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民国教授的高薪生活

大学教授是民国期间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当然,说这个职业体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原因,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制定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教授月薪最低400元。那个年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当时的政府哪怕财政捉襟见肘,也不曾亏欠 这些学者们的薪水,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令后人感叹不已。 辅仁大学有个名教授英千里,他在辅仁任教的同时还兼着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课程,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先生最多的时候一月能拿 1000多块大洋,多年以后,英千里的儿子英若识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英千里其人如今知 之者甚少,但大家都知道著名演员英达。英达曾在电视剧《围城》中扮演了赵辛楣一角,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民国大学教授的形象,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他就是英千里的孙子。 英千里英千里是位世家子,其父英敛之是《大公报》和辅仁大学的创始人,他本人十几岁便被父亲送到国外读书,直到成年方才回国。英千里熟谙多国语言,尤其是 英语,被认为是讲得最好的中国人。英千里1949年后任教于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台湾名校,余光中、马英九都是他的学生。英千里曾长期在北平城里居住,后来厌烦城中尘嚣,便在京郊买了地皮,建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从城里到郊外度假,后来为了出行方便,又买了一辆福特轿车代步,这种排场在那时可不是一 般人能摆得起的。 此间还有一位教授的收入可与英千里比肩,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梁实秋。1981年年初,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梁实秋先生今庆八十华诞》的文章,文 中说:“(梁实秋)席间欣然道故,谈到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 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江青后来忆及这段岁月时说:“我每 月拿30块钱薪水,10块钱汇给娘,因为青岛的生活费高,余下的20元不够我开支。”20元大洋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大概可供一个三、五口之家一月的吃 穿用度,这还不够江青一月的开支,可见她平常生活还是比较铺张的。 梁氏晚年曾对夫人韩菁清谈及他与江青之间的一段趣事,也从另一个角度旁证了江青的这段话:“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 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1930年代初期在国立青岛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从上面这份资料可知,当时他的工资是 400元,是在青大图书馆半工半读的江青的十几倍,难怪江青向他借钱买巧克力吃呢。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邀请梁去北大做研究教授。“研究教授”这个职位是胡适创立的,待遇比一般教授高,授课时间却少得多,条件很 是优厚,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如周作人、徐志摩、陈受颐等都在北大文学院担任此职。胡适给梁实秋开出的薪酬是500元每月,这在当时应该算是天价了吧?大学 教授们不仅薪水高,其他方面的待遇也令人艳羡。1932年暑假后,闻一多重返母校清华任教,此间他的薪酬是340块大洋。两年后,清华新南院西式住宅建 成,其中就有闻一多的一套。“福利分房”后的闻一多迁入新南院72号,这是新南院最大的三套寓所之一,“有卧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 生间等大大小小十四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侧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央置一大鱼缸。书房宽敞明亮,四壁 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这里是先生一生中所住的最佳环境,许多研究在这里进行,疲劳时到门前大阳台上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观赏一下金鱼。冬 季里,也曾和孩子们一起滚雪球、堆雪人”。(谢泳:《清华三才子》) 在这段安定的日子里,闻一多做了很多学术工作,这是闻一多一生中最出成果的一段时光。据谢泳的《清华三才子》记述,闻一多此间的成果共有:1.毛诗字 典;2.楚辞校议;3.全唐诗校勘记;4.全唐诗补编;5.全唐诗人小传补订;6.全唐诗人生卒年考附考证;7.杜诗新传;8.杜甫(传记)。人们常说, 民国虽是政治上的乱世,却是文化上的盛世。我想,厚待知识分子特别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可能是成就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自《长衫旗袍里的“民国范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2734/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民国教授的高薪生活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3/31, 08:02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李彦宏马化腾抱怨房价,任志强反驳称IT高薪导致 穷屌丝的快乐生活 英国女画家笔下彩色民国 蚂蚁的幸福生活 我的日本生活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全棉生活新公式-凡客诚品 (@ipc) 郑强教授-中国第一愤青教授语录 (@hexieshe) 迷你的塑料生活世界 (@uuhy) 现实生活中的8-Bit游戏机人物 (@uuhy) 日常生活实用技巧宝典 Ⅱ-值得收藏~! (@ipc)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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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 台湾也是我的乡愁

2012年03月18日 21:10:06   (凤凰网专栏) 两会闭幕了,温家宝总理对自己心境的描述,让今年的记者会有了告别演出的悲剧味道,而他关于重庆和政治改革的言论,更是震撼了所有关心中国政治的人。 我也是心潮起伏的听众里的一个,除此之外,我还注意听他对台湾问题的回答,每年都会谈,这次又谈了,退休后愿意去台湾自由行,但是还得看条件。他这次引用了台湾诗人林朝崧的诗:“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还说了很动情的一句话:“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 我相信温家宝一再坦陈心情,并非全为所谓统战,也体现了他的个人情感。我之所以关注他说这些,在于我也想去台湾,我甚至感觉到,也许他和我一样,也有一种文化上的乡愁? 中学时代,我最爱的课是语文课,每学期结束语文课本都翻得稀烂。那时我有一个爱好,统计哪个作家在课文里出现次数最多, 鲁迅 高居第一,好像有十六七篇, 毛泽东 排名第二,其次就是秦牧、吴伯萧、杨朔这几位散文家,其他印象深的还有《长江三日》、《白杨礼赞》、《松树的风格》这些课文。当时读鲁迅并不觉得好,在《一件小事》中,鲁迅写“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当时就觉得这很像一种革命文体。学生们也偷懒,写作文动辄就“他的背影高大了起来”。毛泽东的文章自不必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只让人学会了霸气。吴伯萧、杨朔他们的散文,更是真情不见,趣味全无。学这样的文章,跟古代秀才读八股没区别,让人乏味得不行。 所以就读各种杂书,金庸的小说九岁就喜欢上,初中偶然看到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里面的“男人”、“女人”笑得我肚子疼,原来还有这样幽默又不逼人学道理的文章,高中读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更是惊为天人,原来少年人可以这么特立独行,直接向老权威们叫阵,里面《妈妈的梦幻》尤其让我爱不释手。课文里也有最喜欢的,虽然不多,林觉民的《与妻书》、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李乐薇的《我的空中楼阁》,是能想得起来的几篇。李乐薇这篇文章不在考试范围,但恰好高中语文老师超喜欢,挺长一篇文章,要求我们午饭时间背会,下午上课就挨个背诵,我是唯一一个能够背诵全文的,可知对这篇文章的喜爱。 这种乏味与有味的比较,直接左右了我一生的趣味走向,从梁实秋、李乐薇、李敖他们出发,我开始对台湾大感兴趣,钟理和的《原乡人》,龙应台的《野火集》, 胡适 殷海光雷震他们的掌故,《自由中国》杂志,蒋经国的治台历史,直至台湾民主进程。到现在,竟然反认他乡是故乡,把台湾当成了自己的文化故土。越读台湾人写的书,就越发现自己学养浅陋,文字粗糙,越看赖声川王伟忠的长相,就觉得自己实在面目可憎,俗不可耐,长恨此身非我有,自卑情绪蔓延。 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他们曾骑马穿越中国》,梳理了倪匡、金庸、黄沾他们历尽艰辛到香港,从此北望神州,胡适、雷震、殷海光、李敖、许倬云、余英时、唐德刚等一大批文化人,经历与黄沾他们相似,只不过走了另一条路,到了台湾。