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黎元洪 （1864年—1928年）字宋卿，汉族，湖北黄陂人。1888年，入海军服役。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继任总统。1928年6月3日，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死后，以国葬的形式葬在土公山（现华中师范大学东南门附近）。 　　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和评论是一件冒险的事，我们极易囿于时代的偏见或误判，或谬托知己。举例来说，生活在阶级斗争年代的论者一定相信，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拖出黎元洪来做他们的领袖，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与软弱性”；而以为自己站在人性立场上的人则会分析，黎元洪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墙头草”……这些说法都有其自身立场上的正确性，但跟黎元洪本人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比起孙中山、黄兴等开国之父，黎元洪被矮化、丑化了。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考察他的一生，其实可以看到：他虽缺少崇高和壮美的风采，但他的宽柔亲和是更具有“现代性”的国民理性。 　　黎元洪出身贫寒。父亲黎朝相为谋生到天津投军，黎元洪和姐姐衣食无着。13岁时，父亲接他们到天津，生活才稳定一些。1883年，为了拿奖学金，19岁的黎元洪报考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教育家严复、海军将领萨镇冰等人是其恩师。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黎元洪随舰队北援。舰船被击沉，黎元洪投海后因穿救生衣而逃生。甲午战后，两江总督张之洞深感练兵重要，组建南洋新军。黎元洪投奔张之洞。短短几个月内，帮张建成西式炮台7座、弹药房8间、总药房6间、暗路4道等众多的工程。张之洞亲自手书“智勇深沉”相赠。 　　此后，黎元洪成为张之洞最为赏识的将官。但不学无术的将领张彪娶了张之洞的丫环，被称为“丫姑爷”，地位反在黎元洪之上。复杂的官场里，黎元洪表现出了宽容大度、老成持重的性格，人送外号“黎菩萨”，谐音“泥菩萨”。 　　1906年，清军改制，黎元洪任协统。次年，张之洞奉调入京，黎元洪则成为南洋新军真正能一呼百应的首领。有人说，晚清两大汉人官僚集团，袁世凯是李鸿章系的继承人；黎元洪是张之洞系的继承人。在某种意义上，南洋新军的文化程度更高，故辛亥革命最终能在南洋新军内部发动。 　　武昌起义了，然而彼时黄兴、宋教仁远在上海，孙中山远在美国，义军只能寻找近水楼台，黎元洪众望所归。但他一时作难，躲到部下刘文吉家中。追踪而来的革命党人要他出来，对他喊话：“今日举动，实我公平日教育之所致，对我公绝无残害之理，请公速出，主持大计。”革命党人朱继烈甚至要自杀以逼黎元洪就范。因为这段插曲，黎元洪后来被妖魔化：人们说他是“床下都督”；还说义军到时，他连说“莫害我，莫害我”……这些都没有事实根据。 　　10月13日，黎元洪最终同意出任都督。他在革命党人的劝说下剪掉辫子，摸着光头笑道：“有点像弥勒佛了。”一反此前“不合作”之态，即刻主持会议，称“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与诸君共生死”。 　　当时的湖广总督瑞??私⑼г诔そ?瞎弁?Ｋ??晕?馐且恍〈槭勘?髀遥?碧?德揖?琢焓抢柙?槭保?偈本??Ｇ逭??扇?虮?式⒍忧袄凑蜓梗?柙?樵诟?魇Φ乃叫爬锶绱吮戆祝?ldquo;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萨镇冰见信后沉吟良久，最终选择了弃军而走。 　　学者周锡瑞断言：“确定黎元洪领导新的湖北军政府，这恐怕是在武昌起义过程中做出的最关紧要的选择。他成了袁世凯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同盟者。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一种由军界上流人物与绅士及官僚的支持者结合起来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延续到军阀时代。”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不久，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黎元洪仍在湖北。8月，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黎元洪平生最为人诟病处即是此举。 　　张振武在武昌首义中与蒋翊武、孙武并称“三武”。军政府成立后，他担任军务部副部长，贪污受贿，迅速腐化。但他毕竟是元勋，黎元洪在国人的眼中由“菩萨”变成了“屠夫”。黄兴发电质问，黎元洪回电列举张振武的罪行，说：“但当为民国固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此电一出，舆论才渐渐平息。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身亡，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流亡海外。没有掣肘的袁世凯把黎元洪当作心腹大患，软硬兼施要他进京。从此，黎元洪只有名位，再无军队实力。这也是北洋军与南洋军的差异，北洋军文化偏低，成为袁世凯及其部将段祺瑞、冯国璋们的私家军，黎元洪统辖的军队没有这种意义的效忠。但黎元洪仍有实力，他的德望也是一种政治力量。