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最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通过各种管道释放出来，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方面的，甚至就连西方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肮脏合作由成功到失败，无一不被拿出来晾晒，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意味着中国的国家信用正在崩塌。 政治上的不信任可以用谷开来案开审后的国际反应裁量。由于本案件从涉案人到消息的披露都高度国际化，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政府如何处理这起棘手大案，并希望通过该案件测度中国的法治建设水平。结果人们只看到“指定管辖、指定律师、指定旁听、指定结果”的审判秀。除了有第三方介入杀人、用什么药毒死海伍德说法矛盾之外，庭审甚至对谷开来杀死海伍德的动机都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反而留下种种悬疑。 英国《每日电讯报》对这场审判的透明与公正表示彻底的怀疑。8月12日在“谷开来供述最终章中耸人听闻的传奇，疑问依然存在”中指出，有消息来源告知，谷开来的审判经过事先反覆排练，甚至有中共官员扮演参加旁听的英国外交官。曾被外国人相信、美国还掏了大把美元推进中国的“依法治国”幻梦，本就已经让不少参与者怀疑，这次审判可以说给了这个幻梦最后一击。 怀疑者将这种不信任扩及外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高官的关系——这曾经是外国商人认为适应中国制度环境最应该建立的关系。他们认为海伍德被毒死，对于外国投资者前往中国做生意是一个严重警告。仿佛是为这种担心做注脚，英国的《独立报》与美国的《纽约时报》不约而同地报道美国司法部调查美国赌博业巨头谢尔顿•艾德森控制的金沙集团在华行贿案。该调查揭示了中国政治和商业利益相互纠缠，错综复杂的阴暗组合。并且指出一个事实：这种阴暗组合关系很难善终。比如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会因为金沙的子公司涉嫌各种违规行为而对其展开调查，其中包括资金用途与向官方申报的用途不符（其实这种情况很普遍，双方关系好时，中国官方对此假作不见）。文件显示，中国商务部和法院冻结了金沙一些子公司的银行账户及其公司注册。 在这种氛围下举办的伦敦奥运，中国运动员受到很多质疑。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日刊登Brendan O’Neill的评论文章“为何我们英国人将中国运动员视为骗子、怪物机器人？”提到在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因被认定故意输球而被取消比赛资格后，英国媒体涌起一波波兴高采烈的热潮，他们认为这件事证明了中国人是鬼鬼祟祟的骗子，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知道什么是公平竞争。 最能标明中国国家诚信受到深度怀疑的是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怀疑。尽管这一怀疑过去也常有冒泡，但并未形成共识。即使在2010年维基解密曝光了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密电，披露2007年3月12日，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曾到美国大使官邸与大使共进晚餐，当时李说：中国的GDP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他说，在评估辽宁的经济时，他侧重于三个数字：1、电力消耗，2、铁路货运量，3、发放的贷款金额。但即使如此，海外不少经济分析师还是有意忽视这条消息。但最近这种怀疑已经扩散到经济领域。《纽约时报》6月22日一篇报道称，地方政府要求中国的发电厂管理人员在发电量数据上造假，不让中央如实了解经济减缓的程度。2012年7月25日，一篇“不再相信中国领导人的4个原因”广为流传，其中提到，“一涉及到经济运行问题，我们认为不能再相信中国领导人”。 《华尔街日报》最近终于无法忍受，直接去信给中南海，称“从坚信中国陷入熊市的人到看好中国的投资银行分析师，每个人都怀疑经济增长率是否低于官方统计数据”，因此，他们要求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 似乎上述所有怀疑还不够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怀疑，8月15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经济系教授彼得•那法若（Peter Navarro）完成的《致命中国》记录片在洛杉矶首映。这部影片全长80分钟，结合访谈和调查报告，揭露中国当局漠视人权，纵容黑心食品和山寨商品横行，以及美中贸易逆差恶化，为中国百姓和整个世界带来致命危机。 