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感恩节前夕，是美国各种慈善活动的高潮时期。但贵州毕节5位陶姓小孩因冻饿而死于垃圾箱的“故事”，却让我这位“海外华人”心里非常郁闷。 导致几个小孩死亡的原因是多重的，比如父母弃养、亲戚及同村人的冷漠、政府没有相应的救助机制，等等。可以说，这个事件折射了中国家庭伦理溃败、政府不作为、社会道德崩溃等各种“中国病”。 如果这几个小孩在那个寒夜里，哪怕是得到一口热汤，一碗热饭，一床破被，说不定就能挺过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形成巨大反差的中国现实，让我想到了美国一个慈善组织——首都中央厨房（DC Central Kitchen）用过期食物救助穷人的故事。于是我发了一条推文： “中国大中城市有许多餐馆，每天有不少剩下的食物，是否可以由NGO搜集处理后送给流浪者与穷人？美国华盛顿有个中央厨房，专 门回收商店农场餐馆那些过期与多余的食物，经过加工后送给穷人，每天5000份。该组织负责人说，通过回收食物，中央厨房也在重建生命，受益的不仅是服务对象，还有中心的职工们（一些人曾时运不佳）”。 与其他推文相比，这条推文引起的反响并不那么热烈。有些推友认为，中国的正常食品供应都无安全保证，这种多余的食物更无法保证质量；有些人认为，连餐馆倒掉的油都被黑心商贩“再生”为地沟油牟利，哪有人愿意做这种事情？还有两位根本不想去了解美国的食品保鲜期规定，直接骂美国人歧视穷人，让穷人吃变质食品。 首先，我得解释一下美国首都中央厨房的由来及运作情况，再讨论一下中国是否有复制的可能。 首都中央厨房的创办人是罗伯特•埃格。25年前，埃格是一家夜总会的经理，某个晚上，他作为一名志愿者，为无家可归者发放食物，发现那些食品都是买来的。于是他想，他的夜总会与其它商店、餐馆扔掉了太多的很好的食物，如果能够利用这些食物，也许就能让更多的人吃得更好。不久之后，埃格创办了“首都中央厨房”。每天，“中央厨房”的冷冻货车会到餐馆、旅馆、医院、大学去，把那里的剩余食品安全地运回来，立即放进冰箱。再在次日烹调成各种营养食品，送给无家可归的穷人食用。 “中央厨房”提供烹饪课，来听课的都是失业工人、刑满释放犯、和需要找工作的年岁比较大的人。中央厨房为他们提供12个星期的工作训练，让他们学习基本技能。也接纳他们工作。“中央厨房”还欢迎志愿者参与，每年大约有8000名志愿者来帮忙。目前，中央厨房每天能够提供5000份食品给穷人。 接下来，我还得解释美国的食品安全标准。美国对食品保质期的管理有一整套规定，不同的食品有不同的保质期，有日期指南，而且严格执行。美国超市出售的食品，都有一个上架期，这个日期比保质期要短一些。如果商店卖过期食品，一经查出，只能关门。中国“三农在线”网上有篇“美国对食品保质期的管理”（http://info.food.hc360.com/2008/12/160843129390.shtml），对这一制度有相当 详细的介绍。美国人在超市买东西都很放心，而支撑商场信誉的是商家小心翼翼的管理和诚信。因此，中央厨房的过期食品，绝非中国网友所理解的变质食品。 我为什么会建议中国人用这种办法帮助穷人？这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 中国慈善事业由于政府垄断及慈善机构利益集团化，不少人已将慈善事业变成牟利工具，极易产生腐败。从“希望工程”大规模挪用善款的腐败丑闻，再到郭美美事件背后的中国红十字会，不断挑战着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人已经对慈善事业产生冷感。 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过去在国内时，每逢98洪水那类自然灾害，单位传达捐款指示时，说明贫困地区指明，不要旧衣物、旧电脑，最好是钱。开始我也不明白指定捐献项目的原因，后来通过一些事情方明白其中诀窍：香港有个慈善机构在98洪水时曾买过5000条新绒毯捐赠给湖北，后来发现全由乡镇两级干部瓜分了，有的是将家中旧物换新物，有的干脆直接分掉。这类“沙滩流水不到头”的慈善事业，在汶川地震之后，慢慢得不到中国公众响应了。 我很理解国内人不愿当冤大头的的心情，考虑到食物不同于钱及各种按贫困地区政府要求置办的新商品，产生腐败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此提这一建议。中国餐馆有卖潲水的习惯，如果政府给点免税优惠，让餐馆在将食物倒入潲水缸前分类，好点的分类装入塑料袋冷藏起来，晚上让NGO定时收集，并在城市某交通方便的公共场所开设食物发放点。 