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作者：何清涟 今年2月以来，由于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出事，有关“太子党”接班还是平民出身的高干继续当政，再次成了一个似乎与中国前途相关的大问题。海外中文媒体上各种貌似“中南海快讯”的说法除了将水搅得更浑之外，争论双方努力给受众一种印象：自己不赞成某派的原因，是因为某一派当政，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两派药方均相似，药罐注水人不同 由于“太子党”中的一支——“文革”时期的老红卫兵曾拟过一副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强调“血统论”是决定中国人政治地位的唯一因素，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太子党们利用父辈权势经商的事情屡有所闻，知识阶层（包括我本人在内）对“太子党”问政大都抱持不欢迎态度（有少数欢迎者写文章鼓吹太子党们的政治经验适宜当政）。 但世界上有些事情看似有理，其实却经不起推敲深究。我静下来思考了一下“太子党”当政或者“平民派”当政于中国前途的影响，结果发现一个惊人的结果，即对于中国民众（包括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而言，不管是平民出身的官僚当政，还是“太子党”当政，其境遇似乎与中国成语“换汤不换药”类似，比如延安儿女那篇“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就认为病根不是中共一党专政，只要“在原有各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的盘子上增加百分之二十的直选党代表”，这20%的党代表主要由一些倡导红色文化的社会团体（亦即已经边缘化的红二代中产生），就可以解决腐败问题。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派别之争闹腾得动静挺大，但各派认为包医百病的药材还是那几味，只是往药罐里注水的人不同而已。所以这是一个没有讨论价值的伪问题。 这两者当政何者有利于百姓，主要看三点：经济主张、政治主张以及两大群体的清廉程度。都说中国人吃饱饭就不会有更多的要求，此处就先来看看两派的经济主张及实践。 “平民派”执政实绩与“太子党”的经济主张 第三、四代领导集体主要是平民出身（不属于高层权贵集团的即为“平民”），按道理应该懂得民生的重要性。但中国民众这些年不仅没有随着GDP总量的增长而获得福利的增长，反而被住房、医疗、教育三大保险压迫得喘不过气，找工作难，最后沦落到喝口干净水、吃口安全食物、呼吸清洁空气都困难。失地农民与城市拆迁户自焚反抗都没能为家属保住那点可怜的生存资源，最后全国人民还要为政府超发货币引起的通胀买单。从民生日趋艰难这点，可见当政者是否考虑老百姓的福祉，与其出身平民或者权贵并无多大关系。正好比前总理朱镕基当年曾因言论出格年纪轻轻被打成右派，但他当政后却从未反对过中共因言获罪的做法，也未因此给当年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右派们什么优惠一样。 “太子党”当政是否会更关注民生？目前只有“重庆模式”可以做为实例，对这个模式的评价趋于两极化。且抛开我个人对其好恶不言，这模式本身并无长远实施的可能。因为用来“唱红”的经费来自于“打黑”，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及经济增长却无法依靠“唱红”实现。因此“重庆模式”只能做为薄督“问鼎”的敲门砖。至于薄督主张“分蛋糕”先于“做蛋糕”，纯属扯淡。做不出“蛋糕”，纸面上的完美分配纯粹是空中楼阁。依靠“打黑”抢来的那几块蛋糕实现公平分配，就好比当年中共土地改革，将地主老财家的土地钱财分光用光，也没法让绝大多数农民脱贫致富。至于那些准备在十八大以后实行新政的太子党们并无公开的政纲，硬要说有，只能将刘源派“智囊”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算上，这主张实际上就是坚持国家垄断资源与一些重要经济领域，但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民生也就是让老百姓有口饭吃而已，与现状并无实质差别。 中共党内各派的共同纲领：强化中共一党专政 再看政治主张。第三、四代平民出身的领导人的执政主张，中国人已经领教了20余年。江泽民统治时期，中共并未大张旗鼓地批判西方民主制度，这一做法让国际社会多少保持了一点幻想，以为经济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媒体市场化最终将给中国带来言论自由，乡村基层选举是全民选举的开幕式。到了胡温时期，中共在政治上向左回归，并将“保证中共执政权”上升为要求他国必须尊重的“国家核心利益”。如果说此时人们还舍不得丢弃最后一点幻想，201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示“五不搞”这一政治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后，中国人进入了政治上的无梦时代。 “太子党”们的政治主张是否不同于平民出身的高层官僚？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明确表示对“文革”的向往，说明他不仅崇拜中共的一党专制，而且崇拜无法无天、毫无规则的专制。而刘源派“太子党”智囊张木生力主的“新民主主义”，其第一要义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第三、四代的政治原则并无区别。 不少人认为“太子党”有民主思想的色彩，对现实持批判态度。其中作为代表人物屡被提及的是军队少壮派刘亚洲少将。2004年有王怡发表文章，从去年开始又有钱理群的文章“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 （2月19日由香港《成报》发表），两人的论证依据主要是刘亚洲曾写过一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的文章。可惜的是，这篇被用来作为论证刘亚洲敢言、有民主思想的文章并非刘亚洲写的，而是我的一篇旧文，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第1期（总第76期）的卷首。其来龙去脉我已经写在“介绍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并厘清一段文字公案”一文里，有兴趣者请去阅读。所以，如果还有人想论证太子党有民主思想且对现实持批判态度，还得另找依据，用我那篇“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是绝对不行的，因为那是我的思想。 最后说到在以权谋私与贪污腐败方面，“平民党”与“太子党”之间是否有区别。在这方面还真是找不到什么不同点，两者都贪腐，只是方法不同。有关高干子弟利用父辈资源致富的登龙术，一直是北京不能控制的海外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英国《金融时报》那篇“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就很有看头。有个数据流传很广，即亿万富翁中有91%是高干子弟。而从底层升上来的“平民党”官员之贪腐程度也未遑多让，一些小小的县级国土局长一捞就好几亿。去年最引人注目的铁道部贪腐案中的刘志军与张曙光，均是平民出身。其中张曙光居然竟能下手攫取28亿美元巨款；2008年倒台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大法官黄松有还是苦孩子出身，其性生活上的龌龊程度更与其头上那顶法学家帽子“相映生辉”。 综上所述，只要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这缸污水还在，任何人上台当政都不是平民的福音。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只是解决他们自家内部人谁掌权的问题。所以，在公共政治领域，与其讨论中共内部“太子党”与“平民派”的格斗，还不如讨论在中国如何建立制约政治权力、尊重人民权利的民主制度，因为这远比讨论中共派系斗争中谁上台当政更重要。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2年 2月 14日 编辑手记：习近平访美 记者: 丁力 | 华盛顿 最近美中关系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美国之音中文部大力报道，具有全程、现场、多样、原汁原味的特点。 我们兵分几路，习近平所到之处：我们尽量派人去现场采访，或者搜集来自权威渠道的信息。 关于习近平和奥巴马的白宫会晤，我们有文字报道《 习近平访白宫 奥巴马强调经济和人权规则 》，其中有两篇文章，也有10分钟的中英文现场视频。 我们还有美国国务院为习近平一行举办的午餐会的视频，比较热闹。 除了报道宾主双方的活动和言论之外，我们也报道那些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政见的美国议员和各路示威抗议者。例如沃尔夫等5位美国议员致函奥巴马，要求他对习近平提出6位遭受苦难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问题。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个消息，并翻译了信件 全文 。 又如，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和共同主席布朗参议员举行听证会：“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的案例和处理”，我们的《 VOA现场 》栏目有中英文介绍和视频。 在白宫外面，西藏流亡者、维吾尔活动人士、宗教活动人士、人权活动人士纷纷示威抗议，我们现场直播了4段视频。除了视频录像外，还有照片和文字。《 VOA现场：习近平访美的画外音 》《 习近平会奥巴马 台美人在白宫外示威 》 我们不但报道抗议者，也报道欢迎习近平的人们。不过我们涉及的一个方面，大概是中国媒体不说的。《 欢迎习近平的华人团体有酬劳 》 我们的《习近平访美》专题，已经有数十篇文章。例如电视节目《 时事大家谈: 习近平访美奠定其最高领导人地位？ 