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评论

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个讲座上，我远远地见到了梁慕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她是香港媒体上的话题人物，是她言之凿凿地称梁振英是“地下共产党员”，倘若你对她的个人经历与性格稍作了解，似乎很难反驳这观点。 她已经72岁，齐耳的银灰短发，语调温和，还有着某种羞涩，讲过一段话，就不由自主地说“唔好意思，我讲的唔好”，似乎对于自己的写作与演讲才能，都缺乏自信。但被追问起她对梁振英身份的质疑时，她又有特别的自信：“我是共产党党员，所以我知道。” 她自从1974年来，就一直居住在加拿大。与很多移居北美的香港人不同，她离开香港不是为了寻求安稳的生活，而是由于信念的幻灭。当林彪的飞机坠落在蒙古时，身在香港的她感到一种强烈的被欺骗感。 16岁尚在香岛中学读书时，她就加入了“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这个社团成立于1949年，它缘起于一份叫《学生文丛》的杂志。这本杂志的创办者是陈哲民，他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在他的父亲被他一手建立起的中国共产党抛弃后，他仍是一名坚定的信徒。一位左派的电影人廖一原担任主要编辑。这份杂志在1949年开始它的读者会，一位叫司徒华的中学生用积攒的10元钱成为股东之一。刊物停刊后，他们把读者会改为舞蹈研究社，它以舞蹈、音乐、戏剧等文艺活动为主，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机构。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出于一种单纯的信念，梁慕娴被中国共产党所吸引。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共产主义许诺一个美妙的乌托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散发着强烈的民族主义魅力。歌咏团、联谊社、剧团、读者俱乐部迅速涌现，很多青年人沉浸在这浪漫的集体情绪中，他们学马列主义，唱苏联歌曲，读毛主席的讲话，期盼回祖国读书，建设新中国。 她是一个无线电工程师的女儿，有八个兄弟姐妹，她的一个哥哥受到爱国情绪的鼓舞，北上参加解放军的干部训练营。而她则进入了左派的香岛中学读书。都把她引入这条道路。不过，她还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了解这个共产党的特性，她对于学友社最初兴趣来自于她的文艺抱负。 他们排练《林冲夜奔》、主办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讲座，演出芭蕾舞剧。这也多少与浪漫情绪有关，她记得第一次与上级组织“接关系”的兴奋。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她穿上最喜欢的浅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而“如果加上一条白色长围，就像极了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女主角林道静的形象了”。见面是有暗语的，而地点则不断更换，充满了冒险感。 也是在那次接头中，她知道了中共在香港的四条战线：工运战线、教育战线、工商战线与新闻宣传战线。香港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交战的前线，深圳河像是亚洲的柏林墙。它也像是另一个卡萨布兰卡，各方都在其中寻找自己所需的情报。共产党的中国、台湾的国民党、英国的殖民者，他们都试图在这城市获取更多的支持。这个城市一面奋力地成为工业之城，应对一浪接一浪的难民潮，一面在在各方政治力量的撕扯中，保持平衡。 1962年，梁慕娴成为了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的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到1974年前往加拿大时。这是颠簸、兴奋与残酷的12年，她不仅分享了所有的梦想，也卷入了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残酷斗争，她的一切理想与生活，乃至于婚姻，都与共产党组织相关。 多重的矛盾、极端力量就这样作用在这些青年人身上。在这个大多是理想主义青年构成的社团里，初来者都享有集体温情，在社团里，生活上、思想上、恋爱上都有人关心，也可以发展个人兴趣。但同时，告密者又无处不在，从不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们把这些交谈定期向党汇报。 