从2001年开始的“中国热”，到2005年高调宣扬“中国和平崛起”，伴之以乔舒亚•雷默鼓吹“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再到今天中国的国家信用被外部观察者从政治上、经济上、伦理上全面怀疑。国家信用毁损到这地步，究竟是谁之罪？ 我认为，还是应该埋怨中国政府（也包括那些代表中国与外国打交道的政商界人士）自身。 西方国家自90年代末期开始，直至2009年为止，主流态度是很愿意相信中国，许多国家包括法国在内甚至希望中国强大，以牵制美国。间中会有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对中国的怀疑，2001年8月《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一则题为“骗子共和国”的报道，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如何沦落为“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首度对中国人的诚信表示质疑。香港科技大学教授Carsten A. Holz 写了一篇“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发表于《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不无痛切地检讨了China Scholars为了取悦于中国政府，得到各种各样的研究机会与资料，“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讨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报告某些事实或者忽略某些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讲授什么以及如何讲授。”他列举了一长串事实，触痛了他的同行。这篇文章理所当然受到冷遇。 美国总统林肯有段名言遐迩皆知：“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是你无法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北京政府的诚信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怀疑，足以证明一点：撒谎造谣是道义上自取灭亡，它最终将导致政治上的灭亡。

谷开来与王立军相继受审，外媒最希望看到的是薄熙来在此案中涉入多深、谷开来如何通过海伍德等人转移高达6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接下来还能看到中共当局追查这60亿美元来源之不正当，并以贪腐罪惩罚政治失败者薄熙来，因为这是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预留的“三张网”之一。 但是所有媒体统统失望了，大批国际媒体——包括赫赫有名的《华盛顿邮报》、《时代》杂志等美国媒体记者赶到安徽合肥后，仅能在法庭外观察。外媒认为，全案缺乏阳光。庭审结果只让这个案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连海伍德究竟是死于谷开来之手，还是另有更神秘的第三者杀手；以及海伍德被灌食的毒药是“毒鼠强”还是“氰化钾”，都留下了种种悬疑。以至于网站上现在流言四起，说代替谷开来受审的是山东廊坊女子赵天韶。王立军的庭审因涉及“国家机密”，对外完全不公开，连悬疑的可能都没为外界留下。 中国律师毕竟比外媒及外国法律专家更了解中国的现实。维权律师刘晓原8月9日在推特上就谈到： “谷开来杀人案开庭，这是一起‘三指案’。所谓‘三指’是指，指定管辖、指定律师、指定旁听”，“如果不指定结果，应该不会开审”，说白了，国内司法界人士知道此案必成“四指案”。 谷开来案审判的最大看点，其实是一直被视为该案的背后主角薄熙来从案件中被切割开，无论在9日开审的谷开来案及10日开审的重庆四警官案中，都未见被告人有只言片语涉及薄督。8月13日开审的王立军案，虽然外界无从得窥究竟，但按照该戏剧原定剧本的逻辑，已经审过的两起案子与薄已经切割开，第三起再将其联系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剧本并非出自一派之手。 这即意味着，今年3月中旬薄王案发后，胡温习等中共高层为薄熙来预留的“三张网”：路线斗争、政治错误（即腐败）、刑事犯罪，没有一张网罩住了薄熙来。这当然并非薄本人有了不得的势力，而是胡温的政治对手（中央B）势力太大，多方掣肘，终于成功地迫使胡代表的中央A将薄熙来从谷开来等案中切割开。 从结果看，这是中央A与中央B妥协的结果。一些中国国内的政治动态可作为佐证。 第一，就在谷开来案预定开审的前一天，由退休老部级干部马宾、李成瑞等领衔、1,644人联署一封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坚决要求罢免温家宝的职务。其理由是：温家宝“在任期内充当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犯有违反宪法、全力推行私有化、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错误与罪行”：“事实说明：温家宝已经成为全盘西化派在中央顶层的代表人物，成为名副其实的内奸，是国家当前最不安定的因素”。