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光正

               现代革命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为了消灭特权，实现社会平等。可是，一旦产生一个“伟大领袖”，就意味着革命已经失败了。因为领导这些革命的领导人一旦变成了“伟大领袖”，就意味着一个至高无上的、可以恣意妄为的新特权又产生了。       自由没有特色，民主没有特例，平等没有特权。一个现代国家的统治者怎么能够拥有古代帝王一样的特权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个“伟大领袖”站起来，苏联人民就跪下去了。斯大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导致了苏俄70年的专制与恐怖。       英国人民选举的丘吉尔，在他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辉煌胜利以后，他因保守党在大选中的失利而落选，失去了首相职位。丘吉尔在获知选举结果、半晌无语之后，说了一句：“英国人民成熟了，他们学会了选择，他们不需要一个英雄领导他们重建家园。”       有美国记者指责英国人忘本，丘吉尔回答说：“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是年轻的，这证明我们英国人并不老大。”       斯大林遇到丘吉尔，幸灾乐祸地说道：“丘吉尔，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你看我，谁敢罢免我！”       丘吉尔不以为然地回应：“我打仗就是保卫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利。”丘吉尔是一个英雄，不是“伟大领袖”。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称自己是一贯“伟光正”，自己把自己捧上天。       ——这是现代革命领袖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政治领袖如果在位的时候就被尊为伟人，那他绝不是真正的伟人。       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乘军舰往福建视察。舰泊马尾，这时孙中山发现，聚集在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标语，称他“万岁”。孙中山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标语，否则决不登岸。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下来看他”。跪在地下仰视，对方才会伟大。站起来平视，也就和常人差不多。       联想我们中国，本来经历过文革和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我们早应该从跪着的地下站起来，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匍匐在地不愿站起来。怪不得有人说，一个伟人的威权有多大，要看其支持者有多愚蠢和无知。

这么冠冕堂皇，这么伟光正，让我忍不住都想起皇帝的新装了。 得，一高兴又扯远了，还得说局长变书记的事。局长他毕竟也是“组织”的人，好歹也算黑社会的基层领导之一，“组织”不可能不照顾他。至于他浪费了屁民缴纳的多少税钱，这个对“组织”来讲并不重要。 …