还有的到了美国。这些人离开故土,成为海外游魂,他们的踪迹,可绘成一幅文化流民图。 当内地的文化革命造成了文化大荒芜,是那一批逃难的人,为中国文化存续了香火,使故国文脉不致最终断绝。所以,港台,尤其是台湾,成了我多年来思念的“文化故土”。学者王晓渔说过一句话:“台湾是我的美丽乡愁。”我常拿这句话向台湾朋友表白。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观点,内地和台湾的政治差别确实很大,但两岸同根同种,文化传统是一样的,文化认同必将反推政治进程。我觉得他们太乐观了。对于温家宝记者会上那句反问式真情告白:“几千年的文化恩泽,就不能消弭几十年的政治恩怨?”我想我的回答是:总理有所不知,虽然只几十年的政治恩怨,却已经让我们的文化大不一样了。文化固然可产生认同感,但如果缺少政治智慧和胸怀,文化就不可能推动政治,政治反倒会改造文化。 记得高中时,课文里有流沙河的一首诗,好像是与台湾诗人余光中的唱和,“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 • 七月》里唱过,在《唐风 • 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既能读出高山流水,也能读出浓浓乡愁,但是谁的乡愁呢?余光中的?流沙河的?温家宝的?抑或是我的?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也许我们都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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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天玑>萧萧落木(二):中国人的素质

民主,就是希望公平,民主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做主,因此,民主是一件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保证民主成为一种体制的机构却不容易建立,但这与老百姓的素质没关系,与机构的设定有关系。要知道美国制定民主制度的时候,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都不识字,大多都是农民,觉悟更低了。美国现在虽然是民主制,但是机构的设定也有很多弊病,与什么素质有关?     中国人的素质 文/沈睿老师(美国海军学院教授)     今年夏天在北京呆了两三个星期,我居然听了四次人们谈起或大声说中国人的素质。第一次是在一个卖包的商店里,刘家窑地铁站旁边卖包的店里。刘家窑以及南三环的那个地区,虽然高楼万丈,但是街道上垃圾遍地,破瓶子烂纸片野火烧不尽的毒草,哪里都是。 我从地铁上来,就听见卖包的吆喝:大减价!大减价!拆迁甩卖,拆迁甩卖!声音之高,让我不得不被吸引。奇怪,我想,我每年回中国一次,都听到这个店拆迁甩卖,怎么四五年过去了,还不拆迁呢?与那些反对和抗拒拆迁的人不一样,我对拆迁,特别是拆迁这个大声叫卖的店,十分赞成。我一直赞成拆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没有怀旧,旧的真的那么好? 我于是登上了尘土飞扬的台阶,进去问问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拆迁。再说,假包也实在好看,我正想买一个假包呢。卖包的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南方姑娘。她看到我进来,热情地站起来,给我看各种包。我一边看包,一边问:“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拆迁?”她愣了:“不知道。”我说:“你不是说要拆迁甩卖吗?”她笑,“老师,这是商业宣传。”我假装恍然大悟地说:“我每年都在你这里买一个假包,年年都听你们的大喇叭说要拆迁,我听着你们的喇叭,有种紧迫感,马上来这里买包了。”她更高兴了:“看来我们的宣传很有用啊。”我点头:“真有用。” 正说着,几个人进来了,她丢掉我,立刻迎那几个人去了。那几个人走了,她又回来。我拣中了一个小包,粉色的,二十五块钱。我一边付钱,一边继续说:“你这里看来生意不错,人进进出出的,挺多的。”她答:“您可不能看人进人出,很多人进来拿起包就走,我看都看不住。最怕一进来三四个的,准是偷包的。中国人的素质,低极了,尽是想偷包的。”我大笑起来:“偷包的跟中国人的素质有什么关系?”她不屑地摇头:“中国人,素质低!”我抬头看看她,是的,她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是一个普通的年轻的南方女性,当她说中国人素质低的时候,我猜她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中国人。     从包店里走出来,我在大街上走,想这个年轻女性的话。从什么时候起,老百姓都说中国人的素质低了呢?什么是素质呢?我想想我自己,五十多岁的人了,我的素质是什么呢?这个卖包的姑娘看到我的一刹那,先把我设定是偷包的也说不定。我在她的眼里素质高还是低呢? 北京南城沿着三环路,有各种小店。在大街上走,我总感到街道上有一种过节般的狂喜,总有一种比学赶帮的热情洋溢。走了几步之后,我就忘掉了自己的素质,享受在北京大街感受到的生活的红火狂乱。我喜欢这种狂乱,在美国我的日子实在太安静了。回到中国,我为这种热气腾腾而高兴。仿佛想到张爱玲的诗歌:大片的叶子飘了下来,飘得实实在在。 过了没几天,我又听到人们在说中国人的素质。这次我是在餐馆跟人吃饭。我忘了有几个人,无论怎样,大家说起中国民主的未来。席间我听有人说,中国不可能实现民主,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了。听到“素质”这个词,我忍不住问,“什么是素质?”“素质就是中国老百姓做不到民主。他们没有觉悟。”听了这样的回答,我觉得这简直是逻辑不通。中国老百姓,跟美国老百姓觉悟差不多,我说:“民主,就是希望公平,民主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做主,因此,民主是一件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保证民主成为一种体制的机构却不容易建立,但这与老百姓的素质没关系,与机构的设定有关系。要知道美国制定民主制度的时候,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都不识字,大多都是农民,觉悟更低了。美国现在虽然是民主制,但是机构的设定也有很多弊病,与什么素质有关?” 认为中国人素质低的人觉得我说得不对,说我不了解中国人。我还是忍不住:怎么会不了解中国人?我就是中国人啊!我突然想,那些认为中国人素质低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吧?我不说话了。 回到家跟我母亲聊天。我因为对楼道里的脏乱差感到愤怒,我说:“怎么人就会把自己的大脏脚往刚刚粉刷的墙上踩?弄得楼道里就是新刷的墙也脏兮兮的。”我母亲回答:“这些人就是素质差!”母亲的回答让我一愣,接着大笑:“妈,什么是素质啊?”我母亲说:“咱们这个楼,住着一大堆外地人,外地打工的,根本没有素质。”我继续问:“北京人就有素质了吗?”我的七十五岁的老母亲说:“北京人的素质比外地人强。”我笑着跟母亲争辩:“妈您这是地域歧视。”我妈瞪了我一眼:“什么地狱歧视?我还天堂歧视呢!”我一听,大笑出声,差点把茶全喷了。 我站在阳台上看从我母亲家看到的北京:高楼林立,灰蒙蒙的天空,楼下活跃的小商店,小市场,汽车在三环路上一路连过去。我好像听得见楼下热闹的声音和大街上的嘈杂。这就是我热爱的脏乱差的中国。我想,连我都不怎么关心时事的母亲都在用“素质”这个词表明自己的素质比别人,特别是比外地打工的人高一等,可见素质这个词深入人心了。素质到底是什么呢?教育程度?自觉的程度?关心他人的程度?     第二天上午去看一个住在郊外的朋友。我搭地铁在五号线的最后一站上来,从电梯上往外走,就听见为出租车招徕生意的女人大声地叫:出租车!出租车!要不要出租车?我从铁栏杆围成的出口往外走,看看朋友是不是来接我,从眼睛的余光中看到招徕顾客的两个女人,我看到是两个乡下的女人,当然,她们的穿着打扮也并不是乡村的,但是红扑扑的脸,晒黑的皮肤,衣服的搭配给我的感觉是乡村的,但我并没注意她们。我东张西望地找来接我的朋友。 就在我走出车站口这个过程中,我听见那个女人继续在大声地叫喊:要不要出租车?!要不要出租车?!我身后的一个男声,显然是不耐烦,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说:“嚷什么嚷?要是要出租车,还用得着你喊?真该回家呆着去!”听到这么不耐烦的声音,我回身看看,这个男人的声音还没有落,那个女人已经骂起来了:“你他妈的不坐车还说闲话,你吃饱了撑的?”我看见这个女的,个子不高,声音很高,显然是要吵架了。 那个男人一边走,一边还在说:“大老娘们,在这现眼。不如回家呆着去!”我心里立刻反应:这个男人性别歧视。可是这个女的也不示弱:“我现眼?我没偷人没卖B,我现什么眼了?”这个男人说着已经走出去了,听见没听见我不知道。这个女人还站在那里,骂个不停。我站在那里,目睹这生活的喜剧,听着这个女的继续骂下去:“穿得人模狗样的,这种中国人的素质!”“素质!”这个词如此让我震惊,我愣在那里,看这个骂骂咧咧的女人,她在骂那个男人的素质。我忍不住简直要去小声地问问她:素质,什么是素质?我看到她的朋友过来了,问怎么了,她还在那里续骂:“这个人一点素质都没有。” 我恍然大悟:素质是一个很神秘的几乎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具体形状的什么。在中国,人人都可以用素质来定义或批评或指责别人。通过说别人没有素质,人就获得了素质。素质可以有高有低,有强有弱,或者一点也没有! 正在那里想着,我的朋友来了。我对素质的探究,也就蜻蜓点水地结束了。前天看韩寒的《谈革命》和今天的《说民主》,韩寒也谈到了国民的素质,他说:“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我是喜欢韩寒的,可是他凭什么说中国国民素质低呢?他是跟哪个国家的国民做比较?我不明白。     原文链接: http://www.douban.com/note/191820279/     (采编:宋晓慧   责编:黄理罡)   您可能也喜欢: <摇光>中国人歧视河南人,和欧洲人歧视犹太人是一回事吗? <天璇>中国新闻人的面包与梦想 <天璇>东海岸的贵气,中西部的野性,中国人的焦虑 <摇光>高素质高品质右派青年养成方法 <清华百年校庆特稿>中国知识人解不开的羁绊——献给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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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都周刊: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

