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胡泳 | 王天定 自媒体、意见领袖与媒体议程 ——以公民行动“舍利回家”为例

http://media.nfdaily.cn/content/2013-01/12/content_61813433.htm 王天定 自媒体 、 意 见领 袖与媒体 议 程 —— 以公民行 动 “ 舍利回家 ” 为 例 发布时间: 2013-01-12 14:34     来源: 南方传媒研究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是西安市政府批准成立,由曲江新区投资管委会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近年来,在西安及周边以文化遗产保护为号召,进行了类似大唐芙蓉园、大明宫遗址公园、曲江法门寺景区、曲江楼观台等项目,被称为所谓 “ 曲江模式 ” 。曲江模式受到陕西省和西安市两级政府的全力支持,却在社会上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但是,由于曲江集团所有项目都得到政府的大力背书,而且由于曲江集团对西安本地及包括港澳地区在内国内媒体进行大规模广告投放,一度成功地为自己构筑了一道 “ 舆论防火墙 ” ,从媒体上很少能够看到对曲江的批评。 2010 年 9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陕西曲江模式:曲径通 “ 优 ” 还是通 “ 忧 ” 文化产业被地产 ” 垄断 ” 隐患众多》,对西安的 “ 曲江模式 ” 提出了尖锐批评, 2010 年 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警惕文物保护背后的地产冲动》,再次批评曲江打着文物保护的名义进行房地产开发。 《人民日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发表两篇针对曲江模式的批评性报道,当然是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而且从专业角度看,这两篇报道做得非常扎实、专业。报道采访了国内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关注曲江问题的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包括在陕西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他们应该是第一次在国内权威媒体上有了针对曲江问题的发声机会。 但是,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的是,面对《人民日报》这样中央权威媒体的批评,陕西及西安方面采用了近乎针锋相对的舆论对抗手段。 2010 年 12 月 9 日至 2011 年 1 月 5 日间,西安市委机关报《西安日报》及《西安晚报》以 “ 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 为主题的四个整版,发表长篇言论四篇,报道八篇,对曲江进行的一些主要项目进行了全方位赞誉,这四个整版专题,虽只字未提《人民日报》的报道,但明眼人应该不难判断,这是西安官方对《人民日报》批评的一种回应方式,而与此同时,已经身在北京的艺术家岳路平虽然发表《出西安记》,与母校西安美术学院渐行渐远,但他仍对西安的一切念兹在兹,尤其曲江模式对西安本土现代艺术的打压让他一直耿耿于怀。此时的他,在采用一种 “ 准上访 ” 的方式批评曲江,他利用自己在北京高校讲课,在文化部等国家部委参加会议的机会,不失时机地发表批评曲江模式的意见,但他很快发现,他每次近乎满堂彩的发言,会后就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在媒体上留不下一星半点,当然也就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力。 于是,在 2012 年 5 月的一天,郁闷和无奈中的岳路平发了两条微博: “ 曲江已经脏成这样了,任何漂白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了,你以为你是杰克逊呀?! ” “ 上月我在一重要场合批评曲江,满堂喝彩响应,最后曲江居然还是买通记者把我的话删除。 ” 看到他这句话,我不失时机地鼓励他说: “ 岳老师,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你把主要观点发微博吧。 ”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者胡泳博士也在微博上鼓励岳路平说: “ 新媒体给了我们光线,你为什么不用它照亮黑暗? ” 原本就极具传播天赋的岳路平得到鼓励,于是开始了一场以自媒体为平台的艺术化抗争。从 2012 年 5 月开始,岳路平利用新浪微博,发起一个名为 “ 舍利回家 ” 的公民抗争行动。主要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1. 他在博客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系统批评曲江模式:比如《佛祖舍利可以是曲江印钞机的芯片吗?》这篇文章,系统揭露了曲江一系列假借文化产业之名行地产开发之实的商业运作行为,令人触目惊心。文章发表后,有 1000 多次转发,收到 300 多条评论。 2. 在微博中阐释并强调了《人民日报》 2010 年报道中的要点。 3. 发起名为 “ 假方乙方 2012 曲江问题公民独立调查 ” ,并发布了专为本次行动设计的 LOGO 和海报。 4. 联合各界人士向媒体及有关方面发起呼吁。 5. “ 抵制法门寺景区 舍利归还寺院 ” 公民联署行动,有 300 多人响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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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勇 | 正视中国社会民粹暴力化

2013年01月19日 17:55:47   正视中国社会民粹暴力化         时评作家李承鹏新书签售之旅颇多故事曲折。在北京,一场签售会竟然先后遭受“掌掴之祸”与“飞刀之险”。而在深圳,支持者与反对者亦在场外发生纠缠。卖书卖到作家人身安全堪忧,作家签售成为公共事件,也成为舆论热议焦点。       作家日遭双险,解读各有不同。特别是第二位被冠以“飞刀客”恶名的网友,随后发表声明,称并无伤人之意,只是因为此前与作家就某一事实存在与否产生争论,干脆亲自践行,在北京买了一把菜刀并开具了发票,这次趁李承鹏到京推销作品,想亲手交给他以正视听并劝诫其尊重事实。而随后呈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也似乎在显示场面并非如人们想象如此紧张惊险,那把菜刀是被层层包裹住,根本未见刀光。势单力薄的却是那位刀客,最后少了一只鞋子,眼镜也被打掉,狼狈扭送有司。       不过,即便这位刀客名不副实,即便那位动手者暴力称不上严重且被当场拿下,诚如萧翰先生所言,发生过激烈争论、政治态度极其对立、一方明显恶意、另一方抱着高度戒备心理的两个陌生人,一方给另一方送刀(无论它是不是只是讨论的对象)这种危险物品难道不该被视为暴力威胁?而抛刀行为哪怕真没有要伤害李承鹏的主观故意,照样是种伤害行为,至少是种放任后果的伤害行为。       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是过去这一年,由于价值观念、理念冲突,或者言语纠纷而上升到约架、砸场、群殴等等事件屡见不鲜。甚至可以预料,这种现象并不会因为舆论呼吁和社会走向多元而减少、缓和,反而会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程度与规模都只会更加引人耸动。        对立双方心怀恐惧       李承鹏在随后写就的博文当中如此描述其时情形:“太阳穴一阵痛,抬头看他嘶哑着大骂“汉奸”,逃跑了。我对他的样子已不清楚,能回忆起的最深印象竟是那受伤已久的眼神。他偷袭我,他逃跑了,他回头怒骂的眼神很受伤。”     …… 只是他忘了,正义的他却是趁我为一名老人低头仔细签名时发起偷袭,也忘了我并未因讨厌乌有之乡观点就出手袭击。更重要的是,因观点之争就要从身体上消灭对手,在大街之上袭击一个正在演讲的作家,正是人们反对上一个朝代从而也建立这个共和国的起因。可惜,他们不知道自己已走到当初的对立面。也不知道,一切不过因为他内心恐惧,他恐惧我和我的朋友散布的观点会把这个国家带向万劫不复,恐惧在观点上总是不能赢得更多数人的支持,恐惧民众会在我们的妖言迷惑下一起把主权交给了异族……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因为恐惧,选择了更恐惧的方法。     