为了拉拢黎元洪，袁世凯让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 　　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数次试探黎元洪口气。有次问他：“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接着马上又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帝制闹剧甚嚣尘上时，黎元洪说：“项城（即袁世凯）如有野心变更国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但袁世凯决心更大，黎元洪以辞职的方式消极抵制。称帝失败，袁世凯的政治遗产落到段祺瑞之手。1916年6月7日，在段祺瑞的支持下，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半年后，他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精英云集北大，中国的头脑风暴终于诞生。有报道说：“北京政府有这个度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到国民党人蔡元培手里，在北洋时代，没有谁比黎元洪当政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但头脑的风暴尚不能左右肢体的乱动。段祺瑞认为黎元洪是自己一手扶上总统宝座的，打心眼里瞧不起他。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曾写通知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所有总统的信件皆要送到国务院开拆，直到徐世昌一日来访，问及所寄的信件，黎元洪才知晓此事。还有一次，徐树铮送公文盖印，内容是山西省变动3名厅长，黎元洪问原因何在，徐树铮竟不耐烦地说：“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 　　1919年，段祺瑞绕开黎元洪跟日本签订军事借款，媒体披露后舆论大哗。黎元洪借机罢免了段祺瑞。徐树铮联合北洋督军准备在天津建立临时政府，推翻黎元洪，再拥段祺瑞上台。没有武装实力的黎元洪病急乱投医，邀请张勋入京调停，不料张勋倒戈，反而让溥仪复辟。 　　北京城里再挂大清龙旗。为挽救民国，黎元洪不计前嫌，致电身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让他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又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平定张勋之后，段祺瑞亲自接黎元洪回总统府，黎坚辞不愿当总统。少了黎元洪的北京政府，就像少了黏合剂，大批议员南下，在广州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一国出现了两个政府，民国至此彻底分裂。一个悠久的文明国家的政治舞台不得不由暴力决定一切，历史学家称此为“民国史上之最大不幸”。 　　透过这种戏剧化的大时代中的人物命运，我们大概能够想到，黎元洪非通常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他绝不是一个投机分子，也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弱者。通观黎元洪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情感丰富、有人格尊严的中国人。他自己承认，辛亥革命以后，“我虽然三度因缘际会，有两戴总统桂冠的风光，但更多的是交瘁的身心和梦魇般的回忆。”袁世凯称帝前，黎元洪对国家大事没有决策权，每天唯有读书练字，修身养性。据他的副官回忆，黎元洪会突然掩卷，大放悲声。这是何等的动心忍性。 　　他就像孔子称道的儒，“懦懦若无能”。然而他一生数次被逼，都能够有所成全。“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以孔子列数的儒行，对照黎元洪，多有中的。 　　张之洞被清廷调到北京后，湖北官场走马灯一样地变换。有一任湖广总督叫陈夔龙，因女儿病死大办丧事，张彪送丧仪费十几万元，而黎元洪仅送了5元钱。时隔不久，湖北地区遭受洪涝灾害，黎元洪一捐就是3000元，是其半年的薪水。“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 　　黎元洪吃得了苦，他在任上以廉洁自律著称，为士兵慷慨解囊的故事极多。武昌起义之初，他与军政府的职员一样，每月只支20元的生活费。这与他效命清廷时500元大洋的待遇不啻天壤之别。“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退出政坛后的黎元洪投入实业，当时即有影响。他的很多资金最后都投向了教育及社会事业。他一生不断地捐资助学，先后创办多所学校。他还一直想在武昌创办一所江汉大学，可惜直至其去世，都未能如愿。 　　黎元洪寓居天津时，常带家人一起看电影。一次看完回家，发现黎夫人的钻戒被偷了，小偷还留了一张字条：“贵夫人的钻石戒指本人想借用一下，明晚放在门口右角处。”黎元洪大笑说：“有饭大家吃是我多年的宗旨，有钻戒大家戴又何妨？” 　　黎元洪被称为“泥菩萨”，有人说他后来也像一个裱糊匠，希望撑住民国的大舞台。某年“双十节”，他发布授勋令，颁给孙中山、各派军阀，乃至皇室遗老载涛，几乎囊括了各方势力。由此可见黎元洪的为人。 　　他知道别人说他傻，但他不以为意。他流露的真情也令人感动，1925年孙中山不幸病逝，黎元洪甚感悲伤，在私宅中设立灵堂，亲自祭奠。 　　1928年6月1日，黎元洪的生命到了最后关头，他找来秘书起草遗嘱：“元洪遭逢时会，得与创建民国之役，德薄位尊……不意十七年来，民生疾苦愈甚。所幸南北宗旨，既已相同，此则深望我同志相策励者也……”两天之后，黎元洪去世，享年64岁。 　　他在遗嘱中说自己“德薄”，但他的功德在当时人心中已经显示出重量。他的老师严复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人们称他是“共和磐石”！ 　　遗憾的是，直至今天，人们再难理解黎元洪的意义。当代的革命者信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但在黎元洪那里，革命就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活，因此，他才有那句名言：“有饭大家吃。”这在今天的中国和文明社会，都不啻一种文明理性，值得记取。

