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博讯的“百大知识分子”和乌有之乡的“十大汉奸”

海外新闻网站博讯推出了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毛派乌有之乡网站也推出了2011年的“十大汉奸”评选活动。 *博讯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 2009年以来,博讯一直在评选百大公共知识分子。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基本和去年的差不多。 不过,博讯的评选和公布方式,今年和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的,比如,维权律师维权组织;新闻和传媒界;作家、记者;学者;政界人士;网络人士;等等。而今年则按拼音排列。去年第一位是莫少平,第二是滕彪。今年第一位是艾未未,第二位是艾晓明。 *中国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如刘晓波、贺卫方、崔卫平、茅于轼、杜光、杜导正、江平、焦国标、辛子凌、吴稼祥、陈子明、夏业良、徐友渔、刘军宁、袁伟时、鄢列山、于建嵘、余世存、应克复、周瑞金、张思之、资中筠、沙叶新、张鸣、周志新、任志强、胡舒立、等均在名单上。 *海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如胡平、蔡楚、陈破空、何清涟、廖义武、廖天琪、李剑芒、李晓蓉、刘亚伟、苏雨桐、吴国光、王军涛、王澄、万延海、萧强、夏明、杨恒均、杨建利、冯崇义、陈维明、郑永年、张裕,陈志武,陈丹青也在名单之上。 *港台公共知识分子* 另外,香港的北风、长平、陈平、金钟、闾丘露薇、钱钢、张成觉以及台湾的龙应台也被列入名单。 *CCTV的公共知识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列入名单的几个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柴静、韩寒、李承鹏、刘苏里、王克勤、五月散人、熊培云、笑蜀、杨继绳、周志新。特别是柴静,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记者。 *方舟子首次进入排行榜,但“绝不接受”称号* 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今年也登上了博讯百大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方舟子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知道这个网站,不认同这个说法,也不同意被列入这个排名榜:“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在国内已经坏掉了,被一些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把名声搞臭了。我绝不会去接受这样的称号。” 方舟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拿到了生化方面的博士学位,是美国互联网站‘新语丝’创办人。 *乌有之乡网民选方舟子入十大“汉奸”行列* 方舟子虽然被列入了博讯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毛派网站乌有之乡也把方舟子列入“十大汉奸”候选人。乌有之乡12月20日推出评选“十大汉奸”活动,公布了一份候选名单,其中就包括方舟子。当然,这个名单还包括了也在“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上的贺卫方、辛子凌等人。 乌有之乡一网友(galysw)在评论方舟子时说:方舟子的主要“罪状”就是他“打击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文中说,方舟子的真名就象他的国籍一样,很多人并不清楚。文中说,“此人在1990年为达到出国目的,伪造直系侨属证明,欺骗学校和政府,并因此赖掉了应交的12500元培养费。” 这名网友说,方舟子“此人在美学习一无所长,回到国内呼风唤雨,高举学术打假大旗,诬陷一批中国的科学家,打击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极力推销转基因伪科学,误导中国人食用转基因毒素,妄图毁掉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实现其主子的邪恶目的。” *乌有之乡:CCTV白岩松也列入“汉奸”行列* 乌有之乡虽然没有把“百大”之一的CCTV的记者柴静列入名单,但是,把柴静的同事白岩松列入了,排名第二。该网友的评论说:“白岩松,一个板着一副面孔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占据着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段,不断向国人灌输奴化思想和汉奸思维,吹捧洋奴哲学,压制民族精神,妄评砸“日本开拓团”碑不值、不用、也不提倡,反对抵制家乐福称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此人尽管没有很突出的汉奸言行,但他利用央视平台对国人进行汉奸教育,危害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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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从东德的下场看中国的维稳