不能说李承鹏的解读没有道理,不过,所谓“很受伤”的恐惧眼神,在那个时刻出现可能有着更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在大量鹏粉面前殴打偶像,就得做好被人痛打之准备。打人者同样心怀恐惧,而心中所谓“正义感”,其作用正在于克服恐惧。     有意思的是,李承鹏文章里还有几句也是关于恐惧的,不过却是读来尤为令人感动:“我是很久以后才明白,一个人战胜恐惧的方法其实只有两种:攻击对手,让他比你更恐惧;找出恐惧的根源其实就是自己,然后坚持走下去”。“我将一路走过去,可以轻易击溃我,但无法瓦解我,我已找到自己的恐惧,我已知何为尊严”。作为有过相似生活经历的人们,不难理解李承鹏在这里讲的恐惧是什么,但是具体到事件本身,具体到那个签售的空间,在满是粉丝、支持者的场合感受恐惧,似乎过于脆弱,而如果以为制造恐惧的就是那些过来打一拳就跑,甚至是扔几块砖头,鞋子或者菜刀的搅局者,也未免太夸大搅局者的作用。     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能仅仅归结到某一特定政治派别如乌有之乡,毛粉一边。恐惧属于对立双方,以自由为口号者也会存在暴力倾向。之前所谓著名“五毛”吴丹红与另一位记者“约架”,在传播开来的视频上,人们目睹到的是一次难言对等的攻击。     暴力从来和恐惧相关,暴力横行的社会也必然是多数人心怀恐惧的社会。暴民施暴之时常常并非狂欢而是因为心怀恐惧。另一方面,当一个普遍心存恐惧的社会,遭遇到互联网等新媒体,被这些新媒体“部落化”,或者如桑斯坦言走向极化,受害者心态在同一社会群体中,甚至是对立群体间同时传递,而其都有足够的证据和逻辑证明其真实性。           社会民粹化根在内部       社会民粹化的标志之一就是恐惧和在恐惧中的暴力表达。而据最近人民论坛所做调查显示,中国社会民粹化程度已经接近百分之五十。     民粹主义是一种“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与人们熟悉的维权表达不同,民粹是民众的政治表达及其行动。由于缺乏核心观念,民粹所依附的理论各异,在当代中国社会,除了具有天然暴力倾向的旧意识形态如毛主义,以及“除汉奸”口号后面的国家主义等等,必须承认,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口号下亦有可能存在民粹倾向。而人民论坛查组归纳出的特征:爱国主义情绪高低;对政府的不满程度;对外部国际环境中威胁的感知;、日常生活观念的浪漫化程度;排斥他者的程度;、怀旧情绪的高低;社会信任程度;非理性程度;思想保守程度;政治参与兴趣程度高低;对自由的态度;是否认为外国政治制度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对理论在解决社会问题中作用的信心;相信阴谋理论的程度。这些倾向在无论左右中都是存在的。     据调查,中国民粹程度为54.77%。这就是说,说明,有大量民众是很可能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转化成有民粹化特征者。中国社会面临着未民主先民粹的可能性。民粹温度上升,社会暴力事件自然会增多,甚至于开始颠覆民众的基本生活,影响国家走向。     暴力和民粹是一面镜子。虽然“汉奸”帽子飞舞,虽然国家主义勃兴往往是由于强大的外部压力与战争威胁,但是民粹主义根在社会体内部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消除民粹土壤,扭转中国社会暴力化倾向,其前提是消除缓解这些矛盾和痼疾。     首先,这些矛盾并非如一些人理解这样对重大历史事实,领袖人物产生合乎历史真相的定论,而是在于中国社会缺乏一个文明社会体赖以存在的规则:法治,民主,和被法治民主确保的公民各项自由与权利。     如果福山所说为真,中国本就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文明体,那么要想确立现代文明社会规则,尤其需要的是公权力守法,宪政,确保法治的实施。可以说,法治是消除社会暴力化和民粹化最重要的工具,而公权力守法,崇法,则是中国行法治的关键。     不过以此标准观之,中国公权力部门,在系列关键问题上保持了过于暧昧的姿态。比如,此前以捍卫神圣为名掌掴老人的韩德强最终并未受到应有惩处。这种结果似乎在暗示民众,只要政治上够“左”,够“正确”,就能获得足够的暴力的法律豁免豁免权。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去年915游行打砸日本品牌汽车的时候,没有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放在足够明确的位置,亦没有对与被打砸车辆进行必要的国家赔偿,更无足够的信息明确保护在华日本商人的合法权益。     