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作者： 陳宜中  |  评论(2)  | 标签: 时事观点 编者按：陈宜中系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剑桥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兴趣为研究兴趣在当代政治哲学以及社会主义思想史。 于建嵘先生，湖南永州人，1962年出生于衡阳。文革时期，因父亲被「靠边站」，成了没有户口、无法上学的「黑人」。1979年考上湖南师院(现为湖南师大)政教系，主修哲学，毕业后曾任职于《衡阳日报》。1991年下海，在海南当商业律师。1998年考取武汉华中师大博士生，从此投入当代中国农民、工人维权抗争的调查与研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为大陆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首创「刚性维稳」概念以分析当前社会危机。着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研究维权抗争的专著，另写有小说〈父亲是个流氓〉。 此一访谈于2010年6月8日在北京进行。经陈宜中编辑、校对后，由于建嵘先生修订、确认。 一、「黑人」的悲哀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于先生，您的小说〈父亲是个流氓〉最近在网上流传，它是关于您父亲的真实故事吗？能否先谈谈您的成长背景？ 于建嵘(以下简称「于」)：这是一部小说，当然就不会全是真实的。但这其中，的确有我父亲和家人的影子。我的老家在湖南永州，永州那个地方柳宗元曾经写过〈捕蛇者说〉。我爷爷的父亲是个读书人，还挺有权势的。但到了我爷爷的时候，家里的状况就变得不是很好。我父亲十五、六岁成了孤儿，附近的人都叫他「收帐鬼」，他到处去别人家里吃点东西，人家就追打他。 共产党快夺取政权的时候，我父亲大概是二十六、七岁，已经完全赤贫，就参加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到了文革时，我父亲当上了县的干部，也算是个官。后来因为湖南本地干部与南下干部发生矛盾，他是本地干部，我们家就被赶到农村去。我母亲带着我还有我姊姊被赶到农村，但农村也不接受我们。所以在城里没有户口，在农村也没有户口。我父亲当时留在城市里劳动改造，那时也不算是劳改，而是叫做「靠边站」，有人监督他的工作。 我写〈父亲是个流氓〉，是为了写我对一个历史时期的理解。我写的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为了生存而奋斗，在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崇高感。他从一无所有走向革命，产生理想，但到了文革后，一切都打碎了。这在我父亲身上表现得特别清楚，因为他是个老干部，文革打碎了他们的理想，他从此就没有理想了，回归到现实主义。文革让他连妻儿都保护不了，所以我在故事里提到，大陆有一种人叫做「黑人」，是文革时期没有户口的人。没有户口，在文革时意味着一无所有。和现在的农民工不同，「黑人」没有户口，所以没有布票，买不到衣服；也没有粮票，买不到米。我妈妈带着姊姊和我到农村，也认识了当时的农民。说实在话，我对农民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我感到他们很苦；另一方面，有些农民很纯朴，但也有些农民很坏。大冬天进到我们家里，把我们的棉被偷走，就是要赶我们走。我母亲没有办法，就带着我姊姊和我回到衡阳开始流浪。大概1968年开始，流浪了8年。 我没有户口，所以无法上学。但我父亲终究是个干部，至少还是个官，所以他有一些认识的战友，就用走后门的方式，去跟学校的校长谈，让我在课堂旁听。因为没有户口，我们没有房子。没有布票也没有办法买衣服，我去读书时就没有衣服穿。我母亲就到工厂的仓库里买了麻布袋，装东西用的麻布袋，是很粗的麻布；买黑色的颜料去染布，后来找了城里面一位瞎了一只眼的师傅，把那些麻布做成衣服。那位师傅把衣服做错了，一个口袋在外面，一个在里面，当时我就是穿这套衣服去上学。生活非常苦，到处被赶，到处躲。每天都非常恐惧，大家都叫我们「黑人」，想把我们送走。 读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课堂上有个孩子，这孩子的父母是唱样板戏的演员，当时算红色家庭了，她在学校是当班长的。我们家租房子在他们家隔壁的一个地下室里。她向大家说：于建嵘是「黑人」，怎么可以在班上读书？她找人把我拖出去，但我又不愿意走，一拖就把我的衣服给撕烂了。拖出去后，我非常伤心，就躲在学校后门围墙那边哭。我父亲来了，他说他刚好路过，但我猜测应该是想看我第一天上学的情况。他看到我在那边哭，就问我，我跟他说了情况之后，他当场也流泪了。这是我一生唯一看到我父亲的眼泪，从此我就不愿意上学了。 这件事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现在经常对我儿子说这是家仇国恨。这虽然有些开玩笑的意思，但实际上我是提醒自己和后人，我们曾经有过最为悲惨的过去。我后来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孩子为什么那么邪恶？才六、七岁的孩子，为什么要把我变成「黑人」？这是没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很难体会的问题。文革究竟是如何把人变成非人？我写的文章都反复在追究这个问题。 二、学思历程 于：我父亲1977年正式平反，但当年10月他就去世了。我1979年考上大学，是当时我们厂区唯一考上本科的大学生。原本第一志愿是北京政法学院，我的分数可以录取。但当时进政法大学需要一点关系，政审还是比较严，而且家里也没有钱，我母亲不希望我去北京。我有三个学校可以选择：一个是湘潭大学，第二个是湖南师院，第三个是财经学院。后来我选择去湖南师院，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师范生一个月有13块4毛钱；第二是我想去长沙。我到湖南师院政教系，当时主要选的是哲学。 陈：您从小无法上学，都是自学？到了湖南师院，您应该算是年纪比较轻的本科生，当时也参与了学潮？ 于：我一直都是自学，到现在我还是不懂拼音。