美國之音 记者: 海涛 | 华盛顿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2月“出事”率先“亮相”，牵引出市委书记薄熙来、其妻子谷开来、其子薄瓜瓜、英国商人海伍德等多位“新闻人物”“闪亮登场”。而最新一位，就是重庆居民王康。王康何许人？ *爆料者王康* 本来中国当局将薄熙来、王立军“拿下”是当政治案子来办，但是，由于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暴死”，当局又把谷开来和薄家勤务张晓军办成了刑事案。海外媒体说，如果发现薄熙来也同此案有牵连，那么，其政治生命完结自不在话下恐怕肉体生命也有告一段落的危险。 4月10日中南海正式宣布将薄熙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拿下后，不少海外媒体涌到重庆实地采访，希望能抓到“独家”。英国几家大媒体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还有路透社还有美联社都到重庆采访了王康，并对外“爆出”很多“猛料”，而这些消息，从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领馆以来，北京对外发布有关王立军和薄熙来案的正式消息可谓惜墨如金，鲜有涉及。 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4/9）曾说：大道不畅，小道必猖。那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正式消息很少”，小道消息就必然大行其道，而重庆居民王康的“消息”，就正好补充了这个市场空缺。 王康接受路透社采访，外界首次得知：“薄熙来夫妇的关系多年来一直不正常，而谷开来曾与海伍德关系甚密。”王康对泰晤士报说：谷开来与海伍德之间‘绝对’有超乎友谊的关系。王康对每日电讯报说：海伍德曾威胁谷开来要公布她向海外转移巨额资产的行为；王立军向薄熙来告发谷开来参与杀害伍德，薄熙来一怒之下解除王立军公安局长的职务。 王康还告诉《每日电讯报》，目前至少有39名政商人士因与薄熙来关系匪浅而遭到拘押，其中包括中共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以及大连实德“失踪”的老总徐明。 德国之声（4/20）援引王康话说：“谷开来作为一个女人，50几岁了，如果她的家庭生活不像薄熙来宣称的那样幸福，相反是有很多痛苦、苦闷、焦虑和压力，她总要找一种方式让自己解脱。这个倒 霉的英国人（海伍德）刚好在人性的问题上做了牺牲品。”他说：”谷开来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我并不认为她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权力腐化人，一个腐化的丈 夫不可能给妻子带来真正的幸福吧？权力太绝对之后，一定会毒化这个家庭。它很难让这个家庭保持一种正常的平静的生活。” 王康对海外媒体说，他其实并不认识薄家，只是多年前和薄熙来父亲、中共元老薄一波有过一面之交：20年前，他为重庆电视台电视片《大道》写解说词，台里想请薄一波题词，薄一波请王康进其中南海办公室，“和他见了一面，讨论了一些事。” 王康还对记者说，他对现实政治并不太关心，而且还是个（和薄家）“隔得很远的人，只不过刚好我有一个消息来源，知道有关的一点消息而已。” 台湾的《中国时报》说王康有许多文化头衔。而英国这些大媒体则说王康是“消息人士”、“重庆商人”、“重庆学者”。王康自称是民间思想家，就是“‘民间’有思想的一个家伙”。 王康到底是什么人？ 北京学者余世存曾撰写一文：王康其人，翔实介绍了王康其人、其风格、其思想。 *布衣王康* 王康的确是民间人士。被百度百科誉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的余世存说，王康是个“布衣”（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黑五类”王康VS太子党薄熙来* 王康和薄熙来同龄。都是中共建政那年（1949）生，也就是后来流行的“解放”、“建国”这样名字的那一代。不同的是薄熙来出生在北京、其父是中南海高官，而王康出生在重庆，其父是国民党小职员“历史反革命”。 195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年出狱。 1982年，王康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其工龄仅有四年。 北京学者余世存说，后来，其“历反”问题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 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良心”王康当过刘宾雁助手* 邓小平再次上台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余世存说：“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老三届”都知道，当时，学生思想异常活跃，各高校都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学习小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绝大多数都“夭折”了。 