这种运作成本不要很高，关键是爱心。只要某富人愿意出一笔十来万元的启动资金，再在穷人区租一套房子，买上一个超大冰柜与几辆三轮，吸纳一些大型超市定期提供过期或者将过期的食物，招募几位专职员工与一些志愿者参与就可运作。相信媒体愿意配合宣传这样的义举。可以先在流浪者较多的城市试办，成功之后推广到全国有条件的城市。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变废为宝。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一份报告估计，每年价值1650亿美元完全能够食用的食品在家庭、餐馆和农场被扔弃。但同时有约六分之一的美国人常常缺少食物，或没有钱买食物。如果能够把食物浪费减少15%，那就相当于向2500万美国人提供食物。首都中央厨房及救世军就是用爱心，将这些过期食物变废为宝，满足了 穷人的需要。 中国的浪费也相当惊人，穷人更是比美国要多得多。只要政府给予一点政策扶持，官员不将这个领域当作寻租机会，中国民间应该还是会有人热心参与此事。毕竟，中国的富人不全是梁稳根那类只会向权力献媚的二货。 表达一点善心并非难事。每年感恩节与圣诞节期间，美国人会收到慈善组织寄来的小包装袋，里面装着一个大塑料袋，包装袋及大塑料袋上都印着该机构希望人们为他们做的事情，比如捐出旧衣物、鞋子、以及各种家里多余的用品。我通常的做法是：整理好旧衣物放入塑料袋，打电话通知他们，在约定日期将袋子放在车库门口请他们来取。我所住的小区，在行人过往之处还专门设了一个回收旧衣物鞋子及日用品的超大柜子，方便人们捐赠。 这样的项目毫无政治意图，北京应该允许中国社会复制这类项目。如果中国政府出于莫名其妙的安全考虑，不让这类NGO注册；或曰担心项目负责人将商店提供的过期食品贴上新标签异地出卖，因此宁可不做，我对此无话可说。一国政府与族群连拯救自己良心的事情都不屑于做或者做不好，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相关文章： 美国首都“中央厨房”回收食品给穷人

习近平接掌大位之后，国内外热衷于猜测习近平将带领中国走上一条什么路。 在专制国家，权力意志往往决定一切，作为国家领袖的个人性格毫无疑问对国家的命运有很大影响。有本著名的《病夫治国》，主题就是分析那些有名的独裁者的性格如何塑造其治国风格。中共第五代集体领导虽然是“七龙共治”，但其中至少有四人是以保守见长、政声欠佳的官僚，这种格局便于习近平养望行事。 据各种公开资料分析，我认为习近平治国与胡温最大的不同在于风格，不在于实质。 第一，习近平只承诺将“面包”做大一点，未承诺民主。 习近平就任后的第一番话比胡锦涛的西柏坡讲话无疑要实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教育、工作、收入、社保、医疗、生活环境等都列入“面包契约”的范围。但他只字未提到政改，也不屑于装扮成西方民主爱好者。 这与习近平务实的性格有关。习近平回忆当年时曾坦率承认，他父亲经常会让孩子们站成一列进行训话，鼓舞革命精神，他对此真是非常厌烦。因此，习近平讲话不象胡锦涛那样满纸空话，动辄鼓舞党员发扬革命精神，而是将眼光放在做大“面包”上。他也不象温家宝那样，空言自己根本不打算去追求的“普世价值”，也没打算以此为自己形象加分。因为他很了解国民性：对于90%左右的中国人来说，许诺给“面包”已经足够。 这就是浙江《今日早报》11月17日刊登解放军女兵学习十八大精神的摆拍照，报纸编辑因此受微博嘲笑，结果遭受处分的由来。习近平可能不想鼓励这种风气，以免自己留下当年胡锦涛视察“77元廉租房”那样的笑柄。这是两人风格完全不同之处。 第二，习近平没打算还权于民。 至今还没有资料显示习近平认为中国的人权有严重问题。与第三、四两代相比，习近平似乎更不在意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江泽民比较在意国际形象，因此与美国之间建立了“人权外交”模式，国内异议者与新闻出版行业的处境虽然远非“自由”，但比胡锦涛时期却宽松得多。胡锦涛统治时期，因言获罪与宗教团体受迫害者不断增多，引起国际社会不断批评，外交部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对这些批评提出“强烈抗议”。 习近平的风格与江、胡都有所不同，他会以更加抗拒的姿态对应。这有以下事例为证： 习近平全权负责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时，与周永康共同编织了以“六张网”为主干的“奥运安保模式”，对北京实行24小时全方位覆盖的严密监控，对此，国外曾因此强烈指责中国践踏人权。