当时也没有东西读，我只好把毛泽东语录整本背下来。今天回想起来，我能进湖南师院是很幸运的，因为湖南师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我去的第二年，1980年的时候，湖南师院开始闹学潮。学潮最早并不是从北大胡平他们开始，而是从湖南师院陶森他们发动的。何清涟与韩少功等这时也在湖南师院读书，湖南省当时的知识精英都在我们那边。 陈：学潮对您有什么影响？ 于：有很大的影响，我从此不再进到教室，每天都自己到图书馆去看书。我那时一直在想，我进大学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变成了「黑人」？我觉得教室里的知识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我主要是去听，去看他们干些什么，去了解他们为何要那样干。 陈：您当时接触到哪些书籍？ 于：当时翻译的很多书都开启了我的思想。我们原本想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源找到批评政府的资源，但却发现在马克思的本源上，怎么搞都搞不过政府。所以干脆抛开，看新的书籍，像是波普的「反历史决定论」等。还有一本关于「西方丑学」的书，那本书现在看来没什么意义，但当时彻底打破了我们一些思想的框架。类似像这些书籍，都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我在图书馆也遇到了一批人，后来大都在搞社会运动。 陈：后来您是怎么到社科院的，中间有什么转折？ 于：1983年湖南师院毕业后，先到一所大专学校当老师，但不久就调到《衡阳日报》社。由于当时的大学本科生十分缺少，尽管我不是党员，还是被委任为政治生活部的编辑，负责重要评论的写作和政法新闻的采编工作。但我很快就发现，报社只不过是地方党委甚至是主要领导人的工具，一切报导和评论只能有利于其政绩甚至是好恶，否则就要受到批评甚至处罚。这让我很苦闷，总想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什么。由于我当时还在从事兼职律师工作，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我体会尽管中国的司法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在一定的意义上，只有法律才能保障团体和个人、当然也包括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于是，我利用几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一个新闻和法律工作者的建议》。写完后我请人打印数份，直接寄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等机构。这份草稿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受到全国人大和学术界的重视。他们来信希望我能到北京从事这一研究，但多种原因没有成行。 1987年底，由于所谓「自由化」等问题，我被迫离开了新闻界调到教育科学研究所，后来就要把我弄到电视大学。我就干脆当律师去了。当时我觉得只要自己赚钱，什么事情都好办。 最早中国从公务员转职，叫做「下海」。那时又能在海又可在岸边的工作就是律师，所以我就去当律师。我没有正规学过法律，大学前三年都是念中国古典哲学，但到大学第四年时，我学的全部都是法律和法哲学。1991年我刚30岁那天就离开衡阳去海南当律师。 陈：后来是什么因素让您去念博士？为什么会选择农民研究？ 于：我当律师赚了一些钱，我是专门打商业官司的，当时一个案子就收过几十万。所以就想，我已经有足够的钱，可以为理想而奋斗了。我1996年开着一部车，自己买的，三十多万元，拿着一个手机，全国到处跑。两年的时间全国到处跑，什么正事也不做。我去了一些有名的大学，包括北大和清华，到处听课，让我很失望，因为那些学问都不足以解决我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对工人和农民真正的生活根本就不了解。我仍旧在想着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把我们变成「黑人」？ 跑到武汉大学时，我遇到了一位老先生。他说我的想法都很好，但得做实证才能说服人。他就推荐华中师范大学在做这个研究的老师，叫徐勇。徐老师那时还很年轻，他说我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想法已经很充足了，但是还缺两项东西：一是话语权，另外是表达我那些想法的知识。所以我1998年就去考徐勇的博士生，我是他第一个博士生。 读博士的第一年，我没有离开学校，每天都在学校看书。贝克和布坎南的制度经济学的书，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这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他们说的让我豁然开朗，因为他们有两个核心的理念：一是个人权利理念；二是经济人假设。这些都与我对人的想法一致。1999年后，我又离开学校，去农村到处跑。我在湖南按照毛泽东当年农民调查的路线重新走，走了一年。我开车在农村走，停车就坐下来与农民聊天。这些谈话后来就成了我那本博士论文《岳村政治》的资料。本来我是想了解毛泽东革命是怎么成功的，是想写共产党如何动员农民。但我的指导教授说最好不要写那个，那会很难通过。 陈：《岳村政治》有很长的附录，但正文写得比较拘谨，跟您现在的风格很不一样。 于：为了通过，没有办法。我走了整整一年，书的后面都附上了纪录。2000年又回到学校，当时老师并不同意我原本的写法，只好改。但我还是强调了我的理念，就是个人权利的理念。我发现我们的制度在所有的过程当中，都忽略了个人权利的保护。 陈：对您来说，个人权利具体包括了哪些项目？ 于：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所有一切权利的项目。我主张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社会得先保护个人的权利才会有公共的利益。我们过去都是从公共利益来思考个人的利益，但我在博士论文里则强调个人权利的至高地位。