大学毕业后，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当体育老师。但是，“诗书满腹”的王康不安于此岗位，余世存说，“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 刘宾雁是中国著名记者，最知名的不同政见者之一，曾被邓小平点名批判，和方励之、王若望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一起被开除党籍。刘宾雁在1989年天安门民运前一年到美国访问然后就被迫流亡17年直至2005年美国去世，享年80岁。 *商人王康* 王康后来下海经商。但由于其书生气，余世存说：“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 三、四员工撑着而已。” 当然，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到今天，王康起码在重庆还有自己的办公室，还可以在里面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余世存援引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的话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自由人王康* 余世存说，中国这样的社会有一批“三帮分子” （帮忙帮闲帮凶），“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 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其结果就是 ：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 “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 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 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 ” 他说：“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能折腾的王康，其家成重庆“旅游点”* 余世存说，王康有过许多朋友，不少人还做了高官、发了大财，但大多看着王康“折腾”，也有人看着王康山穷水尽时“给他一点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但是，王康自得其乐，更为随性，“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的介入，王康为更多的人认识，借助于口耳相传，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有人也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种倾听。”。 有个例子最鲜明展示了王康的个性：“当一个读书极富的年轻记者飞到重庆，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当来访者在王康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半天，轮到王康表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 *媒体“红人”王康* 其实，并不是这次薄熙来事件才使得王康成为媒体“红人”。早在2005年，余世存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们在策划“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就把王康列入候选人名单，“王康是入选中唯一的布衣。” *思想家王康* 几年前，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就撰写了一个《零八宪章》，撰写人之一刘晓波因此被判重刑。就在二十年前，王康也曾撰写过《中国改革宪章》。 中国百度百科这样介绍王康的思想作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 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 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 “天命”已略知。” 不过，在百度搜索引擎查询，已经查不到这“中国改革宪章”原文。 *关注现实政治的王康* 王康日前对德国之声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薄熙来案的内情，只不过不想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说中国的事情不应该吞吞吐吐。薄熙来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命运太不关心，主要是重庆的知识界。比如唱红，很多人都有看法，但是不敢说或者不原意说，打 黑也同样如此。如果知识分子总是察言观色看风向，那算什么呢？” *“唱衰”薄熙来的王康* 王康认同北京扳倒薄熙来的行动。他为此感到“庆幸”。他说，薄熙来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和北京的那些高官们有明显的区别，他有强烈的人生抱负，他有着自己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思考。但是，薄熙来基本的理念是错误的，他误判了中国。” 