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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中国越来越意识到污染的全部代价

核 心提示:当年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部级单位,尽管力量仍然很薄弱,人手也不够,以至于没有多少指望能够采取成效的行动,除非是得到政府大 人物的支持。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洁净的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污染给经济造成的真实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损失。 原文: China’s growing awareness of the full costs of pollution 发表:英国《今日世界》杂志6月 作者:Isabel Hilton, “中外对话”网站总编辑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 时值2006年初,我与一小群中国知名的环保活动人士一起坐在酒店大堂里,这家酒店舒适的安乐椅有点过于宽大,让我们之间时而几近耳语的低声交谈变得不是那么方便。 当时中国公民环保运动的历史还很短。那天一起谈话的人有男有女,他们都经过了早年与中国强大的大坝建设者抗争的历练:当时这些企业计划向西发展,在云南省 和四川省内未遭破坏的河流上修建大坝。这些早期的领导者中有很多人当时是记者,他们组团走访大坝坝址,并且利用他们在媒体界的影响力来挑战大水电利益集团 和激发公众的抵制情绪,希望借此劝服政府三思而行。 当时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谁也不清楚政府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那天他们忧心忡忡。一些活动人士受到了威胁,有迹象表明政府的态度正在变得强硬。这些活动人士清楚地知道,他们不能指望获得官方的保护。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不是容忍期的结束,或者仅仅是暂时的退步。 他们解释说,中国政府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内发生的挑战重大经济利益的环保抵制活动,另一方面关注国外最近爆发的”颜色革命”浪潮。2004年格鲁吉亚的”玫 瑰革命”推翻了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政权;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帮助维克托·尤先科的反对派上台掌权;第二年,在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之后,吉尔吉 斯斯坦的街头爆发了”郁金香革命”。 尽 管这些都不是与环境相关的抗议活动,但很多集权政府相信是外国非政府组织在这一系列公民抗议背后煽风点火。西方非政府组织当时也在支持中国刚诞生不久的环 保主义。这已经足以让中国执政党断定事情有可能朝着不可挽回的局面发展。那天我邀请来进行讨论的客人完全有道理感到不安:阻挠一个大型经济工程是一件事; 而被贴上参加变相的颠覆活动的标签则是一桩级别完全不同的大麻烦。 2007年,中国政府公布了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报告中出现了一张胡锦涛主席在参加一场官方植树造林活动时植树的照片。这张照片让人回想起毛泽东 站在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者中的那张臭名昭著的照片。位于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是中国灾难性的”大跃进”期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是许多失败的工程之一—— 中国政府曾保证说这些工程将解决中国不断加深的水危机。在建成几年后,十三陵水库被废弃了。 胡 锦涛种下的这棵象征性的树木或许有一个更好的结局,但北京林业大学最近得出一项结论:在这些大加宣传的植树活动中,有85%的树木随后会死去。在2006 年说这样的话可能会招致官方报复:这种补救性的运动只是缓解深远的环境危机的姿态而已。它们并非意在摆脱与之相矛盾的、但却更为重要的迅速发展的任务。在 官方看来,中国可以先发展,后治理。 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一点。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曾以极为严厉的措辞描述了中国当时的环境现状:”空气和水资源污 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5%,这还不包括人民的健康代价,人们深受环境污染之害:仅北京一地,70%至80%的癌症死亡病例与环境有 关,尤其是肺癌,已经成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 中 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的一次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时,略微含蓄地谈及了中国环境问题,他强调中国需要”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 经济增长并重”,确保实时的环境保护,并从主要依靠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些要求被称 为”指导性、战略性和历史性的转变”,从而恰恰表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 当时聚在酒店大堂互相交流的那群环保活动人士全都平安度过了那一年政府对其活动不予支持的严寒期,从而继续成长为一场日益成熟的环保运动的领军人物。