我考察农民运动时，发现那些运动都说是为了美好的未来，而不管个人权利的保护。所以都为抢杀提供了理由，但最后却发现，抢杀来的东西在另一个口号下又会失去。那时要农民革命，所以承诺要给农民土地，但最后又因为另外的口号而丧失。所以我认为：一个社会离开个人权利的保护会是很危险的。 陈：您博士论文完成时，刚好是「三农问题」很热门的时候。您的论文采用了现代化理论的架构；但另一方面，您很多更具体的观察和说法，却又显得与现代化理论有些距离。这个观察对吗？ 于：对，您注意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那本博士论文，最重要的是后面的访谈录，那个访谈录首次将农民与政府间的对抗表达出来。我原本想写的就是这个部分，但老师说会无法通过，所以不让我写。于是我不得不写些别的东西，但又无法放弃原来的想法。出书的时候，我把这些内容用访谈录的方式呈现。这个部分获得很多老师的肯定，老师们看了也都很惊讶。我也做了录音录像，以避免造假的嫌疑。 完成博士论文后，我的老师徐勇就要我去社科院。当时张晓山(按：胡风的儿子；胡风本身姓张，搞革命时才改姓)看到我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由于他是农村出身，所以特别惊讶。他好奇，农民怎么会组织起来反对政府？后来张晓山就要我去他那边作博士后，那是2001年。到了北京两年后，张晓山就叫我再去作农民调查，我后来向中央出了很多报告。那时中央不相信我的报告，就派人按照我的路线再去调查一次，但最后仍然没有办法驳倒我。 三、农民的维权抗争 陈：「三农问题」前几年很受重视，几乎成了一门显学。有些人认为，胡温免除了农业税后，农村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不知您如何评估？比如说，免除农业税对于干群关系有多大影响？基层选举的情况如何？ 于：首先农民问题，我认为不是胡温新政或少数几个知识分子所能改善的，因为它根本上是社会压力太大所导致。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当时在湖南，农民都组织起来抗税，乡镇干部不敢下乡，官民矛盾极为严重。所以官方的政治成本已经非常大，难以承受。我在当时写给官方的报告里说：「天下可忧的在于民穷，天下可畏的在民怨」，当整个社会都对你发生怨恨时，官方就要感到恐惧。事实上，取消农业税是没有充分准备的。2004年3月5日温家宝说取消就取消了，实在是因为政治压力太大逼迫的，因为官民矛盾的尖锐度已到达了无法想象的地步。有些知识分子说，取消农业税是因为他们当时写了一些文章，但我想不是那么简单。真正的原因就是压力，因为官方的政治成本太大。 陈：农村里面的干群关系，因为免除农业税而改善了吗？这几年中央财政的口袋很深，过去搞摊派的基层干部，现在中央财政直接可以挹注。 于：是啊，取消农业税后，基层农村情况有很大的变化，迅速地修复了共产党与农民间的关系，这着棋做得非常有效。中低层农民不用交税，政府还给他钱。虽然农民还是贫穷，但一切最基本的社会福利都有，小孩上学也不用钱。中国的贫穷需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农民虽然贫穷，但只要不从他们的口袋里拿东西，他们基本就不造反。因为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没有想象过政府能够给他们什么，他们原本想的都是政府怎么剥削他们。所以给他们东西的，他们就觉得是好政府。最近我跑了一些地方做调查，我觉得这点无法否认，就是共产党迅速地修复了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不久前，我带着学生到湖南省的常德农村调查，有些农民就说：现在干部不错了，不向农民抢东西了。 但是，农民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虽然干群关系有所改善，但仍旧没有改变农民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并未改变农民仍旧居于社会弱势的现实。农民贫困，他们想致富的管道基本还是没有。而且这些年很多农民工开始流动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第一是有些农民想进城，但由于土地集体所有，不能自由地处置自己的土地；第二是农业生产规模经营上不去；第三是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因征地引发的冲突成为了农村的主要问题。 陈：土地流转前几年讨论得很激烈。 于：当时的讨论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只是在讨论土地经营权是否能够流转的问题，没有深入讨论农村土地所有权这样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您刚刚提到基层选举，我觉得那是小问题。台湾也有村长，他们也是领政府的薪水，帮忙协助村民丧葬礼、嫁娶、小区的事宜，这些不会对村民生活带来太大的影响。在中国当村长不同的是，他控制比较多的资源、比较多的共同财产，这种财产关系也就衍生出种种问题，像是选举控制、村庄管理等问题。 陈：您说一个是失地农民的问题，他们靠近城市周边的土地被圈走。此外，还有一些更广大的农村腹地，由于土地分配不均，也就衍生出共同财产的管理与利益分配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于：对，所以我才说，通过免除农业税修复与农民的关系，并没有解决失地农民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共同的财富及其背后的共同体关系的问题。政府为了控制土地，为了圈地，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新干群关系的尖锐矛盾。不过，这种现象早些年主要发生在广东、浙江、江苏、河北、山东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且主要发生在城市周边。 虽然真正的农业区域也有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况，但却不是核心的焦点。这些土地分配虽然不均，但矛盾并不尖锐，所以不足以影响政府与农民间的关系。这与之前的状况不同，因为原来发生问题的恰好都是最贫困的农业地区。