记者_洪鹄 成都报道     摄影_严路 流沙河 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80年代写有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近年陆续出版新作《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 门开了,八十岁的流沙河作了个绅士欠身的动作,眨眨眼睛,示意请进。印着暗色条纹的棉质衬衫,配齐整的西装短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讲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风里”。他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语速平缓,语调抑扬,仿佛一个天生的说书人,煞是好听。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热。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部小电扇从客厅一隅吃力地送着风。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衬衫纽扣全部系好,似乎对高温毫不觉察。说到激动处,他站起来,在客厅中来回地踱着步,开始背诵当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诗歌。 流沙河人生最剧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流沙河成为全国最早的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几个月后,反右正式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草木篇》莫须有的株连而被打为右派分子,相似的人生悲剧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跃的诗歌圈子里,年轻的诗人们对于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现得陌生—起码,流露出了明显的隔膜。流沙河告诉记者,自1989年开始,他已有二十余年不曾写诗。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写诗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平反后,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 1979年,流沙河作为最后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终获平反。重提诗笔,这一次,他勤恳、小心地写了十年。 1989年之后,流沙河决意封笔,不再写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 流沙河假设过,如果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农化系,“功课门门好,非常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骄傲。 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不会。 这个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时时传来巨大的蝉鸣。而那些蝉鸣停顿的瞬间,一切显得尤为安静。在这间静得仿佛能听见杯中水声的客厅里,流沙河的讲述越来越缓慢,他的川音逐渐不复初时的抑扬,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静。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时候,你报了农化系。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志在从文? 流沙河:其实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尤其化学好,所以报了农化系。但其实心理上早已经偏向文科了。我是16岁的时候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他们以及苏联小说的,非常着迷,尤其是鲁迅。然后就立下了写作的志向,写诗,写杂文,发表在成都的报纸上。 报农化系,怎么说呢,因为成绩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学的。那是1949年初,整个气氛都告诉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时候是热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农化系啊,这个川大,感觉都是临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选择。当时我们想的是,等新政权一建立,赶紧去干想干的事情,去为它做贡献。川大我念了几个月就离校了,赶着去报社工作—我其实都不是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我们那个成都中学—当时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就是现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当时的“四大名校”。高中之前我在金堂县,从县里考上来的。像我那样16岁发表诗文什么的啊,一点不稀奇。同学里头有才华的人很多,有人14岁就能写很好的诗。 南都周刊:人才辈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当时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后的教育,截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当时的成都中学为例,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推行自由教育的? 流沙河:我记得校长有一年请叶青来学校讲话,叶青是谁呢,他是当时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结果我们学生一起抵制他,校长也无可奈何。老师更不管学生这些事。当时的老师,对于学生的什么操行等第啊,课堂纪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书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师啊,真好!非常有学问。上来没有多余的话,马上就开讲,语言准确,叙述清楚,相当吸引人,大家听得如饥似渴。那时候老师受学生的尊重程度,现在你们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们班两个男生打架,校长和教务主任劝不开,只好叫来代数老师。那位代数老师是个老头子,气管炎厉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拿个教鞭就冲过来。结果两个男生一看到他就吓住了,动也不敢动了。你看看,校长、教务主任这些官员的威信,和老师不能比!现在还会是这样吗? 建国后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去教大学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师何文锟,以前给美国人做翻译,一口美语那叫好听,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讲小泉八云,教我们背爱伦坡和华兹华斯的诗。这些不是课外的内容,高中课本就是这样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当时的语文和英语叫国文、英文,强调的不是语而是文吧。 流沙河:对的。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金堂县念的,当时初中课本里有白话文,我的老师说,不用它,我自己给你们讲。因为他觉得白话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实那个课本也是很好的,国民政府找了叶圣陶、顾颉刚这些大学者编的。那么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小学就学了《桃花源记》,当时我10岁多,就觉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税,没有战争,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谁说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再比如我们念王维的边塞诗,那种雄浑壮美,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嘛!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 南都周刊:国文到了高中学什么? 流沙河:《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南都周刊:会形成什么样的人格? 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南都周刊:你16岁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当时怎么看待鲁迅和胡适? 流沙河:我那时候喜欢读鲁迅,不喜欢胡适。喜欢鲁迅愤怒激烈,不喜欢胡适婆婆妈妈。当时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样。 南都周刊:这个认识后来有过改变吗? 流沙河:改变了,彻底改变了。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流沙河在成都街头,1993年。