面对这些批评，习近平有段“精彩回应”，“别人喜欢不喜欢和我们没有关系。世界之 大，无奇不有。如果把笼子里面吵得厉害的鸟拿走的话，那笼子就不热闹了。” 2009年2月习访问墨西哥时他更是发表那番让世界吃惊的“三不”宏论：“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些话引起的非议很多，导致出现了一段政治插曲。2009年9月十七届四中全会时，按江胡接班前惯例，习近平应该在这届当选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习近平心知形势不利，很聪明地以退为进，写了一封信给胡锦涛，说 “我在中央工作的时间不长。很多业务都不太熟悉。要想做好分内工作，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我本人觉得自己还不具备负责新业务的能力和条件。”胡温商量后，同意了习近平的请求，这件事情一时间引起了一些关于习能否顺利接班的猜测。今年习近平因背伤“神隐”，也流传着一个说法，即习以撂挑子不干为手段，要求中央严惩薄熙来以绝后患。这一说法真假难明，但编此故事者很可能借鉴了2009年习近平曾以退为进撂挑子这一真实故事。 如今，习近平成了中共的“龙头老大”，他当年宣示的“三不”这类想法，很可能就会变成今后的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第三，习近平讲话明快，不惮说“No”。 理解习近平的讲话，远比理解胡温两位南辕北辙的讲话容易。胡锦涛讲话从来是不知所云，连他的“领袖理论”也在十年内至少变了三次，从履任之初的向左转（让毛左疯了一阵），到2005年提出的“以德治国”（让新儒家与旧儒家兴奋了好几年），再到其任内晚期成形的“科学发展观”，中国人已经被胡在十年变身三次的“政治理想”折腾得很疲累。再加上温相从2009年开始，由试探性的谈政改、民主名词，再到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时侃侃而谈普世价值，国人不断地上演“政改就要来了”的好梦预告。于是如我这类分析中国的作者，写作任务之一就是要告诉世人，什么是真相，什么是逗大家玩，实在很烦人。 据公开资料，习近平一般不太说那些大而无当的虚话，在做地方官时，习曾提出“不要提出过多的新见解和新创意，最重要的是行动”，“新官上任的人中很多人想给人带来新感觉，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我不这样认为。” 习近平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会直接否定。 2012年3月习近平访美，在与奥巴马秘密会见时，奥巴马向他建议，中美之间应该进行一次严肃的军方对话，习近平不假思索地、不客气地回答：NO。 综上所述，我认为，习近平没说要“政改”，人们最好就不要去自作多情地幻想习内心想政改，只是受限于江、胡两太上皇挟制而不能有所作为，至少他现在根本没在任何场合表达过这种意愿。习近平想反腐，我认为他也有诚意，但能否做到，却不是他个人意志能决定的，因为他面对的是制度性腐败，不改制度，反腐无望。 随着“面包”的匮乏与各种社会问题的增多，中国人的“明君期盼症”已经进入疲劳时期，胡温至少在这种“明君期盼”中安然渡过了5至6年。下任总理李克强做“面包”的本领未必比温家宝强多少，但其能够用来做“面包”的食材却少得多，因此，习近平能够获得的“明君期盼”，乐观估计大约能维持3年左右。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将西方民主视为“邪路”的说法，让中国人暂时对政改死了心，有人愤而批评“政改期待症是一种新型斯德哥尔摩综合并发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群体性发作一次”。但有趣的是，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政改期待症”却正在发酵，而且也是群体性的。 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的“政改期待症”有多高？请看《华尔街日报》11月12日发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这篇与“光芒四射的中国未来第一夫人彭丽媛”等多篇文章一起组成了持续的期待。 该文分析习近平将从哪里找执政灵感。