现在这些地区的问题已经没那么严重，至少矛盾没那么尖锐。 陈：〈零八〉关于土地私有化的那条，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不知您怎么看？ 于：从理念来说，我认为土地私有化是好的方向，因为它保障了每个人的权利，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化存在两个障碍。一是现有的利益格局怎么均衡？由于有30年土地不变的规定，所以产生了许多问题。第二是操作问题，也就是怎么分地？我认为私有化不需要太多的讨论，重点是怎么操作。我的想法是：要先确定农民的权利，不管是公有化还是私有化，都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在过程中把他们的意愿体现出来。我觉得不需要太强调一些意识型态原则，像是非得先把地都重新分配了再说，因为这事实上办不到，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必须要有全面的思考，要有开放的心态：如果他们愿意分就分吧！分地有好有坏，但重点是必须先确定农民的权利。他们有这个权利，可以卖、可以离开。公有制有两种：一种是按份公有，另一种是共同公有。按份公有可以用脚表决，共同公有是人可以离开，但东西不能带走。我的想法是可以让农民用脚来投票。 在某些地区，圈地也没有用，因为没人买。广东有些偏远的农村就是如此，只能出租给农民，请外地农民来种。所以关于土地所有权，我认为不要从意识型态的立场去讨论私有好或公有好。但有个基本原则是不变的，就是个人权利必须受到保障，其他的都可以讨论。 陈：有些人认为：如果农地不能买卖，农民比较不容易闹事；如果土地流转等于私有化，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如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您怎么看？ 于：事实上不存在这些问题。有一次在清华大学开会，我提出可以让农民买卖土地的想法。有位经济学家就生气骂我，说农民生病了把地卖了怎么办？我生气的回应他：如果连生病了都不能卖地救命，留有那些土地干什么？我认为，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关键是：要思考个人权利是不是获得了确认。我们愿不愿在一起是我们的意愿，政府的责任不是强制我们一定得在一起。 陈：关于农会，您有何看法？ 于：我赞成组织农会，但这不是由我个人的主张来判定的，而是农民本身有组织农会的需求。当我在调查农民时，有些农民就是在讨论农会，有两个老农民都提出「农会法」。现在之所以会认为农会是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觉得农会是破坏社会稳定的组织。但这是很大的误解。我写过一些文章，讨论共产党为什么怕农会；共产党主要是怕农会成为革命性的组织。但事实上，从台湾也可以看出，农会对于选举会有作用，但终究不是破坏性或革命性的组织。 我对农会的想法，主要也是从权利问题来思考的。农会短时间内是无法做到的，现在是以「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来替代农会的作法。我认为这也不是不好，只是要看它的实效。 陈：您说免了农业税后，干群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中国农民可能还有九亿人，这要看怎么估计，但总之相当庞大。当国家改善与小农的关系，小农是否就成了专制的社会基础？历史上有这类情况，像是马克思分析过的19世纪中叶的法国。您如何看待农业部门与政治转型的关系？ 于：我是这么看的：到目前为止农业区的农民对于政权是很向心的，因为现在的农业政策是很施惠于农民的。这点我觉得确有其事。但在此之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量农民的流动，就是所谓的第二代农民工的问题。很多中国农民向往城市生活，但现在的制度对他们进入城市设下了许多限制。这也正是为什么最近二代农民工反复被提起的原因。 当然，失地农民变成流民后，也会带来问题。经验上，有些失地农民会因为征地而生活改善，有些则不然。关于失地流民，发生问题的都是在县城，很多群体性事件都是发生在县。农民工一旦无事可做，会回到自己的县，就到处在亲戚朋友家待着，无所事事。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陳宜中的最新更新： 底层中国的维权抗争： 于建嵘先生访谈录 （下） / 2011-12-18 10:46 / 评论数( 3 )

最近两个月以来，中国突然出现一种说法，即外资在做空中国，房地产首当其冲。这种说法又为“外国阴谋论”找到一个实例。 玩怪罪游戏（blame game）是北京的老把戏。这种怪罪如果真能给中国带来好处，比如这次乱找替罪羊，下次学乖了，不再重蹈覆辙，也算是值了。问题是怪罪游戏玩了一次又一次却老没长进。 我这里试以在中国声誉尚好的《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1日刊载的文章“外资做空诡计：房地产首当其冲”为例分析，该文有图表，有数据，似乎很有根据。但整篇分析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该文未提该表列举的外资炒房资金到底占欧美资本多少比例，造成的印象是欧美资本似乎大都投资房地产，这应该不是事实。在该文“外资撤退路径调查”一节中，提到外商撤资波及金融业，但是却没提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当年外商投资中国金融行业做“战略投资者”，一般都有期限约定，期限到了外资是可以撤资的。因此，这种“做空”本来就应该在中国政府金融主管部门预计当中，因为外资来中国不是做慈善事业，也非为“中美友好”而来，是奔利润来的。趋利是其本性，有利则留，无利则去。因此，为其到期撤资预作方案是金融主管部门工作当中应有之义。 第二，该文只字未提近三年进入中国的新增外资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近三年以来，中国媒体不断报道台港资本外迁东南亚等地寻找“成本洼地”的故事，美国中国商会与欧盟中国商会近三年的调查报告更是反复提到外商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日益严苛，美国一些咨询机构的研究报告分析了美资回流的事实。