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

直说白道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这是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常识。此类内容的表述一直没从主流理论殿堂退出,将来也不可能退出。该理论或常识被改革者认可,也被不改革者承认。不承认“普世价值”存在的人士需特别注意,这里出现的正是一种“普世价值”。     此话已经算得上大白话,但阐述其蕴含的意义需要更多的白话。生活中有时会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会时不时地申明自己是不介入政治、不关心政治的人,在他们看来,做这种表白表现的是自己的精明与成熟。其实,他这一句话即展现了自身无知的品格,说明他对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生活元素,缺乏理解所需的智力与经验。因为,即便你不关心、不介入政治,但政治却不可能不关心、不介入你;你藐视、漠视政治,只能说明你平时稀里糊涂地“被政治”成为习惯和病症,并不能说明你远离了政治这个天使或魔鬼。政治权利是社会人所有权益的守护神;它不在的时候,随身陪伴你左右的是恶魔。     为什么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本目的、根本原因除了“人权”没有别的。政治改革就是为了落实、维护、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固有、应有的权利。共处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你的人权大,我的人权小,你的权力因不受制约或难以制约而无限无序地扩张,而我的所有的权利,由于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种基本权利的缺失,连口头的承诺保障都没有,或口头存在合法权利而实际上所有权利均朝不保夕。这样,无论怎样的“改革”和“发展”,处在特权系统之外的人群,物质、生理上只能是成本承担者而不是真正的受益者,精神、心理上只能是蒙受耻辱者而不是成就感、荣耀感的享受者。如此,全民不管怎么忙活、怎么辛苦,人民都没有温总理所说的那种幸福与尊严,也断无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     功利地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社会“维稳”。不改不革,一个贫富悬殊问题非但无法解决,还势必会继续扩大,温总理说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也就成了空话。中国大众对贫富差距并不是非常敏感与特别不容,然而面对由政治、社会权利的分配不公所造成的贫富悬殊,他们却不会持续体验与长期默认。几乎没人打心眼里认为社会是公平的,随之而来的则是暴戾之气和失望情绪弥漫全社会,而为了维稳,管制权除了加大管制成本和管制范围别无他法,恶性循环积累恶性因素到一定程度,社会溃败则进而演变为社会崩溃。     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为获得现时消防式的维稳效果,它的成功结局即确立长治久安的规则与秩序。历史上社会矛盾激化时,中国社会则以纯暴力或暴力的政治方式“重新洗牌”,毁败和蹂躏生命,打碎家里历代人积累起来的盆盆罐罐和精神、文化作品,而政改即挽救中国人脱离如此历史循环的唯一路数。     如果民众或部分民众坚决不认同、不忍受社会现状或政策方针也没关系,现代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和平与阳光的政治竞争机制。其确立之后,政治诉求与政治竞争激烈而非暴烈,大家只能使用低成本、低风险的“文斗”方式,谁都不能强行代表谁。人们比试的不是武力的或阴毒的本事,这就形成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文明成果的积累就能实现最大化,否则,所有成就与繁华终将化为专供回忆的过眼云烟。所以,说现代政治体制为人类2000年的文明史上最伟大发明,这评价并无丝毫夸张;我们最需要做的,不过是接受和应用这项最伟大发明。     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让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善、向上,换个说法就是变得不那么缺德。现代政治体制逼迫公仆直面真相,他们不说实话、不讲诚信绝对不行。不难想象,连我们的“上流社会”都是两面人,“下流社会”的作伪作弊作孽那就大有“名正言顺”的意味了。许多真有罪的罪犯心理上不认罪、不思悔改,理由其实相当充分:那些巧夺豪取、荒淫无耻的上流人物,并不比我人品诚实、道德高尚。是的,政治不公,管制的不过是“窃钩”小罪罢了,而全社会则势必随着道德大话、政治假话的飞扬而整体堕落。     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让中国人聪明起来,从而无愧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政府各部门、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在阐述成就、总结经验时,总是归功于何等英明、如何能干,但一直不愿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们的经济成就及其动力和速度,建立在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之上——即,别的地球人发明了生活方式和千百样工具,由此我们方可以模仿、跟进乃至产生部分的后发优势。     道理其实明摆着,在如此大国,从赤贫状态的吃不饱到吃饱吃好,生产力和消费力就有很大发展空间,我们这个族群一旦看到另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和消费方式,生产与市场需求即迅速拉动且必然数值惊人。