》访谈的是政论家和出版家何频。 还有《 美国社会对习近平到访的多重期待 》和《 美产官学界对习近平的评价与期望 》。 在习近平抵达美国之前，我们已经有不少相关文章。习近平这次在美国的行程公布得比较晚，我们一得到有关消息，立刻发了报道。 习近平在访问行前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书面采访，美国之音新闻部写的英文国际新闻的标题是“China’s Xi Warns Against U.S. Military Buildup in Asia”，我们翻译成中文是《习近平对美国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提出警告》。而中国媒体有关这次采访的报道强调了另一个侧面，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The vast Pacific Ocean has ample spa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浩瀚的太平洋有广大的空间给中国和美国。 我们也有几篇背景报道，介绍习近平和他的父亲习仲勋，以及美国媒体对他们的说法。 中国著名政论和经济评论家何清涟是美国之音的签约博客作家。她开始在我们网站上发表分析2012年中国政局的系列文章，第一篇是《 中共太子党离权力到底有多远? 》。谈到了习近平，还谈到了刘少奇之子刘源和薄一波之子薄熙来等人。 根据我们在2月13日发起的网络问卷调查，回答问题者目前有33%认为习近平接任中国最高领导职务后美中关系会和胡锦涛当政时期差不多。 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前往习近平过去访问过的美国农业州小城，做了电视报道和两个图片集《习近平将重游美国小城马斯卡廷》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将重返美国腹地的爱荷华州》。 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图片集目录网页

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驻成都领馆事件，让薄熙来长达三年的问鼎之旅进入戏剧化高潮，使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更显扑朔迷离。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制度性资源（党政干部考核与任免）与非制度性资源（父辈家世、官场关系）一直相互为用。要分析最近重庆王立军事件与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先得从这里入手。 在政治权力交接上，即使在共产国家当中，中共的权力交接也很有特点：既不象苏共那样，通过党内高层协商推选出继任者，血缘原则在权力交接中基本不起作用；也不象北韩金氏政权那样只认血缘，从一代到三代，都是父死子继，或者古巴卡斯特罗家族那样，兄终弟及。中国是双轨制运作：既有一套制度化因素，即高层指定接班人，但不能按血缘传给子女；又有一套非制度化的潜规则，离权力最近的“太子党”可以得到种种进入官场的便利与晋升优惠。 这一权力交接模式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毛时期另有特点。邓小平以退休元老的表面身份掌控朝政，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集体领导机制。在废掉两任总书记之后，指定江泽民任总书记，为了让他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还隔代指定了胡锦涛在江后接任总书记一职。因为邓氏指定的接班人既非其子女亲属，太子党直接继承父辈权力从制度上看似断了路。邓并不反对高干子弟经商，但地位仅次于邓的陈云却反对，主张从太子党中培养接班人，因为“自己的孩子政治上可靠”。由此中共形成了一明一暗、相辅相成的干部选拔机制。制度化的“明规则”就是邓小平主张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有地方工作经历”，选拔时要经过推荐、考察等一系列程序；非制度化的“潜规则”就是高干子弟们在政治晋升上可以优先考虑，但其升迁必须符合“明规则”。 现在回望当年，应该说80年代是中共执政以来对本党、国家与人民最负责任的一段时期。选拔干部的这两套规则在当时还确实使不少不合资格的高干子女无法进入各层级的关键岗位，一批起自底层的平民干部得到升迁。第三、四两代领导人就是这样进入仕途，逐级上升。赵紫阳当总书记时曾试行过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第一次实行了党中央委员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北京市效仿中央，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50名北京市委委员，提了55名候选人，其时已为司局级干部的陈元（陈云之子）很不幸地成为落选的五人之一。这个故事当时成为党内民主化的美谈，一些不太了解陈氏父子复杂心情的媒体还登过此事。 