近年来,由于中国大陆各种矛盾加剧,各地抗议活动是此起彼伏。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在今年的危机管理报告上称,2010年大型社会群体事件有72起,比2009年的60起增加了12起;其中,33%的事件在每天的媒体中报道,67%通过网络传播。除此之外,中小型抗议事件更是多如牛毛。大陆当局近年来有两大建树, 一是对内建立大维稳体制 ,用调动整个官僚系统参与维稳的政治动员方式,形成自上而下的维稳网络; 二是对外推行大外宣战略,以充足的国家投资和财政支持,鼓励宣传喉舌走向国际自由传媒市场 。 大陆当局的大维稳系统大致可以分为社会维稳、党内维稳和军内维稳 ,这三大块维稳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2008年奥运前后,为了保证奥运顺利召开,当局把社会维稳当作维稳的重头戏;2010年8月,温家宝在大谈政治改革之后,屡遭党内重批,显示当局为了维护党内稳定,不惜剪灭不同声音;2011年2月中东茉莉花革命的星星之火传到了中国大陆,当局要求军队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说明军内维稳系重中之重。这个维稳体制,对大陆前景至少有三大影响: 第一,官民对立越演越烈;权贵集团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利益,以维稳为名,严厉对待上访者,放纵警察和地方官员在维稳的名义下为所欲为 ;该体制用政治镇压对付经济诉求,用国家暴力对付和平抗议,因而凭空制造出许多国家敌人,使官民对立越演越烈,埋下了大规模社会动乱的不定时炸弹。 其次,大维稳体制把中国大陆社会的全面溃败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撰文指出,中国大陆社会的全面溃败已经蔓延到各个领域,如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利益集团以权力的霸道和蛮横,肆无忌惮地侵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司法部门和腐败官员,沆瀣一气,民众有冤无处申;而任何试图治理社会溃败的企图和政策宣示,在大维稳体制下,都难起作用。 第三,大维稳体制给继任的新政权将带来不少难以预期的麻烦。 这个体制创造了一个吃9千万亿元维稳饭的庞大利益集团,而该利益集团在维稳怪圈中,正在越滚越大。在现有的政治体制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试图缩小这个利益集团的任何尝试,都会受到利益集团从上到下所有官员的积极抵抗。 当然,在过去的两年中,大维稳体制对维护一党专政还是有效的。但由此而造成的短期效应,远不及它对中国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造成的长期损害。这些长期损害,已经渐渐地达到了顶端。即使今后的执政者要照旧高举维稳大旗,也已经难以为继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维稳体制迟早会破局。现在看来,有两种可能的破局结果,一个是偶然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有可能导致大维稳体制的彻底崩溃;另一个是大陆将来的领导人主动消减大维稳体制的致命性损害而使该体制寿终正寝。从目前状况来看,前者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后者。 为了掩饰对内实施高压的大维稳体制,大陆当局的另一个建树,就是在境外推行大外宣战略。大陆政府于2008年年底制定大外宣战略,一是出口“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二是为了反制西方媒体对中国大陆的批评,宣传中国大陆的国家形像;三是为了改变国际传媒现有格局,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争夺国际话语权 。大外宣战略自2009年初开始实施,迄今不到三年,但其格局已经赫然成形,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外宣态势。和大陆官方每年数百亿元的大外宣投资相比,西方传媒如美国之音等则因差钱从传统重镇撤出,这显示西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传媒争夺战中,已经越来越处于守势。现在,大陆官方喉舌在自由传媒世界挤占国际话语权,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大维稳模式管用吗?《财经》记者以《新观群体性事件》为题,采访了几位中国社科院和大学的学者。他们说,这种办法在短期内减少民变的升级,使人员大规模聚集变得困难,从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群体性事件发生,所以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增势趋缓的态势。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引起更大规模、更持久的对立。今年发生在广州、上海、湖北、内蒙等地的事件就是严重警告。这种大维稳模式实际上对民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用政治镇压对付经济诉求,用国家暴力对付和平抗议,其恶果之一,就是凭空制造出许多国家敌人。大陆学者说,本来许多人的上访、抗议是为了自己的经济物质利益,诉求非常明确,而且行为合法,但是在现有的维稳模式下,这些上访人或抗议者往往被劳教、被关进精神病院,甚至被判刑,他们最终演变成了敌人。 