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中国人为什么离开中国
陈括,30岁,去澳大利亚前在北京。 北京——今年30岁的陈括曾拥有很多中国人都梦寐以求的一些东西:一套属于自己的单元房和一份跨国公司的高薪工作。但10月中旬的一个午夜,她却登机飞往澳大利亚,去那里开始前途未卜的新生活。...
阅读更多发布者小熊维尼 | 11 月 1, 2012
陈括,30岁,去澳大利亚前在北京。 北京——今年30岁的陈括曾拥有很多中国人都梦寐以求的一些东西:一套属于自己的单元房和一份跨国公司的高薪工作。但10月中旬的一个午夜,她却登机飞往澳大利亚,去那里开始前途未卜的新生活。...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7 月 12, 2012
采访者: 李令彬 编者注:本文由2005委员会会刊“海风窗”独家授权发表。阚凯力是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2005委员会成立于2005年,是中国归国留学生的高端组织。 问: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 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 我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心就坏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 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来,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课堂里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却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者是有铁饭碗。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问: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 我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教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有的教授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 当然,还有很多非法的卖学历。全中国有多少“在职博士”?很多是国企老总、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学历无所谓,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学历。有几个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们又有几个人来上过课? 他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问:那么您个人在学校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阚凯力:难呀!大学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 我当时做院长,开始还在院里讨论“到底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还是老师为学生服务”,后来也讨论不下去了。这就像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是不是要公布个人财产。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现行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触动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体制结构了。 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过,中国大学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体制不行,校长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转业来个什么政工干部,没地方安置了,就在学校里面添个副校长,然后他就等着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国的《高教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评论就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校长是负得了这个责,还是负不了这个责? 我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的大学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学,那么政府就有出钱的义务。为什么?因为办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从行政到学术的各种事务,连北洋军阀时代都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好地服务社会。 现在中国大学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系统,学校领导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级的、局级的。这样下来,中国的大学就是两个字的目标: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培养不出大师?”靠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大师,简直是扯淡。