有趣的是，日本共同社、读卖新闻于8月8日的报道中引述保守派人士的话说，“信中还要求宽大处理薄熙来”。但我查同日博讯登载的“‘乌有之乡’闹翻案， 1,644人署名坚决要求罢免温家宝”，却未见此说。 ——要求罢免温家宝的方式，实是“围魏救赵”之计。但此事表明，经济与资源上主张公有、权力上主张党有（即利益集团私有）这种左派主张在中共党内大有市场。左派、新左派不满的不是现体制，尽管这种体制是他们批评的腐败根源与政府无责任的渊薮；他们真正反对的是自身在这一体制中的边缘化。至于将中国私有化的罪魁祸首归于温家宝而非邓小平，是因为温家宝今年3月14日在记者会上谈到“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肃清”，指北京与薄熙来的斗争属于“文革”与“改革开放”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第二，原来通过多种渠道放风，称谷开来通过海伍德等转出去的60亿美元巨款消失了，只剩下一项海伍德想得到的工程项目中介费，而且是受多种因素干扰未能成功的项目中介费。从法庭陈述来看，全是海伍德的贪心与行事不当（比如威胁薄瓜瓜人身安全）成为惹祸之由，谷开来是爱子心切才铤而走险。此前谷开来据说在伦敦购买的两处价值200万英镑的豪宅，现在也被英国《金融时报》证实，是由谷开来大姐谷望江出资购买的，虽然该报怀疑谷望江可能代表谷开来持有股份，但至少没有获得直接证据可资证明。 ——这意味着薄熙来原来面临的“腐败”指控很难成立，至少在中国贪腐成风的政治环境下这两处由亲戚馈赠的房产还不能证明薄犯有腐败等“严重政治错误”。 第三，胡对军内的控制力较弱，这有两点佐证：一是“八一建军节”那天，《解放军报》发表“永远的军魂，永久的忠诚”，令人惊讶地谈到：“在我军历史上，不管形势多么险恶，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投敌叛变；无论野心家多么狡诈，从来没人能够利用军队实现个人阴谋。”按照中国人从字里行间读报的习惯，这话的意思是说，军内确实曾有人想利用军队（而且是成建制的）实现个人阴谋，只是没有成功而已。二是《纽约时报》8月8日刊文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上将今年上半年在一个节日酒会上借酒泄怒，公开表示没有将其提升进入中央军委是不识时务的做法，这一举动导致胡锦涛愤然离场。联想到《解放军报》6月19日发表“军队干部要避免亚忠诚，政治上要清醒”，意在敲打那些不太听话的将领，可知胡在军中影响力与其地位应有的权力名不符实。 从这两次审判的结果来看，薄熙来已暂时从中央A为其预留的三条罪名下逃遁，剩下的就是用党纪、政纪等处分裁量了。以谷开来案审判的结果来看，胡锦涛与其政治对手只打了一个平手。考虑到胡拥有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等三个“一哥”身份，平局实际意味着输了一着。况且，中央A为谷开来指定的辩护团队在庭辩时称，此次杀人案有“神秘的第三方”介入，法庭说“谷开来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又可以看到中央A对放薄一马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为此案留了一个口子，当作手中留用的“王牌”。 下一轮博弈将以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常委、副主席宝座为标的物展开逐鹿之战。谁胜谁负，因为都是台底的拳脚，不到最后揭盅，很难预估。至于薄最后是否能够“王者归来”，那得看十八大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

最近，沈阳商铺为避免工商部门以查假货为名重罚而集体歇业的消息席卷了中国网络，推根溯源，都是中国经济下行、各地“税收增速回落”、财政告急惹的祸。 话说这税收增速回落，并非税收总额下降，只是增长速度没达到政府要求的标准。用老百姓都懂的大白话来说，就是今年政府预定要吃的蛋糕尺寸减少，部分预算中想用的钱没了着落。这事如果搁在民主国家政府的头上，通行的办法大概就是节支，实在熬不过就裁员减薪，砸掉部分公务员的“铁饭碗”。因为在民主国家，政府不能任意加税，得通过议会讨论再三并批准方可。即使是富甲天下的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不少州政府面临财政困难，也得节支、裁员减薪，联邦政府甚至因财政问题面临险些被“关门”之灾。 但中国政府却不同，莫说要政府裁员减薪，就是减少“三公消费”这种政府自个多次承诺要削减的奢侈性消费，那也是困难重重。原因无他，因为不仅中央政府可以随意加税，地方政府乱收费更是花样翻新。采取“杀鸡取卵”办法以增加税收的不止沈阳一地。早在7月份，中国各地政府因财政告急，各出奇招突击增收。被媒体报道的就有如下数地政府： 6月6日至28日，甘肃省永登县地税局突击收税，20余天增加税收6448万元。该县上半年的各项税收收入20203万元，短短20天，征了上半年32%的税。永登县地税局因此“一举成名”。 有的地方税收不足，则以乱收费补。例如，云南省弥勒县公安局13个派出所今年成立了交警中队，对无牌无证和乱停乱放车辆加大处罚力度。一些市县面对“税收增速回落”，则开挖“天然蓄水池”——即企业往年的欠税和一些政府认为原本可收可不收的“弹性空间”都“开发”出来。