摄影_王学成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 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亲作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基层干部被枪决,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这种斗争哲学的残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亲是旧政权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当一个小官—县兵役科科长,负责招兵的。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是没钱,我高中时还有过交不起学费最后要了我母亲戒指的事。那时候基层干部很穷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 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就和我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党的,绝对不是来投机的。那时候我在《川西日报》下面的《川西农村报》做记者,做我喜欢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卖力,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父亲1951年被枪决,和许多旧政权的人一样。当时我心里……肯定是刀剐的,但我还是说服自己,革命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 对这种斗争哲学产生怀疑是后来。1956年,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讲苏共怎么杀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而且一定是理论层面都出了问题了。这种斗争哲学,这种专政,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人。 南都周刊:批斗谁? 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 南都周刊:当时《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这个诗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作为诗,它是很差劲的。1956年夏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我很受鼓舞,觉得创作的春天来了。在火车上就写了这组诗,大意就是说革命者在积极革命的同时,也要保留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是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在了上头。结果1月份,川报就开始批了,说个人主义思想、在革命队伍里孤芳自赏这些,严重有问题。 当时反右还没开始,事情报上去,被毛泽东知道了。2月份他谈到《草木篇》,说有“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兄(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泽东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草木篇》关联到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 流沙河:关联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到外省出差,都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因为你那个《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开始,突然不批了。我党说要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么整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鼓励大鸣大放。天天开会,人家不肯鸣放还开车拖人家来鸣放……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为《草木篇》说话了。川大一个教授叫张默生,当过江青的老师,说诗无达诂嘛,诗有多种解释,从《诗经》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国的意见都出来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汇报》上也有文章为《草木篇》说话。 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了。张默生,大右派,当时就是他们用车拖去发言的。我呢,专案组来查我,说我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那些为《草木篇》讲过话的人,还有给我写过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这三个集团里的,都要一网打尽。 南都周刊:当时觉得荒诞吗? 流沙河:觉得委屈,冤屈。后来有老同志跟我说,受委屈的你们不是第一批,当年在延安就有整风运动。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会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开始就幻灭了。确切说是1965年,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当时看到,吓坏了,觉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这期间还写过诗吗? 流沙河: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祸》,就是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500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烧掉的? 流沙河:还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右派,但还在省文联上班—干体力活。后来“文革”开始,我被赶到金堂县,去锯木厂锯木头。这个诗一开始我还不想烧,就放到我当时太太的一个乡下亲戚家。藏在哪儿呢?我们做了个小板凳,就把诗稿夹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开始抄家了,亲戚因为知道嘛,心里非常害怕,就烧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没烧掉我就活不下来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没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于乱世。 南都周刊:之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没有再写诗? 流沙河:没有写。我在心里作了九首,但绝对不敢拿笔记下来,就在心里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把念得滚瓜烂熟的九首记了下来。后来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诗选》里,叫《故园九咏》。 南都周刊:我记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说你当时以锯木为生,“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流沙河:是,啃我壮年时光。前两句你记得吗,“纸窗亮,负儿去工场”,当时我儿子六岁,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锯木头,小童工。我儿子一直对《草木篇》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毒草,让他爸爸成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结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这首诗,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么肤浅、幼稚的几句诗! 南都周刊:如果当时没写《草木篇》,你后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流沙河:想过。如果没有写《草木篇》,我大概连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这样? 流沙河:肯定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我写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根本什么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好革命文学理论,弄得很透。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建立的那套文艺理论,它的体系是异常完整的,很能自圆其说,我对它深信不疑。批胡风,我用的也是这套东西。倒是对毛泽东工农兵文艺理论我还没那么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条棍子,要拿那个东西去打别人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左派打手太危险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丢了。因为左派一旦卷进去,有了利益冲突,今天我红起来,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撑到“文革”,那更会非常愤怒,去造反,去火烧,去把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后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还不如早早当个右派,做重体力劳动,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保命的欲望都没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没有其他选择? 流沙河:绝无。 