随后 是”十一五”计划的开始和结束,期间该计划提出的有关控制污染和能源效率的环保目标——即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减少10%——未能完全实现,但是差距不大。去年公布的”十二五”计划用更大胆的语言提出了更具战略性的前景。6年过后,潘岳当时提出的超前观点已 经逐步成为主流思想。 当年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正部级单位,尽管力量仍然很薄弱,人手也不够,以至于没有多少指望能够采取成效的行动,除非是得到政府大人物的支 持。而根据”十二五”计划,环保部能够可以更容易获得这种支持,因为”十二五”计划既提出了中国要主导被认为代表未来的先进清洁技术的战略目标,同时也认 识到,要从中国的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危机中走出来,就必须对孰轻孰重做出重要的调整。 而 中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每个到过中国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肉眼可以看到的空气和水污染是最明显的问题;肉眼看不到的污染则最具危险性——例如,中 国20%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另一个威胁到中国持续繁荣的问题同样棘手,那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水危机,成本越来越高的工程始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上次酒店大堂讨论后的6年里,中国的公民社会行动已经在许多方向取得了发展,从居民自测空气污染程度,到有组织地抵制化工厂选址,以及要求数据的透明 ——当局已经迫于这一要求,对公众开放了主要污染物统计数据的查阅。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首开先河,使用公开数据来找出跨国公司供应链中持续存在的污染企 业,并协助大型企业清除污染。该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马军因为在环保方面的贡献刚刚获得了戈德曼环境奖。 还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洁净的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污染给经济造成的真实而且越来越严重的损失。据世界银行2007年估计,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 损失1000亿美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8%。正如潘岳警告的那样,他们也承认污染是酿成一系列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罪魁祸首——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 癌症村的集中出现。他们还承认,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善,将继续成为不断上升的民怨的焦点。 要把这种认识落实成针对势力巨大的经济和工业利益集团的有效行动仍是一个挑战。在没有其他政策的情况下——政府往往不愿意执行这样的政策,这一挑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对污染者实行有效的法律制裁、减少对公民社会运动的压制和放宽对媒体的审查无疑会有所帮助。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政府有采取这些措施的热情,但至少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表态要让中国走上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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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商界:与中国对抗代价惨重

菲律宾商界呼吁尽快解决菲中舰船在南中国海已延续一个月的对峙,警告持续政治僵局可能损害菲律宾旅游业,并使该国失去成千上万出口相关的就业岗位。 菲律宾商界发出这一警告之前,有迹象显示,这场对抗正开始产生经济影响,中国旅行社取消前往菲律宾的旅游团,中国还以食品安全为由,阻止菲律宾发运的香蕉进入中国。 “我们的潜在损失超过他们,”菲律宾出口商协会(Philippine Confederation of Exporters)会长塞尔吉奥?奥尔蒂斯?路易斯(Sergio Ortiz Luis)对当地电视台表示。 中国是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菲律宾增长最快的旅游客源国。 这些警告给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no Noynoy Aquino)带来更大压力,要求他找到这场争端的临时解决方案。争端始于上个月,当时菲律宾海军一艘军舰企图在菲律宾主岛吕宋岛以西大约120海里处的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中国称黄岩岛——译者注)附近海域扣留八艘中国渔船。 中国和菲律宾都宣称拥有斯卡伯勒浅滩的主权,而这只是南海众多领土纠纷之一。两国的外交部一直在试图平息紧张局势,但这一事件在两国都已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言论。 “双方都有人希望事件升级,也都有人希望控制局面。很难判断哪一方占了上风。”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表示。 上周晚些时候,中国与菲律宾恢复谈判。阿基诺周二表示,谈判正在产生积极的结果。“要说局面已得到解决,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我们正在这个方向上取得进展,”他在菲律宾南方发表讲话后对记者们表示。 