比如重庆市大渡口区地税局就很善于清理欠税，据该局文件称，在欠税追缴工作中，通过欠税公告、约谈、采取强制措施等方式，累计追缴以前年度欠税3744万元。 还有一种最具争议性的做法，就是“预缴”。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湖南某地就到企业查账，让企业把未来的所得税“预缴”上来，而实际上一些企业近几年都没有盈利，根据法律它们并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不过，这种预征并非湖南首创。2011年1月6日《羊城晚报》曾报导过一条消息：山东德州市临邑县南鑫世纪城的业主们接到开发商的通知，称如果要领钥匙，需要一次性交齐30年的卫生费，每户每月5元，共计1800元。该县政府2009年6月11日下发的“红头文件”规定，预收30年的一次性终身城市垃圾处理费，即将卫生费收到2039年6月11日。政府每五年换届，临邑县本届政府等于替今后6届政府代劳征收并代用了此项卫生费。 一向被视为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那干瘪的钱包也被一些地方政府盯上。安徽合肥市地税局规定，从10月1日开始，该市包括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及其他工程作业在内的建筑安装业的农民工也需要缴纳个税。 从以上措施来看，中国税务人员罗掘税收的智慧不拿个世界第一，还真是屈才了。经过今年这一轮努力，中国冲上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第一名应该大有希望，福布斯杂志曾推出《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那一年，排名第一的是法国，但说起来法国人不算冤，因为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法国虽然没实现空想共产主义法国始祖圣西门憧憬的“共产主义”，但人人得享高福利，高税收就算是为全民福利买单。但中国人呢，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世界第二，但除了党政事业机关与大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之外，人民基本无福利。没有福利还要缴纳如此高的税收，就实在有点冤枉。 但还是那句话，世上没有免费午餐。中国政府在享受高税收支撑的“政府繁荣”之时，得考虑一下税负高低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财政税负的历史，不但使人们能够洞察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还能洞察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他认为：“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财政政策的危机。” 重税往往是乱世之兆。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几乎都循着以下规律：立国之初，谨记前朝教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人民安居乐业，朝廷府库充盈，乃有盛世，如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盛世过后，统治者淡忘前朝覆亡教训，奢靡之风日盛，官府消耗猛增，加重税收，人民开始不堪重负，社会动乱日起。统治阶级穷奢极欲难扼，横征暴敛继续，民不聊生起而反抗，“维稳开支”日益庞大，最后税收枯竭，直至灭亡。至于预征税收，则是内乱蜂起、外敌入侵之时，比如明末崇祯年间为了筹军饷而明末加派除辽饷——辽东军事是对付关外崛起的满清，相当于今天中国政府的军费；剿饷、练饷——这两者是用于对付本国起义的农民军，相当于今天的“维稳费用”。人们总结明亡之教训，其税收过重导致压榨过度是主要原因。 可以说，税负之松紧，不但预示着王朝兴衰，还标识着人民的苦乐。今天中国财富分配本就严重失衡，高房价与医疗、教育费用过高，本就迫使大部分人民不得不压缩正常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如果再加重税负，只能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如此下去，前景不问可知。

埃及大选刚刚结束，看到广场上民众在跳舞欢唱的情景，我不由得想起中国。201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大事件，正从不同的方向指示着中国的未来：从目前这种溃而不崩状态走向沙砾化。 “溃而不崩”一词，我早在2003年《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及前景》一文中指出，意味着社会溃败在道德、政治、环境生态等各个层面都在发生，但还剩下政治强权这一整合功能。政治强权有如建筑材料中的劣质水泥，对一盘散沙式的社会成员即 “砂砾”起粘合作用。所谓“砂砾化”，就是社会在缺乏自组织能力的情况下，先面临道德秩序之崩解，继而在强权日渐瓦解（即政府的政治凝聚力与组织力逐渐丧失）时的无序状态。