除此之外,泛政治化,喜以德治国畏依法治国,习惯性占据道德制高点——虽然常是伪道德,以被迫害心态并崇拜武力来确认自己的权力权力的合法合理性,等等。均是民粹与暴力的土壤。          “高压维稳”与“民粹暴力”死结            可以说,公权力塑造出崇拜暴力之民众,有学者归纳出社会暴力化的种种表现:,如果有人可以听凭自己好恶对自己不喜欢的言论随意冠之以“汉奸言论”,对自己不喜欢的人随意扣“汉奸”帽子,还以此为由大打出手且不受惩罚,折射的是这个社会在道德、法律方面的严重缺失。其间,起作用的是社会生活政治运动化时期盛行的逻辑:只要把欲攻击的对象进行政治污名化并为权势所默许,便取得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而对别人采取任何手段的权力。反过来,什么人一旦被打上敌对的政治标签,正常社会中每个公民可依恃的法律、公序良俗的保护就失效了。     实际上,这些举措,熟悉始作俑者绝非民众。毁坏社会传统结构和伦理风俗者,也非民众。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民粹特别是拥有左的面目出现的民粹之纵容,或者逻辑或者内在理路上的相同,以及对暴力之推崇并将这种推崇贯彻到教育艺术等等各个领域,使得中国式民粹特别具有暴力基因。或可用某作家所创“类人孩”比喻之。     除了法治不彰,民意表达困难亦是造成社会暴力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就当下中国媒体权力格局而言,除了主旋律之外和部分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之外,表达的空间多依靠互联网。但是这些声音的发出,并不能形成真正的政治参与。表达与参与脱节,民众心理与表达脱节,无媒体与表达之训练,面对自己的利益与价值诉求,一张口表达只能被旧意识形态拉扯回原来的套路和逻辑,甚至以暴力表达。这些现象,在当下群体性事件中,屡屡见到。     值得深思的是,李承鹏签售事件,几乎可以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状况的隐喻,那就是政治高压制造稳定,一旦当高压缓解,民众之间的对峙和对力乃至冲突就会随即而来,酿成暴力事件,甚至有颠覆社会生活之风险。而这些暴力事件又在反证高压维稳的正确性。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权力放大或者煽动、制造民粹暴力,以证明自己以及运行的必要性紧迫性。总之,一个封闭的逻辑循环于是产生。中国社会似乎只能在“高压维稳”与“民粹暴力”两种道路之间选择     社会暴力化带来的未民主先民粹恐慌在不但延缓着中国变革的进程。 而中国当代社会流氓暴力化之路已经开启,潘多拉的盒子刚刚被打开,盒中野兽虽然尚在幼年,而周围的环境:无论是空气还是土壤,空气,实在是太适合它迅速成长。 上一篇: 囧共识:放松些 正常些 下一篇: 曹再发的中国梦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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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勇 | 曹再发的中国梦

2013年01月19日 17:57:00        事先张扬的恐怖袭击终于以“闹剧”收场。在引起足够的社会恐慌之后,湖南汝城人曹再发投案自首。而他的故事终于借助事件被媒体关注并继而被公众所知晓。虽然代价将是数年的牢狱之灾。       在微博警讯频传、体制示警系统启动、数百警察布控中山大学的那个下午,我和其他很多广州父亲一样,提前下班去接孩子回家。那天,这个城市看似与平常一样繁忙,嘈杂和污浊,但是不动声色背后依然能体会到紧张。在回家的路上,孩子问我,老师说那个坏人的房子被拆掉了。为什么要拆掉他的房子?       不知道该如何给他讲述这个问题的答案。作为媒体人,评论人,我几乎每一周,每一天,在每一期报纸都在目睹着这类故事。我的微博客常常私信讲述相似事件,并希望能够传播出去。在这个地方,过去不短的时间里,有太多人的土地被征,太多人的房子被拆,太多人被暴徒控制,眼睁睁看着家被毁掉。面对一推废墟而只能获得很少的补偿。他们承受着苦难,渴望公平并孜孜以求,但是似乎永远得不到。