先断言习不会钟情于毛泽东，再努力发掘习近平将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几个积极因素：一、在西方国家眼中，习近平比胡锦涛更有亲和力，特别是对美国。习1985年初次访美时曾在艾奥瓦州小镇Muscatine与一美国家庭同住，习的小公主目前在哈佛大学读书。二、习比胡更可爱，因其伟岸的身材、深沉圆厚的嗓音和光彩照人的妻子。三、习父习仲勋的影响。外媒一致认为习仲勋是位经济改革派和相对的政治自由派，1987年曾为当时受到批判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说话，并谴责1989年的“六四事件”。 在畅想习近平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积极因素的同时，这位评论者有意遗忘了一些重要事实：一、2008年习负责筹办北京奥运会时与周永康一起打造了“奥运安保模式”。这个模式以“六张网”全方位覆盖的严密监控而闻名，成了后来中国举办大型活动与会议必借鉴的“安保模式”；二、2009年2月习访问墨西哥时曾发表的那番宏论：“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三、2012年9月初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对毛与毛思想的推崇。 这种有意遗漏一些重要信息而过份解读一些信息的做法，充其量只是表达了作者（包括西方社会）对习近平的政改期盼。如果说《华尔街日报》这篇报导象拿着棒棒糖劝诱儿童做个“好小孩”，《经济学家》10月29日发表的“习近平：必须改变的中国人”，则是“危机劝诫说”。该文在列举了中国种种不稳定因素，如经济增长减速、社会不平等、腐败横行、环境恶化，官员对土地巧取豪夺；底层不稳定，中产阶级失望透顶，上层完全失控等等之后，发表劝诫，“如果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些不满情绪，可能会引发链式反应，最终导致社会混乱，甚至暴力革命”，因此，习近平必须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BBC与英国《卫报》最近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持这个观点。 上述盼改革的理由与国人相同。但政改期盼症产生的深层原因却并非中国人所能想得到的，比如《经济学家》担忧的理由主要是：“与一个强大的中国相比，一个虚弱、不稳定的中国会更令世界更加担忧”——这与中国多年宣传的“西方（或者美国）害怕中国强大”正好相反，倒是习近平2009年宣称“三不”才是针对西方社会这担忧而发。 国际社会为何害怕中国发生动乱？理由之一是：中国目前进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旺状态，但在世界上以投资入股、高价购买等各种方式争抢资源，向世界倾销廉价商品的同时也在输出各种不安全的劣质商品，以偷渡等方式向外输出大量移民，从事非法洗钱活动，等等都给世界造成了不安。东南亚邻国充满了中国偷渡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华人社区，这些社区的卖淫、黑社会、洗钱、毒品之害，让当地警察头痛不已。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面临同样问题。这些邻国担忧，一旦中国发生大规模动乱，中国偷渡者将会如潮水般涌至，更难应付。 美国还有一重考虑，即一个强大的中国如果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美国也许可以借助中国约束一些流氓政权。作为世界领导者的美国早就发现，目前的情况比“冷战”时期更难对付。“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这个“老大哥”在，美英法等国只需要与“老大哥”谈妥，让它约束社会主义小兄弟就行了。苏联垮台之后，西方世界曾庆祝过这个“邪恶帝国”的消失。但美国后来发现，世界上还有不少中小流氓政权在捣乱，而且缺乏一个能够对些国家施加影响的大国。再后来，美国发现中国或许可能具有这种影响力。 中国这种影响力从何而来？中国由于要对抗国际社会对其人权状态的谴责，需要与一些专制独裁国家形成联盟。加上中国还有资源需求，与这些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关系”。经济上日益富裕起来的北京政府很愿意通过援助、无息贷款这种方式与这些独裁国家结为“好朋友”。