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

伊朗是中东地区一个伊斯兰共和制的独裁国家。自1977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人权状况急转直下。此后,伊朗的专制统治也引发了一些列民众的抗议,游行。

2022年9月,一位22岁女生因为没有戴头巾而被“道德警察”逮捕,后死在警局中。经媒体报道后,引发了伊朗一系列示威游行活动。这也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大量中国网友惊呼“中国还不如伊朗”。

2019–2020年期间,因为油价上涨,伊朗多个城市发生了一系列抗争活动,最终延伸到了对伊朗现政权和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反对。

其他重要的伊朗游行示威活动还有,2018-2019年伊朗大罢工与抗议、2017-2018年伊朗示威、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和1999年7月伊朗学生示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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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张文木: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域安全

   内容提要: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以天山为界分南北两线。以喀什为外联枢纽的南疆线是西域稳定的关键线路。与北疆线地缘政治特点不同,此线不利于国家军事力量大规模机动,在历史上多是境外势力渗透并资助中国西域分裂势力的关键通道。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其中一个的生存空间必然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其两端若有任何一方衰落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这样的变局一旦出现,它对中国西陲安全造成的压力当然是全方位的。目前,中国西域地缘政治环境在机遇和挑战两方面都有了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势。中国汉朝必须独立应对近乎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匈奴等部落群的安全压力;唐王朝必须独立应付大食帝国的东扩压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战略力量从中亚收缩、近期美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以及日益加速的北极解冻及北极航线的开通使俄罗斯北线安全压力增大并被迫将国防资源向北线倾斜,这在中亚留出巨大的战略真空,8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陲的“大食”形势再次向中国西陲逼近;地区恐怖主义为争夺这个战略真空并由此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必将同比增大。当前中国西域恐怖分裂主义事件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线汇集的事实表明它们已不是互不联系的偶发事件,而是有着鲜明且在历史上被新疆分裂主义势力规律性地多次重复过的地缘战略取向。河西走廊是中原与西域经济政治往来的咽喉要地。控制河西走廊的关键在兰州。就目前中亚形势看,强化兰州在“三线”建设时形成的装备制造能力,殊为迫切。中国须未雨绸缪。为了间离中俄关系,日本在诱导中国西进中亚,而东海则是中国安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关键词]丝绸之路;西域;地缘政治;战略;国家安全       一、概念及其界定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2。新疆是中国西向开放及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口,因此,本文所说的“西域安全”就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就是甘肃、新疆的安全及其影响中国西陲的安全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分西东两部分,“丝绸之路”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唐朝及此之前,中国对外开放主要以西部的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要出口。当时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哈密沿天山分叉为北南两路进入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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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全球處決死囚增 中國數字超世界總和

圖片由國際特赦組織香港提供;左起為甘浩望神父,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區美寶。 (獨媒特約報導)國際特赦組織昨日(3月27日)公佈2013年度全球死刑報告,中國的處決人數高據榜首。在2013年間,全球至少有778人在22個國家被處決,按年度增加近百人。此數字並未包括中國,因中國死刑數目屬國家機密,但組織估計,內地政府2013年處決死囚逾千人,高於全球總和;而十年來,最少28名港人被中國處決。 執死刑國家跌 判決人數升 組織表示,778人當中,8成於沙地阿拉伯、伊朗和伊拉克被處決,數字增加主要因為伊朗和伊拉克處決案件上升。根據兩國公佈的數字,伊朗處決人數達369人,伊拉克則處決169人,排第三位。而數字只是組織最低估值,未能反映實際情況。報告亦顯示,亞洲和中東地區是全球執行死刑率最嚴重的地方。 面對全球傾向廢除死刑的壓力,去年處決死囚的情況暫緩,執行的國家較2012年少,由58個國家微降至57個。可是,2013年已知的死刑判決數字上升,根據組織報告,2012年有至少有1,722人被判死刑,2013年升至1,925人。其中阿富汗、孟加拉、尼日利亞和索馬里已知死刑判決宗數顯著上升。 越南印尼重執死刑 組織表示,全球處決死囚的國家按年減少,但越南及印尼重新執行死刑。在中國、日本、馬來西亞、印度、印尼及越南,政府在處決前,均沒有通知家屬和律師,違反國際人權標準。 28名港人在中國被處決 組織亦調查香港人在全球被判死狀況,發現過去十年,有最少有75名港人被中國政府判死刑及死緩。當中被判死刑的47人,28名港人被處決,19人未知是否已被處決。另外亦有5人因販毒在泰國、越南及馬來西亞被判死刑。組織指,港人在境外被判死刑,大多與販毒有關,亦相信港人曾遭到不公平審訊,包括嚴刑逼供、庭上僅獲有限度翻譯等。而組織香港分會批評,香港政府未有為身處海外的港人死囚及家屬提供適切服務,將照顧責任「外判」給當地中國領事館,而館方職員僅會給予一份懂中文的律師聯絡表,組織批評這是「置香港人的生存權於不顧」。 編輯: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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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向墳場出發 了解開埠初期少數族裔歷史