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评价现阶段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看三个标准,一是组织化程度高低,二是持续时间长短,三是诉求的性质。他说,今年中国大陆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诉求还是民生经济利益,如绥江、上海宝山等地的群体性事件,而不是以体制外的行动谋求体制内权利再分配的政治行为。但另一方面,超越民生经济利益、追求公平正义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如锡盟、利川事件。总之,根据这些海外学者的研究与大陆学者的分析,当局的政治镇压手段,导致中国大陆发生较大民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可以肯定, 大陆当局的用镇压防止大规模民变的维稳思路是“饮鸩止渴”,其结果,一定是越饮越渴 。 总之大维稳体制,对中国大陆的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几乎已经走到尽头的大维稳体制,有可能会突然崩溃。而大外宣战略亦不能能持续多久。 维稳濒于失控有几大表现: 首先,维稳财政已然失控;其次,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再次,中国大陆老百姓和公共知识份子越来越不买当局维稳的账;最后,维稳体制以迫害狂为主要特征,因而绝不可能持久 。 首先是经济难以为继。关于维稳财政,中国大陆的维稳经费到底有多少呢?早在2010年6月,《光明日报》就刊出《“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文章说,“权威资料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到了2010年,维稳财政达5,486亿元,2011年,为6244亿元。事实上,无论是2009年的5000多亿,还是2011年的6000多亿,都是严重缩水的数字。《财经》杂志于2011年5月8日刊出一文,叫《中国大陆维稳费:公共安全帐单》,对中国大陆2011年的天价维稳,算了一笔细帐。文章说, 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 ,而这6000多亿元的公共安全支出,并没有“完全涵盖直接或间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譬如公安部下列的外交、教育、科学技术等项目、各级政法委的预算,国家和地方信访部门的预算就没有包括在内,而这几个部门都承担部分维稳重任, 仅国家信访局2011年财政预算就达8425万元。 随着国内抗议活动的不断增多,大陆当局用于“维稳”的费用也急剧上升。有国内媒体报道,辽宁省2010年动用了15%的税收用于“维稳”,为223亿;广东省廉江市2009年“维稳”一年的花费是先前五年的总和。清华大学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大陆官方警方“维稳”的公共支出估计高达770亿美元,金额与国防不相上下。部份专家估计,实际金额恐怕更高。比如今年年初,大陆官方为了防堵国内爆发“颜色革命”,针对全国各大都市的民众集会,不论是数十万人的农工抗议,还是对于手机通讯与宽频网络的防堵,都动用了相当大的警力进行“维稳”,自然花费不菲。 显然, 大陆官方的“维稳”费用除了用在大量的监视异议人士、镇压民众的警力和国保上,还包括对网络、电话的管控支出,社区、商场等无所不在的“红袖标”的报酬以及“维稳”官员的薪酬、五毛们的发帖费等等上 。据官方媒体报道,过去5年来,官方增加了数千位“维稳”的官员以及302万个“维稳”的政府职缺;2009年还决定地方官员必须在平均两个小时以内使“重大事件”的消息在网络上消失;为此,官方软件工程师还开发了一套自动的系统,可追踪热门网上的议题,并快速点出哪些是潜在的破坏性新闻。这笔费用自然属于“维稳”支出。…… 其次,高压政策难以为继 。在官方看来,在刺激经济增长无法奏效的情况下,遏止民众不断蔓延的反感和抗议,惟有实行高压统治。据悉,在某个省部级领导学习会议上, 高层就呼吁增加互联网控制和地方政府服务的投资,以便将“不和谐因素减至最低。”与会高层达成一致: 应提高警惕,控制类似埃及和突尼斯的例子在中国发生。此外,在“十二五计划”中,官方也宣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平息动荡。然而,官方是越“维稳”,社会反而越不稳。1980年代全国上访冤民总数为2万多人,现在却达到了4千万人,而大小抗暴维权事件更是平均每个月一万起之多,越来越多的网民们通过网络宣泄着对官方的不满。…… 当局的天价维稳显然不管用!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完全不以当局的维稳意志为转移。在过去的10年里,群体性事件增长了3倍,2010年达18万起。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在今年5月3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上载文“社会失序是当下的严峻挑战”,引用了官方的《社会蓝皮书》和《了望东方周刊》的数字,即 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到2003年,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从2006年到2010年,由9万起增加到18万起 。 与此同时,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不买维稳的账了 。2010年9月,人民网、人民论坛杂志和腾讯网做了一个联合网路调查,题为“维稳怪圈,谁的烦恼?”