还都没有创作的很好。只能这样说吧，从我们自己电影节的选片状况来看，我们收到的大部分片子都是来自大陆。很不客气的说一句，整体来看大陆的片子，尤其是来自高校的片子，质量是比较差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高校的电影教育。而像其它地区投过来的一些片子，它们都有相对健全的一套工艺体系。 而且十多年以前，DV盛行的时候，突然一夜之间所有人拿起DV都是导演了，并且有土豆、优酷打出“世界都在看”、“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这样的口号，直到这两年微电影开始盛行，整个状况是在变坏而不是变好，拍的东西的质量也越来越差。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去做一些反思。总而言之，青年人从短片去做电影，最好还是从电影本体出发，注重手法上的锤炼，踏踏实实的去看一些电影、学一些电影语言、电影技巧，掌握怎样用电影语言去讲故事的方法，而不是拿起机器就去拍。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北斗网，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 作者 北斗网（ ibeidou.net ），是一个面向中国青年的人文类原创性思想平台和生活门户，服务于青年的自我启蒙和人文生活，由全国青年大学生自发管理运作，坚持纯公益、志愿性原则。北斗网以“网络、人文、新生活”为主题，着力探讨当代中国青年对人文思想的追求和对转型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