温饱和跟进的成就,无需原创发明,而再造理性、文明的生活方式,出现值得文明史上值得一提的中华发明,实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就非得形成(和出正常人条件完全一样的)“出大师”的社会环境不可。     任重道远。不要以为现在的中华民族有多聪明。真要聪明,还是先从嘴巴开始吧。我们这里如今不许说的一些大白话,多是现代社会在二百年前说透、说腻了的东西,正是由于在别处说透了,才有了以现代政治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社会,有了所有的现代化。一个对陈年老话和生活常识都严防死守的社会,一个被一小群人引导正确言论、遴选“一致思想”的族群,能有多少智慧呢?大概和早已实现过军事现代化的北洋水师相去不远。     重复一句自己多年前说过的话:中国社会“大塞车”,几乎所有煎熬中国人的难题与屈辱、痛苦,都等着在政治改革这条道路开放后疏散和化解。 http://user.qzone.qq.com/622007866/blog/12681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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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民主监督体制基础才能化解内腐自败的危机

如果监督的结果仅仅限于揭出多少腐败分子,而未形成制约和铲除 权力腐败 的体制基础,那么这种监督决不是真正成功的监督。监督的实效并不取决于是否具有大而全的监督架构,而在于这个架构是否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之上。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其实质 … 在每年召开全体会议期间,一个党派、界别或30名以上委员联名对某一突出问题,如金融风险、 豆腐渣工程 、环境污染、重大责任事故等,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出询问案。询问案须在会前10天用书面形式通过政协办公厅转交政府,并说明要求政府用口头回答还是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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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建网安队又设国网办 举国体制对付悠悠之口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控进一步加强,继上个月底北京市公安局设立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后,不到一个礼拜,又成立了一个新的互联网管理机构「国家互联网管理办公室」,由曾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的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兼任办公室主任。有评论认为,北京当局成立国网办是因应茉莉花集会,加强防范民众透过网络发起群体事件、以更系统化地监控网络上的反政府活动。 中国官方新华社本周三报导称,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就设立国家因特网信息办公室发出通知。根据通知,国家因特网信息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包括,落实互联网信息传播方针政策和推动互联网信息传播法制建设,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加强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负责网络新闻业务及其它相关业务的审批和日常监管,指导有关部门做好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网络出版等网络文化领域业务布局规划。   除了在政策上加强对互联网管理外,办公室也会插手管理新闻网站的规划和实施工作,包括负责新闻网站的规划建设,组织、协调网上宣传工作,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网站,指导有关部门督促电信运营企业、接入服务企业、域名注册管理和服务机构等相关管理工作。   长期关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香港立法会信息科技委员会主席黄毓民本周三对本台表示,中国对互联网管理虽然控制严密,但管理体制却是政出多门。比如同是互联网信息内容,文字新闻类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管理,音像内容则由国家广电总局审核发牌,涉及出版则由新闻出版总署管理,网上游戏的主管机构则归文化部。公安部及国安部等则是负责打击网上犯罪等工作。   他认为,当局成立国网办,是藉此让网络管理更加系统化,以便防范民众透过这个渠道,组织反政府活动。他说:“今天有这个办公室,过去有所谓的网警,或者在维稳方面所花的钱这么多,主要也是他们(中国当局)现在了解互联网的传递讯息的重要性,现在主流媒体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可以操控的,可是在网上这些消息当局不是能够完全能操控,所以就变成很有计划、有系统或是把它制度化或行政上对互联网管理要形成一种制度去管理。”   中国内地网络活跃人士刘逸明也认为,国网办的管辖权力几乎无孔不入,不论是网站上的信息发布,或对网络新闻的业务都有权审批及监管,当局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言论。他说:“毫无疑问,会进一步加大对我们这些人的监控,而且监控也会比以前更为有效,这个机构的管辖的范围太广了,网络什么都能管。我估计还有其它部门在为他们服务,像公安部的网监呀,估计这个部门里面包括了很多部门人员在里面,比如说新闻办公室,还有公安局的网监,及宣传部门等估计都有。”   