调查结果显示,75%以上的投票线民不满维稳,他们认为,官员心中的“稳定”早就不是老百姓心中的“稳定”了,而所谓的不稳定,大多是官员出于自保而造出来的,如此维稳,老百姓怎么能够配合?!此外,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份子,包括那些长期沉默的知识份子,也公开谴责政府在维稳的名义下迫害社会良知的无耻行为。比如余世存说,在我们的记忆中,中国大陆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组织这样堕落、猥琐、下作。 最近,一些海外学者撰文分析中国大陆未来政局变动的可能。他们指出,中国大陆政治发展正面临着空前大变局,大变局的动力可能主要来自于民间。原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成员,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在美国费城就“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路径”做了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一个民变促发官变的观点,说的是老百姓在现行制度下不甘忍受剥夺和压榨,要求改变现有的这套规则;对于老百姓的要求,当局的反应就是镇压;过去十几年民变不断增加,当局不断镇压,但当民变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官方的应对思路就出现分歧,分歧导致政治精英分裂,最后促成官变。吴国光相信,中国大陆未来变革的主力军在民间。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下促上的政治转型,不同于改革开放时期大陆官方高层开明派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类型。他认为,在二十二年前, 胡耀邦的悲剧就已经显示,中国大陆的从上到下推动政治变革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只有民变才能促进政治制度的变化” 。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撰文谈中国大陆近10年内发生巨大变化的可能性时,也谈到了民变问题。他说他有个朋友曾对大陆改革派有很大信心,但现在很失望;余认为,未来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反映在三个主要现像上,一是整个中国大陆出现了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的运动,而大陆官方正在试图阻止;二是各类民变风起云涌,三是大陆官方高层内部出现分化。 这里,民变指的就是中国大陆官方字典里的“群体性事件”。那么中国大陆在现在的超级维稳模式下,发生大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有多大?这要从2008年中国大陆政府开始建立大维稳模式说起。那一年中国大陆发生的民变特别多,那一年也是中国大陆维稳政策的转捩点。为了保证2008年奥运会的顺利进行,也为 了抑制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局采取了调动整个官僚系统参与维稳的政治动员方式,严厉对待上访者和政治敏感人物,任意拔高警察的作用,使其凌驾于司法,地方官员在维稳名义下可以为所欲为等。这就是大维稳模式。 之后,凡是在敏感时间举办大型活动,如2009年国庆60周年、2010年世博会和亚运会,当局就采取大维稳模式。 大陆官方难道真的不懂,自己本末倒置的所为,正将自己引向毁灭的深渊?! 20年前,东德共产党的垮台对于很多中国大陆人来说,依旧记忆犹新。事实上,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东德政权会垮台,甚至包括法国总统都认为,东德还会存在下去;就连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对自己的下台乃至政权的迅即垮台也都毫无意识。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一个政权倒台,必然是源于其统治残暴,官僚集团腐败严重,民不聊生,从而官逼民反。不过,虽然东德共产党官员享有诸多特权,但并无特别严重的腐败行为,就连昂纳克本人也没有什么贪腐行为。然而,昂纳克统治后期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因为共产党的欺骗性宣传开始失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无法解决商品紧缺、外债突出的矛盾。因此,昂纳克政权只有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管控,而这种管控正是通过其无所不在的强大的“维稳体制”。 东德“维稳体制”的发达有如下表现:一是对公民全面监控,国内情报系统非常发达,东德人民生活在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之中,内心感到压抑,没有安全感。东德垮台后,从东德秘密警察档案中,人们得知,约有三分之一的东德人曾受到监视。二是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设置了很多言论禁区;再一个是对自由迁徙的控制。也就是说,在东德,党领导的国家仍然事先规定好了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再加上跟西德自由世界的强烈对比,东德民众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最终,忍无可忍的东德人民选择了投奔自由。 如今,大陆政权正在重蹈东德共产党的覆辙。