王康对德国之声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确实在进步的同时也存在深 刻的危机，但是解决危机的方式不是薄熙来的方式。如果重庆模式带到北京去，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在中国肯定是一场灾难。“不会是文革的简单重演，但本质上是一场新的文革。” 王康认为，薄熙来倒台，使中国“躲过一劫”。他说，这会给六四以来中国“23个年头沉闷的政治局面带来一种破局”，“薄熙来在重庆的戏已经演完了，复辟毛泽东的戏演完了。也就是中国走毛泽东回头路在重庆被终止下来，我相信在全国也会终止下来，我相信中国躲过了一劫。 ” 至于他如何能得到这么多“机密信息”并能如此轻松地“爆料”？王康说：“我这个态度本身比我讲话的内容，我觉得更重要。现在我是不是受到（官方的）压力，我不会直接地告诉你，请你理解。” *差点被美国拒签的王康* 王康在2008年曾来美国访问，但是，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办签证时，差点被拒签。王康朋友毛喻原曾在其博客上记载了这段故事 ：他们到了美领馆后，接待他们的是一名女签证官。女签证官粗略翻了一下递上去的材料后大睁眼发问： “你的固定工作及收入证明呢？” 王康回答：“没有，No。” 签证官又问：“你的银行存款证明？” 王康：“没有，No。” 签证官再问：“那你的房产证明呢？” 王康还是回答：“没有，No。” 女签证官纳闷了：“既然你什么都没有，那还跑来签什么证呢？” 毛喻原说，签证官话音一落，王康立刻用眼睛死死盯着她，中气十足地对她说：“是的，你说得不错。我没有固定工作证明，没有银行存款证明，也没有什么房产证明，但我有这个。”他指着自己硕大的脑袋——不，具体说是指着自己那一溜发光的额头——铿锵有力地对她说：“我有这个，我有头脑，我有思想，我有价值观。” “当时就把签证官给愣住了。王康继续说：‘我不仅要告诉你，我有思想，有价值观，而且还要告诉你，我这种思想与价值观与我们国家现时信奉的那种思想与价值观是 相互抵牾，水火不容的。正因为相互抵牾，水火不容，所以我生活在现时的这个国家，才没有固定的工作，既没有银行的存款，也没有自己的房产。而这是最合乎常 理，最合乎逻辑与因果之事。你懂吗？在我们国家，只有狡猾的人和愚蠢的人才能顺谋‘正业’，飞黄腾达，风风火火，而乐此不疲。正直的家伙都被当成了傻瓜 蛋，作了废旧处理。如果你不懂，那就请你去问你们的头儿。” 结果是：签证官拿着王康的申签材料进了领事馆的里屋。“ 五小时后，女签证官从里面出来，拿着已签的护照对王康说：‘欢迎去美国。’”

重庆副市长王立军2月“出事”率先“亮相”，牵引出市委书记薄熙来、其妻子谷开来、其子薄瓜瓜、英国商人海伍德等多位“新闻人物”“闪亮登场”。而最新一位，就是重庆居民王康。王康何许人？ *爆料者王康* 本来中国当局将薄熙来、王立军“拿下”是当政治案子来办，但是，由于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暴死”，当局又把谷开来和薄家勤务张晓军办成了刑事案。海外媒体说，如果发现薄熙来也同此案有牵连，那么，其政治生命完结自不在话下恐怕肉体生命也有告一段落的危险。 4月10日中南海正式宣布将薄熙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拿下后，不少海外媒体涌到重庆实地采访，希望能抓到“独家”。英国几家大媒体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还有路透社还有美联社都到重庆采访了王康，并对外“爆出”很多“猛料”，而这些消息，从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领馆以来，北京对外发布有关王立军和薄熙来案的正式消息可谓惜墨如金，鲜有涉及。 中国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4/9）曾说：大道不畅，小道必猖。那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正式消息很少”，小道消息就必然大行其道，而重庆居民王康的“消息”，就正好补充了这个市场空缺。 王康接受路透社采访，外界首次得知：“薄熙来夫妇的关系多年来一直不正常，而谷开来曾与海伍德关系甚密。”王康对泰晤士报说：谷开来与海伍德之间‘绝对’有超乎友谊的关系。王康对每日电讯报说：海伍德曾威胁谷开来要公布她向海外转移巨额资产的行为；王立军向薄熙来告发谷开来参与杀害伍德，薄熙来一怒之下解除王立军公安局长的职务。 王康还告诉《每日电讯报》，目前至少有39名政商人士因与薄熙来关系匪浅而遭到拘押，其中包括中共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以及大连实德“失踪”的老总徐明。 德国之声（4/20）援引王康话说：“谷开来作为一个女人，50几岁了，如果她的家庭生活不像薄熙来宣称的那样幸福，相反是有很多痛苦、苦闷、焦虑和压力，她总要找一种方式让自己解脱。这个倒 霉的英国人（海伍德）刚好在人性的问题上做了牺牲品。”他说：”谷开来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女人。我并不认为她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权力腐化人，一个腐化的丈 夫不可能给妻子带来真正的幸福吧？权力太绝对之后，一定会毒化这个家庭。它很难让这个家庭保持一种正常的平静的生活。” 王康对海外媒体说，他其实并不认识薄家，只是多年前和薄熙来父亲、中共元老薄一波有过一面之交：20年前，他为重庆电视台电视片《大道》写解说词，台里想请薄一波题词，薄一波请王康进其中南海办公室，“和他见了一面，讨论了一些事。” 王康还对记者说，他对现实政治并不太关心，而且还是个（和薄家）“隔得很远的人，只不过刚好我有一个消息来源，知道有关的一点消息而已。” 台湾的《中国时报》说王康有许多文化头衔。而英国这些大媒体则说王康是“消息人士”、“重庆商人”、“重庆学者”。王康自称是民间思想家，就是“‘民间’有思想的一个家伙”。 王康到底是什么人？ 北京学者余世存曾撰写一文：王康其人，翔实介绍了王康其人、其风格、其思想。 *布衣王康* 王康的确是民间人士。被百度百科誉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的余世存说，王康是个“布衣”（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2001年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公告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王康是首届得主之一。学术委员会公布的授奖辞是：王康先生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 *“黑五类”王康VS太子党薄熙来* 王康和薄熙来同龄。都是中共建政那年（1949）生，也就是后来流行的“解放”、“建国”这样名字的那一代。不同的是薄熙来出生在北京、其父是中南海高官，而王康出生在重庆，其父是国民党小职员“历史反革命”。 195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王康的父亲被捕入狱，罪名是“在川大读书时跟踪某地下党员同学”，1957年出狱。 1982年，王康父亲在滩子口木材加工厂“退休”，其工龄仅有四年。 北京学者余世存说，后来，其“历反”问题得以“改正”。其档案中历史反革命罪状竟无任何证据。所属单位政工人员说，可能是弄错了。王康后来回忆说他父亲在临终前，“他慢慢抓住我的手，好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人是最不好的动物，最不好的动物也比人好。吸了两口水，艰难地咽下， 又说，生为一个中国人，实在太惨了。余无所思，但求早死，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良心”王康当过刘宾雁助手* 邓小平再次上台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余世存说：“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老三届”都知道，当时，学生思想异常活跃，各高校都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学习小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绝大多数都“夭折”了。 大学毕业后，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当体育老师。但是，“诗书满腹”的王康不安于此岗位，余世存说，“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 刘宾雁是中国著名记者，最知名的不同政见者之一，曾被邓小平点名批判，和方励之、王若望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一起被开除党籍。刘宾雁在1989年天安门民运前一年到美国访问然后就被迫流亡17年直至2005年美国去世，享年80岁。 *商人王康* 王康后来下海经商。但由于其书生气，余世存说：“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 三、四员工撑着而已。” 当然，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到今天，王康起码在重庆还有自己的办公室，还可以在里面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余世存援引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的话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自由人王康* 余世存说，中国这样的社会有一批“三帮分子” （帮忙帮闲帮凶），“他们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追随并论证一元的正当性，最终毁掉的是二元乃至多元的存在以及其共处依存的效用，他们最 终打压了我民族自由的精神。”其结果就是 ：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 “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 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时过境迁，犬儒者们又会百倍热情地给予前贤以怀念。现实对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的态度 即是如此，尽管历史已经还给了龚自珍、陈独秀、高尔泰们以无上的荣誉。 ” 他说：“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 *能折腾的王康，其家成重庆“旅游点”* 余世存说，王康有过许多朋友，不少人还做了高官、发了大财，但大多看着王康“折腾”，也有人看着王康山穷水尽时“给他一点帮助，看他独自前行。” 但是，王康自得其乐，更为随性，“随着电视、网络等传媒手段的介入，王康为更多的人认识，借助于口耳相传，王康成了精英权贵、仁人志士、热血青年们游历重庆的一个旅游景点。有人也专门坐飞机去重庆去看王康。于是，王康在重庆的生活，也多了一种倾听。”。 有个例子最鲜明展示了王康的个性：“当一个读书极富的年轻记者飞到重庆，到王康的小公司采访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王康的回应是‘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当来访者在王康的办公室里高谈阔论半天，轮到王康表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你。” *媒体“红人”王康* 其实，并不是这次薄熙来事件才使得王康成为媒体“红人”。