刘逸明又指,早前中东及北非多国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源头就是民众透过互联网组织,中国当局意识到互联网对其政权带来的威胁,所以赶紧成立国网办削弱民间利用互联网去传递信息的功能。   他担心,政府将赋予国网办更大的执法权力,将令更多敢言批评政府的网民,被当局以言论入罪。他表示:“这个机构一成立后肯定就会加大对网民的监控,很多网民有过激的言论就会被当局知道,很有可能这些网民就会被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罪名抓进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建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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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问题使中国农民仍然贫困

核心提示: 中国的体制存在一些因素,使得农民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上:户籍制度、税收制度和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原文作者: Tom 原文链接: http://seeingredinchina.com/2011/04/29/systemic-problems-that-keep-chinas-farmers-poor/ 译者: S.L. 校对:南山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更清晰地察看了中国农民的生活。今天,我要说说那些让农民们处于不利地位的体制因素。 在此之前,我想首先声明中国现在的发展至少是部分地建立在牺牲农村人口的利益上的。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都知道,由于毛泽东的政策而发生过令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官方说是因为气候,实际上要归咎于过于野心勃勃的农业计划和对上级处罚的恐惧)。当在乡下的农民饿死,甚至在部分地区吃人肉的同时,大多数生活在特大城市的人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并没有什么了解。   在现代,这个趋势仍在继续.其表现形式就是压榨农民来让城里人过得更舒适, 主要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户籍制度 – 中国的城市公民身份系统既独特又复杂。作为城市人口,你天生就有养老金、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以及高一点的税收。农村身份给你务农的土地(即使面积很小),却剥夺了其他很多发展的可能性。 实际上,成为“北京人”比移民国外都难。拥有北京户口要求在北京居住近 10 年,有高收入,以及一些特殊技能。农民工(以前是农民)几乎不可能拿到除家乡以外的任何城市的户口。这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社会和法律权益上产生距离。 户籍制度使得政府可以对特定人群实施社会保障措施,却把大量农村人口不排除在外。   税收制度 – 在农村,问题不是税收太高;而是太低。法律规定,政府对农村的税收只占其全部的 5% ,而且正如我们昨天看到的,农村居民几乎没有收入。所以当你只收几百美元中的 5% 作为税收,你就没有多少钱用来聘请老师,建立医院,或者建立社保体系。如果你再考虑中国的官僚制度(每 67 人养活一名政府公务员【教师不包含在内】),光 5% 的税收就能提供优质服务的可能性就显得十分可笑。 这在很多地方有两种结果: 1 )当地政府因为管理支出和形象工程而负债达数千或数百万人民币。或者, 2 )农民纳税不堪重负。关于中国税收系统在农村引发的问题,在 陈桂棣 的 《中国农民调查》 (“ Will the Boat Sink the Water ”)中有详细描述。 国家政策也加剧了这些问题。这些政策把每个城市和乡镇作为完全不同的个体区别对待。税收从乡镇流向城市再到国库,但几乎没有钱从国家政府流向那些最需要钱的地方。   对通胀的恐惧 – 当下,食品价格通胀是政府的心头大患。去年,食品价格已经上涨了超过 10% ,尽管政府已经试着阻止蔬菜和调料价格上涨。这意味着农民收入变少,同时耕地支出增加。这也意味着,城市居民受到优待,从而确保人口最多的地方的稳定,以及政府把不稳定限制在可以轻易控制的地区。 除非政府大范围地改变政策,农民的生活不会由多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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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吴敬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

于是,中国便面临两大难题:第一个问题,经济改革在世纪之交有所进展之后停顿不前, 政治改革 更是滞后,权力掌控资源的分配,缺乏制衡和监督,腐败日益猖獗,公众反应强烈。由此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这就是,由于体制性障碍未能消除,议论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 … 最令人忧虑的是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 寻租 ”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也有意误导公众,延缓改革进程,甚至假借“改革”或“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 寻租 ”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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