曾经拥有强大“维稳”体制的东德政权不复存在了,那么, 同样貌似强大的中国大陆“维稳”机制,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试想,一个即使没有明显贪污腐败,没有残暴无道行为的政权,都有可能被人民赶下台,更何况那些视民如草芥,待民如仇敌的而且无官不贪的政权?自从进入2011年以来,中国大陆就在维稳怪圈中越陷越深。当局大幅增加了维稳经费,但越来越多的迹像显示,维稳正在濒于失控,而维稳失控,非常有可能成为官方手中的不定时炸弹。 迫害良知正是这个维稳体制的主要特征,如今已经演绎到了越发荒诞的程度。当局不许戴晴开生日茶会,不许姚立法竟选人大代表,不许廖亦武出国,不许章怡和出书,软禁一个瞎子;汶川豆腐渣学校砸死了近万名学生,却不许他们的父母亲讨个公道;三鹿毒奶害了那么多孩子,却不许他们的亲人追究。……官方的维稳制造了多少“国家敌人”,就制造了多少随时可引发这个体制爆炸的不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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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改革已死,宪政当立

中国政治学者陈子明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中国改革进程,曾经是抵制左派的利器,而现今却已演变成当权者攫取暴利的工具。“为了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民主监督下的市场经济。” 2007年,我在《领导者》双月刊总第18期发表《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其中的一个 小标题是”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提出:”当邓小平拿掉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书记,在’六四’大开杀戒后,专政右派大权独揽的局面就已 经很清晰了。专政右派掌权的结果是什么,吴敬琏说是’权贵资本主义’,吴思说是’资本-官家主义’。改革曾经是反对专政左派的利器,现在却成为专政右派攫 取暴利的工具。” 2008年12月,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陈子明、余世存等著《中国改革的末路》;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余世存主 编的《改革之死》,陈子明写序《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陈永苗写总论《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据沙非公在《民主中国》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 平洋研究所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说,最近有两件大事情:一个是有人在香港出版否定改革的书籍,二是《零八宪章》。这里所说的否定改革的书籍就是《改 革之死》。 此后,王俊秀与陈永苗等人创办后改革研究所和后改革网站。该网站汇集了大批支持”改革已死”的言论。可惜现在网站已经被封闭,大家已经看不到这些资料了。 微博兴起后,”改革已死”、”后改革”的言论蔚然成风。发表此类言论的不仅有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者,也有企业家、学者和体制内的干部等。个别的微博言论虽然常常被删除,但这样一种思潮的流行已经无法被完全封堵了。 我们说”改革已死”,首先是承认改革曾经活过。在1980年代,中国上上下下确实有一种改革的共识,改革的结果基本上是属于”帕累托改善”,即”在 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有人受益的一种社会变革”。”六四”以后,邓小平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之门。进入1990年代后期,”权贵”阶层初步形成,他们逐步 垄断了经济成功的机会之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改革措施出台。”改革已死”,并不是我们的一种愿望,而是人们不 得不面对的一种现实。 权贵阶层从来不会自觉自愿地进行有利于大多数民众的改革。毛泽东时代的掌权者,也没有真心实意地想要削减自己的权力与特权。”非毛化”改革是体制内 外的政治反对派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尤其是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四五运动的结果。今天,即使是”党内差额选举”、”取消政法委”、”取消部党组”之类中共十三 大已经通过的政治改革措施,当权派也不会接受。换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是当局回到中共十三大路线,体制外的反对派和广大民众也不会感到满意。为了解决当今中 国的问题,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民主监督下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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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要闻(11.23)——3500000000000,钱多也烦恼!