中国经济的畸形以及国富民穷的现实，在中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官方意识形态的愚民宣传不愿意透露真相也就罢了，但一些所谓的“专家”却常常出来论证这种畸形经济和国富民穷的现象是如何地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真是撒谎完全不要遮羞布。但残酷的现实却不会照“专家”的“指引”前进，它会掴“专家们”无数个耳光，只不过是“专家们”身穿官方利益代言人的“海绵”，有格外厚颜无耻的抗打力罢了。 最近传媒爆出中国出现了第三次移民潮的新闻，认为当下发生的移民潮是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移民潮——有论者认为1644年、19世纪中后期的移民为前两次比较大的移民潮——我承认此次移民潮的确比较大，但1949年主动和被迫的移民人数也是相当大的。如果1949年主动和被迫的大规模移民潮，其背景是国共内战的话，那么当下却发生在中国和平时期与经济“崛起”的背景下，这里面所体现的社会深层次问题就更加耐人寻味。6月10日，官方的《环球》杂志与新浪网联合进行调查，截至11日19时，7000余名受调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达88.2%。与此同时，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披露，汇丰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在未来十年有移民计划，移民目的国（或地区）前四位为：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加拿大。《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Bertil Lintner最近在一篇名为《被中国人包围了？》的文章中说：西方国家的情报人员估计，从1978年开始，中国合法及非法移民将近200万人，每年移居到美国的人数约为3到4万人，移居到其它国家的人数总和也大约是这个数字。”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移民浪潮的说法并非无中生有。 为什么被中共官方几十年来的“伟光正”宣传成“世外桃源”和“经济奇迹”的国家，有如此多的人逃离呢？即便我们忽略五、六十年代不少人艰辛地偷渡出国（当然有不少人倒毙在官方的枪口下）的事实，我们也不能对当下的社会精英、富裕阶层大量移民的现实视而不见。按理讲，他们在这个普遍不平等的国家，其收入与地位高于普通民众很多，却依旧挡不住他们要移民的决心，其因何在？一位温州亿万富翁移民的心路历程，有相当的典范性。即他不能忍受成天遵守潜规则，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的没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对财产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也深感不安。看看官方对中国首富黄光裕的匿名审判，你就知道有再多的钱，你的安全感也是没有保障的。之所以你目前看上去安全，那是因为收拾你的机缘还不到，并不表明你永远安全。在中国，任何人都不敢说自己绝对安全的大话，因此不妨说所有的人都处于普遍不安的状态之中。即便是位高权重、日进斗金的人，也不能说你的安全就一定有真正的保障，因为不安全感像病毒一样蔓延，而且是互相捆绑的。当你不遵守游戏规则，随时强拆霸占别人财产，随意破坏法律规则将公民关押起来的时候，你真正的安全感何在？ 心理学家马斯洛把安全感当成人类需求的基石，哲学家霍布斯视安全感为人的第一需求，在在表明安全感于人之重要性。一无所有的人或许不把安全感放在第一位，但那些拥有自己固定财产和较高收入的人，就会把安全感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是许多富裕的人和精英阶层大量移民的真正原因。我承认并且尊重他人的迁徙和移民自由，这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但我们不可以忽略这批量移民的过程中，对于这个社会和国家没有安全感的普遍担忧。同时社会精英和富裕阶层的大量移民，带走了相当的财富和创造力，不仅具有极强的逃离示范作用，而且会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停滞乃至凋蔽——这让人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费孝通研究地主大量转移到城市而使乡村凋蔽的社会学研究——最终会形成既没有社会和经济活力又没有安全感的恶性循环。一旦行成恶性循环，又无法在制度改良上进行创新解套，那么就会使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大增，增加社会溃败的几率和成本。 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大量移民其实只是中国社会没有安全感的表征之一，其实政府强推的维稳、严打、唱红打黑乃至官员们狂热相信风水，何尝不是没有安全感的实际体现呢？官方的变态维稳思维就是通过高压和武力来保障其不当利益，那么严打和唱红打黑就会成为在变态维稳观念指导下的逻辑顺延。至于说官员相信风水，并通过巫术来诅咒自己的竞争者，不仅因为他们骨子里面没有信仰，也是对黑箱政治和官场暗箱操作等没有安全感的恐惧，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倒霉。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7月4日的采访时说：“发生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整个体制在为这个体制中每一个错误在埋单。那么把所有人都卷进去，政府变得完全没有信誉，没有任何人对前途抱有希望。”没有任何人对前途抱有希望，其结果便是大家都以烂为烂，庸俗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甚嚣尘上，普遍的不安全感是完全的生活现实，而非生活在其中的人凭空臆想。 我早就说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诸子百家之间固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即对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没有理性预期。对小国寡民、大同社会、三代社会、至德之世等理念的不懈称颂与向往，正好表明专制制度的人治通病，使得中国上古这些卓越的思想家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未来的位置。这就像一辆车只有后视镜，却没有前灯（大灯、夜灯），在相对安全的白天尚能应付，一旦到了多事之秋的夜晚，即可能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几千年来到如今的专制制度，制造和增加了人们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在不安全的情况下，人们的理性意识愈加淡薄，人们的谈判和妥协精神愈加稀有，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剩下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怎么可能诞生真正的公民社会，富裕阶层和社会精英怎么不大批移民，一逃了之呢？ 2010年7月4日于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http://ranyunfei.shoutem.com和推特：http://twitter.com/ranyunfei

眼下在公务上，大约极少有官员会为GDP、“维稳”之外的成绩，表现出如此的一类惊喜。在近来实行全民医疗免费的陕西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说了这么一句：“（投入）民生是高回报的投资”（《扬子晚报》，6月3日）。其实，这位郭书记的话，前面应该加上“原来”或“居然”之类字眼，即“原来民生居然是高回报的投资”。当然，郭宝成仅仅就该县实施全面医疗免费所引发的良性社会效应，来说上述这句话的，但对于这位地方官而言，这已经是一种值得啧啧称奇的新发现、新感想了。 其实郭氏的这一近日被媒体广泛报道、评论的“新发现”，放在另类国度、另类体制环境下，根本不值一笑，还会被那里的人视为大惊小怪，正如初出国的人，碰上人家一国的首相、总理在家门口换孩子奶瓶，或在商场上讨价还价时，大惊小怪一样。用纳税人的钱，真真切切地投入民生建设，不过是现代正常政治权力体制运行的一项起码义务，或仅仅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责任而已。然而，在咱们伟光正的祖国里，一切却大大不同，当一个政治组织及其操弄下的体制整体上为一己之私，为了维持庞大的既得利益，使各层级权力几乎完全沉溺于“维稳”和“制度安全”，沉溺于GDP之类的表面增长之时，大多数时候民生总是被漠视，被抛弃的。正因为如此，郭氏的一句话才有了“人咬狗”的新闻意义，被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