它不同于孙立平曾说过的“碎片化”，因为在“碎片化”的状态下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地方（大的碎片）有自组织能力，有社会重建所必须的环境支撑力。但只要中共还能将这种溃而不崩的局面维持五到十年，并竭尽全力将中国民间的一切自组织力量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国的结局只能走向砂砾化。 一、薄熙来事件显示中国政治精英集团缺乏凝聚力 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无异于分茅裂土的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上向天子权威挑战，这说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严重弱化；处理薄案过程中的高开低走，从以路线斗争开局到以薄妻谷开来杀人为名定罪，说明形式上的最高权威胡锦涛受到各方势力掣肘；权斗方式前所未有的怪异，除了高层内部过招之外，还得通过各类外媒轮流放风向党内高层的对手施加压力；制度资源上处于下风的周永康在河南未当选十八大党代表，却在新疆怪异当选。以上种种说明，胡锦涛这位总书记在中共高层中缺乏凝聚力，政治局九常委不仅各有盘算，也各有自己的“政治领地”。 权力斗争只会有两种结局：1、将一方斗垮，清除异己，形成新的凝聚力，通过政治组织重构变得强大；2，双方平手，这种情况下的和局只是暂时的，斗争还会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展开。目前占尽制度资源优势的胡温，如果联起手来还不能清除异己，十八大之后高层的权力斗争会继续下去，而且很可能不在制度框架内进行。这种情况会加深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但由于中国民间自组织力量非常弱小，无论是主张渐进改革者还是主张革命者，都未准备好，中共高层的矛盾与内斗并不意味着在野者的机会。 二、“弃船意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共识 多项调查表明，中国60%的经济精英已经或正在办理移民。在政治精英内部，“裸官”现象获高度认同。2010年是中共政府宣示的“痛治裸官年”。那一年的 2月22日，国家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的工作重点被提出。3月召开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公开向媒体披露：从1995年到2005年，中国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5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颁布施行。广东、湖南、深圳等地也装模作样地颁布了类似规定，比如配偶子女定居国外的官员不许再在机构中担任一把手之类。但到了今年2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法治蓝皮书》，其中的分报告《“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指出，有 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在“两会”上，作为2010年“两会”最大成果的“痛治裸官”议题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官员群体对“裸官”现象的高度认同，源于其深刻的政治危机感，也说明“弃船意识” 已成为官僚集团的共识。中国近年的所谓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金（地下矿产）、木（森林）、水（河流湖泊）、土（土地）不是被掏空、砍光，就是被严重污染，换来的金钱主要集中在5%的权贵富人手中。如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都争相移居海外，数年后，中国可能只剩下满目疮痍的破碎山河与遍地穷人。 三、政府对发展经济已经黔驴技穷 如果还有人寄希望于政府救经济，不是蠢到家，就是在帮助政府骗人。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的坏消息接踵而来，即使一些平常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的人现在也开始担忧。为了拯救经济，国家发改委悄悄批项目，重拾2009年政府投资之故智。 中共政府2009年投入五万亿（加上地方债务20万亿）拯救经济，并未将中国经济带出低谷，反而造成一系列问题。因为由政府扩大货币供给造成人为的经济扩张，短期内可以降低失业率，增加产出，但这个过程是不可持续的，从而这种繁荣也是不可持续的。我在“公共投资的悲剧”一文中已经指出，政府投资（即公共投资）过度扩张，除了给官员们提供一轮疯狂洗掠的机会，还会导致产业结构更加扭曲。2009年政府投资的严重后果是由全民买单，中国人不得不承担更重的税负、持续的高通胀与世界上最昂贵的房价。今年的2.0版4万亿走的不过是2009年老路，当然不可能成功。