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后,你作为诗人和《星星》诗刊一起复出了,还担任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流沙河:我没有去开会,他们选我的。我的性格经过反右、“文革”之后,是非常胆小怕事的,我当时考虑的是,要是运动再来,我要做好准备。他们选我当,我也没办法。挂了多年的名,就算我从来不去开会。 但我当时还是热情的。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尤其在文学、在诗歌这一块。 南都周刊:你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诗的? 流沙河: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比大陆强多了。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当时我在《星星》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就正好凑成“十二家”。后来出了书,很轰动,台湾诗的艺术性、美感,在大陆读者当时看来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们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你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诗前头那句“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对对,我们都姓余嘛,很多人问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们一直没有见面,见面已经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话,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以作一首诗了。 南都周刊: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诗? 流沙河: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包括诗歌的介绍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开始读《庄子》的。 流沙河:最早读是初中,当然那时候小孩子,怎么会懂。第二次读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时。为什么读他呢?《庄子》这本书,是安慰一个失败者的。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当了大右派,心态失衡,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80年代末我身体极差,胃病,人非常瘦,内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又一次开始看《庄子》,这一次是研究,比较它的不同版本。后来写了《庄子现代版》,我知道我这个人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是留不下来的。通过《庄子》,也许若干年后某人写历史,写到一个注释,说这是引自流沙河《锯齿啮痕录》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这两年你连续出了两本“说文解字”的书—《流沙河认字》和《文字侦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认字”的乐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当右派第四年。当时我人还在文联,干些体力活,还帮忙看一个旧书库。那个书库里都是些“四旧”,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了。从那时起就天天研究,《说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种古文字。我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偶然发现了某个字的真相—前人的几十种解释都搞错了、我觉得我才是弄对了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我还戴着个右派的帽子。我记得有个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说: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训诂的工作九十年代就开始做。前年开始写《流沙河认字》,从一二三讲起,我希望能讲得通俗易懂,结果书出来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实话,还是太深了,他们办公室里没有人看得懂!谢谢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写《文字侦探》时更加注意深入浅出和趣味性,这次我选的词:男女、国家、人民……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词。取名《文字侦探》,因为我以前爱读侦探小说,二来我觉得认字的过程抽丝剥茧,像侦破一样,非常有趣,三当然也是骗大家来买书(笑)。 这次只讲100个字。90%前人已经解释好了,我只是从几十种解释中抽取我认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语言讲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几,我认为前人解释错了,提出了我的解释,我觉得我是对的—这是个大海捞针的工作,这样的字很少,但我已经非常快活了。 南都周刊:比如说哪个字呢? 流沙河:比如说君臣的臣字吧。历来解释这是一个人弓着腰说话。但我在甲骨文里发现,这个字是一只眼睛,臣是什么,臣就是帮君王盯着、看着办的人呀。当然这是很简略的说法。 我觉得,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真正的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这两本书香港已经出了,现在台湾也打算出繁体版。 南都周刊:当年介绍了那么多台湾诗,你去过台湾吗? 流沙河:八十年代辅仁大学曾经邀请我,当时我身体不好,没有去成。之后也一直没去成。但我很了解台湾。我没去过台北故宫,但是里面有什么藏品、有些藏品在哪里……我可能都很清楚。我没有什么遗憾了,不一定要去过那些地方,我在书桌前,拥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墙上挂的这幅字:知还。《归去来兮》里的,鸟倦飞而知还。人要知道自己的来路,知道自己的底线,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够了。你问我人生什么最重要?我说啊,快乐。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辈人,很多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丢了。我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们幸运,赚了后面这几十年。能读书,钻研,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这些就是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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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水深火热台湾行——被大陆人误读的台湾

原文地址: 水深火热台湾行——被大陆人误读的台湾 作者: 祝春亭                                    作者: 衔橄榄枝的飞鸽   转自老马博客   祝春亭配图           文明基础课结束,我不禁木然更感郁闷, 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来自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史、如今世界第二强国的炎黄子孙在登上这座昔日的“水深火热”小岛之前,却还得先从幼儿园的基础课程学起。     二.城市建设与市容市貌,乡村环境与卫生     轮船停泊金门港后,走下甲板后的第一印象是那座显得寒碜的港口警察所平房,再就是建筑规模与豪华程度均远逊色于厦门港的出入境大楼;此后到过的金门机场、台北松山机场和台中港也显得普普通通,毫无财大气粗富豪之貌。台北市虽有世界顶级高度的 101 大楼,但摩天大楼的数量与豪华程度绝对比不上大陆地区任何一个省会城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笔者随旅游团游览了台湾省包括金门岛在内的十个县市,得以零距离全方位观察认识这个童年印象中的“水深火热之地”。为便于充分地了解分析,特分门别类整理出了其中印象最深的内容篇如下:   一.抵台前的文明基础课     在去厦门的途中,大陆导游严肃地为全体游客上了一堂“文明基础课”,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 在公共场所不能大声讲话、喧哗、喊叫和嬉笑打闹。   · 不得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和垃圾。   · 在一切公共场所禁止抽烟,导游的通俗说明是:有三个人的地方或者看不到天空的地方你都不能抽烟。   · 在旅店房间内抽烟更是绝对禁止的,罚款相当严苛(抵台后发现旅店门上和许多公共场所都贴有“吸烟最高罚款一万元”的警示标志)。   · 过街必须走斑马线,必须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否则出了交通事故你可能还得依法赔偿没有违章的驾车人。   · 不得采摘花草、捡拾捕捉海洋贝壳藻类动物及鸟类动物。       二.城市建设与市容市貌,乡村环境与卫生     轮船停泊金门港后,走下甲板后的第一印象是那座显得寒碜的港口警察所平房,再就是建筑规模与豪华程度均远逊色于厦门港的出入境大楼;此后到过的金门机场、台北松山机场和台中港也显得普普通通,毫无财大气粗富豪之貌。台北市虽有世界顶级高度的 101 大楼,但摩天大楼的数量与豪华程度绝对比不上大陆地区任何一个省会城 市,“总统府”竟然还在使用日据时代的“总督府”旧建筑。                      “总统府”没有围墙     在台北和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仍保留着大量“高龄建筑”和狭窄街道的商业区,路边商店鳞次栉比,人行道上行人比肩接踵,店招橱窗广告五彩缤纷,往来车辆循序而行,显得热闹非凡,酷似旧时代的上海老马路。     宜兰县火车站还是日据时代的火车站旧建筑,已近百年高寿,作为东海岸沟通台湾南北的主要铁路枢纽站,它仍在兢兢业业地为主人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夜幕下的宜兰火车站     在新北、花莲、台东、嘉义和南投等中小城市中,老房老街老树就更多了。     城乡结合地区也有新建的高层商品住宅楼,但数量有限,绝对看不到大陆那种“规模相当小城市的住宅小区”。台湾导游解释,他们不能大拆大建的原因其实简单非常,房屋及土地均属业主私有产权,一幢旧楼里只要有一户业主拒绝拆除重建,新项目就没法启动,开发商再贪婪也不愿意找这种麻烦;而与正常商业交易毫不相干的政府更不会淌入“私人房地产买卖”这潭大浑水。           大陆报纸向大陆人民的宣传     这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你懂得:发生在什么地方,是谁干的,拆迁户心情如何?           金门乃至台湾本岛的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不宽阔,多为双车道且多弯道,显然是受“土地私有拆迁困难”的限制(市区中更没有如今大陆盛行的六线八线宽阔大道,估计也同样受制于“拆迁征地”困难)。但城乡道路均平坦整洁,指示标线标牌清晰,连人少车少僻静无比的乡村公路上也画有清楚的白色斑马线,并在路两侧用白线画出约一米宽的自行车专用道。     农民住宅、乡镇小街巷和城市大小街道两侧的建筑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商店招牌也是五颜六色个性十足,政府显然没有统一规定(更不可能代为制作)。门前乱堆物品和占道经营现象绝对没有(南部高雄市有商店会占用街道骑廊的部分位置,但绝不过分),因此看不到什么“城管或市容执法队员”。     路边的垃圾箱极少,街头也看不到辛苦忙碌的保洁员。据导游介绍,台湾为了减少垃圾转运污染,近年来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封闭式垃圾车一天早晚两次定时来到,接收居民的分类袋装垃圾(有专门的厨房废物垃圾车)。抽烟的台湾导游先生口袋里则自备着金属烟盒,用以存放烟蒂,找不到垃圾箱扔烟蒂的我们有时也只能借他的“贴身烟灰缸”一用,或掐灭后带回旅游车上的垃圾桶。   农村的环境卫生与城市毫无差别,我沿村中水泥小路去金沙镇途中,发现道路两侧的排水沟里也和城市路边一样,没有一星点垃圾或废弃物。农家院中不时传来雄鸡鸣叫声,但村中小路上却没见到一粒鸡粪,因为家禽不允许放养。惊叹之余,大陆许多村庄中堆满垃圾的水沟河塘,还有飞驰豪华轿车中人向外吐痰扔垃圾之类的恐怖景象不禁跃入脑海。     与当地人聊天,没有人把讲卫生与爱国大道理相提并论,只是淡淡地说:讲卫生爱清洁是每个人应该的事。问台湾导游他们的城市政府搞不搞“全省全国卫生或文明城市创建评选活动”,曾经带团去过多次大陆的他显得一头雾水,几经翻译说明他好像也没有完全明白“创建”是什么,城市卫生文明和政府评选有什么关系。     金门金沙湖畔假日旅店坐落在标准的乡村原野上,四周皆是静谧安详的农田、葱郁的树木、清澈的小溪、翠绿的山峦、宁静的小牧场和风格迥异的独立民宅,黄牛在草地上静静吃草休憩,一派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台湾本岛除城市附近有范围不大的新建商品房住宅区外,公路两边漫山遍野尽是繁茂的树林灌木和花草,“没有天天被人斗”的天空和大地显得一副轻松惬意状。     三.民德、民风与民俗     台湾民众行善捐赠助人蔚然成风。在大巴车上,台湾导游首先告诉我们,我们所购的物品离台湾时可以凭发票领取退税,但他提出建议,为了帮助救济帮助贫困人员,可以把购物发票交给他代转或自己投入商店门前的捐赠箱,因为税务部门每月都会按发票兑奖,贫困人员则会凭慈善机构转赠的发票去邮局领款,搞点生活补贴绝对不成问题。台湾各级政府除按法律规定给贫困人群提供救济外,一般不直接参与慈善救济活动,更不会发动并领导什么“送温暖、献爱心、扶贫和文明道德学习教育运动”。      “礼义廉耻仁智信和忠孝仁爱”之类的道德信条准则至今依然是台湾孩子跨进学校起就必须接受的思想精神教育内容。 国民政府退居台湾之初,卸去军职的高级将领何应钦在领衔重整了因战乱而停顿的“童子军”组织及其活动后,又于 1955 年借“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之风,邀请海外大型代表团访台,组织岛内青少年出访海外,实现持续的国际互动,积极宣传孔孟儒家道德理论,积极倡导一切从自己做起的“诚实、纯洁、无私和仁爱”四项道德标准。     六十余年来,道德伦理、人性仁爱、礼义廉耻乃至孔孟思想体系在台湾社会中始终没有以任何理由任何动机被轻视被批判甚至被打翻在地,因此也不必应对“拨乱反正或重新弘扬”之类的超级社会难题。                    台北孔庙举行祭祀表演   去新北市野柳地质公园游览,导游于停车前就严肃告知严禁触摸、依靠和踏踩海边的珍贵岩石。但公园中一些大陆同胞的恣意妄为却让人吃惊,他(她)们摄影时不但手扶礁岩石,甚至还会乐不可支地躺坐在岩石上,或在礁石上兴奋奔跳。在最热门的“女王头”岩石前,面对为得到摄影席位不按序排队而乱拥挤甚至乱插队的大陆游客,可怜的台湾老义工不断大声喊着:“请排队,请排队!再这样会罚我三千元的!”目睹眼前的乱象,我真为这些学习了几十年“精神文明”而一无所获的同胞而羞愧难堪。     抵金门次日清晨,我独自去太武山北面蓉湖畔的金沙镇探访。途经镇外村庄边一关帝庙隔壁的社区办公室。有六位老者在内饮茶聊天,老人发现我,有人立即出门热情邀我进去喝茶吃点心,推辞不得只好加入其中一起聊起两地家常。老人热情而谦恭地为我这个陌生人斟茶,推荐食品。这些作为义工的老人们每天早晨来此锻炼身体,聚谈品茶,接着在办公室里处理社区的日常事务。聊天中发现,几位老者和金门大多数居民一样,都是坚定的“蓝营”支持者,他们都对民进党的政策与做法谨慎表达了不屑的态度。     鉴于近年来大量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因此你遇到的许多导游、司机、旅店职员、店主商贩各色人等都会真诚地表示感恩大陆同胞。在花莲市问路时,一位老年市民认真告知行进路线后,还虔诚地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花莲”。市民出自内心的感恩之意和爱乡之情让自己惊叹不已。     在镇公所前的汽车站外,有四个身背书包的初中男女学生自觉排成单人纵队在晨曦下静候校车,前后自觉间隔一人;十多分钟后,候车学生队伍增加到十余人,秩序依旧井然。      破“四旧”,拆庙砸佛像,你懂得,这是什么地方?     在所去的十个县市,你询问求助的任何人(包括卖给你商品的老板店员)都会热情相待不厌其烦,“你好、谢谢”之类的话语几乎不绝于耳;甚至与路人的眼光偶然相遇时,对方也会向你报以友善的微笑。     也许因为没有发生过“把一切旧传统旧文化扫进垃圾堆的大革命”,台湾民众之间明显保持着温馨的信任,完全看不到任何“呼唤诚信”之类的标语或广告。下午抵台北后,因为要到次日才有机会兑换台币,导游先生主动提出先借给每位游客 1000 元台币,说完就挨个发起钱来,导游不记录更不需要借者签字,发完两万多元钞票后只轻松地说了句“明天换了钱别忘了还我啊”。眼前的情景不由令自己回忆起了大陆“文革”前小商店主对周边邻居和熟客的“赊账消费”历史,还有近年来如火如荼的“欠债欠薪”恶风及庞大的“老赖军团”。      大陆的宣传画     导游建议我们可以买些“名人访谈”视频碟片带回欣赏,但他很快话锋一转提醒大家:碟片要二百元(新台币)一张,不可能买到几元的盗版产品,因为台湾对知识产权是非常尊重的。     回到大陆第二天,与旅英老友通电话,老友在听了我的旅台感受后告诉我一件事:他的同事某次去台湾出差,深夜抵达后在机场要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帮忙代寻酒店。也许因为他提供的目的地不准确和司机不熟悉等原因,找了近两小时才找到旅店。一脸愧疚的司机表示耽误了客人的时间,执意免收全部车费;老友同事则坚持付款,最后司机勉强收了机场至旅店的车费后连连道谢而去。本人四年前在马来西亚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漆黑深夜、城外车站,独自一人,出租车司机一口报价,沿途积极寻路,多次下车看路牌,第二天向当地人核对,收取车资准确无误。     看来,诚信淳朴的民德与民风绝非一日之功,更非什么“大跃进和群众运动”所能一举造就。     四.警察、政府与公权力     七天旅行中,除在机场码头外,在街头路边极少见到警察(其间只在花莲太鲁阁大峡谷景区看到两个在路边休息的摩托巡警,在高雄市某路口看到一个巡逻警察),甚至没有看到一辆高声鸣笛呼啸而过的警车。旅客熙熙攘攘的宜兰火车站竟然没见到一个执勤警察,甚至没有安检程序和设备。     警察局的建筑也普通无比。在宜兰县等火车时,曾路过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宜兰警察分局,外观普通的四层楼,消防队也在其中。警用车辆停放在路边,大门像商店一样对街敞开,没有森严的卫兵和警戒线,只有一个值班警官迎门坐在接待台里。看到大厅迎面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公文受理时限表”,好奇的我与二哥想走近前留个影。对值班警官说明要求后,警官爽快地同意了,没有任何警惕防范之意。行车路过台东县某小镇时,还看到路边的一个四边仅有三扇窗户宽的二层小楼警察派出所。                   台湾女警察   警察,对中国人而言绝对算个森严的话题。在童年的印象中,台湾这个水深火热之地应该是一个“反动派资本家专制独裁、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可怕“警察国家”。后来随着信息的多源化,发现情况有变,也获悉那位在“威权时期”与政府作对的“英勇民主斗士”、如今深爱大陆体制的李敖作家,可以在“警总”等情治单位昼夜监视居住的情况下,自由读书写作、交友出游、品洋酒、玩美女;还能借自家门口“监视警察”之威恫害撞坏他私家车的邻居;后来他还能别出心裁地参加了一届“总统选举”(去年厌恶台湾教育制度的李作家还自由地把爱子送交可靠的北京大学培养深造)。     看来,强势警察和社会稳定未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在台湾看不到到政府任何居高临下的指示说教形象,除安全健康卫生提醒之类的政府公益广告外,几乎看不到任何政府关于发展经济和教育民众的宣传标语、横幅和广告牌。政府办公楼(院)既不招人显眼,更谈不上森严豪华了,绝对无法与财大气粗的私企办公大楼和私营大饭店一争高下。