1 、据财政部数据, 2007 年,各级政府在最后一个月花掉了近 1.2 万亿元, 2008 年为 1.5 万亿元, 2009 年为两万亿元。今年最后两个月还有 3.5 万亿。政府大多宁可花钱也不愿意省钱,花掉的钱可以转化为光鲜的 GDP 和显赫的政绩,而省下来的钱,除了上缴没有别的用处。(点评: 3.5 万亿,一个月时间,还不能花在正事儿上,还真是要点技术活。) 2 、近日上海医药 ( 集团 ) 有限公司原总裁吴建文因受贿、挪用公款、贪污等犯罪,涉案 5100 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6 年奋斗,从大学生到国企高管; 10 年贪腐,从起初收钱“睡不着”到疯狂索贿。据称其遭调查期间还在索贿。 3 、 78 年前,章士钊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词中说,“政府不等于国家,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以刑。” 4 、尽管反对党坚决反对,韩国执政党昨日还是单独表决通过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履行法案。对此,反对党议员感到愤怒,一人甚至在国会投掷了催泪弹,国会好像成了一个战场。一些议员擦眼泪离开现场,一些戴着口罩在场进行抗议。 3 分钟后,国会副议长郑义和重新回到座位上,继续召开会议。 5 、奥巴马呼吁美国民众要对美国保持信心,他以亚洲之行为例说,相较于中国,各国更指望美国。“他们在亚洲做了一项民调,‘与中国比较,你们怎么看待美国’,九个国家有八个都说美国是他们所指望的国家。” 6 、“蓬安县残联理事长涉嫌强奸公务员”新闻,在蓬安县干部群众心中引发了强烈的震动。日前蓬安县举行了干部作风整顿大会,开始了为期 3 个月的干部作风整顿。会上,还宣布了“严禁工作日中午饮酒”“共产党员须佩戴党徽”等干部管理办法措施。 7 、方舟子在微博上对创新工场 CEO 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副教授的经历提出质疑。方表示,李开复在自传中称自己是“卡内基梅隆里最年轻的副教授”,但那段时间简历上显示的身份对应的却是“博士后”而非副教授。李开复随后通过微博回应,称自己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业后,在导师的挽留下先做了 Research Computer Scientist ,然后转换成 Assistant Professor ,并提供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官网的资料作证明。 8 、中美之间上世纪 70 年代的“乒乓外交”如今在朝鲜和韩国之间上演。 22 日,由设在摩纳哥的“和平与体育”组织发起,旨在通过体育促使两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赛事在卡塔卡举行。组织者特意将美国和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选手配对搭档。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朝鲜和韩国的组合,并一举夺得男双冠军、女双亚军。 9 、乔布斯年轻时每天凌晨四点起床,九点半前把一天工作做完。他说:自由从何而来 ? 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先学会克制自己,用严格的日程表控制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连最基本的时间都做控制不了,还谈什么自信? 10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表示,我国征地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农地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城市化进程滞后,造成大量“伪城市化”农民。按现行人口统计,居住半年以上即按城市人口统计,事实上没有享受市民待遇。 11 、据广西新闻网,一台封口机,一台秤,广西柳州一黑窝点,女子李某用简单工具,把一些黄色颗粒物,倒进印有“太太乐鸡精”“豪吉鸡精”等字样的包装袋里,名牌鸡精随即出炉。该女子还能搞到合格证、打出生产日期。网友评——我勒个去,终于轮到鸡精了! 12 、 4 篇批判文章,让湖南省新化县一中老师罗美华失去了 15 天的自由。因他在境外互联网上写了 4 篇文章以及部分博文,新化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刑事拘留。回家 3 天后,罗美华的取保候审改为监视居住。“现在不管在哪,都有一双老大哥的眼睛看着我。” 13 、负责审理桑兰案件的助理法官弗朗西斯签署了一项法庭建议。这份长达 31 页的文件全面梳理了桑兰案的全过程,建议驳回桑兰对当年其在美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刘谢二人律师莫虎等人的多项指控。这标志着桑兰案已经接近尾声。 14 、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口岸派出所 21 日抓获了一名贩卖婴儿信息的女子,其贩卖的信息当中记载了深圳 15 万名新生婴儿的详细资料。警方在这名女子家中还搜查出深圳楼盘业主、车主名单等数十万份个人信息。 15 、据台湾《联合报》 22 日报道,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表示,移民外太空是人类生存的关键,他预测地球上的生物很难“逃得过下一百年的灾难”。 