(獨媒特約報導)城中經常討論上世紀以來從內地來港的新移民,卻甚少提及從外地來到的另一種移民,有份為建設香港出力的少數族裔。香港文物探知館與Roundtable教育及專業發展部在2月22日合辦題為《跑馬地少數族裔墳場研究:看開埠初期少數族裔歷史》的公開講座,淺談回教(伊斯蘭教)、祆教(拜火教)、印度教及猶太教的在港的歷史。 圖片由文物探知館提供;左起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少數族裔墳場研究團成員馮智政和曾家洛。 何謂墳場研究? 談及墓地、墳場,你會聯想起恐怖、蒼涼、死寂等形容詞,認為如非清明、重陽、先人的生忌及死忌,還是少到墳場為妙?其實墳場蘊藏了不少歷史! 早在二十年前,香港歷史博物館榮譽顧問白德博士已開始進行墳場研究,記錄赤柱軍人墳場亡者資料、墓地設計、造型、刻字等,研究這些人生前的生活,以及香港的轉變。而隨著時代演變,香港人對死亡的意識改變,開始開放地思考「身後事」,對死亡的恐懼減少;加上眾多學者與專家參與及推廣,如張燦輝曾於墳場舉行相展,令原本被視為禁忌的墳場研究從隱學走向顯學,成為文物教育。 少數族裔墳場研究團成員曾家洛表示,研究團會調查歷史人物的墓地,探索名人的歷史,與他們身處的歷史時空及重大事件的關聯;會研究墳場與社會的關係,如基督教的墓地很一致,因為有法例規定墓地的格式;亦會以墳場與族群、宗教的關聯為研究方向。曾家洛指,香港少有少數族裔的記錄,因此從墳場能看出香港過往的人口結構,了解他們的風俗和遷移狀況,甚至宗教的轉變及影響;而與香港歷史連結後,更有助理解本地或國際大事如何影響他們遷移到香港。墳場研究貌似與香港現況不太相關,但事實上,了解從前少數族裔在港的生活及融合情況,或許可助我們反思現今社會共融議題。 少數族裔從外地移居香港,背景是國際局勢,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認為墳場是活的歷史,進行墳場研究能與歷史拉近距離。沈旭暉指,外國的經驗中,透過墳場研究能夠看社會結構,在大學甚至成為一門科目;而且在研究過程中思考不同的生死觀,及對死有更多的認知,都會改變人們對人生的看法。 簡約低調的回教墳場 回教,又稱伊斯蘭教,回顧開埠初期,部份回教徒因英政府招募看守監獄的人員而來港;部份與其他華人一樣,都是逃避戰亂而來。回教徒在港的歷史己有約150年,直到現時,本港約有22萬回教徒,其中3萬是華人。 回教的喪葬以土葬為主,因為他們認為神以泥土創造他們的祖先,人死後亦應盡快回歸泥土,而第一個回教墳場於1870年在香港跑馬地建成。馮智政表示團隊實地考察時,發現回教徒墳地非常簡約,其教義主張簡葬,有些墓碑沒有刻上姓名、年份及其他資料,只有一個號碼,唯有親人才知道墓地屬於誰。 回教墳場的另一特點是墓地分佈沒有時間性,古今墳墓不按時間地放在一起,墓地號碼亦不按次序。但當中一些什葉派教徒的墓地會與其他墓地分開,放於專屬的位置。研究團亦觀察到回教墳場出現眾多中國姓氏及名字,在能辨別族裔的698人當中,有446人是華人,而最早出現的中國人名更是在光緒年間下葬,顯示華人信奉回教已有一定歷史。 部份華人回教徒亦在來港後建設香港,如商人馬子敬及脫文英於1918年籌辦「中華回教博愛社」,組織在1970年成立本港第一間回教學校,為在港回教徒提供讀書的機會。 風格紛陳的猶太教墳場 猶太教墳場位於跑馬地山光道,建於1855年,在傳統中式建築風格的佛教東蓮覺院旁邊,相映成趣。