他们奉中国大陆为乌托邦，秘密去国内参观，人民公社、模范工厂、毛主席故居参观，紧跟国内斗争局势，在香港街头撒传单，挂布条，上街游行，唱语录歌，跳忠字舞，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甚至推崇无意义的暴力。一种强烈的狂热支配了她，为了共产党组织的利益，一切个人都是可以牺牲的，每个人都必须都党忠诚不二。 他们要粉碎香港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却又自觉成为了革命教条的奴隶。因为这刻意的蒙蔽与自我蒙蔽，他们对党的黑暗一面浑然不觉，他们不仅自身容忍这种黑暗，还把自己的朋友引入这黑暗，而一切都是以光明与理想的名义。 阅读这本《我与香港地下党》是一种奇妙的体验，香港长期沉睡的另一面突然如此鲜活地展现在眼前。在书中所附的黑白照片上，他们单纯、朴素、充满朝气，而其中的很多人都即将遭遇幻灭。火红的六十年代之后，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对于香港社会，它是一个进步时代，一个积极拓展、自我修正的年代。它即将表明困扰香港的种种社会疾病，完全可以通过改良、而不是引入阶级革命的方式来完成。而对于心向中国与共产主义的左派人士来说，却是一连串心碎与神伤。倘若林彪的坠机事件，仍不足以引人醒悟，那么五年后的四人帮的倒台，则消除了所有可能幸存的幻像。共产党不仅不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而且是充满了致命的缺陷。 这些单纯青年中，有的人要用一生来偿还青春时的盲信，再未能从中复原。我怎么也忘不了梁慕娴所提到的朱大哥，他是她的启蒙者，一名地下党员，接受党分配的各种任务。但当1982年，梁慕娴再度见到他时，发现他“目光迟钝、精神不振，很少说话“，再过了12年，他移民加拿大，但当梁慕娴拿出回忆文章给他看时，他竟连读的勇气都没有，他希望从抹去所有关于共产党的记忆。还有那些完全无名的追随者，在六七紧随共产党的人们，他们收入与社会地位皆低，期待解放香港来创造新生活。却不知，他们连昔日的生活也丢掉了，有的还家破人亡，失业的他们只能靠开小巴为生。 比起他们，梁慕娴是一位幸运者。她不仅安然地活下来，还顽强保留这些痛苦记忆，她不仅反思它，还要把它展示给更多的人。在前往加拿大、自动脱离共产党13年后，香港回归了中国。而她吃惊地发现，当年那些残酷、令她唾弃的机会主义的党员，在这个新香港中权力显赫。那个在1967年的骚乱中未能掌握香港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在30年后则可能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港人治港”可能变成了“党人治港”。 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而且迫切的要发出声音，提醒香港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香港人被天安门悲剧所震惊，对于共产党保持着警惕与怀疑，但她相信，只有她这样亲历者，才会真切了解它的可怕性。她担忧香港人，被共产党的言辞蒙蔽。 自1997年起，她开始写作回忆文章。文章大多发表在《开放》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创办人也正是一位昔日的左派。她加入了一连串反思的行列，他们都曾是热忱的共产主义的信奉者，这些内部的叛变者，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组织的本质。 她的行文仍带有青年时代的特性，充满了大字报式的大声疾呼，充满义愤的比喻，连她的笔名用的都是“牛氓”，那些经过文革的人读到，必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典型的叙述是，“地下党像一条大毒蛇，钻伏在地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推销恶毒的专制主义。谁知道，自由却像是一把火炬，照亮了人们的心，也照得毒蛇无所遁形。” 她的叙述似乎越来越急促，从青年时代谈到此刻。但不管她的简单化的逻辑和粗糙的行文，你无法怀疑她感情的充沛与真挚，愿意相信，她说的是对的。她提起的那些细节，是我这样生活在内地的人都不甚明了的，事实上，在深受其害的内地，它也同样是被埋葬的记忆。 我怎么去理解她的幻灭？我们从未全身投入什么，遗忘自我，认定自己献身于更大的历史潮流。此刻，我们感到党的影响力的巨大，却不知该怎样理解它，看起来，我们获得的自由要比从前多得多，但同时，你的确也感到压抑与恐惧仍无处不在。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忘记了这台机器是如何运转的，身处边缘的人们，常有更敏感的观察。 倘若那个令人惊恐是比喻是对的，这条仍神秘的巨蟒，其实从未改变，它真的会缠住香港？2010年3月，她写道“如果地下党员当上特首”，来公开反对梁振英的竞选。而彼时，大多数香港人多少持有这样的想法，倘若梁振英与唐英年都必须听命于北京，他们有什么区别？但对于梁慕娴来说，这种对比像是当年储安平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他们都是党国体制，有着诸多相似，但前者是自由的多少的问题，后者却是自由有无的问题。 