由于这些事情太多,最终的结果是,只有被害者做出足够出格传奇之事,比如在众目睽睽之下点燃浇上汽油的身躯,或者在机场上用最新的传播手段现场直播一场与政府维稳官员的猫鼠游戏,那些传奇背后的“平庸”之事才能被顺便提及。而只有被报道,他们才仿佛有了真正进行博弈的筹码。才能够依稀看到公平。       但这些要告诉孩子们吗?自从他们出生,有多少为人父母者就在尽自己可能制造另外一个社会,一个小小的,充满爱,能够自由表达,鼓励个性与创造,平等与公正的,可以说理的中国。而在2013年1月14日,曹再发在给这个精心构筑的美丽社会上面,狠狠敲出了裂痕。       从这个故事开始,我不得不开始给孩子讲述一系列复杂的,并不愿意讲述的事情:这个国家财富迅速积累的秘密,中国的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与现实,中国的公民权利与现实,维稳,中国人的生活与梦想……以及他父亲所服务的的媒体行业,在这个“坏人”的故事里,又在扮演怎样角色。         讲述可以被冠以熟悉的名头:中国梦。中国梦应该是一个个国人的梦想共同构筑,自然也包括曹再发一份。事实上,仔细看他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没有比他的故事更适合做为中国梦的范本了。这个泥土中生长出的最真实的中国人,具有这个民族最常见的优秀品质:勤劳,好学,甚至不好烟酒、为了活着并更好活着相近一切办法。在改革开放“恩赐”了民众生存发育的自由空间之后,就尽自己可能去生长。       我一直在想象曹再发和他妻子云朱孝相遇时候的情景。1991年,19岁的朱孝云遇到了以后她眼中的好丈夫曹发,当时,一个人做衣服,一个人在镇上搞电路维修,结婚时候,两人一贫如洗。随后,他们加入了打工大潮,来到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珠三角工作。并尝试了种种合法获得财富的可能性:打工,兼职,小生意。最终,他们拥有了一笔小小的资产,在家乡盖了栋漂亮的楼房,并以为自己能够安居乐业下去。结果,拥有楼房四年后,他们的命运遭遇转折,房子被拆。       如果没有那个结尾,属于曹再发的,该是一个多么励志的中国梦故事。他们如同向上的藤蔓,寻觅着一切可能的缝隙向上攀援并且几乎成功,不过最后却只能迎来梦想破碎的声音。       对人而言,不允许有梦想是一种伤害,允许有梦想并让她生长,最后却打碎又是一种伤害,而后者的痛苦,恐怕更强烈,痛苦,也更容易让人们疯狂。清醒一点看,曹再发的中国梦,应该说,是更真实的中国梦。那个清脆的破裂声,是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梦魇。 上一篇: 正视中国社会民粹暴力化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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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鞠靖:“把关”不是传统媒体的命门

http://media.nfdaily.cn/content/2013-01/12/content_61813239.htm 鞠靖: “ 把关 ” 不是传统媒体的命门 发 布 时间 : 2013-01-12 14:17     来源 : 南方 传 媒研究        是否存在 “ 把关 ” ,并非比较传统媒体与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孰优孰劣的关键因素。关键的因素应该是是否存在一种能够充分显现、暴露 “ 把关 ” 行为的机制,从而让受众具有获得全面、客观信息的可能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 把关 ” 是作为对传统媒体空间的限制而存在的。事实上,在我国,当我们谈论 “ 把关 ” 的时候,至少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 “ 把关 ” 。 所谓广义的 “ 把关 ” ,就是传播学经典理论中的 “ 把关 ” 。卢因、怀特等人提出的 “ 把关人 ” 理论,描述了在传媒组织内,不同岗位的新闻从业者如何决定着新闻的取舍。 所谓狭义的 “ 把关 ” ,就是在我国实际新闻操作中存在的 “ 把关 ” 。简而言之,这种 “ 把关 ” 由媒体组织的领导来实施,其中最重要的选择标准是党的新闻政策和宣传纪律。 在很多人看来,在我国,狭义的 “ 把关 ” 存在于组织化的媒体之中,这其中既包括传统媒体,也包括网络媒体。但对于以个人为主的自媒体和微博来说,狭义的 “ 把关 ” 似乎并不存在。