这种用金钱购买拥护的利益联合，使得中国及其“好朋友”在联合国内成功了抵制西方社会对它们的谴责及制裁。尽管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与控制力均远不如苏联当年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中国还是隐然以暴政俱乐部的“领头大哥”自居。 美国看到了中国控制力远不如前苏联，但还是希望中国能够担当这种角色，比如过去在反恐事务上，今后在北韩事务与伊朗问题上，美国都对中国抱有这类期盼，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要想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就得让中国向民主化道路迈进。这次胡锦涛宣称中国不走西方民主化道路，并将其视为“邪路”的说法，确实让西方社会很失望。但有什么办法呢？欧盟身陷经济危机不知何时解脱，美国经济还处在U型底部，如果北京坚持对内压迫人民，必然将中国引向动乱，并给世界带来不安。 习近平将带领中国走上一条什么路？世界都在看着。

10月9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受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藏人自焚保持沉默”，对中国知识分子多有批评。文章说，“中国知识分子和网上的自由派评论家对自焚事件充耳不闻一言不发，这越来越令藏人感到困惑不解；这一群体常常冒险冲破中国极权当局的束缚，积极为社会不公正发声”，“很多藏人问他们自己，为什么他们的汉族同胞对藏人的苦难无动于衷——最少，他们也无意探寻为什么这么多人采用这种恐怖的抗议方式。” 我看了该文以后感触颇多。至少就我个人而言，不应该属于这篇文章批评的对象。早在今年2月，我就在推特上表示过：以自焚这种方式表示抗议太过于悲惨，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政府施压，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如果藏人是想通过自焚这种特殊的抗争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从策略上讲，今年不是个好时机。因为美国面临总统大选，欧盟面临经济危机；加之美国还面临伊朗、叙利亚、南海争端等各种麻烦，西藏事务的急迫性不如这些国际事务。因此我建议有与国内藏人联系管道的人士（推特上有好几位），请告知国内藏胞，至少等国际形势好转时再考虑发动抗争。 结果出于我意料之外。这番短短的发言引起至少十来个人的批评，个别爱找岔的人态度还很恶劣。回复我的几十条推文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藏人自焚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注意，是根本不了解西藏宗教的人才会说得出的功利之语；藏人自焚是出于纯粹的殉道精神，并非为了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根本不会从这么功利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当时听了实在纳罕，因为就我有限的西藏知识而言，似乎没听说过这种殉教精神。但因为批评者从名字上看有汉藏两族，还有人本身就是僧侣，大都以深懂西藏宗教精神的身份在说话。鉴于支持藏人的海外汉人“藏粉”圈已经吵得昏天黑地，我不想卷入这种口舌之争，主动挂了免战牌。 在这番争论之后不久的3月，唯色与王力雄伉俪征集签名，呼吁藏人停止自焚，我立刻在上面签了名。此后推上常有人批评中国政府冷血，并抱怨国际社会冷漠，关注不够。但我再也不想参与这种讨论。因为我参加过几次汉藏交流会，很清楚地感受到，汉人异议者要么不关心这问题，假如成了关注者，那种小心翼翼之态让我看了无法承受。这一习惯如何形成，我并不清楚。我猜想推上那些推友对我的建议作功利化理解，就是这种小心翼翼对待西藏一切事务的结果。 10月23日达赖喇嘛呼吁西藏人停止自焚，我总算松了口气，心想唯色那封签名信的声音无法穿透铁幕，达赖喇嘛的声音应该有办法到达藏区，或许能阻止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再发生。 汉人“藏粉”圈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如果是因为担心别人对西藏问题不了解，我认为大可不必。