我们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养猪卖钱,完全失去了大学的精神。 问: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现行体制下,你会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什么建议呢? 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前我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 更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我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相关日志 2011/11/05 — 陈伟: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 2012/07/12 — “柠檬市场”与官场腐败 2012/07/12 — 民主制局限不能证明专制体制优越 2012/07/12 — 我所知道的清华和北大 2012/07/09 — 中国是一个盗贼国家吗? 2012/07/08 — 陈广恩:“泛滥赏赐”与元代社会 2012/07/08 — 梁文道:鷹爪的文化 2012/07/06 — 中国政治、经济日益腐败 两大趋势显而易见 2012/07/06 — 中国经济的哲学陷阱 2012/07/06 — 江西一县委书记因诽谤上级被查出受贿千万 判无期(土共官场赤果果地黑啊)
阅读更多发布者五月三十五日 | 7 月 7, 2012
【蘋果日報】警察和軍隊之所以一向被左派學者看作是國家的鎮壓機器,其理由之一正正在於他們的「政治中立」。例如對示威群眾,不管內心有多麼同情他們,也不管自己有多支持他們的立場,一個負責秩序維持的警員也不該輕易表態。他要保持冷靜和警覺,甚至反過來把他們視作潛在的敵人,一群可能破壞他心目中那套秩序的敵人。有需要的話,他甚至會出動武力,用胡椒噴霧狠狠對準他們的眼睛……。這才叫做「中立」,這才叫做專業的武裝部隊。說難聽點,這便是所謂的「鷹爪」了,一種工具,一種武器。 他們心目中的秩序是主子交下來的藍圖,那套秩序之網的大小鬆嚴自然也由主子界定。近年香港警察如此懂事,看到學生抗議李克強到訪會主動把他們關到領導人見不着的後樓梯,聽到記者向胡錦濤提問六四會把他強行拖走;坦白講,這實在不可能只是個別警員的獨立判斷。可是話說回來,我也不太相信他們的上司會事先仔細羅列各種會令領導尷尬的問題,交代他們一聽到就得動手。這麼做的風險實在太高,萬一走漏風聲,他們不一定承受得住那巨大的後果。 既非個人判斷,亦非上司明令,那到底是什麼使得那位警員拖走問了敏感問題的記者呢?我懷疑那就是近年由警方高層和政府保安部門傳授下來的秩序了。這種秩序不一定是白紙黑字,它更像一套文化,一種感覺。舉個例子,可能有人告訴他們,「千萬別讓領導人丟臉,我們的任務是維護他的尊嚴」。在日常的行動會議和溝通閒談之中,他們或許會說到「那些記者越來越麻煩,光看住他們就很難搞了,還要一天到晚找我們毛病」。久而久之,一組內化了的秩序使他們遭遇記者如逢大敵,並且想要「做到最好」,一聽見「六四」二字便演繹為「敵人」正在傷害領導人的尊嚴。 這不只是香港警察不再「中立」,也不只是警權擴大,而是一整套籠罩着他們的秩序文化日漸保守。這套保守又正確的政治秩序,自然是主子們潛移默化的功勞。 相关日志 2012/07/06 — 中国经济的哲学陷阱 2012/07/06 — 《纽约时报》什邡事件背后的程序正义 2012/07/06 — 编程随想:扫盲常见的政治体制 2012/07/06 — 编程随想:聊聊天朝的政治体制 2012/07/05 — 一个普通人离杀人有多远——梁文道讲《路西法效应》 2012/07/05 — 回国一月感受 2012/06/30 — 梁文道:國情 2012/06/30 — 中国航天费用与公众知情权 2012/06/30 — 一个大学院长的离职演讲 2012/06/20 — 一位原副厅级干部去国后讲的话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7 月 5, 2012
回国出差两周,顺带休假两周,停留了北京上海和几个二线城市,接触了体制内从副部级到处级,体制外从刚毕业一年到公司的工程师到私企老板,感受只有一个:现在国内人没有几个信土共了,也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了,大家向往的就是赶快捞钱跑路,对目前的中国模式多数不抱希望。 以前屁歪说中国doomed了,我不敢完全赞同。但是说土共 doomed了,我看此话不离谱。 1.体制内的人,从北京某国家机器部门的官员到某省45岁的x改委主任,再到某厅的处长和处级巡视员,都在打听如何将子女送出国读高中大学,都在感叹富豪们纷纷移民准备后路。我跟他们开玩笑说“难道你们不是在准备后路吗?” 大家都承认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是越来越腐败了。某特权部门官员,公开给我说,他的妹二婚,他送了一套住房,广东某特区城市。按他的正常收入,他一辈子也没钱买那里的房子。 2.大家都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抱怀疑态度,都认为现在这种牺牲和消耗几代人的资源来保GDP的做法不能持续,以后会有报应。而且现在转型希望不是很大,要不然中央也不会又松动信贷和增加国家基建。 3. 一般年轻人对前途看不到希望。公司北京上海的fesh out本科,大多是外地籍,每月也就4000多。除去了租房费用后过得很紧张生活拮据(老点的员工每月大概有一万多)。而他们加班是常态。对这些年轻人,他们到这些个大城市,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看不到希望。所以经常晚上下班后去喝酒喝醉。这样一个群体随着每年的新毕业生会越来越大,他们绝大部分是外地人,如果以后买不起房,成不了家,这个群体可能会骚动不安。 4. 私企中有些高能耗企业,像电解锰铜之类的,对环境造成很大污染,当地政府为了GDP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帮助企业糊弄欺骗环保部门的测评。我到的某省的一个开发区,跟我以前提到的广西某镇一样,已经连续几年征兵无人合格了。 5. 房地产热有抬头趋势。到了两个二线城市(省会),去看了几个售楼处,场面之大,人之多,让我惊讶,就像是集贸市场。很多县份上的人都被免费班车接上来看房买房。交款处十二台电脑处理,还有人排队等。