有没有这种 “ 把关 ” 由此成为人们比较组织化的媒体和自媒体之间优劣的主要考量因素之一。而当这种组织化的媒体具体化为传统纸媒的时候,它和自媒体之间的优劣比较显得更加直观突出。 在笔者看来,这种比较方法不仅错误地理解了 “ 把关 ” 的概念,而且其结果也并不全面和完整。 “ 把关 ” 无处不在 “ 把关 ” 并不是传统媒体所特有的。施拉姆曾指出,互联网的传播途径里 “ 把关人 ” 到处存在。 正如传播学者李金铨所写: “ 大众媒介中的大部分音讯从来源到目的地,都是历尽沧桑,而失去了本来面目的。任何一个大众传播媒介,都没有办法避免守门人的干扰;所以没有一家大众传播媒介,不管报道网如何普遍,设备如何完备,态度如何真诚,有办法把世界的本来面目,十分准确地表现出来。 ” 在新浪认证用户纪许光通过自己的新浪微博爆料前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的过程中,作为微博主的纪许光事实上采取了很多符合 “ 把关 ” 特征的行为。例如,他没有具体提及自己获得这些不雅视频的渠道和方式、没有提及自己和最初爆料人之间的关系、淡化处理了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规模、突出处理了自己孤身勇斗官员的勇气和艰难。从事后传统媒体的报道以及其他微博的跟进爆料来看,这些被淡化、隐没或突出的信息,对于公众判断纪许光行为的性质是有关键性作用的。 个人的微博如此,组织的官方微博就更是如此。 据东方早报报道,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由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下属的微博运营室负责,该室属于正处级单位, 8 个人的编制。微博内容由新闻协调部内部把控,人民日报领导直接在抓。这一段描述显示,组织的官方微博几乎就是传统媒体 “ 把关 ” 的移植和延伸。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微博是 “ 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 ” ,某个微博自身的 “ 把关 ” 行为并不是隐而不显的。受众通过微博接受 “ 把关 ” 后的信息,也同样可以通过微博发现被 “ 把关 ” 过滤的信息。也就是说,由于微博的公开性以及信息的充分流动,在一个更广大的信息空间中,不仅被 “ 把关 ” 掉的信息完全可能被发现,而且 “ 把关 ” 行为本身也最终会被发现,由此给 “ 把关人 ” (也即微博主人自己)带来的损失也是清晰可见的。通常认为,大众传播中 “ 把关人 ” 具有隐形的特征,而在微博传播中,这种 “ 隐形性 ” 是很容易破解的。这种 “ 把关 ” 行为的可发现性、及时性,恰恰是传统媒体所不具备或者说即使具备也不普遍、显著的。 还是以纪许光爆料雷政富不雅视频为例,在纪许光通过新浪微博爆料之后不久,在新浪微博上就出现了更多有关此案的信息,其中包括纪许光微博中淡化、隐没、缺失的信息,更有纪许光的前同事对纪本人爆料行为瑕疵的质疑。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信息同样经过了微博主们自己的 “ 把关 ” ,他们可能淡化了对于纪许光比较有利的信息,突出了不利于纪许光的信息。在一个平等的信息传播环境中,这种 “ 把关 ” 行为(可以称之为 “ 负把关 ” )客观上部分抵消了纪许光的 “ 把关 ” 行为(可以称之为 “ 正把关 ” )。这个过程,对于那些充分吸收了网络信息的用户确立相对客观、全面的事实是大有帮助的。 此外,传统媒体的 “ 把关行为 ” 更多的是一种见诸公众前的 “ 事前把关 ” ,而对于微博来说,则不仅有 “ 事前把关 ” ,而且有 “ 事后把关 ” 。 由此可见,是否存在 “ 把关 ” ,并非比较传统媒体与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孰优孰劣的关键因素。关键的因素应该是是否存在一种能够充分显现、暴露 “ 把关 ” 行为的机制,从而让受众具有获得全面、客观信息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才是新媒体存在一定优势的原因。 “ 把关 ” 不等于控制 “ 把关 ” 并不是简单的 “ 控制 ” 。 在新闻传播的整个流通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把关环节,在既往的研究中,把关人的功能被划分为检查功能、加工功能、评价功能、导向功能、桥梁功能。 