乘车即将抵达 101 大厦时看到的台北特别市市政府,发现它竟然就是一座紧挨路边的普通五六层楼房,门前就是人行道而非奇大无比的景观广场,看不到威严肃穆的卫兵,底层是大门洞开的政务大厅,乍一看就像大陆某个不景气银行或证券公司的营业大厅。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曾经的执政党市委)竟然就设在一条普通大街十字路口转角处的普通五层楼房里,酷似普通写字楼的门前好像连停车也颇困难,气派威严就更谈不上了。最早参观的金门县金沙镇公所(实际意义应该是政务办公场所)只是一座非常普通的七层赭红色楼房,其中有市民代表会办公室、镇政府办公室及各下属机构;底层则是汽车站、候车室、邮政局和书店。      澎湖县政府。台湾的政府机构,可以随便出入,没有警卫,不需要登记   宜兰县政府。在多雨易涝的台湾,政府楼全部没有高高的台阶,这是有意识的亲民设计。              台湾“中华民国立法院”(议会)     台湾导游介绍,因为政府掌握的经济(国企)力量非常有限,它的开支主要来自于税收,所以政府只能量入为出了。记得高雄市女市长陈菊在特奥会开幕前就告知媒体:“我们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绝不充胖子”。没想到几年后女市长因为“跟风建地铁遭遇营运亏损”受到市民骂声一片,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失掉不少选票(高雄因市区面积不大,摩托车是大量市民喜爱的交通工具,地铁客流量严重不足)。     政府官员的身影在民间却反而频频出现,包括马英九、王金平、苏贞昌、游锡堃等在内的政府高官在野政客大佬经常出席包括民间企业、宗祠、神庙周年纪念庆典在内的各类民间活动,还会与企业老板亲密合影留念;马英九萧万长当选那年还为一些企业如金门酒厂、阿里山烟厂和一高山茶厂做产品代言人,当然他们是绝不敢收取“代言费”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及官员们经常四处奔波,穿梭于闾巷,拱手拜票虔诚鞠躬;民意代表呼吁选民支持的自费广告彩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马英九“总统”在花莲参加街头辅选拜票活动后,饥肠辘辘上夜市吃小吃。   各级政府因为人力财力有限,大量事务性工作都会委托民间专业中介机构或聘请志愿者(义工)操作。     在议会的严厉监控下,政府的支出预算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监督( 2002 年台北市文化局拟建一座美术馆,局长兼作家龙应台女士必须多次亲自到场接受市议员们近乎苛刻的事前质询、审查核准和事后审核)。政府的公务性开支审批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目前拥有 2300 万人口的全台湾公务用车仅有 3.7 万辆,占年度财政预算的 0.48% ,远远少于北京市不久前自报的 6.2 万辆和全大陆的 200 万辆以上(不含医院、学校、国企和军队用车)及 2.5% 的年度财政预算占比。     台湾居民对法律和制度的敬畏显然远远超过了对政府及公权力的惧怕。      安徽省埠阳市颖泉区人民政府(别称白宫) 湖北省维稳办副主任夫人陈玉莲被误认为普遍访民,遭到一伙看守省委大门的警察的殴打,打得昏死,送进医院抢救。事后,警方声明“打错了,不知道她是黄主任夫人”。   五.人与人、人与动物及环境的真正和谐     八天旅游期间,利用晚间和清晨,逛了不少台湾城乡的街巷、大小商店包括夜市,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和谐无间,始终没有看到居民大声争吵或恶言相向,微笑和柔声细语几乎无处不在。 1950 年代初成功的“土地改革”基本消除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公平公正的法律基本消除了本地人与外省人的隔阂,后来对“戒严和查肃匪谍”过程中冤假错案的公开平反及巨额赔偿则基本消除了政治与族群矛盾,靠税收杠杆调节的财富分配和基本完善的福利和救济制度则让不同阶层的民众颇难“恨从心来”。     我们下榻的南投“平云山都饭店”(台湾人不称旅店为酒店)是当地一位拥有数千亩土地大地主用自己土地与人合资开办的四星级饭店,周围皆是连片的果园与森林。离饭店不远处也有小地主(农民)的一幢幢漂亮别墅住宅。在一座花圃边矗立着一排犹如机修车间的高大而陈旧的平房,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妻。见我们到来,八十二岁、眉慈目善的老妪热情端出水果,请我们享用。她告诉我们,因为自己的土地少,年事高孩子也不在身边,就种些珍奇花草,度日兼休憩,和大地主邻居相处也甚洽(大地主的土地也是土改后逐年向邻居购置的)。我们告辞时,健谈的老妪偕八十七岁身患中风后遗症的老伴向我们虔诚叩首,行礼如仪。     人们对高山族之类的少数民族完全不称什么“族”而一概称为“原住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也堪称无微不至,如日月潭附近只有 243 人的邵族原住民,生了孩子政府立马给予 6 万元新台币生育补贴,孩子直到 18 岁的医疗教育费用全免。对原住民的文化传统及遗产也竭力保护,因此台湾至今还保留着多种民俗节日,如塔山部落节、宝岛邹鱼节、茶山凉亭节、丰年节、花莲葱蒜节、南投灯节和高雄黑米节。     在金门下榻旅店一层走廊的天花与墙角处,六个燕子窝足实让人叹为观止。每一个燕窝里都安居着一对和善可爱的燕子夫妻,两双绝无担忧惊恐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下面的看客。受如此真正和谐情景的感召,我主动为它们关掉了两个楼梯口的吸顶路灯,以免影响燕子们的睡眠。     为保护水质安全,台湾法律严格规定所有作为自来水源的湖泊河流绝对禁止捕鱼游泳;大名鼎鼎的高原湖日月潭每年仅中秋节一天允许游泳,在湖上行驶的大量漂亮游艇也都要求必须具有高效油污过滤能力,清澈碧绿湖面上确实看不到一丝油污痕迹。                   台中县新社庄园即景   在台北至花莲和高雄至嘉义途中,看到了路边的两座大型水泥厂,其中的一座建在浩瀚无涯的太平洋岸边,其产品大量出口海外。两座水泥厂的全部厂房建筑、厂区内外道路和附近树木几乎纤尘不染,见过多座以粉尘弥漫为特征的大陆水泥厂的我们对此深感疑惑不解。火车上的台湾中年旅客肯定地告诉我们,水泥厂必须对污水和粉尘排放实行严格控制,一旦排放超标企业肯定会有巨大的麻烦。熟悉大陆情况的台湾导游则告诉我们,水泥厂的生产工艺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只看你老板愿意为环保处理花多少钞票而已。     完全属农民所有的农田多实行轮流休耕制,以保护地力。休耕期间,农民自己的服务型组织农业协会免费发放绿肥种籽供农民栽种田间,来年播种前耕入土中以为有机绿肥。农民愿意种植什么作物也纯属自己的权利,完全与政府无关。农业协会则负责为自己的会员提供技术和营销支持。     台湾大型石化企业国光石化公司拟在某县收购土地建炼化厂,最近遭到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多位议员和多家媒体为抗议农民助威呐喊,尽管国光老总公开向当地农民做出多项优惠承诺,已经通过环境评价的新项目基本已是胎死腹中之运了,政府此时也不敢为这个富豪朋友“两肋插刀”了。                           阿里山                        受到严重污染的滇池   因为长期严格禁止乱砍滥伐乱捕滥杀,台湾的森林植被及水域环境良好,鸟类鱼类品种众多。在濒临太平洋的花莲和台东,能见到的渔船及渔船码头极少,询问后得知,当地人的理念很简单:我们吃多少鱼就捕多少鱼,过度捕捞一定会破坏生态,断自己的后路(城市里海鲜馆供应的海鲜绝大多数都是在海边基围中饲养的)。     所行之处,极少看到土壤裸露的农田,也没有看到一座因采石、建设或砍伐而导致伤痕累累的山峦,更难看到遮天盖日的飞沙走石和滚滚黄烟,林木茂密苍翠,天空蔚蓝可爱。     知己知彼、以“慢”闻名的台湾居民显然是用实际行动而不是标语口号,在谱写着真正的和谐之曲。若他们坚持急功近利地“大挖大建、大干快上、与天斗、与地斗”,小小宝岛很可能早就变成“万户萧瑟鬼唱歌”的核武器试验场了。        六.宗教与信仰     台湾信仰宗教的居民数量众多,浏览遍布城乡的各色庙宇教堂即可略知一二了。从原住民信奉的拜物神教到十五世纪荷兰人引入的天主教,再到大陆闽粤地区移民带来的佛教、道教、关帝教和妈祖教,多元的宗教文化因未遭遇包括日寇殖民政权在内的历任统治者的摧残荼毒从而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演化成了台湾社会中影响广泛、成员众多的重要社会力量,甚至在几十年的“戒严”威权管制期间政府也没有对其实行“关停并转或改造合营或收归国有”政策,教会成了足以和公权力分享天下、对社会成员影响巨大、非常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超级非政府组织(旅游车途经某城市时就在路边看到过高矗在楼顶的某基督教地区领导机构“长老会··教区”大招牌)。     目前全台湾登记注册的佛教道教(包括妈祖关帝)及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庙宇 2.6 万座,不计其数注册和未注册的庙宇祠堂神殿在各地城乡均随处可见(社区外的居民群落几乎均拥有一座);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建筑或美轮美奂,或庄严肃穆,一些教堂还办有幼儿园和小学。所有的庙宇均严格遵循佛祖“普度众生”的宏旨与“俗”严格划清界限:绝对不售门票,庙内庙外绝对不出售任何香烛祭品;庙内有专门香烛台,进香客可免费请取后在殿外香坛里供奉,香客是否捐款施舍、捐赠数目多寡则悉听尊便。                   日月潭文武庙   各类大小庙宇寺院及教会组织均实行高度的自治,其行为与政府毫无关联。庙宇日常运作管理、方丈主持聘选、建设资金筹措、建设土地来源和建筑模式规模等大小事务均由德高望重的信徒和信徒捐资人商讨决定。我们在南投下榻的宾馆附近那座建筑规模巨大、中西甚至与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合璧的中台禅寺,政府只负责注册登记、建筑规划和环境评估之类的审查备案,以及附近公路、电力和市政等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     在宗教精神与神灵力量多年耳濡目染的影响下,绝大多数民众精神有依托,内心有敬畏,行为有准绳,做人有榜样,良心良知人性道德绝无另类的权威解释,恶行恶人始终属于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绝无登堂入殿的任何机会。自身工作已经千头万绪的政府自然也就不必在百忙中再承担“教化民众或领导精神文明建设”之类的千钧重担了。好在台湾的执政党还“贵有自知之明”,好像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要教会组织及僧尼道士和牧师们接受它的“正确领导”。   