在短暂的三天香港之行后，她又回到了加拿大，她将在那里得到梁振英当选的消息。那一刻，她将做何想，她会感慨自己的努力是毫无用处的吗，还是会坚定的继续呼吁下去？ 我无法确认她的记忆与判断，是否全然值得信任。但倘若你要了解一个复杂的组织，多方的视角是必须的。我忽然想起另一位流亡加拿大的脱党者张国燾，倘若你了解中国共产党兴起的历史，你无法忽略他的回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印度的核武计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随着印度试射有能力打击北京和上海的远程导弹，不能再忽视新德里的野心了。 以印度教火神阿耆尼(Agni)命名的“烈火5型”(Agni V)导弹，能够携带1.5吨重的核弹头，射程可达5000公里以上。印度现在已加入有能力动用洲际弹道导弹的精英国家行列。即使不考虑本月早些时候交付的第二艘核潜艇，导弹试射也足以让印度成为一个外界无法忽视的核武大国。 印度核力量的增强，标志着该地区的重大战略转移。几十年来，印度的导弹在设计时的假想敌都是巴基斯坦。今天，印度与宿敌的关系正在改善，紧张的焦点正在向东转移。中国在南亚加快建设军事基础设施（包括沿着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边界），使人们注意到了印度国防相对落后的状况。拥有远程导弹之后，印度现在具有可信的二次打击能力。 鉴于印度坚决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这将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但是自从2008年华盛顿允许印度获取民用核技术以来，该条约的效力已被削弱。 实际上，有些人认为，印度军力的增强，是对中国在南亚军事实力增强的有益制衡，这些人正以默许的眼光关注着印度的军备建设。印度一再坚称永远不会成为挑衅者的承诺，也助长了这种态度。印度在核扩散问题上值得尊敬的记录，使国际社会增强了印度在拒绝签署条约的国家中是一个例外的信心。 现在，印度成为了远程导弹俱乐部的成员，有理由对其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施加压力。然而不幸的事实是，这种立场不太可能改变。印度国内的反对情绪根深蒂固。但国际社会可以采取一些有益的初始步骤，使印度的行为与该条约的目标相符。新德里已经实施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使其有资格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如果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意味着太大的步伐，那么加入这些组织就是次优选项。让印度一只脚踏进核不扩散社区，好过将其排除在外。 译者/何黎

与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关系密切的11名警察遭到逮捕 《泰晤士报》周四（19）报道说，在王立军闯入成都美国领事馆数小时后，薄熙来命令停止王立军手下人对其妻子谷开来涉嫌海伍德死亡案的调查。 与此同时，与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关系密切的11名警察也遭到逮捕。 《泰晤士报》的报道说，据重庆的消息来源说，这些人是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手下的私人卫队逮捕的。 文章说，薄熙来拥有一支46人的私人卫队，年龄在23到27岁之间，个头都在一米八。这些人从技术上来讲属于重庆市国内安全保卫局，但实际上只服从于薄熙来的命令。 据信，王立军向美国领事馆成交了一个“保藏”，其中包括有关调查英国商人海伍德在去年11月神秘死亡的调查文件。 据多家消息来源告诉《泰晤士报》说，海伍德死于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这家酒店是中国官员宴请以及会面的比较隐蔽的场所。 文章再次引用消息人士王康的话说，薄熙来在重庆任市委书记的5年时间里，在重庆实行“红色恐怖”，尤其对那些有独立思考和个性的人实行打击。 王康还表示，薄熙来还威胁警察，据指称薄熙来和王立军一道开除了1300名警察。 同时，薄熙来注重形象以及宣传，他每天至少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插手《重庆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有一个特别报道小组，专门为薄熙来服务。 据消息来源说，薄熙来不厌其烦地编审那些有关他的文章，并亲自选照片。 薄熙来还不断的批评那些记者以及总编，重庆市其他的媒体根本不能报道有关薄熙来的文章，他们一切听从《重庆日报》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