16 、在联合国支持下成立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从周一起对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讯。据估计, 30 多年前,有 170 万人在红色高棉不到四年的统治期间丧生。 17 、利比亚执政的国家过渡委员会司法部长阿拉奇今 22 日表示,临时政府不会将前强人领袖卡扎菲儿子塞义夫交给国际刑事法庭。阿拉奇说,审判塞义夫是利比亚法庭的特殊任务,而且是利比亚法庭的特权。此外,他强调,审判塞义夫也牵涉到利比亚对领土及公民的主权问题。 18 、今年 6 月份,两名 80 后男子用网上学到的制毒方法,从 800 多盒复方盐酸伪麻黄碱缓释胶囊(即“新康泰克”)中提炼出制毒原料,制成冰毒 95 克 。昨天上午,南京市溧水县法院对这起江苏省首例感冒药制毒案一审宣判,两名男子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19 、 @ 周立波脱口秀 _ :一个村长抱怨:“为啥首长的女人叫保健医生,省领导的女人叫秘书,市领导的女人叫情妇,县领导的女人叫相好,乡领导的女人叫二奶,和尚的女人叫开光。凭啥俺找的女人叫破鞋?”会计安慰村长:“叫破鞋不错了,我们找的女人叫失足妇女,连破鞋都穿不起。” 20 、余世存:民国在大陆的失败结局值得一切有识之士去总结经验教训,民国虽只是历史停留的一个站点,但它的政治教训并没有结束。从革命而言,它也只是一个“失掉的好地狱”。天地翻覆,大往小来,自由平等的现代精神上场,民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渐渐落伍并被抛弃,历史断然翻开了新的一页。 21 、汪洋【凡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 都交给他们】: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要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还要通过积极引导和依法监管,将社会组织引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中来。广东靠改革开放起家,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22 、傅一河《教育的失败是谁的成功?》: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却是当政者最大的成功。政府的根本是要政权稳定。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从教育每况愈下的现状来看,它做到了。这也被“钱学森之问”证明了。今天中国的教育出不了蔡元培,出不了胡适,出不鲁迅。有的地方连一个盲人都不放过 ; 有的地方用偷漏税罪把有关人士做掉。 23 、杨恒均《如何应对咄咄逼人的美国?》:民主自由是大势所趋,不管他国喜欢还是讨厌,都应该是中华民族最终通向繁荣富强的必经之路。我们年轻人尤其要记住,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不能在战略上被这种“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心态牵着鼻子走。那样的话,将会是死路一条。我们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苏联东欧集团是自己倒掉的,中东那些独裁者的命运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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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光诚! | 他铺直了我们的道路 ——关于陈光诚的题外话 余世存

内容简介:陈光诚只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的盲人,因为乡亲提供一些法律救助等等而冒犯了当地官家,被长期打压、关押,被在家坐牢……陈光诚及其家人就是被在家而死去的李思怡,就是在街道上被碾压的小悦悦。 现在谈论陈光诚事件似乎为时过早。我谈这个事,尤其有些惭愧。六七年来,我几乎每年都会有文章,能涉及陈时就会提一句。在云南乡下生活两年多,去年回京时几乎失去了“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演进”的感觉。年底写“千百之十的汉语思想”时,就遗漏了光诚以及近年新出现的仁人志士们。 今年春夏,有人提起要为陈说话时,我录了视频;但仍持保留,觉得这样的维稳重案得想好了再推动,为此还劝了年轻朋友们。事情出乎意外,在郭玉闪等人的顽强努力下,陈案有了起色。陈光诚从我们这些少数人与闻的圈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时代社会的标志和象征性人物。可见我跟这个进行时的社会的脱节。 我愿意相信,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对光诚一案本身并无多少了解。我们出于最为朴素的是非善恶感,明白一个政府到了像“土围子”或“黑社会”一样的地步是多么可怜可恶。大多数人,包括很多企业家、社会明星,站出来通过多种途径来为陈光诚说话,与其说是为了同情光诚、救助光诚,不如说还为了救助政府,更为了救助自己。 是的,在这个世道活着,我们该救一救自己了。我们还有没有天良、有没有生活和做人的尊严感和羞耻心?