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自从读过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与王力雄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之后，我找过不少相关书籍来读。据我对国内出版情况的大致了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当中愿意了解西藏的人，就会发现自己其实面临三个版本的“西藏故事”。 第一个版本是北京的“政治西藏”版本，其主诉是：中共“解放”了落后的封建农奴制西藏，让百万农奴翻身当家做主人。达赖喇嘛过去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的大奴隶主”，现在是“分裂势力”的代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西藏历史问题研究》，非常有针对性地集中论述历史上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关系，强调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认同中国大一统基础在唐时已初步奠定。 ——由于北京拥有教育与宣传领域的绝对优势，这个版本的“西藏故事”居于主流地位。 第二个版本是由报告文学与游记等构建的“文化西藏”。这些作品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问世。最初这些书中的西藏被剥离了一切政治因素，雪山、经幡、玛尼堆、藏人的好客以及对藏地风俗（包含在90年代曾被禁止书写的一妻多夫婚俗）与神秘的宗教构成西藏文化的主要元素。余纯顺的书描写作者在世界第三极探险的经历，对驴友非常有吸引力。 这类书籍当中有一本《西藏与西藏人》非常出色，其英文原本对西方世界影响甚大，作者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的沈宗濂与藏学家柳升祺。沈宗濂先生在西藏期间，研读了大量文献，进出于佛殿、寺庙、府邸、里巷，接触了西藏各阶层人士，随时记下所见所闻所思。无论从了解西藏历史、藏传佛教，还是社会风俗的角度来看，都是本值得一看的佳作。 第三个版本是一些同情藏人的汉人知识分子构建的“政治西藏”，王力雄的《天葬》是这个领域的扛鼎之作。这本书是当代汉人知识分子首次试图从藏人、藏文化的立场探索北京与西藏的关系之来龙去脉。由于这本书的观念与北京版本相左，至今只能在海外出版。对于只熟悉中共版本的政治西藏、文化西藏的中国人来说，在了解达兰萨拉版本“西藏故事”之前，《天葬》已达到他们能够接受的极限了。力雄的夫人唯色是藏人，因她的特殊身份一直在自觉承担向汉人世界解说西藏苦难的责任。她开设的网站“看不见的西藏”，是一个汉人了解西藏的重要窗口。现居纽约的李江琳女士近年出版了《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她在考察了大量文献资料并详加对比之后，以追溯达赖喇嘛为何出走为主线，再现了1950年代那段血与火的西藏历史。 在汉人了解的这三个版本之外，“西藏故事”还有一个“达兰萨拉版本”，由于文字等原因，一般汉人很少了解这个版本。 写了这么多，想说明的是，汉人要了解西藏已经不缺中文书籍。自从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在世界各地遭受藏人抗议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也不缺乏了解的愿望。真正的门槛不仅仅在于中国政府的设限，还有汉人“藏粉”圈的自我设限。 用个通俗点的比喻，在中国，已经有大量的音乐舞蹈表现“文化西藏”，表现形式不一，有“舞神”杨丽萍精心打造的藏族原生态歌舞乐《藏谜》，其中《荷花度母》一节美轮美奂；也有朱哲琴的《阿姐鼓》。估计海外的汉人藏粉看了《荷花度母》不会有什么意见，但对朱哲琴的《阿姐鼓》一定会深恶痛绝。 就西藏问题发言，我不止文中所述这段推特经历。我想，作为一位汉族知识分子，我应该充分尊重藏人的愿望与自主选择，只要能够保住西藏的生态环境，能够保有藏人本族的精英，无论西藏将来是独立还是自治（哪怕这过程是中共政权崩溃后被动发生），他们就有了重建西藏社会的生态资源与人力资源。要我就自焚问题发言，我只能赞同达赖喇嘛与唯色女士的呼吁，但要我鼓励藏人发挥这种殉道精神，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