早在2005年，余世存说，《南方人物周刊》的编辑们在策划“最有味道的四川人”时，就把王康列入候选人名单，“王康是入选中唯一的布衣。” *思想家王康* 几年前，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就撰写了一个《零八宪章》，撰写人之一刘晓波因此被判重刑。就在二十年前，王康也曾撰写过《中国改革宪章》。 中国百度百科这样介绍王康的思想作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 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 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 “天命”已略知。” 不过，在百度搜索引擎查询，已经查不到这“中国改革宪章”原文。 *关注现实政治的王康* 王康日前对德国之声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薄熙来案的内情，只不过不想说出来。“我觉得中国人说中国的事情不应该吞吞吐吐。薄熙来这个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命运太不关心，主要是重庆的知识界。比如唱红，很多人都有看法，但是不敢说或者不原意说，打 黑也同样如此。如果知识分子总是察言观色看风向，那算什么呢？” *“唱衰”薄熙来的王康* 王康认同北京扳倒薄熙来的行动。他为此感到“庆幸”。他说，薄熙来不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和北京的那些高官们有明显的区别，他有强烈的人生抱负，他有着自己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思考。但是，薄熙来基本的理念是错误的，他误判了中国。” 王康对德国之声说，中国30年改革开放确实在进步的同时也存在深 刻的危机，但是解决危机的方式不是薄熙来的方式。如果重庆模式带到北京去，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在中国肯定是一场灾难。“不会是文革的简单重演，但本质上是一场新的文革。” 王康认为，薄熙来倒台，使中国“躲过一劫”。他说，这会给六四以来中国“23个年头沉闷的政治局面带来一种破局”，“薄熙来在重庆的戏已经演完了，复辟毛泽东的戏演完了。也就是中国走毛泽东回头路在重庆被终止下来，我相信在全国也会终止下来，我相信中国躲过了一劫。 ” 至于他如何能得到这么多“机密信息”并能如此轻松地“爆料”？王康说：“我这个态度本身比我讲话的内容，我觉得更重要。现在我是不是受到（官方的）压力，我不会直接地告诉你，请你理解。” *差点被美国拒签的王康* 王康在2008年曾来美国访问，但是，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办签证时，差点被拒签。王康朋友毛喻原曾在其博客上记载了这段故事 ：他们到了美领馆后，接待他们的是一名女签证官。女签证官粗略翻了一下递上去的材料后大睁眼发问： “你的固定工作及收入证明呢？” 王康回答：“没有，No。” 签证官又问：“你的银行存款证明？” 王康：“没有，No。” 签证官再问：“那你的房产证明呢？” 王康还是回答：“没有，No。” 女签证官纳闷了：“既然你什么都没有，那还跑来签什么证呢？” 毛喻原说，签证官话音一落，王康立刻用眼睛死死盯着她，中气十足地对她说：“是的，你说得不错。我没有固定工作证明，没有银行存款证明，也没有什么房产证明，但我有这个。”他指着自己硕大的脑袋——不，具体说是指着自己那一溜发光的额头——铿锵有力地对她说：“我有这个，我有头脑，我有思想，我有价值观。” “当时就把签证官给愣住了。王康继续说：‘我不仅要告诉你，我有思想，有价值观，而且还要告诉你，我这种思想与价值观与我们国家现时信奉的那种思想与价值观是 相互抵牾，水火不容的。正因为相互抵牾，水火不容，所以我生活在现时的这个国家，才没有固定的工作，既没有银行的存款，也没有自己的房产。而这是最合乎常 理，最合乎逻辑与因果之事。你懂吗？在我们国家，只有狡猾的人和愚蠢的人才能顺谋‘正业’，飞黄腾达，风风火火，而乐此不疲。正直的家伙都被当成了傻瓜 蛋，作了废旧处理。如果你不懂，那就请你去问你们的头儿。” 结果是：签证官拿着王康的申签材料进了领事馆的里屋。“ 五小时后，女签证官从里面出来，拿着已签的护照对王康说：‘欢迎去美国。’”

文革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作者：子明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6 6:44:19 阅读量：187次 　　19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已经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在一年中谈了二十多次政治体制改革。当时颇有一些人乐观地说：“改革不可能逆转”，“文革不可能重演”。 　　薄熙来在重庆刚开始鼓吹“唱红打黑”，敏感的知识分子就惊呼“文革来了”，起初似乎“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现在情况不同了，连温家宝总理都认为有必要在今年人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发出警告：“’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是不是危言耸听呢？ 　　1980年代多数人相信“文革不可能重演”，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现在有不少人相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甚至认为“再搞文革”是好事，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新现象。