那将受到菲律宾商界的热烈欢迎。菲律宾香蕉种植及出口企业协会(Pilipino Banana Growers and Exporters Association)警告称,如果该行业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停止进口菲律宾香蕉,可能会有多达20万蕉农和配套服务工人失去生计。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China Southern Airlines)已表示,计划减少5、6月份广州与马尼拉之间的航班,原因是中国旅行社取消了大量前往菲律宾的旅游团。上周马尼拉爆发小规模的反华抗议后,中国官方发布了一项旅游安全提示。 周三将迎来解决争端的一个机会,中国从这一天开始在南海部分海域(包括这一争端涉及的海域)实行年度休渔期。菲律宾表示,该国不承认中国的休渔规定,但将出台自己的休渔规定,以减缓当地渔业资源的快速枯竭。 理论上,休渔将降低紧张程度,因为双方的渔船都不得进入有争议的海域,但此举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两国官方的海监船很可能会在相关海域实施巡逻,以执行休渔规定。 “如果在休渔期间找不到通向解决方案的路径,那么下一个机会可能更加遥远,”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张明亮表示。 陈晓敏和赵添琦北京补充报道 相关日志 2012/05/20 — 《金融时报》中国“海上城管”比解放军海军更可怕 2012/05/18 — 罗天昊:亚洲为什么将中国视为废物? 2012/05/17 — 中国的经济制裁!禁止菲芒果进入 2012/05/16 — 中菲贸易降温冲击菲多个行业 滞留香蕉正在腐烂 2012/05/14 — 闾丘露薇:聊聊如何看菲律宾 2012/05/14 — 价值7亿菲律宾比索的香蕉已在中国主要港口腐烂 2012/05/13 — 国家旅游局:并未要求中国游客撤离菲律宾 2012/05/13 — 国家旅游局:在菲中国旅游团16日前全撤离 2012/05/13 — 龙腾网:菲律宾网民评论中国32艘船只云集禁止菲渔民进入黄岩岛海域 2012/05/10 — 中国旅行社暂停赴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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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发展,需要以牺牲几代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图)

前些日在校内上看到一位好友的相册,都是截取的镇江沿江工业带的卫星地图照片,10张图片张张触目惊心;正巧又见09年央视经济频道涉及镇江的水污染报告的视频,幕幕带泪,字字泣血,北府之青山绿水危在旦夕,家乡父老生命健康受严重威胁,岂能坐视?遂有意调查镇江境内沿江工业状况,撰文一篇,将即成事实告知诸位,本文辅以卫星图片及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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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骁骥 |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代价

2011年12月22日 17:31:45   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有目共睹,但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执,这些年来却是一刻未停。近来,“中国模式”的理论家之一阎学通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应该运用古代的“仁政”模式作为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引来热议。但同时,面对“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也不免开始反省,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对于中国自身意味着什么样的代价和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中国近邻印度的崛起,也构建了人们“龙象共舞”的想象。据印度联合工商会发布的最新报告,目前中印每年贸易额为630亿美元,四年内将增长到1000亿美元。但是,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崛起”模式显然大相径庭,二者究竟有何不同,遵循了何种发展模式?对这些问题,数十年来长期观察中国的经济学家索尔曼,从“增长的代价”角度为我们进行了另一解读。     受访者:居伊?索尔曼(Guy Sorman),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巴黎政治学院博士。曾任法国总理顾问。著有《谎言帝国:21世纪的中国真相》、《经济学不会撒谎》等     几年前人们乐于谈到的经济增长现在似乎已经被环境破坏、空气污染等更迫切的话题代替了,这可以被视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吗?     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我想我在这次来中国的航班上就体会到了,由于北京大雾,我们的飞机被迫在乌鲁木齐降落等待了十几小时。我觉得,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人们有时过于关注经济方面的问题了。我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我去过中国的不少地方。我注意到这些年关于中国的最大变化并不在于经济的层面。对我而言,自由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和自由思想的进程同步,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是毫无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一条死路。