但中国商务部颁布的《2011年1-9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却表明，中国引进的外资数量在增长：2011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407家，同比增长6.24%；合同外资金额1778.6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5%；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6.7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 我一直很关注，这些新增加的外资从何而来？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引进的外资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假外资，即中国人或公司将资金转至海外，在国外注册公司后，再以“外资”的名义回流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 在2006年6月19日登过柴青山“外资税收漏洞”一文，其中提到，据中国政府部门总结，假外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港澳及国外有实体经营的中资企业，出于发展的需要，回国创办“外资”企业；第二种是出于海外融资的目的，通过注册海外空壳公司及返程收购，以红筹形式上市的原内资企业；第三种是纯粹出于政策性寻租的目的，到境外尤其是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空壳企业，然后将自己变身为外企的原内资企业。据估计，第三种形式的假外资在中国非常普遍，不仅实行低税的香港成为内资企业注册空壳公司的宝地，英属维京群岛、开曼岛、萨摩亚等地也分别成为中国引进外资（FDI）的第2、第7和第9大来源地。 全部外商投资当中，假外资的比重到底有多大？世界银行1992年的估计是该比重当时已达到 25%；至2006年中国的假外资比重已超逾33%。这一比例在逐年加大，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统计数据计算，来自于港、澳、毛里求斯、巴哈马、巴巴多斯、开曼群岛、维京群岛、萨摩亚等地的资本，2007年占外资总量的69%；2008年占71%。2011年公布的资料当中，仍注明有大量来自于上述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商务部在当年声称的“资本外逃中转站” 应该说，真正“做空中国”的资金来自于这些经过漂白的假外资，“做空中国”一文中列举的外商入房市资金不算是大头。这些假外资才是这些年来在中国房市、股市上如幽灵般出没的资金。文章还提到炒房地产的私募基金，我再多句嘴，中国的私募基金业的巨鳄是哪些人，海外早有报道，就是中国那大大小小的太子党。（见《华尔街日报》2010年2月1日：“中国‘太子党’与私募基金” China’s ‘Princelings’ and the PE；英《金融时报》2010年3月29日：“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 我认为追究谁在做空中国有意义，但最好落到实处。抓住其中少数外资并不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大头。不让这些假外资来去自如，成为做空中国的热钱才能解决问题。只是这办法是要堵住腐败资金外逃，有点象要制订政策与负责监管的官员们自残手足一样。 第三，关于中国的房地产。该文（当然还有不少报道）为外资从房地产业撤退导致中国房地产业面临破产风险惋惜不已。我觉得这种惋惜大可不必，因为这些年中国经济饱受房地产之累——根子上是受地方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之累，且不说1.2亿失去了土地的失地农民与300万户城市拆迁户的血泪故事，就说那房产价格，就已将中国经济拖入高风险的高泡沫化状态。美国咨询机构Demographia今年对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爱尔兰、新西兰、英国以及美国这七个国家及地区的数百个大城市的居民房屋购买力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房价高达平均家庭年收入的11.4倍，在调查中最高；澳大利亚的主要大城市房价为其平均家庭年收入的6.1倍；而美国这一比例为3.3倍，在这七个国家及地区中最低。该机构认为，当房价收入比达到5.1以上就属于严重偏离购买力（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前房价收入比达到5）。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高达8.76，而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更高，北京、上海、深圳更高达15倍以上，让城市居民无法承受。 上述数据说明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堕落成这样一个行业：入市者几乎绝大部分是炒房者，受益者只是地方政府、与土地有关的官员、以及开发商及炒房者，这样一个极度畸形的房地产业，中国消费者要它何用？挤去泡沫，让房价回归正常，中国人不至于成为愁白了头的“房奴”，才是人间正道。