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年最痛恨文革并企盼文革不再重演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地、富、反、坏、右”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这些人现在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没走的也是耄耋之年了。另一类是在四五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青年人，包括从来没有长过工资的青年工人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中最年轻的现在已经接近“耳顺”之年，笔者近来经常参加这一代人的追悼会，譬如说去年底离开我们的四五运动中的著名“小平头”刘迪。在现在的人口结构中，没有亲历过文革（文革结束时尚未成年）的人已经占了多数。而由于当局禁止研究文革，禁止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在教育中回避历史阴暗面（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大灾难，六四镇压），使现在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完全不具有对于文革的免疫力。 　　上面所说的两类人，其中大部分人也曾经是文革的拥护者。人们常常要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才能真正吸取历史教训。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决议时投过赞成票。四五运动时的抗议者，也曾经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山呼“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文革并不是“四人帮”或者毛泽东想搞就能搞得起来的，这个运动的发生是有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的。 　　文革爆发前夕，中国的干群关系已经紧张到了一定的程度，群众心中的不满已经蓄积了很长时间。而当下的官民矛盾和冲突，民众对于权钱交易和两极分化的不满，比1966年的时候，不知增加了多少倍。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继续革命理论，关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和平等的鼓吹，关于消除城乡、工农、体脑三大差距的“五七道路”的设想，曾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而薄熙来的“唱读讲传”、“打黑除恶”、“共同富裕”、“五个重庆”，同样具有欺骗性和诱惑力。在三十年来都没有认真清理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下，毛泽东那一套民粹主义的理论和手段，完全有可能再次成为政治野心家手中的“精神原子弹”。 　　搞民主选举，必须获得多数选票；搞法西斯或者文革运动，并不需要获得多数人的赞同，只要有一批狂热的青年人（冲锋队、党卫军或者红卫兵、造反派）支持和投入，就可以“改变世界”。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他并没有获得议会中的多数议席，他一手利用权力一手利用群众，就可以推翻魏玛民主制度。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大多数党员、干部是不理解和不支持的；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的大多数都是保守派和逍遥派，但是毛泽东文有江青、武有林彪，再加上周恩来帮他支撑经济，就可以利用少数文革勇敢分子实现“乱中夺权”的目的。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官方媒体和民间知识分子都称之为“社会法西斯”。到1990年代，余世存提出了“次法西斯”的概念。笔者在两年前则发表了《警惕“经典法西斯”》一文。文中写道：经典法西斯运动的露头，已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危险。当政治野心家试图与一部分群众相结合，通过打民意牌争夺最高权势，“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浮出水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法西斯运动正在从“次法西斯”提升至“经典法西斯”。法西斯运动领袖人物的产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法西斯信徒的寻觅、激励和拥戴。一方面是潜在领袖人物经过形势判断和政治试探，以“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姿态“粉末登场”。最后的一出，则是利用完“民意”之后的“卸磨杀驴”，就像希特勒对待冲锋队。今天，警惕经典法西斯运动在中国得势，就要紧紧地盯住那些潜在的法西斯领袖人物，监督和批评他们的每一言行举止，防止法西斯“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凶恶的破坏力量。 　　因此，我们切不可忽视毛派理论对于群众尤其是青年不满心理的利用和诱惑，忽视“平西王”与“乌有之乡”的政治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