售楼经理给我说,现在贷款比以前容易,而且这就是中央提倡的城市化进程:县进省,乡进县。TNND,看样子TG在当前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不得不又端起了地产经济这杯毒酒了。 6. 接触的几个私企老板,子女都在国外,美国来不了的,去了澳大利亚或者新加坡也行。坦言很多钱已转出国,现在国内的新项目主要是哄国家的钱。都说现在政府有钱,你不去拿,别人也会去拿。所以国家这么多年来超发如此多的货币,造就了很多富豪(政府官员和外面勾结批钱做项目)。 感觉就是大家都忙着赚一笔,都在准备后路退路,没有谁关心土共的死活和国家的前途。这种趋势下去,土共真的要doomed了。 相关日志 2012/06/20 — 一位原副厅级干部去国后讲的话 2012/04/12 — Emyn: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后清这个体制横竖都要挨上一刀(1-4) 2012/07/02 — 丁学良:走活中国政治改革的两步 2012/07/02 — 丁学良:“邓小平模式”的命运 2012/07/02 — 搞了半天原来是个黑党 2012/06/30 — 梁文道:國情 2012/06/30 — 中国航天费用与公众知情权 2012/06/30 — 一个大学院长的离职演讲 2012/06/22 — 有人问马英九,如有党员公务员在上班时间绣一面国民党党旗他怎么看? 2012/06/21 — 编程随想:回顾六四系列(17)
阅读更多发布者一国两智 | 6 月 29, 2012
【新世紀】前幾天和朋友吃飯,席間有人問起:「知不知道駱家輝又出事了?他居然在北京搭公交!」坐完經濟艙,排過隊買咖啡,還給人公佈過身家財產,現在居然又以堂堂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出門擠公交,好在後來我回家上網查證,發現這條消息不過是場誤會,那個在公交車上戴著耳機、穿著格子襯衫的男子,只是長得有點像駱家輝。 這還不算完,最新的消息是,他帶著老婆孩子到桂林度假,居然不帶保鏢。簡直是「太超過了」!難怪有網友語帶嘲諷地警告:「駱家輝,你可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真沒想到一個駐華外交使節竟能吹皺一池春水,引起這許多輿論風雨。 很多人喜歡比較駱家輝和一般中國官員,讚美他平實儉樸,不尚奢華,不搞排場。也有人反過來懷疑他的動機,說他到京第一天就刻意低調,明顯作秀,乃「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可是任何一個對美國有點瞭解,或者在該地生活過的人都該曉得,這根本不是作秀,亦非為官者著意刻苦,而是正常不過的美國國情。 雖然美國也出過不少糜爛炫富的暴發戶和「富二代」,但這大抵算得上是個「尋常人」的國度。比起老英倫風度嚴整的紳士會所,美國新英格蘭的豪門更欣賞氣氛悠閒的鄉村俱樂部。在這個總統候選人喜歡誇耀自己的父親當年如何老實工作,只是普通市鎮裡的「ordinary man」的國度裡,達官貴人自己背包、自己打傘、自己排隊買咖啡,根本就是一件不足為奇的小事。 然而一過太平洋,如此正常的「國情」卻成了一種耀目的奇觀。為什麼?因為我們也有自己的國情。事實上,那種批判駱家輝散佈「新殖民主義」論調的前提,正是咱們這兒的國情不同。 「國情」,一個陪伴了中國人整十年的外交辭令。每回遇上外國政客或「反華媒體」甚或「漢奸公知」的批評,我們的標準回應就是「我們國情不同」。「國情」在這裡指的當然是一種現實存在的社經政治狀況,它當然也是因國而異,不可能也不應該強求天下一統。所以,我們就可以繼續推論,由於中國官員一向不會自己背背包,也不會自己打傘擋雨,故此就不能要求他們行事風格變得完全跟美國人一樣。 然而,要是我們放大「國情」這個概念的涵括範圍,把許多國人對現實存在的各種社經政治情況的看法也一併納入,整個推論可能就會很不同了。簡單地說,駱家輝那股美式官員的作派或者不符國情,難道那許多中國網民對它的稱頌就不是國情嗎? 國情既是一國的現實,也是該國國民對這種現實狀況的認知和判斷。 現實和理想本該有所差異,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會覺得自己身處最壞的時代,每一個社會的成員也都會嫌惡自己的社會不夠完美,由是批判,由是改變,人類方有進步可言。 總是用國情擋掉一切外來批評,固然有套文化相對論的基礎;但卻也是對理想的否定,因為它同時還擋掉了國民內部的不滿。這是以國情的現實面消解了國情的理想面,等於是在告訴人民「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最理想的社會,不可能再好了」;如果有人想要更理想的社會,那他的理想一定是源自外國的舶來品。 新中國這六十多年間,最大的意識形態轉折,恰恰就發生在這組「現實vs理想」的二元論上。 從前我們高揚理想無視現實,深信腳下大地是實現完美藍圖的一張白紙;現在我們標舉現實漠視理想,甚至還把現實昇華為理想,要大家像擁抱理想般地擁抱現實。近年學術界中種種「中國模式」的論說便頗有這番把現實變成理想的味道,彷彿我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半天,原來已經一步步走出了之前無人料及的理想天地。而輿論界中最堪代表的例子,則是前陣子《環球時報》那篇有名的社論,它宣稱「中國腐敗無法通過打擊或者通過改革來消除⋯⋯這是一個根植於社會發展整體水平的問題」,所以「適度腐敗」也不妨接受。 以前大家反腐,是因為大家有一個社會不該腐敗的理想;如今我們應該順從國情,不只承認腐敗的現實存在,還要接受它。不努力以理想拉拔現實,反而想把理想拖回現實的泥沼,我不曉得,這是否也是我國的獨特國情。 相关日志 2012/06/30 — 中国航天费用与公众知情权 2012/06/30 — 一个大学院长的离职演讲 2012/06/27 — 孔捷生:駱家輝為何招天朝恨? 2012/06/27 — 骆家辉您倒是消停一下呀 2012/06/20 — 一位原副厅级干部去国后讲的话 2012/06/19 — 陆川、王小帅等知名导演集体吐槽体制瓶颈 2012/06/10 — 中国经济的哲学陷阱 2012/06/02 — 东方日报:骆家辉突谈薄案 华欲静而美不止 2012/06/01 — 日人才恶循环:排斥海归学生不愿留学 2012/05/30 — 美媒首证渝警围馆 骆家辉惊呼“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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