中国目前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日本、台湾、南韩等等都做过的事情,那就是一心想着要“赶上西方”。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显然,增长终究会到达一个瓶颈。     有目标并不错。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一心只是想着要追赶某个目标,那么它永远只能居于第二、第三的位置,因为想要完全地追赶上设为目标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经济数据层面看上去已经没有差别了,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创新,中国始终是落后于日本、美国等国。其实我本人一直在期待中国给世人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不是经济数据,而是美国、日本、欧洲所不曾创造出来的新事物。这种全新的创造不是简单模仿和拷贝就能复制出来的。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依靠这种经济模式,中国不太可能会走向今天的“复兴”和“强大”?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特征是资本的重复堆积。这种很陈旧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重商主义”。不得不说,“重商主义”是很有助于国家和政府迅速积累力量,但是国家力量并不等于发展。这是两个概念。国家的力量会呈现为一种干预世界事务的能力,比如中国外交上对于非洲国家的影响,与美国的博弈等等,都在“力量”的范畴。但“发展”却是另一回事。在“力量”和“发展”的天枰上,中国是有些过于看重“力量”而没有充分理解什么是发展。     如果将“力量”置于比“发展”更重要的战略位置,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有将近一半的贫困人口似乎对经济增长没什么用处。中国现在正在遭受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副作用,其显著表现之一就是贫穷。我曾经到访过中国的西部农村,那些地方的贫穷是我未曾见过的,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印度的乡村。我花了一年时间在印度做研究,但在他们以贫穷著称的乡村,虽然生活艰难,但是那里的人们却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等等,总之,社区的共同生活在印度的穷乡僻壤也是不缺乏的,而这在中国却几乎不可能。中国的农村很贫穷,但除了贫穷,一无所有。人们的唯一理想是送子女到城市工作。印度农村虽然贫穷,但他们在非经济的方面,却颇为丰富。我们也可以说印度乡村的生活实际上更加多样,在那里寺庙林立,人们凭借信仰而活,因此即使贫穷的乡村,也并非全无活力。但这些方面,从经济数据上完全无法体现。中国的经济标准完全建立在金钱上,彻底不考虑非经济领域的因素。     您提到了印度,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比较有很多,但印度实际上选择了“小政府”这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为什么?     这和印度的殖民历史有关。实际上,如果没有英国人的统治,那么印度作为一个整体国家的概念就根本不成立。历史上的印度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更像是散布的一些“部落”。现代意义上独立的印度迟至1947年才开始它的历史。至今,印度各个邦所通行的语言各不相同,各个地区都拥有较多“自治权”。由于殖民统治的历史,现代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国官僚体系的特征,因此中央权力比较小,政府力量很弱。这和中国不同,从古代开始,中国的中央政府机构就一直掌握着集中的权力。但印度政府权力弱小的结果,就是它所能做的事情也就越少。印度很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那是因为人们不习惯把钱交给政府支配,政府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造就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或者说模式。这样的国家模式也造成了印度的商业模式是面向国内市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作坊”模式。     印度的“野心”也和中国不同,现在的印度政府,当然积聚了一定程度上的力量。但是他们的“野心”其实仅限于成为在南亚地区的一股主导力量。但中国的传统导致了“大政府”伴随这个国家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这种传统也会让中国具有比印度更大的国际力量和影响力,也可以说有更强烈的大国“野心”。如果你和一位印度的学者或政客谈论建设印度“大国”,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如果你看看印度和中国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事情,就会发现二者明显的不同。有不少印度经济学者把他们的理论建立于对个人幸福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阿玛蒂亚?森就说过个人幸福先于GDP增长这样的话。幸福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还取决于诸如社区建设、言论自由、地区民主等等指标。因此,幸福程度,成为了印度的目标之一。