多年以前，我对一些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朋友说过，将来廓清谎言还原历史真相的任务非常繁重。最近在国内微博上的一次遭遇再次证明，在中国拨去历史迷雾还原真相确实任重道远。 这是涉及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一条微博。一位网名叫做 @jesuschrist 的人发了一条微博，并反复加上评述重发，大意慢说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去世，联合国为周恩来破例下半旗，这种从无先例的“殊荣”证明周恩来总理备受世界各国政要与人民的爱戴。 这条消息其实半真半假。真是在于UN确实为周的去世降了半旗，假就假在“破例”二字。由于这“破例”二字从周去世后一直存在，90年代曾有人写过文章小心讲述过下半旗致哀并非前所未有的“殊荣”，而是按照《The United Nations Flag Code and Regulations》行事。旗典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按道理，这种不太必要的神化把戏玩到这时也就应该止步。因为周恩来的历史评价不会因此有所改变，但北京却坚持要将撒谎进行到底，于是有了以下故事，其看点是杜撰了一场子虚乌有的外交官抗议与联合国秘书长的动人演讲。 2002年1月8日，人民网登了一篇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的吴妙发的纪念文章，其中谈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 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 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吴妙发编的这个故事，已经被同为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的宗道一戳穿。官方中华网历史频道也登过一篇“弥天大谎：联合国为周恩来去世破例降半旗” （http://www.china-review.com/LiShiPinDaoA.asp?id=24834）。作者指出，第一，为周恩来去世降半旗是旗典规定，并非“破例”；第二，当时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不止吴妙发一人，他之外的人未听说这次演讲；第三，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妙发居然听到联合国秘书长超前预见到“中国有10亿人口”。第四，世界上没人将无后代当作美德。UN秘书长也无从知道周恩来有无一分钱存款这种事实，因为当时中国并未公布过这类消息。 有心者可去看这篇言之成理的文章。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谎言为什么屡戳而不穿。 我看到微博上那么多虔诚的周粉在争先恐后地被这一谎言感动，并要求别人也感动。考虑了一下，决定将中华网历史频道上这篇文章的链接发过去，一是中华网是官方网，周粉们无法说是海外造谣；二是这篇文章有理有据，并附有联合国旗典的英文，在今天 的中国，阅读这些英文并非难事。我的解释重点有二： 一、周恩来逝世时，其职务是中国政府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符合联合国下半旗致哀的规制。谎言在于“破例”二字及捏造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的台阶上的一分钟演说――参观过UN大厦的人应该知道那台阶实在不适合在寒风凛冽的1月发表演说。 第二，为何中国只有周恩来总理逝世享受过联合国下半旗致哀的礼节？那是因为毛泽东去世时，其正式身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国家元首。其他几位曾任国家领导人的人去世时已无现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身份。比如邓小平去世时，其正式身份是党内退休元老；胡耀邦及赵紫阳两位去世时，也被迫退休多年。因此，中共建政60年，确实只有周去世联合国下半旗致哀，但这只是联合国在履行规制而已。 这条微博及其说明两天之内被转发并评论了2000多次，在大约10%不赞成的评论当中，有些回帖 颇有意思。除了认为“无论它降或不降，都不能影响我对周总理的崇敬！”这类帖子之外，最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咱们就剩下周总理了，这个故事存在我们心里，至少有个天真的梦！虽然可能是虚幻的？”“即便是个谎言，拆穿、有意思吗？”“就算它是谎言，证实了又能怎样，也不是一个民族的信仰，犯的上这样吗？……如此，还不如给人留下个美好的念想”。一位叫做“忍者土鳖 （嬉皮士）的W友写的评论也许道尽了这一现象的无奈：“谎言充斥的国度，人民已经恐惧于真相，因为每一个真相都像麻醉过后的疼痛，彻入灵魂的深处。” 在中共历史上，周恩来确实是位比较特殊的人物，也是中共从政界到文化艺术界、再到美国当年的左翼及其后继者们小心翼翼守护的一个神话。也因此，有关他的中文书虽然出了好几本书，其中能够被广泛采信的只有一本，即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这本书因其史料可信，论述严谨，是本不可多得的研究周恩来晚年思想及行状的好书。虽然作者小心翼翼，但可能还是会伤了许多周迷的心，因为这本书实际上已经将周恩来从神坛上“请”了下来。 怎样才能祛周恩来之魅？我个人认为还需要假以时日。从有人刻意守护联合国为周恩来“破例”降旗及联合国秘书长那一分钟演讲的谎言来看，炮制“周恩来神话”已不只是出于执政者的需要，还出于不少中国人的需要。当风雨如磐、国家动荡不安之际，这个神话已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需要的镇痛剂与安神药。 但是，一个民族如果背负着太多的历史谎言，同时又在不断制造新的谎言，是不可能获得重生的。

