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作者： 老虎庙   这座城池被号称为中国最古老，城墙保存最完整的古城。这就有那么点不可思议了。关于中国政府决定拆除它的城墙时的号召与今天又被政府利用于申请“世遗”同样是轰轰烈烈，而这个时隔仅仅四十年，对于一座千年古城来说的确短暂。 在认为城墙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并因此决定拆掉城墙的时候，西安，这座废墟里的帝都也曾为此而沸腾过。 拆城的事情，现在连我的哥哥姐姐也记忆不清了，可是他们是亲自参与了的呀！而那是的我也只在小学三年级，正在小学里接受共产主义洗脑。无奈这些个西安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大伯大婶、爷爷奶奶们在他们一生的社会主义生活经历中已经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精疲力竭，整日里就只为家中那点不得不为之发愁却又不得不只能偷偷摸摸叹气而折磨，因此他们是最快忘掉这些个陈年劳什子的受害人。去年我去看望哥哥姐姐们，他们正拖着老胳膊老腿儿投身激情燃烧的街头红舞中，“赶上了幸福生活”，“老百姓和党”，“让我们多活几年。”他们看起来是幸福的。我就问“孩子们呢，他们也幸福吗？”回答当然是幸福的。可是儿子对我说“我厌恶你们老一辈的（政治）争斗……” 也是这座差点儿被拆掉的古老城池（为什么没拆完？是习仲勋断然呵止！看这里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951266.html）它却与中国的现代历史有着密不可分。 文革中北京有个红卫兵组织“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西安就联动出一个“红恐队”。那时候还有武汉的“百万雄师”，在国内三足鼎立。也许三者仅有西安与北京这两座千里之隔的城池同样有着北方帝都之称的缘故，武汉的“百万雄师”很快退隐。最后就只有北京的“联动”和西安的“红恐”两足了。前年我丧失了一次采访知情人的机会，这个对“联动”“红恐”门儿清的老哥哥和我只在陕西驻京办吃过一餐并约定由他讲述那段历史内幕后不过仨月，他走了，人不老，老红卫兵，患病，猝死…… 二十年后，当我重新回到西安这座老城的时候，我惊讶这里已经罕见“醋溜普通话”（一种陕西人学说普通话被戏谑的称呼），这里满大街也已见不到一脸倔强，肌肉横直，腿脚崩崩，只认死理儿的“老陕”，代之以更多的却是近乎于圆滑、机警和遇事善和，把争斗深藏背里的省外人的面孔。我已经不认识了这座城市，以至偶尔街头听到若隐若现的秦音儿就以为有惊骇遭遇。 一直想找回原来的西安。 这么大一段铺垫，实际上就是想说“那座文化之城何在？”，那座处西北内陆却与海洋与国际有着天然勾连的政治之城、哲学之城、文学之城的那一丝旧有，何在？我在寻找。 不久，我就结识了这些个“影子历史”。什么是“影子历史”呢？可是我所说那些个过往？ 前年还在北京的时候，我受某NGO委托来过西安，在大学里和同学们对话，就我所了解的中国北方农村现状及所见而谈。在我之先来大学城演讲的是萧翰，不幸萧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被省公安厅命令阻隔在潼关之东；在我从大学回到北京的时候又闻听接续我而去的吴思（《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在西客站亦接阻击令被迫终止西进。尽管如此坎坷，却先后几年里，有茅于轼、贺卫方、张千帆、秦晖、郭玉宽、宋石男等纷纷西进长安，谈时政、论政改、揭贪腐、启民智，为明光中国立下汗马功。我因此在近距离触摸这些影子的时候，一个词儿就跃然眼前：西北民主思想传播的桥头堡！ 由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发起的“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项目是我新近接触他们所了解的。对此，谌洪果教授对此概述道—— 今天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公民，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行动当中不断地思考和总结，我觉得至少要有三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个是知识的要素，思想的要素；第二个是道德和伦理的要素；第三个就是行动的要素。所谓的知识思想的要素就是我们今天的公民要成为一个体性的公民，而不是对自己的激情和本能仇恨所支配的公民。