你懂得,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七.基本无忧无虑的私权利     因为从来没有否定过财产私有制,台湾居民的私权利多年来非但没有遭遇到任意的侵蚀和剥夺,反而借民主制度的成长而日益巩固健全。 1950 年代初的土改,政府用实惠的“赎买政策”把大地主的土地购回,再贱价卖给“以自耕为目的农民”;而“戒严时期”的查肃匪谍活动又与对个人的经济及其他权利剥夺毫不相干(其间获刑者的子女亲属不受株连,读书、高考、出国留学和就业经商等个人权利完全不受影响),因此几十年来,公权力和私权利基本还是泾渭分明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有需要就按规则交易。     老友的已故二哥是去台老兵,退役后教书,娶了出生农民家庭的原住民妻子,二十年间经历了两次拆迁征地,他二哥后来曾经面带喜悦地告诉自己的大陆亲属,他们家是拆迁一次发达一次,小果园异地变成了大果园,小房子异地变成了豪华的大房子,补偿款还小有结余。原因很简单,你买我的土地希望做生意发大财,自然应当让一杯羹给我分享了。     土改后,不愿意种地的地主怀揣“国营大企业股票”乐呵呵地城市化了;少地和无地农民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块土地,同样乐呵呵地开始辛勤耕耘,发家致富。公权力在特定时期理性引导私权利的合理交易与置换,让政府、地主和农民都能真正无忧无虑地享受工作与生活的乐趣,你仇我恨的时代渐渐变成了遥远的历史,社会稳定自然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马祖县政府大楼前的菜地。此大楼因台风严重受损已停用,但菜地却是老的,地主(菜农)不肯卖地,故而建不成府前广场。     南投县埔里镇大地主投资建设的平云山都饭店、大地主自己的私宅果园和农民(小地主)的果园花圃及别墅般的住宅,比邻而处,相安无事。     在高雄市我们见到一户占地足有一千余平方米的开阔民居,左右是两座纯私营的大庙宇,大门前是繁华街道及街对面的巨大私营水上公园,后部则是密集的私人住宅楼。宽度足有 30 米的临街低矮围墙左右两侧均设有红漆大门,二层白色洋楼前面是绿茵茵的开阔草坪和葱茏娇美的花草树木。一位同行的旅客惊羡之余还激动地说:在咱们那里,拆迁办和开发商肯定是不会放过这户人家的。     高雄市古色古香、占地宽广的龙虎塔—清风阁水上公园,还有街对面金碧辉煌蔚为壮观的道教寺院“启明堂”和“龙虎堂”,均系当地信徒居民自筹资金建成,所用的土地和水面也完全属于信徒们的私人捐赠物。     当地人的私权利近年来又增加了更神奇的分量:手中的选票。政府官员,议员(民意代表)都非常明白,自己如果只说不做,或者乱说乱做,选举之日就会是你卸官帽卷铺盖走人之时。     古人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台湾居民不那么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原因也许就在其中了。                         飞机上拍摄台湾郊区农村     八.教育、文化及其果实     台湾的“三高”(高楼、高铁和高速公路)绝对望尘莫及于如今的大陆,绝对看不到连片成群的公寓大楼小区和摩天大厦,但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当地最气派的建筑物应该就是国民学校(公立中小学)。抵金门次日清晨,在金沙镇就看到了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及豪华程度比相邻镇公所优越数十倍的“金沙国民小学”,南北相距近五百米的两座威严大门、校园内“有顶无墙”的宽阔运动场及花草树木绿地,足以让学校对面镇公所里的官员们日日自叹弗如。当然,小学门口没有高度警惕的门卫保安,男女老少镇民在校园里自由晨炼,为我指路的镇民甚至告诉我可以穿过学校抄近路返回旅店。在此后的旅行途中,又看到了多所蔚为壮观的城乡“国民小学、中学和教会学校教会幼儿园”,看来台湾同胞对教育的重视也成了习惯。     台湾学校至今还把“礼义廉耻仁智信”为核心的孔孟儒家学说理论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当然还包括坚持了几十年的“公民教育课”了;各级学校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漫长的“停课闹革命或师道尊严批判”,学生读书求知学习做人,教师传道授业解人之惑,至今仍是天经地义之事,因此好像全社会还没有出现大幅度甚至天翻地覆的“教育改革”需求。                南投县为六名山区学生专门盖的小学     途中目睹的三件小事让人惊叹,更让自己见识了台湾初期教育的魅力。在宜兰至台东的火车上,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五六岁的女幼童坐在对面。火车即将在一小站停靠前,母亲(或者祖母)立即让小姑娘自己背起书包,小姑娘乐呵呵地遵命。火车停稳,妇女牵着背包小姑娘的手,迈着健步欢欢喜喜下车了。     在高雄下榻的旅店旁,有一所教会幼儿园,清晨六点多,停在门前的校车正准备出发。有三个可能家住附近的幼童竟然背着小书包自己信步来到了学校,此时校园内只有正在忙碌的清洁工,三幼童坐在长椅上只顾自由玩耍嬉闹,门外没有护送他们来校并在密切观察的父母或爷爷奶奶,更看不到首尾相接的私家车和紧张忙碌维持交通秩序的交警。     第三件小事就是在金门岛金沙镇看到的学生自觉排队候车之景(参见第三篇)。     没有经历过“一波三折”的教育自然会收获到自己“不伟大却很实在更惠及后人”的文化果实。几十年来,仅有两千余万人的小岛却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让全世界时时都在瞩目着这个太平洋上原本的蛮夷贫瘠之地。特将信手寻来的台湾部分知名人士名录记述如下:     科学技术界:朱经武、李远哲、何大一、陈景虹、蔡义本、江博明、李昌钰、钱熙、邹哲、李镇源、田长霖等;文学艺术界:余英时、苏雪林、罗大佑、李宗盛、柏杨、高希钧、龙应台、余光中、李敖、朱德庸、白先勇、三毛、陈锦芳、赖声川、许绰云、琼瑶、朱天文等;演艺界:苏有朋、苏芮、邓丽君、蔡琴、秦汉、林青霞、林怀民、侯德健、周华健、周杰伦、孟庭苇、张惠妹、费翔、童安格等。     当然,还有工商界大名鼎鼎的王永庆及其台塑、现代理念的医疗机构、大陆家喻户晓的宏碁电脑华硕电脑、发达的电脑软件芯片与显示器产业,还有更家喻户晓的统一食品和捷安特自行车。     这些杰出人物在现代物理、材料、地质、医学、生物遗传、信息产业和工商业等多个领域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炎黄同胞奉献了大量诸如“朗朗校园歌曲、崭新文学及影视作品”之类的文化艺术财富,无疑都是根深蒂固“教育之树”结出的丰硕果实。     九.极难察觉的贫富差距     童年少年时代,台湾在自己印象中应该就是一个“官僚资本家因巧取豪夺而脑满肠肥、穷苦百姓受尽压榨只能苟延残喘”的畸形社会。近年来通过各类资料阅读,发现情况有变。走过台湾东南西北数十个县市乡镇,却没有看到一个嗷嗷待哺的乞丐、蓬头垢面的流浪者和躺卧街头乞讨或自生自灭的残障者。二十八日抵厦门后,在著名的佛教圣地南普陀寺大门外,立即被路边烈日下大量的残疾或老年乞讨者震惊得无言无语。   家长来看自己的孩子在小学午餐,贫困家庭午餐免费   营养搭配,每天的午餐都要换                       这是小学食堂的厨房   一边是学生宿舍,一边是厨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足食,食什么啊?   两兄妹的午餐,清水面条——天然减肥食品,不必担心胆固醇增高。哥哥被烟熏了,擦眼泪。当然,也许他感谢政府,让我们吃上饭,感动得流泪。   “可怜的乞讨者都去了哪里”这样的问题实在无颜求教台湾同胞,只能自己来求解了。原来台湾政府多年来充分利用合理的“累进制”税收杠杆,用富人的大笔税款和平民的小额税款实现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并建立了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财政长期对义务教育、农村居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和弱势人群的绝对倾斜,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劫富济贫”;政府税款的使用长期被“如狼似虎”的民意代表(议员)紧盯不放,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透明合理”,导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贫富差悲剧只能停留在古文古诗中。     “贫富差距极难察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很小,因此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远远超过了可能被通货膨胀一夜间击垮的“工资性收入”。拥有可靠私人企业、房产或股票的城镇居民和拥有可靠私人土地资产的农村居民都能心安理得地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 GDP )大蛋糕中的一份;而真正的无能为力者在政府庇护和社会的额外救济(如民间慈善救济和教会救济)下自然也可以过上“衣食居教医基本无忧”的日子。     政府官员(公务员)在台湾是极难一举跨入“富人”队伍的,尤其是“因选举胜利而任职、天天被无数双眼睛监督”的委任政务官。官员(包括依靠专业技能持续任职的常务官,台湾俗称“当差的”)虽职业相对稳定,但薪酬收入有限且必须于法有据公开透明,还永远处在媒体及民意代表的监督之中(机要费招待费家庭财产审查和出席高档私人酒宴近年来已让多位高官麻烦缠身有口难辩),因此官员阶层基本不存在短期暴富的可能,除非他(她)愿意以身试法。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结构下,贫与富虽实际存在,但“贫困”有法律及全社会规定认可的明确底线,“离乡背井打工糊口、因贫辍学弃医、卖子买妻、垃圾箱中觅食、卖血液售器官、餐风露宿沿街乞讨、下跪乞讨、自残乞讨、租残乞讨和仇富恨富”之类的辛酸离奇怪事自然也失去了存在发生的可能和意义(其实没有人不希望享受体面或基本衣食无忧的生活);贫富差距已经不是用“能不能吃饱穿暖,能不能入学就医”来衡量判定,而只能用“个人或家庭消费多少国际品牌奢侈品、能不能出国旅游度假、有没有游艇飞机和休闲海景别墅”去判别了。     贫富差距的有效消除对民众而言,应该比 GDP 和国家(政府)财富的增幅腾飞要可贵许多;对国家而言,则是实现真正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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