经济发展一旦停滞，中共政府将失去稳定社会的最后一张王牌，既无法稳定社会，也将丧失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最后一点凝聚力。 四、西藏、香港的社会怨恨日积，离心趋势日强 北京对西藏宗教文化与语言的压迫，是2009年以来37位藏人自焚事件的根本原因。西藏人自己总结说：“虽然每个例子都有不同的导火线，但基础是一样的：当对自由的挣扎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们选择以死亡抗议中共政府对藏人精神自由的压迫。” 香港人对北京政府的不满近年来与日俱增。政治上，北京不断加深对香港政治的干预，导致香港大陆化现象日益严重，言论自由渐失，集会自由受到警方严重干预，香港行政当局对北京弯腰的姿态越来越低。经济上香港情况也日益恶化。自 2009年以来，香港失业率与房价同时飚升，随着房价上涨，贫富差距拉大，香港700万人当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家庭仍生活在相对贫困中，香港已成为亚洲发达经济体中贫富差距最大的一个。一连串官商勾结丑闻成为不满情绪的催化剂。从去年港大民调表示不愿做中国人，直到今年与大陆人发生冲突唱蝗虫歌，再到今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3周年抗议，最后演化成对湖南邵阳六四民运人士李旺阳被自杀事件的抗议。李旺阳这位此前不太有名的异议人士能牵动一场香港的政治风暴，完全是香港多年不满北京控制香港导致香港大陆化的一次总爆发。 新疆维吾尔族的反抗与上述两地抗议的同时发生，无论是对腹地还是对边陲，北京都已丧失政治向心力与凝聚力，只剩下暴力维稳手段。不可能设想，当暴力手段难以为继之时，这些地区还愿意留在中国这个“国家共同体”内。 五、中共政府已经放弃对社会的正常管理 由于食品安全与环境安全是所有社会成员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共政府以前至少在口头上还表示要尽责，但今年对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却以一种非常怪诞的方式应对这些问题。引起国际社会哂笑的就是今年6月初中国当局要求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停止发布驻地的空气污染监测结果，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如果说这一干涉内政的抗议在国际媒体间造成逗乐效应，我却看到另一危险信号：即中共政府已经不再有履行任何政府正常职能的愿望，只剩下维持（暴力维稳）与粉饰（控制言论并将范围扩大到外国）这两大功能。 按照目前这样的走势，中共这种自利型政权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长期维持。但一个社会要通向民主化，必须依赖政治共识、民族认同、对道德秩序的共识，还要有一个为社会共同承认的精英群体领导这一过程。目前中国有精英群体，但却不为社会共同承认。其他三个基本元素的重构可能还看不到，如果中国的知识人坚持 “不冒犯官方意识形态，不挑战官方的政治正确，不挑战官方的合法性”，维权者坚持“中央政府好，地方政府坏”，自由与民主不会从天而降。 这种情况下，还能代替文官政府管理社会的，必然是军政府或军人政府。他们离权力最近，也最可能充当一个“砂砾化”社会的强力粘合剂。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1期   2012年6月28日）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YM’S BLOG http://briteming.blogspot.de/2012/07/2012.html

最近，中国经济最热闹的话题就是地方版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出台。从其功能来说，当然是中央2.0版刺激经济计划的替代品。 先介绍一下中央2.0版刺激经济计划为何无疾而终。自今年5月下旬以来，一直在悄悄推进的中央级2.0版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曝光，发改委1至5月批项目9000个左右，此举遭到国内各方激烈批评。由于2009版5万亿刺激经济留下的恶果太多，诸如产能过剩、导致经济结构更加扭曲、造成巨大的地方债务泥潭，由此引起的高通胀与高房价让百姓“买单”等等，中央政府无辞可辩，只好刹车。一些已获批准的项目因为无资金投入，也暂时偃旗息鼓，其中在发改委门前亲吻公文而彰显大名、据说投资达700亿的湛江钢铁项目，在6月份轰轰烈烈开工，但目前又归于沉寂。这个经两级地方政府斡旋与奔走34年而获审批的项目，看来暂时搁浅。 既然从中央政府的口袋里掏不出钱，多年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囊中吃紧，各地政府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据媒体报道，在“稳增长”口号下，中国地方版超4万亿投资计划有如井喷，宁波、南京、长沙等地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地方政策。