我们要有理性精神，要有知识，要有思考，要有思考能力。我们不被轻易地洗脑。所以我们要多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 我们中国的制度的发展为什么在低水平上重复，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思想和制度积累的一个价值。不知道我们在探讨中国的未来制度发展和公民建设的时候，我们必须扎扎实实的建立在别人已经做出系统深入思考的基础之上。我们低水平重复，所以说不断地走弯路，不断地多难兴邦，还是没有兴起来。所以说我们要读书，开阔视野。因为这个制度的成果是共享的，它是有普世性价值的。而且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学会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我们都要有思考和判断。第二个是你的道德伦理的问题。我反对用道德化的标准去要求一个人，每个人他是有缺陷的。但是一些基本的公共道德我们是要具备的。比如基本的诚实，追求真相的本领。包括我们的责任心，我们的一种奉献精神。合格的公民不是每天都自私自利的，你能够拿出你的时间和精力，甚至一些金钱不影响你的生活，大家做一些公共的关怀和服务。这是一个营造健康的社会对自己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我们这样的一种公民服务的精神，这是道德伦理的问题。第三是行动力。公民无小事。我们想到了，我们就去做。因为公民的建设它是需要持之以恒，需要耐心。很多人是想到了他不去做，大家都是空谈，都想围观改变中国，都想别人去改变，自己去围观，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强调行动？我一直强调其实它不会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把这个代价给夸大了。我们如果都不行动，都觉得我吃了点亏了，可能到最后我们的代价才是无可挽回的。我们的代价可能是生命和鲜血的代价。反而是我们今天扎扎实实的去做，一点一点小事的积累，我们的代价反而会越来越小。而且这样表面上的代价实际上是我们最大的一种收获。 这是我们的“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的一个开展的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我们需要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激情就是行动力，你要有激情，对生活要热爱，对这片土地要热爱。责任感就是道德伦理的要求，我们要负责任。我们不能从自己的主观喜好出发，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所担当的。我们的判断力，就是我们需要有知识积累。我们要变成理性。我们不要轻视这些知识，轻视这些别人做出的努力。今天我们就是滔滔江水汇成大海，条条大路不断地汇集，我们就成为一个广阔的美好的天空，美好的土地。 这就是我对“公民自治与合作计划”的概述。（以上概述根据采访录像） 谌洪果的身体力行，在我看正是当今大学教授所不常见的“公民行动力”表现。就在他11月10日主持的第一次读书沙龙上（阅读著作《论自由》），我看到了我们这些“过来人”曾经经历过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出现过的读书热潮。这样的读书会还在进行中。谌教授为此在微博上期期有预告。所要读的四本书依次是《论自由》[英·约翰·密尔]、《论民主》[美·罗伯特·A·基尔]、《学术与政治》[马克思·韦伯]、《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 一年前，在我从北京骑单车返乡故里的时候，我曾经感受颇深的是“中央军转地方军”，那时候的确感受到了空前精神的危机，在脱离资讯和文化非常发达的北京，我不知道我会否尽快融入这个稍嫌偏远的西北地方城市。而在沉浮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再次看到了这个千年古都仍旧积淀的文化的脉动。这正是由一个一个的他、她和他们所组成。有幸，我的工作室成为这个公民读书活动的唯一影象记录者。目前已经制作完成的是第一次读书沙龙实况。下面就请观看： 【读书会现场全程实况】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5001209.html