最近，网传武汉纺织大学一名大三女生在求职时被割肾抛尸。警方出面声明，杀人是真，割肾则不存在。这次中国警方应该没撒谎，因为器官移植有供体与受体配型问题，不是活杀取肾就能完成的买卖。但中国的人体器官买卖猖獗，以及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人体器官供应市场这一刻意被淡化的事实却再次浮出水面。 中国存在两大极为肮脏的产业，一是人口买卖，二是人体器官买卖。前者源远流长，一直是社会边缘阶层的集体犯罪，直至近年才传闻有政府官员参与婴儿买卖，比如湖南邵阳市下辖的隆回邵氏孤儿案。人体器官买卖因为有供体以及一系列医学技术上的问题要解决，一开始就是有监狱当局与医疗机构参与的“经济活动”。本人一向认为这行业太血腥，不想触碰这个话题，但因为中国今后已经没有太多供底层求生的空间，犯罪领域的暴利空间也越来越狭窄，觉得还是应该分析一下，为何中国会成为人体器官供应大国。 在对中国器官供应产业化做分析之前，还得先将中国之所以成为人体器官供应大国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器官移植虽然是世界医学颠峰，但其在中国的探索与成熟之路，却实在有违国际医学伦理。因为作为供体的来源是被强迫剥夺了自由意志的囚犯。始作俑者还是政府。摘取囚犯器官做为器官移植的供体，这种情况不始于改革开放后，早在“文革”时期就开始了。因言论思想被定为反革命的江西李九莲被活杀取肾，据说就是因为某高干子弟患有肾病，需要器官移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的眼角膜，据其妹妹遇罗锦的回忆，被移植给了一位北京的劳动模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种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例多了起来，虽然号召人们志愿参加死后捐献器官的慈善活动，但只有极少数人成为志愿者。相比于需要移植的受体来说，这样的志愿者是太少了，从各种渠道得知监狱囚犯仍然是人体器官的主要来源，但一则这是不宣之秘，二则中国人连监狱之外的人都没有人权，囚犯这种被视为另类的人权当然更无人关心。 到了本世纪零年代中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源这一黑幕再也掩盖不住，原因之一是法轮功学员为了自己惨死的同修持续不断地在国际社会呼吁。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只得遮遮掩掩地承认中国的人体器官交易确实是个灰色地带。 说起来让人五味莫辨的的，中国政府官员首次被迫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中的活体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是在2005年11月7日至9日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WHO分部举行的会议上。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这次会议上，还承认了器官移植这项被誉为“21 世纪医学之巅”的技术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已开始临床尝试。但这项领先的医学科学，却没有任何科研论文能够发表在国际公认的学术刊物上，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医学界一直无法说明手术的供体来源、信息不透明以及回避参与器官捐赠的伦理问题。 这次WHO会议在中国有两个成果，一是《财经》杂志终于率先揭开了这一媒体禁制区域的厚重黑幕，那篇“器官移植：加快规制的地带” （2005年第24期，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05-11-28/110062607.html ），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纪念的一篇文章。二是催生了一个新的产业，即器官供体产业。急欲得到国际医学界承认的中国医学界，希望“尽快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人体器官来源途径。”但来源于志愿者死后捐献的器官实在太少，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教授透露，从2003年到2009年5月，中国内地仅有130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全国每年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患者的等待催生了一个“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与肮脏”的行业——人体器官买卖。 中国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度，但只有一样资源不缺少，即人。正因为这种资源的过度丰富，才会导致数个以人为买卖对象的行业产生，一是人口买卖，二是人的肉体买卖（即黄色产业），三是器官买卖。但如今前两个行业因其供给过多，价格普遍下降。据官方NGO调查报告《中国拐卖妇女现状》（ http://half-the-sky.org/women_trafficking/ ）公布的数据，成年女性每名6000元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男婴每个2万元到4万元，女婴每个8000元到2万元。肉体买卖当中最值钱的“卖处”也在300元至数千元之间。只有器官移植成了一个新生的暴利行业。于是中国产生了一个寻找自愿提供器官的行业——人体器官买卖中介。对医学界来说，可以藉此得到合法的供体，其临床研究的成果可寻求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提供者多是贫而无依者，其出卖器官的钱，绝大部分被中介拿走，比如15万卖肝钱，供体只能拿到2.5万。据揭露的资料，并非每个供体都是自愿的，其中不乏被中介连蒙带骗强制成为供体者。总之，这条地下产业链催生了无数罪恶。（见《中国人体器官交易黑市猖獗 供体被当牲口豢养》， http://news.qq.com/a/20100506/000260.htm ） 为何不少人相信女大学生被割肾谋命之谣传？原因也很清楚：在中国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如果不是人体器官移植受到各种医学条件的限制，比如无菌要求、基因配型、手术前后处理等，恐怕真会有丧尽天良者屠人取器官以谋暴利。目前这种器官买卖已经完全不考虑供体今后的生存权，比如供应者必需的术后护理、药物调整，长期随访以及康复期的治疗更是一概没有，即使有，供应者得到的那些可怜的报酬也支付不起。这种将人等同于牲畜的器官市场只会让中国蒙羞。