其中，7月16日，浙江省宁波市打响了全国刺激经济政策的第一枪，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26条新政内容涉及清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要素保障、营造氛围等六个方面。紧接着湖南长沙出台超过8000亿元的投资计划，预计未来五年每年投资额在1600亿元左右。据说贵州或将出台3万亿元发展规划，拟于8月份公布。 近两年地方政府遭遇财政困局，规模如此宏大的投资，地方政府的资金从何筹来？当然不可能用财政收入投资，因为雄心勃勃的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长沙市2011年全年地方财政收入也只有668.11亿元，因此，地方政府必须想法筹钱。 　 从中国的现状来看，筹措如此多的资金，无非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一是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二是发行地方债券；三是招商引资。但仔细分析这三种途径，都不具备现实可行性。而且这种筹措资金的方式，也是2009版刺激经济计划的老招数，2009年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融资平台，总共投入据说20万亿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发行地方债券目前还只限上海、广州、深圳等少数几地，至于招商引资，目前正好是外资相继撤离，国内资金外流也很严重，据外汇管理局数据，第二季度境内流出资金高达714亿美元。 从后果来看，今年地方版的4万亿只会是穿新鞋，走老路，带来性质相同但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扭曲产业结构，加剧通胀等。近十余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货币化，据渣打银行前些时发布的报告，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存量高达13.8万亿美元，是全球第一货币大国。 中国到底超发了多少以下数据可供参考：1、中国货币发行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近十年中国的M2增速平均是18%，而GDP是9.5%；2、截止2011年底，中国M2与GDP比值为1.89倍。其结果是“票子毛了”，人民币购买力快速下降，中国陷入持续的高通胀状态，中国人民以居于世界低水平行列的收入，却承受着高物价与全世界最高的房价。 因此，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警惕地方政府在“稳增长”旗号的掩护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并让全国人民分摊通胀后果。 中国经济无论从资源配置、经济结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社会分配等各方面来说，都称得上“病入膏肓”，依靠加大政府投资，连短期效益都已经不容易取得。在此情况下，要想让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政府还是应减少干预，以引导为主，给企业减税，扶持公平竞争环境（完全竞争市场），这样才能让企业这一市场主体获得活力，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动力。只有这样，北京政府才能让欧美等国愿意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2、改善收入分配，涵育本国民众的消费能力。中国人的收入差距过大，财富分布极不均衡。基尼系数早已经超过0.47，今年中国有个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也承认中国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在社会成员当中有70%左右仅能维持温饱型生活，85%%的社会成员终生劳碌就为一套房，所谓内需是无法拉动的。因此中国的消费率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7%。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虽然显示消费拉动6.2个百分点，达到了自1994年以来最强劲的状态，但这消费却不是“居民消费”在增加，而是“政府消费”在上升，政府消费在消费总额中占了30%左右。 总的来看，地方版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无异于饮鸩止渴，于国于民均有害，唯一的获利者群体是数量不小的各地参与项目的官员：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所有公共投资都象一架生产贿赂的巨大机器。2009年政府投入天量货币刺激经济之举，造就了动辄数亿乃至几十亿的巨贪。 理解这一点，就理解为何2009年刺激经济的恶劣后果还未消化，各地政府又踊跃推出地方版4万亿，因为那是贪官们的印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