因为陈光诚不是什么政治异见分子,不是什么“民主运动的爱好者”、“不明真相的围观者”……他只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的盲人,为乡亲提供一些法律救助等等而冒犯了当地官家,被长期打压、关押,被在家坐牢……陈光诚及其家人就是被在家而死去的李思怡,就是在街道上被碾压的小悦悦……李思怡死了,小悦悦死了,现在陈光诚及其家人如此被摧残的进行时之中,我们该怎么办呢? 政府如此被黑社会一样的团伙绑架,我们也该有所行动了。我早就说过要为中共“送行”,但看到一些地方组织已经由流氓团伙控制,我都不知道如何说话了。这早已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的中共,也不是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的中共,也不再是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共……我们记忆中,中共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组织这样堕落、猥琐、下作,在光天化日里闭目塞听、装聋作哑……动用上千万资金,派出几十人,不分昼夜地把一个盲人看守在家里,禁止外人探望,把前去探望的人打走……这叫什么事啊?我们记忆中,汉语史上还很少有词汇能够精准地描述这样的事件。 民间社会也动员了很多力量,包括跟政府官员们进行接触,希望临沂政府能够对陈光诚及其家人“网开一面”、“手下留情”。据说不少人的官员朋友们听了几句,就把话堵死了:陈光诚一案不是他能说上话的,陈光诚一案没人做主,陈光诚一案太复杂……我也曾设身处地地考虑,如果遇到一个大言炎炎、感觉良好的官员朋友,请他为陈光诚一案谋,他能够有什么反应,他会自惭吗?他会醒悟吗?如果真是我的朋友,我一定劝他离开这个尚黑组织。 我们的执政党向来以敢决断自居,现在却沦落到没有人决断的地步,也是专制报应之必然。这架机器自组建之日起,就不时地吞食人性、良心;今天更是全面发作,无人幸免。可笑的是一些二丑们还在谈如何避免革命,请政府回到全民共识的改革改良之路上去。我想他们处在自居优越的智力和地位上,一定以为自己能计算出尚黑内部可以博弈出一种良性的力量,是为引导中国发展进步繁荣富强的力量。 我们的执政党一向以善于做群众工作自居,善于统战、运动群众,可以说哄骗曾经是它的强项,二丑们正是哄骗队伍的人才。但今天中国社会的控制机制早已由哄骗改为打压,是以维稳经费超过军费,更是超过教育、新闻出版,暴力行业早已大过谎言行业。因为它的谎言漏洞百出,千疮百孔,没有逻辑,前后矛盾,没有知识含量,过时作废,没有规则……历史上那些勇敢、担当、理想的中国共产党党人已经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证实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因此谎言行业发展到后来只有让位于暴力。可叹的是一些被统治者还没有与时俱进,仍以上访为生,图一个听“哄骗”的说法儿都不可得;更可叹的是一些或左或右的焦大,话说出口还未到骂的地步就被灌了一嘴屎尿。 一个执政党能把统治执行得如此登峰造极,也着实令人叹服。王朝时代,那些犯了天条的平民、定成铁案的当事人,仍能够有渠道吁求,声闻达于上峰或天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但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共政权机器已经自居天大,大得跟其党员和民众之间拉开了距离。那些装大尾巴狼或小羊的高官小吏,确实也对这架机器无可奈何。我为自己生在这样的统治下而觉羞耻,同样也为中共感到可怜。我曾经说,中共转型由执政党变成议会党,或退出历史舞台之时,大家落井下石人人喊打之际,或者我会为中共写悼文;现在看来,悼文不写也罢。“世界就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声,而是嘘的一声。”看卡扎菲的终结,正是如此。 那些权宜之计或二丑一类的想法当然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我有时候也不免痴想黑帮内部的倾轧可能会催生制度和规则建设。但我更多的时候提醒自己,关于人生道德正义良知等等正当性的知识,即真正的知识都来自对天地人心的敬畏,对这种至高存在的敬畏才是一切真知的开端。如果离开这种真知,所有关于在中国活着的知识不过是放大物性一面的势利权宜。有朋友愤激地批评我,你们启的什么蒙啊,中国人百分之八十的人不过如畜牲一样地活着,或者欺压,或者被欺,被一群官家管得脑残身残。官大就代表真理,穿上官衣就有合法伤害权利。这让我无语。我们确实在更多的时候以物性的形式活着,二丑们的说教宣示也正是自欺欺人。我们很少像一个人那样活着,顶天立地地活着,与天地自然相往来地活着。我以前听闻帮闲帮忙帮凶一类的言论,总是会大病小病一场。对比人家“占领华尔街”的自由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心性确实无知于人生的灿烂。 有人说,陈光诚一事只是个案,偶然性事件,不能说明什么;那么,愿他们相信他们所说的。在历史长河里,陈光诚像李九莲、林昭、张志新等人一样,像他的老乡武训一样,甚至比他们的姿态更低,用自身卑微的存在检验了一个政党及其政权的品性,检验了一个共同体的文明底色。 我们中国人要立于文明世界、进而服务于人类和文明,还得走很长的路。或者用不了多久,我们都会感谢陈光诚,他多少铺直了我们的道路。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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