2011年11月，校车问题在中国两度成为新闻。 导致校车成为新闻的原因如下：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的一辆校车因超载发生特大交通事故，一时间校车问题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批评指责声还未消散，11月25日，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消息传出，正好外交部于10月下旬解密了一批档案，公布了1976年以前援助110多个国家地区的资料，于是网友用“援交部”来贬称中国的外交部，批评北京在校车问题上“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外交部倒也处之泰然，在11月28日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洪磊称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是履行国际责任。 令中国人想不通的是：一个人均收入高于中国的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中国援助？这“国际责任”之说从何而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世界2010年人均收入榜上，马其顿排第90位，人均收入为4483美元；中国排第91位，人均收入4382美元。 其实，中国援助马其顿自有缘由，所谓“国际责任”倒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事情的起源要追溯到台湾当年在李登辉与民进党执政时期，与势头甚旺的北京在国际上争取“国际承认”的这段历史。当时，台湾在北京的强势挤压之下，为了争取“国际承认”而不得不开展饱受北京诟病的“金钱外交”，马其顿当年就是台海两岸竞相争夺的一只“香饽饽”。 马其顿建国历史不长，1991年11月20日该国颁布新宪法，宣布自己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方才成为从原南斯拉夫宣布独立的4个共和国之一。1993年4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接纳马其顿为联合国第181个会员国，国名暂定为“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1993年10月12日，马其顿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时台湾由力主“台独”的李登辉执政，李希望为台湾争取一些国际空间，于是向为摆脱经济困局苦恼不已的马其顿政府许诺，只要马其顿与台湾“建交”，台湾会立即援助马其顿政府3亿美元现金，另外还将在马建工业园，投放10亿美元长期投资。 马其顿政府遂于1999年2月9日宣布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北京绝不容忍这种双重承认（即承认“两个中国”），在马其顿宣布与台建交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即宣布与马断交。随后不久，中国罕见地使用了安理会成员国的否决权（大多情况下中国投弃权票），反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这个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延长驻军6个月。 马其顿与台湾建交后的两年，不断面临北京的威胁利诱。终于在2001年6月12日正式恢复曾中断的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此后台湾对其停止援助。这两年当中，台湾共给予马其顿1.5亿美元的援助（另一说法是1.7亿）。 我对十余年前发生的这一“外交事件”之所以印像深刻，是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有不少穷国用这种方法在台海之间渔利，先与台湾建交获取经济援助，尔后又在北京更大的诱惑下与台湾反目。马其顿当时之所以对台湾特别重要，估计源自这一因素：当时世界上共有28个小国承认台湾政权，它们大部分分布在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但马其顿从地理上看则是欧洲国家。对台湾来说，是其在欧洲外交的“突破”性进展；对北京来说，则意味着欧洲“失守”。是以马其顿成了台湾双方出大价钱争抢的“香饽饽”。 比较搞笑的是马其顿对自己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还说得冠冕堂皇。在与台湾建交时期，马其顿国防部长保诺夫斯基曾于2000年10月30日率领代表团对台湾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并在访问期间与台湾国防部长伍世文签订谅解备忘录和国防合作备忘录。等到与北京私下沟通就绪，并准备派员至北京签署“复交”备忘录之后，又为自己丢弃台湾找了个台阶：2001年 5月下旬，马其顿外长米特雷娃趁履新之际表示，两年前与台北“建交”是个错误。 中国到底给了马其顿多少外援？遍查不获，估计北京将此视为“国家机密”，也要求受援方马其顿保密。毕竟北京一直在义正辞严地谴责台湾的“金钱外交”，作为备位“世界领导”的中国，又岂能以“金钱外交”为手段，与台湾争抢其他国家的承认？但从中国一向的行事方式来看，那些从2000年以来先后宣布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利比里亚、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塞内加尔、乍得等国，肯定都因与台湾“断交”而获得北京的补偿。 根据以上事实推断，洪磊声称援助马其顿校车是中国在“履行国际责任”并非虚言。从策略上考虑，当年让马其顿与北京“复交”的援助不可能一次性给足，必须细水长流，中方先后向马方提供了人员培训、学校改建、电脑物资等多个援助项目，估计就是在履行当年复交时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