美国学者巴斯认为传播媒介的把关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闻采集,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把关人还是记者,记者进行取舍和加工;第二阶段是新闻加工,这里的把关人主要以编辑为代表,这一阶段的把关活动(编辑)比第一阶段的把关活动(采写)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以 “ 控制 ” 为特征的 “ 把关 ” 更多地并非由第一阶段来实施。由记者来决定的采访哪些人、去哪些地方拍摄素材、引用哪些引言片段、以什么样的顺序将这些材料编排成一个连贯的叙述等等,实际上都是 “ 把关 ” 的内容。 还是以微博为例。人们注意到了微博信息的碎片化,并认为这种碎片化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更适应现代人快捷的生活节奏和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习惯,而且正在消解传统媒体文本的叙事方式。但是,从既有的研究看来,一方面,如果以转发量、评论数来衡量,以传统媒体的新闻产品为蓝本的微博信息得到了更多的传播;另一方面,如果衡量微博总的信息和用户数量,近年来的增长速度已经逐渐放缓。这表明,至少还没有事实能够表明,由传统媒体的 “ 把关 ” 而生成的新闻产品具有传播上的劣势。 事实上,传统媒体的新闻产品在完整深入地报道复杂的社会现象上、在生动准确地展现新闻价值上具有微博所没有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与 “ 把关 ” 存在着关联。比如,由于传统媒体对于 “ 真实、准确 ” 的要求,记者必须耗费足够的时间、精力、财力,寻找各种可能的资源,从而达到 “ 把关 ” 的要求。这种在投入-产出方面形成循环的机制,是微博这样的自媒体力所不逮的。再比如,传统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关注,编辑必须在时段、位置、内容组合方面进行统筹和经营,而微博不仅没有这种需要,甚至也没有这种可能。 而即便回到 “ 把关 ” 与 “ 控制 ” 的关系上,人们也会发现,包括 “ 决定做什么新闻 ” 在内的 “ 把关 ” 行为也并非只有 “ 抑制 ” 这一个方向。《环球时报》的崛起,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既满足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军事问题等题材的关注,又有自己鲜明突出的政治倾向,而在很多传统媒体,这样的题材、倾向是十分敏感的。 今天,关于传统媒体日渐式微、行将消亡的言论随处可见。但是,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除了众声喧哗之外,在决定其能否长存的根本问题上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曙光。对于微博运营商来说,事实上存在着网络监管日益加强、微博用户 “ 把关 ” 缺失的矛盾,其未来与投资人的耐心、实力直接关联。政策因素的不确定性、盈利模式的模糊性、科学技术的更新方向始终是其心病。可以说,在这些问题上,传统媒体和微博 “ 同病相怜 ” 。 传统媒体的 “ 把关 ” 新思维此前的研究中,人们注意到,微博使专业新闻机构和从业人员不再是信息传播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把关人。但正如巴斯所指出的,信息流程中把关环节固然很多,事实上每个参与传播的人都担负着相应的把关职能,但毫无疑问最关键的把关人还是传播媒介,传播媒介是一条把关链中最重要的部分。微博的出现不是提供了消灭 “ 把关人 ” 的机会,而是分化了 “ 把关人 ” 的 “ 把关权 ” 。如果单独考察传统媒体的 “ 把关 ” ,人们会发现,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的出 现,客观上也改变着传统媒体的 “ 把关 ” 。在 “ 观点的自由市场 ” 的大背景下,这种改变往往是正面的。 这种微妙的作用存在于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由于微博所具有的巨大用户数量和传播速度,它在议程设置上足以和传统媒体抗衡,这也在客观上影响了传统媒体 “ 把关人 ” 的信息过滤行为。