恢复高考后最初几年的考试货真价实，并没有90年代后期那么多腐败，大学也没开始卖文凭。高干子弟要从政，首先就得拿到文凭，否则其仕途之路就可能卡在大学学历这一关上，即不符合“知识化”标准。当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太子党当中，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有这么三颗：刘少奇之子刘源；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习仲勋之子习近平。 刘源仕途是高开低走，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之后，1982年从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开始起跑，短短6年之间历任新乡县副县长、县长、郑州市副市长，至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但1992年刘源的仕途象河流急拐了一道弯，转任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此后的升迁就在武警与军界内部穿梭，再也未回地方。一个没有军事经历的人从地方官改为警界及军队任职，等于是为其仕途设置了天花板。其原因成谜。 刘源淡出政坛之后，薄熙来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政治明星。薄1982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两年，于1984年从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起步，到1993年成为辽宁省大连市市长，并以城市建设为政绩亮点，成为中国当时最抢眼的政治明星。但从2001年成为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以后，其仕途那种鼓满风帆前进的势头停滞，传闻与辽宁省地方势力矛盾甚多。2004年任商务部长，直至2007年调至重庆任市委书记，列位中央政治局委员。 习近平1982年进中央办公厅、再从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一职转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因其进入清华大学之前已经在陕西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做过党支部书记，算是有了基层经历。从1985年开始，此后的任职经历主要在福建。与前两位不同的是，习近平从做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开始，就兼任宁德军分区第一书记，此后随其行政职务的升迁，兼任的军队职务也一直节节升高。从2003年开始任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2007年先任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书记，同年转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转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 从上述三位“太子”从政经历可看到：父辈余荫这一非制度化资源起了极大作用。按中共党内干部选拔那一整套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的制度限制，所有人必须熬资格，一级级台阶往上攀爬。没有非制度化资源起作用，上述三位升迁不会如此之快。但如果在“民主推荐”这一关卡了壳，仕途也不会那么顺畅。所以元老们一般都会挑选有自己亲信任职的地方，让“太子”下凡，尽快熬够级别。“太子”如果“亲民”，早早熬够资格，那是皆大欢喜，下边的亲信官员也算是对老上级有了交待。习、薄二人在基层熬级别时，由于为人的不同，风评也有很大差别。薄熙来从任大连市长开始，既喜欢在媒体露面，渲染政绩，还有一些丑闻缠身，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站负责人姜维平就是因匿名在香港媒体上揭露其丑闻而被诬入狱。习近平则绝少在媒体露面，低调实干，在非常复杂、大案迭出的福建竟然能够保全自己，其风评与薄相较有不小差别。到2007年薄至重庆任职、习至上海任职为止，这两位“太子党”政治明星其仕途前景已优劣尽显。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士都已了然：从职位安排上看，习近平是做为第五代领导核心加以“培养”的。 正因为在官场升迁，不仅需要打熬资格，前景也不确定，太子党中的多数人并非能在基层受这份苦的主，于是利用父辈权势经商，或是在军队及京城六部谋职，成为太子党的主要出路。