当然,我无意于比较中印两国的模式优劣,我只能说,二者情况完全不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     但民主体制并没有彻底消除印度的腐败?     中国和印度的腐败并不相同。我将印度式的腐败称为“小规模腐败”,因为中央政府较弱的缘故,权力分散到地方,行贿者必须找到相应的地方官员进行贿赂。也就是说,你得向官员们塞很多装着钱的信封,但每个信封都很小。和印度一样,中国的腐败情况也很糟糕,但中国的腐败更为集中,这和政府的形态有关。举个例子,假如一家西方企业想要进入印度市场,它也许得向上百个相关人行贿,而且这些人是否能起到作用还很难说。但在中国,如果有办法找到三四个“关键人物”,并对他们行贿,你会发现问题立刻迎刃而解了。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的公司更亲睐中国而不是印度,虽然行贿的总成本或许大致相当,但是中国的腐败显然更有效率。这是两种腐败最明显的不同。     尽管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了很重的代价,但依然有不少西方人在赞美中国的经济模式,这应该怎么理解?     确实在欧洲和美国有人是赞美“中国模式”的,但这当中有大部分是跨国企业的商人。他们甚至希望能在欧洲推广这种模式。这对他们的生意将更有利,因为这种模式更讲效率、主要人物更有决定权、任何计划都不用很长时间讨论、也不用考虑环境因素和麻烦的NGO监督。如果从纯商业盈利的角度来看,我也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这种吸引力不仅仅意味着商业成本的低廉,而更是体现为一种商业效率。如果一个生意人完全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中国当然是最佳选择,因为在这里除了生意你几乎不用考虑别的问题。     学者当中也有一些人患上了这种政治上的怀乡病。自从18世纪以来,“开明专制”一直是欧洲政治学中的一种思潮,但我对此并不认同。与民主制度相比,开明专制或许在效率上会更有优势,民主制度实际上也不能帮我们解决所有问题。民主制或许没那么有效率,但如果考虑到人们的幸福感,我不得不说民主制会为此提供一个答案。回到刚刚我说的印度,那里有不少穷人,但并不是都过得很不幸福。民主体制提供了那里的人们选择的自由。选择何种生活,说出自己的心声,甚至是想要生几个孩子这样的事都可以说是个人幸福的一部分。民主无疑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说,人们对于中国模式的争执其实是看问题角度的区别,是效率还是个人幸福。     我和中国的经济学者樊纲曾经有过一个有趣的交流。他对我说,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延续现状而不进行任何改变的话,中国至少需要经过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占总数90%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工业部门,到那个时候,中国会拥有和现在的欧洲大致相同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九成的人在城市工作,另外的少部分人在农村工作。当然这个设想很美好,但是中国农村的人口需要等待五十年时间才能融入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换句话说,说农村人融入城市的情况其实并不理想。我想说的是,这是中国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从另一面看,这也说明人们在关注经济数据的同时忽视了对于农村地区和贫穷问题的关注。     关于经济数据。不少中国人都在质疑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您如何看?     作为经济学者,我知道数据的重要性。但数据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比如,“人均GDP100美元”这个数据,假设它分别出现在印度和中国,那么其对普通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选择亲往一些比较偏僻、贫穷的地方,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农村,了解当地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尤其是经济生活之外的状态。再重复一遍,数据在不同的地方其意义也不同。中国可能在理解贫穷的意义上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在美国,甚至是纽约,也存在很多穷人,但贫穷在那里的定义不是简单的说,一个人买不起车就叫贫穷,而是可支配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才叫贫穷。而当一个人处于贫穷的标准线之下,这就意味着他自动拥有了另一种权利,一种得到别人救助的权利。     当然,我只是做一些很个人化的思考,并没有完整地研究中国问题的打算。但关于数据的可靠性问题,我还是有几句话想分享。中国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其实政府发布的数据也并非完全不可靠,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些数据,包括通货膨胀数据也是这样。关于数据,茅是专家。一方面,政府会出台相关的数据,另外一方面,人们会对经济的情况有自我的体会。比如当蔬菜涨价了20%而政府宣称涨价幅度只有3%的时,数据已没法掩盖现实。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和难以预测使得商人们越来越希望在中国快速赚到一笔钱,随后可能会将资本撤离。人们都很聪明,因此不会有大型、长期的资本进入中国。     采访/孙骁骥  周末画报       上一篇: 解振华发怒:外交的“技术犯规”…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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