当纪许光对雷政富不雅视频的爆料在微博上疯狂传播时,传统媒体的 “ 把关人 ” 就无法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个可能的选题。当重庆市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微博回应称王立军正在 “ 休假式治疗 ” 时,传统媒体的 “ 把关人 ” 就不得不从当天众多的各色消息中选择关注重庆。 再比如,由于微博上存在众多经过认证的知名人士、新闻当事人,为编辑判断报道方向、记者获得丰富素材提供了可能性。当 “ 郭美美 ” 横空出世时、当王石 “ 婚变 ” 时,微博成为传统媒体获得各种新闻事实的重要途径。 微博还为检验传统媒体的 “ 把关 ” 效果提供了某种渠道。比如,当《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关于李庄案的报道时,当江苏教育台《棒棒棒》栏目邀请干露露母女制作节目时,微博上传播的相关信息,实际上都起到了拷问 “ 把关 ” 的作用。 实际上连狭义的 “ 把关 ” 也面临倒逼。比如,发生在安徽的集体淫乱艳照事件、陕西的 “ 表叔 ” 杨达才事件等,由于一天之内在微博上完成了信息的挖掘和传播工作,这些可能本来无法冲出 “ 牢笼 ” 的灰色领域最终成为传统媒体公开报道的新闻。恰如胡泳在讨论博客与传统媒体的博弈时所写的, “ 离开了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素材,博客谈论的话题就会失去依归,而总是处在时间压力下的记者和编辑则越来越多地从博客中寻找故事和线索 ” 。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谈论微博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博弈。 传统媒体人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是, “ 把关 ” 是无法消灭的客观存在。 不仅仅对中国是如此,对高举 “ 新闻自由 ” 旗帜的西方国家亦然,否则,我们无法解释 “ 把关人 ” 理论为什么最初发轫并至今流行于西欧和美国。 传统媒体的 “ 衰败 ” 与 “ 把关 ” 的存在并无必然的联系。微博的出现,实际上让 “ 新闻专业主义 ” 更显珍贵。传统媒体人应该采取的更加切实的态度是,传统媒体如何应因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对 “ 把关 ” 带来的新变化、提出的新要求。 (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传媒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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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 这样的一种人

作者: 闾丘露薇   羊城晚报专栏 ——————— 人在一个机构工作,从某种程度来说,就算不上一个完全独立,至少在工作上,经常要在上司的命令和自己的判断之间做出妥协。很多时候,明明觉得上司的决定是愚蠢的,会影响公司业绩的,而且事后也被证明确实这样,但一想到公司又不是你的,只不过打份工,也就释然了。 但是,做任何事情总要有点底线的。比如,如果上司拉着自己去构陷另外一个部门的人呢?这个时候,到底是用打份工继续来做借口,还是会觉得难以接受?因为毕竟公司是一个实在但又虚幻的对象,东家不打打西家,老板为自己眼拙,请了不得力的主管承担责任,但是针对具体的一个同事,那涉及到的是具体的一个个体,一个人可能因此掉了饭碗,这个时候,打份工这个理由,足够吗? 如果有的人丝毫不纠结,积极配合上司,还出谋献策,虽然从上司的角度看来是个好手下,但是从公司层面来看,这是一个制造办公室政治的参与者,而从做人的层面来说,至少这是一个只会溜须拍马,为了机会,或者自保而愿意不择手段,毫无底线的人。 且不说这样的人是不是被其他人看得起,但太多的实例证明,在被上司利用完之后,很有可能会被抛弃,可能是上司为了漂白自己,决心从此做个好人,也可能是上司为了掩盖,保护自己,而把这样的人,推出来作为一个替罪羊。 这样的人,看看周边,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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