2月4日，北京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上投反对票，与其说是出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考虑，还不如说是为中国保留国际生存空间这一利益考量。至于叙利亚的争端将旷日持久、充满惨烈血腥的争斗而引起的人道灾难，根本不在北京考量之列。西方国家与阿盟对北京此举的愤怒，以及各国媒体的强烈谴责，从北京现在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应对方式来看，都未超出其算计之外。也许俄罗斯的投机表现有点出于北京意料，不过这不影响北京在叙利亚内乱上的表态。 不明白北京盘算的一些中国人议论纷纷，认为中国政府此举相当愚蠢。这一议论大致分为两派： 一是道义派，认为中国这次在道义上输得太惨。这次投票除了引起全球共愤之外，还招致中国驻利比亚、叙利亚大使馆被围攻，利比亚推友还要求利比亚政府驱逐中国大使，并喊出“Down Down CCP! No More PRC!” 二是利益派。这一派认为中国在叙利亚一没有海军基地，二没有军火合同。论国家利益，中国与欧美、阿拉伯联盟的利益远远超过叙利亚。这次得罪了欧美和阿盟，损失的利益能从朝不保夕的巴沙尔政权身上找回来吗？北京应该吸取利比亚时站队的教训。当时在利比亚内战之时中国站错队，后来反对派当了家，弄得数百亿投资血本无归。 这两种观点都没能理解北京的深谋远虑。北京这次冒天下之大不讳，甚至冒着得罪巴基斯坦这“铁哥”们的风险，在叙利亚问题上孤注一掷，主要还是基于一条不变的政治真理：外交永远服从于内政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在面临国际社会孤立的困局之时，纾缓困境。以目前国际局势观之，北京只有持续不断地与美国捣乱，“乱了敌人阵脚”，才能保住变得相当逼仄的生存空间。 　　 在外交事务上揣摩圣意，《环球时报》系列做得最好。为了释疑解惑，环球网上近日连发多篇文章，解释北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就叙利亚问题投反对票：有四大好处一个弊端”，其中列举的“四大好处”就是：为多变的世界格局提供了变化的动因（即中俄有机会浑水摸鱼）；导致国与国间站队更加审慎，削弱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的作用；中俄联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有助于两国拓展各自的空间；中国增加了与美国斗争的筹码。承认“一个弊端”时也算老实：中国缺少一条具有普遍感召力的口号。 另一篇文章“中俄联手让美国变得迫不及待”将北京的战略目的阐释得更为直白。文章先说了美国自去年以来对中国的咄咄逼人之势：“美国希望在亚太事务中，特别是贸易方面发挥主导权；美国希望维持在亚太的有效军事存在；最后，美国信奉‘一系列价值观的原则’，‘阿拉伯之春’应当进入中国。美国曾经是通过中情局暗中培植间谍内外勾结传播，以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目的”，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让北约动武军费吃紧，没有联合国授权美国就只能自己动手，“假若美国再一次陷入叙伊战争泥潭，中国也许会又迎来新的战略机遇。”这话说白了，就是希望当年美国遭遇911袭击，被迫使对伊拉克动武，因而不得不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局面重现，从而“为中国带来和平崛起的十年战略机遇期。” 应该说，环球网这些文章已经非常直白地说出了北京的真实想法，这些想法不是现实，而是去年中国外交全面失败后，北京当局的一种盼望。去年，伊拉克战争结束，本拉登被击毙，美国的一条腿终于从中东那个泥潭里拔出来。由于少了这些牵制，于是美国迅速“重返太平洋”。据我所知，在国内一些官方内部形势报告会上，宣讲形势时已经使用“外交全面失败”来表达“党对外交形势的认识”，尽管听者不少平时并不关心外交事务，但也记住了“在东亚峰会上，就连老挝这个与南海毫无关系的小国也来谴责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这些年可是给了老挝不少援助的”。放眼天下，在“阿拉伯之春”以后，国际社会暴政俱乐部的成员又减少了好几位，“老朋友”越来越少，用钱援交的小兄弟都开始蹭鼻子上脸，今后中国在世界上怎么混？ 中国要维持一个能让自己充当隐形领袖、并且与西方对着干的暴政者俱乐部，有时不得不付点代价，如同这次付出冒着被全世界指责的风险在叙利亚议案上投反对票。因为在常务理事国这一层级上博弈，并不是目前那些暴政国家小兄弟有能力干得了的， 2月7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上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说“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信任赤字”，但中美关系又是“真正称得上‘大而不能倒’的关系”，因此，“培育和深化互信，仍然是双方必须充分重视、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 试问崔副部长，人家美国无非就是希望中国改善人权，走向民主化，奉行普世价值，你中国就恨得人家牙痒痒地，总希望人家深陷战争泥潭，以便“给中国带来战略性机遇”，这样又如何能够消除“信任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