作者： 闾丘露薇   羊城晚报专栏 ——————– 看了几期相亲节目，很不明白，不就是个娱乐节目嘛，为何搞得好像感动中国表彰大会一样，台上的人，动不动就要流眼泪，而且还都是自己被自己感动。 也因为这样，看到网络上嘲笑那些流泪哽咽的基层党代表，觉得其实大家有点不公平，我们身处的，不就是一个情感泛滥，热爱煽情的时代？而这样的特征，是怎样形成的？不就是一个个人，不就是你我他？ 娱乐节目上流泪，一定是编导们觉得会有收视率，才会把这些镜头保留下来，是不是有用？虽然像我这样的观众会觉得，我是来放松心情的，但是既然一而再，再而三，那一定是对收视有保障。收视从哪里来？不就是一个个的观众？ 当然，这样的流泪，包装的要好很多，或者说，表达的方式要婉转很多，但是不管怎样，还是离不开煽情两个字，只不过观众的要求高了，当年某些主持人的煽情方式，大家觉得老土了，就好像看那几个基层党代表一样。 还有包装的更加巧妙的煽情，用平静的语调，堆砌优雅的词语，知性的外表，只不过这样的方式，对于看惯了知音体的人产生不了感受，倒是那些自认为有智慧，有鉴赏力的人，趋之若鹜。 就好像，很多人嘲笑朝鲜的播音员的铿锵，但是即便朝鲜的播音员换了服装，换了语气，难道，真的变了吗？在我看来，只不过被包装的更好，更有迷惑性罢了。

财新峰会后的次日，正巧是Benita的生日，我请了她，还有老朋友Jonathan来吃午餐，算是庆生。 席间谈到俄国与中国。Jonathan是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多年，观察了中国的社会转型；现在做俄国的会议组织咨询，交道甚多，深谙俄国人。我问：你们都说中国的问题多，与中共一党专制有关。俄罗斯放弃共产党20年了，为什么也是权大于法、腐败、政府掌控经济、官商勾结这一套？许多人，包括我认识的一些研究比较制度学的经济学家，都觉得俄国和中国的问题相似，而且更严重，为什么呢？ Jonathan说，他觉得主要是俄罗斯没有制度(institution)*建设传统。中国从孙中山开始，就提三民主义，讲究制度，是有传承的。俄国没有。从来是人治，只有20年代有一段时间试想过建立制度，以后就失败了。俄罗斯就是靠人来管，没有制度，则更谈不上法治传统了。   阅读全文

作者： 老虎庙   或许有许多的人会问：这些日子高流恩也去广场参与维权吗？ 流恩是25800名当年（1970）被遣往秦巴山中修铁路的17岁的孩子当中之一。时隔四十二年后，这些老孩子“忽然想到”我们本该继续读书而不至于如群盲活着；或许我们该生动着人生而不至于以为自己曾经对得起国家，后半生尚存无悔…… 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任何痛苦莫过于四十二年后才感到了痛。而对此政府竟然没有记起！因此政府无从痛感，因此政府坚信无责，有责只在前任，在历史，在那个荒诞不经的时政。政府的谈判代表竟然认为这样的苦中国人谁都受过，这样的苦“和我小时候用手在农村的羊圈里掏粪又有什么不同？”因此结论为“小题大做”“你们这些城里娃呀！”……我听那段录音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到了我的什么都不是！ 可是政府似乎又暂时性恢复了记忆。就在时隔42年后的今年春上，政府忽然下发文件，对死亡及伤残人员有所抚恤…… 这世上任何糟糕的事情都莫过于政府没有记性还不听你说。因此也只有这个政府才可以创造出为42年前的罪过“略表歉意”的最长失忆记录。然而这并不证明知错，尽管补偿来得姗姗，或可解释为政府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你，政府是以大局观洞察问题的，决策需要前瞻。 因此不能不让人警惕政府是在缓冲，为了稳定的要求。 正在拍摄纪录片《在历史这边》的我，一直把这个问题放在首要思考。这些日子里，在跟踪这些“历史这边”的镜中人时，我感触最深的是这些人已为时不多。当高琉恩在熙熙攘攘的街心人群中踯躅前行时，我心底只剩下深深祝愿，你就此轻轻地活吧，虽然看似沉重。我知道你肩抗大包时为什么总会情不自禁地哼唱，因为42年来你一直习惯着这样；你为什么不去广场围观，因为42年来你一直把希望寄托于政府。 政府绑架了2.8万学生的道德观，我们却不该以道德的名义再去绑架我们生死患难与共的同学，每一个同学，每一个默默无闻这的三线学生。 让我们学会教育政府，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上本没有“感谢政府”这个词儿存在的权利。 系列纪录片经过长时期的素材积累，目前进入第一集的落实阶段。下面是最新一段五分钟拍摄花絮。 附纪录片《在历史这边》拍摄花絮5分钟短片（高琉恩拾荒）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48902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