根據馮智政的說法,早期的在港猶太人中有不同群體,如來自伊拉克的猶太鴉片商人,亦有部份因1917年俄國革命而逃難的俄羅斯猶太人,由於群體不同,因而衍生出三種風格各異的墓園,包括墓碑上均使用俄文的俄式設計、庭園式墓園、以及石棺式。 猶太人本居住於今日的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一帶,而本港的猶太人社區是在1840年代開始發展,但規模不大,到了1933年約有50至75個猶太家庭在港生活。雖然佔香港人口比例不高,卻對香港有顯赫功勞,如天星小輪、海底隧道、山頂纜車是由猶太人工程師負責,其中身為工程師的前總督彌敦爵士開發了彌敦道,他更是歷任香港總督中的第一個及唯一一個猶太人。 謎一般的印度教墳場 跑馬地黃泥涌道印度教墳場的出現是一個謎,傳統印度教主張火化後再將骨灰灑於海中,是火葬後再進行水葬,但香港竟有一個屬於印度教徒的墳場,當中原因是個謎。早期的英政府對印度教的認知不大而撥地給印度教徒,而1888年亦有第一個墳墓下葬於此,但由於印度教有火葬的傳統,因此當時的印度教徒對火葬場需求不大,而在1952年興建墳場前的廟宇,及後才於廟的後方建火葬埸。 由於英政府在1888年實施《管理華人條例》,對華人採取高壓政策,限制華人聚會,因而對執法人員的需求日增,故聘用印度人來港擔任警察、獄卒等,部份則是因香港地理位置有利貿易而前來經商。直至1909年,在警隊中的單是錫克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已有411人,佔全體人員的四成。從實地考察所得的資料顯示,印度教墳場內約有59個墓地,而且早在1888年的開埠後已有印度教徒下葬於此,因而推斷當時已有印度教徒生活在香港。 而印度教徒對香港的貢獻亦不可忽視。其中有夏利萊家族在經濟貢獻良多,他們最初從事服裝及裁縫生意,其後發展酒店業務,創立了帝國酒店和香港金域假日酒店。部份墓碑上更有英國皇家的標誌,或是皇家工程師,可見當時的在港印度教徒不多,但他們對香港發展卻有很大貢獻。 祆教 被遺亡的貴族 祆教起源自波斯,即現今的伊朗一帶,在佛教興盛的時期,祆教徒為了堅持不改信佛教而逃到印度西部,成為帕西人。帕西人早在英國佔領香港前已在廣州、上海等地生活及進行商貿,所以他們在香港開埠初期已獲得專屬墳場,即祆教墳場。而經少數族裔墳場研究團隊考察發現,在194個墳墓中,除了24個不知名的墳外,其餘的170個墳屬於169個不同的姓氏,足證來港的帕西人大多來自於不同家族。 雖然開埠初期的在港帕西人數雖少,但精英輩出,建設香港,如麼地爵士曾贊助與建香港大學、促成干諾道填海;律敦治曾成立「香港防癆會」,為公眾健康出力。馮智政指出,雖然當時的帕西人非常忠於港英政府,但曾被英人拒絕於上流社會外,屬於遠離英國權力階層及本地華人的一個資產階級。 開埠初期在香港定居的少數族裔不是只有當「啹喀兵」或其他公職人員,香港成為開放港口後,貿易往來吸引了一些較富有或經商的帕西人、印度人等,他們都對香港各方面發展有重要貢獻。雖然現在討論少數族裔議題時,焦點未必放在這群少數中的少數族裔,但於墳場研究中卻能重新認識少數族裔歷史,了解這些「異鄉人」在香港開埠初期的重要性,思考他們帶來的知識、資金及勞動力如何推動香港發展。 (墳場相片均由少數族裔墳場研究團提供,墳場研究的詳細結果可到: http://www.minorityhistory.hk/ ) 編輯: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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